8．文聯(lián)、文壇、文友

我回到北京，叫作成了北京市文聯(lián)的專業(yè)作家。專業(yè)作家一詞，如果是英語professional writer，應是指以寫作為業(yè)，以稿費收入為生活來源的人，在中國，卻是指不用上班也不用靠稿費收入就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領(lǐng)到月工資的人，當然受人羨慕。

許多詞變成中文以后，會發(fā)生質(zhì)變，“專業(yè)作家”四字便是一例。

當時北京文聯(lián)諸公對浩然的事有點意見不一。管樺、楊沫，都對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員與司機也都喜歡浩，道理之一是浩對大自己四歲、沒有上過什么學的發(fā)妻態(tài)度極好，這在中國是很重要的好人壞人分野的一個標志。浩然對農(nóng)民業(yè)余寫作者的態(tài)度也一直比較好，而對作家同行卻多了些提防。愛體力勞動者而防腦力勞動者，這大概也算一種階級感情，也是多年宣傳教育引導的結(jié)果。另外有幾位老作家，對別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獨秀，尤其是浩當“文革”頭目時的一次紅衛(wèi)兵批斗大會耿耿于懷，此次會后老舍自殺了。那還是在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之前，浩說他極力保護那些老作家，怕鬧出人命關(guān)天的事。而一位老作家堅持說是浩說過打死沒關(guān)系（按：我也認為此說比較離譜）。社會上有一些文學界同行，例如曲波，一提浩然就怒發(fā)沖冠，說是“文革”后的一次什么文藝集會，如果浩參加的話他就不參加。民心也有對浩然極不利的一面，一個紅里透紫的人突然崩盤，它有一種大快人心之感。我沒有你紅，我沒有你紫，我早就紅眼而且犯酸了，現(xiàn)在竟然看到現(xiàn)世報，你小子垮啦，真是老天有眼呀。所有的，就是說各式各樣的所謂成功者，都應該明白這個仇強仇富仇官仇比你“大”的人物的民心定則。

浩然自己很郁悶，自稱“像是一名輸光了本錢的賭徒”。顯然，他只有紅里透紫的經(jīng)驗、根正苗紅的自我感覺，卻沒有受挫的鍛煉與任何自省的習慣。“歸來”的我等（包括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以及后來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對浩然抱著善意。我等已經(jīng)受夠了，不想看另一個作家品嘗被封殺凍結(jié)的滋味。反正這一輩子本人是常被說成什么“心慈手軟”，乃至假仁假義的，到時候硬是狠不起來。另外這些歸來的寫作人，還有這么點心緒，都是寫小說（作品）的，你寫你的，我寫我的，誰礙得著誰？你方向如何，我又能如何？就是說這些人有股子自掃門前雪的勁兒。說句笑話，你方向不好，更是凸顯了我的“方向”比你強，除了文藝批評，我怎么會用非文學手段去糾正你的方向去？犯得著嗎？而越是對個人的創(chuàng)作失去信心與靈感的人，越會百般計較文壇上的是是非非，從這些是非的斗爭與競爭中尋找自己的存在的證明。

那一段，浩然與我們關(guān)系都很好，為我二兒子畢業(yè)分配的事，浩然也幫過我的忙。

有過一個命運也大致相近的作家，當著我的面向胡喬木匯報浩然走到某地受到大張旗鼓的超規(guī)格接待的事，似乎是一種什么涉嫌未能全面否定“文革”的“動向”，胡對他的匯報非常反感，后來專門向我提及，聽了他的話，他是如何的不快，胡并進而告訴我，他已與媒體打了招呼，要正面報道浩然的新作《蒼生》出世的信息。

那個時代，只有司局級領(lǐng)導干部才可在家里安裝電話。說是“文革”中浩因“首長”找過，有關(guān)單位給浩安了電話，后來大勢有變，就想拆浩的電話。浩以妻子有病，受不了拆電話這樣的打擊為由，拒絕拆，并說可以自己負擔有關(guān)費用。不知是否因為工資過低，還是供給制的習慣，組織認為，個人負擔電話費用是不可想象的。這使市文聯(lián)相當為難。但人們還是講情面和心存厚道的，浩也就一直保留著電話。說不定此事也會使一些沒有電話的人不快。此屬小事，與如今的電話的安裝使用按市場規(guī)律辦事相比較，倒也令人一哂。

北京文聯(lián)還有一位人物，與浩關(guān)系好、處境接近，他是工人詩人李學鰲。他由于一九七六年春特定情況下寫過什么“打得好”之類的詩，此時也很壓抑，至少是覺得無趣。他是高占祥同志在人民印刷廠時的師傅，為人還是很誠樸熱情的，我到文化部后他給我寫過極熱情、跡近溢美的信。據(jù)說占祥對他也一直十分念舊。他因病早逝，令人惋惜。

我相信他是一個純樸的好人。弄成“專業(yè)詩人”，太苦。一個人專門寫詩，從理論上比專業(yè)小說創(chuàng)作更不可能。我懷疑其可行性，李白也不是專門寫詩，他還要醉草嚇蠻書，還要在唐明皇、楊貴妃、高力士等人中混混，他還要幫助永王李璘鬧點事。再說李學鰲由于工人階級的關(guān)系受到特別的關(guān)照，能不感恩戴德？能不五體投地？能不跟著叫喊？他其實哪里有什么政治經(jīng)驗政治辨別力？包括浩然，浩然一直耿耿于懷，他永世也想不通的是“文革”后的撥亂反正大轉(zhuǎn)彎。

一到北京，我常常被邀請參加座談會。會議的召集方多為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新創(chuàng)辦的《十月》雜志、甫恢復正常的《文藝報》等。在這些會上我結(jié)識了一批風華正茂、活力四射的人物，包括時在北京改本子的白樺、安徽的張鍥、北京的李陀，因了話劇新作《丹心譜》而受到矚目的作者蘇叔陽等。劉心武有時也出席會議，正是當紅時期。當時談論過的話題有對于“文革”中批判的文藝“黑六論”的撥亂反正。電影《望鄉(xiāng)》為什么不得上演？傷痕文學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多少年來文藝工作的主要問題是不是極左？歷次運動中受到傷害的文藝工作者與他們的作品的命運。所謂“三人主義（人性、人情、人道）”問題。要不要尊重藝術(shù)規(guī)律？何謂藝術(shù)規(guī)律？以及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的恢復等。

談得相當痛快，也相當高興，能有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場合，把許多過去無法講的話說一說，何其美哉。這些問題，進一步深入研究討論，汲取經(jīng)驗教訓，實是功德無量。

主持會議的不是馮牧就是陳荒煤，他們都是中青年作家的朋友與支持者，也是我個人感到親近與敬重的老領(lǐng)導老作家。他們是撥亂反正的擁護者，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熱烈贊頌者?；拿憾啻沃v到一個問題，說是許多文藝界的人找他“摸精神”，就是說大家對最高領(lǐng)導對文藝工作的想法不甚有底，不甚放心，希望知道這樣寫下去評下去會不會惹麻煩。荒煤勸大家不要老那兒“摸精神”，而應該專心致志地寫作。

表面看荒煤講得當然全對。身為作家而在“摸精神”，叫人說啥好呢？一個作家難道就沒有自己的主見、主心骨？一個動輒幾萬字幾十萬字寫文章的人難道沒有自己的良心良知良能、自己的責任，卻要唯上是聽？而且，在“文革”剛剛結(jié)束，百廢待興、百亂待理的時候，確實有一個很大的空間，你看準了的事情，就應該勇于實踐，勇于承擔歷史的責任，就會辦成，就會受到各方的擁護。胡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錯案、改正反右的擴大化方面就是這樣做的。

是的，當時文藝界的老領(lǐng)導也有這種當仁不讓的責任感與雄心壯志。他們大刀闊斧地推動著以中青年作家為主力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老領(lǐng)導們正在全面收復“文革”中被江青踐踏得千瘡百孔的文藝園地——失地。但是，更高層的領(lǐng)導，更資深一些的作家似乎并不是同樣的估計、同樣的判斷。不斷地傳來高層領(lǐng)導批評了這個與那個文藝活動、文藝言論、文藝作品，如黃山上的筆會、某電影、某小說都有說法。而除巴金、夏衍等幾個老前輩外，更多的久經(jīng)風雨的作家對于如火如荼的當代文學，對于活躍的中青年作家，基本上保持慎重態(tài)度。如陜西的胡采、王汶石、杜鵬程、李若冰，山西的馬烽、西戎、孫謙、胡正、李束為。如天津的孫犁，這個影響極大的老作家，對于現(xiàn)狀大致保持沉默。擔心中層領(lǐng)導的部署不符合大領(lǐng)導的精神，擔心跟著“中領(lǐng)導”活躍的結(jié)果是一個筋斗栽入泥沼，這并非窮極無聊，而是事出有因，而且有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作智力支撐。對多數(shù)平凡的人來說，做文藝，不要說有功有成績，就是僅僅為了平安也不能置精神于不顧。與精神對著干會有什么后果，無須提醒。荒煤的說法雖然純潔偉大，然而仍是書生氣。后來，他因為批準了一個什么有大量赤身裸體鏡頭的外國片在內(nèi)部放映，他幾乎，也可能是已經(jīng)受到了紀律處分?；拿?、馮牧等的日子并不那么好過。

我記得馮牧的一句名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當代文學的腳步與黨的意圖是同步的。開始，確實是一個同步時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央要說的話，差不多正是話劇與小說里說著的話。你要撥亂反正嗎？《班主任》就是要撥亂反正。你要平反冤案嗎？《神圣的使命》要的是平反冤案。你要為老干部老領(lǐng)導正名嗎？你要為痛悼周恩來總理的事件恢復名譽嗎？你要扭轉(zhuǎn)極左嗎？你要解放思想嗎？你要痛罵江青嗎？咱們做的都是這個，正是這個。除了少數(shù)堅持“文革”那一套的與客觀上利用了“文革”青云直上的幾個人情緒別樣以外，大家又一次做到了萬眾一心，同仇敵愾。

馮牧閱讀了大量時下作品，據(jù)說他每天讀新作到后半夜。他當時的全部的熱情傾注在劉心武身上。繼《班主任》以后，心武又寫了《愛情的位置》，提出了能不能寫愛情的問題，并寫了一段絕對革命的柏拉圖式的愛情，認定這等愛情對于革命者的思想靈魂具有極正面意義。我在新疆的最后一次理發(fā)，恰逢廣播電臺播送此小說，理發(fā)師激動地聽著小說朗誦，時不時調(diào)整一下收音機，時而忘記了給我剪發(fā)，我為心武的此篇小說多在理發(fā)店待了半個小時。

后來他又寫下了《醒來吧，弟弟》，關(guān)于個人迷信問題；《我愛每一片綠葉》，個性問題；《如意》，人性論與人道主義問題；《沒工夫嘆息》，集中精力向前看問題。后者深受一位新任文藝領(lǐng)導賞識，幾乎要把它提前一年放到此前一個年度的評獎中獎勵之。而一年后，他老干脆忘記了此篇。

會議、發(fā)言，以心武為代表的所謂“新時期文學”的崛起，對于我來說確是東風浩蕩，春潮澎湃。但是我畢竟更關(guān)心的是寫作、是作品，我知道天氣再好再暖再興起充滿生機的風與潮、態(tài)與勢，并不能代替寫作本身。最重要的是開花而不應該是刮風下雨，風調(diào)雨順對于花開當然重要，但文學之花也常常在風不調(diào)雨不順的情況下開出奇葩。還有，與動筆者相比，發(fā)言者的姿態(tài)更加雄偉、激進、暢快、透辟，尤其是有一種真正的寫作者所不具有的特別的明白。同時某些相對年輕一些的人的流暢得近于油滑的京腔，他們的善說，他們的滔滔不絕，他們的開朗自信乃至春風得意，使我這個剛從邊疆回來的人感覺跟不上，感覺“耳”花繚亂：怎么像古書上講的“趙括談兵”？“兵”，兇事也，豈可談得那么指指畫畫，頭頭是道，輕而易舉？而我的記憶猶新的經(jīng)驗是，“文（學）”，也未必不是兇事。

某些發(fā)言者的這個特別明白勁兒包括對上頭的人事胸有成竹。我忘了是誰說的了，一參加這樣的座談會，發(fā)現(xiàn)怎么都像是剛參加完政治局會議出來的呀？至少是剛開完組織部或宣傳部的部務會。他們怎么什么都知道？他們批評的極左都是指名道姓的，他們的發(fā)言常有人事格局需要調(diào)整的潛臺詞：某某與某某，代表的就是極左。別人檢討了認識了，改正了“左”的面貌，而這兩三位就是不改正，不認錯，還要堅持“左”下去。而另外的領(lǐng)導人，如何正義，如何良心，如何汲取教訓，如何賠禮道歉，如何地保護中青年作家，等等。

我相信這些都是言之成理的與大體有據(jù)的。我個人對此一時期的積極發(fā)言者們不贊成不喜歡不認同的人，大致也不怎么有好感；對大家寄予期待的人，也完全寄予期待還要加上親近和信任。但我畢竟有些教條，有些酸腐，有些從小受到的教訓在那里耿耿于懷。座談文學嘛，何必那么鮮明具體，那么聯(lián)系人事，何必那么急切地介入誰接周揚的班、原來的文藝領(lǐng)導要不要全部殺回去管文藝、現(xiàn)任的文藝領(lǐng)導是不是勝任等這樣不該由我們，并非由我們主管的事宜上去？

而且我想到了“文革”中學會的一個詞，站隊。站隊，說穿了就是參與上面的人事斗爭，再說得損點就是押寶。我可不能干這個！不管多好的人，我可不侍候個人。兩位領(lǐng)導意見不一，你如何站隊呢？這可了不得啦，站好了直上青云，站錯了就變成臭大糞啦。

我不想站隊，站隊令我想起了投靠，令我想起了山頭、造勢與倚眾倚人成事。我王某雖然身高不足一米七，工資不到九十元，作品發(fā)表了的不足三十萬字，自信還能實實在在地寫小說，想貢獻出來的是好小說，是獨具的匠心，不是大轟隆的熱度，是描寫與構(gòu)思的準確與精微，不是站隊的準確與精微。

我想起了新疆的郝關(guān)中老夫子的名言：“永遠不把自己綁在任何個人的戰(zhàn)車上?！眳柡ρ剑吕系?！

一位我所相好的詩人受另一位其時與之甚相好的特殊身份的文學人物的委托，特地來找我，告訴我說：“××說了，你剛剛從新疆回來，許多事不知道，你要多找找BH，他什么都了解……”

我笑了，這有點“路線交底”的味道了。我不想這樣做。我不認為一個人可以代表真理，我追求真理卻無意效忠某人，我不認為認識論、藝術(shù)論的問題需要人身化，我認為甲可能在甲問題上接近真理，而在乙問題上遠離了真理。我更不需要依仗山頭伙伴或人多勢眾。當然，好人也要抓人事、抓權(quán)，一個好人上來，至少可以頂?shù)粢粋€壞人，這樣的名言，確是真理，這樣的真理，已經(jīng)震響在我的耳邊。我并非雛兒，我并非書呆子與抓住頭發(fā)就想上天，我知道有許多會是要開的，有許多該說的話是要說的，有的領(lǐng)導是可以信賴的，而另一些人卻始終以另類眼光窺測著你，你即使想去信賴靠攏也硬是沒有機會。但是我堅信文藝靠的是作品、是貨色，忙于開會發(fā)言站隊，擁戴張三，抵制李四，對于文藝本身未必那么有意義。好人應該清高一些，至少是大些。

我至少向一個命運與年紀接近的同行表示過，我愿意參與文學討論，我會同意我所同意的意見，爭論、批駁我所不同意的意見，然而我針對的是文學題目，不是某某人，或某幾個人。老作家、老領(lǐng)導，都是我的師長，我都尊敬，同行們、青年們，我都喜愛，但也不想重點拉攏誰誰。我不準備站隊，我也并不喜歡站隊。

而且，一個作家整天出沒在炮聲隆隆的座談會上，我覺得別扭。我們當中是不是有不以寫作為特長而以站隊與發(fā)言為特長的同行呢？算同行嗎？

我早在一九七九年就明確宣示過，我愿尊重每一位師長，但是絕對不投靠。我愿團結(jié)每一位同行，但是絕對不拉攏。

我不知道這個態(tài)度說明了我的精明還是高尚，謀略還是境界，心機還是真誠，窮酸還是成熟。反正我不喜歡跟著旁人走，不喜歡起哄，更不喜歡仗勢造勢造輿論。我的刻薄話是，只有那些人，他們非要搞文學不可，又寫不出小說詩歌劇本散文以及真正的文學批評來了，才需要這樣做，才只得這樣做。他們是多么咋呼又多么虛弱！

我愿意把這些個想法提交給廣大的讀者，提交給歷史。從個人經(jīng)歷來說，新時期以來，在我回憶的這個時期，我是有所不為、有所不取、有所選擇的，我并不感情用事、拉拉扯扯、嘰嘰咕咕。相信歷史終能做出評判。

還有一件事我絕對不干。就是不與同行搞口舌之爭。我離開北京市文聯(lián)的時候，文聯(lián)的一位領(lǐng)導宋汎同志，特別提出來，王蒙從來不搞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的，我也常常聽到誰誰在什么場合說了我什么什么的傳言。文人相輕，那些在背后說我的人多半說的不是太好的話。但我只能付諸一笑。我沒有那么可憐那么小氣。對誰誰的文學作品有看法，我會光明正大地寫文章，豈能背后嚼舌頭？至于旁人說自己，則屬于難免的不忿心理，弱者心態(tài)，不平則鳴……其中也有某些值得參考的道理，你已經(jīng)在許多事情上占了先機（例如你的工資級別），何不讓心理不平衡的人說點不平的話？

我還有兩個“思想問題”。第一，抓文學是不是能不只注重題材，以題材取勝？僅靠題材，能行之久遠嗎？第二，把這兩年的文學潮流命名為“現(xiàn)實主義”回歸，是不是太狹窄，乃至會作繭自縛呢？

我不完全理解茅盾老師早年關(guān)于文學史上貫穿著現(xiàn)實主義與反現(xiàn)實主義的斗爭的提法。我不懷疑，現(xiàn)實主義是文學的頂梁柱，是最基本的、基礎(chǔ)的、主體的文學叢林。然而，一根柱子不是大廈，一棵大樹也還不就是全部森林。屈原、李白與雨果、梅里美的浪漫主義，王爾德與李商隱、李賀的某種程度上的唯美主義，莎士比亞、唐宋傳奇的古典主義，以及什么象征主義、心理分析、神秘主義、印象主義……直到現(xiàn)代主義（那時候還沒聽說過“后現(xiàn)代”一詞），都是異端？都是充當反題的反現(xiàn)實主義？王爾德的童話《快樂的王子》在揭露社會弊端、同情勞苦大眾、弱勢群體方面，不是做得十分出色的嗎？為什么現(xiàn)實主義與別的不那么現(xiàn)實的主義不能雙贏、共贏、互補、齊放、交融，而一定要是一個與另一個誰戰(zhàn)勝誰呢？

再說中國的文藝觀念是另一種體系，另一套語碼：寫意，寫實，工筆，潑墨，神思，氣韻，意境，風骨，似與不似之間……一個現(xiàn)實主義，夠用嗎？

我覺得，毛澤東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相結(jié)合”的說法，要好過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至少多了一點回旋余地，多了一點創(chuàng)作方法上的空間。至于在浪漫主義口號下搞什么廉價的“神鬼同臺，暢想未來”，只能證明我們自己太幼稚，太貧乏。我講了一點這方面的意見，李陀總括說：我們遭遇的問題是反現(xiàn)實主義與偽浪漫主義。我同意。我們常常寫得不真，又偏偏太實。文學文學，連點夢幻、變形、象征、奇想——《文心雕龍》上叫作“神思”的玩意兒都沒有，我們民族的想象力萎縮成這個樣子了嗎？

這說明，此后那個關(guān)于“現(xiàn)代派”的小風波，也是早有伏筆。

我看望了從大墻后面出來不太久的從維熙。他與妻子張滬雙雙進了“大墻”，只剩下了老母和孫子相依為命，這時擠住在一間小屋，其時張滬只能住在娘家，令人鼻酸。

我們?nèi)ソo劉真等的新生活賀喜。當時的同命運的文友們極力撮合她與鄧友梅的再結(jié)連理，當然事實證明，這個撮合是失敗的。劉真做了幾道菜，招待大家。其中有一道，是一只雞燉熟在一個冬瓜中，打開冬瓜蓋子，拎出來一只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的落湯雞。她說了這只雞的這種做法，我說干脆起個名就叫“摘帽右派”吧，大家哭笑不得。劉真說話比較痛快，當然也有些夸張，她縱論張三李四，知道的事很多。她學著康濯老作家結(jié)結(jié)巴巴地批判她的“階——級級級本本本能”，“大躍進”時康在徐水搞沼氣田，有成績也有虛夸。她批評某同行的電影如何干巴。她一掃就是一片，她的丑話丑說令人開心。至于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據(jù)說也是慘不忍聞。除了政治上的事，還有性格與生活上的艱難。

她的新生活并沒有成功，但是大家都有一種劫后余生、渴望過好日子的心情，也都熱情祝愿，但愿從此一切平安順利，國泰民安，順風順水。有一位理論家概括說人心思定，人心思安?？上У氖撬爬ǖ孟釉缌诵行┤藳]有在意他的概括。

鄧友梅講了一些他在“文革”中的可怖的經(jīng)驗，與迫害致死的人的靈牌一起挨斗，一邊挨打一邊放革命樣板戲（所以他一直反對再唱樣板戲），斗后放入一個冷屋，太冷，引起了腸胃痙攣和嘔吐。

確如隔世。

急急忙忙，我們幾個并非作協(xié)會員的人兒都入了會，然后緊接著當上了四屆文代會三屆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雖然一事無成，年齡已經(jīng)進入了新階段，有些事也就水漲船高，迎刃而解了，這大約應算是自然增值的結(jié)果吧。

還說到誰誰有遺留的法律官司纏身的麻煩，也都隨著風解決。叫作一風吹。但也都經(jīng)過了手續(xù)。雖說不像當初定罪時尋樣是九牛二虎之力，也還得費上三貓二狗之力一一推翻，咱們也真會給自己找事情做。

提到這一個時間段，我也想到了《十月》雜志。當時《十月》的主編是蘇予，這位大姐是地下黨的老同志，一九四九年以前是燕京大學學生，一九四九年后一直磕磕絆絆。她編雜志也仍然保持著團結(jié)起來到明天的真誠理想。這是較早的一本大型文學刊物，緊接著《收獲》復刊，《當代》創(chuàng)刊，《花城》《清明》《新苑》……出刊，東西南北，一片文學的波濤洶涌。有幾年我住在崇文門附近，常到時在打磨廠的北京出版社的《十月》編輯部去。我相信蘇予是一個始終如一的革命理想主義者。

另一本難忘的刊物是南京的《青春》，主編也是一位大姐：斯群。從它創(chuàng)刊起，我在上面連載了創(chuàng)作談《當你拿起筆》，據(jù)說頗有影響，后來專門出了小冊子。在此長文（當有七八萬字）中，我努力把政治正確的文藝指導思想與靈動豐富、色彩繽紛的創(chuàng)作體驗結(jié)合起來（現(xiàn)在更時興的說法是整合起來）描繪、鋪染、論證，我用了不少修辭手段。說是陸文夫兄一次說，你們誰能與王蒙比？他一個意思能用十八個詞兒？你行嗎？

不知道這是批評諷刺還是表揚。我的大排比句早已可見端倪、豐贍，也沒準是啰唆。我想起了林斤瀾引用的一句名言，似乎是北大某名人說過，比如唐詩，如果你只寫過一首絕句，四句，也難以算是詩人。文學上的高產(chǎn)當然不足取，但是難產(chǎn)呢？就更無法恭維。

從一九四九年，我在共青團系統(tǒng)，一幫子地下學生黨員，整天組織生活、批評與自我批評，又是革命凱歌行進的年代，一個個要求自己嚴格得不行，一個個要求別人更是滴水不漏。后來，進入了不僅自身，而且別人夾緊尾巴的年代，一個運動又一個運動，動輒從文壇開刀，對于知識分子的政治壓力，誰敢掉以輕心？三十年風水輪流轉(zhuǎn)，終于，雨過天晴，俯首帖耳的小作家們又一個個人五人六起來，這與團干部們、黨委部門，更不要說勞動大隊了，實是大異其趣。遇到這種時候，就看出人與人的不同來了。我喜歡你們，但是又不能太茍同你們。你們想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