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元代戲劇中的訴訟參與人及其體現(xiàn)的法律文化

“訴訟參與人”是現(xiàn)代話語體系中的概念。對于系統(tǒng)的科學研究來說，對概念進行分析和研究是必需的基礎性工作，科學的界定概念是認識事物的前提。本書中有關司法、法官、債權、訴訟程序、刑罰等概念也均是借用現(xiàn)代話語體系的概念。元代戲劇中，這些概念是不存在的，當然也不存在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官、司法工作人員、現(xiàn)代司法程序和刑罰。元代戲劇中公案劇的訴訟參與人有法官（行政長官代理）、胥吏（兼有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員、律師的多重角色）、原告、被告、證人等?！霸V訟參與人”是一種類比式的使用，這些訴訟參與人與現(xiàn)代的司法參與人既有相同點，也有細微的差別。但只有采用這些范疇和詞語才能和現(xiàn)代法律制度進行比較，從而具有借鑒意義。這些概念的含義在現(xiàn)代法學語境下已經(jīng)是確定的、無爭議的，因此，在此不再對這些概念進行詳盡的分析和界定。

一 元代戲劇中的“法官”

法官是訴訟程序必不可少的主體。元代戲劇中的法官分為兩類：一是各級行政官員，這與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行政官員兼理司法的特征完全一致；二是胥吏。從元代實際來看，有些胥吏的權力很大，成為重要的官員。但在元代戲劇中，官員和胥吏的區(qū)分還是非常明顯的。無論是官員還是胥吏，在元雜劇中主要被創(chuàng)造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正面形象，如果用一個中心詞來概括，那就是“清”；另一種是負面形象，如果也用一個中心詞來概括，那就是“貪”。

根據(jù)孔繁敏的研究，“現(xiàn)存18種元公案劇，出場的清官良吏共7人，即張鼎、李圭、錢可、張商英、竇天章、王筱然和包公。包公在11種劇中出場，張鼎在兩劇中出場，其余的李圭、錢可等各在一劇中出場”^[1]。實際上，元雜劇中的清官良吏并不只是這幾個。范仲淹、張珪等都有涉及，但直接審理案件，以清官良吏形象展示的確實只有上述7人。元雜劇中的法官很多能在歷史上找到原型。包公的事跡與元雜劇中的清廉形象有其暗合之處，在此不再詳述；另有實際歷史記錄的就是王筱然。金人王筱然的事跡也正式列入史冊，同包拯一樣，也是清官能吏的典范。他是金皇統(tǒng)二年（1142）的進士，金朝士大夫當中，王筱然的政績最為卓著。金人劉祁在《歸潛志》卷八中對其進行了記載。

王筱然在元雜劇中的官職為開封府尹，屬于重要的官員。實際上王筱然曾經(jīng)任咸平府同知，管理咸平府。他當政時，治理區(qū)域的遼東路有很多世襲的猛安謀克人居住，這些人都是女真族的有功人員，平時驕奢淫逸，放縱不法，為害鄉(xiāng)里。對于這種情況，王筱然一直在思索治理的有效措施。當時有一普通老百姓欠一世襲的猛安謀克人錢財，這個老百姓由于貧窮不能按期償還。該世襲的債權人猛安者大怒，率領家奴闖入老百姓家中，將他家的牛強行搶走，老百姓遂向官府起訴。王筱然了解情況后，讓一位胥吏去傳喚這個猛安謀克人到衙門審問。這個猛安謀克人帶著眾多奴仆盛裝前來。王筱然穿戴正式的官服，把他召喚到大堂，向他盤問這件事情，然后命令隨從將他捆綁起來，以強盜罪的罪名，將他在市場公開杖斃。后來，王筱然就任大興府知府，覺察到當時有僧侶經(jīng)常與高官交往并相互勾結，為非作歹，于是下令每天中午過后不允許僧侶出寺。自此，大興府街中再也看不到一個和尚。一天有一長老公開犯禁，王筱然立即將其逮捕并戴上枷鎖。那時，德高望重的長老和尚者多被高官貴戚重視，貴為皇姑的某公主使人拜訪王筱然請求將其釋放。王筱然說，我是奉皇帝的命令制定這樣的命令。他把這個和尚帶到大廳上，對其使以杖一百的刑罰，將這個老和尚活活打死。從此，“京輦肅清，人莫敢犯”。其實，這主要是因為皇帝金世宗對他非常欣賞和信任，王筱然才得以嚴格執(zhí)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處理重要事項。有人評價王筱然嚴格執(zhí)法的名氣也許超過了宋朝的包拯。劇作家不會忘記這樣一個清官，雖然他的名氣由于種種原因不如包拯。在王仲文的雜劇《救孝子賢母不認尸》中的大興府尹王脩然，就是以真實版的王筱然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如同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樣，劇中的王脩然執(zhí)法如山、一身正氣。由于廉潔奉公，他的權力越來越大：“自遷軍回來，累加官職，賜予我，專一體察濫官污吏，采訪孝子順孫。”他有“勢劍金牌，先斬后奏”，這正是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得到當時皇帝信任的表現(xiàn)。正是得到了皇帝的眷顧，他才能豪言：“王法條條誅濫官，為官清正萬民安。民間若有冤情事，請把勢劍金牌仔細看?！敝挥械玫搅俗罡呓y(tǒng)治者的支持，清官們才可以嚴格執(zhí)法，這也是當時歷史人物的局限性所在。其實，包拯也存在同樣的情形。

《元史·世祖本紀》（卷九、卷十）中記載了張鼎的事跡。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十月，“鄂州總管府達魯花赤張鼎、湖北道宣慰使賈居貞并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被元世祖罷去參知政事官職，同年七月，被任命為湖北宣慰使。從張鼎實際擔任的官職來看，他應該屬于“官”，但寫張鼎審案的雜劇主要是《張孔目智勘魔合羅》和《河南府張鼎勘頭巾》，在劇中他的官職是“六案孔目”，屬于“吏”的范疇。

張商英也是實際存在的重要歷史人物，生活在北宋末年，在《宋史》中有明確的記載。按照《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列傳第一百一十》的記載，他是蜀州新津人，從宋哲宗時期就成為朝廷重臣，任開封府推官，提點河東刑獄，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張商英抨擊權貴，多次彈劾權臣蔡京，指出他“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因此多次遭到蔡京的打擊報復。由于對蔡京的彈劾并敢于提出異議，皇帝多次稱贊他為賢臣，徽宗因為他有聲望，就任他做宰相。張商英處理政務公平，認為蔡京雖然標榜恢復新法，但不過是借此來威脅控制國君、禁錮士大夫罷了。于是大力變革弊政，廢除當十錢，進而改革幣制，發(fā)行紙鈔以便于通商行旅，免除不合理的賦稅以減輕百姓的負擔。張商英勸說徽宗節(jié)制浮華奢侈的生活，停止修建土木工程，打擊投機鉆營的佞臣。張商英的做法使皇帝對他都頗有幾分畏懼，宋徽宗曾經(jīng)修葺升平樓，告誡主管官吏凡是遇到張丞相騎馬來到，一定要把工匠藏在樓下，直到他走過去才恢復工作?；实廴蚊鼦顟鞛楣?jié)度使，張商英不同意，他說：“祖宗之法，內(nèi)侍無至團練使。有勛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從《宋史》這一記載來看，張商英的政績也不比包拯差多少，只是由于種種原因，只有包拯成為“箭垛式”的人物。

（一）第一類法官：行政官員

中國傳統(tǒng)司法的重要特征是行政官員兼理司法，這在元雜劇中也有非常明顯體現(xiàn)，這些官員以包拯為代表。現(xiàn)存元雜劇中，有關包公的戲劇十一種分別是：無名氏的《鯁直張千替殺妻》《包待制陳州糶米》《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關漢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李潛夫的《包待制智賺灰闌記》；武漢臣的《神奴兒大鬧開封府》《包待制智賺生金閣》；曾瑞的《王月英元夜留鞋記》《玎玎珰珰盆兒鬼》；鄭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2]這些優(yōu)秀劇目共同刻畫了包拯作為一位清官、一位嚴格執(zhí)法的法官的形象。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元代戲劇中的這些劇目也確實通過“許多折獄的奇案”集中表現(xiàn)在包拯身上，本書也以包拯為中心，闡述元代戲劇表現(xiàn)的以包拯為代表的法官形象。

1.正面形象

（1）一身正氣，清廉無比

清廉是清官文化的首要準則。元代戲劇中出現(xiàn)的清官，無不具備清廉的優(yōu)秀品德。元代戲劇中的清官首推包拯。包拯本身就是一個極其清正廉潔的歷史人物?！端问贰肪砣僖皇栋袀鳌吩疲骸罢郧椭?，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苛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sup>[3]元代公案雜劇亦對包拯的清廉進行了著力的展現(xiàn)。在元代戲劇《包待制陳州糶米》中，作者借用隨從包拯的衙役張千之口來表述包拯的清廉。張千說：

你不知這位大人清廉正直，不愛民財，雖然錢物不要，你可吃些東西也好，他但是到的府州縣道下馬升廳，那官人里老安排的東西，他看也不看，一日三頓則吃那落解粥。你便老了吃不得，我是個后生家，我兩雙腳伴著四個馬蹄子走……我這一頓落解粥走不到五里地面，早肚里饑了，我如今現(xiàn)在前面，到的那人家里，我則說我是跟包待制大人的，如今往陳州糶米去，我背著的是勢劍金牌，先斬后聞，你快些安排下馬飯我吃，肥草雞兒，茶渾酒兒，我吃了那酒，吃了那肉，飽飽兒的了，休說五十里，我咬著牙直走二百里，則有多哩。嗨，我也是個傻弟子孩兒，又不曾吃個怎么兩片口里劈溜撲剌的，猛可里包待制大人后面聽見，可怎么了也。^[4]

通過張千之口說明，不僅包拯自律甚嚴，其對于隨從的管理也近乎苛刻。年紀輕輕的張千吃不飽飯，連背后說說大話以解饑餓之苦都不敢。在《感天動地竇娥冤》中，通過竇天章自報家門來說明其清廉：“老夫自到京師，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節(jié)操堅剛，謝圣恩可憐，加老夫兩淮提刑肅政廉訪史之職，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容老夫先斬后奏?！?sup>[5]同樣的清官還有關漢卿《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中的錢大尹，在劇中關漢卿對他贊頌道：“誦《詩》知國政，講《易》見天心。筆題忠孝子，劍斬不平人?！边@當然也是一個包拯式的大清官。盡管在劇情方面和《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類似，但雜劇體現(xiàn)的這位開封府尹是一個難得一見的清官。他在劇中面對疑難案情，仔細推理，大膽究問，應對得力，并最終使案件得以圓滿解決。

（2）嚴格執(zhí)法，不徇私情

元代戲劇中塑造了眾多不徇私情、嚴格執(zhí)法的清官形象?！陡刑靹拥馗]娥冤》中，竇天章因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將親生女兒竇娥送與蔡婆婆做童養(yǎng)媳。其內(nèi)心對竇娥的愧疚和自責可想而知。但他與作為鬼魂的竇娥一見面，首先厲聲質問竇娥是不是殺害公公的兇手，并推心置腹地對竇娥說：“你這小妮子，老夫為你啼哭的眼也花了，憂愁的頭也白了”。但竇天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職責是“官居臺省，職掌刑名，來此兩淮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在這種情況下，“你是我親生之女，老夫將你治不的，怎治他人？……你快于我細吐真情，不要虛言支對。若說的有半厘差錯，牒發(fā)你城隍祠內(nèi)，著你永世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為餓鬼”^[6]。

元代戲劇《便宜行事虎頭牌》中，山壽馬也是一個不徇私情的典型人物。他“自小里化了雙親，忒孤貧，謝叔叔嬸子把我來似親兒般訓”^[7]。劇本多次渲染山壽馬和叔父的深厚感情，展現(xiàn)了叔侄情深的情況。然而，叔叔在接受他的任命成為千戶之后，自恃“俺那山壽馬侄兒，做著兵馬大元帥，我便有些疏失，誰敢說我？”^[8]后違背誓言、違犯軍法而飲酒誤事。山壽馬知道后定要將之軍法從事。他的嬸嬸向其苦苦求情：“想著元帥自小里父母雙亡，俺兩口兒抬舉的你長立成人，做偌大官位。俺兩口兒雖不曾十月懷耽，也曾三年乳哺，也曾煨干就濕，咽苦吐甘?？稍跎馑椛弦坏?，看老身面皮，只用杖子里戒飭他后來，可不好也？”^[9]但山壽馬斷然拒絕，在知道叔叔已將功補過后仍按軍法杖責一百。親情在公正嚴明的法律面前黯然失色。

《承明殿霍光鬼諫》中，在兒子受寵時，霍光認為，“打這廝才低智淺，怎消的隨朝遷轉？他那里會展土開疆，治國安邦，獻策呈言？量這廝，有是末高識遠見，怎消的就都堂戶封八縣？”^[10]要求將其子貶為庶民。對于他的女兒，他勸慰道：“怕你老尊君早晚身亡后，教你個女孩兒聽我遺留。教官里納士招賢，休教他迷花戀酒?？峙沦\子將忠臣譖，你索款慢去君王行奏。你子學立齊邦無鹽女，休學那亂劉朝呂太后?！?sup>[11]為了使新君遠女色，他竟然要求皇帝將自己的女兒打入冷宮。即便是死后得知兒子密謀造反，其鬼魂還托夢新君進行告發(fā)。《承明殿霍光鬼諫》中霍光不徇私情、大義滅親的法制思想即便是今人也難以企及。

（3）一心為民，機智判案

現(xiàn)存寫包拯的11個元代戲劇中，幾乎都寫了包拯以智慧破案。其中5個劇本還非常明顯地表明“智賺”“智勘”“智斬”?！爸烊f曙在《包公故事源流考述》一書里，通過對歷代包公故事的考察，認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包公形象。在宋代市井文藝家那里，包公只是一個判官形象；到了元代，包公被塑造成了斗士和智者形象，作為斗士，他與權豪勢要進行堅決斗爭，作為智者，他在斗爭中又講究策略，運用智慧，巧妙地取得勝利?！?sup>[12]在《包待制智賺生金閣》中，包拯的智慧和能力被文學塑造得更加難以想象，可以達到“日間剖斷陽間事，到得夜晚還要斷陰靈”的程度。

突出表現(xiàn)包拯的智慧的作品當屬《包待制智賺灰闌記》。這個劇本描寫張海棠因為先前的貧困被迫淪落為妓女，后來由于各種機緣嫁給富戶馬均卿員外當妾，兩人情投意合感情甚好，生下了孩子已經(jīng)五歲。馬均卿的正妻（大娘子）與州衙里的趙令史有私情，為了獨霸馬員外的全部家產(chǎn)，大娘子與趙令史二人謀劃將馬均卿毒死，在嫁禍海棠后陰謀搶奪海棠所生的兒子。大娘子逼迫張海棠，讓她選擇私下處理，將一應家財房廊屋舍帶孩兒都放棄，凈身出戶，否則就告他毒死親夫。海棠不服，與大娘子吵到官府打官司。鄭州太守蘇順昏聵，完全聽從那個“我做令史只圖醉，又要他人老婆睡。畢竟心中愛者誰，則除臉上花花做一對”的趙令史。趙令史與大娘子二人通過周密的策劃，對街坊鄰里許以重金，讓他們出面向官府證實孩子為馬員外的大娘子所生。趙令史與大娘子二人又逼海棠承認毒死馬員外?！半m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的蘇順將海棠屈打成招，問成死罪，押解開封府。包拯接到申文，感覺案子疑點重重，“因奸藥死丈夫，強奪正妻所生之子，混賴家私，此系十惡大罪，決不待時的。老夫想來，藥死丈夫，惡婦人也，常有這事。只是強奪大娘子所生之子，是兒子怎么好強奪的？況奸夫又無指實，恐其中或有冤枉。老夫已暗地著人吊取原告，并干證人等到來，以憑復勘。這也是老夫公平的去處。張千，抬聽審牌出去”^[13]，決定將案件重新審理。包公讓人在地上畫了一個圈圈，命人將孩子壽郎放置于圈中，讓海棠與大娘子各自拉住壽郎的一只手，明確告訴她們兩個人，只要誰拽出孩子出圈，孩子便是誰所有，跟孩子生活。作為親生母親海棠恐怕在拉拽的過程中對孩子造成傷害，因而在拉拽孩子的過程中并不敢用力，在這種情況下，孩子被馬員外的大娘子拽出。包公假裝非常惱怒，命令差人去毆打海棠，海棠向包公訴說道：“妾身自嫁馬員外，生下這孩兒，十月懷胎，三年乳哺，咽苦吐甜，煨干避濕，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才抬舉的他五歲。不爭為這孩兒，兩家硬奪，中間必有損傷。孩兒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爺爺就打死婦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這灰闌外來，只望爺爺可憐見咱?！彼恼f法合情合理，包公于是判明了案件。

再如《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中，包拯首先用智慧查清了劉安住與伯父伯母的真實關系。他讓劉安住用大棍打其伯父，劉安住拒絕按照包公的命令行事：

兀那劉安住，你可怎生不著實打者！

（正末唱）俺父親尚兀是他親兄弟，卻教俺亂棒胡敲忍下的，也要想個人心天理終難昧，我須是他親子侄，又不爭甚家和計，我本為行孝而來，可怎么生忿而歸？

（包待制云）老夫低首自評論，就中曲直豈難分？為甚侄兒不將伯父打，可知親者原來則是親。兀那小廝，我著你打這老兒，你左來右去，只是不肯打。^[14]

從劉安住這個舉動上，包公其實已經(jīng)正確判斷了案件雙方當事人的關系。為了讓對方心服口服，包公進一步用智，在和差役密謀交代后，讓差役發(fā)布了劉安住死亡的假消息。在突然的以死抵命的恐懼面前，劉安住的伯母其實已經(jīng)慌了手腳。在這種情況下，包公告訴她，如果她真是劉安住的伯母，則按照相關法律規(guī)定“誤殺親子孫不償命，若不親，殺人償命”。在這樣的連環(huán)套之下，劉安住的伯母別無選擇，向包公親口承認了劉安住是自己的親侄兒，并主動交出合同文字。從這個劇情來看，包拯不費吹灰之力，免除了搜查和大刑伺候帶來的傷害，智賺合同文字，為劉安住伸張正義，爭得了財產(chǎn)繼承權。

再如《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嫌官小不做，嫌馬瘦不騎”的魯齋郎作為權豪勢要，盡管在表面上官職不大，只是一個管理祭祀的小官僚，實際上他深受皇帝恩寵，比一般的朝廷要員更有權勢，因而他才能任意欺男霸女，奪人財物，他也敢直接對受害人講“兀那李四，這三鐘酒是肯酒；我的十兩銀子與你做盤纏；你的渾家，我要帶往鄭州去也。你不問揀那個大衙門里告我去！”^[15]對待這種與皇帝親近的人，靠正常的法律程序達到懲治他的目的是非常困難的，一則皇帝口含天憲，可以隨意赦免魯齋郎；二則通過法律程序將會有冗長的訴訟程序和過程，就是皇帝不直接干涉案件審理，魯齋郎也會在審理過程中以瞞天過海的方法逃脫法律制裁；三則當時的法律確實賦予了“魯齋郎們”較大的特權。迫于無奈，包公只能采用“智”斬。他把“魯齋郎”三個字改為“魚齊即”后羅列其罪惡，然后上報皇上請其定奪。在皇上沖動之下批了“斬”字后，再加筆畫將“魚齊即”修改為“魯齋郎”。通過這種方式，他將惡人押上了斷頭臺，同時保護了自己，使得最高當權者也無話可說。

包公的機智不僅表現(xiàn)在案件判決過程中，而且表現(xiàn)在他對社會形勢的清醒認識和判斷上。他清醒地認識到，如果不能很好地、機智地處理好與當權者的關系，不僅案件處理不好，無法實現(xiàn)社會公平公正的治國理想，而且連自己的生存都會受到威脅。所以，在《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趙廉訪位高權重，而案件涉及其夫人，包拯就非常清楚地告訴趙廉訪：

老夫人違條犯法，怎敢就教他帶鎖披枷？你侯門似海深，利害有天來大，則這包龍圖怕也不怕，老夫怎敢共夫人做兩事家？若是被論人睜起眼來，枉把村老子就公廳上唬殺。相公，小官職小斷不的。^[16]

在這種情況下，趙廉訪就給了包拯勢劍銅鍘，限他三日審結案件，查清事實。^[17]這種情況也出現(xiàn)在《包待制陳州糶米》中，包公也是被“敕賜勢劍金牌，先斬后聞”。

“近來，有學者從現(xiàn)代法律的角度對公案劇中包拯斷案的方法提出質疑，認為包拯審案在追求實體正義的過程中，違背了程序正義的原則。客觀地說，在《灰闌記》《合同文字》《生金閣》等雜劇中，包拯確實存在‘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jù)’的嫌疑。另外，包拯念念在口的‘律意雖遠，人情可推’‘親者原來則是親’，其實并不可靠。因為親者不一定就親，如《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中的伯母與親侄；人情有時也并不可推，《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中王母舍棄親生兒救護前房之子的盛德之舉，就大大出乎包待制的意料之外。”^[18]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并非全無道理。但總體來看，現(xiàn)代法律概念和邏輯只是一種分析元代戲劇中法律文化的框架，但不能將之用作判斷古代法制發(fā)展水平高低的標準，更不能因現(xiàn)代法治理念去苛求古人；包公作為一名歷史人物，必然有其歷史局限。包公所處的封建時代，司法技術聊勝于無，法制建設漏洞百出，很多法律規(guī)定偏離公平和正義。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我們認為包公審案的方法應該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并被當時的民眾理解并接受，否則這些故事就不會出現(xiàn)在元代戲劇中，通過傳唱被老百姓欣賞和贊嘆。另外可以解釋的原因是，包拯之所以這樣做，其目的在于剪除奸慝，替老百姓洗冤雪枉，這不能不得到當時百姓對他傾心愛戴。再者，從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包公的做法也有可取之處，“律意雖遠，人情可推”“親者原來則是親”，雖然并不完全可靠，但從常理上看也有一定的道理。需要說明的是，“因為親者不一定就親，如《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中的伯母與親侄”，這個例子并不能貼切地證明“親者不一定就親”。侄子與伯母之間并無血緣關系，同樣在《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中，就是因為親緣關系，劉安住作為侄子就不去打他的伯父；同樣的道理，打破劉安住頭的是他的伯母，并非伯父劉天祥。從“親者原來則是親”的道理來看，劉安住的伯父伯母這樣做除了自私之外，也是為了“親”，但這個“親”不是劉安住，而是他們的女兒女婿：“我這家私，火焰也似長將起來，開著個解典鋪，我?guī)н^來的女孩兒，如今招了個女婿，我則怕安住來認，若是他來呵，這家私都是他的，我那女婿只好睜著眼看的一看，因此上我心下則愁著這一件?！?sup>[19]從女兒和女婿的角度衡量，侄子的親緣關系自然就差得很多。

（4）勇于任事，敢于擔當

以包拯為代表的清官，是勇于擔當?shù)牡浞?。無論是在元代戲劇還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權豪勢要都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階層。用包拯自己的話說，“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陳奏，只說那權豪每是俺敵頭。他便似打家的強盜，俺便是看家的惡狗，他待要些錢和物，怎當?shù)倪@狗兒緊追逐？只原俺今日死明日亡，慣的他千自在百自由?！?sup>[20]在元代戲劇中的包拯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包拯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差別。

與高官顯貴的不法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是相同的?！霸凇栋分?，我們可以看到包拯曾7次向皇帝上書《彈王逵》，指責王逵任江南路轉運使，‘行事任性’‘苛政暴斂’，要求‘圣慈特與降黜’。還有《彈張若谷》《彈張敬堯》《彈郭承佑》《彈宋庠》《彈李淑》《彈宋祁》《乞不用贓吏》等，皆屬包拯給皇帝的奏議，旨在表示‘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所謂‘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者，即在于此?！?sup>[21]體現(xiàn)在元代戲劇中，包拯卻直接背著皇帝處死危害百姓的皇親、衙內(nèi)等權豪勢要，比如智斬魯齋郎，處死小劉衙內(nèi)等。前者是騙取皇帝批準，后者是干脆背著皇帝直接行使生殺大權，并且直接讓受害人行使司法權，如讓小古用紫金錘直接打死了小劉衙內(nèi)。這種事情，現(xiàn)實生活中的包拯是不會做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效忠封建皇帝，愿意為皇帝肅清奸人，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斗爭；另一方面，包拯是嚴格遵守法律的模范，這些違背法律的變通之舉，他是不會做的。元代戲劇中，包拯在和權豪勢要做斗爭的時候依仗皇帝賜予的勢劍金牌，筆者認為這是可信的。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高級官吏，取得勢劍金牌就等于獲得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授權，在這種情況下，包拯會大膽地依法辦事，維護百姓利益，貫徹最高統(tǒng)治者的意圖。

元代戲劇對包拯的刻畫是豐滿的。包拯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清官，在同勢力龐大、人數(shù)眾多的權豪勢要斗爭的過程中沒有猶豫和彷徨是不可能的。元代戲劇中的包拯也有著辭官歸隱山林，從此不管世間不平事的準備。他清醒地看到，清官的下場其實并不好：“有一個楚屈原在江上死，有一個關龍逢刀下休，有一個紂比干曾將心剖，有一個未央宮屈斬了韓侯。那張良呵若不是疾歸去，那范蠡呵若不是暗奔走，這兩個都落不得完全尸首。我是個漏網(wǎng)魚，怎再敢吞鉤？不如及早歸山去，我則怕為官不到頭，枉了也干求?！?sup>[22]因此他準備辭官歸隱，告訴范仲淹等人說，“老夫年邁，不能為官，到來日見了圣人，應告致仕閑居也”；權豪勢要們對于包拯的這個表態(tài)可謂求之不得，劉衙內(nèi)對于他請求歸田時高興異常，說“老府尹說的是，年紀老了，如今棄了官告致仕閑居倒快活也”^[23]，但這一句話使他打消了歸隱的念頭。在他聽了小的哭訴，知道他的父親被小衙內(nèi)用紫金錘活活打死的冤屈后早已經(jīng)怒火中燒，為民除害的念頭早就產(chǎn)生了。雖然早就堅定了為民除害的念頭，但他還假意推托，在劉衙內(nèi)不得不勸他去辦案的時候，他一下就應承下來。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既能伸張正義，又能讓權豪勢要無話可說，達到了勇于擔當和機智的統(tǒng)一。

（5）愛民

元代戲劇中，包拯的愛民，表現(xiàn)在他對百姓饑寒的深切關懷。元代戲劇《包待制陳州糶米》中，陳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百姓幾至相食。但朝廷派去賑濟災民的劉衙內(nèi)兒子小衙內(nèi)及其妹夫楊金吾假賑災之名，依仗劉衙內(nèi)的權勢對百姓進行敲骨吸髓的壓榨。包拯決定去陳州救民于水火，在采取計策掙得劉衙內(nèi)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之后，他星夜兼程直奔陳州，直把隨從張千累得叫苦不迭，口中怨恨不住。用包拯的話說：“我一點心懷社稷愁，則今日便上陳州，既然心去意難留?！币宦分?，包拯不顧自己“暮景衰年，鞍馬上實勞倦”，他心里想的是“窮百姓苦懨懨叫屈聲冤”，吩咐從人說，現(xiàn)在離陳州不遠了，即便是有人在路上欺負我們，也要裝作視而不見，趕緊到陳州辦正事要緊。包拯心里想的最多的還是百姓的疾苦。

包拯對百姓的愛，表現(xiàn)在對一樁樁普通案件的公正審理上。用他自己的話說，對于莊農(nóng)每年競桑田，弟兄們分另家緣的案件，他都要“備細的究出根源”。元代戲劇還通過維護家庭的圓滿來體現(xiàn)他的愛民。《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魯齋郎先后強占了銀匠李四和六案孔目張珪的妻子，上演了一場豪強勢要欺男霸女導致其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奉旨五南采訪的包拯，來到徐州，收養(yǎng)了李四的一兒一女，來到鄭州，又收養(yǎng)了張珪的兩個孩子。他將兩家的兩雙兒女收養(yǎng)在身邊長達15年，讓男孩讀書應試并中了舉。還做主將李四的女兒配與張珪的兒子，張珪的女兒嫁給李四的兒子，成就了傳統(tǒng)的大團圓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