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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秋，惲代英受陳獨秀委托翻譯了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并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出版。此書對毛澤東由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zhuǎn)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來，毛澤東在保安曾向斯諾談起這段經(jīng)歷：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和指引。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shù)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chǎn)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的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chǎn)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jié)了婚。

……

毛澤東說這段話時盤膝而坐，背靠在兩只公文箱上，點燃了一支紙煙，很享受的樣子。斯諾說，他的第二任妻子賀子珍靜靜地坐在旁邊，興趣盎然地聽著。

幾乎和毛澤東同時，惲代英也開始了自己一生中的重大轉(zhuǎn)變，對自己信仰過的無政府主義和新村主義開始懷疑和批判。

而這一切是從他參加少年中國學會開始的。

事情緣起于好友劉仁靜的一封來信，信的內(nèi)容是希望惲代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少年中國學會由王光祈和李大釗等發(fā)起，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成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劉仁靜是第一批會員。

秋天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惲代英半倚在床頭，讀著劉仁靜的來信。當他讀到少年中國學會的信條是“奮斗、實踐、堅忍、儉樸”時，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一激靈坐了起來，對躺在身邊的內(nèi)弟沈光耀說：我要去北京。

去北京？

對！去北京，見李大釗，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他連夜給學會執(zhí)行部主任王光祈寫信，他在信中寫道：“假如我配得上做你們的朋友，我實在誠心的愿做一個會員?！?/p>

王光祈很快回了信，惲代英如愿以償，成為少年中國學會的一名會員。

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毛澤東是王光祈通過李大釗的介紹認識的。1918年秋，毛澤東和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名青年從長沙來到了北京，準備去法國“勤工儉學”。他未來的岳父楊昌濟介紹他認識了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便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月薪水八元。

毛澤東曾這樣對斯諾回憶這段經(jīng)歷：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shù)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講南方方言的圖書管理員要說些什么。

這時，毛澤東和年齡相仿的王光祈成了朋友。

幾個月后，毛澤東去上海送湖南的朋友們上了去法國的輪船，因毛澤東不想去法國，便獨自回了長沙。1919年年底，毛澤東率領湖南驅(qū)逐軍閥張敬堯代表團到京上訪，和王光祈再次相聚。經(jīng)王光祈介紹，毛澤東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這是毛澤東平生加入的唯一一個由別人創(chuàng)辦的社會團體。

就這樣，惲代英和毛澤東都成為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不只是惲代英和毛澤東，少年中國學會可謂精英薈萃，名士云集。鼎盛時期的一百零七名會員中，后來加入共產(chǎn)黨的除毛澤東、惲代英外，還有李大釗、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趙世炎、張聞天，幾乎將“中共一大”四分之一的代表囊括其中；國民黨方面，除了先為共產(chǎn)黨，后為國民黨的周佛海，還有楊亮工(官至考試院院長)、吳保豐(官至教育部次長)，沈怡(官至南京市市長)；以及后來青年黨的核心成員左舜生、李璜、陳啟天；更有科學、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朱自清、宗白華、田漢、張申府、許德珩、李人、方東美、舒新城、楊鐘健、康白情；甚至還有40年代成為中國“船王”的盧作孚。以至于到了40年代有人就說，當今中國已是“少年中國”的天下。

加入“少中”后，惲代英擔任“少年中國學會叢書”的編輯工作，在他最初開列的二十六種書目中，馬克思的學說放在重要位置。此時，“少中”主辦的《少年中國》月刊行銷網(wǎng)絡通達九省，與《新青年》、《新潮》呈三足鼎立之勢，一時洛陽紙貴。末代皇帝的英文老師莊士敦曾欲以《少年中國》來重塑禁于深宮中的溥儀。

然而，少年中國學會在運行兩年后遭遇分裂。

分歧最初是緣于工讀互助團的失敗。

1919年底王光祈寫了一封長信給左舜生，詳細談了自己工讀互助團的具體設想，建一個“小菜園”：在距城市不太遠的鄉(xiāng)下，租個小菜園，不大不小，夠十余人種即可；再在其中建十余間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兩層樓，樓上作我們的書房、閱報室、辦公室、會客室、藏書室、游戲室等等，樓下作我們的臥室飯廳等等。園子西南角上建筑一個廚房，東北角上建筑一個廁所，房子后面建上一個球場。園子周圍挖條小溪，溪邊遍種柳樹，柳樹旁就是竹籬，竹籬里是菜園。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種菜兩個鐘頭，讀書、翻譯各兩個鐘頭，其他時間娛樂。種菜是為了從事戶外勞動，于身體有益，且有收入；讀書是為了尋精神上的快慰；翻譯是為了介紹歐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還可以辦印刷局，既傳播新知，又獲得收入。各國出的新書，我們可以立即把它們翻譯、印刷出來，“我們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車頭’！”

王光祈設計的這個“菜園新村”集勞動、讀書、娛樂為一體，構(gòu)成比較完整的半工半讀體系，他急切地呼吁：“我們不要再作紙上的空談了，趕快實行我們神圣的生活！”

王光祈給他的“小菜園”設想定名為：“工讀互助團”。

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鼎力支持，并給工讀互助團捐款(陳獨秀三十元，胡適二十元，李大釗十元)。一時間，工讀互助團聲名大振，不到半月工夫，捐款已達到將近一千三百元，大大超過了計劃的一千元。

在王光祈、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高一涵、羅家倫等十七人發(fā)起下，北京工讀互助團率先成立，有團員三十多人。按照王光祈的規(guī)劃，三十多人分成三個組：第一組十三人，設在北大附近；第二組十一人，設在北京師范學校附近；第三組“全由女子組織”，設在女子高等師范附近，也有十多人。這些小組以辦儉潔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補習學校，乃至織毛巾、襪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腸等為“勤工”的內(nèi)容，工余則“按照指定的科目、時間往北大上課”。

工讀互助團成立后呈現(xiàn)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發(fā)展勢頭，1920年1月15日，蔡元培在《少年中國》上專門著文《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高度評價了工讀互助團：“要是本著這個宗旨推行起來，不但中國青年求學問題有法解決，就是全中國最重大問題，全世界最重大問題，也不難解決，這真是大有希望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