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韋應物的詩

——以屏居的涵義為中心

前　言

對韋應物詩的評價，可以說已盡于白居易的這段評論。白居易說：“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后，然人貴之?！保ā栋拙右准{?！肪硭氖濉杜c元九書》）樂天所說近于“興諷”的歌行指的就是與他自己新樂府相聯(lián)系的所謂“諷諭詩”，“高雅閑?！钡奈逖栽娪窒喈斢谒约旱摹伴e適詩”，白居易是把韋應物作為實踐“兼濟與獨善”的先驅(qū)者來評價的。文中所說的“興諷”指的就是具有《詩經(jīng)》以來詩歌傳統(tǒng)中批判精神的作品，具體而言，它與元稹《敘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中的“寄興”之語、胡適在《白話文學史》（1928）中所指出的“諷詩”概念是同一個意思。

諷諭與閑適對峙的認識作為白居易的文學理論是眾所周知的，同時這種精神影響非常深廣，成為中世至近世文人的規(guī)范。特別是作為其先驅(qū)的韋應物的詩可以說在中唐留下了他自己獨特的足跡。關(guān)于對白樂天諷諭詩的影響以及在中唐詩壇上所占有的地位將在別稿討論^〔1〕，本章專就其“高雅閑談”的獨特詩風的形成進行考察。

一　玄宗侍衛(wèi)——武功寶意寺

在韋應物約六十年的生涯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仕宦與屏居相互交替的不尋常的生活經(jīng)歷。就其主要的來說，如二十七歲時就任洛陽丞與其后在同德精舍的寓居；三十五歲后的京兆府功曹及高陵縣令兼鄠縣縣令的任官與其后在善福精舍的退居；四十五歲時從比部員外郎到歷任滁州、江州刺史之間的滁州南巖寺的暫?。煌砟陱淖笏纠芍械教K州刺史退任后的永定寺的閑居等。既然他的屏居都是相隔在仕宦之間，那么就很難認為這種在寺院的屏居是偶然的了。而且，每次屏居的時候詩作不少，一般都認為這些作品代表了韋應物的詩風，那么我們就有必要搞清韋應物生平經(jīng)歷中屏居所具有的意義。

韋應物的傳記研究始于宋代王欽臣、沈作喆、姚寬等人，他們采取的是根據(jù)詩篇能夠推定的事跡連綴而成的系年法。現(xiàn)在的傳記研究基本上也與之相同^〔2〕。就是說，明確的足跡以點表示，然后由這些點連結(jié)成線。雖然連結(jié)點的線未必一定能夠成立，但是因為正史中沒有留下他的傳記，這種方法也是妥當?shù)?，或者說也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因此，筆者準備從二十、三十、四十歲段的事跡中對他的屏居動機進行考察。

出身于名門逍遙公房韋氏，年輕時由門資蔭任三衛(wèi)（勛衛(wèi)），作為侍衛(wèi)直接仕于玄宗皇帝的韋應物，度過了憧憬任俠的得意少年時代。其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提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保ā俄f江州集》卷五《逢楊開府》）然而，安史大亂，明皇崩殂，他的生活由此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貴族出身的門蔭官僚，從朝廷內(nèi)部親身經(jīng)歷大亂的體驗使他后來作為詩人的生涯受到了很大影響。宋人沈作喆描述此時韋應物的情況時說：“洎漁陽兵亂后，流落失職，乃更折節(jié)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保ā堆a韋刺史傳》）韋應物自己在詩中也這樣描述道：“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同前引詩《逢楊開府》），以自嘲的口吻記錄了他自己人生中的巨變，而且初學作詩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詩中所說的“憔悴被人欺”一句，讓人感到作者此前的生活基石和人格尊嚴被徹底動搖，所以面對時代的巨變而顯得束手無策的同時有著自我反省和強烈憤恨。由此可知，此時的韋應物因為玄宗的死而失去了政界的庇護，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靠。如前所述，以后反反覆覆出現(xiàn)的仕宦之間的屏居就始于此。據(jù)推測，“失職流落”的韋應物這個時期寄寓在武功（現(xiàn)在陜西省武功縣東方）的寶意寺，或者與此前后寄寓在扶風精舍（扶風即現(xiàn)在陜西省扶風縣）、四禪精舍等寺院^〔3〕。

玄宗死后的屏居可以認為是因為失去了侍衛(wèi)之職，對于籍貫在京兆府萬年縣杜陵的韋應物來說，也許有投靠眷屬的意思。當時的作品沒有流傳下來，這個時期的事跡也都是根據(jù)懷舊之作推測的，很難知道詩人當時的心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安史之亂到玄宗駕崩這段時間是他人生中接受嚴峻考驗的時期。可以說，這個時期身份轉(zhuǎn)變后的自我反省使得他從一個傲岸不羈的少年朝著后來的詩人形象發(fā)生轉(zhuǎn)變。

二　洛陽丞——同德精舍

玄宗駕崩的翌年，韋應物于代宗廣德元年（763）被任命為洛陽丞。安史之亂的余燼燃燒著的兩京地方一片混亂，此年十月九日，領土接界的吐蕃趁中原板蕩之機，掠奪了河西、隴西，并欲攻陷長安。這時期的作品《廣德中洛陽作》（卷六）作為身在戰(zhàn)火中的洛陽次官記述了就任當時的狀況。詩云：“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jié)屢遷斥，山河長郁盤。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輯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洛陽正處于“苦酸”的狀態(tài)。唐代宦官掌握兵權(quán)始于安史之亂時的李輔國，后來波及至程元振、魚朝恩。曾經(jīng)是地方軍的神策軍以吐蕃入侵為契機成了天子的禁衛(wèi)軍，而其指揮大權(quán)卻由宦官執(zhí)掌，這就成了宦官專權(quán)的起因^〔4〕。韋應物被任命為洛陽丞的這一年，朔方節(jié)度使仆固懷恩怨恨駱奉先的誣奏而舉旗倒戈，于是神策軍的橫暴就呈愈演愈烈之勢。平定了安史之亂的回紇兵和神策軍在宦官的專橫下替代反亂軍將洛陽城燒殺搶劫，虜掠一空^〔5〕。據(jù)《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二）代宗寶應元年十月條記載：“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表f應物所說的“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大概描寫的就是神策軍橫行殘暴之狀吧。回紇兵和神策軍不僅被作為治療威脅唐王朝生命的大病即安史之亂的藥石，而且其自身變?yōu)閯《鹃_始危害起唐王朝的腸肚來了。再有，詩中比喻為玉和石的天子軍和反亂軍都因相繼內(nèi)訌而遭失敗。特別是由天子肆意授權(quán)的宦官專心于擴大各自的權(quán)勢，大飽私囊，而對戰(zhàn)火下受盡苦難的民眾卻毫無半點關(guān)心。這種現(xiàn)實與韋應物的政治態(tài)度之間的齟齬越來越嚴重，他竭力追求實施仁政，想解決這種矛盾。關(guān)于這個時期的韋應物，沈作喆的《補韋刺史傳》中有如下記載：“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為屈?！边@段記載沈作喆是根據(jù)《示從子河南尉班并序》（卷二）作成的。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具體地看到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的韋應物的政治態(tài)度。詩序及詩云：

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班亦以剛直為政。俱見訟于居守，因詩示意。府縣好我者，豈曠斯文。

拙直余恒守，公方爾所存。

同占朱鳥克，俱起小人言。

立政思懸棒，謀身類觸藩。

不能林下去，只戀府廷恩。

韋應物與擔任維持洛陽治安的外甥班一起，對危害民眾的由宦官率領的神策軍進行了懲處。詩中的“懸棒”來自曹操就任洛陽北部尉時，衙門左右掛有五色棒，用此棒對犯法者進行審訊的典故。^〔6〕這樣做的結(jié)果，因為“類觸藩”，即與現(xiàn)實狀況之間的沖突，自己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境況?！皠傊薄?、“拙直”、“公方”等詞語都表示了韋應物對正義的堅持。就是說，處于作為天子股肱而應該實行善政的自己的立場與得到天子寵愛而反復進行掠奪的宦官、神策軍之間，韋應物于正義求得精神的支持并進行了實踐。最后二句，“林下”（辭官隱退之處）與“府廷恩”雖是對立的表現(xiàn)，而在這種出仕與隱居的出處觀中，希望恢復朝政的詩人的執(zhí)著則顯得更為強烈。

不久，與現(xiàn)實狀況之間的矛盾超過了可以忍受的程度，韋應物提出了辭去洛陽丞的請求。那時的作品《任洛陽丞請告》（卷八）充分表達了詩人當時的心情。詩云：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

休告臥空館，養(yǎng)病絕囂塵。

游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群。

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氳。

天晴嵩山高，雪后河洛春。

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書復何為，當去東皋耘。

詩人以違背自己的性格或信條，迎合時流，對宦官阿諛奉承為可恥。詩人這種作為有良知的官吏的立場和吏德在富有說理性的開頭就表現(xiàn)得極為鮮明。同時，我們也能從中看到詩人追求自然，反對人為的這種貫穿其生涯的生活理念。詩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早春返回家園杜陵，與家族團員的生活。詩的末尾“著書復何為，當去東皋耘”二句，暗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之意，在與現(xiàn)實一再發(fā)生齟齬之后，表達出了一種隱居的厭世觀。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的志向逐漸向隱居開始傾斜了。

從“養(yǎng)病絕囂塵”一句看，韋應物把自己與現(xiàn)實政治之間的齟齬看作是“病”，為了養(yǎng)“病”而退隱。辭掉洛陽丞以后，經(jīng)過河南府兵曹參軍，韋應物一時寄寓在洛陽東郊的同德精舍。這個時期詩作也逐漸開始增加。從下面這首詩可以看到自退職至隱居時的心境。

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陸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云“宋生昔登覽”，末云“那能顧蓬蓽”。直寄鄙懷，聊以為答（卷五）：

初夏息眾緣，雙林對禪客。

枉茲芳蘭藻，促我幽人策。

冥搜企前哲，逸句陳往跡。

仿佛陸渾南，迢遞千峰碧。

從來遲高駕，自顧無物役。

山水心所娛，如何更朝夕。

晨興涉清洛，訪子高陽宅。

莫言往來疏，駑馬知阡陌。

初夏辭掉官職（河南府兵曹參軍），寄寓在同德精舍，與僧侶共同生活。君寄來詩，請我過訪。你的詩搜求悠遠的境地，可以企及前賢，優(yōu)雅的詩句陳述往昔之事。那陸渾之南層層疊嶂就好像浮現(xiàn)在眼前。我一直在等待你的來訪，既然是拋棄了官爵的身子，就不會被外物束縛。山水自然才是心安神悅的地方，不會為仕宦所心動。我決定渡過清澈的洛水，去貴府拜訪君。請不要埋怨往來不多，因為想到道路遙遠我乘坐的駑馬就不肯前行了。

在寺院的閑居，對山水的愛好，對出仕的淡漠，都是詩人在后來的屏居生活中所追求的。大概從作洛陽丞后的三、四年，于大歷初年辭了官。再經(jīng)過幾年，辭掉了河南府兵曹參軍之職，而寄寓在同德精舍。

三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洛陽丞離任后的生平事跡不詳?；氐介L安，以后客游江淮，其余也不明?！凹邑殶o舊業(yè)，薄官各飄揚。……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保ň矶栋l(fā)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罷官守園廬，豈不懷渴饑。窮通非所干，局促當何為?！幟嵴\可慕，所憂在縶維?！保ň砥摺堵宥加卧ⅰ罚┻@些詩句描述了詩人生活的窘困之狀，吐露了不得志的心情。

蟄居數(shù)年后，大歷七年（772）前后韋應物就任河南府兵曹參軍，大歷九年（774）就任京兆府功曹。從此以后，他的仕宦之途就幾乎沒有間斷過。大歷十年（775，41歲），相繼任高陵縣令（根據(jù)《元和郡縣圖志》，關(guān)內(nèi)道二京兆下畿縣?，F(xiàn)在陜西省西安市東北的高陵縣），兼鄠縣令（同上，畿縣?，F(xiàn)在西安市西南），櫟陽縣令（同前，畿縣?，F(xiàn)在西安市東北），與其后的滁州刺史等外任相連續(xù)。從上述情況看，可以說出任京兆府功曹的仕官是將其生涯前后一分為二的一件大事。

這一次的出仕大概受到了當時京兆尹黎干的推薦。《秋集罷還途中作謹獻壽春公黎公》（卷二）云：“束帶自衡門，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鑒，舉善掩瑕疵。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何以酬明德，歲晏不磷緇。時節(jié)乃來集，欣懷方載馳。平明大府開，一得拜光輝。溫和春風至，肅若嚴霜威?！庇纱丝芍?，京兆府功曹的任官有賴于壽春公黎干之力。再有，在《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卷六）中有“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余哀。廢井沒荒草，陰牖生綠苔。門前車馬散，非復昔時來”之句，在憑吊中表達了對黎干的永遠敬愛之情。得到黎干的知遇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呢，還是以前已經(jīng)開始了呢？關(guān)于這一點雖然不明詳細，但從寄給黎干之子黎煟的詩作來看，或許是通過黎煟的中介受到知遇的^〔7〕。

黎干的為人，根據(jù)正史（《舊唐書》卷一百十八、《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五）的記載，大致有兩種形象：一種如“頗以治稱”（《新唐書》）、“人頗思干”（《舊唐書》）所記載的那樣，說他是施行善政的好官，還有具體的政績記載。另一種說他“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新唐書》），是一個佞臣。這種具有絕然相反的兩種面孔是有其理由的。即代宗朝宦官劉忠翼陰謀策劃廢除東宮李適即后來的德宗，陰謀敗露后，受到牽連的黎干于德宗即位的建中元年（780）被賜死于藍田驛，玷污了晚節(jié)。作為叛臣的人物形像可能受到了與圍繞德宗踐祚的政治斗爭的影響，而作為良吏的形像大概與韋應物所稱揚的相近。

黎干的關(guān)照與舉薦，對蟄居多時的韋應物來說，應該是一個有力的倚靠。黎干于大歷十四年（779）三月由河南尹嚴郢替代，離開了京兆尹之職（《舊唐書》卷十一，代宗紀）。他的離職對韋應物來說，不僅失去了可以倚靠的后盾，甚至有可能受到牽連。與黎干離開京兆尹之職相呼應，韋應物辭掉了櫟陽縣令，在善福精舍隱居起來了。敘述其經(jīng)過的詩作《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卷四）云：

結(jié)發(fā)事州縣，蹉跎在文墨。

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

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

獨此抱微痾，頹然謝斯職。

世道方荏苒，郊園思偃息。

為歡日已延，君子情未極。

馳觴忽云晏，高論良難測。

游步清都宮，迎風嘉樹側(cè)。

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

自樂陶唐人，服勤在微力。

佇君列丹陛，出處兩為得。

成人以來，作為州縣的官吏，送走的是整日于文書之間忙忙碌碌的不如意生活。自己并不是沒有飛翔高空的青云之志，只是沒有特別的后盾。開頭的這四句敘述了對自洛陽丞、高陵縣令以來容易栽筋斗的官吏生活的感想，同時也是對這次屏居與黎干沒有關(guān)系的一種苦澀表白。

接下來四句是說雖然德宗踐祚，使自己遭逢給萬物帶來恩惠的圣明之世，但卻受之不起。

接下來的八句描寫自己退居好似天帝居住的“清都宮”的道觀、寺院以及與之相連的“郊園”，與友人的郊游和高談闊論。詩的后半描寫了自己的隱居生活，佇立神思古人的營生，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二首》其二），“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矧伊眾庶，曳裾拱手”（同上卷一《勸農(nóng)》）等詩句表明的那樣，陶淵明辭掉官位返回田園后構(gòu)筑起了獨自的世界。不難看出，在韋應物的這種表現(xiàn)背后存在著作為先達的陶淵明的巨大影響。

最后二句是對身在官途而彷徨于出處進退之間的友生的鼓勵之辭，同時也可以說是詩人認識到了“出處兩得”，并以此為目標的表白。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詩人把不肯枉屈自己來面對與現(xiàn)實之間的齟齬的生活態(tài)度看作是“抱微痾”。這與辭掉洛陽丞時“養(yǎng)病絕囂塵”（卷八《任洛陽丞請告》）正是同樣的表現(xiàn)?？梢哉f與陶淵明說的“養(yǎng)真”（卷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或“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nóng)》）的認識是相近的。根據(jù)《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卷四）這首詩的自注，大歷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以疾辭，歸善福精舍”，這首詩作于七月二十日。其“病痾”的養(yǎng)生之處可以推定為“郊園”，具體而言就是善福寺。

四　“養(yǎng)病”與屏居

侍衛(wèi)時玄宗的崩殂，洛陽丞時期因懲處神策軍的橫暴而引起的與宦官、河南尹之間的沖突，京兆府功曹時期與黎干的別離和受牽連的恐懼，這些恐怕都是辭職的直接動機吧。然對于韋應物來說，這些都是基于自身的正義感、處世觀的出處進退。也就是說，這是不肯枉屈自己的天性，不肯阿世茍活的生活態(tài)度的表現(xiàn)。韋應物認為自我折節(jié)屈求名祿是“病”，主張這種“病”應該在自適的環(huán)境中治養(yǎng)。這種“養(yǎng)病”的說法，與把涵養(yǎng)保全與生俱來的自然之性、素樸說成“養(yǎng)素”、“養(yǎng)拙”是很相似的。說“養(yǎng)病”或者“稱疾”，雖然是漢代以降出于不得已而又只想平靜地辭掉官職時常用的借口，而對于這個時期的韋應物來說，也是探索悠然自適之路的方便之辭吧。這里試舉幾個有類似表現(xiàn)的詩例。大歷初期，辭掉洛陽丞閑居時的作品《寄馮著》（卷二）詩云：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疏。

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閭。

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儲。

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

吾道亦自適，退身報玄虛。

幸無職事牽，且覽案上書。

親友各馳騖，誰當訪弊廬。

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這是寄給作者的好友洛陽尉馮著的詩：一聲春雷使草木蟲類蘇醒，冰凍板硬的土壤也開始變得松軟。際會圣明之世，在野就不可能會有被遺忘的才俊之士。像我這樣閑居自適，目的也只是順從自己本來的天性，只要能夠維持生活就心滿意足。披上衣裳，走出茅屋，以清清泉流，洗臉漱口。唯有悠然自適才是我的道路，隱退林泉，保全“玄虛”。不為雜務困擾，可以閱覽書籍。朋友們奔走于官務，沒有人來過訪我這草屋。現(xiàn)在明月當庭，你真讓我思念。

雖然際會圣明之世，而對蟄居之身作了客觀的描寫。遠離奔走于世務的朋友，寄身于“茅屋”、“弊廬”，其理由就是韋應物想追求“遂天性”、“自適”、“保玄虛”。這些詞語想要表達的是，使生來就有的天性不受到損害，按照這樣的天性去生活，尊重自己的個性，不扭曲自己，要在日常生活中使自己達到這樣的狀態(tài)?！罢嫘浴敝Z見于《莊子·馬蹄》篇，“自適”見于《莊子·駢拇》篇?！靶摗北緛碇傅氖巧畈豢蓽y，虛靜無為的老子之道、莊子言說，而這里好像可以把它看作支撐其閑居的理念。

下面來讀一讀《閑居贈友》（卷二）。詩云：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

園廬既蕪沒，煙景空淡泊。

閑居養(yǎng)痾瘵，守素甘葵藿。

顏鬢日衰耗，冠帶亦寥落。

青苔已生路，綠筠始分籜。

夕氣下遙陰，微風動疎薄。

草玄良見誚，杜門無請托。

非君好事者，誰能顧寂寞。

即使被授予官位也常遭左遷，拋棄官職聊為反省自己的生活態(tài)度。故園已經(jīng)荒蕪，煙靄的景色也是淡淡映現(xiàn)。閑居中療養(yǎng)不善處世之病，堅守自己的天性，甘于貧窮的生活。容顏越來越消瘦衰弱，官途也受挫折。庭院小道已生苔綠，叢叢綠竹節(jié)節(jié)長高。傍晚時分暮色籠罩大地，微風吹拂著疏林。所作詩章也真讓人笑話，杜門閑居而沒有仕宦的依賴。假如不是像你那樣的好事者，有誰來過訪我這個“寂寞”之家呢？

如詩題所表明的那樣，這是一首抒發(fā)閑居感想的詩作。從詩中“養(yǎng)痾瘵”與“守素甘葵藿”相對應這一點來看，這“痾瘵”明顯不是如文字所顯示的疾病的意思。上面這首詩大概是建中元年（780）灃上閑居時的作品。表現(xiàn)與此相同或相近的還有下面這些詩句。寓居同德寺時帶有揶揄口吻說自己“杜門非養(yǎng)素，抱疾阻良宴”（卷二《同德精舍養(yǎng)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假寓善福寺時，有“弱志厭眾紛，抱素寄精廬。皦皦仰時彥，悶悶獨為愚”之句（卷五《善福精舍答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還有“微官何事勞趨走，服藥閑眠養(yǎng)不才”（卷五《假中枉廬二十二書亦稱臥疾兼訝李二久不訪問以詩答書因以戲李二》）、“偶然棄官去，投跡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園林養(yǎng)愚蒙”（卷五《答暢校書當》）、“野寺望山雪，空齋對竹林。我以養(yǎng)愚地，生君道者心”（卷五《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等詩句，“抱素”、“養(yǎng)不才”、“養(yǎng)愚”等都是表示隱居目的的詞語，大多是如前所述的仕宦中發(fā)生的齟齬或沖突的結(jié)果。要求實現(xiàn)善政并為之而出仕時的韋應物表現(xiàn)出了他的執(zhí)著，而因挫折而卸任時的韋應物卻是恬淡自適的。那么，韋應物屏居的基礎是什么呢？

“養(yǎng)素”一詞見于嵇康《幽憤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九）的“志在守樸，養(yǎng)素全真”之句，是涵養(yǎng)天然本性的意思?！氨亍钡囊馑家才c之相同?！皭瀽灙殲橛蕖币痪湟浴独献印罚ǘ拢八兹苏颜?，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一段為出典，強調(diào)自己的愚昧。“養(yǎng)愚蒙”、“養(yǎng)蒙”之語想必依據(jù)的是《易》蒙卦彖傳中的“蒙以養(yǎng)正，圣功也”，還有疏中的“能以蒙昧隱默自養(yǎng)正道，乃成至圣之功”（《周易正義》卷三）的說法?！梆B(yǎng)不才”大概也是出于同樣的想法吧。

與“悶悶”相對的“昭昭”，如《莊子》中所說的“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山木）的那樣，是夸耀才智的意思。

仕途受挫，其后隱居中的精神寄托、心態(tài)的平衡，依賴于“愚蒙”、“不才”、“愚”為代表的反價值的言辭，這一點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独献印匪f的“悶悶”是與有為之才干相比，把無能的“我”作為“頑”（頑迷，固執(zhí)）、“鄙”（土里土氣）而加以強調(diào)，具有與他者相對的意義和價值，“保養(yǎng)”這些意義和價值，與其說是隱居中消極的處世，無寧說是積極地退隱所帶來的結(jié)果。

我們從這里可以窺見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在職時韋應物所經(jīng)歷的挫折是何等之大。

前面所引《閑居贈友》的第十三句“草玄良見誚”中的“草玄”，其出典見于《漢書·揚雄傳》（卷八十七下）中的“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的記述，通常用來表現(xiàn)淡于功名而用心著述。韋應物所使用的這一詞語，想必也是把閑居時的意境看作“玄”，而要把這“玄”文字化的意思。

末句中“寂寞”一詞的使用，與揚雄《解嘲》（《文選》卷四十五）中的“惟寂惟漠，守德之宅”，《漢書·揚雄傳》中的“惟寂寞自閣投”等句中的意思不無關(guān)系。同時，在詩人的意識中，《莊子》（天道）的“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寂漠無形，變化無常”（天下）這些言辭肯定是存在的。

“寂寞”也通于佛教的“寂滅”（心歸于靜的狀態(tài)。解脫煩惱后的最終平靜。徹悟的境地）。韋應物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王維有“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王右丞集箋注》卷之三《藍田山石門精舍》），“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卷之五《偶然作六首》其三）等表現(xiàn)，再有歌詠山居心情的作品中有“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卷之七《山居即事》）的詩句^〔8〕。

所謂“草玄良見誚”，大概說的是詩人對隱居中的這些詩作的投入，其口吻是謙遜的。仕途上遭到挫折時，韋應物借“養(yǎng)病”而屏居，在屏居生活中想通過“玄虛”的境界來展示他自己的世界。對詩人韋應物來說，這就是在治療他自己的“病”。這首詩只是這種“養(yǎng)病”的象征性表現(xiàn)。說“寂寞”，說“玄虛”，未必就是老莊所說的意思，應該說是玄妙的真理、深奧的境界。當然，這不是說與老莊思想、佛教的思維完全沒有關(guān)系。

韋應物的屏居全都在寺院，至此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了。

五　“寺院詩”及其描寫對象

〇高曠出塵表，逍遙滌心神。

（卷四《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

〇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

（卷五《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

〇即此塵境遠，勿聞幽鳥殊。

（卷七《莊嚴精舍游集》）

〇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

（卷七《再游西山》）

〇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

（卷七《秋景詣瑯琊精舍》）

〇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

（卷七《神靜師院》）

〇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

（卷七《同元錫題瑯琊寺》）

如在上面這些詩句中看到的那樣，韋應物把寺院看作是避開俗塵的靜寂之地，超越名利的“清境”（卷七《慈恩精舍南池作》“清境豈云遠，炎氛勿如遺”），與之相對，把處處受到掣肘的塵世看作“塵境”（卷八《郡中西齋》“似與塵境絕，蕭條齋舍秋”）。這樣的認識是以一般的寺院、道觀為題材的詩的常套，^〔9〕決不是韋應物的獨特之處。但是，我們可以把由“清”與“塵”的對峙認識而持有的作詩態(tài)度和以寺院為題材的詩作之多看作是形成韋應物詩風基本的重要條件。韋應物的詩篇五百七十首中，除開特殊的雜擬二十一首和歌行體詩四十六首之外，其余的五百零三首中，從詩題看與寺院相關(guān)的詩作所占的比例如下^〔10〕。在寺院所作的詩五十一首（約10％），寄給僧侶（包括居士）的詩十六首（約3％），在道觀所作的詩五首（約1％），贈給道士（包括庶士）的詩作六首（約1％），總計七十八首。為了方便起見，把這些詩作稱為“寺院詩”。這些所謂的“寺院詩”占整個詩作數(shù)的比例超過15％。其他還有詩題中雖然沒有明說寺院或與寺院有關(guān)的事情，而從內(nèi)容上看明顯是在寺院寫的作品，所以實際的數(shù)字還要高于總計之數(shù)。

作為比較參考，按照同樣的方法將并稱為“王孟韋柳”，得到“沖淡清真”評價的王維、孟浩然、柳宗元詩中的相關(guān)詩作的比例概數(shù)羅列于下：王維四百七十八首中有二十七首（約5.6％），孟浩然二百六十三中有二十八首（約10％），柳宗元一百八十一首中有十五首（約8.2％）^〔11〕。因為詩篇總數(shù)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大概的參考還是可以的。在寺院詩這一點上，韋應物特別顯著。特別是王維其詩篇總數(shù)與韋應物相近，以維摩詰為號，一般認為他比起韋應物來皈依佛門更深，而兩人寺院詩的比例倒是韋高于王，這個問題意味深長。

以寺院（包括道觀）為題材作詩，這并不是弘揚教理或救濟眾生，也不是直接表明對佛教的信奉或皈依。這只要讀一讀這些寺院詩就會不言自明。就是說，以寺院為作詩題材只不過是為了更有效地醞醇出作為幽寂高遠境界的具體所在的氛圍而已。但是，就是這樣詩人還是大量寫作了寺院詩，這說明詩人被寺院特有的環(huán)境或者境地所營造出的氛圍所吸引，對它獨有所好，所以才常常以此作為詩的題材。我們不得不承認詩人的這種特別好尚。寺院詩雖然是被廣泛認可的題材之一，就像在邊塞詩、閨怨詩中有取得獨特成就的詩人一樣，對韋應物來說寺院詩正是他描寫出獨特意境的得心應手的好題材。

如前所述，對于埋頭于描繪“玄虛”、“寂寞”的境地，以此來消遣隱居的無聊的詩人來說，現(xiàn)實的寺院與這種境地大概是最為相配的吧。

唐代中葉以后顯現(xiàn)的文人寺院山居的風尚雖然是后來書院形成的遠因，也與寺院詩有著一定聯(lián)系。作為隱居之地，韋應物選擇了寺院，這與當時的時代風尚也是有關(guān)系的^〔12〕。在我們看韋應物“寺院詩”詩境的時候，就來把它與同時代的寺院詩作一個比較。既然作比較，與幾乎生活在同時代而且有交游關(guān)系的大歷十才子作比較應該是較為妥當?shù)?。十才子中，韋應物與吉中孚、夏侯審、司空曙、崔峒等有直接的交游，與李端、盧綸等則擁有馮著、暢當、閻宷、秦系、丘丹等共同的友人，可以看到他們之間間接的交游。而且，十才子的詩在對社會的關(guān)心、隱逸詩、大量的送別寄贈詩等方面與韋應物的類似點很多^〔13〕。首先這里隨舉《與盧陟同游永定寺北池僧齋》（卷七）作為韋應物“寺院詩”的詩例。這首詩是他詩作中最多的五言律詩，是晚年之作。詩云：

密竹行已遠，子規(guī)啼更深。

綠池芳草氣，閑齋春樹陰。

晴蝶飄蘭逕，游蜂繞花心。

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這是與外甥盧陟的同行之詩：穿過蒼郁的竹林，聽聞子規(guī)的叫聲。永定精舍的北池，充滿了芳草的氣息，僧齋蔭蔽在樹木之中。蝴蝶在開著蘭花的小道飛舞，蜜蜂圍繞著花心繞圈。要不是與君一起同游，也不會來領略這幽遠的氛圍。

宋人劉須溪關(guān)于開頭二句說：“情景至處，又要次第，合有一詩內(nèi)次第，一句內(nèi)次第?！保ā秳㈨毾壬１卷f蘇州集》卷七）明代袁宏道評此詩說“造句入自然之妙?！保ā秴⒃u韋蘇州集》）正如他們所評論的那樣，這首詩通過寺院周圍的風景描寫，細膩地描述了作者的心情為自然界的活動所吸引的過程。

再引一首《神靜師院》（卷七）。詩云：

青苔幽巷遍，新林露氣微。

經(jīng)聲在深竹，高齋獨掩扉。

憩樹愛嵐嶺，聽禽悅朝暉。

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

“神靜”可能是灃上善福寺的僧徒。這首詩歌詠了其別院的景色：青苔生遍幽巷，樹木微宿露氣。讀經(jīng)之聲響徹竹叢，僧房之門緊閉，與俗界相隔。一邊在樹蔭下休息，一邊欣賞著山嵐之氣，傾聽山鳥的鳴聲，在朝陽的光輝中忘記了自我。進入這種靜寂的境地，就能夠住在與俗界大不相同的世界。

“靜中趣”直接指的雖然是寺院的景狀，但也可以把它看作與理想的隱棲環(huán)境相聯(lián)系的趣來考慮。

在回繞寺院的幽寂之中，我們可以知道詩人在追求自己的意境，并把它作為詩要描寫的對象。這與大歷十才子的“萬峰交掩一峰開，曉色常從天上來。似到西方諸佛國，蓮花影里數(shù)樓臺”（《全唐詩》卷二百七十九，盧綸《題悟真寺》）、“暫別青藍寺，今來發(fā)欲斑。獨眠孤燭下，風雨在前山。壞宅終須去，空門不易還。支公有方便，一顧啟玄關(guān)”（同上卷二百八十五，李端《宿云際寺贈深上人》）、“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香。清磬度山翠，閑云來竹房。身心塵外遠，歲月坐中長。向晚禪堂掩，無人空夕陽”（同上二百九十四，崔峒《題崇福寺禪院》）等主要以寺院為題材的詩作相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韋應物的寺院詩不是在描寫寺院是什么或是怎樣的，他的重點是放在自己所追求的詩境的構(gòu)筑上的。這不僅是因為比起十才子來大量創(chuàng)作寺院詩的韋應物對描寫對象有其獨特深入的理解，所追求的東西與常人不同，而且還因為他描寫寺院詩的視點與描寫山水詩的視點是一樣的。

作為韋應物詩語的特色，以前已經(jīng)有人指出他愛用“幽”、“清”等詞語^〔14〕。這些詞語的多數(shù)見于“寺院詩”的描寫對象中，大多用來表現(xiàn)所寫對象境地的清凈幽寂^〔15〕。說“幽”也好，說“清”也罷，多數(shù)指的是避開囂塵而隱居之地的清明幽玄。韋應物把名利官祿看作“塵世”、“塵表”，把受其使役掣肘的精神比作“塵慮”、“塵妄”，而其對立面正是這種清明幽玄的世界。這個世界能夠慰藉“塵慮”、“塵妄”的精神，能夠把它從束縛中解放出來。

對在“寺院”詩中可以明顯看到的“靜境”、“幽境”的志向，使得本來作為幽邃閑寂世界的寺院成為了詩的題材。同時，這種志向當然也體現(xiàn)在如“山水本自佳，游人已忘慮”（卷七《游龍門香山泉》）那樣的山水詩里^〔16〕。在山水詩中所出現(xiàn)的世界與“寺院詩”之間已經(jīng)不能引線劃界了。

結(jié)束語

世事受到挫折時退隱，這是基于中國文人傳統(tǒng)厭世觀的處世術(shù)。韋應物的屏居大概也離開不了這個圖式。但是，他隱居的地方，先不問是不是真實的棲息處，而幾次都是寺院這一點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在寺院創(chuàng)作的詩才是真正體現(xiàn)韋應物詩風自然詩之一斑的。韋應物在“寺院詩”方面創(chuàng)造了他獨到的境界，無視他的寺院詩就不能談他的詩。他所達到的境界可以說是情景一致，物我一體的境界，詩人自己則用“閑游忽無累，心跡隨景超”（卷二《灃上西齋寄諸友》）、“景清神已澄，事簡慮絕牽”（卷六《曉至園中憶諸弟崔都水》）、“物幽夜更殊，境靜興彌臻”（卷七《秋夕西齋與僧神靜游》）等詩句來表達這種境界。這種境界的具體存在就是寺院，把它描寫出來就是詩人隱居的目的，也是屏居的成果^〔17〕。

后來主張“詩禪相關(guān)”的批評家們大多把韋應物作為其先聲，其主要理由大概也正在于此吧^〔18〕。

注：

〔1〕參照拙稿《諷諭詩考——以韋應物的歌行、雜體詩的影響為中心》（《中唐詩壇的研究》第Ⅱ部第二章）。再有，關(guān)于白居易所說的“興諷”詩的論考有《論韋應物的“興諷”詩》（湯擎民，《文學遺產(chǎn)》1981年第三期）。

〔2〕近年代表性的年譜有以下數(shù)種：《韋應物事跡考述》（孫望，《南京師范學院學報》1962年第一期。后來收入《蝸叟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韋應物事跡系年》（羅聯(lián)添，《幼獅學志》第八卷第一期，1969，3。后來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學海出版社，1986年）、《韋應物系年考證》（傅璇琮，《文史》第五輯，1978，12。后來收入《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有關(guān)〈韋應物系年考證〉的幾件事》（廖仲安，《文史》第十一輯，1981，3）、《韋應物評傳》（姜光斗《佛理、唐音、古典美學》，南京出版社，1991）、《韋應物集校注》收載之《簡譜》（陶敏、王友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起草本章時，于上述諸譜頗受得益。

〔3〕關(guān)于寶意寺由《經(jīng)武功舊宅》（卷六）、《登寶意寺上方舊游（寺在武功，曾居此寺）》（卷七），關(guān)于扶風精舍由《過扶風精舍舊居簡朝宗巨川兄弟》（卷二）窺而得知。四禪精舍由寄給朝宗、巨川兄弟的懷舊之作《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卷二）類推之。

〔4〕“廣德元年，代宗避難吐蕃幸陜，朝恩舉在陜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guī)瑒菥颖避娪?，遂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保ā缎绿茣肪砦迨?，兵志?/p>

〔5〕關(guān)于誣陷仆固懷恩的駱奉先，根據(jù)《新唐書》（卷二十）程元振傳的附傳記載，其害民極甚，可以窺見一個貪得無厭，以軍禍民的宦官形象?！坝捞┲?，以吐蕃數(shù)驚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為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p>

〔6〕《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引《曹瞞傳》云：“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p>

〔7〕《雜言送黎六郎壽陽公之子》（卷四），《送黎六郎赴陽翟少府》（卷四）。

〔8〕考察唐詩中“寂寞”的意思時，王維的詩值得參考。例如“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云期”（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中華書局。卷之十《早秋山中作》），“胡生但高枕，寂寞與誰鄰”（卷之三《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其一）等，都是象征作為隱居者或者作為佛道修行者的居處或世界的詞語。鈴木修次氏關(guān)于王維的“寂寞”有如下論述：“王維又在‘寂寞’這個詞語中加入了他自己獨特的意味。對于王維來說，‘寂寞’未必是作為消極的價值的東西來認識的。王維是把它作為給自己帶來心的平靜、安定的積極的價值的東西來把握的。這本來是老莊之徒所抱有的價值觀?！胍凇拍谐姓J其積極的價值這種傾向雖然不能說是王維的獨特之處，但是要想理解潛在于王維心中的波紋，那么就不能無視它?！保ā短拼娙苏摗飞暇硭铡锻蹙S的詩風》。鳳出版，1973）

〔9〕參照津田左右吉《唐詩中出現(xiàn)的佛教與道教》（《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九卷所收）。

〔10〕關(guān)于韋應物的作品總數(shù)都是根據(jù)拙稿《韋應物傳記傳本考》（《國學院雜志》第七十九卷第十號，1978）所定的數(shù)字。

〔11〕關(guān)于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的作品數(shù)，為了方便起見，根據(jù)的分別是《王維詩索引》（京都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編，1952）、《孟浩然詩索引》（中國學術(shù)考究會，汲古書院，1981）、《柳宗元詩歌索引》（前川幸雄編，朋友書店，1980）中定的數(shù)字。

〔12〕參照嚴耕望《唐人多讀書山寺》（《大陸雜志》第二卷第四期，1951），及同氏《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下冊，1959）。

〔13〕參照《關(guān)于“大歷十才子”的評價問題》（陳慶惠，《唐代文學論叢》總第四輯），《大歷十才子詩歌的藝術(shù)特征》（丁放，《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85，第三期）。

〔14〕在論說韋應物詩的時候，一般以“清絕”評之，而以“幽”、“清”作為韋應物詩語的特色的觀點有以下諸氏。大野實之助氏（《王右丞與韋蘇州》《早稻田大學國文學研究》第十九集，1959。特別是關(guān)于幽有詳細論述）、深澤一幸氏（《韋應物的敘情詩》《飆風》第七號，1975。論及清與幽）。

〔15〕順便根據(jù)《韋應物詩注引得》（Thomas P．Nielson編，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研究資料叢書，1976年。以《四部備要》為底本。詩篇總數(shù)五百五十三首。但是，引得也包括韋應物與其他作家的唱和之作，這些當然被除外了。另外，在小考中根據(jù)四部叢刊本、全唐詩本、以及其他版本考證追補了補遺作品）的統(tǒng)計，在“寺院詩”中最多的“在寺院所作的詩”五十一首中，“清”字十八例（35％），“幽”字二十三例（45％）。再有，在詩篇總數(shù)五百七十首所占的比例，“清”字一百四十例（約24％），“幽”字一百零八例（約19％）?！八略涸姟敝小坝摹薄ⅰ扒濉钡亩嘤檬呛茱@著的。

〔16〕直接說到山水的還有“山水心所娛，如何更朝夕”（卷五《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陸名山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云“宋生昔登覽”，末云“那能顧蓬蓽”。直寄鄙懷，聊以為答》）、“所愛為山水，到此即淹留”（卷七《游西山》）等。

〔17〕表示“境”與“心情”的關(guān)系的言說，就管見所及范圍列舉于此，作為本文的參考。歐陽詹“境閑知道勝，心遠見名浮”（《全唐詩》卷三百四十九《和嚴長官秋日登太原龍興寺閣野望》）、劉禹錫“人稀夜復閑，慮靜境亦隨”（《全唐詩》卷三百五十五《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天平寺詣九龍祠祈雨二十韻》）等。

〔18〕關(guān)于韋應物的評價，特別是關(guān)于“王孟韋柳”之評，請參考拙稿《“王孟韋柳”論考》（國學院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十四輯，1983）。另外，《韋應物集校注》（陶敏、王友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附載“五，評論”、《韋蘇州詩校注》（阮廷瑜校注，華泰文化事業(yè)公司，2000）附錄三“詩話匯輯”中可以概觀歷代對韋應物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