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y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后，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她只有我一個人，只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一九〇四至一九一〇），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階?段。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jīng)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后來改做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只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F(xiàn)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后，我在巴黎見著趙詒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蔽以诎屠栲l(xiāng)間的草地上，聽著趙先生談話，想著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斗精神——這時候，我心里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yè)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yè)。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yè)。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xiāng)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xiāng)下人。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算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xiàn)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功夫?qū)Ｗx英文算學。這樣過了六個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里面有人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里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后，我拿著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傳曰”是《易經(jīng)》的《系辭傳》，不是《左傳》。先生臉紅了，說：“儂讀過《易經(jīng)》？”我說讀過。他又問，“阿曾讀過別樣經(jīng)書？”我說讀過《詩經(jīng)》《書經(jīng)》《禮記》。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他說，“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彼隽恕靶⒌苷f”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他看了對我說：“儂跟我來。”我卷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前廳上東面是頭班，西面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是我正在歡喜的時候，抬頭一看，就得發(fā)愁了。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寫著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jīng)義題：古之為關(guān)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guān)也將以為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jīng)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墒侨毡驹谔炷系乇?，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日本之所由強”又從哪里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里頗怪沈先生太魯莽，不應該把我升得這么高、這么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著急，聽了先生的話，抄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里（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一個公義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派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里，三哥還能說話。但不到幾個鐘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喪事辦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并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么書。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匯編》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guī)Щ貙W堂去翻看。費了幾天的功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jīng)義了。幾個月之后，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階》，算學還只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為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yè)第一班。我們聽說學堂里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我和王鄭三人都不愿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為什么我們不愿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jīng)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二哥給我的一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卻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里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有一天，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jiān)查夜過去之后，偷偷起來點著蠟燭，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抄《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zhàn)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著很詳細的戰(zhàn)爭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海發(fā)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nèi)槍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lián)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社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xiàn)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聯(lián)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愿意去受他的考試。所以我們?nèi)齻€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王言是黟縣人，后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后改名仲誠，畢業(yè)于復旦，不久病死。）

二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這學堂是寧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chuàng)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寧波的貧寒子弟；后來規(guī)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制于寧波人了。這時候的監(jiān)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學，他看見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勸我進澄衷學堂。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guī)定的學制，也沒有什么中學小學的分別。用現(xiàn)在的名稱來分，可算前六班為中學，其余六班為小學。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學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獎品。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陳詩豪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郁耀卿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qū)τ谒銓W最感興趣，常常在宿舍熄燈之后，起來演習算學問題。臥房里沒有桌子，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里，仰起頭來，把石板放在枕頭上做算題。因為下半年就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需要自己補習代數(shù)。我買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編的代數(shù)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shù)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夠，就影響到身體的健康，有一個時期，我的兩只耳朵幾乎全聾了。但后來身體漸漸復原，耳朵也不聾了。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后，逐漸強健。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鐘體操的功課。我從來沒有加入競賽的運動，但我上體操，總很用氣力做種種動作。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先生（天驥）的影響最大。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后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jié)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xiàn)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內(nèi)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nèi)）。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fā)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yōu)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zhàn)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shù)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shù)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陳炯明不是號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孫競存，一個叫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我在學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后來我發(fā)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一九一〇）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群己權(quán)界論》，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往前走，他卻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但這種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為他盡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界，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著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

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F(xiàn)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梁先生自號“中國之新民”，又號“新民子”，他的雜志也叫作《新民叢報》，可見他的全部心思貫注在這一點?！靶旅瘛钡囊饬x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他說：

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新民說》敘論

他的根本主張是：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群治之現(xiàn)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

——《新民議》

說得更沉痛一點：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shù)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shù)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后能滌蕩腸胃以上于進步之途也！必取數(shù)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shù)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袊缒転闊o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能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绖而哀之。

——《新民說·論進步》

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蕩感動的。他在那個時代（我那時讀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張最激烈，態(tài)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地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

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ㄍ希?/p>

后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tài)度了，而許多少年人卻沖上前去，不肯縮回來了。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于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氣地說：

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yōu)。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yōu)。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yōu)。

——《敘論》

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需采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quán)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里，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shù)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fā)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新民說》諸篇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jīng)之外中國還有學術(shù)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為七個時代：

一、胚胎時代 春秋以前

二、全盛時代 春秋末及戰(zhàn)國

三、儒學統(tǒng)一時代 兩漢

四、老學時代 魏晉

五、佛學時代 南北朝，唐

六、儒佛混合時代 宋元明

七、衰落時代 近二百五十年

我們現(xiàn)在看這個分段，也許不能滿意（梁先生自己后來也不滿意，他在《清代學術(shù)概論》里，已不認近二五〇年為衰落時代了）。但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整理中國舊學術(shù)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shù)史”的見解。所以我最愛讀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所望。甲辰以后，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xù)作此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說“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卻把“本論”（論諸家學說之根據(jù)及其長短得失）全擱下了，只注了一個“闕”字。他后來只補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其余各家始終沒有補。第二，“佛學時代”一章的本論一節(jié)也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學術(shù)思想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使我眼巴巴地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fā)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yè)？”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后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我從那時候起，就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我二哥勸我讀朱子的《近思錄》，這是我讀理學書的第一部。梁先生的《德育鑒》和《節(jié)本明儒學案》，也是這個時期出來的。這些書引我去讀宋明理學書，但我讀的并不多，只讀了王守仁的《傳習錄》和《正誼堂叢書》內(nèi)的程朱語錄。

我在澄衷的第二年，發(fā)起各齋組織“自治會”。有一次，我在自治會演說，題目是“論性”。我駁孟子性善的主張，也不贊成荀子的性惡說，我承認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是對的。我那時正讀英文的《格致讀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點點最淺近的科學知識，就搬出來應用了！孟子曾說：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我說，孟子不懂得科學——我們在那時候還叫作“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八疅o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他向下。吸力可以引他向下，高明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里的水向上。水無上無下，只保持他的水平，卻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無善無惡，卻又可善可惡！

我這篇性論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以為我真用科學證明告了王陽明的性論了！

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學的基礎都是在這里打下的。澄衷的好處在于管理的嚴肅，考試的認真。還有一樁好處，就是學校辦事人真能注意到每個學生的功課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雖不教書，卻認得個個學生，時時叫學生去問話。因為考試的成績都有很詳細的記錄，故每個學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資高的學生，可以越級升兩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于降半年了。這種編制和管理，是很可以供現(xiàn)在辦中學的人參考的。

我在西一齋做了班長，不免有時和學校辦事人沖突。有一次，為了班上一個同學被開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議無效，又寫了一封長信去抗議。白先生懸牌責備我，記我大過一次。我雖知道白先生很愛護我，但我當時心里頗感覺不平，不愿繼續(xù)在澄衷了。恰好夏間中國公學招考，有朋友勸我去考；考取之后，我就在暑假后（一九〇六年）搬進中國公學去了。

廿，三，十八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