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詩”？詩是一個時代的不死靈魂。什么是“詩人”？詩人是其所處時代的社會良心?！辛遂`魂，有了良心，這個社會才能夠充滿朝氣和希望！

“詩言志”之言在“當下”

“詩”是什么？能“干”什么？學詩、寫詩到底有什么作用？《論語·季氏篇》曾記載這樣一個故事：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粚W《詩》，無以言?！幫硕鴮W《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幫硕鴮W《禮》。聞斯二者。”

《論語·陽貨篇》還記載著另一段言論：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這里所說的“興”“觀”“群”“怨”，其實質就是“詩言志”中各不相同的“情志、感慨”。但是，在我們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下”，這個原本看似十分簡單的問題，卻又成了非常迫切的重要問題，成了“當下”社會正在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

一

“詩言志”作為我國古代最經(jīng)典的詩學命題，最早出現(xiàn)于《尚書·堯典》之中?！渡袝纷源呵镆詠砭统蔀榻?jīng)典，漢唐以來又成為儒家經(jīng)典，這三個字在春秋時期“賦詩言志”和“借詩言志”的文化思潮運動中產(chǎn)生了重要作用。故而，“詩言志”就成了我國不僅著名而且權威的一種詩學思想。

對于“詩言志”的闡釋，不僅代有其人而且代有其說，因為這三個字的內(nèi)涵確實非常豐富。于是，也就出現(xiàn)了關于“詩言志”的“同”與“不同”。

所謂的“同”，就是歷史上許多學者“同樣看重”，在他們的詩學或文論著作中分別進行了闡述。如先秦的孔子、莊子、荀子，漢代的賈誼、董仲舒、班固、鄭玄和《毛詩序》的作者，魏晉的劉勰、蕭統(tǒng)，唐代的孔穎達，宋代的邵雍，明代的王守仁、李攀龍、顧炎武，清代的劉熙載，現(xiàn)代的朱自清、聞一多，當代的朱光潛、葉嘉瑩等。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同樣看重”，才充分說明了“詩言志”在詩學理論上的重要性。

所謂“不同”，就是諸多學者對其內(nèi)涵的“不同理解”。漢代《毛詩序》的闡釋頗有代表性：“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敝劣谄渌麑W者們的闡述，由于各自身份的差異、所處時期或所站角度的不同而各有心得。正因為這些學人的不斷繼承、弘揚和發(fā)展，才更彰顯出“詩言志”至今仍然不可替代的時代意義。

二

其實，“詩言志”三個字從語法上看倒是非常簡單的“主、謂、賓”結構：

詩(詩歌)言(表達)志(心志、情趣)。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對“詩言志”這個簡單的主謂賓句子，就歷史上的種種闡述進行刪繁就簡的理解呢？

主語“詩”，有廣義的“詩歌”與狹義的《詩經(jīng)》兩種解釋。如“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中的“詩”，就特指《詩經(jīng)》，而《詩經(jīng)》則是我國詩歌的濫觴與經(jīng)典。所以，就“詩言志”的意義來說，無論是具體的《詩經(jīng)》還是寬泛的“詩歌”，都可以從廣義的層面來理解。

謂語“言”，也可以有名詞“語言”與動詞“言說”兩種解釋。不過從《尚書·堯典》中“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原文來看，這里的第一個“言”主要還是“表達、表述、傳遞”之意。司馬光在其《趙朝議文稿序》中寫道：“在心為志，發(fā)口為言。言之美者為文，文之美者為詩?！庇纱藖碚f，“詩言志”的“言”就是作者一種詩化的語言表達。而這種詩化表達的過程，在傳統(tǒng)詩歌來說就是一種對語言、聲韻、情采、意象的審美化過程。

賓語“志”，是這三個字中的重點。但這個“志”到底是什么呢？《毛詩序》說的“在心為志”，是一種心理狀態(tài)。而“詩言志”的過程，就是“志之所之”的運動過程，就是一個由志而言、由內(nèi)到外的表達過程?！睹娦颉分螅瑢W者們對于“志”的闡釋，或者在心理學層面，或者在社會學層面?！爸尽辈粌H與詩人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有關，同時也與其所處社會的興廢治亂有關。

荀悅在《申鑒·雜言》中說，有天下之志，有眾人之志，有君子之志，有大人之志，有小人之志；葉燮在《原詩·外篇》中說，有高志，有卑志，有大志，有小志，有遠志，有近志。如此來看，這個“志”肯定是有著大小、高下、雅俗、遠近、宏微之分的。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是屈原胸懷天下的家國之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龜雖壽》)，是曹操身當晚年的鴻鵠之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是陶淵明既蘊理雋永又耐人咀嚼的超然之志；“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出塞》)，是王昌齡為國戍邊的軍人之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行路難·其一》)，是李白倔強、自信和對自己理想執(zhí)著追求的高情大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杜甫疾聲表達的憂國憂民之情志和迫切改變不合理現(xiàn)實的崇高理想；“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竹石》)，是鄭板橋剛正不阿、正直不屈的錚錚之志；“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自嘲》)，是魯迅愛憎分明的情志表露及情感表達；“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到韶山》)，則是一代偉人毛澤東對新中國建設充滿信心的雄心壯志……讓我們再看看詩人的作品，如艾青在《我愛這土地》這首詩中寫道：“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如顧城在只有兩句的短詩《一代人》中寫道：“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p>

這些詩人為什么能夠走進社會、走進歷史？是因為他們真實記錄了自己生活的那個時代！這些詩句為什么再也走不出讀者的視野？是因為它們深深地觸動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

三

從《尚書》的詩以言志到周敦頤的“文以載道”，其間雖然經(jīng)歷了從詩到文的形式變化，但其本質內(nèi)容很明顯是一以貫之的。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寫道：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再從我國詩歌發(fā)展的繁榮歷史而言，無論是《詩經(jīng)》、《離騷》、樂府，還是唐詩、宋詞、元曲，無論是“操南音，不忘本”的南社，還是“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的天安門詩歌運動，無論是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中“我們還有普希金”的自信，還是吉鴻昌在刑場上從容寫下《就義詩》的凜然，無不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詩歌與當時生活、當時社會那種千絲萬縷的興觀群怨關系。

那么，歷史發(fā)展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詩歌與時代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有人說“這個時代已經(jīng)不是詩歌的時代”，有人說“詩歌只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如果誰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或表現(xiàn)了有關時代或者政治的話題，就可能會被揶揄、被譏笑甚至被呵斥。

筆者認為：詩人當然可以并且應該抒發(fā)自己的真情實感，當然可以并且應該歌吟大自然的花鳥蟲魚、春夏秋冬。但從中華詩歌煌煌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來看，詩歌從來沒有遠離過時政。詩人，天生就是時代的歌者而絕不是旁觀者。詩歌的存在，肯定是與時代之命運、與人民之生活息息相關的。比如聶紺弩之所以是我們當代詩人共同敬仰的一位著名詩家，之所以成為當代詩詞發(fā)展歷史上的一塊里程碑，不僅僅是他在形式上成就了一種“紺弩體”，更重要的是其內(nèi)容在口語化、幽默化、生活化的基礎上記錄了那個特殊時代令人扼腕、令人淚下的辛酸史。又比如，河南文藝出版社策劃、編輯類分為14卷31冊的大型套書《焦裕祿精神文獻典藏》，其中的詩歌卷之四，就包括了舊詩、新詩、散文詩等各種體裁的詩歌。也許，有人認為當下學習焦裕祿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政治需要，很少會有人去真正地學習了。毋庸諱言，當下社會確實存在著焦裕祿精神嚴重缺失的現(xiàn)象，并造成了某些程度的社會精神滑坡、官員道德淪喪的嚴重后果。但正因為如此，才更需要詩人去呼喚正能量。如果說連詩人都“萬馬齊喑”了，那才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悲哀！

什么是“詩”？詩是一個時代的不死靈魂。

什么是“詩人”？詩人是其所處時代的社會良心。

在“當下”，詩的靈魂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詩人的良知就是弘揚真善美、針砭假惡丑，就是倡廉反腐，就是從我做起，用詩歌重新喚醒已漸漸泯滅了的世道人心。

有了靈魂，有了良心，這個社會才能夠充滿朝氣和希望！習總書記在我國第30個教師節(jié)看望北京師范大學師生時明確表示：

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jīng)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jīng)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

習總書記的這番話，不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下社會文化教育的嚴重缺失，而且深刻道出了詩歌在我國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這里，筆者愿改用白居易的名言來表達對我們當下詩歌的熱切期望：

文章合為國而著，歌詩當為民而作。

而這里所說的“國”，具體而言就是我們正在為民族復興而燦爛綻放的中國夢；而這里所說的“民”，具體而言就是我國各族人民久久呼喚的公平和公正、幸福與安康！

2014年9月9日夜初稿于中州知時齋

2014年9月14日凌晨再稿于淇縣鴻源大酒店

2014年9月22日三稿于鄭州

2014年10月10日定稿于武漢保利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