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組織工作(1921—1927)
情況完全變了,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很多事情又恢復原樣。上海的一次會議不能撼動長沙的政治格局,也沒有導致毛澤東拋棄他鐘愛的事業(y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后,他有了一些新的裝備,不過他還是走著原已熟悉的“五四”之路。
毛澤東雖然是湖南黨的領導人,但是并沒有多少人要他去領導。他可以做他擅長的教育加組織工作。他試圖把共產主義這杯新酒倒進湖南經過考驗的激進主義的舊瓶里。
長沙仍然是他的活動地區(qū)。他在1921年至1923年所寫的東西大部分出現(xiàn)在地方性的《大公報》上,而不是在黨的或全國性的報刊上。1921年和1922年的文章全帶有“五四”啟蒙的味道,甚至沒有燒掉他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聯(lián)系的橋梁。
第一師范的聯(lián)系網仍完好地保留著。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并沒有妨礙毛澤東繼續(xù)在其小學部教書。他在第一師范的名義下開辦了一所他喜愛的夜校。來學校學習的有鉛筆制造工、電氣公司職工、人力車夫、叫賣蔬菜的小販和鐵路職工。在長沙的第一師范圈子里,人們稱毛澤東是“夜校的毛先生”。
毛澤東還為18歲以上沒有上過學,但想學習算術和語文的農民開辦了補習班。這就讓“鄉(xiāng)下人”進入了第一師范寬闊的大廳。這些學生皮膚被曬成了古銅色,并且身上還散發(fā)著臭氣;穿的衣服像帳篷布一樣粗糙襤褸;在課堂上他們還會大聲地嚼著燒餅和油條。
第一師范的一些人希望把這些人趕走。毛澤東試圖取悅他母校的頭頭兒,并且以不屑的語氣講大道理說,穿著和吃東西的習慣是“無傷大雅的小節(jié)”。他軟硬兼施的戰(zhàn)術很難對付,從而為補習班贏得了勝利。
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隨毛澤東在長沙、上海、韶山、廣州、武漢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大革命失敗后,留在家鄉(xiāng)板倉堅持黨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軍閥何鍵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義,時年29歲。關山遠隔的毛澤東聞訊痛苦莫名,悲憤地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在毛澤東規(guī)劃的教育花園里,最美好的花朵是“湖南自修大學”。這所學校建于1921年秋,在古老的船山學社優(yōu)雅的會所里。在其兩年生存的高峰期,學校有200名學生,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是其中之一。毛澤東把他新民學會的朋友聚攏起來當老師。他的妻子楊開慧也來幫忙。
可以肯定,學校的目的之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學校發(fā)行一份叫做《新時代》的富有激情的小月刊,刊登了毛澤東寫的兩篇最早帶有馬克思主義味道的文章:《觀念史觀批判》和《馬克思學說與中國》。毛澤東解釋說,這份雜志不是一般大學學報那樣的“文字的雜貨店”,它將有個確定的方向。這位年輕的組織者試圖專注在已確定的宗旨上。
然而,毛澤東仍然首先是教師,其次才是思想體系的倡導者。他相信教育會提高“老百姓”的素質;作為教師,他是真心實意的。
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毛澤東沒有寫過比湖南自修大學創(chuàng)立宣言更有趣的東西了。這項聲明寫于1921年8月,于1923年初由上海重要的雜志《東方雜志》刊登。在聲明中,毛澤東把這所學校和普通學校區(qū)分開來。在普通學校,“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灰锥?,各得其所’?!泵珴蓶|對主流教育的尖刻觀點,引領他杜撰了“學閥”這個詞。在中文里,它和“軍閥”相呼應?!皩W閥”缺乏人情,他們把學知識當成商業(yè)行為,他們的教學方式就是打開水龍頭,然后讓學生自行飲用。
在毛澤東這所學校,即將入學的學生不用參加入學考試,而是要“提出自己對社會的批評主張”或“闡明自己的人生觀”。課堂講授很少,基本觀念是要你自己去“閱讀和思考”,學習的過程成為大家一起尋求更多真理的過程。毛澤東就是要盡量打破學生不肯自己思考問題的習慣。因為中國學習歷史的緊迫性,歷史課成為自修大學的“重要課程”。
正像學校借用了一座優(yōu)雅的建筑一樣,它也從現(xiàn)有的教育中借用了有價值的東西。毛澤東說他要把三件好東西組合起來:舊式書院的研究方法,現(xiàn)代學校的嶄新教學內容,以及培養(yǎng)健全人格的常規(guī)體制。
學校辦得很成功,然而只是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的精英們來說才是如此。湖南的中共組織從其歷史班、地理班、文學班和哲學班里吸收了很多成員。但是很多“老百姓”覺得要讀的書太多,而且其中的思想太難理解。
20年代初期,能夠并愿意在晚上學習世界歷史的工匠和手藝人并不是普通人。毛澤東還沒有深入到普通群眾中。
在一個方面,上海的代表大會還是影響了毛澤東:他比以前更加重視勞工運動。
1922年迎來了中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高潮。人數(shù)不多的共產黨人同這一形勢很有關系。他們(以及支持他們的共產國際)把它看成代表中國未來的浪潮。馬克思著眼于工業(yè)無產者,他在東方的信徒也應該如此。毛澤東有所懷疑,但他還是加入了進來。
毛澤東從上?;貋頃r頂著兩個頭銜。他是湘區(qū)區(qū)委書記,以及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這個組織是共產黨幼年時期的重要部門。安源是他的第一個戰(zhàn)場。
安源在湖南東部,是個不大的城鎮(zhèn)。但是那些由德國人和日本人在1898年開辦的大煤礦,使安源成為中國遲到的工業(yè)革命的小小立足點。
60年代的一幅油畫表現(xiàn)了年輕的毛澤東無畏地大步走在涌動的烏云下去喚起安源的礦工們。畫中的他,比真人高大,穿著長衫,顯得很莊嚴,看上去像是一個給不信教的人們帶去真理的傳教士。
毛澤東從1921年末到1923年初四次的安源之行,卻根本不是像油畫所描繪的那樣。工作是試驗性的,而且很艱難,有些工作沒有什么結果。而且毛澤東不是獨自一人去做的。
沿著鐵路步行去安源時,毛澤東的確穿著長衫;但是到了看得見那座城鎮(zhèn)時,他就把長衫脫下來。安源又臟又黑。12000名礦工因為在惡劣環(huán)境下每天工作15小時而變得麻木了。在方圓十多公里的范圍內就有24座基督教教堂,然而只有一座小小醫(yī)務站為6000名工人服務。這地方就像狄更斯小說里描寫的情景,根本沒有感受到五四運動的興奮和激動。
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繼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分部,毛澤東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領導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領導工人運動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礦考察。這是劉春華以此為背景創(chuàng)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當年毛澤東在安源的住址——八方井44號。
當年毛澤東考察過的總巷平礦井。
毛澤東保持低調形象。他住在一個礦工家里,到礦井去看了看,在筆記本里寫了不少東西。
當他走進房間要向礦工們講話時,他們都站了起來。這種敬畏不適合他要完成的任務。社會地位的懸殊使毛澤東覺得在精神上錯位了:難道他已不再是土地的兒子,而真的成為莫斯科真理的衛(wèi)士了嗎?但是他堅持在安源干下去。第二次是他弟弟澤民跟他一起去的。這一次,毛澤東戴著草帽,穿著伐木工人常穿的罩衫,腳踏草鞋,看上去就不那么講究了。
1921年12月,他們在一家旅店里住了幾個星期。在多霧的早晨,他們每天徒步出發(fā)去說服礦工?!皻v史掌握在你們的手里?!泵珴蓶|不斷地對著黑色的面孔和疲憊的眼睛說。
他在安源工作的主題是反宿命論。
安源成立了一個共產黨小組,一個工人俱樂部,當然還有一所夜校。夜校的效果不好,毛澤東不久就改辦了一個日間學校,招收礦工們的子女。
毛澤東學會了在黑板上使用簡單的圖解。他講解中國字“工”,它是“工作”或“工人”的第一個字。上面的一橫,他解釋說,是天;下面的一橫是地;把天地聯(lián)系起來的一豎就是工人階級。工人站在地上但是可以頂起天!天地是他們的。對此,楊教授或許會皺眉頭,但這是很好的教學手段。
1922年9月毛澤東第三次到安源時,那里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情勢。這一方面是由于礦工們客觀上遭受的痛苦,他們不被當人對待,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長沙來的知識分子日益成功的灌輸。
毛澤東是負責人,但他不是主要的操作人。同樣重要的是李立三,就是那個對毛澤東1917年征友告示“不明確表態(tài)”的“半個回應”者。直到1921年,李立三還在法國勤工儉學。
決定性的人物是地主家庭出身、曾在莫斯科學習過的那位年輕人——劉少奇。劉少奇是1922年秋一次成功罷工的英雄。這次罷工使安源在中國很大一部分土地上成為紅色的旗幟,而且還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毛澤東被任命為聯(lián)合會的頭號領導人。劉少奇幫忙在毛澤東的帽子上增加了一個新的頭銜。
安源的組織體系給人印象深刻,但那是個特例。在中國超過4億的人口中,只有200萬產業(yè)工人。安源工人俱樂部是大漠中的一個堡壘。毛澤東帶到安源的口號“工人萬歲”,在1922年的中國,是尖利而不中聽的。
安源有閱覽室、合作社、一套工人委員會系統(tǒng)。不下60%的安源工人參加了中共組織的俱樂部。游行為五一勞動節(jié)增加了光輝。在十月革命紀念日、列寧誕辰,甚至是遙遠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的生日當天,都開展了慶祝活動。
安源是溫暖了共產國際心窩的根據(jù)地(俱樂部的確被戲稱為“小莫斯科”)。它似乎成為當時被稱為世界革命的一個模范前哨。但是,這一切會走向何方?礦工們已經贏得了較好的工資和生存環(huán)境,下一步是什么?
在1922年期間,除了工會請愿書、信件和公報之外,毛澤東幾乎沒有寫什么自己的東西。他正在為建立和加強一個又一個的組織而奔忙。清水塘現(xiàn)在是他的辦公室。這是湘區(qū)區(qū)委的總部,也是長沙留著長頭發(fā)的左派人士的俱樂部。直到凌晨,低矮的房子里的燈光還在照射著周圍的菜地,共產黨人一直在這里種著菜,以使這座房子不引人注意。
毛澤東力圖保有自己的隱私。他沒有像有些共產黨人那樣喜歡生活在文件堆和茶杯(會議)之間。楊女士和毛澤東后來搬出清水塘,住進部分房間由自修大學使用的一座溫馨舒適的住宅內。毛澤東的岳母跟他們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個舒服的房間。毛澤東的長子岸英在1922年出生。家庭生活并沒有由于工作的緊張而被擠掉。
毛澤東和楊開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處長沙市郊小吳門外,因為環(huán)境比較僻靜,所以挑選來作湖南黨組織的秘密活動機關。毛澤東和楊開慧在這里住了兩年半時間,這也是毛澤東成為職業(yè)革命家以后一段難得的溫馨歲月。
到1922年,情況有了變化。不知是由于家庭關系出了問題,還是為了離辦公室近一些,毛澤東又住到了清水塘。
毛澤東領導了一次長沙6000名建筑工人的罷工(工人們抱怨說,他們吃得起的就是每天兩頓稀粥)。他穿上粗糙的衣服,假裝是工人,吹著哨子指揮隊伍喊口號。他還領著一群人在就餐時間沖進一名富有的承包商家里,讓大家看看他桌子上的食品和工人們自己的食物之間的差別。
省長助理懷疑他不是在和一個普通建筑工人打交道,要毛澤東說出他的名字。毛澤東卻開始和他討論亞當·斯密,從而躲過了回答這個問題。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于1921年11月路過長沙時,毛澤東和他談過話(毛澤東沒有提到過這件事)。毛澤東幫助成立了泥木匠工會、理發(fā)工會、紡織工人工會、裁縫工會和印刷工人工會。他南下到衡陽,在那里,他的妹妹已經為他在第三師范學校建立黨小組鋪平了道路。
他投入到印刷工人的罷工中,他們反對他常常在上面發(fā)表文章的《大公報》。這件事或許毀掉了他和編輯的關系,因為在那以后他在這份報紙上基本上就再沒有發(fā)表什么東西了。
毛澤東對長沙9000名人力車夫的艱苦生活特別關心。他帶領中共支持他們向該市3100輛人力車的車主們要求降低租金,這次運動取得了成功。在毛澤東為車夫們開辦的夜校課堂上,他就“工”這個字又運用了另一個圖解游戲。他把“工”字寫在黑板上,在旁邊又寫了一個“人”字,兩個字放在一起就是“工人”,然后寫上“天”字。他微笑著向車夫們說明怎樣把“人”字直接放在“工”字下面就成了“天”字。結論是:團結起來,工人的力量大如天。
有些車夫符合入黨的條件,毛澤東就在南門附近為他們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儀式。他把中共的旗幟掛在榕樹上,選中的車夫一個一個走上前來,舉起右手,跟著毛澤東說:“嚴守革命秘密,服從紀律,工作努力,永不叛黨?!泵珴蓶|的眼中閃著滿意的光芒,他給每個人發(fā)了一個黨證和一紙袋的學習文件。
這是對中國歷史由來已久的秩序的翻轉。像一個西瓜或一只貓一樣在政治上不受重視的最底層的工人,現(xiàn)在成為一個視自己為歷史火車頭的政黨的成員。
不久以后,在北京北邊,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坐下來跟幾個中國上層人物一起吃飯。當菜肴一盤一盤地端上來,美酒一輪一輪地斟上時,一位有教養(yǎng)的客人宣稱:“在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者發(fā)明了這個思想。我的車夫拉我穿街走巷時,他和我能像老朋友一樣談笑。”史沫特萊反駁道:“如果你得拉他穿街走巷,你還是他的朋友嗎?或者如果他造反呢?”
20年代的北京,還沒有人了解毛澤東。然而,史沫特萊已經摸到了毛澤東事業(yè)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他確實正在發(fā)明階級,而且是強有力地發(fā)明——向人力車夫說明,他們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歷史的一部分(通過階級斗爭)。
1922年4月,毛澤東到杭州參加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他很突出,然而又不那么突出。“主要參會人,”參加杭州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回憶說,“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還有另外一個,一個很能干的湖南學生,他的名字我不記得了?!泵珴蓶|雖然很卓越,但他仍然是地方性人物。
到1923年,湖南的勞工運動發(fā)展到一個分水嶺。一方面,運動很興旺,勢頭在中國是最強盛的。毛澤東把安源事務大部分留給李立三、劉少奇和他有金融頭腦的弟弟澤民去負責,自己則在湖南的其他地方去撒播革命的種子。
他組織工會,發(fā)動了十多次重要罷工。他還不時地悄悄成立新的黨小組。工作很有成效,兩年之內在湖南成立了擁有5萬工人的20個工會。經過仔細和謹慎挑選的湖南中共基層黨員,從1921年年中的10名,猛增到一年后的123名。每當一個新工會建立起來,毛澤東就設法安插一個中共干部做它的書記。
另一方面,勞工運動缺乏全國性的群眾基礎。鐵路上的一次危機,讓人更深地感受到這一點。
像大多數(shù)產業(yè)一樣,鐵路資本很多是外國的,反帝情緒加深了產業(yè)的緊張關系。鐵路工人是最為先進的。在華北,鐵路工作是幼兒期中共的搖籃。在上海的指示下,毛澤東轉向粵漢鐵路。中共把這條鐵路和安源煤礦看作是湖南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
毛澤東按照安源的模式開展工作。在長沙的新河火車站周圍,他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感覺得心應手。他會在茶館里召開會議,有時邀請鐵路工人到清水塘整夜地進行策劃。
在北邊的岳州,毛澤東的工作不知為什么不那么有效。“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這句響亮的口號不足以帶來成功。1922年9月發(fā)動了一場罷工。列車像死蛇一樣躺在調車場里。毛澤東特地安排其他工會和城市發(fā)來支持罷工的電報。但是控制漢口的北洋軍閥調動軍隊鎮(zhèn)壓毛澤東在岳州的罷工工人。工人損失慘重,鐵軌被鮮血染紅。
盡管進行了反擊,也還有些收獲,但還是軍閥操控著最后的決定權。到1923年2月,粵漢鐵路工人運動已被鎮(zhèn)壓下去。湖南省長宣布工會為非法。無產階級似乎離革命還很遠。
就像是突然間,1921年至1923年這個階段結束了。1923年4月,毛澤東逃離長沙,以躲避被作為“過激派”而被捕。
他離開時沒有帶著開慧。她又懷孕了,她母親在照顧她。此前的兩年,是毛澤東跟他第一任自選的妻子在一起度過的最長的一段時間。
毛澤東腳步沉重地走向農村時,有很多東西需要思考。他是否真的相信城市工人正處在革命的前鋒線呢?如果不是,中共是否并不那么絕對英明呢?
黨在忙于艱難地沿著城市道路走下去。它的總書記仍然是陳獨秀教授,他堅持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農村道路基本沒有希望。從歐洲學習回來的那些人——像李立三和劉少奇——對于亞洲革命可能與歐洲革命非常不同這種可能性不予考慮。
然而,中國的無產階級遠遠不足中國人口的1%。中共主要還是個知識分子的圈子。許多工會積極分子,還不知道“馬克思主義”這個詞是什么意思。
此外,軍閥手里有槍。違抗他們,似乎就是自尋死路。跟他們講道理似乎也是很悲哀的——毛澤東在1922年12月跟湖南省長引經據(jù)典的談話中曾經這樣做過。
毛澤東沒有出席1922年7月的第二次中共代表大會,這是件讓人奇怪的事。當代表們?yōu)榱碎_會而聚集在上海時,毛澤東已經在上海了。毛澤東解釋說:“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難以相信他在全上海就找不到任何可聯(lián)系的人。看來,在1922年夏天,毛澤東跟黨的事務協(xié)調得還不是很好。
他的熱情似乎受困。勞工工會已經成為他的生命。為了它們,他犧牲了寫作,放棄了小學的教學職位,而且不得不逃離長沙。
然而,城市組織工作沒有發(fā)揮出毛澤東的長處。他從來沒有在礦上或工廠里干過活。土地他了解,但機器或工業(yè)的日常運作,他不了解。在歐洲,通過無產階級起義進行世界革命的理想思潮是很活躍的,但他沒有到過歐洲。
總的看,他不如張國燾(地主的兒子,會說英語),或李立三(從法國歸來),或劉少奇(從蘇俄歸來)適合搞勞工運動。
他跟劉少奇不一樣,并不完全相信工業(yè)方面的組織工作向前發(fā)展了,就會像在重力的作用下一樣,必然導向社會主義的大門。
工資問題和工時問題,并沒有像新娘自殺或他父親對佃戶的貪婪行為那樣,引起毛澤東的關注。
本土主義的影響使得毛澤東止步不前。蘇俄顧問領盡了風騷,但是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形成嗎?把共產國際日程表上的項目一項一項地完成,就會改變可愛的中國的石頭、田野和日常生活嗎?
任務是要找到盟友,毛澤東知道這一點。他的文章《民眾的大聯(lián)合》表明,他傾向于廣泛的聯(lián)合。但是,在1919年毛澤東還是個自由人,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在1923年,他是一個有紀律約束的隊伍的成員。團隊的領導人比他更有影響力,其司令部遠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
恰巧中共自己也在對1921—1922年的政策進行反思。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誕生的路線是褊狹的。當時全國只有微不足道的57個人,正力圖把外圍的人聚集在一起。莫斯科認為一大會議的決定是盲目自大的。
生于荷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推銷員馬林,試圖代表共產國際來改變局勢。雖然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曾考慮過馬林的意見,然而,路線實際上并沒有改變。但是不久,廣州的事件就讓馬林有了彈藥。
自1917年以來一直是廣州政府首腦的孫中山,被一個軍閥趕出了自己的根據(jù)地。性格獨特、滿腔熱情、可塑性很強的孫中山沒了著落。西方以前對他不大方,軍閥們轉而反對他。這時,莫斯科插手了。
1923年1月,一樁政治聯(lián)姻促成了。孫中山在上海和蘇聯(lián)使者越飛簽訂了一份協(xié)議。中共和國民黨人要聯(lián)手。中共黨員將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中共仍將保持獨立存在。但是“國民革命”(中共的新提法)的組織領導權歸國民黨。
這是一個攸關共產黨命運的步驟。莫斯科很高興,這是共產國際第一次成功地給中國革命打上它的烙印。但中共內部并不是每個人都贊成。
對毛澤東來說,一個新階段開始了。在韶山冥思苦想了一段時間以后,他到上海報到了。他住在黨提供的一間房子里,它位于外國人管理的一塊飛地(微妙地被稱為國際租界)的商業(yè)繁華地段。他向同事們介紹了湖南的工作。
1923年夏天,他第一次到了廣州。中共聚集在那里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規(guī)劃今后如何同孫中山合作。毛澤東在會議期間說:“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聯(lián)合,不能孤軍奮戰(zhàn)?!彼芸炀统闪撕蛯O中山的國民黨人聯(lián)合的熱心人。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
這座南方城市讓他大開眼界。這里是有外國勢力存在的通商口岸,這是地處內地的湖南所沒有的。其喧鬧的生活方式震驚了這個有些矜持的湖南人。毛澤東聽不懂廣東方言,感到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這是長江以南的中國。在氣候、食物和生活習慣上,廣州比北京更合乎長沙人的口味。廣州人穿著木屐踢踏踢踏地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毛澤東也喜歡上了穿木屐。
毛澤東為什么熱心于和國民黨人聯(lián)合?他長久以來就認為,建立新中國的斗爭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而1923年的國民黨人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的確,這個問題是孫中山、莫斯科、中共這個正在形成的三角之間合乎邏輯的,或許也是唯一的共同點。毛澤東贊同組成盡可能廣泛的中國各階層的統(tǒng)一陣線反對外國對中國的蹂躪。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他預示了他將要對中國革命的戰(zhàn)略作出的重大貢獻。并不佩服毛澤東的張國燾承認:“在這個特別的場合,毛澤東注意到了農民問題。”張國燾記得毛澤東當時指出:“在湖南,工人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也少,而那里滿山遍野都是農民。”
大會就是否把對勞工運動的控制權交給國民黨的統(tǒng)治機構進行了表決。毛澤東起初對此猶豫不決。要把他珍貴的工會交給外來的權力機構嗎?就湖南而言,這種機構只是一紙空文。
但是,當大多數(shù)人轉向另一方向時,毛澤東改變了調子。他隨了大流,他不得不這樣做。喪失了他在長沙的根據(jù)地以后,他必須在中共的全國網絡內尋求發(fā)展。
大會把他選進14人的中央委員會。在委員會里,他任組織部長,換下了極左的張國燾。這項工作使他的根據(jù)地變成了上海。他1923年的文章主要發(fā)表在中共的全國性刊物《向導》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澤東現(xiàn)在是全國性組織的工作人員。他在長沙作為教育者的生涯結束了,他把在湖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的領導崗位交給了一個同事。他把自己的東西從清水塘的房子里清理出來,從此他就再沒有在湖南逗留超過連續(xù)6個月。
但是他還保留了與湖南的兩個重要聯(lián)系:韶山在他心中仍然占有一角,楊開慧沒有離開長沙的家。1923年末,毛澤東從來信中得知,他的第二個兒子已經出生,他和妻子商量起名叫岸青。但是這段婚姻已經有了陰影。毛澤東離開長沙時,為妻子寫了一首詞(《賀新郎·別友》),其中寫道:“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詞的結尾是:“重比翼,和云翥。”
第二年的大部分時間,毛澤東都住在上海。這是中共誕生的地方。這里的無產者隊伍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壯大得多。在上海,帝國主義就像小販的叫賣聲和黃浦江上的汽笛聲一樣無處不在。
毛澤東《賀新郎·別友》手跡。
有一天,毛澤東遇到一個長沙的同學,他剛從歐洲學習回來。毛澤東穿著褪色的中國長袍和草鞋,這位同學則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澳阕詈脫Q一下衣服?!泵珴蓶|不屑地說。同學困惑了?!拔?guī)闳タ纯淳兔靼琢恕!泵珴蓶|接著說。
他領著同學沿著江岸一直走到外灘公園。鐵柵欄上掛著一塊寫有公園規(guī)定的牌子,其中一條說不得摘花,另一條說狗不得入內,第三條說:“除苦力外,華人不許入內。”
毛澤東和勤工儉學歸來者之間的鴻溝,從來沒有真正被跨過去。作為從內地來的人,毛澤東不習慣像通商口岸的中國人那樣,不得不向西方人卑躬屈膝。
這年仲冬,毛澤東再次南下廣州。在親蘇而軟弱的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上以及此后,毛澤東比以往更深地投入到服務于國民黨的工作中。此時他剛剛30歲,他第一次在一個比馬克思主義派別更寬廣的政治組織里留下了標記。在大會上,他抨擊了在未來的中國議會中按比例派代表的主張(“一旦把自由交給反對派,就會把革命事業(yè)置于危險之中”)。他公開表態(tài)支持孫中山含義不明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三民主義”。他是被選入孫中山國民黨的領導執(zhí)行機構中的10名共產黨員之一。他和另外兩名共產黨員一起進入一個由19人組成的精英團體,負責審查該黨的新黨章。
他在國民黨上海組織里擔負了重要責任。不到一個月,他被任命為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的組織部秘書,駐地就在這個口岸城市。他在1924年春回到上海,走路邁著輕快的大步子。他在兩個黨里都擔任組織部長的職務。從湖南被趕出來以后,他需要一個新的開始。他在國共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找到了起點。
毛澤東在跟新的人一起工作,其中有米哈爾·鮑羅廷和他的共產國際顧問團。
鮑羅廷1923年到中國工作時,還不到40歲。但是他認識列寧,并非常受尊重。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體制下,他既是中共的也是國民黨的顧問。來訪者只有在出示掛在金鏈子上繪有國民黨黨旗的琺瑯徽章后,才能進入他在廣州市區(qū)的別墅。
鮑羅廷高高的個子,有一頭長而密的褐色頭發(fā)和下垂的八字須。他穿著一身中山裝和高筒靴在他那豪華的辦公室里踱來踱去。他不會講中文,但是英語說得很好(他的美國妻子是著名喜劇演員巴斯特·基頓的親戚)。
在廣州,毛澤東有時跟這位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手勢不斷的蘇聯(lián)人談話,傾聽一套套的理論和源自蘇聯(lián)的忠告。但是他離鮑羅廷的世界太遠,并不完全相信這位雄辯的布爾什維克所講的那一套。
孫中山手書的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
使團中的蘇聯(lián)人幾乎都不會說中文,他們也不很了解中國。誠然,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是它有血有肉的代表們,真的能準確把握革命的目標嗎?
如果說毛澤東不像李立三那樣對共產國際的使團心懷敬畏,那么他也沒有像張國燾那樣跟他們斗。他跟莫斯科來的活躍的年輕顧問們保持著一定距離。當時在廣州還有一個年輕的亞洲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鮑羅廷更為看重。這個身著歐式白色亞麻西裝的瘦削并患肺結核的人,在鮑羅廷的別墅度過很多時間。他被趕出了法屬印度支那,中國國民黨人給他提供了避難所。他的名字叫胡志明。
毛澤東還認識了國民黨的領袖們。他在廣州和孫中山打過照面。他少年時期的這位英雄,現(xiàn)在正處于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講話好像有點啰嗦?!八辉试S別人與他爭論,”毛澤東抱怨說,“或提出自己的觀點。”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1924年1月,毛澤東出席大會,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在上海還有兩位毛澤東經常見到的國民黨高層官員。汪精衛(wèi)和胡漢民都是很能干、講話很能打動人的政客。跟他們相比,毛澤東覺得自己是而且在別人眼里似乎也是一個平凡的鄉(xiāng)下人。
在毛澤東看來,汪精衛(wèi)和胡漢民十分自負而且愛嘮叨。這兩位(還有在廣州的一個叫蔣介石的軍官)都是孫中山衣缽的未來繼承人,“國民革命”就掌握在他們白嫩的手中。但是,如果這些人將成為新中國的政治家,那么中國真的會是新的嗎?
1924年5月,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部分成員在孫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為毛澤東。
如果說毛澤東有懷疑,那么中共領導層也同樣如此。
從近處觀察,陳教授看起來與國民黨相處得并不那么好。他在中共里是一號人物,曾是給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最主要的人。他仍然直率而謙虛,而那些蘇聯(lián)人或那兩個妄自尊大的國民黨人則并不總是具備這一優(yōu)點。但是毛澤東感到奇怪:陳獨秀作為一個偶像打碎者的棱角為什么會消失了?
一個細節(jié)說明了問題:陳獨秀是上海人,他穿西裝;毛澤東則穿著粗布中式長衫。
當中共中央委員會4月在上海開會時,毛澤東顯然沒有出席。張國燾以不以為然的口吻說,毛澤東在忙于“國民黨的工作”。他似乎去了湖南,并在安源煤礦作了停留。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保持沉默。國民黨的工作吸引了他。毛澤東對國民黨的事業(yè)非常熱情,以致李立三惡意地稱他是“胡漢民的秘書”。
國共合作時期的毛澤東。中共“三大”后,毛澤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開始參與籌備國共合作事宜。
國民黨在2月份采取了一個特別吸引毛澤東的步驟:成立了農民部。中共還從沒有這樣做過。這是毛澤東熱心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又一個理由。這更促使毛澤東走上意義重大的新道路。
毛澤東1924年的一次旅行是到香港。在這塊由英國人管轄的附著在廣東省的屬地上,他和張國燾有些工會事務要處理。他們從上海坐船穿過南中國海晶瑩的藍色水域。在船上,一伙匪徒圍住了毛澤東和張國燾,他們揮舞著刀子向兩人要錢。毛澤東不肯屈服,要反抗,這顯示了他的勇氣和斗爭的心態(tài)。張國燾勸說毛澤東,匪徒們索要的錢數(shù)不值得拼命。后來張國燾非常困難地,并且是在別人的幫助下,才最終抑制住了他那脾氣火爆的湖南同事。
毛澤東在政治上不像張國燾那么左,但是當個人受到挑戰(zhàn)時,他比張國燾更火爆。
1923年至1924年間,毛澤東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在中共機關報《向導》上寫了一些關于當前政治的短篇文章。文章辛辣但缺乏理論。
在1923年的文章里,有兩件事很突出。毛澤東把商人稱為國民革命的關鍵。人們會納悶兒:他在湖南工團聯(lián)合會工作的兩個弟弟對之會怎么想?他總是堅定地反對帝國主義。在《紙煙稅》這篇文章里,他諷刺膝蓋發(fā)軟奉承討好外國列強的北京政府?!把蟠笕舜蛞粋€屁,”他厲聲說,“都是好的‘香氣’?!?/p>
但是,這些文章沒有挖掘歷史或提升至哲學。毛澤東放棄了解放這個主題。逐漸地,他的機關工作使他越來越關注細節(jié)問題,而跟解放主義者的志趣不相投了。
然而,有一條明顯的前后一致的線索。他仍然相信人民,相信他們具有強大的力量。商人只有服從(希望如此)人民的利益,才有資格受到革命的眷顧。
推翻帝國主義像以前一樣是毛澤東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項目。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和國民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可能(如果還不是正在展開的現(xiàn)實)是邁向“民眾的大聯(lián)合”以復興中國的一個步驟。
農民問題只是遙遠地平線上的一小片云,它還不是“五四”的主題。中國農村的85%是中共從未去注意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1924年,好像沒有一個農民是中共黨員。當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人認為農民具有革命的天賦。
中共“三大”舊址。
過去的14年,毛澤東是在城市度過的。他一直在學生和工人中活動。作為這種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經脫去了大部分有農村味道的做派。中共黨內沒有鼓勵他去思考農村問題。
在廣州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第一次出現(xiàn)了毛澤東已經開始從政治上考慮農民階層的跡象。他敦促持懷疑態(tài)度的同事把農民作為革命一部分的可能性加以評估。他甚至開始討論中國歷史——而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先例——并且特別提到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豐富傳統(tǒng)。
但是,這只是個小小漩渦,沒有產生什么結果。唯一的農民組織工作,是一個叫作彭湃的很有魅力的人在做。他是地主的兒子,已經改變立場轉而支持農村的窮人。他在廣東省東部開始組建農會。工作進行得很好,引起國民黨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為國民黨新設的農民部的部長。在他的領導下,一個農民運動講習所于1924年7月在廣州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也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所訓練農民進行政治起義的學校。
彭湃是先鋒,但毛澤東是彭湃尋求幫助的第一批同事之一。1924年8月,應彭湃邀請,毛澤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給第一期學生講課。他的熱情給受訓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講習所反過來對他也很有吸引力。他的到訪,是將要深深地打入中國未來的楔子的尖端。
回到上海以后,情況不大好。好像毛澤東在廣州和彭湃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暴露出他在上海機關的那幾個月工作中的問題。
工作方式是一個問題。有些人完全滿足于無論什么文件來到,都照章辦事。可毛澤東不是這樣。他不是一個辦事循規(guī)蹈矩的人。有些人抱怨他辦事沒有規(guī)律,常常因為出遠門,人就不見了。但這些只不過是現(xiàn)象。
李立三的嘲笑概括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他說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受國民黨利用,簡直成了胡漢民的秘書。當孫中山處于肝癌晚期時,國民黨內部正醞釀著風暴。明眼人都知道,在國民黨基層黨員中,反共產主義的情緒正高漲起來。
然而,毛澤東的眼睛只盯著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工作都打著國民黨的招牌。”他在1924年夏堅持這一主張。幾乎沒有中共同事同意他的意見。
緊張情緒影響了毛澤東的健康。他睡不好覺,這在他來說是罕見的。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這更加降低了他在中共黨內的工作效率。到1924年末,他在共產黨的總部已處于無權狀態(tài),不再可能成為中共和國民黨之間可信賴的橋梁。
毛澤東1924年2月回到上海以后,在這一年余下的時間里,實際上沒有寫任何供發(fā)表的東西。他后來在1925年的作品,主要刊登在國民黨的機關報《政治周報》上。他被任命為該刊物的編輯。
雖然毛澤東人在上海,但是他錯過了1925年1月在那里召開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的基調是以城市為導向,同時也彌漫著對國民黨的懷疑。會議結束后發(fā)表的公報每次提到“農民”這個詞,都和“工人”這個詞連起來,就好像農民不可能獨立存在。
會議結果對毛澤東來說只是個形式。他被從中央委員會排擠出來了。
毛澤東心力交瘁,陷入困境。他在自述中對這時的緊張關系輕描淡寫、含糊其辭,甚至不提第四次代表大會。他在對斯諾敘述時平淡地總結說:“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養(yǎng)——我在上海生了病?!?/p>
毛澤東善于隨機應變。這個技巧在他整個一生都對他很有用處。如果說他能夠因沖動而行事,那么,他也懂得如何退卻。當時的形勢需要他撤退,他就回到了他的祖居地。
毛澤東比他的有些同事更多地保留了私人生活的領域。韶山的田產是他的,他沒有放棄,也沒有變賣。他對過去的記憶并不那樣苦澀。
他父親的田產獲得的收益,毛澤東用來換取自由。如果他想獨自改變走向,不管黨會怎樣看待,他有資金支持。如果他為了調查或談話而需要向農民提供飯食,錢就在手頭。
在長沙時,毛澤東曾相當頻繁地回到韶山休息一下?,F(xiàn)在,1925年初,他回韶山作了較長的停留。近半年的時間,他從通商口岸城市上海抽身出來,也遠離了文件、委員會和辦公室的斗爭。
毛澤東用家里的房子召開政治會議,田產的收益部分地用于共產主義事業(yè)。在韶山的鄉(xiāng)親們眼里,他肯定跟他父親一樣,還是個地主,盡管是個紅色地主。他讓舊東西服務于新事物。
他把血緣關系轉變成政治關系。家里的每個人都為該事業(yè)工作,這在早期中共的高層人士中是不同尋常的。
澤民已經27歲,曾在安源工作,現(xiàn)在即將成為在上海的中共出版部的負責人。澤覃19歲,剛剛加入中共,他曾經忙于參加毛澤東在長沙的學生運動。妹妹澤建,在湖南的岳北做組織工作。開慧本人自1922年就是中共黨員,一直在長沙和岳北做教育及組織工作。她有一段時間在上海工作,但沒有和毛澤東在一起。
這段婚姻現(xiàn)在似乎不如1921年和1922年那樣親密了。“知誤會前番書語”,1923年末毛澤東給開慧的詩詞里有這樣一句。在那個時期以后,他們沒有在一起度過多少時間。
除近親以外,毛澤東還動員了許多其他親戚。在記錄毛澤東在韶山逗留的有關文章里,“毛”這個姓,就像歌曲的副歌部分一樣反復出現(xiàn)。毛澤東跟毛福軒、毛遠堯、毛新枚、毛月秋和許多其他人有過交往。家族聯(lián)系對他很有用。
1925年春節(jié)時,全家又在韶山團聚了。開慧和兩個小男孩都在場,澤民回家來了,也許還有澤建。家族和事業(yè)的結合,一定給了他們力量。
1924年,楊開慧和兩個孩子在上海,右為岸英。
然而,在當時的情勢中,如果他們感覺不到各種矛盾的拉扯,那他們真是超人了。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他們生活在矛盾之中。他們沒有簡單地蔑視投身共產主義事業(yè)之前的關系。他們似乎覺得,韶山是他們集合起來即將進行血與火的革命工作的地方。
有那么幾周,毛澤東在四周閑逛,和鄰居們聊聊天,在山谷里散散步,跟他的雇工們一起插插秧。
但是在2月,毛澤東行動起來。他離開韶山,往來于湘潭各地及該縣以外的地方。他住在農民家里,從他遇到的每個人那里詳盡地了解事實和觀點。
他的筆記本都記滿了。這是毛澤東十分喜愛的那種第一手調查工作。他在綠色山間行走,似乎化解了在上海遭受的種種挫折。
與他的孩童時代相比,他的心情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湖南的農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行動起來。發(fā)牢騷已經變成了反叛。他們現(xiàn)在拒絕向地主交租。衣衫襤褸的窮苦農民擅自闖進宗祠大吃大喝。豪紳們開始在農會的意見面前讓步。
毛澤東迅速從調查研究轉到進行協(xié)調。他不是湖南農民組織的首創(chuàng)人,不是彭湃式的草根英雄。廣東的婦女在彭湃面前高舉起她們的孩子,以便讓他們能記住,他們曾經見到過這位“農民運動之王”。
但是,毛澤東在他的行程中,對農會——這對上海來說簡直就是異端——甚至對黨小組進行了確認。他在田間地頭、草棚陋室談論共產主義,在和中國不再沉默的大多數(shù)進行聯(lián)系。到1926年底,很大程度上由于毛澤東的鼓動,湖南75個縣中有一半有了農會,200萬農民成為會員。
在湘潭縣內,毛澤東成立了大約20所夜校。目的是進行普及教育(中國人稱之為提高文化水平),并加進政治思想內容。他喜歡從“手”和“腳”開始講中文課。大自然給了每個人同樣數(shù)量的手和腳,一切財富都是手和腳創(chuàng)造的,然而,有錢人幾乎不用手或腳,這有多么荒謬……
作為個人,毛澤東已經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huán)——從土地再回到土地。1910年,他作為一個造反者離開了韶山。那時對傳統(tǒng)的反抗,只是出于一個孩子模糊的懷疑,覺得給他套上緊身衣束縛他的生命是不公正的。
1925年,毛澤東認為,造反不是一個受折磨的靈魂在拒絕服從,而是整個民族在尋求新的未來。他可以嘲笑自己以前對父親的懷恨;真正的問題遠不止這一點,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這樣看來,他的父親與其說是個惡人,不如說是個舊中國的遺老。
毛澤東終于從他所受的教育中醒悟過來?;氐缴厣郊铀倭怂麑?0年城市課堂上所學東西的消化。他對“洋學堂”的新態(tài)度,概括了這種調整。
以前放假回家的時候,他曾經站出來為東山小學和第一師范學校這樣的學校辯護,抗拒村民們的批評。但是到1925年,毛澤東已經轉變了觀點?!拔艺J識到,我錯了,農民對了。”現(xiàn)在他喜歡舊式中國學校甚于洋學校,不再反對父親,開始在更廣大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他悄悄地轉向了本地化。
1925年8月,在毛澤東父母臥室上面的頂樓里,中國共產黨韶山支部莊嚴成立了,第一批成員是32位農民。上??偛咳绾慰创非蟾锩倪@種方式,沒有記載。
1925年中,在上海一家紡織廠里,一名工人被日本工頭殺害了。在英國人的命令下,抗議示威遭到租界警察的開火鎮(zhèn)壓,造成十余人死亡,數(shù)十人受傷。
這一事件就像是把一根點燃的火柴扔向了火藥桶。一輪又一輪的抗議、沖突和罷工席卷了很多城市。在香港,總罷工和抵制活動持續(xù)了16個月——世界歷史上持續(xù)時間最長的罷工——而北京一度受人蔑視的人力車夫,則在車上掛起了小牌子:“不拉英國人和日本人”。
這些對農民的影響是全新的。農村第一次響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呼聲。共產黨像熱帶的藤蔓一樣迅速發(fā)展起來。1925年1月,它的成員有995人,是一家網球俱樂部規(guī)模的,到11月就有10000人了,具有群眾集會的規(guī)模了。
突然之間,革命不僅僅是激進派會議記錄上的一個詞語了。
恰在此時,國民黨走到了岔路口。孫中山在春天去世了,他的身上覆蓋著國民黨紅、藍、白三色黨旗,哭泣的人群在北京為他送葬。繼任人能像他一樣走鋼絲嗎?到了夏天,競爭國民黨新領袖的活動開始了。
毛澤東在秋天回到了正規(guī)的競技場。他新發(fā)現(xiàn)的問題——農運的興起——將會主導這場爭奪。
湖南省長拔出了刀子,準備對付這個在農村竄來竄去的31歲高個子激進分子。在鄉(xiāng)下,毛澤東是足夠安全的,在山區(qū),軍閥并不可怕;但是,他走出了進入長沙這冒險的一步。省長發(fā)現(xiàn)了他的蹤跡,派軍隊去捉拿他。毛澤東逃到了廣州。
把握著政權的這一外在力量,暫時征服了進行社會變革的這一更為基本的力量。
1924年在上海寫了幾個月的委員會備忘錄以后,毛澤東寫了一首詞作為他1925年在湖南重振旗鼓的幾個月的總結,倒是很貼切。
《沁園春·長沙》是一首既懷舊,又有清醒的希望,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詞。這首詞回憶了學生時代: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
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
………
毛澤東覺得失去了某些舊有信念的堅定性:
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
整首詞鑲嵌于大自然的萬象中,以一抹自信的閃亮結束:
曾記否,
到中流擊水,
浪遏飛舟?
具有年輕人特點的青春力量在年過三十的人身上已變成其他形式,它還會保有變革社會的能力嗎?
毛澤東《沁園春·長沙》手跡。
毛澤東10月到達廣州時,雨季剛開始。他已經離開珠江邊這座繁榮的城市將近一年了。他已經變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變了。
要是知道毛澤東如何向同事們解釋他在那九個月時間里都干了些什么,會很有趣。他們一定是用急迫的眼光看待這位曾悄然退隱的人。我們能夠說的是,他當時是從容不迫的,沒有試圖引起戲劇性效果。他重新開始了在黨的系統(tǒng)內的工作。
這主要是指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因為他現(xiàn)在在國民黨中比在共產黨中的職位要高。他是國民黨領導集團的一員,而不再是中共領導集團的一員了。
毛澤東已成為國民黨主要喉舌《政治周報》的編輯。1925年下半年,他自己寫了大約15篇文章陸續(xù)刊登在該刊上,還用筆名“子任”寫了一些其他文章;這說明他對編輯這個職務是很在意的。文章全都是他1923年在《向導》以及其他刊物上發(fā)表的對當前政治問題的激進評論的繼續(xù)。
毛澤東在國民黨內還有第二個重要職務。他在宣傳部是第二號人物。由于宣傳部長是廣州政府總理,工作很忙,因此,實際上是毛澤東主持著國民黨信息的交流。
《政治周報》和毛澤東寫的發(fā)刊詞。
但是,是毛澤東的第三個職務預示著未來。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五期于1925年10月開課。我們發(fā)現(xiàn)毛澤東講了很多次課。湖南籍學生令人奇怪地增加到學生總數(shù)的40%,還有一件事使人更容易看出毛澤東在背后的作用:他自己的弟弟澤民也在班上聽課。
毛澤東在講習所里正像明星一樣升起。毛澤東已經作為教師,帶著他新的信息走出那段黯然無光的日子。
毛澤東在國民黨內的工作紅紅火火,這很不容易,因為國共兩黨的關系正在從緊張走向惡劣。
也許統(tǒng)一戰(zhàn)線本來就不可能成功。無論如何,它到1926年春已經實行不下去了。一個右翼團體已經在國民黨內出現(xiàn),由于他們第一次聚會是在北京附近的西山,所以稱為“西山會議派”。這個團體不想和中共有來往。
國民黨最有勢力的中間偏左的領袖,在毛澤東從湖南逃到廣州前在廣州被暗殺。大概是“西山會議派”出錢雇兇手扣動了扳機。
反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潮流,在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一些遏制。這次會議在廣州繁華區(qū)熱鬧的喇叭聲中召開,正值左翼群眾組織在華南興起之時。正像在國民黨所有的會議上一樣,第一項議程是大家在孫中山像前三鞠躬,然后聽人大聲誦讀他的遺囑。
毛澤東很活躍。他在辯論中發(fā)言,并且以173票這個不錯的總票數(shù)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汪精衛(wèi)得到248票的最高選票,共產黨高層李大釗教授得到192票)。他被安排在國民黨的農民委員會。
毛澤東在代表宣傳部提交的報告中展示了新的思想:“我們過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農民。”
他很正確。然而,這只像荒野中的一聲吶喊。國民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支軍隊而非政黨,這支軍隊的核心是家里擁有土地的軍官。國民黨怎么可能領導毛澤東在湖南接觸和領導的那種農民運動呢?國民黨肯定是這種運動的目標而非保護人。
代表大會上,“西山會議派”只占少數(shù)。會上就他們的違紀問題進行了辯論。他們反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怎樣為此而懲罰他們呢?毛澤東站在主張寬大的一邊。
毛澤東要干什么?如果說他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顯得有些右傾,那么這種事以后還發(fā)生過多次。
蔣介石正在用槍桿子贏得對孫中山繼承權的競爭。一旦把孫中山的衣缽抓在自己手中,他就轉而走向反共道路。
1926年3月,蔣介石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起了攻擊?!爸猩脚炇录苯o他提供了借口。他逮捕了共產黨人(其中包括周恩來),對中共勢力較大的工會加以限制。他施計謀戰(zhàn)勝了國民黨內汪精衛(wèi)的中左派,汪精衛(wèi)被迫離開中國前往歐洲進行“考察”。蔣介石控制了已經向右轉的廣州政府。
不過,毛澤東與國民黨的關系絕沒有完結。是的,國民黨把他從控制其宣傳部的位置上撤下來了,然而他很快又登上一個新崗位。當廣州的監(jiān)獄里押滿了他的同志時,他成了國民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的主任。這一期講習班開始于5月,一直持續(xù)到10月。
毛澤東是那些不幸的月份里仍然擔當國民黨某項計劃的負責人的唯一共產黨人。
中山艦。
講習所位于廣州中心一座優(yōu)雅的舊孔廟里。毛澤東喜歡看到傳統(tǒng)的東西以這種方式遭到顛覆。他在講習所住在自己的一個小房間里,睡在一張沒有蚊帳的木板床上(在廣州只有窮人和受虐狂才這樣做)。他親自講授3門課程。
在竹子做的書架上,擺著他在湖南時做的筆記。這是他就“中國農民問題”所作的23課時講課的基礎。
“農村教育方法”這門課他一共講了9課時。他也講了一點他自己非常喜歡的地理課。還有一門獨立研究的課程,在課堂上對權威提出質疑。他還開了一個衛(wèi)生實習課。他帶這個班到海豐進行實地考察,在那里開辟了新的課堂,那里是彭湃使“牛馬”(農民)變成人的地方。
他親自挑選了15人的教師班子,多數(shù)都是有實地工作經驗、實事求是類型的人。不過,關于軍事戰(zhàn)役課,他選擇了有知識分子風度的周恩來(其時已出獄)。
周恩來有很多毛澤東不具備的東西:脾氣隨和,風度翩翩,擅長交際,是個好的調解人。周恩來雖然已經27歲,但看上去仍然像個少年,而毛澤東甚至在十幾歲時就已經是少年老成了。周恩來的行為方式帶著他在日本(1917—1918)以及法國和德國(1920—1924)度過的歲月的痕跡。他在一個書香世家長大,出于道德選擇而走下社會階梯參加了革命。他對軍事戰(zhàn)役還懂得不多,毛澤東也一樣。
在廣東的那個夏天,毛澤東與周恩來開始了合作;他們的合作關系將在經歷若干困難時刻之后出乎人們預料地存在下來:周恩來是地主的兒子,剛從歐洲回來不久;毛澤東是一直扎根中國內地的土生土長的農民的兒子。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課堂。1926年,毛澤東任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
黃埔軍校時期的周恩來。
在蔣介石的眼里,即將開始的北伐戰(zhàn)爭是通過向北方軍閥奪權而統(tǒng)一中國的軍事行動。對毛澤東來說,還遠不止這些。毛澤東期待國民黨軍隊穿過處于起義前夕的村莊時,能引起社會震動。他是對的。他的目的是,訓練出一支全國性農民領導力量,以引導這種變動的方向。
在這一期講習班,毛澤東有限地恢復了他在中共的地位。由于開始關注農村形勢,中共領導又讓毛澤東回到了船上。
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終于成立了農民部,毛澤東被任命為負責人。這顯然讓他在中央委員會中又有了一席之地。到年底,《向導》又登了他兩篇關于農民的文章。
然而,農村的主動權并沒有轉到中共手上。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中共的農民部建立在上海這個大都會。與此同時,毛澤東仍忙于為國民黨的廣州講習所授課。他短時間地到過上海兩次,但是他農民工作的重心仍然放在國民黨而非中共。
這解釋了為什么毛澤東在政治上處于孤立地位。
對大多數(shù)中共領導人來說,20年代中期棘手的問題是,中共如何能既享受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好處,而又不失為一個獨立的黨。
同樣,對莫斯科來說,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他們在中國的價格不菲的珍珠。誠然,中共是蘇聯(lián)的寶貝,但是蘇聯(lián)人并沒有高估這個嬰兒的能力。就目前來說,國民黨似乎重要得多。一說到中國,克里姆林宮就會說到統(tǒng)一戰(zhàn)線。
毛澤東不一樣。對國共關系的看待和處理并不是他最為出格的行為,行動方法問題并不是他最為關注的。
他最在意的是擁護者問題。革命是為了誰?什么樣的火花能把中國龐大的軀體點燃,使革命之火熾熱到足以熔化舊的中國,并塑造出新的中國?
毛澤東的答案來自湖南。革命是為了窮人,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農村人。毛澤東判斷,韶山周圍各縣90%的人是貧農或中農,革命就是為了他們?;鸹▽⒃谵r村燃起,因為地主的壓迫比城市里的大班們更為殘忍,也更為廣泛。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是現(xiàn)在的基本事實。一切政治方法問題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比他的中共同事們跟國民黨在一起的時間要長。因為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國民黨對待農民問題要比共產黨認真得多。
看一看毛澤東在上海反對的是什么。陳教授學究式地理論道:“農民是小資產者……他們怎么可能接受共產主義呢?”劉少奇以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態(tài)度沾沾自喜地說,無產階級必須“牽著”農民的手,引導他們走向革命。
莫斯科的傾向有點接近毛澤東觀察到的基本事實,但是還有距離。馬林對農民的藐視,讓人想起馬克思關于農村人愚鈍的說法。但是馬林已于1923年永遠地離開了中國。共產國際看到了農村的躁動,到1926年初,他們在列寧的言論中找到了嚴肅對待農民的革命潛力的根據(jù)。
然而,毛澤東的邏輯不是共產國際的邏輯。他贊同國民黨的北伐,但莫斯科不贊成(在這點上毛澤東和蔣介石是一致的),雖然在中山艦事件以后,鮑羅廷只得贊成北伐。
蘇聯(lián)人想要農民參加革命,但一定要在好不容易構成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牢固控制之下。他們害怕國民黨軍隊北上,可能會引起擁有土地的國民黨軍官們無法控制的社會解體。
此外,莫斯科正在和3個北方大軍閥合作(包括1923年屠殺鐵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既不想得罪他的軍閥朋友,也想要他的國民黨盟友。他們之間的對決,不是他想要的符合蘇聯(lián)利益的中國政策。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在中國革命和擴大蘇聯(lián)的勢力之間做出他不希望做的抉擇。
但是火花從何而來?每一場新的革命都是一次未加預演的創(chuàng)造性行動?;趧e處的最新勝利而精心安排的計劃,極少能夠成功。誰也不能預料,從什么地方火花會跳出來。它是原發(fā)的、肆無忌憚的。毛澤東看到了并且也希望有一場社會大震蕩,從而使莫斯科和上海的文件柜變成廢物。最終,從某種意義上講,他達到了目的。
毛澤東在《革命》(半月刊)發(fā)表的重要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25年12月,毛澤東在廣東發(fā)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9個月之后,當他北上時,發(fā)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的開頭。他簡略地描述了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各群體的立場。城市工人的人數(shù)很少;帝國主義的欺凌肯定會使一部分中國資產階級同情革命;農村的窮人會對革命有關鍵性的影響。
他們“需要一個變更現(xiàn)狀的革命”。——毛澤東是基于觀察到的事實,而不是依靠馬克思的教條,得出這個結論的。
不過,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還是把小小的工業(yè)無產階級看作“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他設法做到了把農民力量之酒裝進無產階級至高無上這只瓶子里。
9月的文章是另一回事。文章說,從任何方面說,農民都是革命的關鍵。他們感受到最沉重的壓迫。買辦們只是在沿海地區(qū)和沿江流域稱雄?!安蝗舻刂麟A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xiāng)?!?/p>
1926年9月,毛澤東發(fā)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
毛澤東作了進一步的論證。買辦只是跟在軍閥的后面,軍閥則是“地主階級挑選出來的”。他的論據(jù)是經濟上的?!柏斦宪婇y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刮得來”。換句話說,中國的政權源自土地。
“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毛澤東大膽地說,“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他終于說出了在長沙時他就已感到的、關于勞工運動力量的懷疑。
他接著說:“鄉(xiāng)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由此才產生了他們的斗爭精神。
毛澤東自然得出結論:“若無農民從鄉(xiāng)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p>
這是個驚人的結論。革命的成敗都在于農民,只有他們的崛起才能搗毀整個舊中國吱嘎作響搖搖欲墜的大殿,甚至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也絕對取決于他們。隨著這篇文章,卡爾·馬克思陷進了亞洲的水稻田里。
毛澤東已經攤牌。這些就是1925年間他在湖南所認識到并得出的結論。
農村像磁鐵一樣把毛澤東吸引回來。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于1926年10月結束。在廣州沒有什么需要他去做了,但是他并沒有到上海去經營以他為首的中共農民部。他回到湖南家鄉(xiāng)。他要在現(xiàn)場而不是在城市辦公室直面農村的挑戰(zhàn)。
湖南正在發(fā)生很多事情。該省不愧有“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的名聲。北伐軍已于1926年夏末到達長沙。湖南現(xiàn)在是由一位打著國民黨旗號的軍閥統(tǒng)治著。同時農會正在實際上接管大片的鄉(xiāng)村地區(qū)。
這兩股力量之間正在醞釀著風暴。毛澤東不久將處于這場風暴的中心。他似乎在悶頭沉思,模糊地意識到即將來臨的麻煩。他到浙江和江西的農村去了解情況,然后在《向導》上發(fā)表報告說,農民運動正在“風起云涌”,并且在湖南農會第一次大集會上作了主題演講。在這段時間的積極活動以后,毛澤東回到韶山去放松了一下。
他以前經常在冬天回到韶山,因為在這個季節(jié)里住在家鄉(xiāng)以外是不舒服的。于是一種模式出現(xiàn)了。正像兩年前的1月一樣,撤回到家鄉(xiāng)的山谷來居住,促成了他對周圍村莊進行實地調查的旅行,在5個縣用了32天。
這一次,他不必像吟游詩人那樣到處游走尋找聽眾。500萬湖南農民現(xiàn)在都加入了農會。他的任務不是把他們發(fā)動起來,而是要描繪出全景畫面,并向非農村的世界展示。
這件事他做得非常出色。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不是第一部關于中國革命的經典。第一部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看到地主戴著高高的紙帽子,被敲著鑼的人群驅趕著游街。他發(fā)現(xiàn)最受人痛恨的地主已經關在縣監(jiān)獄里。他們可惡的行為包括囤積居奇以抬高糧價,恰像毛澤東的父親在1906年所做的那樣。別的地主已經拋棄他們的財產,像狗一樣逃跑了。
農民組成了梭鏢隊,以加強一種新秩序。孩子們迅速接受了這種新道德觀。毛澤東注意到,在玩的時候,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生氣時會跺著腳喊:“打倒帝國主義!”他聽到一個農民責備一個惡霸說:“土豪劣紳!曉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嗎?”
社會天翻地覆,其激烈程度甚至讓這位一時不在造反震中的造反者都瞠目結舌。他的敬畏使他寫道:“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彼呐d奮使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寫作風格,殊異于國民黨或中共通常的文件風格。
毛澤東為過激行為而歡欣鼓舞。他開心地描述,農民在力圖消滅賭博時燒掉了成筐成筐的麻將牌。有些普通老百姓也喜歡玩麻將,他對之似乎未加理會。他非常高興地,而且沒有絲毫不安地,報告說,被打倒的地主們已經開始稱農民們?yōu)椤班l(xiāng)里王”。他沒有試圖隱瞞一個被降低了身份的紳士的諷刺話:“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p>
毛澤東見到轎子被砸碎,他輕松地說,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他是否回想過在長沙他很尊敬的楊昌濟教授呢?楊教授每天早晨都坐轎子讓人抬著到學校去。
當然,革命已經變了。呼吁新社會是一回事,讓人把你身下的轎子砸碎是另一回事。
毛澤東笑話葉公,這是劉向(公元前77—前6)寫的故事中的一個人物。這個貴族很喜歡龍,讓人把他的宮殿從地面到房檐都畫上和雕刻上龍。一條真龍聽說葉公對龍的喜愛后拜訪了他,結果這個人幾乎被嚇死。
“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毛澤東作結論說,“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
或者說,這跟毛澤東的岳父穩(wěn)重的激進主義之間有什么區(qū)別呢?
教師職業(yè),在毛澤東的優(yōu)先順序中后退了。他已經轉而反對洋學堂,而正是洋學堂曾經為他走向更廣闊的世界鋪平了道路。他現(xiàn)在會認為,作為政治同盟者,楊教授這樣的人將是無用的。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沒有提城市工人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北京在20世紀50年代的《毛澤東選集》中細心地把這點補充上去了)。但是該報告的內容,如果說即使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那也是非常激進的。
毛澤東把農民分成貧農(70%)、中農(20%)和富農(10%)。作為社會科學,這是很粗糙的。但是用作變革的杠桿,這卻是聰明的。走向革命的第一步,是讓窮人意識到自己的貧窮。
毛澤東宣稱——部分來自調查,部分來自評估——最貧窮的也是最革命的。這是他的一個老主題。高山為谷,深谷為陵。這是毛澤東1927年時所說的“革命”的意思。他是代表革命在發(fā)出“振臂一呼”。
毛澤東不得不再次回到城市的政治世界:帶著他舊得卷了角的報告手稿,到城里參加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會議1927年3月于武漢在熱烈的氣氛中召開。
1927年,毛澤東在武漢。右圖是他從湖南回武漢后寫的考察報告。
在1927年余下的時間里,武漢成為毛澤東生命的一部分。武漢是湖北首府,這座工業(yè)城市是華中的堡壘,它位于連接北京和廣州的鐵路線上,同時也是從重慶到上海入海的長江水道的樞紐。
國民黨北伐軍身著新式的綠色制服,頭戴大檐帽,已于1926年12月到達武漢。一個由中左的國民黨人加上幾個共產黨人組成的政府,試圖像玩雜耍的人那樣控制由中國活躍起來的革命連續(xù)擲出的難以控制的球。蔣介石當時正在東邊的南昌,不會對武漢政府造成什么威脅。到1927年春天,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不穩(wěn)定的中心。
毛澤東在武昌的住址都府堤41號。
中共和國民黨現(xiàn)在就像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婦。它們都把總部搬到了武漢。
國民黨為毛澤東找到一處不錯的別墅。這座房子由一個商人建造,灰色的磚墻擋住了大街上的喧鬧聲,院子四周圍以房屋,深色的墻板使院子顯得更加寧靜溫馨。
開慧從長沙過來跟毛澤東住在一起。她母親也帶著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到這里住了幾個月。別墅的第三間臥室,由廣東省的農民運動組織者彭湃居住。甚至還有個書房供毛澤東使用。他在這里對湖南農民運動的書稿作了最后的潤色。
他兼職教書。附近有一所面積不小的宅第,它有紅色柱子和通風很好的拱廊。在這里已經成立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一個分校。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經營的一個機構。1927年上半年,毛澤東在這里給湖北、湖南、江西和一些其他省份來的農民講課。
毛澤東發(fā)現(xiàn)武漢的政治氣候烏云密布。陳獨秀教授不喜歡《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以在《向導》上只發(fā)表了一部分。其全文,其中有對陳獨秀所說的“過分行為”的贊揚,只得在湖南的刊物《戰(zhàn)士》上發(fā)表。
1927年,刊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戰(zhàn)士》周刊和出版的《報告》單行本。
來到城里的,還有毛澤東在安源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劉少奇。他們來武漢這座中國第二大工業(yè)城市為勞工運動當先鋒。他們認為毛澤東對農村過于著迷。
毛澤東曾在中共黨內受到批評,被認為是右派?,F(xiàn)在,他看上去像個激進分子了,而且他的確是個激進分子。他作為國民黨的寵兒的日子即將結束。
緊張形勢并沒有使毛澤東的藝術細胞萎縮。他在龜山和蛇山上散步,這兩座山隔長江相對而立。在蛇山上他發(fā)現(xiàn)一座讓他著迷的古建筑——黃鶴樓,建于3世紀。毛澤東坐在那里沉思冥想。
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他按古詩詞的格律填了一首詞,就好像要把自己重新置于中國傳統(tǒng)的高雅文化之中,然而目光仍然不離政治: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他的心沉浸在大自然和過去,然而總能從中看出他的政治意志:
黃鶴知何去?
剩有游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是否把湖南的農村置諸腦后了呢?并不真的如此。他只是在兩個世界之間來回轉換,熟練的技巧讓他來去自如。
毛澤東《菩薩蠻·黃鶴樓》手跡。
毛澤東提出的問題——華南的農民運動浪潮以及如何對待它——正是當時的重大問題。在一系列的會議上,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辯論。毛澤東是會議的關鍵性人物,因為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涉及時下棘手的難題。
然而,武漢政權的大多數(shù)領導人對沸騰的湖南形勢卻沒有清醒的認識。
當毛澤東終于講到的時候,國民黨領導們嚇了一大跳。
他希望農民沒收土地(就是拒絕為他們耕種的土地交租)。他在國民黨執(zhí)行委員會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員會上為此辯護。
在土地委員會所作的演講中,他的障礙清楚可見:“湖南的軍官們是農民的剝削者?!泵珴蓶|的話是有道理的。但恰恰是那些軍官們和國民黨是勾結在一起的。
在廣東省,國民黨可以激進而幾乎不需付出什么代價,但是在北伐期間這樣做就是自殺,因為大批在廣東以北為國民黨服務的軍官擁有土地。毛澤東知道,他正處于和國民黨斷絕關系的邊緣。
對于軍官們譴責農民,說他們“簡直是赤化了”,毛澤東表示輕蔑。他反駁說:“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么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正在四分五裂。
湖南不是中國的典型。毛澤東從韶山回來時帶著一幅農民力量不可抗拒的幻象。在1927年,如果相信因為湖南那樣做了,全中國也應該那樣做,那將是個可怕的錯誤。
毛澤東以前在上海的上司、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wèi),認為毛澤東是個狂熱分子而不值得重視。甚至長沙一個親密的朋友——一位共產黨人,而且是毛澤東自己挑選出來領導湖南國民黨的人——也告訴土地委員會,毛澤東的沒收計劃會導致“貧農和富農之間的直接斗爭”。
當時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都得到贊同的政策是,為了堅持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推進北伐,要抑制農民的“過火行為”。
毛澤東住在別墅里,外出則是去參加委員會會議。但是這種政治活動似乎無足輕重。在武漢以外,中國正在兩極分化。長江岸邊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一枝脆弱的竹子,不久就將被長江下游吹過來的強風折斷。
蔣介石打出致命的一擊。他早已放棄跟共產黨結盟的主張。武力是他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的唯一政治方法,他用武力把兩黨聯(lián)盟徹底而永遠地摧毀了。
蔣介石一到上海就屠殺左派(周恩來險些沒能逃過厄運)。這殘酷地揭示了蔣介石版北伐的內在含義,因為上海的左派為了替蔣介石保住這座城市,曾和北方的軍閥部隊進行過戰(zhàn)斗!
共產黨人被抓的情形。
在華南和華東的其他地方,軍閥們也在調轉槍口鎮(zhèn)壓激進組織。在北京,對蘇俄使館的一次襲擊造成一批左派分子被屠殺。其中之一是毛澤東以前的上級李大釗。
瞿秋白(1899—1936),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毛澤東得知,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的手下慢慢地絞死,十分悲慘;而且他自己在長沙的文化書社也被軍閥搗毀。光明正在逝去。
中共在風雨飄搖的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國民黨第一次派一個代表團出席。毛澤東毫無熱情地做了準備。事情比他預料的還糟。中共現(xiàn)在有6萬黨員,群眾力量處于高潮時期。但是其最高層卻已失去了方向。
主要問題是,莫斯科像膜拜圖騰柱一樣堅持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陳獨秀教授對這一政策感到不愉快,但是他還是勉強跟著走。
毛澤東關于土地問題的觀點遭到猛烈攻擊。他的同事對他非常不滿意,把他的投票權剝奪了。他幾乎不發(fā)言。他肯定意識到,他將失去農民部長的職位。但是當斧子砍下來時(一位名叫瞿秋白的研究俄國文學的專家替代了他),毛澤東仍感到很郁悶。他不再出席會議。
當這次最終引入災難的大會單調沉悶地繼續(xù)時,毛澤東在他的別墅里來回踱步,在東湖邊以及蛇山和龜山上長時間地散步。
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正在被浸泡腌制,為送進蔣介石的烤爐做好準備。因為農民問題已經對中左的國民黨的地位之穩(wěn)固產生了壞影響。在不得不從這個問題上后退的情況下,他們把國民黨的未來交給了蔣介石?,F(xiàn)在的選擇或者是農民革命,或者是蔣介石加軍閥。
中共自己兩者都沒選!
國民黨中的左翼最終選擇了蔣介石。7月間,國民黨的中左派在武漢轉而反對共產黨人。這里和中國其他很多地方一樣,上演了鎮(zhèn)壓左派的恐怖行動。待到仲夏,中國革命似乎已經完結了。
湖南的事件使形勢開始向右滑動。5月間,軍閥省長手下的一些軍官把槍口指向了左派。毛澤東化了裝坐上一列貨車,南下去組織抵抗。
在長沙,士兵開進工會和學生會辦公室,一邊喊著“蔣介石萬歲”一邊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那個夏天,有3萬人在湖南被屠殺。毛澤東幸運地不在其中。
蔣介石攝于1927年1月10日。
有點不知所措的毛澤東什么招都試過。他把工人和農民聚集起來反抗鎮(zhèn)壓。但是他也認為值得親自去見省長,以便敦促這個已衰老的人理智些。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獨秀教授,還有莫斯科,仍然希望修補統(tǒng)一戰(zhàn)線。陳獨秀命令毛澤東從湖南撤出來去四川。毛澤東不是沒有聽陳獨秀的話,就是設法讓陳改變了主意,他像消防員一樣站在大火之中。他跟他曾經崇拜的這個人,幾乎是徹底決裂了。但是,陳獨秀沒有做到的,湖南軍閥做到了。軍閥下令逮捕毛澤東,所以毛澤東回到了武漢。
毛澤東得知,長江以南許多地方都發(fā)生了恐怖事件,而那些地方曾經是左派的據(jù)點。罷工者被當場砍頭。上海市中心擺著竹籠子,里面懸掛著被行刑者的頭顱。年輕女共產黨員被口吐臟話的士兵用槍打死。毛澤東為同志的苦難飲淚而泣。
在農村,來與農民聯(lián)合的學生被澆上煤油活活燒死。左派分子被綁在樹上,皮肉遭千刀萬剮,并且傷口還被不斷地揉進鹽和沙子,最后被折磨致死。因為軍閥崇尚封建主義,所以對犧牲者施行千刀萬剮的殘忍暴行又復活了。有的受害者腳上的筋被挖出割斷。
毛澤東從湖南回到武漢,恰好見到苦澀的場面。鮑羅廷正忙于在他有電梯和錦緞墻紙的4層別墅里收拾行裝。他正在合上他的論中國革命的講義,把它放進皮箱。持續(xù)4年,莫斯科把這一任務交給了他?!耙磺卸纪炅??!边@是他離開中國回蘇聯(lián)時的臨別祝福。
對毛澤東來說,但不是對大多數(shù)中共領導人來說,蘇聯(lián)革命的聲譽像鮑羅廷的火車一樣確定無疑地退去了。與此同時,蔣介石從南京發(fā)了一封電報,祝賀武漢國民黨的愛國行動,稱他們把共產主義這顆毒瘤從國家身上割掉了。
八七會議會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發(fā)言中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如果這個夏天是悲劇性的,那么秋天則是怪誕的。因為中共突然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它放棄了與敵人扭扭捏捏的合作——這已經太晚了,而轉向充滿暴力的武裝起義——這又太早了。而且它把軍事極端主義包裹在溫和的政治里,因為斯大林幾個月以后才會把與國民黨的合作一筆勾銷。
毛澤東被卷進了這場逆轉。在注定無望的形勢下,他沒有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把握能力。
中共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陳教授已經懷著對7月15日中共和武漢政權決裂的失望到上海去了。在他缺席的情況下,會議氣氛是接受任何他會拒絕的東西。要在城市和鄉(xiāng)村發(fā)動一連串暴動的按鈕按下去了。
毛澤東要領導湖南的進攻,后來稱其為秋收起義。毛澤東感到茫然,他四處奔走,但是起義的戰(zhàn)略似乎要么是錯誤的,要么是并非他真正贊同的,或者兩者兼有。
可悲的是,新路線還是莫斯科所鼓動的。6月里,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共執(zhí)行富有戰(zhàn)斗性的政策。其荒謬性在于,與此同時,這位蘇聯(lián)領導人從6400多公里以外堅決要求中共繼續(xù)支持武漢政權。那就像中國諺語說的,亂彈琴。
于是,8月和9月里,中共在走向絕境。它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開始了武裝出擊!首先是在南昌,領導人是周恩來,起義沒有成功。但是,中共在心煩意亂的情緒下繼續(xù)進行起義,這只能是沒有政治邏輯的軍事行動。
八七會議舊址。
8月初,中共領導人的一次特別會議在混亂中召開。在武漢一間閣樓里華氏100度高溫下,毛澤東出席了這次匆忙組織的會議。由11個成員參加的這次會議推翻了作為黨的領袖的陳獨秀。代替他的是瞿秋白,就是那個接替毛澤東就任農民部長的文學學者。
就這樣,陳教授走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毛澤東后來強烈地責備他要為同國民黨合作而導致的恐怖事件負責。這有點過分了,因為當毛澤東在1936年說這話時,他不想責備最大的罪人斯大林。
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兩位主要駐華代表的評論非常嚴厲?!磅U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钡拇_,鮑羅廷信任國民黨過于長久了。對從1925年起就擔任職務的印度人羅易,毛澤東也沒有更溫和些?!八驹陉惇毿愫王U羅廷的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绷_易激烈的言辭不解決問題,解決不了莫斯科離得太遠、過分為其自己的利益著想而不可能運作一場發(fā)生在中國的革命這個問題。
回首往事時,毛澤東說國民黨是“一架空房子等著人去住”。共產黨人“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空房子主人的決心”。
毛澤東左轉了。同后陳獨秀時期中共其他人一樣,毛澤東轉向槍桿子。但跟大多數(shù)人不一樣的是,他終于拋開了國民黨?!皣顸h的旗子真不能打了。”當他為秋收起義做準備時,他從長沙給中共辦公室寫信說。
在土地問題上,他仍然處于激進的孤立地位。
那些起義像是很多煙花,引爆了而后就熄滅了。毛澤東的起義也不比別人強。不僅在于毛澤東的“新左傾主義”理論還沒有融為一個整體(他跟國民黨一起工作的時間太長了,而農民軍不可能一夜之間創(chuàng)造奇跡),還在于瞿秋白接受了另一類型的“左傾主義”。
瞿秋白希望從城市開始,毛澤東仍然相信中國革命的重心是在農村;瞿秋白認為一波群眾暴力活動就能讓左派掌權,毛澤東則正在仔細思考通過一種較慢的、更有組織的、搭建積木式的途徑,來利用槍桿子取得政權。但是此時他還是若即若離地跟隨著瞿秋白。
開弓沒有回頭箭。毛澤東只能把秋收起義進行到底。他夜里在長沙郊區(qū)召開策劃會議。他設計了自己的新旗幟(這讓黨中央很惱火),圖案是一顆星里面有鐮刀和斧頭。他利用全湖南的老關系建起了隊伍,發(fā)動了一場最終要占領長沙的突擊。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由何長工等人設計制作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紅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國共產黨,鐮刀斧頭代表工農群眾,表明這支軍隊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
他占領了靠近江西邊界的東門鎮(zhèn),并贏得幾個小勝利。但是,不久,失敗就像湖南火辣的太陽一樣盯著他不放。許多事情都出了問題。毛澤東的隊伍是雜牌軍,有些部隊最終起了內訌。遭到夏天鎮(zhèn)壓以后,激進運動的群眾基礎萎縮了(自5月以來,湖南中共失去了其兩萬黨員的四分之三)。對毛澤東來說,重訪他以前去過的工會、農會和學校時,看到的幾乎都是死亡和被廢棄的場景,那真是一場噩夢。
當群眾運動在1925—1926年處于高潮時,中共像法官一樣小心翼翼。當它于1927年中受到重創(chuàng)時,中共突然迸發(fā)出激進的火焰。這就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嘗試社會革命時的悲劇。
中共總部里的混亂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毛澤東在起義過程中一直跟黨中央辯論。中央認為他太關注軍隊,說他對群眾沒有信心,指控他的部隊在事情不順利時“自己尿了褲子”。
作為回答,毛澤東指責中央“忽視軍事而又希望群眾性的武裝起義的矛盾政策”。糟糕的協(xié)作使來自湖南以外的增援成為不可能。
最后,被拿下的是毛澤東,而不是長沙。
在趕往衡陽爭取礦工們加入他的部隊時,毛澤東被地主武裝捉住了。他被押往一個場院執(zhí)行槍斃。當接近終點時,毛澤東鎮(zhèn)定而精明。首先他向另一名俘虜借了一些錢,隨后試圖賄賂看押他的人放他走。這個計劃顯然沒有奏效。
離場地不足200米時,他決心逃走。他仍然精瘦得足以像閃電一樣行動。他躲過了子彈,跑到池塘邊的深草中藏身。
押解的部隊追了過來,他們招募農民在草里搜索。毛澤東懷著一線希望靜靜地蜷縮著。有一兩次,士兵們離他很近,他都可以伸出手去摸著他們了。有五六次他都不抱希望了,覺得他們肯定已經看見了他。
黃昏的到來救了他的命。士兵們停止搜尋去吃飯了。
整個夜晚他都在走山地,穿灌木叢。他光著腳,押解他的人把他的鞋拿走了——作為戰(zhàn)利品。根據(jù)迷信的說法,被處死的人穿著鞋死去之后,會變成鬼找行刑者進行報復。
渾身是傷又十分疲累的毛澤東在一個他不認識的地區(qū)轉來轉去。最終他碰到一個農民,說服了他掩護自己。毛澤東又找到了方向。在他花錢試圖賄賂之后,還剩下7元錢,因此他能吃飯并買到在那個中國革命低潮時刻他最需要的兩樣東西:鞋子和雨傘。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回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和當年參加秋收起義的部分同志合影。右一為賀子珍。(1937年5月9日)
1927年9月湘贛邊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領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向井岡山進軍(油畫)。何孔德 陳玉先 高虹 高泉 作
毛澤東又回到他的剩余部隊里。但是秋收起義失敗了。毛澤東跟黨中央的關系現(xiàn)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糟糕。既然如此,他決定干脆拒絕攻打長沙,因為把他的殘余部隊投向毀滅看來是愚蠢的。
中共領導自動地把毛澤東降職,把他從中央委員會撤了下來。甚至黨的湖南分部也把他從領導機構中驅逐出去了。
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及時得到這些關于官僚機構處分他的消息。他已經拋棄了城市,并且不再理會現(xiàn)有的組織機構。當10月的寒氣趕走了夏天的炎熱時,他領著區(qū)區(qū)1000名幸存者來到湖南東部邊界上一個崎嶇不平的無人地帶。
他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槍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