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點

我們走上舞臺，做樂隊的最后一場演出，整個晚上都屬于男孩子們。表面上大家多少還跟過去三十年沒什么兩樣。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

瑟斯頓雙手搭著貝斯手馬克·伊波爾德的肩膀，蹦蹦跳跳穿過舞臺，后面是我們的吉他手李·拉納爾多，再接著是鼓手史蒂夫·謝利（Steve Shelley）。我覺得他這姿勢真的很假、很幼稚，好像白日做夢。瑟斯頓有不少熟人，但是男性朋友不多，也從來不和他們說心里話，更不是那種喜歡雙手搭著別人肩膀的人。這個姿勢無非是在宣告：我回來了，我自由了，我又是一個人了。

我最后一個走上舞臺，刻意和瑟斯頓保持著距離。我筋疲力盡，滿心警覺。史蒂夫坐到鼓后，就像一個坐在書桌后面的父親。我們其他人也像一群軍人一樣，用樂器武裝自己——一支只盼著轟炸快點結(jié)束的部隊。

他們說，當(dāng)一段婚姻結(jié)束時，那些以前從沒注意過的小事會弄得人腦子昏昏沉沉。這個星期，只要瑟斯頓在身邊，我的感覺確實就是這樣。他說不定也有同感，也可能心思根本在別的什么地方。說實話，我也不想知道。下了臺他經(jīng)常發(fā)短信，又或者像個狂躁而又滿心愧疚的孩子，圍著我們其他人團團轉(zhuǎn)。

走過了三十年的時間，今晚是“音速青年”最后一場演出。這里是SWU音樂與藝術(shù)節(jié)，在巴西圣保羅郊外的伊圖舉行，離我們新英格蘭的家足有八千公里?；顒訛槠谌欤谀厦赖碾娨暸_和網(wǎng)絡(luò)上現(xiàn)場直播，有可口可樂和喜力啤酒之類的大贊助商。領(lǐng)銜的樂隊和藝人有“信仰不再”（Faith No More）、坎耶·韋斯特（Kanye West）、“黑眼豆豆”（the Black Eyes Peas）、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石廟導(dǎo)航者”（Stone Temple Pilots）、“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聲音花園”之類的。我們可能是演出名單上最小的樂隊了。居然要在這里結(jié)束一切，感覺真是挺怪的。

這么多年，我們上過不少搖滾音樂節(jié)。樂隊把它們當(dāng)成逃不過去的災(zāi)難，雖然不試音就演出這種孤注一擲的感覺也挺刺激。音樂節(jié)意味著后臺的拖車和帳篷，到處都是設(shè)備和電源線，臨時廁所臭氣熏天。有時候還會遇到別的樂手，從私人或者職業(yè)角度，你還挺欣賞他們，但是以前根本沒見過他們，更沒和他們聊過。設(shè)備免不了會壞，演出會耽擱，天氣好壞沒法預(yù)料，有時候返聽里什么也聽不見，但你得拼命地彈，讓音樂穿過臺下觀眾的汪洋大海。

音樂節(jié)上的演出時間一般比較短。不過今晚我們要出清存貨，獻上七十分鐘的腎上腺素刺激，前幾天在秘魯、烏拉圭、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智利的音樂節(jié)上也是這樣。

和過去的巡演與音樂節(jié)不一樣，這一次，我和瑟斯頓互不理睬。我們之間一星期頂多就說十五個字。二十七年的婚姻就這樣走到了盡頭。8月的時候，我要他搬出我們在馬薩諸塞的家，他照辦了，在一公里外租了個住處，不時在紐約與公寓之間往返。

這對公認的模范夫妻和黃金搭檔好像永遠都那么完美無缺，在這個瘋狂的搖滾世界，是他們給了年輕音樂家們堅持下去的希望；如今不過又是個中年危機導(dǎo)致婚姻破裂的俗套故事——男人的中年危機、另一個女人、雙重生活。

技師把吉他遞給瑟斯頓，他裝出個嚇了一跳的動作。53歲的他和我當(dāng)年在紐約下城一家俱樂部里第一次見到的那個康涅狄格州小伙沒什么兩樣，仍然是瘦削身材，頭發(fā)亂蓬蓬的。那年他22歲，我27歲。后來他告訴我，他喜歡我的翻蓋墨鏡。今天他穿著牛仔褲，老款彪馬鞋，領(lǐng)口帶紐扣的牛津襯衫，下擺露在外面，簡直像個被定格在什么立體景觀里的小男孩， 17歲，不愿被人看到和媽媽在一起——或是其他任何女人。他有米克·賈格爾式的雙唇，修長的四肢讓他自己似乎也有點不知所措，還有那份小心翼翼的感覺，是那種不愿意居高臨下看人的高個子才會有的。他讓長長的棕色頭發(fā)擋著臉，好像挺喜歡這樣。

那個星期，他好像真的倒轉(zhuǎn)了時間，把我們在一起的將近三十年統(tǒng)統(tǒng)抹掉了。對于他來說，“我們的生活”重新成了“我的生活”。他好像又成了那個耽于幻想的青春期男孩。在舞臺上，他那搖滾明星的夸張做派真讓我厭惡。

“音速青年”一直都很民主，但我們每個人也有我們自己的角色。我在舞臺正中站好。我們不是一開始就這么站位的，我也不記得是從什么時候起變成這樣。這是二十年前的舞臺設(shè)計了，那時候“音速青年”剛和格芬唱片簽約。就是從那時候，我們才明白，對于大廠牌來說，音樂的確重要，但是歸根到底還是女孩子的長相最重要。這個女孩得鎮(zhèn)得住臺，得吸引男人的目光，而且要向觀眾投以她特有的眼神。

我們的音樂可能很怪，很不和諧，所以讓我站在舞臺中間好像更容易把樂隊推銷出去——看，這是個女的，她穿著裙子，和那些男的在一塊兒，這樂隊肯定還湊合。但是作為獨立樂隊，我們運作的方式并不是這樣，所以我總是自覺地不去過分接近觀眾。

唱第一首歌《勇敢的男人們奔跑》（Brave Men Run）時我差點堅持不住了。有那么一刻，我的聲音好像在刮撓著桶底，最后連那個底兒都整個掉了下去。這是一首老歌，是《壞月亮升起》里的早期作品。歌詞是我在紐約的埃爾德里奇街寫的，當(dāng)時我和瑟斯頓住在那條街上的出租屋里，就在鐵路邊上。這首歌總是讓我想起母親家族里的那些女性開拓者，她們艱難地穿過整個巴拿馬，來到加利福尼亞安家；還有我的外祖母，大蕭條時期，她是個沒收入的單親媽媽。這歌詞也能讓我回想起，當(dāng)初我是怎么把從藝術(shù)里學(xué)到的東西帶進音樂里來的——這首歌的名字來自埃德·魯沙的油畫，畫面上一艘大帆船小心駛過驚濤駭浪與翻涌的白沫。

不過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今晚瑟斯頓和我根本不去看對方，這首歌一唱完，我就側(cè)過身去對著觀眾，這樣無論是他們也好，樂隊成員們也好，都沒法看到我的臉，但這其實沒什么用處。舞臺兩邊有兩塊12米高的大屏幕，其中一塊正向所有人播放著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不知道為什么——是同情也好，悲傷也好，也可能是因為這個星期以來，我們所到之處，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還有英語，各種語言的大小新聞都在報道我和瑟斯頓分手的消息——今天晚上，南美的觀眾們熱情地支持著我們。他們向我們伸出手臂，一眼望去，和籠罩在體育場四周的烏云融匯在一起。我們面前有成千上萬被雨水打濕的歌迷，頭發(fā)濕漉漉的，光著膀子或者穿著背心，高舉著手機拍照，女孩子們被黑黝黝的男朋友扛在肩膀上。

一進南美洲，壞天氣就如影隨形地跟著我們，從利馬到烏拉圭再到智利，如今又來到圣保羅。仿佛一場俗不可耐的電影，映照出我和瑟斯頓之間奇怪的狀況。音樂節(jié)的舞臺就像是音樂版的家庭生活諷刺戲劇——可能是在起居室，也可能是在廚房或餐廳，丈夫與妻子早上醒來，經(jīng)過對方身邊，各自做了咖啡，兩人都沒注意到對方，也不承認房間里有任何共同的過去，真是尷尬。

過了今晚，“音速青年”就將不復(fù)存在。我們的夫妻生活與家庭生活也將走到終點。我們還共同擁有紐約拉斐特街上的那處公寓，不過那房子也不會再留多久。今后我和女兒可可會繼續(xù)住在西馬薩諸塞的家里，那房子是1999年我們從當(dāng)?shù)貙W(xué)校手里買下來的。

“你們好??！”瑟斯頓親切地對人群叫道，之后樂隊進入了《死亡谷69》這首歌。兩天前在烏拉圭，我和瑟斯頓還得合唱《棉花王冠》，這是我們的另外一首老歌了，歌詞是關(guān)于愛戀、神秘、化學(xué)反應(yīng)、夢想，還有互相陪伴。這也是一首唱給紐約的頌歌。在烏拉圭的時候，我心里太亂，沒法唱下去，瑟斯頓只能自己一個人唱完。

但我能唱完《死亡谷》。李、瑟斯頓和我一起唱，然后就是我們兩個人唱，我，還有那個即將成為我前夫的人。我們眼前是大片渾身濕透的巴西觀眾，他們跟隨音樂晃動身體。我倆的聲音融合在一起，一字一句地唱著那些老歌詞。它就像一段破碎的背景音樂，伴隨著我心中近乎不真實的強烈能量、憤怒與痛苦：打它！打它！打它！我一生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這樣孤獨。

一個月前，我們的唱片廠牌“馬塔多”發(fā)表了一則通稿，并沒說出多少東西：

于1984年結(jié)婚的音樂家金·戈登與瑟斯頓·摩爾宣布分手。兩人參與的樂隊“音速青年”將完成11月的南美巡演。巡演之后的計劃尚不明確。兩人要求尊重他們的隱私，不愿發(fā)表更多評論。

我們唱了《勇敢的男人們奔跑》、《死亡谷69》、《神圣的騙子》（Sacred Trickster）、《讓蛇平靜》（Calming the Snake）、《穿過微風(fēng)》（Cross the Breeze）、《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醉蝴蝶》（Drunken Butterfly）、《斯塔菲爾德路》（Starfield Road）、《花》（Flower）和《糖果杖》（Sugar Kane），最后以《青少年暴動》（Teen Age Riot）結(jié)束。這個圣保羅的曲目從我們最初的地方開始，歌詞有的是瑟斯頓與我合寫的，有的是我們各自寫的，有些歌帶著“音速青年”一路走過八九十年代，也有最近新專輯里的歌。

這個曲目可能有點像最佳歌曲精選，但其實是慎重考慮過的。當(dāng)時我們排練了一個星期，我記得瑟斯頓一直都在跟樂隊強調(diào)，他不想演這個，不想演那個。到最后我才突然明白，他故意想丟掉的那些歌曲都是關(guān)于“她”的。

我們本來也可以取消巡演，但是我們簽了合同。樂隊要靠現(xiàn)場演出賺錢，我們都要養(yǎng)家糊口。比如我和瑟斯頓就要考慮可可的大學(xué)學(xué)費。但我不知道演出效果會不會好。我不希望人們覺得，不管我和瑟斯頓之間發(fā)生什么糟糕的事，我都會一直扮演站在自己的男人身邊支持他的角色。我不是這樣的人。而且除了我們的小圈子之外，沒有人知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飛往南美之前，“音速青年”在紐約的一個錄音室里排練了一星期。在阿普唑侖的幫助下，我勉強挺過來了，這是我第一次每天吃一片這么大的劑量。我沒有住我們的公寓，因為覺得那里對我來說有點像是被玷污了，其他人同意我住酒店。

大家對樂隊保持著忠誠，假裝什么都還跟以前沒兩樣。他們都知道我和瑟斯頓分手的具體情形，甚至也認識那個女的。我清楚，他們對我倆的事都很緊張，也不太敢跟我說話。我不想讓別人覺得不舒服，畢竟我答應(yīng)了要跟去巡演。我知道每個人對這件事都有自己的判斷和同情，但是他們竟然都能裝出那么開朗快活的樣子，這點最讓我吃驚。也許他們都被非現(xiàn)實感壓倒了吧。到了南美，情形也是一樣。

后來有人給我看了Salon網(wǎng)站上的一篇文章，題為“金·戈登和瑟斯頓·摩爾怎么能離婚呢？”作者是埃莉薩·沙佩爾（Elissa Schappell），她說，我和瑟斯頓讓整整一代人看到應(yīng)當(dāng)如何成長。她說，聽到我們離婚的消息，她忍不住哭了。

看看他們，我想：他們相愛、結(jié)婚、搞藝術(shù)。他們那么酷，那么硬核，以一種深刻的嚴肅態(tài)度去對待藝術(shù)，而且從來沒有出賣過自己，從來沒有軟弱過。在這樣一個反諷的時代，我總是假裝冷漠，用嘲諷來掩飾內(nèi)心的不安，但他們還是那么酷，對這些根本就不屑一顧……他們一起組樂隊三十年，結(jié)婚二十七年，孩子也17歲了，就是這么一對夫妻，現(xiàn)在他們決定，一切都結(jié)束了，還有什么比這更可怕的？我們本來把他們的勝利當(dāng)做我們自己的勝利。

最后她以這樣一個疑問結(jié)束了文章：“他們怎么就不能和我們其他人不一樣呢？”

真是好問題，我們不能，就連發(fā)生的一切也無非是一個最最庸俗不堪的故事。

我們各自飛往南美。我跟樂隊其他人一起走，瑟斯頓是和我們的演出音響師阿龍（Aaron）一起走的。

巡演的時候，通常是飛機一落地，馬上有面包車開過來，載著你來到酒店。然后大家就分頭進房間，睡覺、閱讀、吃飯、練琴、散步、看電視、發(fā)電郵、發(fā)短信。不過在南美的這個星期，樂隊的所有人全都湊在一起吃飯，包括工作人員和技師們。很多工作人員已經(jīng)跟我們合作了好多年，大家就像一家人。瑟斯頓坐在桌子一頭，我坐在另外一頭。就像大家庭在一起吃飯，爸爸媽媽卻互不理睬。我們點來大盤食物和飲料，話題主要都是吃喝，好像在用這個辦法來避免談起真正發(fā)生的事情?！罢嬲l(fā)生的事情”就像是房間里沉默的、不受歡迎的客人。

第一場演出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音速青年”已經(jīng)有段時間沒在阿根廷演過了，觀眾們真情流露，非常熱情，好像每首歌的歌詞都知道似的。頭幾天里，我對瑟斯頓視而不見，但隨著巡演進行，我的態(tài)度緩和了一點。我們之間發(fā)生過那么多事，我對他那樣憤怒，這讓我自己也感到難以置信的焦慮。有幾次，我倆竟然一起在酒店外拍照，我下定決心要態(tài)度友好一點，瑟斯頓也是。

那個星期，有很多樂手向我表示：對我們分手的事感到很遺憾，又或者告訴我“音速青年”對于他們的意義，有的人我根本就不認識，比如“聲音花園”的主唱克里斯·科內(nèi)爾（Chris Cornell）。比爾和芭芭拉夫婦是幫我們做周邊產(chǎn)品和T恤的，這么多年來，他們的事業(yè)跟著我們一道發(fā)展。他們趕來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我們見面，作為一種道義上的支持，和其他人一樣，他們也明白，這是“音速青年”最后的演出了。

幫我挺過這一切的是登臺演出時那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釋放。極端的噪音與不和諧具有難以置信的凈化作用。以前在現(xiàn)場演出的時候，我還經(jīng)常擔(dān)心我的功放會不會聲音太大、太亂了，有時候也擔(dān)心樂隊里其他人狀態(tài)不好。但是這個星期，我根本就不在乎自己音量有多大，或者會不會在臺上偶爾蓋過瑟斯頓的風(fēng)頭。我想怎樣就怎樣，這讓我自由，也讓我痛苦。痛苦是因為，婚姻的結(jié)束本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是看著瑟斯頓在舞臺上向觀眾炫耀自己剛剛得到的獨立與自由，這感覺就像在傷口上撒鹽。隨著巡演城市一個個過去，我的友善也消磨殆盡，再一次變成了憤怒。

在圣保羅，我?guī)缀跻呀?jīng)忍不住要在舞臺上說點什么。但是我沒有?？履荨だ?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9/25/16472671396226.png" />當(dāng)時碰巧也在南美做巡演。幾天前，她沖臺下觀眾發(fā)了脾氣——有個歌迷在觀眾中舉著一幅柯特·科本（Kurt Cobain）的照片?！懊恳惶煳叶嫉酶羌一锏墓菲|西、那家伙的鬼魂還有那家伙的閨女一塊兒過，你們沖我舉這么個東西真是又傻又沒禮貌?！彼械?。后來她離開舞臺，說除非觀眾一起唱“‘噴火戰(zhàn)機’（Foo Fighters）都是娘娘腔”她才回來。這段視頻YouTube上有，是典型的柯妮式做派，但我從來都不想像她那樣招搖。“音速青年”對于無數(shù)人來說那么重要，我不想讓樂隊的最后一場演出變得丑陋；我不想利用舞臺發(fā)表任何個人宣言，再說就算這樣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告訴我網(wǎng)上有圣保羅演出的整場錄像，但我從來沒看過，也不想看。

在最后一場演出上，我記得自己一直在想，觀眾們會怎樣看待這種古怪痛苦、充滿張力和疏遠的情色關(guān)系。他們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唱倒數(shù)第二首歌《糖果杖》的時候，樂隊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現(xiàn)了蔚藍的地球圖像。它緩緩旋轉(zhuǎn)著，仿佛在表示：這個世界對它自己的自轉(zhuǎn)和公轉(zhuǎn)也是根本就不關(guān)心。不過是一切都在繼續(xù)罷了，地球說，不過是冰雪消融，街頭已經(jīng)沒有車輛的深夜，街燈還在變幻色彩，草葉從高架橋下和人行道上的裂隙里生長出來，一切都在燃燒，一切都會消逝。

這首歌結(jié)束了，瑟斯頓感謝觀眾，“我盼著早點再次見到你們。”他說。

最后樂隊演奏了《白日夢王國》那張專輯里的《青少年暴動》。我唱出（或者說半唱半念出）第一句歌詞：“精神的欲望。面對我。精神的欲望。我們會墮落。懷念我。不要趕走我。”

有人說婚姻就像是一場漫長的對話，或許一支搖滾樂隊的生命歷程也是如此。幾分鐘后，兩件事都結(jié)束了。

回到后臺，大家都和平時沒什么兩樣，雖然這是最后一場演出，可是也沒人拿這個或者別的什么事大做文章。畢竟我們大家——李、史蒂夫、馬克，還有技師們——都住在美國各地的不同城市。我很難過，擔(dān)心和別人說再見的時候會哭起來，盡管我其實很想哭。后來大家就各奔東西了，我也坐飛機回了家。

瑟斯頓早就宣布了不少個人演出計劃，明年1月就會開始。他會先去歐洲，然后回東海岸。李·拉納爾多也計劃發(fā)行自己的個人專輯。史蒂夫·謝利一直都在和芝加哥樂隊“消失”一起玩。我要和一個叫比爾·內(nèi)斯（Bill Nace）的樂手朋友一起做幾場演出，然后為柏林一個快開始的展覽創(chuàng)作一件藝術(shù)品，但我主要還是和可可一起待在家里，陪她度過高中最后一年，還有申請大學(xué)的事。那年春天，我和瑟斯頓把我們在紐約拉斐特街上的那處公寓掛牌出售，六個月后終于賣出去了。除了這些，正如那份媒體公告上說的，“音速青年”已經(jīng)不再有關(guān)于未來的計劃。

我在1980年來到紐約，三十年來，這座城市的變化既迅速又緩慢，就像我的人生一樣。那么多“滿滿的堅果”咖啡店都跑到哪兒去了？賣腌牛肉和卷心菜自助午餐的“布拉尼·斯通”餐吧呢？沒錯，我們組了“音速青年”，但在組樂隊之前，甚至組了樂隊以后，我都在一樣接一樣地打工——端盤子、刷墻、在美術(shù)館干雜活、在復(fù)印店做裝訂復(fù)印的差事。每隔幾個月我就換個地方租房子住。我靠吃麥片、雞蛋面條、洋蔥、土豆、比薩和熱狗活著，步行五十個街區(qū)從打工的書店回家，因為沒錢坐地鐵。我都不知道自己當(dāng)年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在紐約辛苦工作、忍受貧窮的意義就在于白天的工作可以用來養(yǎng)活自己，其他時間則用來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面包車、大巴、飛機、機場、錄音室、吵鬧的后臺休息室，還有大大小小的旅館酒店度過的時光與歲月之所以讓人能夠忍受，都是因為有音樂支撐著這種人生。這樣的音樂只可能來自紐約波西米亞下城的藝術(shù)場景，只可能來自那里的人們——安迪·沃霍爾、“地下絲絨”、艾倫·金斯堡、約翰·凱奇、格倫·布蘭卡、帕蒂·史密斯、“電視”（Television）、理查德·希爾（Richard Hell）、“金發(fā)女郎”（Blondie）、“雷蒙斯”（Ramones），莉迪亞·蘭奇、菲利普·格拉斯、史蒂夫·賴克，以及l(fā)oft自由爵士場景。我至今都還記得，吵鬧的吉他是那樣激動人心；與相似的人成為朋友總是令人喜悅，當(dāng)然還有那個后來娶了我的男人，我曾深信他是我靈魂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