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與夢想的終結(jié)：“冷戰(zhàn)”陰影下的“中國通”

從1905年到1949年，前來中國采訪的美國記者至少有184人，除兩人是純粹的自由撰稿人外，其他都是各大報社和通訊社的派駐或簽約記者。⁽¹⁾20世紀二三十年代涌現(xiàn)出來的美國記者，大都畢業(yè)于美國名校，他們在中國完成了青年時代的光榮與夢想，在1950年代前均成為世界馳名的人物，其中報道中國最負盛名者包括：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白修德（Theodore White, 1915—1986）、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aacs, 1910—1986）、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1885—1970）、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 1905—2005）、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斯蒂爾（A. T. Still）、蒂爾曼·竇?。═illman Durdin, 生卒不詳）、佩伯·馬?。≒epper Martin, 1907—1998）、畢奇（Keyes Beech, 生卒不詳）、蘭德·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 Rand, 1908—1968）、約翰·威廉·鮑威爾（John B·Powell, 1888—1947）、杰克·貝爾登（Jack Belden, 1910—1989）、葛爾德（Randall Gould, 生卒不詳）、安娜麗·雅各比（Aunalee Jacoby, 1916—2002）、格蘭姆·貝克（Graham Peck, 生卒不詳）、沃陶（Maurice Votaw, 1899—1981）……

但是，“冷戰(zhàn)”開始后，這些被人們譽為“中國通”的美國記者的命運急轉(zhuǎn)直下，他們被指責為對“丟失中國”負有責任，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了政治沖擊，特別是麥卡錫主義者的攻擊。

1954年麥卡錫組織的一次軍方聽證會

盡管之前很多學者已不同程度地論及麥卡錫主義對美國的“中國通”記者的影響，但現(xiàn)存研究對此領域尚缺系統(tǒng)把握和細節(jié)論證。下面將分析當年那些美國“中國通”記者前來中國的背景，探尋他們?nèi)绾螌崿F(xiàn)自己憧憬的光榮與夢想，以及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他們受到怎樣的影響，有怎樣的最終命運。

參議員麥卡錫由于極端反共一夜成名

浪漫的一代

為什么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會涌來那么多的美國記者，從而形成群星燦爛的局面呢？應當說，是特殊的時代、特殊的地點成就了這樣一些特殊的人。從專業(yè)上來說，19世紀末期為“黃色新聞”的黃金時代。在報界的新聞大戰(zhàn)中，為吸引讀者和提高報紙的發(fā)行量，去異地發(fā)掘聳人聽聞、富于刺激性的新聞成為記者和報人的時尚。此時，國際報道剛剛涌現(xiàn)，以戰(zhàn)場為基地的戰(zhàn)地記者立即成為年輕人夢寐以求的目標——畢竟，到世界各地的烽煙中采訪從而建功立業(yè)是如此激動人心。比如，在美西戰(zhàn)爭中，就曾“有500多名記者、畫家、攝影師成群結(jié)隊地前往美軍集結(jié)的佛羅里達州以及古巴和波多黎各前線”。⁽²⁾早期到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中，以采訪中日甲午戰(zhàn)爭聞名的美國《世界報》的克里爾（James Creelman, 1859—1915）、以采訪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爭聞名的《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等給年輕一代的記者和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是榮耀、財富及權(quán)力的象征。“中國通”之一的伊羅生在來中國前，就對穆恩（Park Moon）、密勒（Thomas F. Millard, 1868—1942）、佩佛（Nathaniel Peffer, 1880—1964）等前輩記者有關(guān)中國的新聞作品進行了研究，其中批判殖民勢力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對他影響至深。⁽³⁾

1920年代在上海的外國記者

此外，20世紀初，在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下的殖民地中國一片混亂，日本的侵略加重了她的災難，同盟國的出現(xiàn)令中國成為美國關(guān)注的戰(zhàn)場。1917年蘇聯(lián)“十月革命”使社會主義階級斗爭、民族解放的口號震撼人心，鼓勵了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躍躍欲試。誠如歷史學者羅斯·退爾（Ross Terrill）所言：“當時，國際新聞是一種冒險，革命是一種時髦?！?sup >(4)和上一代前來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不同，此時的記者不僅僅是追求“榮耀和權(quán)勢”，⁽⁵⁾更“追求真理”、“公平與正義”。這些新生代均有“殺富濟貧”、同情被壓迫民族、贊助共產(chǎn)主義的自然傾向。⁽⁶⁾為了“尋找名氣與運氣”，他們前往中國，參與了一場“富有戲劇性的冒險”。⁽⁷⁾他們是滿懷光榮與夢想的浪漫的一代。

在對美國“中國通”群體記者的個性研究方面，哥倫比亞大學的彼得·蘭德（Peter Rand）撰寫的《中國通：投身中國大革命時期的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也許是最重要的著作。⁽⁸⁾彼得是20世紀40年代《紐約先驅(qū)論壇報》駐華記者蘭德·克里斯托夫的長子，他對父輩的事業(yè)飽含深情，花了多年的時間來研究和追尋父輩的往事。他的研究發(fā)現(xiàn)，當年促使這些美國人前來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人即便不是“真正的與世格格不入者”，但至少是“孤獨者和夢想者”，或“怪人”、“寂寞者”、“標新立異者”。以下是他的一段重要論述。

“中國通”靠孤獨者特有的才能去獨闖陌生的天地，他們靠直覺并超越常規(guī)前往所有可能到達的、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每一個主角都有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他們帶著疑問前往那片遙遠的土地……他們到了那里發(fā)現(xiàn)的問題有所不同，至少比伴隨他們的困惑更為深廣。他們發(fā)現(xiàn)的人民的不幸，比他們真誠地發(fā)現(xiàn)的愛和尋找到的某些支持方式要多得多……他們并非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記者。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和作家，在中國有所失，也有所得。⁽⁹⁾

本時期代表記者之一斯特朗生于中產(chǎn)階級家庭，雖然有一個幸福安定的家，但卻經(jīng)常感到“孤獨”。她在回憶錄中坦言自己在11歲時就開始“有意識地尋求知識的活動”?！爸钡?3歲，我才擺脫階級和時代的束縛。在走出花園時，我?guī)в腥缦绿卣鳎焊械焦陋毑⒂幸环N要擺脫孤獨的強烈愿望……”⁽¹⁰⁾

蘭德·克里斯托夫　20世紀40年代《紐約先驅(qū)論壇報》駐華記者

哥倫比亞大學的彼得·蘭德（Peter Rand）是當年美國駐華記者蘭德·克里斯托夫的長子。1984年，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

埃米莉·哈恩（項美麗, Emily Hahn, 1905—1997）大學畢業(yè)后不堪忍受千篇一律的單調(diào)生活，辭職到歐洲和非洲游蕩，她從小就崇拜湯姆·索亞、哈克貝利·芬，想四處航行，走遍全世界。⁽¹¹⁾

“憤世嫉俗”、“仇恨強權(quán)、扶持弱小”、“崇尚革命和激進”是這類人的一個特點。十月革命的赤潮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更加時髦和實際。他們中很多人年輕時都有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傾向。白修德在哈佛讀書時，發(fā)現(xiàn)“哈佛的共產(chǎn)主義者多如虱子”，他曾站在圖書館寬闊的階梯上，將一只拳頭揮向天空，宣稱道：“我主修歷史！我要領導一次革命！”還將自己描述為“溫和的馬克思主義者”。⁽¹²⁾白修德去中國，主要是由于導師費正清（J. K. Fairbank）⁽¹³⁾的推動。白本想留在哈佛大學走學術(shù)道路，但費認為他無法同那些出身高貴、背景雄厚的人競爭，遂推薦他去中國做記者，像斯諾那樣成就功名。從結(jié)果上看，記者的道路更適合白修德，在戰(zhàn)地中國的采訪使他一舉成名。1938年畢業(yè)時，他獲得了哈佛大學的“謝爾登旅行獎學金”，懷揣導師的6封推薦信和饋贈的一臺打字機前往中國，不久就在國民黨中宣部擔任新聞官員兼記者，參加了幫助中國人抗戰(zhàn)的工作。

斯諾從小就“樂于與下層人交往”，⁽¹⁴⁾對異國民族的個人權(quán)益感興趣，他閱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由此喚醒了他對受苦受難者天生的同情心。⁽¹⁵⁾1929年他在綏遠報道災民的一段文字已成為人們反復詠嘆的名篇：

如果我有很多的錢就好了……我渴望有錢幫助那些麇集在我周圍的人們，洗去他們灼熱的目光中絕望的神情。他們沒有乞討，甚至連瘦骨嶙峋的孩童也沒有跟在我身后討一個銅板……或許這最能說明這里人民的堅忍精神。⁽¹⁶⁾

在1921年去社會主義蘇聯(lián)之前，斯特朗就認識到“資本主義是世界上一種可怕的組織方式，我決心用全部身心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而奮斗”。⁽¹⁷⁾這位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激進地認為，以往的知識對她無用。她投身“十月革命”后蘇聯(lián)的建設，創(chuàng)辦和主編了英文報《莫斯科新聞》。她在蘇聯(lián)待了6年，直到被誣為“間諜”并被驅(qū)逐出境。1925年，她來到中國，從此與這個國家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1938年在中國戰(zhàn)地采訪的史沫特萊

礦工家庭出身的史沫特萊從小就對資產(chǎn)階級不平等的社會具有天然的反抗心理。1917年時，她經(jīng)常與周圍的許多社會主義小組在一間昏暗的小房間里聚會，討論戰(zhàn)爭，研究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社會主義思想。⁽¹⁸⁾從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一次印度激進領袖的演講開始，她卷入印度民族主義斗爭達10年之久。史沫特萊于1928年12月到達中國，初衷是突破英國人的新聞封鎖，作為《法蘭克福報》特約記者以及幾家美國和印度報刊的記者發(fā)布新聞，將中國的反殖民的消息傳遞到印度和世界各地。不過此時，她已經(jīng)意識到中國將是亞洲反抗殖民主義斗爭的中心舞臺，遂開始了她長達21年的中國報道生涯。

史沫特萊的狂放不羈從一個側(cè)面印證了蘭德對“中國通”們“特立獨行”式性格的概括。研究者證實，1929年，史沫特萊在上海曾與詩人徐志摩墮入情網(wǎng)，⁽¹⁹⁾而她身邊總有一個“沈陽男子”——她的翻譯兼情人。她總是在出外看望其他外國人時，將那男子丟在旅館，而那男子就常常酩酊大醉，最后遭到拋棄。她告訴一位友人，她“打算像個男人一樣解決性欲”。有一次，一個年輕的海軍陸戰(zhàn)隊士兵突然從她的屋中竄出——原因居然是對史沫特萊攻勢凌厲的求愛方式感到恐懼。⁽²⁰⁾史沫特萊曾和宋慶齡吵翻，⁽²¹⁾亦曾想“勾引”海倫·福斯特的警衛(wèi)員，⁽²²⁾還曾因鼓動延安跳交際舞而受到一些高級官員夫人的痛斥，她甚至還曾與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打架……⁽²³⁾

冒險是那個時代人的共同品質(zhì)。對此，很多研究者與蘭德抱有同感。斯諾的研究者伯納德·托馬斯（Bernard Thomas）將他撰寫的斯諾傳記冠名為《冒險的歲月》。斯諾也坦率地承認自己的冒險性格：少年時曾離家出走，⁽²⁴⁾年輕時曾在紐約炒過股，1935年在北京經(jīng)濟困窘時賭馬贏過1000美元。⁽²⁵⁾他成功地深入陜北紅區(qū)采訪，并寫出了轟動一時的《紅星照耀中國》，也正是源于一種“冒險”精神。他說：

1927年斯諾越洋來到中國

去（延安）要經(jīng)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但是，在這些年國共內(nèi)戰(zhàn)中，已經(jīng)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就是懷著這種冒險的心情，我出發(fā)了。⁽²⁶⁾

洛伊絲·斯諾（Lois Wheeler Snow）回憶說，“敢于冒險是他性格中的突出特點。”斯諾自己說：“命運總是向我微笑，使我絕處逢生。”他一直迷戀冒險的刺激和興奮，特別是當這種冒險的賭注能夠帶來一個好故事的時候。⁽²⁷⁾

1925年秋，斯特朗乘上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來到中國，為的是“以償她多年來的冒險夙愿”。⁽²⁸⁾

巴巴拉·史蒂芬在重慶自己的書房里讀中文書，1946年

巴巴拉在南京的墓地和葬禮

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伊羅生出生于一個富有的紐約家庭，1933年他來到中國也是“尋求冒險”。⁽²⁹⁾在上海，他先后在《大美晚報》（Shanghai Post）和《大陸報》（China Press）任記者。在上海與史沫特萊、格拉斯、宋慶齡一起創(chuàng)辦了一份英文刊物《中國論壇》（The China Forum），專門發(fā)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提供的文章。伊羅生后來被視為“托派”而受到中共地下黨的冷落和批評，后離開上海，經(jīng)歐洲回到美國。20世紀40年代他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工作時，其激進態(tài)度已經(jīng)冷靜了。1944年7月，伊羅生作為《新聞周刊》記者再度到重慶采訪。此時的他，享有中產(chǎn)階級名人的豐厚薪水，在他仍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同時，共產(chǎn)黨“左派”仍然對他采取敵視態(tài)度。伊羅生很快從新聞采訪生涯轉(zhuǎn)到學術(shù)研究生涯，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并教授“變遷中的認同與世界事務”。他的專著《中國革命的悲劇》和《美國的中國形象》影響甚大。⁽³⁰⁾

另一位敢于冒險的女性叫巴巴拉·史蒂芬（Barbara Stephens）。這個名字如今已經(jīng)幾近湮沒。她留在中國的原因非常浪漫。1945年，她被美國新聞處派往中國。由于她的美貌，《生活》雜志以她為主角拍攝了一組照片，使她在中國有了名氣，于是她決定留下來，在成名之地做自由記者。雖然史蒂芬沒有留下什么振聾發(fā)聵的作品，但她的身上體現(xiàn)了一種時代精神，她一直在為實現(xiàn)她的“光榮與夢想”而努力，但最后卻在獨自前往新疆的一次采訪中喪生。⁽³¹⁾

約翰·鮑威爾的中國之行可以說是一種懵懂中的冒險。他的兒子小鮑威爾若干年后富于詩意地回憶說：

父親于1917年離開密蘇里到中國去時，我的姨奶艾麗諾送給他一本《新約圣經(jīng)》。我猜想她是作為一件護身符送給他的，庇護他在這次荒唐的旅行中躲過邪運。無疑艾麗諾和她的娘家人都認為父親缺少判斷力，而需要多方幫助。過去他曾擯棄漢尼拔爾《信使報》的差事，到密蘇里新聞學院任教職，現(xiàn)在又要動身遠行——這次是到天涯海角的中國。⁽³²⁾

出身于美國猶他州律師家庭的海倫·福斯特闖進中國的真實動機很難證實。人們只知道，她在美國讀到斯諾在《紐約先驅(qū)論壇報》上發(fā)表的文章后，打算自己也寫中國。她捫心自問：為什么我不能旅行？不能寫這樣的文章？她認為自己即便不是更為出色，起碼會做得同樣好。⁽³³⁾不管怎么說，海倫于1931年來到中國，擔任美國駐上?？傤I事的秘書。她決心成為一個“富裕而著名的”作家。⁽³⁴⁾她和斯諾一見鐘情，但拒絕了后者多達21次的求婚，理由是她“要先寫出本書”。他們結(jié)婚不久，費正清立即發(fā)現(xiàn)她“雄心勃勃”，是斯諾的“競爭者”，⁽³⁵⁾此話不幸言中。事實上，她一直在和斯諾較勁。斯諾1936年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海倫1937年只身進入陜北紅區(qū)，寫出了《中國紅區(qū)內(nèi)情》。其時，斯諾正患腎炎，看著愛妻兼對手堅定出走的步伐，心情頗為復雜。此事埋下了兩位著名“中國通”兼伴侶日后分手的伏筆。在后來的歲月中，海倫鍥而不舍、不計回報地在麥迪遜鄉(xiāng)間寫著有關(guān)中國的故事，直到生命終結(jié)，時年89歲。

另一個值得提及的女性記者是安娜麗（Aunalee Jacoby, 1916—2002，賈安娜），曾任《斯坦福日報》的編輯，她來自加利福尼亞，其父是個銀行家。1937年，安娜麗從斯坦福大學畢業(yè)不久即成為好萊塢的劇作家。但是她突然心血來潮，要去中國當一名戰(zhàn)地記者。當時《時代》正在找一名不要薪水的駐華記者，該雜志的遠東編輯將安娜麗介紹給老板盧斯，盧斯不經(jīng)面試便同意了。安娜麗到了重慶后曾為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工作過，對她印象不錯。但是一件事改變了她的看法，她們?nèi)ヒ粋€茶館時，周圍的告示上寫著蔣夫人在“新生活運動”中提出的口號：我們不吸煙。此時，蔣夫人卻毫無顧忌地抽起了煙，安娜麗指著口號讓蔣夫人看，后者說：“哦，那是對民眾說的?！?sup >(36)后來，安娜麗的報道具有強烈的反蔣政權(quán)的色彩，她和白修德的稿子因此被《時代》的編輯改得面目全非，于是她宣布辭職。在與白修德共同撰寫《中國的驚雷》時，兩人一起痛斥蔣介石政權(quán)。不久，白修德也辭了職。安娜麗之前嫁給了《時代》的另一位駐華名記者梅爾（Mel Jacoby）——一位耶魯才子。梅爾是第一個以身殉職的美國戰(zhàn)地記者。他死后，安娜麗一蹶不振。為她贏來名氣的是與白修德合作的《中國的驚雷》。如果不是這本書，安娜麗可能永遠默默無聞。這是白修德絕無僅有的一次與他人的合作，他當時正在追求安娜麗。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安娜麗（賈安娜）和梅爾·賈格比，1944年

伴隨著冒險的性格，最能表現(xiàn)出這一代美國記者浪漫一面的是：他們中很多都有四海為家、漫游世界的記錄。史沫特萊、斯特朗從事激進民主活動時縱橫馳騁于歐亞諸國，一度被認為是“國際間諜”，瑪莎·葛爾紅（Martha Gellhorn, 1908—1998）、埃米莉·哈恩（中文名項美麗）在來中國前，兩人周游世界，四海為家，遍行非洲、歐洲、亞洲。⁽³⁷⁾而斯諾、白修德、格蘭姆、竇丁都是在游歷遠東的旅程中逗留在中國的，其中斯諾與竇丁的經(jīng)歷酷似：為了實現(xiàn)游覽東方的計劃，斯諾1928年應聘為“拉德納”號輪船的水手，邊工作邊寫作，在夏威夷潛入“神與丸”號進入日本，然后又設法到了上海，在《密勒氏評論報》找到工作。竇丁在1930年代初辭去休斯敦的工作，到美國某輪船上當了一名水手，到上海后在美國人辦的《大美晚報》找到一份工作。⁽³⁸⁾1933年，杰克·貝爾登作為“約翰遜總統(tǒng)”號的一名水手來到中國后，竟然在沿海城市和內(nèi)地游歷5年！1937年，他加盟合眾社，開始了職業(yè)記者生涯。他后來寫就的《中國震撼世界》同樣是一部力作。⁽³⁹⁾格蘭姆的中國之行也很浪漫：他1935年從耶魯大學畢業(yè)后參加一次藝術(shù)比賽獲獎，獎品是一張環(huán)游世界的船票，他前往遠東，最后滯留中國。

格蘭姆·貝克在北平寫作

對于大多數(shù)美國“中國通”記者來說，格蘭姆是個異類。他是個絕對自由主義者，喜歡繪畫和寫作。他曾為美國新聞處工作，但他瞧不起重慶的那些美國駐華記者，認為“他們中有許多人是頭腦不清的低級記者”。⁽⁴⁰⁾最初到中國來，他只準備逗留兩周，但后來“這兒的異國情調(diào)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對外國人來說，中國不僅生活舒適，而且物價便宜，這就將我原定兩周的計劃不可思議地延長為兩年了”。⁽⁴¹⁾他學習中文，迷戀京劇，喜歡扯著嗓子唱。⁽⁴²⁾他首次來華的成果是一部著作《穿越長城》，后來被認為是最好的幾部中國游記之一。⁽⁴³⁾這部書的出版為他贏得了2000美元的報酬，因此他得以在1940年重返中國。他回憶說：

那時我已寫成了一部有關(guān)上次旅游的書并掙得了足夠的錢，使我能再旅游兩年，再寫本書。我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在中國生活的河邊靜坐，以觀察從身后沉浮而來的任何人，把掠過我身邊的任何饒有興味的事情都記錄下來。⁽⁴⁴⁾

格蘭姆是當時比較放蕩的4名美國記者之一，經(jīng)常酗酒和嫖妓。另外三人分別是杰克·貝爾登、佩珀·馬丁和蘭德·克里斯托夫。白修德說，格蘭姆知道住處周圍一家妓院每個妓女的名字，經(jīng)?！芭萱ぁ?，⁽⁴⁵⁾佩珀·馬丁在做愛時經(jīng)常將外國記者招待所的籬笆墻搖得直晃，獲得了“犀?！钡木b號。至于蘭德·克里斯托夫，大約也是老嫖客，在《密勒氏評論報》工作的波塞爾（Elizabeth Purcell）回憶道，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一天晚上，蘭德·克里斯托夫和比爾·鮑威爾吃過晚飯后對她說：“我們要去逛妓院”，令她大吃一驚。⁽⁴⁶⁾

另一種吸引

當年滯留在華的美國記者都有一個潛在的動機，該動機一直沒有得到國內(nèi)理論界的注意，那就是他們來中國淘金的物質(zhì)誘因。盡管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并且因人而異，但誘因是的確存在的。當事人也從不加隱諱。我們已經(jīng)看到，格蘭姆自述留在中國的動因之一是因為“中國物價便宜，生活舒適”。這個想法也適用于哈恩。研究者肯恩（Ken Cuthbertson）談到她決定留在中國的一個原因時說：

在紐約，米奇是位失業(yè)寫作人，身無分文，更兼芳心破碎，前路茫茫。在上海就不同了。在這里她變成了一個人物，感覺良好。在外國人圈子里，她那自由活潑的天性不受限制。更兼有了經(jīng)濟收入，與中國人也友好相處。中國的這種生活方式，正是她在美國所夢想的。⁽⁴⁷⁾

哈恩回憶說：

在戰(zhàn)后的年代里，要是我跟人說起上海的物價之便宜，他們準會說我胡說八道……1935年上海的米價在我們西方人看起來便宜得簡直好像不要錢……便宜的米價意味著便宜的人力，而在上海這樣一個繁華都市，便宜的人力就意味著便宜的商品，諸如家具、傭工、衣料、蔬菜等等。我不再負債，相反，我在經(jīng)濟上應付裕如，一大堆傭工任我挑選。⁽⁴⁸⁾

項美麗（哈恩）在上海，1939年

斯諾剛到中國時發(fā)現(xiàn)，中國的主要吸引力仍然在于，那些有美元收入的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特權(quán)，用很少的錢就可以享受到舒適的生活，買到很多奢侈昂貴的物品。研究者托馬斯認為：與經(jīng)濟有關(guān)的因素對斯諾留在中國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美元收入就可以在中國過得很舒適、甚至奢華。⁽⁴⁹⁾海倫·福斯特在《我的中國歲月》中更是直率地承認，1929年“居住在中國的外國僑民，只要有很少的錢便可以生活得像貴族”，“我們的生活水平將提高許多倍。一美元兌換四到五塊中國元，我們同上海的3808名美國人，全中國約7000名的美國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的時候，過著王子般的生活”，“有時候我想，東方的吸引力就是所有的東西都非常便宜。簡直花不了多少錢就生活得像個皇后”。⁽⁵⁰⁾另一位資深記者斯蒂爾說，“中國這個地方很容易適應，你幾乎可以做任何你高興做的事情，而且花錢很少就能做到，時局給每個參與其中的人提供機遇，它簡直把人都給寵壞了”，“在中國待過的人，在任何別的國家都不可能像在這里一樣，擁有如此快樂、滿足、興趣盎然的生活。它的確令人心滿意足。它應有盡有”。⁽⁵¹⁾在中國當記者，掙美元，的確能帶來財富。據(jù)海倫·福斯特透露，在1940年到1950年間，斯諾僅從《星期六晚郵報》獲取的稿費就達25萬美元！⁽⁵²⁾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

1941年葛爾紅和海明威在中國

顯然，和激進思想、同情心、職業(yè)追求、異國經(jīng)驗交織在一起的是豐厚的收益以及洋人在中國的特權(quán)，后兩者被那些“中國通”在建立功業(yè)時欣然接受。當然，早年來華的美國記者中也有淺嘗輒止、無功而返者，比如瑪莎·葛爾紅，她與哈恩都來自德裔的猶太家庭，同為圣路易城人。兩人周游世界，四海為家，在那保守的年代，她們以單身女子之身遍行非洲、歐洲、亞洲，也都到過中國，寫過有關(guān)中國的作品。葛爾紅自西班牙內(nèi)戰(zhàn)起，一生采訪過八個戰(zhàn)爭，最后采訪巴拿馬戰(zhàn)役時，她已年逾八十。戰(zhàn)地女記者本就罕見，但葛爾紅進出戰(zhàn)火之中如入無人之境。1941年，葛爾紅和海明威一起到過中國，在重慶訪問了蔣介石及宋美齡，同時又在友人的安排下見到了周恩來。她的中國經(jīng)驗寫在半自傳性的《我和另一伴侶的旅程》（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里。然而葛爾紅并不喜歡中國，和她所鐘愛的非洲與墨西哥相比，中國在她筆下成了一個真正可怕的地方。平日四海為家、隨遇而安的她，卻完全不能適應中國。倒是隨行的海明威對戰(zhàn)時的中國頗有興趣，中國菜令他大快朵頤。葛爾紅曾為海明威第三任妻子，后來多年深居非洲叢林，拒與他人往來。她一生雖然愛情故事不斷，晚年卻獨身一人，與一些崇拜她的年輕人為伍，在倫敦過完余生，最終因癌癥而自殺。⁽⁵³⁾

畢業(yè)于威斯康星大學的哈恩是在1935年失戀之后抱著“散散心”的想法來到上海的。初時覺得“中國沒趣”，⁽⁵⁴⁾后來，她在《字林西報》找到了工作，又情陷新月派詩人兼出版家邵洵美，這才留了下來。上海淪陷后，她曾跟邵洵美通力合作，在日偽眼皮底下編輯出版中英文抗日雜志《自由譚》；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的英譯本，在哈恩的上海寓所譯出。她的成名作《宋氏姊妹》（The Song Sisters）為她贏得了聲譽，也是經(jīng)由邵的幫助完成的。為此她在重慶待了9個月。

在美國“中國通”記者中，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是兩個僅有的別無選擇的中國滯留者之一。拉鐵摩爾出生在美國，1901年1歲時隨傳教士父母來到中國，在中國待了10年。1921年，他在天津《京津泰晤士》報工作一年，隨后辭職，專事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邊疆考察，寫出《通往土爾其斯坦的荒漠道路》（1929）和《滿洲——沖突的發(fā)源地》（1931），聲名鵲起。1934年秋，太平洋關(guān)系協(xié)會派他到北京任《太平洋事務》雜志的編輯，1937年6月，拉鐵摩爾作為美國《美亞》雜志記者的向?qū)Ш头g，訪問了延安。但是，拉鐵摩爾沒有直接選擇記者的道路，而是選擇了學術(shù)。所以，中日開戰(zhàn)后的1937年，他沒有像其他戰(zhàn)地記者一樣摩拳擦掌，而是收拾行裝準備回國。他是一個典型的淘金者。1938年9月，拉鐵摩爾在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guān)系學院（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謀到一份教職，研究中國和中亞。之后受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的委派，成為蔣介石的私人顧問（1941—1942）。這是美國記者中官居高位的第一人。但幾年之后，他就成了麥卡錫主義的主要攻擊目標，遭受了沉重的打擊。

歐文·拉鐵摩爾曾任蔣介石顧問，1944年，重慶

無國籍的愛潑斯坦在抗戰(zhàn)時擔任美國多家報刊的戰(zhàn)地記者

另一位因無法選擇而滯留中國的是伊斯雷爾·愛潑斯坦。雖然他不是美國公民，但他在戰(zhàn)時為多家美國報社和通訊社工作，也成為當年美國記者中的“中國通”。⁽⁵⁵⁾這個波蘭猶太人是在中國天津租界里長大的。其父是崇尚馬克思主義的親共派，所以愛潑斯坦從小就“左傾”，無論是在《京津泰晤士報》還是為《紐約時報》工作時都是如此。他是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六名外國記者之一。他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同樣很有名氣。1944年，他與妻子到美國住了5年，感受到麥卡錫主義的寒流后，他們在新中國的召喚下，又回到中國。

“中國通”有失有得，許多人都嘗到了冒險的代價。比如《紐約時報》的記者布魯克斯·愛金森（Brooks Atkinson）本來可以成為揚名四海的“中國通”，但卻因“親共”被國民黨當局驅(qū)除出境，從而失去了機會。還有梅爾的以身殉職，史蒂芬的失蹤——如果以上僅僅是特例，那么更多的人是以失去家庭為代價的，中國報道結(jié)束了，意味著他們的婚姻和家庭也結(jié)束了，典型的是斯諾和海倫·福斯特的反目，杰克·貝爾登的長期鰥居，愛潑斯坦痛失前妻，蘭德·克里斯托夫與妻子的分手。關(guān)于克里斯托夫，彼得·蘭德評價說：盡管父親在中國為自己贏得名聲，他的一生都被人關(guān)注和尊敬……但是，

我父親為這一成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因為在獲得它的同時，他也放棄了家人和家庭。在隨后的歲月中，他擔任到全世界采訪的記者，以逃脫內(nèi)疚。他還靠吸毒和信教來逃脫。最后，他從六層樓的窗戶跳下身亡……⁽⁵⁶⁾

然而，這還不是“中國通”們厄運的全部，后來的“冷戰(zhàn)”給他們浴血奮戰(zhàn)得來的榮譽以沉重的一擊。

蘭德·克里斯托夫的妻子20世紀40年代前來北平探望丈夫，當時兩人已是貌合神離，她在北京天壇留下了孤影，然后匆匆返回美國，一年后兩人離婚

在“冷戰(zhàn)”打擊下的命運

國內(nèi)學界談到麥卡錫主義對“中國通”記者的打擊時，通常愛使用“迫害”這個字眼，這當然不算過分。不過細細揣摩起來，漢語的“迫害”與英語中的“persecution”的意思并不完全一致。中國的迫害往往與坐牢、殺頭聯(lián)系在一起，當局制造麻煩和侵犯人身自由往往不一定包含其中，但在英語“persecution”中，虐待、制造麻煩這些東西才恰恰是主要的。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麥卡錫主義”到底迫害那些“中國通”記者到什么程度？這個疑問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解答。

在1950年至1954年間，以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為代表的極端反共、反民主勢力，通過指控和調(diào)查“政府中的共產(chǎn)黨人”的言論和活動，在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掀起的一股反動政治潮流，史稱“麥卡錫主義”。

從1948年起，美國遏制蘇聯(lián)的“冷戰(zhàn)”政策遭到一系列嚴重挫折。1949年，蘇聯(lián)試制原子彈獲得成功，打破美國核武器的壟斷。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使美國在遠東的侵略擴張遭到沉重打擊，大大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這一震動引起美國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驚慌，和社會上普遍的“紅色驚恐”。在1949年初國民黨政權(quán)開始崩潰，共和黨人便攻擊杜魯門政府是“丟失中國”的罪魁禍首，將美國對外擴張遭到的挫折，歸咎于民主黨政府對國際共產(chǎn)主義的軟弱。1950年1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官員阿爾杰·希斯被判44個月的徒刑，2月3日，受原子彈間諜案牽連的英國核物理學家富克斯在英國倫敦被捕。就在此時，麥卡錫跳了出來，“指控國務院有共產(chǎn)黨人”。他在一次演講中，當眾展示一份列有205名共產(chǎn)黨人名字的名單，并聲稱，名單上的人至今仍在國務院內(nèi)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麥卡錫在這次演講中一鳴驚人，在一夜之間從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新參議員一躍成為聲震全國的政治明星。與此同時，這次演說拉開了一個悲劇時代的序幕。

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是麥卡錫主義狂潮的受害者，1953年，他公開呼吁各方證人站出來反對麥卡錫參議員

在麥卡錫橫行的歲月里，右翼勢力在各地進行瘋狂的反共活動，美國外交、文化、新聞界受到嚴重沖擊。以麥卡錫為主席的參議院政府活動委員會有權(quán)對政府部門的活動進行調(diào)查，可以隨意傳訊證人。證人必須出席聽證會，而且必須回答問題，否則就被指控有“蔑視國會罪”。麥卡錫利用這個權(quán)力對政府和軍隊進行廣泛的關(guān)于“共產(chǎn)主義滲透”的調(diào)查，搜集黑名單，亂扣“紅帽子”，攻擊和迫害一切民主進步人士及持不同政見者，僅一年多，就發(fā)起了445次初步質(zhì)詢和157次調(diào)查。⁽⁵⁷⁾

麥卡錫要求國務院列出屬于新聞計劃的所有報刊、評論員以及設在海外圖書館所藏的書籍作者的名單。然后，麥卡錫分子于1953年4月底前往西歐，進行為期18天的旋風式調(diào)查旅行。他們宣稱美國國務院設在西歐國家的海外圖書館中，共有3萬多種書是共產(chǎn)黨人或共產(chǎn)黨的同情者寫的。在麥卡錫及其追隨者的壓力下，美國許多地方發(fā)生了禁書和焚書事件。

1954年以后，麥卡錫主義走向衰落與終結(jié)。

受麥卡錫主義的沖擊，根據(jù)同情共產(chǎn)黨的程度不同，那些采訪過中國的美國記者的生命軌跡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大致分成三類。

一、受到嚴重沖擊者

拉鐵摩爾　1950年，麥卡錫指控他“是蘇聯(lián)最高級別間諜人員”，⁽⁵⁸⁾是遠東政策的“主要設計師”。麥卡錫從拉鐵摩爾的著作中引用了幾句話，斷章取義地猜測他與太平洋關(guān)系協(xié)會的關(guān)系，指控拉鐵摩爾與共產(chǎn)黨組織的“密切合作與交往”以及親共分子的“友誼和密切合作”，使其成為一個極其可惡的政治危險人物，結(jié)論是：拉鐵摩爾對蘇聯(lián)在“遠東事業(yè)的好感”已經(jīng)給國家造成了“極大和無法彌補的損害”。⁽⁵⁹⁾

經(jīng)過10年官司后，拉鐵摩爾于1963年移居英國

拉鐵摩爾回國后，找到一些高級律師為之辯護。后來泰丁斯委員會聽證會宣布：沒有證據(jù)證實拉鐵摩爾是共產(chǎn)黨人或從事間諜活動，在制定遠東政策中也未起作用或產(chǎn)生影響……

拉鐵摩爾說：“由于麥卡錫事件，我雖然未被自己任職的大學解雇，但卻沒有得到任何開課任務。佩奇學院被關(guān)閉，我們的蒙古研究項目遭到無可挽回的破壞?！?sup >(60)

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拉鐵摩爾的著作和論文被禁止發(fā)表，美國發(fā)行量很大的刊物《讀者文摘》，在1951年到1954年間只刊登了拉鐵摩爾寫的三篇文章；1955年到1960年間，拉鐵摩爾的文章一篇也沒有發(fā)表。直到1968年，美國才出版了拉鐵摩爾的書。⁽⁶¹⁾1963年，他移居英國，在利茲大學擔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直到1970年退休。

麥卡錫的指控以拉鐵摩爾獲勝而告終。拉鐵摩爾長于爭論，不畏權(quán)貴，自稱是1555年被燒死在牛津火刑柱上的異教徒拉鐵摩爾（Bishop Latimer）的后裔。⁽⁶²⁾他的著作《經(jīng)得起誹謗》（Ordeal by Slander）就是他挑戰(zhàn)麥卡錫主義的宣言，該書出版于1951年。不過，拉鐵摩爾在經(jīng)濟上還是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辯護的代價至少為250萬美元——他的名譽受到極大的損害，雖然最終勝訴，但他永未完全恢復其名望與影響力，而他的才華對未來的決策人也失去了效用。⁽⁶³⁾

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拉鐵摩爾，1972年

1947年，小鮑威爾在上海

小鮑威爾夫婦　約翰·比爾·鮑威爾（John B Powell）是《密勒氏評論報》創(chuàng)始人老鮑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之子。老鮑威爾在1941年日本人攻占上海后入獄，終因凍傷和壞疽癥失去雙足，被遣送回國后于1947年去世。小鮑威爾與妻子西爾維婭繼承父業(yè)，《密勒氏評論報》于1945年10月在上海復刊，還出版了《中國每月評論》。

《中國每月評論》雜志廣泛宣傳中國新政權(quán)的成就、新中國的生活和蔣介石政府的罪惡。在整個朝鮮戰(zhàn)爭期間，該刊仍發(fā)表類似文章，但是把矛頭更多地指向批評美國軍事和外交政策方面。在1951年至1953年間，小鮑威爾發(fā)表了各種各樣的報道詳細介紹共產(chǎn)黨對細菌戰(zhàn)的指控，其中包括中國與北朝鮮政府為這些指控提供的文件證明。⁽⁶⁴⁾

美國國務院和軍方為掩蓋事實真相，竭盡全力敗壞小鮑威爾的聲譽。1953年8月，《密勒氏評論報》破產(chǎn)，小鮑威爾偕妻子離開上海，返回美國。在途中，美國國務院和情報局跟蹤監(jiān)控小鮑威爾，美國陸軍調(diào)查局將小鮑威爾稱為“忠誠的共產(chǎn)黨員”。他因為在《中國每月評論》上刊登美國細菌戰(zhàn)的報道，被政府指控為犯有煽動和叛國罪。當小鮑威爾抵達舊金山，帶著從上海私人圖書館收藏的1500本書上岸時，麥卡錫反共運動正達高潮，他遭到了海關(guān)的刁難，他回憶說：

在以后的歲月中，從幾個星期到幾個月，直至多少年中，我努力想搶救這批書，當局扣押的理由也隨之變更。美國海關(guān)最初依據(jù)一條禁止一切來自“共產(chǎn)黨中國”的物件進入美國的通令。我的申辯是藏書的絕大部分系在美國出版發(fā)行的，并且責問一位海關(guān)官員為何禁止《新約圣經(jīng)》進口。雖然我這本圣經(jīng)在過去40年中很少打開來使用，但我十分珍惜此書的人情味。海關(guān)檢查官答以對此也無例外可言，“只要此《新約圣經(jīng)》到過共產(chǎn)主義中國，它就不能再進入美國?！蔽曳洲q說，這部《新約圣經(jīng)》并非故意流入共產(chǎn)黨中國，現(xiàn)在姑不談其哲理內(nèi)容，即就書籍本身看來完全是美國的產(chǎn)物，在美國印刷出版，并由我那位非共產(chǎn)主義者姨奶、一位共和黨員使用1917年地道的美金購得的。因此它是形勢的犧牲品毫無自制力，現(xiàn)在也不過是設法回老家而已。那位檢查官聽了毫無興趣，也更無感情的流露。⁽⁶⁵⁾

1959年7月，肯尼迪指令撤銷煽動罪起訴并中止叛國罪指控調(diào)查，對小鮑威爾夫婦進行了8年的追查終于停止了。

據(jù)斯特朗說，小鮑威爾剛從中國回來時，因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便買下一座座舊房子，加以改造，再賣出去，以此維生。⁽⁶⁶⁾其中可見小鮑威爾經(jīng)商之才。

埃德加·斯諾　在麥卡錫主義的沖擊下，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把他視為“危險分子”，他被認為與好幾樁美國共產(chǎn)黨的案件有牽連。當局一度禁發(fā)他的書稿，并吊銷了他到中國旅行的護照。但這不是僅僅針對他個人的，當時的美國政策是不允許任何人去共產(chǎn)主義國家旅行。斯諾因不同意《星期六晚郵報》追隨麥卡錫主義的編輯方針，辭去副主編職務。這其中還有一件事引起了斯諾的狂怒：他寫的一篇關(guān)于周恩來的文章，原標題是“戴紅帽子的中國官員”，結(jié)果該報登出時被換成“紅色中國的紳士打手”。⁽⁶⁷⁾斯諾在失望之下，開始給各報紙寫一些小文章，還曾試圖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但經(jīng)濟收益甚微。這一時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撰寫個人傳記《復始之旅》（1958）。雖然他沒有被傳訊，但他的名字在證詞中、在報紙評論上、在所有告密信上屢屢被提到。他曾受到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困擾——他們來調(diào)查他是否為共產(chǎn)黨員，他堅定地說“過去、現(xiàn)在、將來都不是”，態(tài)度“誠懇、合作、坦率”。⁽⁶⁸⁾他的妻子也上了黑名單，演出的機會越來越少。他的朋友謝偉思（John Service）回憶道，斯諾當時慨嘆，這種可怕的氣候?qū)ε囵B(yǎng)孩子不利。幾年后，斯諾就移居瑞士了。⁽⁶⁹⁾

斯諾在瑞士家中，1968年

1952年，斯諾寫信給貝特蘭說：我們現(xiàn)在生活得“馴服而順從”⁽⁷⁰⁾，但是，沒有證據(jù)表明斯諾受到了更多的“迫害”。同年，他買下了紐約州斯尼登村的一所住宅。他在1953年寫信給他的姐姐時說：“我們隨心所欲地生活，感到自己非常幸運?！彼嬖V父親，他“非常高興有機會與大自然相處，那里”空氣清爽潔凈，開闊的草原和臨近的森林具有奇妙而神秘的迷人魅力……⁽⁷¹⁾但打擊他的是，《復始之旅》雖然獲得了較高的評價，但銷路并不好。他認為，這是因為麥卡錫的陰魂不散?！叭藗儗θ魏螢槲覀兊闹袊笥颜f好話的人都抱有成見，無論這話如何真實，或具有多么堅實的歷史依據(jù)?！?sup >(72)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在美國又恢復了“中國通”的形象，重新受到人們的注意，媒體、大學和市民團體頻頻邀請他去演講，他多少恢復了自信。由于家庭人口的增加（他的子女相繼出生），斯諾的經(jīng)濟狀況一直不景氣，1959年，斯諾全家遷居瑞士——部分原因是為了削減生活費用。隨著他的作品逐漸被歐洲的報刊所接受，他最終選擇在瑞士定居?？磥?，他的遷居與政治沒有太多的聯(lián)系。當時，因為歐洲生活費用低廉，有些美國作家情愿到那里去完成他們的著作。⁽⁷³⁾

二、幸運的逃脫者

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1941年就返回了美國。從1944起，她受到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監(jiān)視。1947年麥克阿瑟指控她與左爾格間諜案有牽連。1949年2月初，麥卡阿瑟的情報部門根據(jù)日本秘密警察檔案以及史沫特萊贊揚中國解放區(qū)的著作，指控她是一名“仍然逍遙法外的蘇聯(lián)間諜”。從此，史沫特萊的文章和著作不得在美國的任何刊物上發(fā)表和出版，她本人也不準到公共場合講演。但她仍我行我素，繼續(xù)講演做報告，發(fā)表文章，公開地進行斗爭。1949年8月，美國克諾夫出版社撕毀了原定出版的她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的合同。后來，她提出去英國的申請，美國當局不給她護照，因為她是共產(chǎn)黨員，她經(jīng)過斗爭，終于獲得了護照，但只準去英國、意大利和法國，時間只有一年。1949年底，她抵達英國，在溫布爾特平靜度日，1950年4月28日因胃癌離開人世。臨死時史沫特萊留下遺囑把她的骨灰埋在中國的土地上。史沫特萊是在麥卡錫主義興起前離開美國的，她幸運地逃脫了這場政治磨難。麥卡錫主義分子在1950年春天正準備傳喚她回美國，以交代她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從事的間諜活動。

青年時代的史沫特萊

海倫·福斯特·斯諾　海倫也受到了麥卡錫的沖擊，但是種種說法都出于旁人的觀察與揣測。據(jù)說，她寫的文章和書一度不能發(fā)表和出版，她的朋友對1980年訪美的一個中國代表團成員說，海倫精神上受到的創(chuàng)傷至今還沒有恢復過來。⁽⁷⁴⁾海倫著作的編輯者郭琰說，“在麥卡錫時代，由于她30年代在中國的活動，遭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達23年之久。她與美國社會的貨幣經(jīng)濟格格不入，一個人孤獨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麥迪遜一所農(nóng)舍里……”⁽⁷⁵⁾

海倫·福斯特·斯諾

但奇怪的是，對麥卡錫，海倫自己從未多說過什么，在她的自傳《我的中國歲月》中幾乎是一帶而過。也許因為當時她既無工作也無地位？但海倫談到另一位“中國通”約翰·威廉·鮑威爾時，的確使用了“迫害”的字眼，她說“當他的兒子威廉在他熱愛的祖國受到麥卡錫主義迫害的時候，他已經(jīng)不在人世，省卻許多煩惱了”。⁽⁷⁶⁾她也談到麥卡錫對斯諾的影響：斯諾的作品和影響遭到冷遇，除蘭登書屋之外，出版界拒絕出版他的書。⁽⁷⁷⁾

伊羅生　麥卡錫主義時期，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一直糾纏他，看看他能否獲得詆毀拉鐵摩爾的材料。⁽⁷⁸⁾但是沒有證據(jù)說明他受到太多的影響。蘭德說：當時伊羅生在《新聞周刊》工作，有人給他的老板切特·肖（Chet Shaw）去信，說肖不了解伊羅生的自由主義觀點，建議將其解雇。肖將信交給伊羅生，讓他作個答復，然后簽上自己的名寄回。伊羅生沒有再遇到麻煩，⁽⁷⁹⁾而且過得還不錯——他擔任了麻省理工學院（MIT）政治學教授。他的幸免于難大概與他20世紀30年代脫離共產(chǎn)黨的干系有關(guān)。1980年，伊羅生和夫人還應中國作協(xié)和宋慶齡的邀請來華訪問。

杰克·貝爾登　有關(guān)貝爾登的資訊甚少。我們只知道20世紀50年代初期，貝爾登移居瑞士，尚沒有資料證實這是因為麥卡錫主義的影響，盡管可以推算，在那種大氣候下，他絕不會舒服。作為老資格的戰(zhàn)地記者，貝爾登對歐洲的熟悉程度恐怕要超過他的家鄉(xiāng)美國。他單身一人，來去無牽掛。離開了美國那么長時間，又沒有他所熟悉的中國報道工作可干，所以他去歐洲謀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后來從越戰(zhàn)歸來的老兵，戰(zhàn)場上是英雄，回國后卻失業(yè)。據(jù)說，自1969年后他就在法國開出租車度日，整天酗酒、賭博、和女人廝混。20世紀70年代初，當尼克松訪問團的記者抵達北京時，他也設法自費來到中國。人們看到他在北京首都機場，甚至沒有穿御寒的大衣！當時的中國使他幻滅。后來，他一邊接受精神病醫(yī)生的治療，一邊寫了本關(guān)于林彪的書。臨終時，他對竇丁說，他為在中國的歲月感到懊悔不已。⁽⁸⁰⁾貝爾登并不親共，甚至對共產(chǎn)主義有抵觸，但這不妨礙他作品的客觀性。他采訪過新四軍，對其抗日精神非常欽佩，聽到國民黨圍攻新四軍的消息后，他就獨自一人站在重慶外國記者招待所的院子里抗議，痛斥國民黨是殺人犯。⁽⁸¹⁾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他的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中國震撼世界》的文學價值要超越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并為他晚年的凄涼光景感到悲哀。⁽⁸²⁾

1940年代杰克·貝爾登（左）在重慶

貝爾登1971年重返中國時已是老態(tài)龍鐘

愛潑斯坦　愛潑斯坦夫婦1945年回到美國后，一直幫“左派”組織“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工作，曾遭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監(jiān)視、跟蹤和騷擾，但沒有受到更嚴厲虐待的記錄。在麥卡錫主義興風作浪的當口，1951年3月，愛潑斯坦和夫人邱茉莉自愿離開美國轉(zhuǎn)道前往中國，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知道后大為光火：本來是想讓他接受審訊的，而移民局卻試圖將他放走。美國政府對此毫無辦法，因為愛潑斯坦是無國籍人士。⁽⁸³⁾愛潑斯坦曾任中國重要的英文刊物《中國建設》主編30多年，期間他以西方人的思維方法辦刊，被稱為“對外宣傳的大師”。當然，他不喜歡“宣傳”這個字眼。他加入了中國國籍，又在80多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許多西方的“淘金者”不一樣，“老艾培”（中國人給他的愛稱）是真想留在中國——扎扎實實地生活和建設！

青年愛潑斯坦

白修德　在報道蔣介石的問題上和《時代》老板盧斯發(fā)生爭執(zhí)之后，白修德于1945年被勒令回國。他請了長假寫書——《中國的驚雷》。1946年，他與盧斯決裂辭職，而盧斯指控他為“共產(chǎn)主義分子，必須要解雇”。⁽⁸⁴⁾由于《中國的驚雷》和《史迪威文稿》的“左翼”傾向，白修德身背“左翼”罵名，一些大眾刊物不敢雇用他，最后他在海外通訊社謀到了一個職位，派駐歐洲，在巴黎生活了6年。⁽⁸⁵⁾1949年時，白修德還有很強的同情心，有時還為國務院那些蒙冤人士作證。當那些在中國相熟的新聞同行在美國回避史沫特萊時，白修德卻從意大利發(fā)給她一封聲援信，信中說：即使寫一封長信也難以表達我對這些婊子養(yǎng)的是多么憤怒！他們竟敢如此隨便誹謗有著你那樣一種履歷的人……全世界愛你的人都站在你的一邊……⁽⁸⁶⁾

白修德躲過了麥卡錫風潮的迫害

1950年初，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開始調(diào)查他的“共產(chǎn)主義擁護者問題”，但此時，白修德已經(jīng)“徹底與共產(chǎn)主義決裂”，并認為“‘冷戰(zhàn)’是必須的、適宜的”。⁽⁸⁷⁾在這段期間，他在巴黎過著“非常奢華的生活”，有仆人，有機會旅游度假，并與很多權(quán)貴結(jié)下了友誼。比如，他曾經(jīng)為美國駐法國大使布魯斯寫稿，布魯斯也助了他一臂之力。白修德的弟弟在美國空軍部工作，因為其兄共產(chǎn)主義問題，被懷疑為危險分子，受到盤查，并可能失去工作。由于布魯斯的介入，此事化險為夷。白修德投桃報李，在《時代》上為布魯斯吹噓，并在為布魯斯競選準備新聞稿時，破壞了新聞客觀性原則，將稿子給當事人審閱。白的新聞道德為許多人所詬病。1954年，白的著作《灰燼中的火焰》出版，繼續(xù)表明對“冷戰(zhàn)”思維的擁護，他的出版商還給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局長胡佛寄去一本書，附信說，局長大人“一定會發(fā)現(xiàn)這是對共產(chǎn)主義哲學和政策最具毀滅性的揭露”。但是，白的洗刷沒有奏效，1954年，他一回國，就受到麥卡錫主義的威脅，成為“非美活動調(diào)查委員會”的重點審查對象，護照被取消。他太太南希說“當他準備在政府特派護照調(diào)查員面前為自己的行為做解釋時，都快嚇癱了”。⁽⁸⁸⁾大約有三年的時光，白棄新聞而寫小說，其中一篇小說給他帶來了財富——好萊塢出8萬美元購買他的版權(quán)。利用這筆錢，白修德開始寫《1960年總統(tǒng)的誕生》，此書后來獲普立策圖書獎。

有人說《總統(tǒng)的誕生》創(chuàng)立了一種新的報道風格，有人說白修德已經(jīng)成為“巴兒狗新聞人”。⁽⁸⁹⁾無論如何，白修德20世紀50年代后開始進入美國新聞主流思維，正如蘭德所說的：“他和安娜麗合作的書出版后，完全拋棄了中國。雖然避免了同謀罪的災難，但紐約還是拋棄了他?！?sup >(90)

1970年，白隨尼克松訪華時覺得周恩來對自己很冷淡，由于周恩來是自己最崇拜的人物之一，白修德頓時感到一陣委屈。是周恩來蔑視他的后期“風派”的做法嗎？這個猜想恐怕再也無法證實了。

三、超脫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7年斯特朗離開延安后滯留莫斯科，直到1949年斯大林政權(quán)以間諜罪將她驅(qū)除。她在美國平靜地度過了6年，還創(chuàng)辦了雜志《今天》。對于斯特朗來說，當年她的困擾似乎不是來自麥卡錫，而是來自美國共產(chǎn)黨對她的歧視。她也是靠收購舊房屋，加以修繕再賣出賺取些差價為生的。⁽⁹¹⁾1955年，蘇聯(lián)給她平了反，她立即給中國的陳翰笙寫信，說早在延安時，就被毛澤東邀請再回中國，現(xiàn)在不知這一邀請是否有效。邀請信很快就來了。然而，她申請美國護照出國的時候，多次遭遭到拒絕與盤問。斯特朗狀告美國政府，認為國務院無權(quán)根據(jù)政治信仰來拒發(fā)護照，結(jié)果，最高法院判她勝訴。⁽⁹²⁾此后，她很快就經(jīng)莫斯科到達中國，時年72歲，然后一直生活在北京，直到20世紀70年代在那里去世。

晚年的斯特朗生活寂寥

格蘭姆有關(guān)中國的著作《時代的兩種類型》

格蘭姆·貝克　1950年，格蘭姆回到美國佛蒙特州的龐姆福瑞，希望得以安度晚年。當時他不過50多歲。他的著作《時代的兩種類型》（Two Kinds of Time）1950年出版，該書既是個人敘述，又是對美國的戰(zhàn)時中國政策的分析，一度成為美國大學講授國民黨中國的標準參考書。后來，他又寫下了《中國的生活記憶》（China: The Remembered Life）。麥卡錫主義似乎沒有光顧這位自由主義者，他孤獨地活到56歲，死于癌癥。⁽⁹³⁾

項美麗（埃米莉·哈恩）　這個給《紐約客》（New Yorker）寫了67年專欄的作家，一直過得不錯，麥卡錫主義沒有波及到她。她1997年2月17日逝于美國紐約，活了92歲。

邵洵美的女兒邵綃紅（左）1980年代訪問了項美麗（右）

項美麗所著《宋家姐妹》圖書封面

她寫作70年，出版了52本書，其中有關(guān)中國的至少有12本。她的幾本中國暢銷書包括《我所知道的中國》（China to Me）《香港假期》（Hong Kong Holiday）、《中國，恍如昨日》（China Only Yesterday）等。宋美齡晚年曾考慮請她寫傳，結(jié)果因涉及太多的中國政壇內(nèi)幕只好作罷。

結(jié)語

20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美國記者云集中國，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特殊現(xiàn)象，那些由光榮與夢想編織的無數(shù)可歌可泣的故事，給研究者留下了豐富的空間。顯然，這個課題的潛力是巨大的，魅力是永恒的。

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當年的“中國通”們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沖擊。但是，肆意夸大這種沖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真實的情況是，“中國通”記者沒有一人被投入監(jiān)獄或被剝奪人身自由。然而，正如愛潑斯坦總結(jié)的那樣：麥卡錫主義影響了這些人的“事業(yè)、名譽、職業(yè)和旅行”。⁽⁹⁴⁾

事實上，由于“冷戰(zhàn)”的關(guān)系，1949年以后，“中國通”們受到了來自母國和中國兩方面的冷落。斯諾、白修德、福斯特等人曾給中國政府寫了大量的信件，要求重訪，但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沒有回音，直到中國的政治再次需要他們。1985年，在中美關(guān)系正?；蟮牡?5年，中國開始重新認識這些受冷落的記者，邀請他們中的一些人重返中國，其中有白修德、雅各比、竇丁、馬丁的身影。這真是一次激動人心的聚會！這表明，無論當年這些“中國通”出于什么動機來到中國，他們的獻身精神和對中國歷史所做的推動是會被長久銘記的。

1985年3月25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美國新聞界“重返中國”代表團，該團團員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來中國采訪的幸存的美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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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此書中譯本為彼得·蘭德：《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李輝、應紅譯，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1。

(2) ［美］邁克爾·埃默里：《美國新聞史》，展江等譯，235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3)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81

(4) 彼得·蘭德：《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譯序，李輝、應紅譯，7頁，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1。

(5) 張功臣：《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56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6) 一個明顯的例證是，海倫·福斯特回憶他們的中國經(jīng)歷時說：“一切的基礎是埃德加·斯諾和我都喜歡中國共產(chǎn)黨人……我們之所以喜歡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也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chǎn)黨——我們喜歡這種特殊的結(jié)合。”見海倫·福斯特：《重返中國》，7頁，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1995。

(7)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cover page

(8)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81

(9)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1

(10) 《斯特朗文集》，11、38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11) 王璞：《項美麗在上海》，2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2) ［美］喬伊斯·霍夫曼：《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25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13) Helen F. Snow to David Barbosa, December1 1988. HFS files; Westport Heard (1923) 127, Henry Mitchell Papers in ESC

(14) Helen F. Snow to David Barbosa, December1 1988. HFS files; Westport Heard (1923) 127, Henry Mitchell Papers in ESC

(15) Bernard S.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7

(16) Edgar Snow. Saving 250,000 Live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gazine, September 8, 1929, 14-15, 31

(17) 《斯特朗文集》，52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18)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2-33

(19)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43

(20)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40-141

(21)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68-169

(22)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301

(23)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63-164。斯諾曾經(jīng)將史沫特萊與賀子珍在延安發(fā)生沖突的情形寫了下來，見Janice R. MacKinnon, MacKinnon Stephen R..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1988. 189-192。

(24)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5

(25) 了解斯諾的這些冒險行為可閱讀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 14, 50。

(26) ［美］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6頁，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27) E. Snow to Charles Hanson Towne, June 26, 1928 CHTP. Also see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p. 37

(28) ［美］柯如思（Ruth Evans Coe）：《再現(xiàn)革命觀察家的一生》，見《斯特朗的六次訪華》，2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29) 董樂山：《一個時代的記錄》，載《文匯報》，1996-03-07。

(30)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81-131

(31)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61-309

(32) ［美］約翰·比爾·鮑威爾：《父親的藏書》，馮亦代譯，載《讀書》，1987（6）：143頁。

(33)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3-9

(34)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101

(35)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102

(36) Rand Peter.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16

(37) 蘇友貞：《項美麗和葛爾紅：從圣路易到中國》，載《中華讀書報》，2004-09-15。

(38) Stephen R. MacKinnon, Oris Friesen. China Report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32-33

(39) 愛潑斯坦：《愛潑斯坦回憶錄見證中國》，沈蘇儒等譯，141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40) ［美］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6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1。

(41) ［美］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1。

(42)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266

(43)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67

(44) ［美］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1。

(45)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64

(46)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79

(47) Ken Cuthbertson. Nobody Said Not to Go. Faber&Faber, 1998. 134-135

(48) Emily Hahn. China to Me: A Parti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1944. 12

(49)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48

(50)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4-5, 47

(51) Correspondence, Still to Rand, September 1982

(52) Helen Foster Snow, His hope towards China, The Kansas City Star, 19 Feb，also see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11

(53) 蘇友貞：《項美麗和葛爾紅：從圣路易到中國》，載《中華讀書報》，2004-09-15。

(54) 王璞：《項美麗在上?！?，3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55) 愛潑斯坦曾經(jīng)放棄了申請美國國籍的機會。他的第一個妻子是美國人，希望他赴美長期居留，但他執(zhí)意留在中國。1942年，他們離婚了。他的父母1938年移民美國，他再次放棄了赴美機遇。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見證中國》，沈蘇儒等譯，6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56)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95

(57) 有關(guān)麥卡錫主義的情況，見張紅路：《麥卡錫主義》，43～55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劉緒貽等：《戰(zhàn)后美國史（1945—1986）》，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8) ［美］柯特勒：《美國八大冤假錯案》，劉末譯，23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59) ［美］柯特勒：《美國八大冤假錯案》，劉末譯，24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0) 《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吳心伯譯，22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61) 黃安年：《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2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62) 《費正清自傳》，415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63) ［美］柯特勒：《美國八大冤假錯案》，劉末譯，27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4) ［美］柯特勒：《美國八大冤假錯案》，劉末譯，27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5) ［美］約翰·比爾·鮑威爾：《父親的藏書》，馮亦代譯，載《讀書》，1987（6）：145～146頁。

(66) 《斯特朗文集》2，437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67)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285

(68)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86

(69) John S. Service. Edgar Snow: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216

(70) John S. Service. Edgar Snow: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216

(71) John S. Service, "Edgar Snow: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216

(72)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88

(73)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90

(74) 黃安年：《麥卡錫主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3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75) 海倫·福斯特·斯諾：《重返中國》，5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

(76) 海倫·福斯特·斯諾：《重返中國》，4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

(77)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124

(78) 《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吳心伯譯，220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79) Peter Rand. The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313

(80) Peter Rand. The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314

(81)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見證中國》，沈蘇儒等譯，141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82) 愛潑斯坦與作者的談話，2000年7月23日，北京友誼賓館。

(83)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見證中國》，沈蘇儒等譯，244～258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84) ［美］喬伊斯·霍夫曼：《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103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85) ［美］喬伊斯·霍夫曼：《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111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86)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33

(87) ［美］喬伊斯·霍夫曼：《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121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88) 詳見［美］喬伊斯·霍夫曼：《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111—144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89) 喬伊斯·霍夫曼：《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203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90) Peter Rand. The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313

(91) 《 斯特朗文集》2，437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92) 《斯特朗文集》2，458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93) 《斯特朗文集》2，458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94)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4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