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蘇里新聞幫”與中國
“密蘇里新聞幫”（Missouri Mafia）并非是個貶義詞，它是美國新聞史專家對20世紀初一批在遠東出沒、具有密蘇里背景的新聞記者的稱謂——尤指那些密蘇里大學（以下簡稱密大）出身的新聞學子。西北大學的漢密爾頓教授（J. M. Hamilton）形容他們?yōu)椤懊芴K里新聞團伙”（Missouri Monopoly），(1)阿道夫大學的羅贊斯基博士（Mordechai Rozanski）更戲稱這些人為“密蘇里黑手黨”（Missouri Mafia）。事實上，在1928年前，有47名密大畢業(yè)的記者在遠東工作，其中超過半數(shù)以上在中國。(2)在這些人中，比較著名的包括《大陸報》的密勒（Thomas F. F. Milllard），《密勒氏評論報》的克勞（Carl Crow）、鮑威爾（J. B. Powell），美聯(lián)社的莫里斯（John R Morris）、哈瑞斯（Morris Harris）、巴布（J. C. Babb）、懷特（James D. White），合眾國際社的克林（Benjamin Kline），《紐約時報》的米索威滋（Hernry F Misselwitz），《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科內(nèi)（Vitor Keen）等，后來又有武道（Maurice Votaw）、斯諾（Edgar Snow），還有雖非密大背景，但出自密蘇里州的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項美麗（Emily Hahn）等。從1900年到1928年，這些人從美國中西部絡繹不絕地開赴中國，形成了一道壯麗的景觀。
從另一方面觀察，民國時期中國一大批重要的新聞記者、新聞教育家、新聞官員多出于密大新聞學院，例如《廣州時報》主筆黃憲昭，主管對外新聞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申報》著名記者、后任復旦大學教授的汪英賓，路透社記者趙敏恒，國民黨新聞官員沈劍虹，著名報人吳嘉棠，新聞教育家蔣蔭恩、梁士純、謝然之等，顯然，中國也有一支“密蘇里新聞幫”。
“密蘇里新聞幫”的搖籃——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
為什么如此眾多的密蘇里新聞人會在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戰(zhàn)時期云集中國？為什么舊中國新聞重量級人物又多出自密蘇里？這是一種偶然的歷史現(xiàn)象還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本章追溯“密蘇里新聞幫”的誕生和發(fā)展，并考察它在歷史上對中國的雙向影響。
創(chuàng)始人：沃特·威廉
“密蘇里新聞幫”的創(chuàng)始人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 1864—1935）是個傳奇人物。他生于密蘇里伯威爾，高中畢業(yè)后即在《伯威爾廣告報》當學徒，周薪僅為75美分。1888年他開始為州監(jiān)獄撰寫新聞稿，因不滿監(jiān)獄長審查，遂辭職加盟《哥倫比亞先鋒報》，在杰佛遜城、堪薩斯、圣路易斯等地報社工作，成績斐然，一躍成為密蘇里報業(yè)協(xié)會的主席，后又被選為美國編輯協(xié)會主席。1895年他開始在密蘇里議會游說——在密蘇里大學建立一個新聞學院，遭到許多報人的反對，理由是新聞“無學”，記者應當依照傳統(tǒng)的報業(yè)學徒制來訓練。這場論戰(zhàn)一直延續(xù)到1908年，鍥而不舍的威廉終于獲勝，州議會批準密大建立新聞學院，并任命他為院長。威廉立即出版了《密蘇里學人》報，為新聞學子提供了一個實習基地。密蘇里大學新聞專業(yè)正式開課，由此成為世界新聞教育的最早發(fā)源地之一。(3)
“密蘇里新聞幫”的創(chuàng)始人——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沃特·威廉教授
威廉對世界新聞業(yè)的另一貢獻是首創(chuàng)記者守則，他提出：新聞是一種專業(yè)；報紙要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有承載公意的責任；要保持正確與公平并為讀者的最大利益服務；堅持超然地位，不為成見和權力的貪欲所動。這些見解被認為是新聞記者的戒律，被鐫刻在華盛頓國際記者俱樂部的銅牌上。威廉從未進過大學，但卻擁有三家大學的名譽學位，1931年就任密蘇里大學校長。(4)
威廉的第三大貢獻是在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世界領域推廣新聞學。他的足跡遍及四大洲，他曾在1914年至1928年間5次踏訪中國，每次都給中國新聞界以巨大的影響。
密蘇里對北京、上海的輻射
1914年3月，密大新聞學院院長威廉首訪中國，密蘇里開始對中國新聞界產(chǎn)生實質(zhì)性影響。在北京報界的歡迎會上，威廉盛贊中國是“新聞事業(yè)之鼻祖……中國之有報紙在千余載以前……只是缺乏繼續(xù)演進之能力”，“中國新聞界當前的任務，是如何為發(fā)展中國的實業(yè)服務”。威廉介紹了密蘇里的辦學經(jīng)驗，并談及他曾鼓勵兩名在該校就學的中國學生回國發(fā)展新聞學。(5)這兩人指的是黃憲昭和董顯光。面對恩師，在場的董顯光表示中國新聞業(yè)會在幾年后有大發(fā)展。此后，威廉又有4次訪華活動。1921年，威廉應邀到燕京大學（以下簡稱燕大）發(fā)表演講，由胡適擔任翻譯，威廉提出報紙的“獨立精神”和新聞記者的修養(yǎng)問題，并宣讀了密大新聞學院學生致燕大學生的一封信，希望中美學生聯(lián)手發(fā)展新聞事業(yè)，促進世界和平。(6)
威廉的五次訪華給中國當代新聞學帶來了巨大沖擊。中國報業(yè)由此開始沿襲密蘇里模式并融入世界報業(yè)，一批學子陸續(xù)前往密蘇里深造，比如汪英賓、馬星野、趙敏恒、吳嘉棠、高克毅、張繼英、沈劍虹、鄭南謂、蔣英思等；密蘇里向中國輸入了它的新聞理念、模式和師資。中國新聞教育界的最初反應始于上海圣約翰大學（以下簡稱約大），該校于1920年增設報學系，聘請密大新聞學院畢業(yè)生《密勒氏評論報》主筆畢德生（Don Patterson）兼職授課，并出版英文期刊《約大周報》。畢氏曾任美國《堪薩斯市明星報》記者，來華之前在美聯(lián)社任職。他為約大報學系設計的新聞學課程與密大新聞學院課程一脈相承。美國新聞期刊《編輯和發(fā)行人》（Editor & Publisher）稱上海約大報學系“不僅是中國第一個新聞學系，也是亞洲第一個新聞學系。該系的三十五位中國高年級學生……學到了美國人辦報的精神與方法”。(7)1924年，另一位密大新聞學院校友、該校首名新聞學碩士武道接任約大報學系主任。這位前《俄克拉荷馬首都新聞報》記者曾在科羅拉多大學教授新聞學，他將約大報學系的課程擴展到四個層面，即：新聞學、采訪學、編輯學和特稿寫作。
1924年，在燕大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的關注和美國新聞界的幫助下，燕大新聞系問世，威廉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創(chuàng)辦基金為5000美元，哈佛大學學者白瑞華（Roswell Briton）任系主任，密大新聞學院校友聶士芬（Vernon Nash）擔任講師。由于經(jīng)費拮據(jù)，該系曾在1927年一度停辦，后在威廉的奔走下，密大新聞學院在全美籌到了5萬美元，燕大新聞系得以在1929年恢復，其體制和設備日益健全。該系根據(jù)密大新聞學院教學計劃設置課程，雙方還定期交流教授和研究生。盧祺新是燕大新聞系派往密大的第一位交換生，葛魯甫（Samuel D. Groff）是密大派到燕大的首名研究員。1931年秋，燕大教師聶士芬與密大教師馬丁（Erank Martin）互換講學一年。(8)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
密大新聞學院的影響通過圣約翰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兩個樞紐生發(fā)開去，對中國產(chǎn)生了循環(huán)往復的輻射效應。
校長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
“密蘇里新聞幫”的中國先驅(qū)：密勒和克勞
湯姆斯·密勒是“密蘇里新聞幫”的另一關鍵人物，如果說威廉是密蘇里新聞理論的推行者，那么密勒就是密蘇里新聞實踐的身體力行者——他是以記者身份最早到達中國的“密蘇里新聞幫”的先鋒人物。在密大，雖然密勒學的是冶金采礦，但他志在新聞，1895年畢業(yè)不久就投身《圣路易斯報》，后來加盟《紐約先驅(qū)論壇報》，并成為該報一名駐外戰(zhàn)地記者。義和團時期，他被派到中國采訪。目擊八國聯(lián)軍瓜分中國的掠奪暴行后，他開始同情中國。他在報上譴責聯(lián)軍的報復行為是犯罪：“列強已經(jīng)被狂亂的報復情緒所支配，它們正在嘲弄世界和平。9月、10月和11月間在中國發(fā)生的事件，把戰(zhàn)爭拉回到了‘中世紀’。在世界的道德氛圍方面，它給未來一代留下了一個污點?！?sup >(9)
密勒
克勞
密勒進入中國時，正是美國經(jīng)濟向遠東拓展之際。他對中國的興趣日益增長，1911年，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大陸報》（The China Press），該報最大的投資者是美國政治家兼芝加哥產(chǎn)業(yè)大亨葛蘭（Charles R. Crane, 1858—1939）。葛蘭曾任塔夫脫總統(tǒng)（William Howard Taft）駐華公使，在中國有很多投資。
密勒起用的第一個人就是他的同鄉(xiāng)兼校友卡爾·克勞（Carl Crow 1884—1945）。1911年初，正在《沃思堡明星電訊報》任記者的克勞接到密勒的電報，說他很快就要在上海租界創(chuàng)辦一份英文晨報，樂于向克勞提供一個職位?？藙谒妓髟偃瑳Q心去遠東闖蕩一番，遂于當年6月啟程前往上海。
《大陸報》設在上海四川路126弄11號，1911年8月出刊，密勒為總編，克勞為夜班編輯兼記者，月薪300美元。密勒以《大陸報》為基地，推行了一場版式和內(nèi)容的革新。該報打破了中國沿海城市英國報紙的壟斷格局。上海讀者熟悉的充滿廣告的頭版不見了，代之以重大新聞，而且還是有關中國的本地新聞，而把“中國新聞登載在世界性報紙的頭版，無疑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密勒和克勞經(jīng)常在深夜為本地頭條新聞而焦急，而且懷疑他們是否能將這個方針堅持下去。
當時中國的一些西方報刊只注重反映西方人在中國的生活和動態(tài)，而鮮有對中國人的報道?！洞箨憟蟆芬庠趫蟮乐袊聞?，試圖打破過去西方報紙“漠視中國本地新聞”的格局，為華人提供一個發(fā)表意見的論壇，維護中國的尊嚴。(10)密勒的宗旨之一是促進上海外國人社區(qū)與中國人之間的聯(lián)系，為此目的，他的董事會吸引了不少中國名人，比如伍廷芳和唐紹儀。有學者認為，當時，密勒試圖“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11)他的反帝親中立場不僅直接影響了克勞、鮑威爾，也影響了此后一大批接踵而來的美國記者。研究者法蘭奇（Paul French）評論說：
密勒對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動機持懷疑態(tài)度，他知道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因此成了一大批聲援中國的西方記者的楷模和導師，以后的克勞特別是鮑威爾也如此。他們的風格各有不同：密勒對中國的報道更富于學者精準的理性氣質(zhì)，克勞的報道偏重個人感受，鮑威爾在中國問題上見多識廣……(12)
1911年10月，長江洪水泛濫，英人投資的上?！蹲至治鲌蟆罚?i >North China Daily News）對此視而不見，而密勒則派記者克勞前往漢口進行了現(xiàn)場報道。次年1月，克勞前往南京報道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盛況，他不僅采訪了孫中山，還在《大陸報》頭版獨家刊登了臨時大總統(tǒng)的1號公告，并詳細披露了辛亥革命，介紹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使美國了解和同情這些革命黨人。
《大陸報》的崛起令人矚目，但也很快就遭到了報復，老牌的《字林西報》阻遏人們購買《大陸報》的股票，并慫恿客戶撤回在該報上的廣告。初露鋒芒的《大陸報》垮臺了，1915年密勒辭去該報主編。1917年，在葛蘭的支持下，他又創(chuàng)辦了《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此時，他請求自己的同鄉(xiāng)、密大新聞學院院長沃特·威廉為該報推薦一名助理編輯，威廉推薦了剛剛畢業(yè)的約翰·鮑威爾。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遠東活動著大約50名密大新聞學院出身的記者，其中有30名在中國，這都是因為密勒在中國的關系。密勒搬來了密大新聞學院畢業(yè)的鮑威爾，幾年后，鮑威爾又聘用了手持威廉院長介紹信的斯諾，《密勒氏評論報》成了密大新聞學院畢業(yè)生的基地，也是“密蘇里新聞幫”源源不斷通往中國的重要渠道之一。院長威廉被稱現(xiàn)代新聞業(yè)之父，而密勒則被稱為“美國新聞業(yè)的中國之父”(13)。密勒似乎有一種責任感，就是要將“美國中西部的記者輸送到世界各地”。(14)而他的許多精神特征也深深影響了“密蘇里新聞幫”的每個成員。斯諾曾表示密勒的反殖民、反帝、主張民族的平等和獨立，以及共和等思想對自己影響很大。(15)
《大陸報》（The China Press）的崛起直接威脅了上海老牌的《字林西報》
《大陸報》報社，上海
在密勒早期創(chuàng)立的《大陸報》旗下，集合著一批密大新聞學院畢業(yè)的中國學人，比如董顯光、吳嘉棠等，這些人是美國新聞業(yè)注入中國的“第一滴血”，后來成為中國國統(tǒng)區(qū)新聞事業(yè)的棟梁。
密勒在中美之間的新聞溝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鼓吹下，清政府設立了新聞局，由于他的努力，中國人的正面形象開始出現(xiàn)在西方媒體上。后來密勒的興趣逐漸轉(zhuǎn)向了中國政治：他是“凡爾賽和約”中國代表團的顧問，他為中國政府起草了首個政府代表團文件。1922年，他把《密勒氏評論報》賣給鮑威爾，自己則去中國政府做全職顧問。1925年，他重返新聞界，擔任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但因在報道中持強烈的反日立場，被該報解雇。自1929年起，密勒擔任蔣介石政府的顧問，1935年辭職。
密勒在中國一直盤桓到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在上海美國記者俱樂部門口摔傷，遂轉(zhuǎn)回美國西雅圖療養(yǎng)，因癌癥于次年逝世。(16)
克勞在《大陸報》衰落之后的1912年底離開了該報。他想尋求另一種生活。他和《大陸報》的一位美國小姐Mildred Powers結了婚，雙雙返回美國紐約，隨后又去日本為一家報紙工作，于1916年重返美國。他在加利福尼亞買了一個果園，開始了悠閑的果農(nóng)田園生活。他是個高產(chǎn)作家，至1916年時已經(jīng)出版了3部有關亞洲的著作，其中一部是《中國旅行指南》。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因為獲得了一項重要工作——美國公共信息委員會駐遠東代表，辦公室就在上海，克勞重返中國。他發(fā)現(xiàn)，幾年前他供職的《大陸報》已經(jīng)易手中國人，而《密勒氏評論報》正在走紅。
克勞的代表作《四萬萬顧客》成了暢銷書，有多種版本
克勞的廣告公司將上海美女推上公眾舞臺
兩年后，因為上海新聞業(yè)的工資遠遠低于美國，克勞在上海開了一家廣告公司（Carl Crow Inc.），由于適逢其時，克勞一炮而紅。作為首家上海廣告公司，它的影響很大。該公司為旁氏雪花膏做的廣告使用了“性感女郎”的形象，此后，“性感女郎”就在上海的香煙、汽車的廣告上長盛不衰。
1929年，克勞與另外幾個美國人創(chuàng)立英文《大美晚報》，短期內(nèi)擔任過主編，還去經(jīng)營旅行雜志《中國公路》，但主業(yè)仍是廣告，其繁盛持續(xù)到1937年8月日本轟炸上海。在戰(zhàn)火中，克勞和家人倉皇返美，他的房產(chǎn)和家私均灰飛煙滅?？藙跇O為沮喪，但是，克勞卻以中國通的身份成為一個撰寫中國文化的暢銷書作家，其重要著作包括：《四萬萬顧客》、《我為中國人說話》、《孔子軼事》、《那就是中國人》、《洋鬼子在中國》等。(17)
“密蘇里新聞幫”的中國平臺：《密勒氏評論報》與鮑威爾父子
在來中國前，密勒已是頗有名氣的戰(zhàn)地記者，他剛愎狂放，性格暴烈，臉上留有刀疤——那是在報道波爾戰(zhàn)爭時留下的，據(jù)說當時的英軍司令官頗不喜歡這張刀疤臉，曾將密勒逐出南非，所以密勒從此對英國人及其帝國極為反感。(18)但是米勒并非總是“點火就著”，他在上海時“住禮查酒店，穿著時髦，舞技精湛”，“他是一位矮小孱弱、重約125磅的人，穿著考究到讓人難以想象他怎么才能坐下來又不致弄皺他的西服”。(19)鮑威爾則是個初出茅廬的學子，為人謙和，很得院長威廉青睞。密勒從上海發(fā)電報向院長威廉要人時，鮑威爾正在密大新聞學院當助教。鮑威爾來上海任主編后，一直遵從威廉院長的指示，彼此交往極為頻繁。由于老師對中國的一往情深，鮑威爾在中國一待就是25年，而且與中國人緊密站在一起。他繼任主編后，曾一度將《密勒氏評論報》改為《中國評論周刊》，意在強調(diào)它的中國色彩。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在日本的壓力下，許多外報對日本侵略都噤若寒蟬，惟該報敢于唱反調(diào)，所以被日本人視為眼中釘，其辦公地點多次遭到日軍轟炸。
鮑威爾剛來上海報到時曾問密勒寫些什么，密勒回答道“寫他媽的我們想寫的任何東西”，(20)這表明了《密勒氏評論報》的自由立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目擊者和記錄者，該報翔實記述了五四運動、軍閥混戰(zhàn)、中共的誕生與發(fā)展、北伐、國民政府的建立、國共合作與破裂、抗日戰(zhàn)爭等重大事件。鮑威爾對中國的抗戰(zhàn)一直持同情和支持態(tài)度，《密勒氏評論報》多次刊登史沫特萊、斯特朗、斯諾等人介紹解放區(qū)的報道。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部分章節(jié)也是首先在該報發(fā)表的。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發(fā)生后，由于堅持抗日立場，《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被日軍逮捕，關進監(jiān)獄，導致下肢殘疾，于1942年搭乘國際紅十字會客輪返回美國。《密勒氏評論報》從此退出歷史舞臺。鮑威爾是美國報業(yè)在中國的一面旗幟，他贏得了中美兩方面的尊重，特別是專業(yè)人士的崇敬。他在美國做手術時，蔣介石本人、國民黨政府以及中美新聞界人士都捐助了大量金錢。(21)1947年2月，鮑威爾在華盛頓密蘇里大學同學會上發(fā)表演說后猝然倒下，終年59歲。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鮑威爾之子小鮑威爾（J. W. Powell）從密大新聞學院剛一畢業(yè)，便子承父志，漂洋過海，于1945年在上?；謴统霭妗睹芾帐显u論報》，堅持自由、民主、統(tǒng)一的立場。上海解放后，外報紛紛倒閉，《密勒氏評論報》一枝獨秀，日益“左傾”?？姑涝瘧?zhàn)鼓敲響后，由于該報激烈批評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一度在美國、歐洲被禁，銷量銳減，于1953年6月?？?。小鮑威爾回到美國后，曾被政府以“誹謗罪”起訴。
約翰·鮑威爾（右）在1941年戰(zhàn)亂中的上海
斯諾與“密蘇里精神”
1928年，預期在遠東作短暫逗留的斯諾，來到上?！睹芾帐显u論報》會見校友兼主編鮑威爾，鮑威爾看過威廉院長的介紹信便聘用斯諾擔任助理編輯，此后，斯諾在中國一待就是15年。《密勒氏評論報》為斯諾提供了建立功業(yè)的最初平臺，而在同情中國革命方面，斯諾比鮑威爾走得更遠。他于1933年前往北平，一面為美國報紙撰稿，一面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書，并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接觸。1936年，他輾轉(zhuǎn)到陜北紅區(qū)采訪了紅軍，翌年發(fā)表《紅星照耀中國》，成功地將中共搬上了世界舞臺。該著作是“密蘇里新聞幫”在中國新聞實踐的重要里程碑，斯諾由此成為“密蘇里新聞幫”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氣超過了他的任何一位前輩——無論是威廉、密勒、克勞還是鮑威爾。
密蘇里的奇崛風光孕育出一批批冒險家
當人們質(zhì)詢《紅星照耀中國》的真實性時，斯諾回說：“我是一個密蘇里人?！?sup >(22)這是一句得到廣泛認同的美國諺語——因為密蘇里人崇尚“拿出證據(jù)，眼見為實”，“我是一個密蘇里人”就是說“我尊重事實”，而這正是“密蘇里精神”的核心。
“密蘇里精神”的另一有力特征是冒險精神。從密勒到斯諾，“密蘇里新聞幫”的每一位記者都是冒險家。美國中西部的山野和曠谷陶冶了他們遨游天下、四海為家的精神。也許此種淵源可以追溯到密蘇里資格最老的記者兼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幾乎所有的“密蘇里新聞幫”分子都提到過《湯姆·索亞歷險記》對自己的影響?！懊芴K里精神”還包含著博大的同情心，即同情弱小民族、反對強權、反對壓迫、崇尚平等。在抗日戰(zhàn)爭中，“密蘇里新聞幫”的記者無一例外地站在中國一邊就是明證。在“密蘇里精神”中，“中國情結”也是突出的特征：從密勒時代開始的“促進中美交流”，到威廉在20世紀20年代對中國報業(yè)復蘇的殷切期望；從鮑威爾信奉的“幫助中國抗日責無旁貸”，到斯諾囑托后人將其部分骨灰埋葬在他曾任教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其中蘊含的中國情結可謂源遠流長。
密蘇里記者兼小說家馬克·吐溫是“密蘇里新聞幫”的鼻祖
《湯姆·索亞歷險記》影響了一代美國人前去冒險
“密蘇里新聞幫”從鼎盛到衰落，以斯諾1942年回國為標志。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近30年的“冷戰(zhàn)”中，“密蘇里”對中國的影響中斷了。1978年改革開放后，密大新聞學院與中國大陸新聞學界恢復了聯(lián)系，到目前為止，它仍然是美國新聞學對中國施加影響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并始終是中國新聞學子心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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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6, 55(1): 28
(2) Mordechai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00—1925,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4. 375
(3) http://whmc.umsystem.edu/invent/3985.html
(4) Kelly A. Woestmana. Creed for My Profession: Walter Williams, Journalist to the World.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8. 2-11
(5) 載《申報》，1914-04-01、1914-04-03。
(6) 詳見馬光仁：《中美新聞界友好交往的先驅(qū)》，載《新聞大學》，2005秋，33～37頁。
(7) Editor & Publisher, July 12, 1922. 24
(8) 見劉方儀：《中國化新聞教育地濫觴——從20世紀20年代燕大新聞系談起》，載《北京社會科學》，2004（2），153～159頁。
(9) Thomas F. Millard. Punishment and Revenge in China, Scribner's Magazine, 1980(29): 187-194
(10) 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New York, 1944, pp. 5-8, 62-63
(11)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p. 24
(12) Paul French.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p. 105
(13) J. B. Powell. Missourians in China,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1921(XV): 613
(14) Stephen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4
(15) Stephen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4
(16) New York Times, Sept 9, 1942
(17) 有關克勞的生平，見Carl Crow. 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0。
(18) Paul French.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p. 102
(19) John Benjamin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7
(20) John Benjamin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7
(21) Powell's Son Reviews China Weekly Review, California: Editor & Publisher, 1945. 36
(22)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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