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在華美國女記者研究

盡管美國女記者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但大批登上新聞舞臺的女性則產(chǎn)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際。⁽¹⁾當成千上萬名男子被派往前線時，婦女也涌入了包括新聞在內(nèi)的各個領(lǐng)域。在二戰(zhàn)前后，美國有1600名男性記者被派往世界各地，至少有127名女性記者報道了這一偉大事件。⁽²⁾隨著戰(zhàn)爭中心轉(zhuǎn)向亞洲，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一批女新聞人進入了中國，其中較著名者包括：佩吉·赫爾（Peggy Hull, 1889—1967）、安娜·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1885—1970）、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艾米莉·哈恩（項美麗, Emily Hanh, 1905—1997）、賈安娜（Annalee Jacoby, 1916—2002）、葛爾紅（Martha Gellhorn, 1919—1998）、雪萊·麥當斯（Shelly Mydans, 1915—2002）等。⁽³⁾

在報道中國方面，這些女性獲得了與男性記者一樣驕人的成績，其中的杰出者甚至獲得了令男性同行矚目的成就?！拔靼彩伦儭鼻昂?，在現(xiàn)場采訪的三名外國記者中就有兩名女性——史沫特萊和福斯特。在以報道紅軍著稱的“三S”中，史沫特萊和斯特朗占有三分之二的席位。哈恩、斯特朗、福斯特、史沫特萊每人都有七八部有關(guān)中國的專著，從數(shù)量和品質(zhì)上足以和任何男性記者抗衡。這些女性記者采寫的中國報道，讓西方了解了中國，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這些女記者中，既有報界的正式雇員，也有自由撰稿人。從政治傾向或價值取向上看，她們大致分為三類：一類為激進派，傾向紅軍和共產(chǎn)黨，以史沫特萊、斯特朗、福斯特為主要代表；一類為自由派，其特征為沒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從個人的角度描寫戰(zhàn)爭，注重作品的商業(yè)價值，以葛爾紅與哈恩為主要代表；還有一類為職業(yè)新聞派，這些人均為著名媒體的正式從業(yè)者，其特征為注重新聞的客觀性和時效性，產(chǎn)品多為每日新聞，以麥當斯與赫爾為主要代表。從歷史影響上看，前兩類記者中由于著述頗豐，其聲名大大超過了第三類職業(yè)記者。

上述女記者的自傳提供了研究她們的第一手資料，此外，不少西方學者為她們寫就的傳記亦呈現(xiàn)出不同視點。國內(nèi)雖有對上述人物的少量個體研究，但缺乏對這一群體的整體考量。本章綜合考察這些美國女性新聞人到中國來的動機、路徑及其作為，重點研究激進派和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以期對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出現(xiàn)的特殊歷史現(xiàn)象作出系統(tǒng)詮釋。

抗戰(zhàn)中美國女記者葛爾紅（Martha Gellhorn）在前線采訪

東方尋夢：通往中國的路徑

佩吉·赫爾不僅是美國官方最早認可的戰(zhàn)地女記者，也是最早踏上中國土地的美國女記者。赫爾的記者生涯起于1914年，當時她隨美軍穿行在加利福尼亞與墨西哥邊境，為《三藩市周報》（San Francisco Weekly）撰寫戰(zhàn)地新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因為不允許女性去前線報道，她通過各種途徑弄到了護照和簽證，自費跑到巴黎，報道了同盟國遠征軍大游行。⁽⁴⁾在1918年戰(zhàn)爭結(jié)束前，她終于得到了官方的批準，前去西伯利亞戰(zhàn)場進行采訪。9個月后，她在回國途中輾轉(zhuǎn)到上海，被陳友仁（1878—1944）辦的英文報《滬報》（Shanghai Gazette）⁽⁵⁾聘用，從此開始了她在中國長達15年的報道生涯。⁽⁶⁾赫爾原本是位自由撰稿人，靠出售戰(zhàn)地報道為生?！稖麍蟆反蠹s是她職業(yè)記者的首站。所以，赫爾到中國來，主要是出于工作機會的吸引。

1930年代佩吉·赫爾（Peggy Hull）是《紐約日報》駐華記者

20世紀30年代初期，身在上海的赫爾成為美國《紐約日報》特派記者。她報道了中日閘北之戰(zhàn)，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以報道每日新聞為主的赫爾雖無驚世駭俗之作，但其智勇卻遐邇馳名。在一次戰(zhàn)地采訪中，她被日軍包圍，情急中，她在手臂上纏了一個白繃帶，并將長發(fā)散落，表示她是一名婦女。日本人抓住她后，她道出一位當年在西伯利亞采訪時認識的日軍艦隊司令的名字，此人當時恰在上海。司令釋放了赫爾，并警告說：如果你繼續(xù)當戰(zhàn)地記者，總有一天會死于戰(zhàn)場。⁽⁷⁾

作為美國首位官方委派的戰(zhàn)地女記者，⁽⁸⁾赫爾在女性同人中的示范引導作用是巨大的。赫爾之后，美國戰(zhàn)地女記者迅速崛起，到了二戰(zhàn)期間，已成遍地開花之勢。此時，赫爾轉(zhuǎn)向太平洋戰(zhàn)區(qū)，從此離開了中國。

作為職業(yè)新聞人，赫爾對中國的報道只是“驚鴻一瞥”，她從未將自己的命運與中國聯(lián)系起來。但1928年來華的史沫特萊可就不同了，她把個人命運與中國革命緊緊“綁”在一起，在中國待了14年，最后甚至被認為是中共的“辯護人”。她的“左傾”和激進可以從她早年的經(jīng)歷中找到依據(jù)。史沫特萊出身礦工家庭，1919年，她從紐約輾轉(zhuǎn)來到柏林，認識了一些印度民族革命者。她深受這些人的影響，并與一名印度領(lǐng)袖維仁（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結(jié)了婚。她當時希望在歐洲生活一段時間，就去訪問蘇聯(lián)，然后到印度去探險。她說：

無論這次冒險有什么結(jié)果，我至少能看到這個生我的地球上的一些東西。我可不想過那種平淡的日子。⁽⁹⁾

1928年與維仁分手后，史沫特萊頗為迷茫，此時，她打算先去中國，再去印度冒險。她與《法蘭克福報》簽訂了合約，成為該報駐華記者。她回憶說：

我冒險地進入了一個未知世界，接受了一份經(jīng)驗不足但富于責任感的工作。有時，想起這份新工作會讓我恐懼。懷著悲傷與孤獨的復雜心情，我坐在火車上向朋友們告別，向柏林告別，途經(jīng)蘇聯(lián)，向中國奔去。⁽¹⁰⁾

史沫特萊在華期間，除《法蘭克福報》外，還擔任了《曼徹斯特衛(wèi)報》以及幾家美國通訊社的記者。除日常新聞外，她還有大量親歷報道問世，直接影響了包括斯諾在內(nèi)的一批美國記者。

與史沫特萊齊名的斯特朗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也是戰(zhàn)地女記者中學歷最高的。在她的記者生涯中，她的主要活動范圍是蘇聯(lián)和中國。1925年她首次訪問中國，以國際新聞社（INS）記者名義報道著名的省港大罷工。至1947年，她一共到中國采訪過5次，完全是因為“中國革命的吸引”。

一些女性與中國的姻緣出于實現(xiàn)自己文學夢的目的，海倫·福斯特·斯諾就是其中的一個。20世紀20年代末期，這個猶他州州立大學的學生在美國銀礦協(xié)會擔任資料員，她的任務(wù)是剪貼報紙上有關(guān)銀礦和銀幣的文章。中國作為銀幣使用國，立即進入了她的視野。從中國銀幣到中國社會，她接觸到大量有關(guān)中國的資訊，并讀到了斯諾采寫中國的報道，不禁熱血沸騰，她佩服斯諾，但又不服氣，她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能去中國，我的文章不會比斯諾遜色”。⁽¹¹⁾這種一爭高下的心氣使她走向斯諾，也為兩人日后的分手埋下了伏筆。為了能在海外機構(gòu)任職，實現(xiàn)作家的夢想，海倫通過了政府公務(wù)員考試，被派往美國駐上海領(lǐng)事館做秘書。但是，這個工作很快就令她厭倦了。與斯諾的結(jié)識使她眼界豁然開闊，決心以寫作為職業(yè)。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給多家報刊寫稿，其中包括《密勒氏評論報》、《倫敦先鋒日報》、《紐約太陽報》、《國家》等，并開始為她的“巨著”搜集材料。

至1940年斯諾夫婦返回美國前，海倫完成了兩部重要著作——《紅色中國秘聞》（1939）以及《中國建設(shè)民主》（1941）。盡管其聲名還無法與斯諾相比，但她已當之無愧地站立在了美國“中國通”記者的行列中。

1937年海倫·福斯特·斯諾與紅軍總司令朱德在延安

因文學夢而踏上中國土地的還有哈恩，她的人生理想就是“旅行和寫作”。與中國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是她率性而為的偶然結(jié)果。這位威斯康星采礦專業(yè)的學子因特立獨行而聞名。年輕時她女扮男裝橫穿美國大陸，在新墨西哥當過導游，到比利時、剛果為紅十字會工作，曾與土著人生活了兩年，還曾徒步穿越過中非。她的這些非凡經(jīng)歷及寫作才華得到《紐約客》雜志老板的欣賞，她隨即成為該刊的長期撰稿人。1935年，她因戀愛失意來到上海散心，本想逗留兩個星期，但卻在中國滯留了9年。從厭惡上海到對這座遠東城市充滿興趣，再到在中國實現(xiàn)了她的作家夢，這些巨大的轉(zhuǎn)變?nèi)Q于她的浪漫性格。哈恩雖然是《紐約客》的特約記者，但她必須以文章賺取稿費。她的作品多是一些風花雪月的隨筆，體現(xiàn)異國文化趣味。這些隨筆使她在美國擁有一些中產(chǎn)階級的讀者，但其名氣的建立則歸功于她1941年完成的《宋氏三姐妹》，這部著作首次披露中國一個政治家族鮮為人知的內(nèi)幕。此后，哈恩躋身于名記者行列。

太平洋戰(zhàn)爭開始后，美國正式被卷入了中國本土的戰(zhàn)爭，斯諾夫婦，史沫特萊等元老級“中國通”已于1940年底先后離開了中國，留在陪都重慶的數(shù)十名美國記者中，活躍著少數(shù)女性的身影。畢業(yè)于斯坦福大學的賈安娜具有明確的目標，就是要到中國戰(zhàn)場去成為一名戰(zhàn)地記者。她“請戰(zhàn)”的名言是：“我要一天工作18小時，最好就在戰(zhàn)場中心”。⁽¹²⁾為了實現(xiàn)夢想，她不惜放棄簽約成為米高梅電影公司劇本作家的機會。由于戰(zhàn)時對女記者的限制，1941年秋天，她以國際賑濟組織代表的身份進入中國，先為宋美齡撰寫講演稿，后在重慶成為美國《自由》雜志的記者。她與《時代》周刊記者雅格比（Melville Jacoby）在菲律賓結(jié)婚后，被日軍關(guān)進集中營，雖然他們戲劇性地逃脫了，但雅格比卻在一次事故中身亡。悲傷之下賈安娜回美國休整了兩年，于1944年重返中國戰(zhàn)場，這次她得到了《時代》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幫助，后者向老板盧斯（Henry Luce）要求讓賈安娜做幫手，盧斯竟同意了。于是，賈安娜成為時代－生活報系的6名女戰(zhàn)地記者之一，其他5位女性分別是：Mary Welsh, Margret White, Lael Tucker, Peggy Durdin, Shirlly Mydans。賈安娜當時是《時代》雜志長駐中國的惟一女記者，其后期的報道多有批評蔣介石政權(quán)的，這與老板盧斯的政策相左，在壓力下。她與白修德雙雙離開了《時代》，他們的合作成果——長篇戰(zhàn)地報道《中國的驚雷》榮獲美國讀書俱樂部大獎，這部專著代表著賈安娜的戰(zhàn)地記者生涯的最高成就。

賈安娜

佩吉·竇丁

賈安娜可能是抗戰(zhàn)中最后離開中國的一名美國戰(zhàn)地女記者。她于1945年回國，這標志著美國在華女記者群體盛世的結(jié)束。

激進派的作為

激進派的領(lǐng)軍人物是斯特朗、史沫特萊、福斯特，而激進程度又以斯特朗為最。

在1949年之前，斯特朗到中國采訪五次，次次都與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相關(guān)。繼1925年報道廣州的省港大罷工之后，1927年，她再次訪問中國，并深入到湖南農(nóng)村。她在報道中盛贊農(nóng)民運動，說：“這些農(nóng)民和工人將會有勇氣把他們的國家從封建時代推進到現(xiàn)代世界中去?！?928年，她的著作《千千萬萬中國人》（China's Million）一書問世。抗日戰(zhàn)爭拉開帷幕之后，她輾轉(zhuǎn)至太行山區(qū)采訪八路軍，其成果是著作《人類的五分之一》。1940年“皖南事變”發(fā)生后，斯特朗飛到重慶，采訪中共高層人物，并很快遵照“中共的要求”，沖破國民黨阻力，將事變內(nèi)幕發(fā)布到美國媒體。當時許多美國記者由于報道“皖南事變”而受到國民黨的報復，斯諾還被驅(qū)逐出境，但斯特朗卻由于“基地”在蘇聯(lián)，處于流動狀態(tài)，幸免于迫害。由于報道“皖南事變”，斯特朗得到中共高層的信賴，她于1946年應邀訪問延安，采訪了毛澤東，并引發(fā)后者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影響深遠的論斷。在延安的歲月中，她的思想發(fā)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她首次向英語世界傳播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并自覺地將自己看作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分子”。她在此時期的重要作品《中國人征服中國》鮮明地表達了她的立場。

和其他激進派女記者不同，斯特朗對中國的采訪是“飛行式”和“階段式”的。在20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間，她的基地在蘇聯(lián)，她的采訪足跡由蘇聯(lián)輻射到中國，還遍及一些歐洲國家。她在擔任美國新聞社記者的同時，還擔任著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喉舌報紙《莫斯科新聞》英文版主編。更為奇特的是，她還曾列席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雖然她不是共產(chǎn)黨員，但她把自己看成是革命隊伍的一分子。她蔑視所謂的“客觀性”。在蘇聯(lián)，她接受了當局對她書中內(nèi)容的刪改；在訪問毛澤東時，她完全成了革命的傳聲筒。當年在楊家?guī)X，她曾小心翼翼地問毛：“我是一個記者，我能夠報道說毛澤東稱蔣是一只紙老虎嗎？”毛答道：“不要只是那么說，”他仍然笑著回答……“你可以說如果蔣擁護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鐵老虎。如果他背叛人民并向人民發(fā)動戰(zhàn)爭，他就是一只紙老虎?！?sup >(13)

在新中國成立前，斯特朗有關(guān)中國革命題材的專著約有11部，在激進派記者中名列第一，對推進中國革命貢獻巨大。中國推崇她為“美國進步作家和中國人民的朋友”，但是，一些西方評論家卻認為，斯特朗對蘇聯(lián)和中國的報道在很多地方扭曲了事實?！熬S基百科全書”給她的定位是：“記者、作家和（激進）運動分子”。在《美國新聞史》中，斯特朗的名字只是閃現(xiàn)了一下，沒有顯示出絲毫的地位。

激進派的另一員驍將史沫特萊在中國的經(jīng)歷充滿戲劇性的悲壯色彩。她在東北采訪時曾給《法蘭克福時報》寫了很多有關(guān)日本對中國侵略野心的報道，但均未被刊登，還由于其反日立場問題被該報解雇。她旋即改任《曼徹斯特衛(wèi)報》記者。她在上海時卷入了共產(chǎn)國際，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秘書，1932年，她和另一位美國記者伊羅生（Harold R. Isaacs）在宋慶齡的《中國論壇》上發(fā)表評論《國民黨反動的五年》，抨擊國民黨政權(quán)。史沫特萊的左翼激進精神鼓舞了當時很多人參加中國革命，比如后來做了紅軍顧問的李德就曾表示，他看了史沫特萊的報道《中國軍隊在前進》，深受鼓舞。加拿大人白求恩也是在她的感召之下奔赴延安的。許多記者，包括斯諾，都對她敬佩有加。然而，史沫特萊的不拘小節(jié)以及開放的性觀念影響了她的聲譽。她與蘇聯(lián)人佐爾格的緋聞是當時一個敏感事件，后來她與宋慶齡吵翻更使她處于不利地位——中共本來考慮請她來紅區(qū)采訪的，但最后將此殊榮給了比較溫和的斯諾。

1936年秋季，多少有些失落的史沫特萊獨自來到陜西臨潼休養(yǎng)寫作，結(jié)果碰上了“西安事變”。她是當時在場的兩名外國記者之一。她不僅捷足先登地發(fā)布了大量新聞稿，而且在當?shù)仉娕_擔任采訪者和播音員，以英語和德語向世界報道西安的情況，駁斥南京電臺說“蔣委員長已經(jīng)被殺害，紅軍占領(lǐng)了西安并到處強奸搶劫”的謠言。這大大惹惱了南京當局，威脅要將她驅(qū)除出境。外電給她戴上一頂“中共代言人”的帽子，這頂帽子一直戴在她頭上直到她逝世。對中共而言，史沫特萊的功績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自由的天性，她同時也遭到了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指控，因為她在媒體上過早披露了蔣介石、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協(xié)議，導致蔣后來撕毀協(xié)議。但這正是史沫特萊的獨特之處，她雖然崇尚某種事業(yè)，但并非是應聲蟲。正像她自己說的那樣：

多少年來，我同情地傾聽著共產(chǎn)主義者們的觀點，后來在中國時還給予他們積極的支持，然而我無法讓自己的頭腦和生活不假思索地供他們的領(lǐng)袖去支配。我從不認為自己很聰明，但我不想成為那些自以為是的真理持有者們手中的工具。⁽¹⁴⁾

她的我行我素、桀驁不馴使她到延安后處境更為尷尬。她向紅軍將領(lǐng)介紹了西方交誼舞，但卻無形中得罪了中共高干的夫人；她在延安大張旗鼓地采訪朱德，無形中使地位正在上升的毛澤東遭到挑戰(zhàn)；她對毛澤東的報道，顯然不會令領(lǐng)袖愉快，比如她描寫的與毛澤東首次會面時的情景。

那個高大的身形逐漸逼近，一個細高的聲調(diào)歡迎著我們。然后兩只手與我緊緊相握，那手有女人的修長和敏感。我們默然注視著對方。他有黑色的謎一樣的長臉，前額高闊，女性化的嘴角……我對他身上的女性氣質(zhì)及房間里的陰暗有點反感，我的內(nèi)心充滿了本能的敵意……⁽¹⁵⁾

毛澤東與史沫特萊之間從未產(chǎn)生出毛與斯諾那樣的情誼，其關(guān)系也無法與毛和斯特朗相比。1950年代初，對中國朝思暮想的史沫特萊從美國流亡到英國，抱病等待赴華簽證，最后客死異鄉(xiāng)；數(shù)年后，斯特朗以72歲高齡輕松定居中國。二人都是當年不遺余力地為紅軍歌唱的鼓手，但歸宿卻大不相同。

史沫特萊共有四部關(guān)于中國的報道問世，數(shù)量上遜于斯特朗，但卻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在中國的后期更直接地投入支援八路軍的工作。1940年夏季，一身是病的史沫特萊黯然離開了中國，她的復雜心情在她此時期的重要著作《中國的戰(zhàn)歌》結(jié)尾處顯現(xiàn)出來。

離開中國的決定終結(jié)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回首往事，我對自己很不滿意。我知道自己犯了無數(shù)個錯誤；我希望我還做過一點兒好事。我還有一件大事要做，即告訴美國人中國的真相——他們是怎么戰(zhàn)斗的……⁽¹⁶⁾

在與中共的關(guān)系上，激進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海倫·福斯特·斯諾相對來說比較超脫。她的雄心勃勃使她與斯諾的婚姻自始至終充滿了危機。在1936年之前，海倫遠非一名有影響的獨立記者，經(jīng)常處于斯諾幫手和陪襯的地位。當年6月，斯諾被中共邀請訪問陜北紅區(qū)，這使她既受鼓舞又有一絲嫉妒，因為她自己并未在被邀請之列。9月，在接到中共正式邀請后，她毫不猶豫地出發(fā)了。在西安被困的日子里，她以《密勒氏評論報》記者的身份采訪了張學良，她的報道《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jié)》出現(xiàn)在倫敦《每日先驅(qū)報》（1936年10月8日）上，其中披露了張學良準備積極抗戰(zhàn)、批評國民黨中央消極的態(tài)度。

由于這是國民黨高官自“九·一八”以來首次積極表態(tài)，又由于報道中隱含張學良對國民黨中央的批評，該報道被多家外媒轉(zhuǎn)載。海倫一舉成名，被認為是在外媒上報道“西安事變”前兆的第一人。⁽¹⁷⁾然而，兩個月后，“西安事變”爆發(fā)時，已離開現(xiàn)場的海倫錯失良機。當她在北平聽到史沫特萊和貝特蘭在廣播中報道事變情況時，極為懊喪。不久前，斯諾的紅區(qū)采訪不僅給他帶來了聲譽，也帶來了豐厚的經(jīng)濟收入。《時代》雜志的老板盧斯花了幾千美元購買了斯諾的文章和照片，斯諾的空前成功使好強的海倫決心自己獨闖西北，寫出同樣有影響的東西。她的爭強好勝可以從一個細節(jié)中看出來：當斯諾要將毛澤東饋贈的紅軍八角帽轉(zhuǎn)送給海倫時，遭到后者的拒絕。她說：我自己會找毛澤東再要一頂。1937年4月，當海倫不顧斯諾反對前往西北時，斯諾正患有腎病，然而海倫執(zhí)意前行，將丈夫留在身后。⁽¹⁸⁾

海倫對延安長達5個月的采訪的直接成果是《紅色中國秘聞》（1939）的問世，她終于達到了目的。但由于《紅星照耀中國》已先行出版，又由于自斯諾后大量關(guān)于中國的著作誕生，海倫的著作并未獲得預期的成功，評論界也褒貶不一。有人說，此書能與《紅星照耀中國》媲美；也有人說，此書富于傾向性地贊美了共產(chǎn)黨。但海倫認為，自己是比較小心注意報道口吻的人。該書側(cè)重反映紅區(qū)的女性和民主建設(shè)，在某些地方暗含著對紅區(qū)的批評。

1940年年末，斯諾夫婦離開了中國，海倫的另一部著作很快問世。在中國9年，與其他女記者相比，她的成果并不突出，也未能達到年輕時憧憬的“與斯諾并駕齊驅(qū)”的境界。離開中國時，她的心情似乎有點苦澀。仿佛是意識到這一點，海倫在后半生寫了大量有關(guān)中國的著作，其中許多仍是描寫紅區(qū)的。

激進派雖然得到中國人民的激賞，但在美國主流新聞史上卻幾乎沒有任何地位。上述三人都被扣上了“左翼宣傳分子”的帽子，被認為要對“丟失中國”負責，成為麥卡錫主義打擊的對象。新聞專業(yè)主義者對她們的指責是“非客觀化的紅色宣傳”，但遭到她們異口同聲的回擊。史沫特萊說，她決心將收集到的有關(guān)中國革命的一切事實在美國民眾前公開。這些事實或許不夠完整，而且會斷然被認為是片面的。然而，另一個方面的東西已有多人寫過了，生活的另一面則無人問津。我寫普通人，士兵，以及知識分子——那些為了解放而反抗來自于任何壓迫的人們。⁽¹⁹⁾斯特朗指出：“作為一個記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實。我們各自都有真實——那就是我們的圖畫世界。我說我反映真實時，我的意思是說我將描繪我的圖畫。⁽²⁰⁾海倫認為她們是“戰(zhàn)爭年代鍛造的特殊記者”。

自由派的實績

瑪莎·戈爾紅是來華美國女記者中自由派的典型人物。這不僅由于她年輕時就有周游世界的經(jīng)歷，還由于她是最早的美國戰(zhàn)地記者之一。她轉(zhuǎn)戰(zhàn)多國，建立了很高的聲譽。她對西班牙戰(zhàn)爭的報道，很多人認為其水準甚至超過了著名戰(zhàn)地記者海明威。海明威與她結(jié)為伉儷，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但傲慢的戈爾紅不愿做海明威的陪襯，婚后仍獨往獨來。她對新聞界說：“我認識他的時候已經(jīng)出版過兩部長篇小說了，我離開他后持續(xù)地寫作半個世紀，我為什么要成為他人的注腳呢？”⁽²¹⁾

戈爾紅是抗戰(zhàn)時期來華女記者中自由派的主將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全面卷入戰(zhàn)爭。戈爾紅也將注意力轉(zhuǎn)向中國戰(zhàn)場。她受美國《克里爾》（Collier）雜志的委托，到中國戰(zhàn)場去采訪中國軍隊大反擊。她邀請海明威一同前往，經(jīng)歷了她有生以來一次“災難性的”采訪。在采訪中，她一路抱怨、詛咒中國的落后和腐敗，諷刺、嘲弄中國文化……正因為如此，她的那些戰(zhàn)地報道很少被后人援引，她的惟一涉及中國的著作也一直未能引進到中國。這部題為《我和另一個人的旅行》（Travel with Me and Another）的作品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頗為負面，不過，作為自由派的一個典型作品，該書具有反映歷史的意義。

在采訪中國之前，葛爾紅的足跡遍及24個國家，惟獨沒有到過遠東。所以她說：“我決定在死前或世界末日結(jié)束前去看看東方……東方存于我自兒時的夢中”⁽²²⁾然而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她就開始說這是一個“超恐怖的旅行”。由于海明威的介入，國民黨對他們的接待規(guī)格很高，但簡陋的衛(wèi)生設(shè)備和無處不在的蒼蠅、糞便使葛爾紅痛苦不堪。而童工、賭博、隨地吐痰、烏煙瘴氣、貧窮、饑餓更使她憤怒。她甫到中國就對海明威咆哮：“我們生活在一個奴隸勞工的國家。這兒的人一半處于饑餓。我受不了，我得離開！”⁽²³⁾

他們的采訪路線是廣東韶關(guān)、桂林、重慶。他們在韶關(guān)采訪了國民黨第七戰(zhàn)區(qū)司令余漢謀上將，考察了中日對峙的戰(zhàn)場。每當瑪莎抱怨的時候，海明威就譏諷說：是誰讓你到中國來的？還是隨遇而安吧。戰(zhàn)時，美國戰(zhàn)地女記者都經(jīng)受了艱苦的磨礪，三位激進派代表斯特朗、史沫特萊、福斯特到紅區(qū)采訪時，與士兵同吃同住，備嘗艱辛，每人都帶著一身病離開。相對這些戰(zhàn)地記者而言，瑪莎更像一個頤指氣使的貴族。奇怪的是，她在歐洲的戰(zhàn)地采訪中，歷來是以關(guān)心普通下層人民而著稱的，人們說她不采訪將軍只采訪士兵。但在中國，她什么都看不上。她曾這樣記錄在韶關(guān)的一個晚上。

海明威和葛爾紅在前線

海明威和葛爾紅訪問了國民黨第7戰(zhàn)區(qū)司令余振謀

我們蜷縮在石頭房子里的一間石頭屋的石頭地上。非常冷。門對著街敞開著，飄來陣陣臭氣。蚊子和蒼蠅四處亂飛。我們唯一用來取暖的“威士忌”也被將軍的熱情消耗凈盡。我躺在木板上，飯就擱在地上。在黑暗中我說：我想死。⁽²⁴⁾

他們到國民黨戰(zhàn)區(qū)原本是為了報道國軍反擊日本，結(jié)果什么都沒看見。海明威鼓勵她說：高興點，你至少看到了中國的軍隊，盡管它沒有反擊行動。在重慶，他們受到了國民黨高官的接見。戈爾紅描寫了孔祥熙的豪華宴會，宋靄齡的富貴和霸氣。到蔣介石夫婦接見他們時，戈爾紅已是一肚子怒氣。在會見中，蔣談到共產(chǎn)黨借新四軍問題造謠，她后來評價道，蔣的宣傳對他們來說“就像往沙地上潑水一樣無效”，“他們害怕在人民中生存并領(lǐng)導人民的中共，卻不怕日本人”。在會見中，戈爾紅提問道：她在街頭看到許多麻風病人，為什么政府允許他們上街？蔣夫人回答：因為中國人比較人道，不像西方那樣將麻風病人關(guān)起來。還譏諷說：當你們的祖先還在樹上住時，中國早就有偉大的文化了?？吹礁隊柤t有些氣惱，蔣夫人送給她一頂草帽和一個玉墜。但這并沒有堵住戈爾紅的嘴，她在報道中說：

他們?yōu)槭裁床粸樽约旱娜嗣褡鲂┦?，而去炫耀過去的歷史？我們見過的這些大人物對什么都漠視，除了金錢和權(quán)勢。我不信任他們。這是個腐敗的地方。他們出了什么毛?。?sup >(25)

奇怪的是，這個傲慢挑剔的女記者卻對周恩來印象很好。在重慶，兩位美國記者秘密訪問了中共辦事處。后來戈爾紅回憶說，她第一次有了賓至如歸的感覺。

他（周）坐在那四壁如洗的小房間里，身穿難以形容的衣服，卻是個重要人物。我們認為，周恩來是個勝利者，是我們在中國所見過的惟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典范的話，那么中國的未來將是他們的。就我來說，我被這位魅力十足的人強烈地吸引住了。⁽²⁶⁾

這是戈爾紅第一次贊美中國人。他們后來向美國國務(wù)院情報部門匯報時說：這場戰(zhàn)爭之后，共產(chǎn)黨人一定會接管中國，蔣那伙人太糟糕了……在那個國家里最優(yōu)秀的人是共產(chǎn)黨人……

在三個月的遠東之行結(jié)束后，海明威發(fā)表了多篇有關(guān)中國抗戰(zhàn)的報道，但是戈爾紅給《克里爾》雜志的報道仍然充滿對中國惡劣印象?！坝绖e了，可怕的中國！”“世界到了東方也就到了盡頭。”這樣的字眼充斥她的文章中。從那以后，戈爾紅再也沒有來過中國，而中國也沒有因為她對周恩來的友好態(tài)度而記住這個驕傲的美國記者。

宋美齡在重慶會見了海明威和戈爾紅

作為實力雄厚的記者兼作家，葛爾紅一生著述頗豐。有評論家說她的小說有太多的新聞味道，而她的新聞報道又有太多的小說味道。然而瑪莎是以美國新聞史上采訪戰(zhàn)爭最多的戰(zhàn)地女記者而著稱的，她的戰(zhàn)地采訪從西班牙戰(zhàn)爭到“二戰(zhàn)”，再到越南戰(zhàn)爭，81歲時她還采訪了美國入侵巴拿馬戰(zhàn)爭。只是在波士尼亞戰(zhàn)爭到來時，她終于放棄了?！班?，我太老了！”⁽²⁷⁾

自由派記者的集大成者是哈恩（項美麗），她與戈爾紅一樣瀟灑自由，云游四方，但對東方，她多了一些人情味。這大概是因為她初來上海時就卷入了與文人、出版商邵洵美（1906—1968）的戀愛。她最初給《字林西報》、《紐約客》寫稿，內(nèi)容多為風花雪月的風情故事，從后來結(jié)集的《潘先生》中可略見一斑。在中國初期，她周旋于上海租界的名流，滿足于自己的富足生活，但她的寫作并無驚人之處，反而時常顯露危機。對于她的兩部新作《情事》（Affair）、《太陽的腳步》，評論界并不看好，因為在戰(zhàn)爭年月，美國讀者對異國情調(diào)的愛情故事并不感興趣。⁽²⁸⁾正當她徘徊之時，美國著名記者約翰·根室（John Gunther, 1901—1970）為了他的書《亞洲內(nèi)幕》前來中國采訪。根室是她家的老朋友，作為一名成熟的作家，他建議哈恩寫宋家姐妹。此前，有不少記者試圖為宋家姐妹作傳，但均因宋家拒絕采訪而宣告失敗。⁽²⁹⁾哈恩決心接受這個挑戰(zhàn)。經(jīng)邵洵美妻子盛佩玉姨媽的介紹，她去香港拜訪了宋靄齡。宋對她說，之所以接受她的采訪，是因為宋家需要一個真實的反映，而不是歪曲。社會上的一些惡毒傳言完全是憑空臆造的。哈恩說，她會真實地描寫，但不會僅僅按宋家的旨意寫，如果書寫完后她們不能接受，她就不會出版。哈恩贏得了宋靄齡的全面信任，后者以大姐的身份為她安排了對美齡和慶齡的采訪。⁽³⁰⁾哈恩在重慶共逗留9個多月，宋美齡給了她一切方便。她在油燈下寫作，抱著打字機鉆防空洞，書稿在轟炸中丟失，空襲中生命受到威脅，但她成功了。

哈恩（項美麗，右三）在寫作《宋氏三姐妹》期間隨宋靄齡（左二）街頭視察

《宋家三姐妹》出版后，哈恩一舉成名。一篇書評指出：在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崛起和解放中，沒有任何一位女性的作用能與宋家三姐妹相比，而哈恩首次將她們推向世界舞臺。

該書的主調(diào)是對“宋家三姐妹”的正面介紹，其中很多地方都著力贊美了宋美齡，很多細節(jié)凸顯了這個女強人鮮為人知的性格，比如采訪中的對話。

她（美齡）突然說，告訴我，你的幸福觀是什么？

我說我不清楚。她說，她的幸福觀就是——不受打擾地讀書、學習和寫作。⁽³¹⁾

書中也多有讓傳主不快的描寫，比如，有一段寫道，宋美齡外交方面的每一個姿勢、斟酌的詞句都是經(jīng)她的顧問端納（W. H. Donald）訓練和授意的。⁽³²⁾這些描寫竟然都通過了宋家的審查。在采訪前宋美齡曾說，她們會將書稿中的事實錯誤挑出來，但不會強加任何意見?！安蝗徊痪统闪硕@光辦公室的宣傳品了嗎？”宋美齡曾這樣說。⁽³³⁾該書中既有對宋家姐妹溫情的描寫，也有咄咄逼人的問詢。比如，哈恩曾問宋美齡：“您知道自己在中國老一輩政治家中是不受歡迎的人物嗎？”⁽³⁴⁾

哈恩沒有像當時許多美國左翼記者一樣，去追尋紅軍的足跡而成其功名，而是獨辟蹊徑，去寫統(tǒng)治階級的達官貴人。有人據(jù)此認為她是右翼作家，⁽³⁵⁾然而，她曾經(jīng)在上海幫助過左翼分子，辦過抗戰(zhàn)刊物，校閱過毛澤東英文版的《論持久戰(zhàn)》，并在租界散發(fā)。這些似乎證明，她不過是個隨心所欲的自由作家而已。她的傳記作家肯恩（Ken Cuthbertson）選擇了她的名言“沒有人說不能去”（Nobody said not to go）作為書的標題——這生動地展現(xiàn)了哈恩勇于冒險的性格特點。當然，哈恩偏向國民黨是沒有疑問的，所以，1944年她的自傳性作品《我的中國》（China to Me）問世，引起強烈反響，在一部分人激賞的同時，一些“中國通”批評她的政治偏向。在出席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一次中國討論會時，史沫特萊和哈恩相遇，她們曾是朋友，但此時卻互不理睬。史沫特萊后來罵哈恩是“雜種”。⁽³⁶⁾盡管如此，該書榮膺美國當年最暢銷書第二名，哈恩也躋身美國名作家之列。她是美國文學藝術(shù)協(xié)會的終身會員，被認為是“最富創(chuàng)造力”的暢銷書作家。哈恩一生寫了50多部書，其中有10部是有關(guān)中國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她生命中的地位。事實上1945年她回美國不久，就患上了強烈的“思鄉(xiāng)病”——思念中國。她想上海，想找回從前的生活。她說，她因戰(zhàn)時貢獻得太少而深感內(nèi)疚。⁽³⁷⁾

結(jié)論

美國戰(zhàn)時來華女記者是由兩部分人組成的：“正規(guī)軍”和自由撰稿人。從業(yè)績和影響上觀察，自由記者的影響遠遠超越了“正規(guī)軍”。自由記者中的兩類人——激進派和自由派分別在各自的領(lǐng)域取得了成功，前者在中國得到高度認可的同時，在西方卻受到冷遇；后者在西方得到高度認可，在中國也同樣遭到冷遇。當意識形態(tài)的封冰解凍之后，人們開始用一種歷史眼光看待這些人和她們作品中的傾向性。盡管這些在抗戰(zhàn)期間到中國來闖蕩的美國女記者的背景、目的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她們通過不同的形式反映了戰(zhàn)時中國的形象，對中國表達了同情和支援，為世界了解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而她們的業(yè)績和勇氣與男性同行相比，亦毫不遜色，用著名戰(zhàn)地女記者格瑞格（May Craig）的話說就是：“戰(zhàn)爭讓女性記者在新聞界一顯身手，而她們的確身手不凡！”

————————————————————

(1) M. K.戈達德（Mary Katherine Goddard, 1738—1816）, A. 羅亞（Anne Roya, 1769—1854）是最早的女報人之一。20世紀初，隨著婦女參政運動的展開，女記者開始登上社會舞臺。但由于此時的女記者地位甚低，她們開始組織自己的社會團體為自己的權(quán)利奮爭，1919年9月成立的美國女記者俱樂部（Women's National Press Club）是一個突出的標志。當經(jīng)濟大蕭條時期到來時，女性記者是首先受到?jīng)_擊的一群。為了提高女記者的地位，總統(tǒng)羅斯福夫人埃莉諾（Eleanor Roosevelt）在美國國會開創(chuàng)了女記者新聞發(fā)布周會制度，只允許女記者參加，這迫使各個新聞機構(gòu)至少要雇傭一名女記者。

(2) 這里是指正式被新聞機構(gòu)雇傭的人員，如果包含那些自由撰稿人的話，這個數(shù)字會更多。

(3) 這些來華女記者還包括：Peggy Durdin, Freda Utley, Betty Graham, Mary Sullivan, Natalie Hankemeyer, Dorothy Borg、Lee Martin, Ann Doyle, Lynn Landman, Charlotte Ebener, Barbara Stephens。

(4) Julia Edwards. Women of th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 44

(5) 陳友仁是愛國華僑，1927年擔任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在京滬創(chuàng)辦多份英文報紙。

(6) 這其間，她在美國、中國以及亞洲穿行。

(7) Julia Edwards. Women of th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 53

(8) Voss. F. Reporting the war. 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for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1994. 84-87

(9)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1

(10)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24

(11) Kelly Ann Long, Helen Foster Snow. An America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06. 31

(12) "A Letter from the Publisher", Times, Nov. 27, 1944.

(13) ［美］斯特朗：《人類的五分之一》，載《斯特朗文集》3，252～253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14)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0

(15)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68-169．并非只有史沫特萊對毛澤東做出了這種觀察，同樣去過延安的德國友人、革命家王炳南的夫人王安娜也有同樣的印象，她說：“毛的前額很寬……顯露的嘴唇就像一彎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臉部表情豐富，不住地變化，看著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間又若有所思，很嚴肅地不知說些什么。他那柔和、幾乎沒有皺紋的臉孔，像孩子一樣的笑聲，以及和藹可親的樣子，當時和他接近的一般把他形容為‘鋼鐵般的布爾什維克’或‘冷酷的匪首’無論如何都不合適的”。見王安娜：《嫁給革命的中國》，14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

(16)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528

(17) Kelly Ann Long, Snow Helen Foster. An America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olorado: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06. 77

(18)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London: Harrap Limited, 1984. 188-203

(19)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14

(20) John Corry. TV:'Witness to revolution', Anna Lou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86

(21) Rick Lyman. Martha Gellhorn, Daring Writer, Dies at 89,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98

(22)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17

(23)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30-31

(24)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42

(25)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58

(26)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60

(27) Rick Lyman. Martha Gellhorn, Daring Writer, Dies at 89,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98

(28) Ken Cuthbertson. Nobody Said not to Go, the Life, Loves, and Adventures of Emily Hah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194

(29)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81-82

(30)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89-91

(31) Emily Hanh. The Soong Sisters,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1941. 273

(32)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122

(33)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123-124

(34)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123

(35) 史沫特萊認為《宋家三姐妹》是國民黨的宣傳。見Cuthbertson Ken, Nobody Said not to Go, the Life, Loves, and Adventures of Emily Hah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286

(36)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99

(37) Emily to Sir Victor Sassoon, Feb3（rd）, in Cuthbertson Ken. Nobody Said not to Go, the Life, Loves, and Adventures of Emily Hah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