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1127—1279)是中國詞史發(fā)展的高峰期。為了對這一時期詞的發(fā)展演變能有較客觀較深入的了解，我們不憚淺陋，試將這一段詞史做一初步梳理。

南宋是中國歷史上相對獨立的王朝，又與它之前的北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這是觀察與解讀南宋歷史的邏輯起點。令人遺憾的是，南宋王朝沒有肩負起歷史賦予它的神圣使命。它既未能維護自身獨立與領土完整，更沒能高揚起收復北宋被占領土、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的旗幟，而是在擴張者面前步步退讓，最終退到南海中去。南宋君臣，義不帝秦，蹈海而死，既可歌可泣可悲，又令人扼腕嘆息。

南宋的滅亡是因為它繼續(xù)執(zhí)行北宋的妥協(xié)投降路線，違反了歷史的邏輯而重蹈覆轍。作為當時詩體形式之一的詞則恰恰相反。南宋詞不僅在詞藝探索方面氣象萬千，令人目不暇接，乃至攀上詞史峰巔，而且自始至終響徹了反對妥協(xié)投降、力主反攻復國的強音。不僅在當時有氣壯山河、振聾發(fā)聵的效應，即使在整個文學歷史上，也是極其輝煌的一頁。

從中國詞史發(fā)展的全過程來看，大體上經歷了興起期、高峰期、衰落期與復興期等四個不同歷史階段 。正是南宋詞的龐大存在及其氣象萬千，將詞的創(chuàng)作推向了歷史的高峰。據(jù)初步統(tǒng)計，唐圭璋所輯《全宋詞》共收詞人1494家，詞21055首。其中，南宋約為北宋的三倍 。不僅如此，南宋還出現(xiàn)了許多在文學史上有重大貢獻與重大影響的著名詞人，如李清照、辛棄疾、姜夔、吳文英以及宋末元初的王沂孫、張炎等。

就南宋詞本身的發(fā)展來看，也大體上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將這四個時期歸結為：詞壇的轉型期、詞史的高峰期、詞藝的深化期與宋詞的結獲期。當然這四個時期的斷限并不是絕對的，其中還有一些明顯的相互交叉與重合。時期的命名也未必準確，不過借以概括一個時期的主要特點而已。

首先是詞壇的轉型期。這里說的轉型，主要指南渡詞人迅速適應環(huán)境、協(xié)調自我的過程?！熬缚抵儭睂o窮的劫難降臨人間。當時的詞人也隨著宋室南渡，許多詞人雜在流亡的行列之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朝中的愛國之士也都奮起救亡；身負衛(wèi)國重任的元戎武將們挺身拼搏于沙場；淪陷區(qū)的百姓紛紛揭竿而起?！皦阎攫嚥秃斎猓φ効曙嬓倥背蔀橹饕珊蜁r代強音。南宋王朝本可以借此朝野一心的大好時機，積聚力量，以挽回敗局，但南宋王朝只顧逃跑，隨之又明確亮出妥協(xié)投降的既定方針，干下許多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原來對反攻復國抱有強烈信念的愛國志士對此大惑不解，直至產生“天意從來高難問”的慨嘆。一些詞人開始冷靜下來，對朝廷妥協(xié)投降路線及由此而造成的惡果提出質疑與責難，直接或婉曲地表示出對國家前途的焦慮與憂愁。另外一些詞人出于義憤與絕望則嘯傲林泉，放情詩酒，從另一側面反映壯志難申報國無門的苦悶。這就是南宋詞壇轉型期的簡要輪廓。時間從“靖康之亂”開始到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辛棄疾南渡為止，共約三十五年左右。詞壇轉型期的主要詞人是李綱、趙鼎、岳飛、張元干、胡銓、陳與義、向子諲、朱敦儒、葉夢得、呂本中、胡世將、蘇庠、陳克、周紫芝等。李清照經歷了戰(zhàn)亂與流亡的全過程，備受國破家亡、夫死財喪、形只影單、顛沛流離之苦，因此她南渡后的詞風有更為明顯的轉變。她后期所抒寫的煩惱憂愁，已不再是個人的一己之悲而是融入了家國之恨與社會的不公。她是重建南宋詞壇的合唱隊中的一女高音，她的聲音不僅震動著南宋詞壇，至今仍為世人所矚目。

以上說明，南宋詞壇一開始就構建在堅實的基礎之上，它順應了時代要求，滌蕩了彌漫于北宋末年的頹靡之音，繼承并弘揚了蘇軾開創(chuàng)的豪放詞風，確立了愛國豪放詞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使歌詞創(chuàng)作與時代、與平民大眾更為貼近。他們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作促進了南北文化與南北詞風的交融，他們的成功以及開始寫作豪放詞時的粗率與不足，都是以后詞人的良好借鑒。

第二是詞史的高峰期。繼南渡詞人之后，在南方成長起來的詞人，快步地走上轉型之后的詞壇。陸游、張孝祥等不僅發(fā)揚了南渡詞人開創(chuàng)的愛國豪放詞的傳統(tǒng)，并以自己成熟的藝術經驗迎接詞史高峰期的到來。辛棄疾的出現(xiàn)，標志著詞史已經進入它的高峰時期。他進一步擴大了詞的表現(xiàn)范圍，突破了詩、詞、文的界限。他不僅以文為詞、以詩為詞，甚至在詞里任意驅遣經、史、子、集，而這一切在整體上又能無損于詞的特質。他的詞雖以豪放為主，但又不乏清麗婉約之作。他成功地吸取傳統(tǒng)婉約詞的藝術經驗，使豪放與婉約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美妙結合，終于形成了雄豪、博大、雋峭、清俊的“稼軒體”?！凹谲庴w”的出現(xiàn)，完成了詞史審美視界的轉換，彌補了歌詞創(chuàng)作自身發(fā)展的不足，改變了婉約詞一統(tǒng)天下的歷史格局，開創(chuàng)了婉約詞與豪放詞分鑣并馳、長期共存的傳統(tǒng)。他與陳亮、劉過等詞人聯(lián)手進行創(chuàng)作，擴大豪放詞風的影響。辛棄疾既震動于當時，又光照于后世，終于以自己龐大、豐富、深刻的詞篇而登上詞史的高峰之巔。當時或稍后的楊炎正、劉仙倫、程珌、戴復古、岳珂、黃機、劉學箕、王埜、葛長庚、甚至朱熹等，均明顯受到辛詞的影響。

第三是詞藝的深化期。這一時期，實際上是詞史高峰期的繼續(xù)。在以辛棄疾詞為首的愛國豪放詞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以后，婉約詞在當時已不能再重踏“花間”以來的老路了?！皬脱拧币埠茫扒蹇铡币埠?，就是這一時期婉約詞面對“稼軒體”的龐大存在與“暈圈效應”而選擇的一條改革求新之路。這種改革求新，在范成大與楊萬里的詞篇中已經露出端倪。姜夔的出現(xiàn)才使詞壇出現(xiàn)了新變。姜夔是一個布衣終生、才藝雙全的專業(yè)詞人。他精詩能文，通曉音律，能自度曲并兼擅書法。早年得名詩人蕭德藻的賞識，又與大詩人范成大、楊萬里交好，晚年結識辛棄疾。姜夔存詞僅87首，但幾乎都是嚴肅認真與精雕細刻的力作。他繼承周邦彥格律精嚴的傳統(tǒng)，但卻著力于新的發(fā)展，并有意用江西詩派的瘦硬之筆來矯正周詞的圓俗與軟媚。同時，他還善于用晚唐詩歌中的英俊綿邈來糾正辛派末流的粗糙與叫噪，從而開創(chuàng)了幽韻冷香與騷雅峭拔的詞風。更為突出的是他善于使音樂藝術與詞的表現(xiàn)藝術巧妙結合，成功地將音樂家的藝術思維和藝術手段運用于歌詞創(chuàng)作之中，做到詩中有樂，樂中有詩，在聲情并茂、音節(jié)諧婉這兩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與白石同時或稍后的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張輯等詞人，均不同程度地仿效白石詞風，同時又能不失自家本色。由于張炎《詞源》對白石詞的推崇，清代甚至出現(xiàn)了“家白石而戶玉田”的歷史現(xiàn)象。白石詞的缺欠是題材與所反映的生活面過于狹窄，詞作風格也較為單調。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辛棄疾之后第二個攀上詞史高峰的大詞人。

繼姜夔之后第二個在詞藝深化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詞人是吳文英。吳文英一生未任官職，長期往來于蘇、杭一帶，過的是清客與幕僚的生活，晚年困頓而死，存詞340首。夢窗詞運意深遠，構思綿密，用筆幽邃，在超逸之中時有深郁之思，顯示出一種迥異于其他詞人的獨特風格。但是，對夢窗詞的評價在歷史上時高時低，差距很大。夢窗詞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藝術技巧方面。他生于姜夔之后，同樣脫胎于周邦彥，但他卻能開徑自行，走著與姜夔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不僅繼承和發(fā)展了秦觀、周邦彥等人的秾麗深摯，而且還直逼唐人。夢窗詞中畫面的羅列和疊印，鏡頭的跳躍、轉換與突接，頗得溫庭筠“深美閎約”的神髓。他的詞中還明顯地游動著李賀與李商隱的身影。他的詞能夠打破時空的局限，大膽驅遣世間萬物，馳騁豐富的藝術想象。他還能摒棄傳統(tǒng)的構思方法，使某些詞具有現(xiàn)代西方意識流的結構特點。總的看來，他的詞重創(chuàng)造而少模仿，反陳述而重聯(lián)想，這就使夢窗詞呈現(xiàn)出一種與他人迥然異趣的鮮明特點，開創(chuàng)出一種超逸沉博與密麗深澀的詞風。周濟評夢窗詞說：“其佳者，天光云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介存齋論詞雜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的說法，并不是毫無根據(jù)的妄評，有的評家甚至認為吳文英已超過了李商隱。然而，因夢窗詞跳躍性太強，加之用典過密，藻繪太甚，免不了有某些堆垛與晦澀之病，并由此而影響了夢窗詞的傳播。但這并不妨礙他是繼辛棄疾與姜夔之后，第三個攀上詞史高峰的大詞人。

如果說辛棄疾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愛國豪放詞的思想與藝術的開拓及其完美結合，并由此完成了詞史審美視界的轉換，改變了婉約詞一統(tǒng)天下的歷史格局。那么，姜夔與吳文英的貢獻則主要表現(xiàn)為通過詞藝的深化，增強了婉約詞的思想意蘊與藝術表現(xiàn)力，使婉約詞在向豪放詞傾斜與相互滲透的過程中不失自家本色。姜夔與吳文英的創(chuàng)作說明婉約詞的傳統(tǒng)以及詞這一詩體形式是有強大生命力的，它不會在以詩為詞或以文為詞的時潮中喪失自身特質而被消解掉。姜夔與吳文英維護了詞的純正，豐富了詞的藝術技巧，并為他們以后的婉約詞(豪放詞在內)都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藝術經驗。正是從這一視角(即詞藝達致的高峰狀態(tài))來觀照南宋詞壇，才得出以下結論：姜夔、吳文英與辛棄疾鼎足而三，共同屹立于詞史的高峰之巔，既震動于當時，又光照于后世。宋末元初及其以后的詞人，幾乎無一不籠罩于南宋這一詞史高峰投下的蔭影之中，不論他們在詞的創(chuàng)作上有多大的發(fā)展變化，均未能超出辛、姜、吳(當然也包括北宋大詞人)所覆蓋的范圍，也始終未能走出他們的蔭影。所以，詞藝的深化期仍然是詞史高峰期的繼續(xù)與發(fā)展。這一時期從姜夔登上詞壇，到吳文英去世為止。其中還包括受吳文英影響的尹煥、黃孝邁、樓采、李彭老。還有早期走向詞壇的另一重要女詞人朱淑真。

第四是宋詞的結獲期。所謂“結獲”也就是南宋詞的最后結局、結果與收獲期。假如我們把前三期比作春耕、夏耘、秋熟，那么這最后剩下的工作便是搶收與存儲了。結獲期與其前后的歷史時間均有交叉，它橫跨宋末元初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代。藝術創(chuàng)作的內容與風格并不與朝代的更迭、政權的轉移同步。一個政權被顛覆以后，當天就可改名易幟，而文學內容與風格的質的變化，則需要延續(xù)很長的歷史時期。所謂文學與政治經濟發(fā)展不平衡，這大約就是其主要表征之一了。因此，結獲期既包括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至宋趙昺祥興二年(1279)南宋最后滅亡，又包括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前后，即所有南宋遺民詞人去世為止。

在南宋滅亡前的三四十年時間里，蒙古軍不斷南侵，但南宋小朝廷并未意識到巢傾卵覆之日已經到來，仍然文恬武嬉，醉生夢死。而清醒的朝臣與部分士人已預感到危亡在即。為了增強民族危亡意識，他們繼承辛棄疾愛國豪放詞的傳統(tǒng)，在自己的作品里大聲呼號，對統(tǒng)治集團表示極大憤慨。劉克莊、吳潛、陳人杰等人的作品便都程度不同地透發(fā)著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與報國無門的苦悶。

咸淳五年(1269)蒙古軍襲襄陽，咸淳九年(1273)陷襄陽，1276年陷臨安。三年后，元軍擊敗南宋最后一支軍事力量，帝昺投海。宋后期的詞人絕大多數(shù)都經歷了這一時代的巨變，他們心靈深處留下了永難平復的創(chuàng)傷。所以在南宋滅亡以后的三十年左右時間里，他們始終堅持反元的遺民立場，隱居不仕，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復詠嘆南宋滅亡后的傷痛與悲惋。他們繼承了姜夔開創(chuàng)的詞風，感時憤世，凄咽蒼涼，詞旨隱晦，寄托遙深，在詠物詞的寫作上別具創(chuàng)獲，是婉約詞繼姜、吳之后在特定時代氛圍中的新發(fā)展。周密、王沂孫、張炎是這一派的代表，在詞史上有較大影響，是僅次于辛、姜、吳的重要詞人。還有一部分詞人，面對南宋的滅亡，大義凜然，起而抗爭，知其不可而為之，在絕滅中進行殊死的掙扎與搏斗。他們的詞就是在這一掙扎與搏斗中所發(fā)出的怒號，如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不僅有震動當時的詩、詞、文，而且用自己的生命譜寫出一曲氣貫長虹的哀歌。他生的英雄，死的壯烈。應當說，文天祥的詩詞創(chuàng)作及其抗元救國的實際行動為南宋的滅亡留下了一部高揚民族氣節(jié)的英雄交響曲。參與這部交響曲演奏的還有劉辰翁、蔣捷、汪元量和劉將孫等愛國遺民詞人。近320年的兩宋詞壇，在這英雄交響曲的回響聲中，拉緊了它最后的一塊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