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題記

有清同治中興名臣，以胡公林翼、曾公國藩、左公宗棠與李公鴻章并稱。顧在一般社會，對于左公，知之較鮮。余好讀名人傳記及其著述，頗怪若胡、曾、李三公世人傳述其生平者甚多，何于左公獨付闕如，即其遺著亦不多見也。

距今約二十年，有以陽湖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見貽者，讀之始想慕左公之為人。其后獲讀左公年譜，又后獲讀左公家書。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在武昌復(fù)得左公文集而讀之，始益知左公之生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重讀家書與年譜，作為札記，刊入拙著《開心集》。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日軍興，淞滬淪陷。十月終，余由上海赴杭州。十一月中，又由杭州赴首都。已而循公路西行，歷蕪湖、宣城、屯溪、景德鎮(zhèn)、南昌，而止于長沙。一夕，忽有友人招至司馬橋寓中晚餐。至則乃知友所居，即左公故邸也。庭院宏暢而已陳舊失修，蓋左公之后人式微矣。前此讀其書者，今于流徙中親履其居，何幸如之。又嘗訪問書肆，知有左公全集，欲購而讀之，則有一百數(shù)十本，以卷帙繁重，遲回未決。已而離長沙，赴香港，心中猶不無留戀也。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歲首，折回長沙，將有長期居留，蓄意必欲獲致左公全集，顧仍遷延不果。僑居長沙三閱月，須赴漢口。瀕行，方下一決心購之。同時，并得《左太傅與陳少保書》兩冊，挾與俱，滿擬到漢口后一讀。不久，徐州淪陷，武漢垂危，余須再度折回長沙，乃先將諸書往。已而余不去長沙而赴重慶，則復(fù)將諸書運經(jīng)宜昌，轉(zhuǎn)至重慶。十月中，余馳抵重慶，始發(fā)篋卒讀之。因發(fā)現(xiàn)中有缺頁，當(dāng)函囑余弟之在長沙者代為覓補。而十一月十二日長沙大火，全市成墟，聞此書原版猶存左公故邸，由其后人刷印出售。則念此版當(dāng)已同付劫灰，而此書以后益復(fù)難得，余于飄泊中猶能擁此巨著，不可謂非厚幸也。

在余讀左公全集之過程中，擇其論議有意義者，別冊記之。全書讀竟，復(fù)于市上覓得左公家書，摘記之。積帙已不鮮，頗思分類編成嘉言錄一種。已而念記載左公整個之為人者，尚無其書，余何不試為之。遂擬摘取書中事實，編成評傳一種。惟左公一生事功繁復(fù)，為使屬筆時檢點時期，并照顧前后計，其間又參酌左公年譜，編成年表一種，而將不能敘入評傳者附隸焉。然僅賴全集取材，自嫌不足。蓋集中奏稿、書牘、批札，均以左公自作者為限，故每一事首尾常未能完具也。而旅次無從取得參考書，適余在長沙時，尚購有《曾文正公（國藩）全集》、《胡文忠公（林翼）全集》（兩種）及年譜、郭嵩燾氏《養(yǎng)知書屋詩文集》、《郭侍郎奏疏》，及《玉池老人自敘》、郭崑燾氏藏《八賢手札》、王闿運氏《湘綺樓詩文集》及《箋啟》、王先謙氏《虛受堂全集》、周壽昌氏《思益堂全集》、《駱文忠公（秉章）自訂年譜》、《沈文肅公（葆楨）政書》等，幸已與左公全集俱來。其先固非為欲作左公評傳而購，此時恰可供作左公評傳之參考。許長卿君（元方）對于太平天國文獻(xiàn)，頗感興趣，有時人著作數(shù)種，舉以見贈。未幾，許君赴蘭州，甘肅故左公立功地也，復(fù)承采示若干資料。更不足，則從蟾秋圖書館、巴縣圖書館、交通部圖書館借取。惟見書既夥，又從稗官野史中刺取其有關(guān)左公者，輯為軼事篇一種。而間就左公全集中事實，引以為論斷。至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全稿粗畢，評傳部分凡得七十七篇，擬更為審訂。而重慶自被一再空襲，公私藏書均移郊外，無法覓致，至七月而赴香港，遂益置之。

留香港半年，對于關(guān)系左公資料，仍不斷搜集。在中國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協(xié)會中，獲閱《李文忠公（鴻章）全集》、薛福成氏《庸盦全集》，及史地書多種。并托友人在上海購得《湘軍志》、《湘軍記》、《平浙記略》、《平定關(guān)隴記略》、《戡定新疆記》、《中興將帥別傳》、《江忠烈公（忠源）集》、《羅山（澤南）遺集》、《彭剛直公（玉麟）奏議》、《曾惠敏公（紀(jì)澤）日記》及《湘綺樓日記》等書，均為在重慶欲見而未見者。所得既多，于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發(fā)舊稿覆校，并補充評傳十三篇，合成九十篇。嗣復(fù)于學(xué)海書樓、馮平山圖書館、華商總會圖書館等處，獲見參考書多種，用以對勘，其年表亦校補數(shù)處，軼事篇則更增益不少。并將不載左公全集之作品，輯為集外文，與夫左公薨逝后故舊哀悼之作，輯為挽辭，均列為附錄，此皆副收獲也。此時，全稿較以往已加多百分之三十，則更發(fā)全集，復(fù)閱一過，逐加增改。然是書最重要之部分，自推評傳。而余反復(fù)檢校，發(fā)現(xiàn)不少缺點，爰重為刪并，卒成八十五篇。評傳之中，尤以敘述戰(zhàn)事諸篇，頭緒紛繁，略則不明源委，詳則過占篇幅，極難著筆，往往再三易稿。終以此僅為全書之一小部分，不欲過事鋪張左公武功，仍一以簡要為主。然如此長篇作品，余實初度嘗試，欲使前后貫串呼應(yīng)，自知才力不足以副之，不禁時用慨嘆。顧昔者王闿運氏撰《湘軍志》，詡為杰作，其后自承書中敘光復(fù)江寧省城時，不著諸將帥封賞，為一大漏洞，因益感著述之難。夫以闿運為文壇宿將，猶有似此之遺憾，況不學(xué)如余者乎？

會余頸后生一癤，俗稱落頭疽，割治后，醫(yī)戒靜養(yǎng)，暫輟筆。逾月余，幸得保首領(lǐng)，繼續(xù)整理；其中年表一種，向常滋覺不滿，而頗憚于修正。至是發(fā)憤徹底改作，將原分五部門者，括為三部門，原僅按年記事者，更分月日系列。同時，就書中引述人物，按其仕履行誼可考者，各作一小傳，以為讀者知人論世之一助，并使益了然于與左公之關(guān)系。復(fù)就書中引述地名，于今已有變更者，作一考證。至全書每一部門之體例，與夫用意所在，別撰為說明若干條，分系于其后。

余編是書，羅致參考書，自信不可謂不盡力，大致具如另編參考書目。然既在戰(zhàn)時，又值客中，得之亦綦難，至今欲閱而未獲之書猶眾，官書如平定粵匪、捻匪與回匪諸方略，即未能覓得。因又憶王闿運氏始草《湘軍志》，嘗托友力求平定粵捻方略，而又不欲必得，以為官書本不盡精詳，且此志又不資公家言云云，余亦竊引以為解嘲焉！

離家三載，頗擬于歲尾返滬，一視妻孥，亟將是稿重行補正完成，為記其始末如此。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