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海上朝廷，日本乞師

杖錫山寨被焚，部屬盡殲，又得不到監(jiān)國的消息，黃宗羲只好回里，而“跡捕之檄累下”全家徙至化安山黃尊素的墓莊避難。十月十日獲得陸符新死消息，他冒著名捕風險，至寧波，訪萬泰。其時萬泰病瘧，倆人“剪燭相對，凄婉欲絕”。

此時，黃宗羲雖然未能獲得魯王的明確行蹤，但他繼續(xù)進行抗清活動。順治四年，他的昔日共同具名《南都防亂公揭》的友人徐孚遠，在松江與夏允彝起兵抗清失敗后，至福建，唐王授以福州推官、兵科給事中。唐王失敗后，他浮海至浙東，在定海（今鎮(zhèn)海）的柴樓山結寨抗清。黃宗羲曾暗地里到柴樓山與徐孚遠會晤徐孚遠，說明他雖居深山，仍與抗清活動有密切關系。

黃宗羲雖遭名捕，但也有友人冒風險到化安山看望他。如監(jiān)國時期的戰(zhàn)友王正中，到龍虎草堂向他學習《授時歷》。文昌社盟主劉應期是黃宗會的岳父，在順治三年和五年兩次來訪，第一次是四明山寨兵殲，至化安山“唁慰憑吊，悲嘯震空谷”。可知倆人悲憤之深。第二次黃宗羲已回黃竹浦故居，劉應期“挾季子，使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下，訪予兄弟，中流失其楫，風雨際天，濁浪中載沉、載浮，三十里始達”信宿而別。而是年夏，劉即卒于慈溪。至于他的另一位知交萬泰，當時逃難于奉化榆林，且連年病瘧，又逢母喪，書物蕩于兵亂之中，而順治五年（1648），又發(fā)生甬上華夏等五君子死難的“翻城之役”，遭名捕百余人。萬泰友人高斗樞、李棡，李棡子李文胤皆被系于杭州獄中。萬泰患病，間道至杭營救，故無法脫身前來黃竹浦探望。但他很懷念黃氏三兄弟，有《夢游西園呈黃太沖、晦木、澤望》，詩中說：“生平論文有黃氏，豈曰友之惟吾師。每來坐臥西園下，左右圖史兼尊彝。正氣堂中拜遺直，枵然一室張四維。風冥雨晦天地閉，斯文未墜當在茲。……我交三子在性命，久不相見無相疑。自傷骨肉半零落，獨留友道相支持?！蔽鲌@指黃宗羲故居的小園。

順治六年（1649）初，黃宗羲曾至寧波，訪問萬泰。在萬泰家，認識了高斗魁（字旦中），高斗魁后來成了黃宗羲壯年時期的重要友人，在黃宗羲兄弟一家生活極度困難時，在經濟上常常予以幫助。

浙江兵潰時，據(jù)守浙江臺州石浦的游擊富平將軍張名振，放棄石浦，以水師扈魯王出海，原擬投舟山的黃斌卿，黃斌卿不納，漂泊海上，由福建鄭芝龍部將鄭彩迎至廈門。唐王政權覆滅后，清軍主力轉向江西、兩廣，魯王部下在福建曾有所作為，先后復三府、一州、一十七縣。于是清廷調江蘇、廣東、兩浙軍隊來援，順治五年，閩地盡陷。六年，魯王在張名振護送下，北上駐于閩浙之間的沙埕，是年六月，張名振收復寧海三門的健跳所。七月，魯王至健跳。

消息傳來，黃宗羲很高興，他立即奔赴在健跳的魯王行在，當時從亡者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鐘巒，右副都御史張煌言等八九個人。魯王看到黃宗羲，授以左僉都御史之職，后又晉為左副都御史。當時，一切實權掌于張名振之手，大臣們無所事事，相互詩歌唱和，以寫其愁苦之情。黃宗羲回憶說：往（即宗羲）在海上，與諸臣無所事事，則相征逐而為詩?！T臣寧惟是寄命舟楫波濤之愁苦乎？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當此之時，諸臣默默無所用力，俯首而聽武人之恣睢排奡，單字只句，刻琢風騷，若物外幽人之所為者，其愁苦不更甚乎！當時唱和者有吳鐘巒、張肯堂、李向中、朱養(yǎng)時、林瑛、劉沂春、沈宸荃、黃宗羲，甚至魯王有時也參與。

當然，君臣們的生活極艱苦，他們是“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黃宗羲說：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鰲桔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黃宗羲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過了一段從亡生活。不過他除了托詩歌以寄愁思外，還在窮島汪濤中推步天象，布算簌簌，繼續(xù)研究其歷算之學。

是年七月，在浙清軍圍攻健跳，十分危急。黃宗羲“置靴刀以待命”，誓以死報國，與城共存亡。幸蕩湖泊阮進率軍來援，“樓船數(shù)百至，金鼓動天”，清軍才解圍退去。

清軍圍攻健跳前，四明山義軍首領王翊發(fā)使前來問候并朝貢。其時，清軍主力既已入閩，浙江兵力薄弱，四明山寨義民大起，其中以王翊和黃宗羲故友文昌社同社、《南都防亂公揭》的共同具名者馮京第最強。海上與山寨互為犄角才能立足。清軍解圍后，魯王即向蕭山、紹興、臺州、奉化、余姚、慈溪諸寨各首領授以將軍之職，授馮京第為右僉都御史，王翊為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黃宗羲上言：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張大，使者頒書授以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為要官，然其號令不可行之侍郎、都御史。諸營或不及王翊一小小部，故諸營于王翊，虔若小侯之事大國。自今以后，若諸營事翊如故時，則無貴王命；若因王命使翊之令不行于諸營，將山中自此多故。今方草昧，時多假借，慎重名器，不宜獨薄王翊一人。黃宗羲審時度勢，這一主張獲得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鐘巒的贊同?？墒?，當時軍政大權由張名振所掌，當初山寨諸營向魯王呈表時，都通過張名振上達，唯獨王翊不通過他。所以黃宗羲的奏議，為張名振所拒，他只說：待王翊來，我替他向魯王說就是了。王翊聽說，也很不快樂，說：“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黃宗羲可能因此事與王翊結成友誼，因先聘其女為黃宗羲季子黃百家婚。順治八年王翊犧牲時，女年僅十三，為清將所得，她奪其佩劍自刎。

不久，清軍主力調回浙江，下令凡不歸順清廷的明遺民，錄其家中人口。黃宗羲考慮到家有老母稚子，不得已陳情監(jiān)國：“主上以忠臣之后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為姜伯約矣?！苯涺敱O(jiān)國同意，他間道回里。離健跳時，吳鐘巒親自相送，“行三十里，先生復棹三板相送，其語絕痛”。

順治六年十月，張名振聯(lián)合阮進、王朝先軍，攻克舟山。在舟山割地為王的黃斌卿兵敗被殺，張名振等迎監(jiān)國由健跳進駐舟山。由于是年三月，馮京第受黃斌卿派遣，出使日本乞師，現(xiàn)在敵人大軍壓境，監(jiān)國君臣不得已再派阮進從子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以馮京第為副。后又增加黃宗羲，因此，立即召黃宗羲間道至舟山，在順治六年冬至日本長崎乞師未成。這是黃宗羲唯一一次至日本。后來他在《避地賦》中回憶使日之事：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飛霧，海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乃□□天□□。方鎖兵而忘戰(zhàn)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錄》于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辨其真贗。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余既惡其侈忲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為乎泥中？《避地賦》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因三藩亂起，群盜滿山，他奉太夫人避地余姚海濱第四門，即崇禎時昌古社所在地，寓于昌古社社友，畫江之役中戰(zhàn)友諸九徵家所作?！侗艿刭x》中回憶自天啟時的家難，崇禎初的頌冤，弘光時險遭黨禍，魯王健跳時期的寄命舟楫波濤之間，日本乞師，避地化安山之艱苦，在龍虎草堂推算天象，康熙初年的草堂與故居的火災，乃至避地海濱第四門為止，其中對日本乞師的回憶如上。賦中指名日本的長岐（長崎）和薩師瑪島，講到日本的國情，書舶以及奢華情況，很有價值。

黃宗羲的《行朝錄》卷八《日本乞師記》未談及他自己日本乞師事。首先提到此事的是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其中說：“是年監(jiān)國由健跳至滃洲（即舟山），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公為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睖逯蘩厦竦摹逗|逸史》，也有記載：“是冬，命澄波將軍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及宗羲監(jiān)其軍以行。至長崎島，不得要領而還?！睖逯蘩厦瘛逗|逸史》卷十八《黃宗羲》。阮美為蕩湖伯阮進從子。而阮美出使日本事，黃宗羲在《日本乞師》中有詳細的敘述：己丑（順治六年）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按：指去年馮京第與黃斌卿弟黃孝卿使日乞兵未遂事），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圣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必發(fā)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jiān)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崎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置魅?，乃進長埼。凡商舶至國，例撥小船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篋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湛微之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獪多變?！课⒁虻猛愿叽?，惡札村謠，自署為“金獅子尊者”。流傳至于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奔辈吨?，以其為江西僧，第逐之過海?！课⒂源伺e自結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全集》第二冊《日本乞師記》。黃宗羲在后面評此次乞師未成，除湛微為導因外，認為：“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武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p>

如果將黃宗羲《日本乞師記》最后一次的敘述與《避地賦》對比：《記》：“黑浪兼天，二紅魚乘空上下”，《賦》：“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飛霧，海市當空”；《記》：“承平久矣……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武備”，《賦》則為：“方銷兵而忘戰(zhàn)兮，粉飾乎隆平”；《記》：“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薄顿x》則為“招商人以書舶兮，《七錄》韡于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辨其真贗”。此外《賦》中接著說：“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此段雖然在《日本乞師記》中阮美使日一段未有，卻見于前一段馮京第佐黃孝卿出使事，說：“長崎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為私室。每月夜，每室懸琉璃燈，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未有?！边@一段與《賦》所述日本的奢侈風習基本一致，說明黃宗羲既聽之于馮京第的第一次出師所述，而又親見之于后一次。所以我們將《避地賦》與《日本乞師記》中最后一次比照，可說明黃宗羲確在順治六年冬，應監(jiān)國之召，與馮京第一起，佐阮美使日乞師。而《日本乞師記》所述歷次乞師，唯獨這一次記載最詳盡，連何日出使，何日受到風阻，何日到長崎，日本有“班船”譏征到國的商舶，以及日本的社會風俗，記載很詳細，超過前面幾次，這些都是非身履其境可以寫的。

然則為什么他從日本回來，潛歸故里，還要避地于萬山呢？原來他在進行另一種形式的抗清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