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的關系。
無論個人還是社會，總要不可避免地接受他者的影響。
個人在他人的影響下進步，社會在他者的影響中發(fā)展。
完全不受他人影響的人，必然是一個故步自封的人；完全不受他者影響的社會，必然是抱殘守缺的社會。
只有極端無知和傲慢的人，才會沾沾焉滿足于自己殘缺的生活；只有完全喪失自信與活力的社會，才會硁硁然拒絕他者的影響。
較之以往任何一個世紀，20世紀更有理由被稱為“影響的世紀”。因為，正是在這個世紀，人類以巨大的熱情和創(chuàng)造力，推動了科技的發(fā)展和觀念的進步；也正是在這個世紀里，地球成了“地球村”，世界各國的交往和關系空前密切，相互之間的影響也空前廣泛和巨大。
20世紀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科學技術的迅速發(fā)展；最令人鼓舞和欣慰的事情，就是現(xiàn)代性理念和價值觀的形成。尊重人類價值的人道主義理念，告別戰(zhàn)爭的永久和平理念，合作共贏的全球化理念，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生態(tài)文明理念，克服了狹隘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等，成為現(xiàn)代性觀念體系的主要內(nèi)容。人類享受到了科技進步帶來的惠利，也在較大范圍內(nèi)理解并接受了這些現(xiàn)代性觀念。
然而，也正是在20世紀，人們盲目地或被動地接受了許多錯誤理念和消極價值觀的影響。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等思想理念控制了人們的意識，并將這些意識轉化為巨大的破壞性能量，從而引發(fā)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甚至在戰(zhàn)后的和平時期也引發(fā)了許多極端形態(tài)的暴力，最終造成了世界性的、殃及全人類的人道主義災難。
納粹發(fā)動的排猶運動和侵略戰(zhàn)爭，極大地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結構。沒有納粹針對猶太民族的反人類暴行所造成的威脅，以色列國家就不會建立；沒有納粹法西斯對人類和平的破壞，德國就不會陷入近半個世紀的分裂狀態(tài)，歐洲也不會被肢解成兩個對壘的陣營。
同樣，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也極大地改變了東方的政治格局。沒有日本軍國主義的災難性影響，亞洲就不會是后來的一盤散沙、離心離德的樣子。
20世紀的外來影響對中國的改變，也是空前巨大的。這種影響主要來自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站在20世紀中葉的歷史轉捩點上看，日本是在過去時態(tài)的意義上影響了中國，俄國是在將來時態(tài)的意義上影響著中國。從影響的性質(zhì)來看，日本所帶來的，主要是戰(zhàn)爭性的破壞和災難；而俄國所帶來的，則是社會關系和制度層面的巨大變構，是道德意識和生活觀念的根本改變。
俄羅斯，俄羅斯，你這個駕著三套車的民族、跳著芭蕾舞的民族、喝著伏特加的民族，到底有著什么樣的氣質(zhì)和性格？你這個歡樂而憂郁的民族、優(yōu)雅而恣縱的民族、敏感而魯莽的民族，到底有著什么樣的情感和思想？你這個慵懶而停滯的民族、熱情而冷酷的民族、自負而貪婪的民族，到底有著什么樣的目標和方向？這是俄羅斯作家曾經(jīng)提出過的問題，也是俄羅斯哲學家試圖回答的問題。
然而，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因為，俄羅斯是一個謎，一個巨大的謎團。它似乎無比強大，不可戰(zhàn)勝，但有時卻顯得非常軟弱，極其無力，竟然被韃靼人統(tǒng)治了二百四十年之久；而它的似乎牢不可破的帝國大廈，也在一夜之間，稀里嘩啦土崩瓦解了。它似乎性情溫柔，富有同情心和憐憫心，卻又常常表現(xiàn)出一種極端性質(zhì)的殘忍——對內(nèi)，它建造了彼得保羅要塞和古拉格群島，以極冷酷的方式迫害無辜者，甚至剝奪了無數(shù)人的生命；對外，它越界侵凌，跨境劫掠，血腥屠戮，略無顧恤。它似乎是最有藝術氣質(zhì)和最能創(chuàng)造詩意生活的民族，但卻常常深陷平庸生活的泥淖，缺乏超越殘缺生活的熱情和能力；它似乎是謙卑而內(nèi)斂的，但卻極端傲慢和自負，沒有學會與別人平等地交往，和睦地相處；它似乎相信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動不動就流淚，就自責，就懺悔，但轉眼間，便故態(tài)復萌，我行我素，并不在意末日審判的到來；它似乎熱愛自然，愛好和平，但卻更迷信馬蹄和軍刀的力量，常常用不計后果的手段來實現(xiàn)自己野心勃勃的目的。幾百年來，它的雙頭鷹的目光，冷冷地窺視著東方和西方。它命令哥薩克們披掛齊全，倚馬待命，隨時準備沖向遠方，沖向那些性格溫和的鄰居。它是世界上侵吞別國領土最多、掠奪別國財富最多的民族。
就是這樣一個性格復雜的民族，在20世紀的歷史變動和時代轉換的關鍵時刻，以史詩般的宏偉風格和海嘯般的巨大推力，改變了中國這艘巨輪前行的方向，并在政治體制、經(jīng)濟模式和文化范式等幾乎所有方面，深刻而持久地影響了中國的國家生活和民族性格，影響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個人生活。這些影響極為巨大和深廣，至今猶且未沫，仍然體現(xiàn)在我們時代生活的許多方面。
中國最近一百年的許多事情，都需要到俄羅斯去追本溯源，去尋找理解的入口和闡釋的線索。離開俄羅斯，中國自晚清以來的近現(xiàn)代歷史，根本就無法說清楚；離開俄羅斯和俄羅斯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很多問題，尤其是當代文學的起源問題和觀念體系的形成，也根本無法說清楚。
完全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當代文學，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投下的影子，就是它漾出的漣漪。沒有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影響，魯迅等人的文學觀念，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種樣子。同樣，沒有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氣質(zhì)和基本模式，也不會是現(xiàn)在的這個風貌。
是的，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主要是在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下發(fā)展起來的。這一影響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早在1920年3月，瞿秋白在為《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撰寫的序言中就認為，關于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極一時之盛”，而俄國文學也已經(jīng)“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
。事實上，在俄國文學傳播的早期階段，它的波及面仍然是局部的，并未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絕對性和整體性的影響。直到40年代，經(jīng)過強有力的組織和宣傳，一種以“生活”和“改造”等核心概念為基礎的文學觀念體系、寫作經(jīng)驗范式和文學規(guī)約模式，才被建構了起來；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的觀念和經(jīng)驗，才被轉化成了體制性的規(guī)約力量，并持久而有效地影響著幾乎每一個中國作家的文學意識和文學寫作。
由于中蘇交惡，1964年之后，“所有的蘇俄作品均從中國的一切公開出版物中消失”。也就是說，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當代文學與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的正常聯(lián)系和交流，中斷了。然而，那些來自蘇聯(lián)的文學觀念，諸如“生活源泉論”“階級意識論”“人民倫理論”“政治核心論”“立場轉變論”“傾向選擇論”“內(nèi)容優(yōu)先論”“本質(zhì)真實論”“斗爭工具論”“黨性原則論”“思想改造論”“教育功能論”等等，仍然作為主宰性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發(fā)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規(guī)約著作家的意識和寫作。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對20世紀40代至80年代間中國文學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大到無論如何強調(diào)都不過分的程度。直到今天，蘇聯(lián)文學時期的某些文學觀念，仍然影響著我們的文學意識和文學實踐。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以不可阻遏的勢頭，取代了俄羅斯文學和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地位。那些取法現(xiàn)代主義的“先鋒文學”，將固有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排擠到了文學版圖的邊緣?！艾F(xiàn)實主義過時論”喧囂一時。那些具有先鋒意識的作家和批評家，矜矜然宣布現(xiàn)實主義已成明日黃花。他們懷著厭棄的心理，像拋棄垃圾一樣將現(xiàn)實主義文學棄置一旁。這顯然是一種不成熟的文學意識和情緒化的過激反應。
然而，對那些具有成熟的文學意識和穩(wěn)定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的作家來講，俄羅斯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經(jīng)驗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特別值得珍惜，因為，它可以為處于解凍和復蘇階段的新時期文學提供豐富的經(jīng)驗資源。可以說，正是到了新時期，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經(jīng)驗和有價值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經(jīng)驗，才開始對中國當代文學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從劉紹棠、張潔、王蒙、路遙、陳忠實、從維熙、蔣子龍、史鐵生和張承志等人的充滿詩意和道德熱情的寫作中，我們可以看見契訶夫、肖洛霍夫、艾特瑪托夫、亞·恰科夫斯基和尤里·納吉賓等人的影子，看見俄羅斯作家對中國作家巨大的經(jīng)驗支持。
是的，整體上看，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根，是扎在俄羅斯文學的土壤上的；準確地說，是扎在蘇維埃俄羅斯文化和文學的土壤上的。中國新型文學的主要觀念和理論資源，主要的制度性建構資源，幾乎全都來自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就像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劉文飛教授在接受《烏魯木齊晚報》專訪時所說的那樣：“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文學完全借鑒、甚至模仿十月革命后的蘇聯(lián)文學，甚至連創(chuàng)作方法、作家組織、文學獎項、文學雜志名稱等等，都完全克隆過來。新中國成立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的文學實際上就是蘇聯(lián)文學的翻版，這句話恐怕并不十分過分。”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認識俄羅斯文學與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的差異，有必要辯證地認識它們之間的復雜關系，有必要客觀地重估它們的價值。
籠統(tǒng)地說，俄羅斯文學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一個是以19世紀文學為代表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可以徑稱為“俄羅斯文學”），一個是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可以簡稱為“蘇俄文學”）?！岸硖K文學”就是對這兩種文學的合稱。之所以不以“俄國文學”統(tǒng)稱之，是因為它們是兩種不同氣質(zhì)和性質(zhì)的文學；而本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分析它們之間的個性差異和復雜關系。因此，“俄蘇文學”就是一個更妥帖的選擇。
作為高度個性化和多樣化的文學，俄羅斯古典文學充滿了人道主義熱情，內(nèi)蘊著熱烈的宗教情感和沉重的苦難意識，真實地表達著作者個人的經(jīng)驗和民族的經(jīng)驗，顯示著尖銳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激情，就像利哈喬夫所說的那樣，“對現(xiàn)實的不滿構成俄羅斯文學的一個基本特點”。
作為一種高度集體化和單一化的文學，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則充滿了高昂的理想主義激情，服從一種絕對原則的制約，按照統(tǒng)一的價值標準來評價生活和表現(xiàn)生活，顯示出一種徹底改造自我、改造生活和改造世界的雄偉抱負，表現(xiàn)出一種在俄羅斯古典文學中極為少見的激情飽滿的理想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傾向。它有時自信而傲慢，于文學前賢，多所凌忽——蔑視莎士比亞，傲視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斥之為“大眾文化或爭取自由的敵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科爾尼科夫是會懺悔和流淚的，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柯察金卻既不會懺悔，也不會流淚。契訶夫的海鷗，顯得非常無力，是憂郁和感傷的象征；而高爾基的海燕，則像會飛翔的獅子，內(nèi)心充滿征服一切的自信和力量。從這兩個人物身上，從這兩個意象里面，人們可以看見兩種文學在氣質(zhì)上的不同，可以看見舊的俄羅斯古典文學與新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在個性上的差異。
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的一位生活在“二手時間”的無名無姓的人物，無力克服現(xiàn)實生活中的焦慮和痛苦，便遷怒于19世紀的俄羅斯作家。他望著一排排精美的書籍，發(fā)泄了自己對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的不滿和“徹底絕望”：“俄羅斯長篇小說從來不教讀者如何在生活中獲得成功，如何致富……奧勃洛莫夫一直躺在沙發(fā)上，契訶夫的主人公永遠是邊喝茶邊抱怨生活……”文學不是“致富經(jīng)”，不是“升官圖”，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文學是啟示錄，是診斷書，是安魂曲。它當然也給人力量、希望和方向，但是，它所選擇的方式，卻是暗示和象征性的。很多時候，它正是通過否定的方式來表達肯定的意愿和思想。岡察洛夫之所以耐心而詩意地描寫奧勃洛莫夫的怠惰，就是告訴讀者，人不應該這樣生活；契訶夫的主人公之所以“邊喝茶邊抱怨生活”，是因為他們還是有疼痛感的人，心中還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雅科夫列夫是一個充滿改革熱情的、有思想的政治家。然而，他竟然也不理解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偉大。他嫌它情感畸形，軟弱無力。他指責19世紀的偉大作家對人民的愛是不正常的，對人民的生活的表現(xiàn)缺乏積極的力量：“我國的經(jīng)典作家都愛自己的人民，卻是以一種‘奇怪的愛’。普希金筆下的人民默不作聲。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民瀆犯神明、行為乖戾。托爾斯泰筆下的人民在戰(zhàn)爭中極端殘暴，和平時期則謊話連篇。契訶夫筆下的人民躺在污泥中啜泣。葉賽寧筆下的人民寂寞無聊，高爾基筆下的人民在革命中、后來又在古拉格得到改造。”
不，這樣的責備是不公平的，這樣的判斷是不能成立的。這是一些可笑的外行話，內(nèi)里充滿了政治家對文學家的傲慢和偏見。雅科夫列夫根據(jù)自己所接受的狹隘的功利主義文學觀，簡單而幼稚地否定他所不理解的偉大的文學。別爾嘉耶夫說：“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國家化、最官僚化的國家。在俄羅斯，一切都可能轉化成政治的工具?！?sup>雅科夫列夫對俄羅斯文學的指責，就顯示著官僚化的文學價值觀。
雅科夫列夫的文學觀使人想起奧勃洛莫夫的歷史觀。后者曾表達過對歷史書的不滿：“歷史呢，讀著會叫人喪氣。書上寫的是，大災之年降臨了，人類遭殃。”奧勃洛莫夫不知道，歷史學家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記錄不該忘卻的災難和值得記取的教訓。
文學也像歷史一樣，要將目光集中在生活的殘缺和問題上。文學固然是一種肯定性的精神現(xiàn)象，要表達對美的喜悅和陶醉，要表達愛、同情和憐憫等美好的情感，要贊美真誠、勇敢、正直和寬容等美好的德性。但是，文學也是一種精神病理學現(xiàn)象，所以，它的主題總是與人的孤獨、苦悶、彷徨、焦慮、憂郁、悲傷、恐懼、絕望、死亡和拯救密切相關。它用愛的目光關注人類的痛苦和不幸，用充滿人道情懷的詩性方式，表達對人類悲慘境遇和沉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
作家必須直面社會和人生的問題，必須誠實而勇敢地描寫痛苦和災難。
無奈和絕望，苦難和不幸，嘆息和眼淚，這不是偉大的俄羅斯作家虛構出來的，而是他們對俄羅斯生活真實狀況的如實描寫和展示。
他們通過批判和抗議，來表達對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來表現(xiàn)對自由生活和理想生活的向往。
他們希望通過對不滿和焦慮的表達，來改變?nèi)藗兊囊庾R，來提供一種理想的人格圖景和美好的生活圖景。
正因為這樣，俄羅斯文學才達到了極高的境界，才為人類貢獻了偉大的文學財富。
然而，如此偉大的文學固然讓人驕傲，但也很容易使后來的作家產(chǎn)生強烈的自卑感和焦慮感。
唉！繼承和發(fā)展這樣的文學遺產(chǎn)，實在太難了。
早在1888年，索洛維約夫就表達了對俄羅斯文學的驕傲和擔憂：“俄羅斯在小說文學和藝術領域的現(xiàn)實，能夠激發(fā)起對俄羅斯之偉大未來的更有根據(jù)的希望。俄國的小說近年來在歐洲名噪一時。我們的優(yōu)秀作家不僅得到了當?shù)厝说母叨仍u價，而且在有學識的和半有學識的歐洲社會的廣大范圍內(nèi)都獲得了知名度?！?sup>
然而，索洛維約夫對俄羅斯文學的未來沒有信心。在他看來，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將成為絕響：“當我們這里為俄國小說家在國外的輝煌成就而自豪的時候，似乎誰也沒有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事實：這個成就已經(jīng)只是我們逝去的榮耀的巨大回聲了。西方所歡呼的這些作家實際上是哪些人呢？或者是已故者，或者是因病不能再寫作的人?！劣诂F(xiàn)代作家，雖然也得到了善意的評價，但無可懷疑的是，歐洲將永遠不會讀他們的作品。”
這樣的論調(diào)，實在太過悲觀。事實上，在后來十多年的時間里，托爾斯泰還在繼續(xù)寫作——寫出了中篇小說《克萊采奏鳴曲》，寫出了偉大的《復活》。俄羅斯還為人類貢獻了契訶夫、高爾基和蒲寧這樣的偉大作家。直到20世紀，優(yōu)秀的俄羅斯作家仍然代不乏人，仍然受到全世界讀者的閱讀和熱愛。
薩默塞特·毛姆也是俄羅斯文學發(fā)展問題上的悲觀論者。他將俄羅斯古典文學視為沒有后代的文學：“俄羅斯文學始于普希金，然后是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契訶夫，沒了?！?sup>
“沒了”？
不，有的是。
俄羅斯文學的大河，雖然河床變窄了，雖然水量減少了，但卻在繼續(xù)奔流。
在那些優(yōu)秀的蘇維埃俄羅斯作家身上，例如，在高爾基、左琴科、扎米亞金、帕烏斯托夫斯基、索爾仁尼琴、肖洛霍夫、格羅斯曼、帕斯捷爾納克、艾特瑪托夫和布羅茨基等人的作品里，尤其是在俄羅斯文學的精神之子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里，人們?nèi)匀豢梢钥吹?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巨大魅力和巨大回響。
那些精神成熟的、有抱負的蘇維埃俄羅斯作家，總是努力克服兩種文學——俄羅斯文學與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之間的對立，彌合它們之間的分裂，以便從偉大的古典文學那里尋求啟示和經(jīng)驗支持?？梢钥隙ǖ卣f，沒有這種自覺的努力，沒有對俄羅斯古典文學經(jīng)驗的吸納，扎米亞金的《我們》、左琴科的諷刺小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格羅斯曼的《生存與命運》、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等第一流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作品，以及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巨型人道主義敘事”，就不可能寫得如此成熟，也不可能達到如此偉大的境界。
當然，無論是19世紀的俄羅斯古典文學，還是20世紀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都是極為復雜的，也都包含著值得深刻反思的問題和認真總結的教訓。別林斯基就曾經(jīng)不留情面地批評過瑪爾林斯基的輕浮而虛假的小說寫作。杜勃羅留波夫也曾在《同時代人》（即著名的《現(xiàn)代人》）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尖銳地批評了著名作家索洛古勃的五卷本文集。
在托爾斯泰還活著的時候，俄羅斯文學就出現(xiàn)了雜音，文學風氣就開始變壞了。某些“新作家”的表現(xiàn)非常糟糕，惹得托爾斯泰很是生氣，斥責他們的“粗魯和愚蠢是令人驚訝的”。
有一天，作家納日溫把“未來派”詩人謝維里亞寧的一本詩集送給了列夫·托爾斯泰。其中一首詩中有這樣幾句：
把螺旋拔塞器擰進具有彈性的瓶塞，——
女人的目光不會害羞！……
是的，女人的目光不會害羞，
通向狂熱情感的是彎曲盤旋的小徑……
托爾斯泰讀了這首詩，非常生氣，嚴厲地批評道：“這些人在干什么？！……這些人在干什么？……這是文學？！周圍是絞刑架、大批失業(yè)者、兇殺、極其嚴重的酗酒，可他們卻寫什么有彈性的瓶塞？”是的，生活如此沉重，如此令人揪心，詩人怎能如此低俗無聊，如此敗壞文學的趣味，如此褻瀆詩歌的尊嚴！
蒲寧對迅速異化的俄羅斯文學更加失望，批評也更加尖銳：“這個時代是文學中風尚、榮譽、良心、審美力、智慧、分寸感、手段……急劇敗壞的時代。”在他看來，在俄羅斯文學史上，也許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這個時代”這樣混亂，這樣庸俗，這樣令人失望和痛心。
正因為復雜、混亂，所以才需要人們耐心地了解、審慎地取舍。對那些錯誤的文學觀念和消極的文學經(jīng)驗，我們當然要反思和超越，但是，對俄羅斯文學偉大的經(jīng)驗，則須心懷敬意，充分吸納。
從普希金到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瑪托娃，從托爾斯泰到格羅斯曼和肖洛霍夫，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爾仁尼琴和阿列克謝耶維奇，從契訶夫到左琴科和艾特瑪托夫，俄羅斯文學業(yè)已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傳統(tǒng)，形成了一種偉大的經(jīng)驗。它就像普里什文在《大自然的日歷》中所描寫的那條“花河”一樣：在河的兩岸，花草似錦，落英繽紛，使人流連盤桓而不能去。
偉大的經(jīng)驗意味著可靠的方向和穩(wěn)定的標準。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中說：“在我孩提的時代，母親第一次建議我閱讀《戰(zhàn)爭與和平》，而且于往后數(shù)年中，她常常援引書中的章節(jié)片段，向我指出托爾斯泰文章的精巧和細致。《戰(zhàn)爭與和平》于是成為我的一種藝術學派、一種品位和藝術深度的標準；從此以后，我再也沒辦法閱讀垃圾，它們給我一種強烈的嫌惡感?！?sup>
是的，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的經(jīng)驗和標準，永遠不會過時，永遠值得我們珍惜。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吸納俄羅斯文學的偉大經(jīng)驗？如何掌握包含在其中的那些可靠的標準？
俄羅斯古典文學與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之間的轉向和斷裂，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又該如何來克服這兩種文學之間的矛盾，從而實現(xiàn)與偉大傳統(tǒng)的彌合與接續(xù)？
這些，就是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
2018年6月29日，北戴河鴿子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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