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說話家數(shù)考辨

說話作為一門伎藝，歷史悠久；其發(fā)展壯大，蔚成大觀，則在宋代。宋朝都市經(jīng)濟的繁榮，為說話業(yè)的勃興，奠定了堅實的經(jīng)濟及市場基礎。而由于說話業(yè)在說唱藝術流變史上以及在白話短篇小說發(fā)生階段，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關于說話藝術的研究，理所當然地成為文學史乃至文藝史研究中一個不容輕忽又十分熱門的課題。

在說話藝術的研究中，關于宋人說話的家數(shù)，始終是一個令人感到困擾和撓頭的問題，于此可謂言人人殊、聚訟紛紜、歧見叢出。諸多前輩名家如王國維、魯迅、胡懷琛、孫楷第、譚正璧、趙景深、陳汝衡、李嘯倉、嚴敦易、胡士瑩等，在他們的有關論著中，先后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發(fā)表了各自獨到的意見。這一方面表明該問題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此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在諸家互有出入的分類劃分中，卻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內容：恪守四家之說，絕不越其畛域；都包括了小說、講史兩家，在另外兩家的指認上，才出現(xiàn)了各各不同的說法。綜合各家說法，被列入說話家數(shù)者，計約有：1．小說（銀字兒），2．講史書（說史），3．說經(jīng)，4．說參請，5．合生，6．說經(jīng)諢經(jīng)，7．商謎（說諢話？），8．說鐵騎兒，9．說諢話。

形成歧見紛出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對原始材料的不同理解。為了便于分析解決問題，這里還得從有關說話家數(shù)的原始記載說起。

最早涉及到說話家數(shù)的，當推成書于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1147）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該書卷五《京瓦伎藝》條談到北宋京都開封的瓦肆中伎藝，開列出講史、小說、諸宮調、商謎、合生、說諢話等伎藝門類并其藝人名號⁽¹⁾。而最早明確提到說話有四家的，則是成書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其《瓦舍眾伎》條云：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捧（棒）及發(fā)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jīng)，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圣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人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²⁾

其后，有宋遺民錢塘吳自牧作于“甲戌歲中秋日”的《夢粱錄》。該書卷二十《小說講經(jīng)史》條亦承耐得翁說，重提“說話四家”，云：

說話者謂之“舌辨（辯）”，雖有四家數(shù)，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胭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捍（桿）棒發(fā)發(fā)蹤泰之事，有譚淡（談）子、翁三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余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說）經(jīng)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講（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諢經(jīng)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史書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于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后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走智、正猜……下套……貼套……橫下……問因……調爽……杭之猜謎者，且言之一二，如有歸和尚及馬定齋，記問博洽，名傳久矣。⁽³⁾

所謂“說話家數(shù)”問題，所依據(jù)的主要材料，也即如上所舉。其他，抄本《說郛》卷三收《古杭夢游錄》雖也載及“說話有四家”，無非是《都城紀勝》的刪略抄錄，就文獻意義而言，并沒有太大的價值。

從以上引錄資料看，最先提出“說話四家”的《都城紀勝》，于“一者小說”后，并未進一步列出二者、三者、四者為何，繼之卻是“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jīng)”、“說參請”、“講史書”諸項，又開列“合生”、“商謎”兩家于其后，如果說它們都與“說小說”分庭抗禮，那么說話就不止為四家，而應是八家。承襲其說的《夢粱錄》，或許已經(jīng)意識到耐得翁在表述上的混亂，其“小說講經(jīng)史”，實際上也就是以小說、講經(jīng)、講史三家立目；它雖也稱說話有四家，卻干脆略去其“一者”，并在開列各家后，列舉其藝人名號。然而，依照這種體例看，吳自牧列出的說話家數(shù)仍然不是四家，僅有小說、說經(jīng)說參請說諢經(jīng)、講史書三家，如果再添上未列藝人名號的合生、商謎，則是五家。正由于兩條資料在表述上缺乏周密的邏輯性，記載上比較隨意，甚至模棱兩可，含糊其辭，加之刊印舛訛，致使后世研究者因不同的解讀，在對“四家”究竟包括了哪四家的具體指認上，有了各執(zhí)一詞的看法。

說話家數(shù)標志著宋人說話藝術的成熟，反映了其作為一種伎藝的具體繁盛狀況，進一步作出明確的探討，意義匪淺。在我看來，要解決宋人說話家數(shù)問題，首當其沖要澄清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