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種”與“雜種胡人”——兼論安祿山的出身問題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安史叛軍首領安祿山被學者認定為出身于粟特人，有關粟特人在安史之亂中的動向和作用也成為史學界討論的議題。其中，杜甫詩在言及安史叛軍時屢次使用“雜種”一詞，也被作為重要史料引用。本文試圖對這一概念的相關史料做進一步梳理，并進而對安祿山出身為何被記載為“雜種胡人”提出解釋。

一、“雜種”之涵義及其作為“胡人”的修飾語

杜甫在涉及安史之亂的詩作中共有三處使用了“雜種”一詞：

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留花門》）

雜種雖高壁，長驅甚建瓴。（《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jiān)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承聞河北諸道節(jié)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二）

陳寅恪《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一文，根據(jù)《舊唐書·安祿山傳》“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史思明傳》“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及《張光晟傳》“雜種胡”自京師還國事，認為：“杜少陵與安史為同時人，其以雜種目安史，實當時稱中亞九姓胡為雜種胡之明證?！?sup>

在陳氏之前，日本學者桑原騭藏《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考察昭武九姓胡之安氏，指出安祿山應有部分粟特血統(tǒng)。在陳氏之后，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根據(jù)亨寧（W．B．Henning）的研究指出，安祿山的原名軋犖山（或阿犖山）是粟特語roxan的轉寫，義為光、光輝。

陳文稱：“唐人當日習稱九姓胡為雜種胡，雜種之目非僅混雜之通義，實專指某一類種族而言也。”但未解釋為何九姓胡會蒙此“雜種”之名。蒲立本認為這是對與突厥混居的粟特人的一般稱呼，并引《舊唐書·地理志》伊州“隋末西域雜胡據(jù)之”，謂其首領史萬年是已加入北突厥的粟特人，因與突厥通婚，或多或少在種族上與其相混，而被稱為雜胡。

其后，黃永年撰文指出：“‘雜胡’、‘雜種’、‘雜類’、‘雜夷’、‘雜人’、‘雜戶’這類名詞，只是若干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稱，月氏馀裔以至昭武九姓胡種族不一，自可被以‘雜種胡’之稱，而‘雜種胡’則不一定是月氏馀裔昭武九姓胡，二者不好等同?！辈⒁狻稙橛闹蓍L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東胡雜種君長之郡”，謂其指奚、契丹、室韋之類，認為杜詩“雜種”應指安史主力奚、契丹、同羅等。

上述討論已相當充分，但對“雜種”一詞的來源尚無清楚解說，對其詞義也存在某種誤解。需要追問的是，已被學者普遍接受的“雜種胡”一詞，真的是唐人對某部族的特定稱謂嗎？據(jù)文獻考察，用“雜種”一詞指稱外族，始見于《后漢書》，主要用于描述西羌諸部。如《西羌傳》：“（滇良）于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于是滇零等自稱‘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sup>《西羌傳》又有“別種”、“諸種”、“種人”等語，可知“種”即種族、族屬之義?！半s種”與“諸種”、“別種”之義略同，指諸多部落；視具體語境，又指部落集團中別出或附屬、歸屬之部落?！短茣肪砭帕把ρ油印保骸俺?，延陀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所統(tǒng)者雜種；嫡子拔灼為四葉護可汗，居西方，所統(tǒng)者皆延陀?！?sup>此義尤為明顯。可見“雜種”一詞并無“混血”、通婚或后代以之詈人之義，其本義也并非混居、雜居，而只是眾多族屬、諸多部落之義。與蠻、夷等詞相比，“雜種”一詞屬中性詞，就本義而言顯然并無任何貶義。

但在后人筆下，“雜種”也被用來泛指蠻夷。如《魏書·張彝傳》載彝上表稱：“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sup>《南齊書·東南夷傳》史臣云：“至于南夷雜種，分嶼建國?！?sup>《晉書·李雄載記》史臣曰：“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sup>從這些用例來看，黃永年認為杜詩“蠻夷雜種錯相干”乃統(tǒng)指當時四裔民族，是有根據(jù)的。

“雜種”如果與“胡”相連綴，是否有特定所指呢？《后漢書》有“雜種羌胡”之稱，又稱：“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jù)要害?！?sup>《陳書·殷不害傳》謂：“（侯）景兵士皆羌、胡雜種。”《隋書·裴矩傳》載矩《西域圖記序》：“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sup>由于《后漢書》等文獻往往羌、胡連稱，因此以上諸例仍是指羌胡諸部，“雜種胡騎”也并非特指某一種族。

此外，還有“雜胡”一詞?！度龂尽の簳}慈傳》：“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魏書·高車傳》：“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sup>從文獻使用來看，此詞可用于指西北各族。故《隋書·突厥傳》稱：“突厥之先，平?jīng)鲭s胡也。”蒲立本所引《舊唐書·地理志》伊州之“西域雜胡”，以“西域”作為限定，因此可能是指昭武九姓胡，但仍被包括在西北諸族“雜胡”之中。

那么，唐代文獻中的“雜種胡”一詞是怎么來的呢？《舊唐書·安祿山傳》、《史思明傳》原文稱其為“雜種胡人”、“突厥雜種胡人”，顯然是以“雜種”作為修飾語冠于“胡人”之上。杜詩三例均只稱“雜種”，并非“雜種胡”。只有《安祿山事跡》稱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此外則有《舊唐書·張光晟傳》一例：“建中元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sup>這兩處的“雜種胡”很可能是一種臨時詞語組合，也可能“胡”下脫去“人”字。

“雜種”一詞在唐代還有其他多個用例：或與“東胡”連稱，如黃永年所引樊衡文；還可指“鮮卑”，與“稽胡”并稱，如代宗《命郭子儀等備邊敕》：“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眾，嚴會栒邑，克壯舊軍。”還可指出身鐵勒部族的仆固懷恩，如于邵《賀斬逆賊仆固玚狀》：“伏以前件賊夷狄雜種，素無令望。”闕名《賀仆固懷恩死并諸道破賊表》：“逆賊懷恩者，氈裘雜種，出身微賤?！?sup>亦可泛指東北諸族，如權德輿《劉公墓志銘》：“（貞元）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浸淫於澶薊之北?！?sup>可見“雜種”一詞在唐代仍可用來指稱北方或四裔之族，故杜詩以其與“蠻夷”連用。不過從以上用例來看，該詞這時已多少含有貶損或蔑視之義。

《舊唐書·張光晟傳》之“雜種胡”還國事，《冊府元龜》卷三六七所載為：

張光晟為振武軍使，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光晟殺回紇之歸國者。初，回紇繼至，有九姓胡雜之，通名回紇，凡千馀人?！怅赡死毡鴩鷵砘丶v，并群胡皆殺之。

《新唐書·回鶻傳》則作“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不難看出，《新唐書》之“參以”，即《冊府元龜》之“雜之”，此蓋出于宋子京之修潤。陳寅恪謂《新唐書》可證“雜種胡”即九姓胡，實際這條記事恰好證明“雜種”之稱僅僅是因九姓胡是“雜”于回紇之中的他族。從以上諸例來看，“雜種胡”之文仍無外乎涵義較寬泛的“雜種胡人”之義，很可能只是略去或訛失“人”字，并沒有像“雜種”、“雜胡”二詞那樣作為固定詞匯使用。所謂“雜種胡”，實不能用以代稱九姓胡，也非某一族之特指。在后出的《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文獻中，這一說法完全消失，也恰好印證了以上所論：并非司馬光等人不理解此詞涵義，而是根本沒有這種固定說法。今學者因受“雜種胡”之說強烈影響，征引《舊唐書》等史料時往往徑稱安、史為“雜種胡”，而略去其下“人”字，以訛傳訛，不可為據(jù)。

也許是注意到“雜種胡”之稱缺少充分的史料依據(jù)，有學者轉而采用較早時期已有的“雜胡”一詞來指稱安祿山及其相關族屬；也有人試圖將“雜種胡”概念擴大為包含其他一些族類，甚至構擬出一個“亦胡亦蕃”、異種通婚的族群。這一思路可能最早源自蒲立本有關“雜種”一詞的含糊解釋，也源于由此詞后起義所造成的一種普遍誤解。根據(jù)以上文獻考察，筆者認為，在有關粟特人問題的討論中，確實不宜再使用“雜種胡”一詞；“雜種”一詞實與混血無關，沒有充分史料根據(jù)，也無法假定在中國北方曾經(jīng)有一個十分活躍的龐大的混血族群。即便在唐羈縻州內或成為城傍部落，那些歸附或附屬部族也是以自為統(tǒng)領的部落聚居形式生存或遷徙，只可能有一些商隊和流民在其間出入。安祿山本人為混血兒，只是暗示了其父母出身可能非同一般。

二、杜詩及其他唐代文獻中的“胡人”概念

安祿山是有粟特血統(tǒng)的胡人，這一觀點自20世紀以來逐漸獲得學者公認。但《新唐書》記其為“營州柳城胡”，《資治通鑒》記其為“營州雜胡”，對《舊唐書》史料進一步簡化，說明二書作者對其族屬并無更清楚的認定。即便是作為早期史料的《安祿山事跡》和《舊唐書》，在記述其早期事跡時也只追述到隨其母“在突厥中”為止，并未明確其族為昭武九姓胡。所以，如果認為杜詩“雜種”一詞所指為九姓胡，則必須假定一重要前提，即詩人清楚知道安祿山的族屬，也就是假定這一知識在當時為社會廣泛所知，因為杜甫不應掌握某種特殊秘密。這一假設能否成立呢？為此有必要考察杜甫所有涉及安史叛軍的敘述。

除“雜種”一詞外，杜詩中用來指稱安史叛軍的詞匯有“胡羯”、“東胡”、“逆胡”、“胡塵”、“胡虜”、“胡騎”等，單言“胡”字也往往指叛軍；其他言“群胡”、“胡馬”，有時指叛軍，有時非是；僅言“胡人”、“胡兒”、“胡商”等，則多為泛言，非指叛軍。“胡羯”即羯胡（杜詩中“胡羯”、“羯胡”互見，說明二詞屬并列組合，均為泛稱），此詞的含義及其與“柘羯”等詞的關聯(lián)，陳、黃二人的解釋也完全不同，牽涉材料較多，這里暫不討論?！皷|胡”是就叛軍反地而言，也指參與叛軍的東北各族。其他用“胡”指稱叛軍，則均為泛指，表明其中多有外族，在理解上本沒有任何問題。但自20世紀以來，學界有一個重要觀點，認為“胡”原指北方民族，到六朝以后轉而專指西域諸國。其中引用唐代史料較著名的有《安祿山事跡》所載安祿山與哥舒翰的對話（亦見《舊唐書·哥舒翰傳》）：“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還有《資治通鑒》上元二年“考異”引《薊門紀亂》高鞠仁殺胡事（亦見《安祿山事跡》）：“鞠仁令城中殺胡者皆重賞，于是羯胡俱殪……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sup>根據(jù)這些史料，有學者認為北方游牧系統(tǒng)的“胡人”到唐代已正式退出中原漢人的觀念；也有學者認為安史叛亂中人們所稱“胡人”、“羯胡”是指西域胡人，進而對安史叛軍的族屬構成提出新說，從各種途徑試圖證明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粟特血統(tǒng)胡人。如果按照這些觀點，杜詩中的“胡”字自然需要重新解釋，并有可能與有關“雜種”的考證構成新的解釋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