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種”與“雜種胡人”——兼論安祿山的出身問題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安史叛軍首領安祿山被學者認定為出身于粟特人，有關粟特人在安史之亂中的動向和作用也成為史學界討論的議題。其中，杜甫詩在言及安史叛軍時屢次使用“雜種”一詞，也被作為重要史料引用。本文試圖對這一概念的相關史料做進一步梳理，并進而對安祿山出身為何被記載為“雜種胡人”提出解釋。

一、“雜種”之涵義及其作為“胡人”的修飾語

杜甫在涉及安史之亂的詩作中共有三處使用了“雜種”一詞：

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留花門》）

雜種雖高壁，長驅(qū)甚建瓴。（《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jiān)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承聞河北諸道節(jié)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二）

陳寅恪《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一文，根據(jù)《舊唐書·安祿山傳》“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史思明傳》“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及《張光晟傳》“雜種胡”自京師還國事，認為：“杜少陵與安史為同時人，其以雜種目安史，實當時稱中亞九姓胡為雜種胡之明證?！?sup>

在陳氏之前，日本學者桑原騭藏《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考察昭武九姓胡之安氏，指出安祿山應有部分粟特血統(tǒng)。在陳氏之后，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根據(jù)亨寧（W．B．Henning）的研究指出，安祿山的原名軋犖山（或阿犖山）是粟特語roxan的轉(zhuǎn)寫，義為光、光輝。

陳文稱：“唐人當日習稱九姓胡為雜種胡，雜種之目非僅混雜之通義，實專指某一類種族而言也。”但未解釋為何九姓胡會蒙此“雜種”之名。蒲立本認為這是對與突厥混居的粟特人的一般稱呼，并引《舊唐書·地理志》伊州“隋末西域雜胡據(jù)之”，謂其首領史萬年是已加入北突厥的粟特人，因與突厥通婚，或多或少在種族上與其相混，而被稱為雜胡。

其后，黃永年撰文指出：“‘雜胡’、‘雜種’、‘雜類’、‘雜夷’、‘雜人’、‘雜戶’這類名詞，只是若干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稱，月氏馀裔以至昭武九姓胡種族不一，自可被以‘雜種胡’之稱，而‘雜種胡’則不一定是月氏馀裔昭武九姓胡，二者不好等同?！辈⒁狻稙橛闹蓍L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東胡雜種君長之郡”，謂其指奚、契丹、室韋之類，認為杜詩“雜種”應指安史主力奚、契丹、同羅等。

上述討論已相當充分，但對“雜種”一詞的來源尚無清楚解說，對其詞義也存在某種誤解。需要追問的是，已被學者普遍接受的“雜種胡”一詞，真的是唐人對某部族的特定稱謂嗎？據(jù)文獻考察，用“雜種”一詞指稱外族，始見于《后漢書》，主要用于描述西羌諸部。如《西羌傳》：“（滇良）于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于是滇零等自稱‘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sup>《西羌傳》又有“別種”、“諸種”、“種人”等語，可知“種”即種族、族屬之義?！半s種”與“諸種”、“別種”之義略同，指諸多部落；視具體語境，又指部落集團中別出或附屬、歸屬之部落?！短茣肪砭帕把ρ油印保骸俺酰油诱堃云涫L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所統(tǒng)者雜種；嫡子拔灼為四葉護可汗，居西方，所統(tǒng)者皆延陀?！?sup>此義尤為明顯?？梢姟半s種”一詞并無“混血”、通婚或后代以之詈人之義，其本義也并非混居、雜居，而只是眾多族屬、諸多部落之義。與蠻、夷等詞相比，“雜種”一詞屬中性詞，就本義而言顯然并無任何貶義。

但在后人筆下，“雜種”也被用來泛指蠻夷。如《魏書·張彝傳》載彝上表稱：“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sup>《南齊書·東南夷傳》史臣云：“至于南夷雜種，分嶼建國?！?sup>《晉書·李雄載記》史臣曰：“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sup>從這些用例來看，黃永年認為杜詩“蠻夷雜種錯相干”乃統(tǒng)指當時四裔民族，是有根據(jù)的。

“雜種”如果與“胡”相連綴，是否有特定所指呢？《后漢書》有“雜種羌胡”之稱，又稱：“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jù)要害?！?sup>《陳書·殷不害傳》謂：“（侯）景兵士皆羌、胡雜種?！?sup>《隋書·裴矩傳》載矩《西域圖記序》：“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sup>由于《后漢書》等文獻往往羌、胡連稱，因此以上諸例仍是指羌胡諸部，“雜種胡騎”也并非特指某一種族。

此外，還有“雜胡”一詞?！度龂尽の簳}慈傳》：“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sup>《魏書·高車傳》：“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從文獻使用來看，此詞可用于指西北各族。故《隋書·突厥傳》稱：“突厥之先，平?jīng)鲭s胡也?！?sup>蒲立本所引《舊唐書·地理志》伊州之“西域雜胡”，以“西域”作為限定，因此可能是指昭武九姓胡，但仍被包括在西北諸族“雜胡”之中。

那么，唐代文獻中的“雜種胡”一詞是怎么來的呢？《舊唐書·安祿山傳》、《史思明傳》原文稱其為“雜種胡人”、“突厥雜種胡人”，顯然是以“雜種”作為修飾語冠于“胡人”之上。杜詩三例均只稱“雜種”，并非“雜種胡”。只有《安祿山事跡》稱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此外則有《舊唐書·張光晟傳》一例：“建中元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sup>這兩處的“雜種胡”很可能是一種臨時詞語組合，也可能“胡”下脫去“人”字。

“雜種”一詞在唐代還有其他多個用例：或與“東胡”連稱，如黃永年所引樊衡文；還可指“鮮卑”，與“稽胡”并稱，如代宗《命郭子儀等備邊敕》：“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眾，嚴會栒邑，克壯舊軍。”還可指出身鐵勒部族的仆固懷恩，如于邵《賀斬逆賊仆固玚狀》：“伏以前件賊夷狄雜種，素無令望。”闕名《賀仆固懷恩死并諸道破賊表》：“逆賊懷恩者，氈裘雜種，出身微賤。”亦可泛指東北諸族，如權德輿《劉公墓志銘》：“（貞元）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浸淫於澶薊之北。”可見“雜種”一詞在唐代仍可用來指稱北方或四裔之族，故杜詩以其與“蠻夷”連用。不過從以上用例來看，該詞這時已多少含有貶損或蔑視之義。

《舊唐書·張光晟傳》之“雜種胡”還國事，《冊府元龜》卷三六七所載為：

張光晟為振武軍使，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光晟殺回紇之歸國者。初，回紇繼至，有九姓胡雜之，通名回紇，凡千馀人?！怅赡死毡鴩鷵砘丶v，并群胡皆殺之。

《新唐書·回鶻傳》則作“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不難看出，《新唐書》之“參以”，即《冊府元龜》之“雜之”，此蓋出于宋子京之修潤。陳寅恪謂《新唐書》可證“雜種胡”即九姓胡，實際這條記事恰好證明“雜種”之稱僅僅是因九姓胡是“雜”于回紇之中的他族。從以上諸例來看，“雜種胡”之文仍無外乎涵義較寬泛的“雜種胡人”之義，很可能只是略去或訛失“人”字，并沒有像“雜種”、“雜胡”二詞那樣作為固定詞匯使用。所謂“雜種胡”，實不能用以代稱九姓胡，也非某一族之特指。在后出的《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文獻中，這一說法完全消失，也恰好印證了以上所論：并非司馬光等人不理解此詞涵義，而是根本沒有這種固定說法。今學者因受“雜種胡”之說強烈影響，征引《舊唐書》等史料時往往徑稱安、史為“雜種胡”，而略去其下“人”字，以訛傳訛，不可為據(jù)。

也許是注意到“雜種胡”之稱缺少充分的史料依據(jù)，有學者轉(zhuǎn)而采用較早時期已有的“雜胡”一詞來指稱安祿山及其相關族屬；也有人試圖將“雜種胡”概念擴大為包含其他一些族類，甚至構擬出一個“亦胡亦蕃”、異種通婚的族群。這一思路可能最早源自蒲立本有關“雜種”一詞的含糊解釋，也源于由此詞后起義所造成的一種普遍誤解。根據(jù)以上文獻考察，筆者認為，在有關粟特人問題的討論中，確實不宜再使用“雜種胡”一詞；“雜種”一詞實與混血無關，沒有充分史料根據(jù)，也無法假定在中國北方曾經(jīng)有一個十分活躍的龐大的混血族群。即便在唐羈縻州內(nèi)或成為城傍部落，那些歸附或附屬部族也是以自為統(tǒng)領的部落聚居形式生存或遷徙，只可能有一些商隊和流民在其間出入。安祿山本人為混血兒，只是暗示了其父母出身可能非同一般。

二、杜詩及其他唐代文獻中的“胡人”概念

安祿山是有粟特血統(tǒng)的胡人，這一觀點自20世紀以來逐漸獲得學者公認。但《新唐書》記其為“營州柳城胡”，《資治通鑒》記其為“營州雜胡”，對《舊唐書》史料進一步簡化，說明二書作者對其族屬并無更清楚的認定。即便是作為早期史料的《安祿山事跡》和《舊唐書》，在記述其早期事跡時也只追述到隨其母“在突厥中”為止，并未明確其族為昭武九姓胡。所以，如果認為杜詩“雜種”一詞所指為九姓胡，則必須假定一重要前提，即詩人清楚知道安祿山的族屬，也就是假定這一知識在當時為社會廣泛所知，因為杜甫不應掌握某種特殊秘密。這一假設能否成立呢？為此有必要考察杜甫所有涉及安史叛軍的敘述。

除“雜種”一詞外，杜詩中用來指稱安史叛軍的詞匯有“胡羯”、“東胡”、“逆胡”、“胡塵”、“胡虜”、“胡騎”等，單言“胡”字也往往指叛軍；其他言“群胡”、“胡馬”，有時指叛軍，有時非是；僅言“胡人”、“胡兒”、“胡商”等，則多為泛言，非指叛軍?！昂伞奔呆珊ǘ旁娭小昂伞?、“羯胡”互見，說明二詞屬并列組合，均為泛稱），此詞的含義及其與“柘羯”等詞的關聯(lián)，陳、黃二人的解釋也完全不同，牽涉材料較多，這里暫不討論?！皷|胡”是就叛軍反地而言，也指參與叛軍的東北各族。其他用“胡”指稱叛軍，則均為泛指，表明其中多有外族，在理解上本沒有任何問題。但自20世紀以來，學界有一個重要觀點，認為“胡”原指北方民族，到六朝以后轉(zhuǎn)而專指西域諸國。其中引用唐代史料較著名的有《安祿山事跡》所載安祿山與哥舒翰的對話（亦見《舊唐書·哥舒翰傳》）：“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還有《資治通鑒》上元二年“考異”引《薊門紀亂》高鞠仁殺胡事（亦見《安祿山事跡》）：“鞠仁令城中殺胡者皆重賞，于是羯胡俱殪……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sup>根據(jù)這些史料，有學者認為北方游牧系統(tǒng)的“胡人”到唐代已正式退出中原漢人的觀念；也有學者認為安史叛亂中人們所稱“胡人”、“羯胡”是指西域胡人，進而對安史叛軍的族屬構成提出新說，從各種途徑試圖證明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粟特血統(tǒng)胡人。如果按照這些觀點，杜詩中的“胡”字自然需要重新解釋，并有可能與有關“雜種”的考證構成新的解釋鏈條。

然而，一旦將有關“胡”字的考釋推展到這種程度，問題便隨之而來：除了杜詩，其他唐詩、唐文中出現(xiàn)的“胡”字是否都應當如此解釋呢？顯而易見，學者所說的“胡”的詞義轉(zhuǎn)變是有條件的。像“胡”這種使用非常廣泛且頻繁的詞，其早期文獻中的詞義是很難被完全替代的。上述史料中的例子均屬于所謂對文有別、統(tǒng)言則一，“胡”與突厥對言是指西域胡人，但同時仍可用以統(tǒng)言北方、西方諸族。因此《隋書·突厥傳》稱突厥其先“平?jīng)鲭s胡”?！杜f唐書》載高祖宴突厥頡利可汗和南越酋長，稱：“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sup>崔融《拔四鎮(zhèn)議》謂：“夫胡者，北狄之總名也?！?sup>如果認為“胡”與突厥完全對言而不互含，這些說法將如何解釋？其他以“北胡”稱突厥，以“東胡”稱契丹、奚等族，言北方諸族用“胡騎”、“胡馬”、“胡塵”、“胡虜”、“群胡”之語者，其例不煩枚舉。到目前為止，恐怕還沒有學者敢于斷言所有這些“胡”字所指均為西域胡人?！安唤毯R度陰山”，此“胡馬”難道是來自西方？由此可見，除非有其他證據(jù)，在杜詩或其他唐代文獻中出現(xiàn)的“胡”都不能簡單判斷為西域胡人。由杜詩所用諸“胡”字來看，詩人對叛軍的認識只限于籠統(tǒng)的“胡人”概念，沒有證據(jù)表明他所言“雜種”或“胡”是指西域胡人或九姓胡。

《舊唐書·地理志二》“幽州大都督府”：“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蕃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nèi)，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驅(qū)之為寇，遂擾中原?！?sup>其中出現(xiàn)了“降胡”字樣，按照上述觀點有可能被人附會為“雜胡”、九姓胡遷居幽州、營州附近的證據(jù)。但據(jù)學者考察，這些由內(nèi)附蕃族構成的城傍兵主要為契丹、靺鞨、奚、室韋、突厥等部落，“降胡”不過是對它們的統(tǒng)稱。

三、杜詩中有關粟特人的敘述

以上是杜甫有關安史叛軍的描述。除此之外，杜甫對在唐代十分活躍的粟特人或西域胡人是否有所認知呢？在杜詩中，至少有一處曾提及這一族群，即《黃河二首》之一：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shù)，胡人高鼻動成群。

此詩之“黃河北岸”，被明清之際的錢謙益附會為雍王至陜州、往“河北”見回紇可汗。其實，“河北”是陜州屬縣，與此詩毫不相關。此詩言“胡人高鼻”，明顯是指西域胡人。但此處描寫與安史叛軍無關，當是指河曲六胡州故地之“高鼻”胡人。

《舊唐書·地理志一》關內(nèi)道靈州大都督府下記述調(diào)露初置六胡州；“（開元）十一年，克定康待賓后，遷其人于河南、江淮之地。……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戶，于此置宥州及延恩、懷德、歸仁三縣”。《玄宗紀》、《王晙傳》等記述了開元九年蘭池州康待賓反叛的經(jīng)過。叛亂平定后當?shù)睾吮贿w往河南、江淮，后放回。靈州開元中置朔方節(jié)度使，有三受降城在河外。詩云“黃河北岸”，即指靈州，而“海西軍”則指自此迤西諸軍鎮(zhèn)。靈州所轄六胡州以及涼州等地，正是九姓胡聚居地區(qū)。

此地胡人在安史叛亂爆發(fā)后曾短暫被牽涉進叛亂。據(jù)《舊唐書·郭子儀傳》，至德元載十一月，阿史那從禮以同羅、仆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shù)萬，欲迫行在。郭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shù)萬，河曲平定?！顿Y治通鑒》至德元年引陳翃《汾陽王家傳》：“祿山多譎詐，更謀河曲熟蕃以為己屬，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騎偽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州，悉以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聚于經(jīng)略軍北?！?sup>阿史那從禮對六胡州部落的策動并未成功，河曲很快被平定。

次年，在靈州之西的涼州，又發(fā)生有九姓商胡參與的叛亂。據(jù)《舊唐書·肅宗紀》及《資治通鑒》記載，至德二載正月，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門物等叛，殺節(jié)度使周佖，被討平。杜甫至德二載作《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詩云：“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似是兼指朔方、河西的這兩次動亂。記載稱“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聚眾六萬”，未必全部為九姓胡，因為其部本來即附屬于突厥，阿史那從禮的主要策動對象也是其同族同羅部，武威之亂則有兵馬使蓋庭倫參與，但由此也可見從河西走廊直到河套地區(qū)散處九姓胡人之眾，所以杜詩言其“動成群”。這兩次騷動或叛亂，或者受到安史叛軍的策動，或者與其形成呼應，但都很快被唐軍瓦解或平定，未構成更嚴重的威脅。杜甫在詩中以“高鼻”稱之，有關其活動的敘述自成脈絡，并未與安史叛軍混淆。

史料所載被安史驅(qū)使參與叛亂的部族為同羅、契丹、室韋、奚等，學者據(jù)新舊《唐書·地理志》等考幽州、營州城傍蕃族尚有靺鞨、新羅等，亦受安祿山驅(qū)使。不排除唐初以來有不少九姓胡人因各種原因進入東北，但其人數(shù)無法與六胡州故地九姓胡部落相比。而且如安祿山本人的例子所顯示的，這些人是以個人身份而非整個部落遷居于營州。在安祿山專制三道近十年間，也不排除有若干九姓胡人成為其屬下，甚至擔任較高軍職。但除安祿山本人外，叛亂的核心集團中沒有其他九姓胡人（史思明的族屬不同于安祿山，亦非九姓胡，從新舊《唐書》記事中也可判斷），重要將領中也沒有人可以肯定為九姓胡。叛軍中確有一些安姓將領如安守忠、安太清等，全部被算作粟特人，但其實可能是安祿山所養(yǎng)假子。《資治通鑒》載：“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yǎng)為假子?！?sup>《安祿山事跡》載：“祿山養(yǎng)兒王守忠、安忠臣等?！?sup>據(jù)此類推，祿山養(yǎng)假子甚多，都應冒以安姓。如《資治通鑒》至德元年二月所記常山之戰(zhàn)中降于李光弼的安思義，亦非安祿山親族，否則李光弼不會受其降并加禮遇。安守忠、安太清的出身史料均無說明，如果二人是安祿山親族，應該有所交代，所以很可能也是假子。更為重要的是，根據(jù)各種史料，在安史叛軍的重要作戰(zhàn)中，不但沒有任何九姓胡成軍參與作戰(zhàn)的記錄，甚至也沒有提及任何冠有此族屬稱謂的人物。因此，認為粟特人作為一個族群在安史叛軍中構成一種重要力量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對個別人是否有粟特血統(tǒng)的討論無法影響這一基本史實。

四、安祿山出身為何被記載為“雜種胡人”

那么，杜甫或當時一般民眾對安祿山本人的族屬出身到底是如何認知的呢？很顯然，民間所知不可能超出《肅宗實錄》等官方文獻所根據(jù)的材料。安祿山出身的正式說明，應當保存在《安祿山事跡》所提及的史思明令偽史官官稷一所撰《祿山墓志》中?！妒论E》作者引用了該墓志的片段，應當見過原文。如果該文有更清楚說明，自然應加以利用，或像引《墓志》“祖諱逸偃”那樣，?？逼洳煌Ｓ纱伺袛?，《墓志》對安祿山出身的說明應該沒有超出《事跡》、《舊唐書》所述。

唐代有很多被任命為邊帥和高級將領的蕃人，史料有關其出身的說明，一般包括族屬和落籍地兩部分。其中史傳往往偏重前者，如高仙芝“本高麗人也”，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也有記述兼具兩部分的，如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碑傳墓志的記述一般要更為詳細。很可惜，《唐書》中九姓胡出身的人物傳很少，《舊唐書·李抱玉傳》載其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缎绿茣だ钤弬鳌罚骸袄钤彛蚕⑷?，本安氏?！?sup>僅此二例。此外，學者對粟特人的墓志材料進行了充分調(diào)查。李鴻賓共調(diào)查了22塊粟特人墓志。劉惠琴、陳海濤調(diào)查了39塊墓志，將其中有關家世淵源的描述分為自覺類型、過渡類型、認同類型三種。榮新江調(diào)查了67塊墓志（筆者據(jù)該文統(tǒng)計，其中有部分是否為粟特人當存疑），以安史之亂為界，指出此前粟特人墓志不回避其胡人出身，其后則多諱言出身，或偷換地理概念，采用類似漢人的郡望。學者所說的認同類型或諱言出身，客觀上反映了入唐粟特人漢化程度的加深。安祿山本人的漢化程度是很深的（雖不識文字，但通“六蕃語”，充當互市牙郎），但他是否有諱言出身的情況呢？

在不諱言其胡人出身的墓志中，安姓人物言及出身的常見文字是：“西域安息國人”（安萬通），“出自安息國”（安令節(jié)），“其先安國大首領”（安菩）。將先祖追溯至漢末安息王子入侍，在唐初安姓胡人中似乎已成為一種慣例。學者認為這是受中原門第觀念影響，生搬硬套的結果。李元諒（安元光）《新唐書》有傳，又有墓志，尤可資比較，其墓志稱：“其先安息王之胄也……家于涼州，代為著姓。”李抱玉和李元諒均自稱涼州人，事出有因?！对托兆搿肪硭摹鞍彩稀保骸肮藐皼鲋荩撼鲎园矅瑵h代遣子朝，國居涼土。后魏安難陁至孫盤娑羅，代居涼州?！?sup>其他安氏人物也多自稱“武威郡人”、“涼州姑臧人”，入華安姓人以涼州作為其郡望。其他安姓人物有自稱“張掖人”、“河南人”、“長安人”、“長沙人”，或是其遷居地。

入華粟特人主要散居于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區(qū)（六胡州）?！逗挝恼苣怪尽贩Q“世為靈武人”，《新唐書·康日知傳》稱“靈州人”，透露二人出身于六胡州。安姓人物中，安附國之子安思恭任魯州刺史，安菩為“六胡州大首領”，但均未以靈州或六胡州為籍貫。與這些墓志相對比，據(jù)現(xiàn)有材料來看，其一，沒有證據(jù)顯示安祿山自稱安息國后裔；其二，也沒有材料表明他自稱涼州姑臧人；其三，盡管有學者推測其繼父安延偃是自鄂爾多斯（六胡州）突厥部落中脫逃至營州，但也沒有材料表明他自稱靈州人或六胡州人。《舊唐書》本傳和《安祿山事跡》稱其為營州柳城人，應當就是他自稱的籍貫或出身地。其爵號“柳城郡開國公”，也證實了這一點。

根據(jù)新舊《唐書》等史料，以營州柳城為落籍地者，有靺鞨酋帥突地稽之子李謹行，契丹人李光弼，高麗人王思禮，世事契丹之柳城胡人李懷仙，以及安、史二人。碑志所見有康阿義屈達干柳城人。李懷仙被稱為胡人，與安、史二人情況較類似。但他是因世事契丹而落籍柳城，李姓也是契丹人姓氏。康阿義屈達干盡管被一再指認為粟特人，但實屬突厥部落，因此落籍柳城。史思明則被明確稱為“突厥雜種胡人”（《新唐書》稱“寧夷州突厥種”），當是突厥別部。據(jù)以上各種材料來看，非東北諸族而著籍柳城者，只有安祿山一人。其籍貫不同于已知的入唐其他粟特人，而與東北諸族出身者同，其中原因究竟何在？

蒲立本曾考證安祿山并非出生于營州。實際上，據(jù)《安祿山事跡》其母無子、禱神應而生祿山的傳說來看，祿山必生于突厥部落中。盡管安祿山承其繼父之姓，并不否認自己為胡人，但并未采取安姓涼州姑臧之郡望，而以其發(fā)跡地為籍貫。其堂兄弟安思順則從軍西北，后為朔方節(jié)度使。可見安祿山是個人前往營州，而非跟隨某一部族。他的這種活動方式符合入唐粟特人的行為特點，即以個人身份經(jīng)商或從事某種特定職業(yè)。他著籍柳城的“本地化”行為，很可能是他在成為幽州節(jié)度使后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強化對屬下的號召力而有意為之。這也反過來證明，安祿山在發(fā)跡直至發(fā)起叛亂的過程中，并無利用其粟特人出身的意圖，甚至有意淡化或回避這一點。個中原因在安祿山與哥舒翰的有名對話中已透露出來：

……（哥舒）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钡撋揭詾樽I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

原來在當時諸族觀念之中，“胡”的地位要低于突厥。安祿山即使貴為邊帥，仍在意別人以此譏笑他。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有關安祿山誕生的“禱軋犖山神”神話只與突厥有關（“突厥呼斗戰(zhàn)神為軋犖山”），而沒有任何粟特因素。粟特各國本為弱小部族，長期受突厥統(tǒng)治，在游牧民族崇尚武力的背景下，很可能因其散居、經(jīng)商的生活方式而被視為低人一等。安祿山不以“安息國人”自稱，原因正在于此。他不同于那些早期入唐的粟特人，而是長期生活在突厥環(huán)境中，對這種身份差別有著親身感受。

現(xiàn)在再來看所謂“營州柳城雜種胡人”這一說法，這是史傳對安祿山出身的正式記載。但在個人墓志中，應不會使用“雜種胡人”這一概念（迄今所見墓志中也無此說法）。筆者認為，史傳中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說法，恰恰是因為安祿山在某種程度上諱言其出身，不自承為“安息國人”。安祿山本人無疑想借助“突厥斗戰(zhàn)神”的神話來樹立自己的威望，但這一神話與任何安息國或粟特人因素相互排斥，因此在其《墓志》或其他有關其出身的說明中不能不將后者排除。史傳在缺少明確依據(jù)的情況下，只好把安祿山歸入“雜種胡人”。這里的“雜種”，也僅僅是別種、別部之義。杜甫和唐代一般人對安祿山族屬的了解，大概也只限于此。

《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 《續(xù)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卷二，第11頁；卷十，第25頁；卷十四，第13頁，商務印書館1957年。
2. 原載“嶺南大學國文學會”《南國》庚寅年（1950）第2期，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3頁。
3. 桑原騭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ぃて》，《內(nèi)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1926年；收入《桑原騭藏全集》第二卷，巖波書店1968年，第270—360頁。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多引用該文并有所補充，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第12—27頁。
4. 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u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15.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上編“唐代九姓胡”曾引用蒲立本此說，中華書局1998年，第39頁。
5. 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u Lushan，pp.104-105注釋1。
6. 黃永年《“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文史》第8輯（1980年），收入所著《文史探微》，中華書局2000年，第320頁。
7. 《后漢書》卷八七《西羌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879、2881、2886、2895頁。
8. 李桂枝《論“種”》一文指出：“‘種’的本義當指‘宗種’、‘種姓’，即指某一家族的男姓血統(tǒng)后裔。就‘種’的本義而言，它相當于后世的‘姓’、‘氏’。”又考察“同種”、“別種”的涵義，認為：“凡稱‘別種’者，其部落首領必不與集團首領或政權最高統(tǒng)治者同姓?！薄睹褡迨费芯俊返?輯，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52、66頁。筆者認為，“雜種”的含義與“別種”近同，但有時統(tǒng)指諸多部落。
9. 《唐會要》卷九六，中華書局1955年，第1728頁。
10. 《魏書》卷六四，中華書局1974年，第1429頁。
11. 《南齊書》卷五八，中華書局1972年，第1018頁。
12. 《晉書》卷一二一，中華書局1974年，第3049頁。
13. 《后漢書》卷八七《西羌傳》，第2895頁；卷七六《循吏傳·任延》，第2463頁。
14. 《陳書》卷三二，中華書局1972年，第424頁。
15. 《隋書》卷六七，中華書局1973年，第1578頁。
16. 《三國志》卷十六《魏書·倉慈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512頁。
17. 《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第2313頁。唐長孺有《魏晉雜胡考》一文，所考限于與匈奴有關各部，計有屠各、盧水胡、羯胡、烏丸、乞伏、稽胡。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lián)書店1955年，第382頁以下。
18. 《隋書》卷八四《突厥傳》，第1863頁。
19.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中華書局2006年，第73頁。
20. 《舊唐書》卷一二七《張光晟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3573頁。
21. 《全唐文》卷四八，中華書局1983年，第534頁。
22. 《全唐文》卷四二五，第4336頁。
23. 《全唐文》卷九六二，第9995頁。
24. 《全唐文》卷五〇五權德輿《故幽州盧龍軍節(jié)度副大使知節(jié)度事管內(nèi)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jīng)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志銘》，第5139頁。
25. 《冊府元龜》卷三六七《將帥部·機略》，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第4363頁。
26. 《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6121頁。
27. 關于粟特與突厥的瓜葛，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專門論及。其他相關研究還有程越《粟特人在突厥與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榮新江《粟特與突厥——粟特石棺圖像的新印證》，《西北民族論叢》第4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23頁等。蒲立本推測安祿山來自“胡將軍安道買”所在的鄂爾多斯粟特移民地，并根據(jù)其母出于突厥貴族阿史德氏，認為其父安延偃可能卷入了716年默啜之子被闕特勤清洗的事件中，祿山被其叔父安波注（思順之父）救出（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u Lushan，p.19）。
28. 此說肇自王國維《西胡考》（《觀堂集林》卷十三《史林五》，中華書局1959年，第606頁以下），呂思勉等人基本贊同其意見。美國學者謝弗（E．H．Schafer）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中的表述較有代表性：“在中世紀，包括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稱呼西方人，特別是用來指稱波斯人……在字義上也由單指粟特人，引申為指稱伊朗人。”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8頁。
29.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第84頁。
30. 《資治通鑒》卷二二二，中華書局1956年，第7110頁?！犊籍悺酚忠逗勇宕呵铩罚泻艽蟪鋈?。故黃永年認為此段記事不可信。其實，《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載阿史那思摩“貌似胡人”事也很著名：“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保ǖ?163頁）
31. 參見李鴻賓《“胡人”抑或“少數(shù)民族”》，收入《唐朝的北方邊地與民族》，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頁。
32. 如對康阿義屈達干、李懷仙、史憲誠等人族屬的考察，可參見榮新江《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2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2—123頁；鐘焓《安祿山等雜胡的內(nèi)亞文化背景——兼論粟特人的“內(nèi)亞化”問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7—84頁；等。
33.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第18頁。
34. 《全唐文》卷二一九，第2216頁。
35.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第1527頁。
36. 參見李錦繡《唐代制度史略論稿》第三部《軍事制度·“城傍”與大唐帝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56頁以下；王永興《唐代經(jīng)營西北研究》8《論唐代前期幽州節(jié)度》，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71頁。
37. 《宋本杜工部集》卷六，第4頁。
38. 錢謙益《錢注杜詩》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1頁。
39.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415、1418頁；卷八《玄宗紀上》，第182頁；卷九三《王晙傳》，第2988頁。
40. 唐人所言海西，或指遼海西，即河北；或指東海西，即淮揚；或指西海，即西北邊地，如張說《蘇摩遮》：“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胡?！贬瘏ⅰ侗蓖プ鳌罚骸肮鲁翘毂迸?，絕域海西頭。”（《全唐詩》卷九〇、二〇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1、474頁）
41. 有關六胡州九姓胡的研究，可參見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收入《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9—279頁；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93頁等。
42. 《舊唐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第3451頁。
43.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第6986頁。
44. 《舊唐書》卷十《肅宗紀》，第245頁；《資治通鑒》卷二一九，第7015頁。
45. 《宋本杜工部集》卷二，第18頁。
46. 《資治通鑒》卷二一九，第7015頁。
47. 參見李錦繡《唐代制度史略論稿》第三部《軍事制度·“城傍”與大唐帝國》，第256頁以下；王永興《唐代經(jīng)營西北研究》8《論唐代前期幽州節(jié)度》，第371頁。
48. 其中有關康阿義屈達干身份的討論爭議最多。且不論康氏在叛軍中并不屬于高層核心集團，顏真卿《康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四二，第3474頁）即明確稱其“先世為北蕃十二姓之貴種”，實難附會為西域胡人入北者。其所統(tǒng)部眾則明顯為突厥部落。向達在引用此項史料時，亦不能不說康氏“蓋為突厥所化久矣”（《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15頁）。岑仲勉《突厥集史》明確謂向達引文“部落之雄者康”斷句失誤，否定其與康國人有關（中華書局2004年，第854頁）。突厥有姓名漢譯以康為首字者，如《舊唐書》卷一《高祖紀》：“（隋大業(yè)十三年八月）癸巳，至龍門，突厥始畢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與劉文靜會于麾下?！保ǖ?頁）又卷六七《李靖傳》：“（貞觀三年，）頡利可汗不虞于靖……其所親康蘇密來降?！保ǖ?479頁）康蘇密又見卷一〇五《楊慎矜?zhèn)鳌?。以上二人尚未見有指為粟特人者?？蛋⒘x屈達干之名明顯非漢名，而為譯音，與康國人入唐以康為姓者的取名方式完全不同。顏真卿碑稱其“姓康氏”，恐為附會或誤解，由此誤導今人。
49. 《資治通鑒》卷二一七天寶十四年十月，第6936頁。
50.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第81頁。
51.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共列舉安史軍中粟特系武人29人（關西大學出版部2010年，第94頁）。其中安姓9人，除安祿山外其他均存疑；史思明及史定方二人應排除，康阿義屈達干及康沒野波應排除，何思德原存疑；李懷仙柳城胡人，除此外無證據(jù)說明其為粟特人。馀下14人，何千年等只有姓氏線索，諸人身份亦僅止將、守將、大將，均非安史集團上層。
52.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第73頁。
53. 《舊唐書》卷一〇四《高仙芝傳》，第3203頁；同卷《哥舒翰傳》，第3211頁。
54. 《舊唐書》卷一一〇《李光弼傳》，第3303頁；同卷《王思禮傳》，第3312頁。
55. 《舊唐書》卷一三二《李抱玉傳》，第3646頁。
56. 《新唐書》卷一五六《李元諒傳》，第4901頁。史憲誠、何進滔、康日知被認為是粟特人。但《舊唐書·史憲誠傳》稱“其先出于奚虜”，是否為粟特人當存疑。《舊唐書·何進滔傳》稱其“靈武人也”，《新唐書·康日知傳》稱其為“靈州人”，均無族屬說明。
57. 李鴻賓《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獻》1997年第1期，第121—134頁；劉惠琴、陳海濤《從家世淵源觀念的變化看唐代入華粟特人的漢化——以墓志材料為中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0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45—154頁；榮新江《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2輯，第102—123頁。
58. 參見劉惠琴、陳海濤《從家世淵源觀念的變化看唐代入華粟特人的漢化——以墓志材料為中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0輯，第149頁。
59.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xù)集》貞元〇三〇《大唐故尚書左仆射贈司空李公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54頁。
60.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500頁。
61.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83頁。
62. 《文苑英華》卷九二〇李至遠《唐維州刺史安侯神道碑》，中華書局1966年，第4844頁。
63.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景龍〇三三《唐故陸胡州大安君墓志》，第1104頁。
64. 參見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u Lushan，p.19.
65. 《全唐文》卷二五《封安祿山東平郡王制》，第289頁。榮新江《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根據(jù)《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曰祿山”的署銜，認為本姓康氏的安祿山自稱瓜州常樂郡望（《暨南史學》第2輯，第110頁）。此說疑點頗多。安祿山的生父及本姓本來就是一大疑案，他既然冒安姓，就不應再使用他姓郡望。唐代有郭知運、王君為瓜州常樂人（見《舊唐書》本傳），但未見入唐康國人有以常樂為郡望者?！栋蔡焱踔憽返摹俺钒补眱H此一見，其他文獻所載安祿山封爵均無此二字，疑此為一種美稱。
66. 顏真卿《康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四二，第3474頁。
67. 《元和姓纂》卷六“史”：“河南：本姓阿史那，突厥科羅次汗子?！贬倜阈＃骸啊杜f紀》二，武德四年，太宗率史大奈、竇建德。阿史那單稱史者，在紀年中似以此為始見。”（《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825頁）突厥人以史為姓者十分常見。出身鐵勒別部的仆固懷恩被稱為“雜種”，而鐵勒久附屬于突厥。因此，史思明被稱為“突厥雜種胡人”并不奇怪。此“胡人”不能理解為西域胡人，而是北狄的統(tǒng)稱。
68. 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u Lushan，p.18.
69.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第84頁。按，此段對話《舊唐書·哥舒翰傳》作“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資治通鑒》卷二一六作“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也”。仍當以《事跡》所記為正確。哥舒翰之言在表示善意，強調(diào)“不忘本”，即不忘其胡人出身（二人均有一半胡人血統(tǒng)）。
70.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第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