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葬法與杜審言夫妻合葬問題——據(jù)杜甫《盧氏墓志》考察

杜甫作有《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志》，盧氏是他的繼祖母，也就是其祖父杜審言的繼室。此文提供了杜氏家族的許多重要資料，記錄墓葬情況十分詳細，涉及唐代葬法以及夫妻合葬等問題。前人對此文是否為杜甫代作曾有爭議，對文中其他問題則鮮有涉及。以下擬就這些問題逐一展開討論。

一、薛氏、盧氏夫人及其子女

為便于討論，先將全文抄錄如下：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于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fā)引歸葬于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涂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二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于其右，豈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仆妾洎廝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shù)，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后，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父讎，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巨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于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于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巨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宗外宗寖以疏闊者，或玄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為杜氏之葬，近于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亳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文中的“前夫人薛氏”即杜審言的前妻，生杜閑、杜并、杜專和三個女兒。杜閑生杜甫。杜并，在杜集刊本中其名均誤作“升”?！洞筇菩抡Z》卷五、《舊唐書·杜審言傳》其名作“并”。據(jù)稱蘇颋所撰《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銘并序》在上世紀出土，我們可以根據(jù)《杜并墓志》進一步考察與薛氏有關的情況：

男子諱并，……八歲喪母，不勝其哀，……以圣歷二年七月十二日終于吉州之廳館，春秋一十有六。

杜并卒于圣歷二年（699），年十六，當生于光宅元年（684）。八歲喪母，其母薛氏當卒于天授二年（691）。杜并之下有弟杜專和二妹，其上有兄杜閑和一姊。杜審言約生于貞觀二十年（646），三十九歲生杜并，其前僅有一子一女，其初婚年齡似較晚。而薛氏在684至691年之間接連育有四個子女，處在生育高峰期，如果此前有較長婚期（例如十年以上）而只育有一子一女，顯然不符合常理。另外，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當時杜閑已三十開外，而杜甫為長子，其下有弟穎、觀、豐、占及韋氏妹，所以杜閑的生年也不宜過于前推。根據(jù)以上情況，我們姑且把杜審言初次結婚的年齡定在三十歲前后，而按唐代女子出嫁的一般情況，定薛氏出嫁在十六至十八歲之間，則杜審言約于上元二年（675）前后娶薛氏。薛氏至691年卒時，約三十二至三十四歲。由此將杜閑生年暫定為儀鳳二年（677）至永淳元年（682）之間。

據(jù)《墓志》所載，盧氏卒于天寶三載（744），年六十九，當生于儀鳳元年（676）。大約在長壽元年（692）十七歲時或稍后，嫁給年將屆五十的杜審言。生子登和二女，景龍二年（708）三十三歲時丈夫去世。由于杜審言年事已高，她的三個子女出生時間不應過晚。當審言再娶盧氏時，杜并約九歲，杜閑約十一至十六歲。杜專和另兩女在兩歲至七歲之間，所以《墓志》稱“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

二、《盧氏墓志》是否為代作

此文是否為代作，涉及到文中“某”字所指。宋代黃鶴注稱：“先生作《志》云某等遭內艱云云，當是代叔父作”，“若以為是時（杜）閑猶無恙，《志》代其作，此后又不聞先生居父喪。”黃鶴謂“代叔父作”，即是代杜登作，但這與文中“某等夙遭內艱”之語明顯矛盾（內艱指居母喪）。清錢謙益看出這一點，提出另一種解釋：“此《志》代其父閑作也?！吨尽吩荒车荣碓鈨绕D，有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專先是不祿，則知閑尚無恙也。（黃）鶴以為代登作，又疑閑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吨尽吩崎e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兗州司馬，閑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認為此文代杜閑作，并斷定杜閑當時尚在世。但錢氏故意漏去“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一句不說，顯出他一向片辭強言的作風。

朱鶴齡雖與錢氏多有齟齬，在此處卻有意彌縫錢箋之失，其注謂：“《志》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猶《漢書·李廣傳》所云‘故李將軍’，非謂已沒也。舊《譜》殆因‘故’字誤。但閑時為兗州司馬，而《志》、《傳》俱云終奉天令。考奉天為次赤縣。唐制京縣令正五品上階，閑自兗州司馬授奉天令，蓋從五品升正五品也。公東郡趨庭之后，閑即丁太君憂，必服闋補此官耳?！?sup>朱氏之說甚辯，近人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亦采其說，定杜閑卒年在天寶三載后。但錢、朱之說均存在明顯謬誤，洪業(yè)因撰文予以批駁：“《志》云‘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前任’二字乃因丁憂?！省置魇恰压省r且盧太君卒于天寶三載五月五日，當時杜閑如活著，他的官稱宜為魯郡司馬，因為天寶元年已改兗州為魯郡。況且奉天是畿縣，不是京縣，所以其縣令的官階是比兗州司馬的官階低，可見做奉天令在先，做兗州司馬在后；而故兗州司馬之去世必在天寶元年以前，兗州未改魯郡之先了。況且《志》文說繼母慈，長子孝，繼母之得稱縣太君乃因長子之官。如此之言出于杜甫之口，則為母子雙美得體之文。若出于杜閑，則是自夸自傲，不敬繼母。如何可說此《志》乃杜甫代其父作者？”

唐代墓志稱“故”某官者皆指已逝者，稱前任不用“故”字，朱鶴齡引《漢書》之例不當。至于此《志》記杜閑終官“兗州司馬”與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所記“奉天令”不合，洪氏認為二說有“親疏遠近之別”，當以杜甫此《志》為準。根據(jù)洪氏所考，此文署名杜甫無疑，非代其父或叔父作，而文中“某”字并不是作者自稱，而是杜甫避父諱不書，所指即是其父杜閑。大概前人皆習慣于以“某”字自稱，因此對本文“某”字出現(xiàn)誤會。

三、杜氏大塋所在

盧氏所歸為“著作之大塋”，可知此為杜審言之墓。由于杜氏遠祖杜預墓也在偃師首陽山，所以后人有杜甫“祔當陽侯墓”之說?！锻ǖ洹肪硪黄咂摺吨菘ぁず幽细酚浂蓬A墓在偃師縣西北?！短藉居钣洝肪砦鍎t記杜預墓在首陽山南，又記在偃師縣西北山上二十里。杜預擇墓之事在《晉書·杜預傳》中有詳細記載，但其后十幾世子孫仍歸葬其墓則不可想象。趙令畤《侯鯖錄》卷六稱：“偃師首陽山在官路，其下古冢累累，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數(shù)十，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sup>杜預墓到宋代已不可確考，趙氏所謂“猶載圖經可考”不知何據(jù)，而見古冢便指為元凱子孫附葬，可知其出于臆測。雍正《河南通志》謂：“元凱墓最有依據(jù)，而云一在偃師、一在尉氏，此則可怪者也?！?sup>謂其皆不可信。所謂“祔當陽侯墓”，只能寬泛地理解為歸葬于偃師首陽山一帶。至于審言以上，其祖父魚石、父依藝所葬，則不詳。杜依藝官鞏縣令，有可能當時已在偃師營墓地，但杜甫此文和《杜并墓志》中都沒有提及。據(jù)墓志述“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來看，當是首次擇墓立阡陌，杜審言并非祔葬祖墓?！抖挪⒛怪尽酚浂挪ⅰ隘幱诮ù洪T東五里”。《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著錄此志：“民國五年（1916年）偃師西土樓村出土。”《洛陽新獲墓志》編者按：“建春門是指白馬寺東漢魏洛陽城東垣之城門（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按墓志出土于偃師縣杜樓村，距建春門約十公里，志載‘五里’當是約數(shù)。”今按，“五里”與“十公里”相差甚遠，疑《志》文有脫誤。也有可能杜并卒后先瘞于建春門之東，后遷葬此大塋。弘治《偃師縣志》卷一村：“土樓村在縣西寺莊保。諺云：民居以土筑樓，故名?！蓖肀＃骸八虑f保在縣西南五里，總四里?！?sup>乾隆《偃師縣志》卷二：“縣西北……土樓地方，領土樓村，離城十一里?！?sup>此土樓村，即杜詩中的“土婁舊莊”。韓愈《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志銘》：“從葬偃師之土婁?！?sup>雍正《河南通志》卷四九陵墓：“杜甫墓，在偃師縣土樓村?！?sup>現(xiàn)為偃師市城關鄉(xiāng)杜樓村。據(jù)介紹，當?shù)厮追Q“土路”，即古之土婁。除杜并外，杜審言后人杜閑、杜甫也應葬于此地，但至今只有杜并墓志出土。

文中交代了墓地所在：“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贝恕按蟮馈奔绰尻枛|至開封之大道，自古至今無大差異。杜氏大塋背靠首陽山，坐北朝南?！鞍俣健敝當?shù)當是根據(jù)選墓“三會”之一的立阡陌法?！兜乩硇聲肪硎摆Ｑㄈ龝母７ā保?/p>

凡大葬之法，皆須三會四福。何名三會？一者從阡陌四交，地合甲丙庚壬，為阡陌穴。亦可立東西阡，南北陌，取吉穴，故名阡陌穴?！②淠胺?，東西千步，南北二百四十步為法。南北六十步為一隱，四六二十四，即二百四十步四隱。以六十步為法，凡四條，四六二十四，還得二百四十步。

由南而來“百二十步”，恰為二百四十步的一半。元代納新《河朔訪古記》卷下載：“杜氏墳在鞏縣西五十二里首陽山東。唐杜審言及子閑、孫甫三世墓皆在焉?！?sup>清代錢泳在乾隆末年記載：

乾隆初年，為村民所侵，耕為麥地。邑令朱公訪出造營碑記，以復舊制。閱四十馀年，又復侵削。舊時墓前本有杜公祠，為鄉(xiāng)民改祀土谷神。欲復其舊不可，乃于城西五里堡專建焉。前臨通衢，過者易識。后洛水暴漲，棟宇摧頹。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湯公毓倬又為清理，廣其兆域，崇其冢封。

今偃師杜甫墓，即清人重修之遺跡。

四、杜氏大塋的墓制規(guī)格及葬法

文中記述盧氏所葬：“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今順壬取甲，又遺意焉?！笨芍诖藟L內，府君（杜審言）所葬為壬穴，太君（盧氏）后葬取甲穴。根據(jù)敦煌文獻卜葬書以及宋代的《地理新書》等書，唐代墓葬所行六甲八卦冢法以甲、庚、丙、壬四穴為吉穴。其法是取步數(shù)長短將墓地橫向、縱向皆七分之，得四十九穴，中心一穴稱地心明堂。其外三重，為天、地、人穴。帝王用天穴（中八穴），諸侯用地穴（次十六穴），卿大夫以下用人穴（最外一重）。人穴依二十四方位，按順時針方向，依次為（北）乾、亥、壬、子、癸、丑，（東）艮、寅、甲、卯、乙、辰，（南）巽、巳、丙、午、丁、未，（西）坤、申、庚、酉、辛、戌。其中乾、艮、巽、坤為四維（四隅），子、卯、午、酉為四軸。這二十四穴中，寅、申、巳、亥為天喪，子、午為天關及天戶、地戶，卯、酉為地軸及雄轅、雌轅，辰、戌、丑、未為刑禍，艮、巽、坤、乾為廉路，乙為天獄，丁為殃禍，辛為地禍，癸為死喪，以上二十位皆不可用，所剩甲、庚、丙、壬，即為四吉穴。

圖1 《地理新書》三靈七分擘四十九穴圖

唐人墓志中提到的冢穴，大都取此四穴。壬穴在北，甲穴在東，府君墓在盧氏墓西北，左旋順行，即所謂“順壬取甲”。六甲八卦冢中的所謂“六甲”，亦稱六旬，是將六十干支分為六旬，干為甲的六個干支作為每旬之首，計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旬。冢穴必須“因子上而名”，六旬中甲寅旬中無子，又戊在五行中屬土，墓穴不可犯土，所以甲申旬中的戊子也被排除在外。這樣，六甲冢就只剩下甲子、甲戌、甲午、甲辰四冢。甲子旬中甲子位第一，甲戌旬中丙子位第三，甲午旬中庚子位第七，甲辰旬中壬子位第九。因此其畝數(shù)個位數(shù)為一、三、七、九者，即分別為甲子冢、甲戌冢、甲午冢、甲辰冢，吉穴分別為甲、丙、庚、壬穴。

墓地有大小。P.2831卜葬書列出了六甲冢大小不同等次墓地的長闊（寬）及畝步數(shù)：

表1

這些墓地大小不等，但其畝數(shù)均合于六甲冢的一、三、七、九之數(shù)。因此其長闊步數(shù)顯然不是隨機選取的，而是有一定規(guī)格。這些有一定規(guī)格的墓地是如何“七分四十九穴”的呢？《地理新書》卷十三“禽交六尺立成法”舉了一些具體實例，經筆者比對，恰好就是P.2831卜葬書所列各種墓地。例如甲子冢小墓地是：“甲子冢甲穴，方十九步，右計得三百六十一步，當一畝馀一百二十一步，合天覆地載。四方各七分分之，得二步三尺五寸七分，馀一分不計?！币韵滤辛宗＜鞍素在８髂沟財?shù)據(jù)完整，足以補敦煌文獻之缺。附注稱：“右并因官書舊文參定，皆以步尺折吉，其能用之?！?sup>可見這是一個由唐以來沿用的墓地規(guī)格。所謂“七分之”，就是按墓地實際長闊步尺均分為七。

六甲冢外又有八卦冢。所謂八卦冢，其實只有乾冢甲穴、乾冢壬穴、震冢庚穴、艮冢丙穴。這是因為天干中的五個陰干乙、丁、己、辛、癸與八卦相配不可用，陽干中的戊犯土無穴，所以只剩下乾、震、艮三冢四穴。六甲冢根據(jù)畝數(shù)個位數(shù)確定，八卦冢則根據(jù)馀步數(shù)的個位數(shù)確定。

在六甲八卦冢葬法中，有一個由四吉神、六兇煞組成的十神煞體系，與十二建除以及六十甲子相配合?！兜乩硇聲肪硎叭〉睾纤墨F法”的配合關系是：

表2

其中從四方起建除分別自甲申（東）、丙子（南）、庚寅（西）、壬午（北）起。按照葬法，取穴要“皆合滿定成開，合甲丙庚壬，交于所用之穴上”。其辦法是將“七分四十九穴”圖再橫向、縱向皆以十三均分（筆者理解，之所以要十三分，是為了留出地心，所以必須取單數(shù)）。十二建除中的滿定成開分別在第三、五、九、十一位，從四個方向分別起建除，就會在由每個方向而來的第三、五、九、十一位上形成四個交匯點，滿足滿定成開交匯的要求。在“七分四十九穴”圖上再加上四方所起建除，就成為《地理新書》卷十三的“禽交吉穴之圖”：

圖2 《地理新書》禽交吉穴之圖

圖中虛線表示七分分之，實線表示十三分之。在圖上所形成的滿定成開四個交匯點，恰好在甲丙庚壬四個方位的延長線上，也就是甲丙庚壬四穴的取穴處。從圖上可以看出，無論是七分還是十三分，都是按照墓地長闊加以均分，步尺隨各自墓地大小而不同。這一套墓制規(guī)格和取穴方法是如何制定出來的，還不十分清楚。但從敦煌卜葬書和杜甫文章來看，它在唐代已得到實際應用。

由于杜甫文中明確稱府君葬“壬穴”，下面將《地理新書》卷十三“禽交六尺立成法”中的所有壬穴墓地均列出：

表3

盧氏墓“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這樣取穴是采用的“臥馬法”。《地理新書》卷十三“步地取吉穴”凡八條：“七曰臥馬，謂舊墓是一穴之地，后喪擬相近葬者，即向后斜行，如雁行之勢，即依血脈命步，如墩葬法?！庇謴堉t《新圖解》：“步地取穴，葬法有八，于內唯臥馬一項，世常用之，蓋以陪靈之多而然也。且不知臥馬之法，亦有步數(shù)?！粲谂f冢向東南行，則以北方為主，其冢名為壬，壬屬于離，離冢以庚為生氣，惟合庚字吉?！松纤内Ｋ霞妆呻m吉，又合滿定成開方可使用?！?sup>簡單地說，后葬附前葬不能排成一行，而是要取斜向雁行之勢。由壬穴向東南行，所得為甲穴，符合這一要求，因此用于后葬者。

杜甫文中給出了由甲穴到壬穴的斜向距離：二十四步。如圖示：

圖3

可知“二十四步”是一個直角三角形中斜邊（弦）的長度。運用勾股定理a²＋b²=c²，可以大致推算出這塊墓地的大小規(guī)格。經與“禽交六尺立成法”所列壬穴比對，此墓地與乾冢壬穴中的大墓地最為吻合。大墓地“東西三十九步，南北五十一步”，按“禽交吉穴之圖”，可以采用對各邊以七分或十三分兩種方法來測算。七分之，甲穴與壬穴的橫向（東西）距離為×39（步），縱向（南北）距離為×51（步）。十三分之，甲穴與壬穴的橫向距離為×39（步），縱向距離為×51（步）。列式如下：

第二式（合于滿定成開）所得數(shù)據(jù)與24的平方幾乎相等，絕非偶然巧合。根據(jù)以上計算結果來判斷，杜氏大塋屬于乾冢壬穴之大墓地，合于唐代墓地規(guī)格，甚至取穴也符合滿定成開。當然，這也反過來證明，文章作者對墓葬規(guī)則十分熟悉，掌握這些相關數(shù)據(jù)，并有一定的數(shù)學修養(yǎng)。

根據(jù)墓地畝數(shù)大小來看，八卦冢的規(guī)格要遜于六甲冢。而杜氏大塋選擇了八卦冢中最大者，這與杜審言中層官員的身份也是吻合的（當然，財力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如果墓地更小，連八卦冢的規(guī)格也達不到，則屬于“便地取葬”。接下來的問題是：杜氏為什么選擇乾冢壬穴？唐代盛行五姓五音說，將各種姓氏劃分為宮商角徵羽五姓，六甲八卦冢的設置，就是為五姓規(guī)定其適宜冢穴。但五姓說出于堪輿書，“事不稽古，義理乖僻”，本無多少理據(jù)，且互相矛盾，“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唐初呂才就曾痛加批駁。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杜姓的五姓所屬有兩說，一說為羽姓，見《地理新書》；另一說為商姓，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屬羽姓，在發(fā)音上有一定根據(jù)。屬商姓，則不知有何理據(jù)。也許是因為杜與唐同氏，唐為商姓。但杜氏又為劉累之后，劉姓則為宮姓。

六甲八卦冢分配給五姓，說法也有不同。敦煌文書P.3647葬經：“凡用吉穴，宮姓丙、庚二穴，商姓庚、壬二穴，角姓丙、壬二穴，［徵］、羽姓甲之一穴?！?sup>

《地理新書》卷十二所列為：宮、羽姓，甲子冢甲穴、乾冢甲穴；商姓，甲辰冢辛穴、乾冢辛穴；角姓，甲戌冢丙穴、艮冢丙穴；徵姓，甲午冢庚穴、震冢庚穴。其中的“辛穴”應為壬穴。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載張景文《大漢原陵秘葬經》稱：若犯玉堂（壬穴），商、羽姓利；若犯麒麟（丙穴），角（當為宮）姓吉；若犯鳳凰（甲穴），角姓利；若犯章光（庚穴），徵、商、羽利。

杜姓如果屬商姓，則與以上三種文獻中商姓宜壬穴之說相合；如果屬羽姓，則僅與《大漢原陵秘葬經》中商羽姓利壬穴之說相合。有關這一點，還有待其他材料佐證。

五、杜審言夫妻合葬問題

杜審言先娶薛氏，后娶盧氏，薛氏卒于前，審言卒后與其合葬。盧氏卒于審言之后，未能與其合葬。杜甫為盧氏撰此墓志，最用心之處就是要交代清楚這一點，并盡力為盧氏美言。

歷史上的夫妻合葬是由異穴合葬發(fā)展為同穴合葬。唐代夫妻合葬即是指葬于同穴，葬于同一墓地的他穴則是祔葬。盡管在文字表述上時有含混，但唐人在觀念上對兩者區(qū)分是很清楚的。雖然唐代夫妻合葬是普遍現(xiàn)象，但唐墓考古報告中有關夫妻合葬的內容并不多見，遺址所能提供的信息也很少。相比之下，墓志的文字記述則包含了很多有價值的資料。因此，已有不少學者根據(jù)墓志來考察唐代夫妻合葬問題。

在唐代，女性由于難產在22至27歲之間有一個死亡高峰期，因此男性前后多娶的情況是十分常見的。盡管中古時代合葬已被普遍接受，但禮法對此并沒有作出正式規(guī)定。當遇到男性前后多娶的情況時，如何安葬便成為不大不小的難題，也給當事人留下了一些選擇馀地。有學者認為“元配最重要之權利，則為合葬與祔祭”，同時又承認“然母以子貴，繼室之合葬并祔者，例亦夥矣”。此論合于一般人情，但并未針對合葬與祔葬的區(qū)別展開討論。陳弱水引清河崔氏小房崔群家族之例，該家族認為：“窀穸之制，取象平昔；且平昔之禮，并無列則。”因此規(guī)定男子只與其前妻同穴合葬，后妻則在同塋中別選一穴安葬。陳氏也引了杜甫此文作為類似例證。

萬軍杰共調查了119個墓志中的多娶事例，將其區(qū)分為與諸夫人合葬、單獨下葬、與前室合葬、與前室合葬后室祔之、與后室合葬五種情況。五種情況之比為：531039107；所占百分比分別為：44.54％，8.4％，32.77％，8.4％，5.88％。截止到目前，此項調查最為全面，提取樣本數(shù)量最多，只是其中有些材料處理尚存在問題，對其統(tǒng)計結果產生一定影響。

此項調查特別有意義的是提供了與后室合葬的若干實例，恰可與崔氏家族及杜甫此文的情況進行對比。與后室合葬又包含三種情況：1.前室無子而后室子承嫡，有3例；2.前室嫡子早亡，后室子繼嫡，有1例；3.繼室母家親屬主持合葬，有2例?？磥?，在僅有的夫與后室合葬事例（實只4例）中，承嫡子或后室母家的介入起了決定作用。

萬軍杰總結上述調查認為，以玄宗朝為界，與諸夫人合葬呈下降趨勢，與前室合葬越來越多地得到認可。盡管其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有一些問題，但結合杜甫《盧氏墓志》和崔氏家族的情況來看，這種觀念變化是存在的。杜甫在《墓志》中要特意解釋為何盧氏不能與其祖父合葬，說明在這之前確實有前室、繼室同與夫合葬的某種習慣。崔氏家族則進一步從禮法上對合葬加以規(guī)范，顯然不是別出心裁，而是代表了士族內得到較多認可、較為通行的一種做法。其基本觀念就是要將“元配為尊”原則體現(xiàn)到葬法中，保持禮法的徹底性。

回到《盧氏墓志》來看，盡管杜甫文中稱當杜審言與其前妻合葬時“太君令之，諸子受子，流俗難之，太君易之”，盧氏之葬“順壬取甲，又遺意焉”，似乎一切完全出于盧氏旨意，但其實這只是為盧氏美言。因為這是為盧氏作墓志，從盧氏態(tài)度入筆交代此事，應該是最好的一種處理方法。所謂“太君令之”，真實意思是說盧氏并沒有反對這一安排；實際情況是，盧氏沒有理由、恐怕也沒有能力阻止其夫與前妻合葬。盧氏身后選擇祔葬，有可能是盧氏順從某種慣例留此遺意，也有可能是杜氏后人決定如此安排。但按照杜甫文中給出的說法，應該是最圓滿的。這種行文技巧，是撰寫墓志者十分熟悉、很樂意采用的。

在杜審言與薛氏合葬以及盧氏下葬時，按照最好情況設想，杜氏家族沒有因安葬問題產生爭執(zhí)，家族內部可能早已形成約定。但不可忽略一點，在杜審言卒后，這個家族的主導人物是其長子杜閑，因此也是此約定的主導者（即便不是制定者）。杜審言和杜甫在歷史上皆享有重名，相形之下杜閑屬于無名之輩，似乎不足掛齒，但在家庭事務處理上卻不能忽略他作為承嫡子的存在。更何況以官階論，杜閑在家族中也屬翹楚。

按照前文的推算，杜閑生年約在677至682年之間。其卒年洪業(yè)定為開元二十八年（740），約五十九至六十四歲。他的年齡只略小于繼母盧氏，當杜審言卒時也已三十歲左右，應該已步入宦途。杜閑終官兗州司馬，為上都督府司馬，官階從四品下，其散官階朝議大夫為正五品下。對比可知，杜閑是家族三代中官品最高者。杜審言終官修文館直學士，不過官六品。按唐代制度，五品以上為貴階。杜閑進入了五品以上的貴階。杜甫稱：“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本褪窍碛卸砰e的官蔭。杜甫在此文中又稱盧氏“貴因長子”，即盧氏的“太君”封號也是因杜閑而贈。杜甫行文至此，固是慣例，但其實也是在暗示杜閑在這個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在父親去世時，由嫡子杜閑主導家事，自然按照通行作法將父親與其生母合葬，盧氏應予以贊同。當盧氏卒時，前妻之子杜閑兄弟皆已去世，但有嫡孫杜甫在，有關祖父母合葬這樣的重要事情也不能輕易更改，只能按家族內部的約定去做。盧氏雖有子杜登，但以其地位來看，似乎也無法對此提出異議。

《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1. 《續(xù)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十，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17頁。
2. 最早見羅振玉所編《芒洛冢墓遺文續(xù)補》，收入1917年刊《唐風樓碑錄》。顧燮光《夢碧簃石言》（1925年排印本，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點校本）卷二有著錄考證。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李獻奇、郭引強編《洛陽新獲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錄有圖版。有關研究有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銘箋證》，《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2期。
3.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長安〇〇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94頁。
4. 杜甫為其姑所作《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兄升，國史有傳”，嫁“河東裴君，諱榮期”。則此姑為杜并妹，其下還有一妹。《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十，第15頁。
5. 此從陳冠明《杜甫親眷交游年表》說，載《杜甫親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0頁；又所著《杜審言年譜》，《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3期。
6. 杜審言卒年據(jù)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參陳冠明《杜審言年譜》。
7. 黃希、黃鶴《補注杜詩·年譜辨疑》，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069冊，第20頁。
8. 《錢注杜詩》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第699頁。
9. 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文集卷二，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29頁。
10. 洪業(yè)《我怎樣寫杜甫》，香港南天書業(yè)公司1968年，第30頁。又《再說杜甫》（收入《洪業(yè)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年）中亦有提及。
11. 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九，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第503頁。
12. 《侯鯖錄》卷六，中華書局點校本2002年，第163頁。
13. 雍正《河南通志》卷八十辨疑，影印《四庫全書》本，第538冊，第710頁。
14. “建春門”《唐代墓志匯編》錄文誤為“津春門”，此據(jù)圖版。
15. 《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第410頁。
16. 《洛陽新獲墓志》，第227頁。
17. 魏津《偃師縣志》卷一，明弘治鈔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52冊，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第22—23頁。
18. 孫星衍、湯毓倬《偃師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排印本，第41頁。
19.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0頁。
20. 《河南通志》，影印《四庫全書》本，第537冊，第66頁。
21. 王元明《杜甫墓新考》，《洛陽工業(yè)高等?？茖W校學報》第6卷第3期（1996年）?！巴翗恰备摹岸艠恰?，不知起于何時。
22. 鄭慧生《杜氏家族與偃師杜甫墓地》，《尋根》2001年第5期。
23. 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篇伍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94頁以下。
24.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續(xù)修四庫全書》本，第1054冊，第98頁。
25. 《河朔訪古記》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第47頁。
26. 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九《唐工部郎杜甫墓》，第503頁。
27. 《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六甲冢名雜忌要訣二卷”。有關葬法和敦煌寫本葬書的研究有：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學苑出版社2001年；金身佳《敦煌寫本宅經葬書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金身佳《敦煌寫本宅經葬書校注》，民族出版社2007年。
28. 敦煌文書P.2831《卜葬書》：“凡葬，擇得吉地，又卜穴定，然后依算，須取步數(shù)長短七分之，立門陌，卌九穴之，合所卜穴，當甲庚景壬四字之下，逐年月所宜安冢。甲為麒麟，景為鳳凰，庚為章光，壬為玉堂。當內心一穴是為地心明堂，外三重，正當子午卯酉名四軸。當四維，名廉［路］。比地心、四軸不可安冢穴，遠者兇?！保ń鹕砑选抖鼗蛯懕菊浽釙Ｗⅰ返?49頁）《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四“坐穴次序”：“凡兆域既作七分，則有八禍四福。凡甲、庚、丙、壬冢各有三穴，甲有天穴、地穴、人穴，丙有天穴、地穴、人穴，庚有天穴、地穴、人穴，壬有天穴、地穴、人穴。天有四禍，地有四禍，人有四福，故曰八禍四福也。先王能伏天禍，故用天穴。諸侯能消地禍，故用地穴。大夫已下求福而已，故用人穴。”（第110頁）同卷有“三靈七分擘四十九穴圖”（如圖1，第112頁），表示最明，然以次十六穴為人分、外二十四穴為地分則與他書不合。
29. 宋代蘇頌《秘書丞贈太師劉君神道碑》（《蘇魏公集》卷五四）：“故塋封植久矣，比歲數(shù)有河患，乃謀改卜，三世同壙，用甲庚壬穴?！比圆捎眠@一葬法。《唐代墓志匯編》貞元〇六九《□田府君□□并序》：“有亡妹附于墓之甲，異塋也。二新婦穴于墓之癸，同塋也?！保ǖ?886頁）這里提到“癸穴”，較為特殊。
30.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二“開三閉九法”：“六甲冢穴皆曰在子上名。甲子旬在甲子，其數(shù)一，故曰一畝、十一畝、二十一畝皆為甲子冢。甲戌旬有丙子，從甲戌至丙子，其數(shù)有三，故曰三畝、十三畝、二十三畝皆為甲戌冢。甲午旬有庚子，從甲午至庚子，其數(shù)有七，故七畝、十七畝、二十七畝皆為甲午冢。甲辰旬有壬子，從甲辰至壬子，其數(shù)有九，故曰九畝、十九畝、二十九畝皆為甲辰冢。所以用子為冢穴者，子在北方，鬼神所居。如士庶之葬，止依四穴數(shù)立步亦可?！保ǖ?9頁）
31. 《敦煌寫本宅經葬書校注》第249頁以下，今據(jù)《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校改。
32.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第99—101頁。
33.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二“六甲置喪庭冢穴法”引孫季邕說：“或問八卦冢，其實三卦四冢，獨乾甲、壬二冢，馀五卦無冢者何也？答曰：干有十，卦有八。卦配甲屬乾，配乙屬坤，配丙屬艮，配丁屬兌，配戊屬坎，配己屬離，配庚配震，配辛屬巽。又配壬屬乾，配癸屬坤。其戊雖為陽，無穴位，亦不用也?！保ǖ?6頁）
34.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二“六甲置喪庭冢穴法”引孫季邕說：“其墓田頃畝合于一、三、七、九之數(shù)者，即是六甲冢也。若馀步合一、三、七、九之數(shù)者，即是八卦冢也。若一步即為乾冢甲穴，馀三步者即為艮冢丙穴，馀七步者即為震冢庚穴，馀九步者即為乾冢壬穴也。”（第86頁）步是唐代的田畝計量單位。《唐六典》卷三戶部尚書：“凡天下之田，五尺為步，二百有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薄缎绿茣な池浿尽罚骸疤浦?，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痹诓吩釙汀兜乩硇聲分?，步的乘積（平方）稱“積步”，但也省稱為步?！扳挪健奔词侵覆蛔阋划€的積步數(shù)。
35.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第98頁。
36. 敦煌P.2831卜葬書開頭也有一段文字講起建除，但以十步為單位，東、西方向至五百步，南、北方向至一百二十步，似是指立阡陌法。應與《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步地取吉穴”之“二曰金車龍影”一節(jié)參看，第97頁。
37.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取穴合四獸法”，第98頁。
38.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第102頁。
39. 按，此取穴處實際不在“四十九穴圖”的最外一重（外二十四穴）上，而在其內側，即“次十六穴”所在。諸書對此矛盾均未有解釋?！兜乩硇聲贰叭`七分擘四十九穴圖”將次十六穴標為“人分”，也許就是因此之故。
40.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第100頁。按，該書此節(jié)所列滿定成開的干支、步數(shù)與“禽交吉穴之圖”不合，也不要求滿定成開四者交匯，尚不知其規(guī)律如何。姑列出備考。
41.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三，第97頁。
42.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一“五姓所屬”，第14頁。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xù)集卷十八類姓門：“杜，京兆，商音。”影印《四庫全書》本，第940冊，第511頁。根據(jù)敦煌寫本宅經葬書整理的五姓姓氏表，缺少杜氏。見金身佳《敦煌寫本宅經葬書研究》，第78頁。
43. 《舊唐書·呂才傳》引呂才《敘宅》：“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庾等為羽，欲似同韻相求?！薄吨匦Ｕ乩硇聲肪硪弧拔逍账鶎佟保骸叭粢晕逍战砸蚩趧莺舳渲趦E窶者為羽音，則吳盧平聲同韻，口勢則近于僂窶，盧乃屬商，吳乃屬羽矣?！保ǖ?2頁）
44. 《敦煌寫本宅經葬書校注》，第263頁。
45.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十二，第89頁以下。
46. 《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第3824頁。
47. 韓國河《試論漢晉時期合葬禮俗的淵源及發(fā)展》：“秦漢魏晉時期，正是夫婦異穴合葬向同穴合葬過渡的時期?！薄犊脊拧?999年第10期。
48. 據(jù)不完全調查，在1950至2008年間，約有30例左右考古報告提及。最近的例子有李崗等《西安南郊唐貞觀十七年王憐夫婦合葬墓發(fā)掘簡報》，《文博》2012年第3期。一般是根據(jù)尸骨和墓室情況，判斷屬夫妻合葬，也有根據(jù)同時出土的墓志才確定為夫妻合葬。
49. 陳忠凱《唐代人的生活習俗——“合葬”與“歸葬”》，《文博》1995年第4期；段塔麗《從夫妻合葬習俗看唐代喪葬禮俗文化中的性別等級差別》，《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陳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與夫妻關系——從景云二年〈楊府君夫人韋氏墓志銘〉談起》，《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萬軍杰《唐代女性的生前與卒后——圍繞墓志資料展開的若干探討》第五章《喪葬與唐代女性》第一節(jié)“唐代多娶習俗之下的夫婦喪葬問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7頁以下。日本學界的研究有：加藤修《北魏から唐代の墓誌に見る夫婦合葬の分析》，《女子美術大學紀要》31號（2001年3月）；張瓊文《唐代の墓誌から見た夫婦合葬》，日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修士論文，2003年。參陳弱水文。
50. 參姚平《唐代婦女的生命歷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7頁。
51. 陳顧遠《中國婚姻史》，岳麓書社1998年，第147—148頁。
52. 陳氏據(jù)高橋繼男《洛陽出土唐代墓誌四方の紹介と若干の考察》所引《唐故金部郎中崔府君夫人王氏墓新記》，《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2集（1999年）。類似的說法亦見于另一崔氏家族成員的墓志中。《唐代墓志匯編》貞元〇九六《唐故河南府河南縣主簿崔公墓志銘并序》：“且聞生無并配，葬宜異處，先長同穴，情合禮中。君子以為宜。故后夫人之墓共域并阡，列于西次?！痹诖死?，后夫人卒于夫先，但也不能與夫合葬。
53. 首先，“與諸夫人合葬”所列53例中，包括同時娶多個夫人而非前后繼娶者，如《匯編》儀鳳〇一五《大唐故周君墓志銘》、《續(xù)集》儀鳳〇一六《唐處士杜君墓志銘》均是?！独m(xù)集》久視〇〇九《周故郭公墓志文并序》墓主有四個夫人，張氏、雍氏二人未卒，顯然也非前后繼娶?！秴R編》開成〇五三《唐貝州永濟縣故馬公郝氏二夫人墓志銘》，文意不明，疑亦非前后娶。這種情況不合禮法，應排除在此項統(tǒng)計之外。另，《續(xù)集》顯慶〇四四《張君墓志》原文為“弟諱（闕字）……春秋五十，卒于家。妻李，六十有一”，乃張亮與其弟同一墓志，在墓志中十分特別，而非張亮有前后二妻。尤須注意的是，這些墓志的行文大多只有簡單的“合葬”、“同祔”、“合祔”、“合遷祔”，表達模糊（“同祔”、“合祔”有時是指同祔于祖塋），有的用“終焉同穴”，也只是用典，無法了解其具體葬法，統(tǒng)計對合葬、祔葬也缺少仔細甄別。如《匯編》景云〇二五《唐故孝子朝議郎行大理司直上柱國郭府君墓志銘》原文為“遷合于洛陽北部鄉(xiāng)之原，陪葬先塋之壬地”，明顯為另擇穴祔葬，與杜甫此文情況類同。因此，統(tǒng)計所得“與諸夫人合葬的比例最高”的結論尚須推敲。其次，“與前室合葬”的39例中，只有2例（韓愈《薛君墓志銘》、《匯編》咸通〇四二《唐故鄧府君墓志銘》）可以肯定為繼室先于夫亡故，其他各例夫亡時繼室尚在世，無法得知以后的安葬情況。因此，也無法將其與第一、第四種情況進行數(shù)據(jù)對比，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54. 萬軍杰前引書，第150—153頁。然第一種情況中，《續(xù)集》乾符〇三〇《唐故白府君墓志銘》原文為“府君與夫人”合葬于先塋之右，并未明言僅與后室合葬。第三種情況中，《匯編》元和一〇〇《唐故殿中侍御史隴西李府君夫人范陽盧氏墓志》原文為“合祔于殿中府君北邙先塋”，明顯李府君與前妻合葬在前，盧氏只是祔葬，所以另立墓志。此2例應排除。萬氏又另舉“前室承嫡子主動扶繼母喪與父合葬”一例，即《續(xù)集》元和〇〇八《唐故隴西郡太夫人李氏墓志銘》，然該例李氏“合祔于”夫之墓，夫與前室亦合葬于前，李氏另擇穴祔葬，故另立墓志。
55. 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和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均記為修文館學士，或卒后有加贈，則官五品。但未必可靠。
56. 《唐律疏議》卷二《名例》“五品以上妾”疏：“議曰：五品以上之官，是為通貴?！蓖怼肮佼敗笔瑁骸白h曰：九品以上官卑，故一官當徒一年。五品以上官貴，故一官當徒二年。”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第38、44頁。
57. 《唐律疏議》卷十二《戶婚》：“依《賦役令》，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若郡王期親及同居大功親，五品以上及國公同居期親，并免課役?！钡?41頁。
58. 《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外命婦之制：……五品若勛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散官并同職事。勛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xiāng)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各視其夫及子之品，若兩有官爵者，皆從高?！标愔俜螯c校，中華書局1992年，第38—39頁。凡命妻、封母，皆以五品為限。這也說明杜審言的官品未達五品，其妻不能因夫而得封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