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熱愛何其芳同志——何其芳紀念集《衷心感謝他》序

我們的老所長何其芳同志，誕生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逝世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今年是他誕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周年。文學研究所為了表達對于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者和心靈導師的熱愛之情，編輯了這個紀念集，以獻祭于他高潔的靈魂之前。

這部紀念集，把我們所愛戴的巴金同志所寫的文章《衷心感謝他》放在卷首，并以這篇文章的題目作為書名。巴老對人的評價是正直的，他的文章的題目表達了我們共同的情感。這部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支燃燒的蠟燭，所有的懷念的燭淚與光波都是從心靈的深處涌流出來與放射出來的。

我們的懷念確實是“衷心”的。這種懷念是內(nèi)心的渴求。即使沒有人“組織”，沒有人編輯紀念集，人們也會懷念他的。人們心中的憎恨之情不爆發(fā)是一種痛苦，而熱愛之情不表達也是一種痛苦。這部集子所記錄的正是我們不能不表達的熱愛之情。

我是一九七七年何其芳同志逝世之后才到文學所的。到所后的十年，尤其是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這兩年，我深深地感受到文學所同仁對老所長的愛。盡管在二三百人的研究單位內(nèi)，有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政治見解與學術(shù)見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幾乎所有的同志都衷心地緬懷何其芳所長，都感到這位富有詩人氣質(zhì)的所長時時親切地、憨厚地和自己在一起，時時和藹地活在自己的心中和活在自己工作的崗位上。

與他接觸過的同志敬服他是很自然的。我自己也就是一個從無知到衷心敬服他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極左狂潮的影響，我曾經(jīng)批判過他的“修正主義文藝觀”，用可笑的、愚蠢的“紅衛(wèi)兵”語言，聲討過他“打著紅旗反紅旗”。我常記起這件荒唐事。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個月的時候，我的思路已有很大的改變，并感到何其芳同志的可敬可愛之處。那時，為了和被“四人幫”控制的《紅旗》雜志唱點對臺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決定辦《思想戰(zhàn)線》，我是籌備小組的成員，負責文學組的工作，于是，我就去請何其芳撰稿。一見到他，我就說，其芳同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一次會上發(fā)言，批判過您，您還記得這些荒唐事嗎？他很誠懇地說：年輕時誰都荒唐過，但大半是過于單純的荒唐。其芳同志大約是為了安慰我，很快就像談心似的和我談起他的苦惱，說他現(xiàn)在腦子不太好，思維常常會突然中斷，就像鐘表里的弦，忽然不靈了，想說一件事卻突然忘了，怎么也想不起來，抱著一個熱水瓶去打水，到了門口，停住了，忘記自己要到哪兒去。他像一個老朋友似的說：我想做許多事，還要學德文，這個腦子不管用了。聽他訴說心事，我覺得自己和他之間已靠得很近很近。

盡管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環(huán)境非常惡劣，盡管他身體并不好，但是，只要有一點隙縫，他就要掙扎，就要去尋找隙縫外的光明。因此，他爽快地答應要寫一篇談論《水滸傳》的文章，他說，毛主席對《水滸傳》發(fā)表了意見之后，有一種全盤否定《水滸傳》的潮流，我不贊成。毛主席盡管指出《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但并沒有全盤否定這部古典名著，我們作為文學研究工作者，更不應當否定這部著作。他說，現(xiàn)在沒有人敢公開肯定《水滸傳》是不對的。我國稱得上第一流的古典長篇小說，只有《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西游記》五部，輕易否定哪一部都不行，我們不能跟著社會潮流跑。他講這番話時情緒很激動，也很誠摯。大約過了兩個星期，我去向他索稿，他一見到我就興高采烈地說，我最近天天都寫得很晚，一天大約是三千字的速度，而且大膽地說了些不合時宜的話，越過一個險峰又一個險峰。講到這里時，他非常興奮，并問我，林修德同志（《思想戰(zhàn)線》主編）敢發(fā)嗎？他當時情緒很高，并把他寫好的一篇大約有兩萬字的論文交給我，可惜，由于當時政治風云的突然變化，《思想戰(zhàn)線》夭折了，其芳同志的這篇論文也未得到發(fā)表。但是，其芳同志當時寫作這篇文章的精神狀態(tài)卻是我永遠難忘的。他確實在“反潮流”，他不管別人怎樣評價《水滸傳》，自己獨立地、科學地對待這部名著，他明明知道當時堅持自己的見解是危險的，隨時都可以被扣上反對“最高指示”的帽子，但是，科學的良知使他忠實于自己的見解和正確地對待自己祖國的文學遺產(chǎn)，他既批評這種遺產(chǎn)中某些封建性的觀念，又勇敢地確認其不可抹煞的價值，他決不背叛科學的信念。

這件事，使我感受到一個非常耿直的何其芳同志，一個帶著憨勁的、執(zhí)著于真理的何其芳同志。今天想起這件事，就想起何其芳同志那種為《水滸傳》辯護的著急的樣子。這種癡憨的樣子至今仍然常常出現(xiàn)在我的眼前。何其芳同志這種固執(zhí)地追求某種信念的憨勁，也許正是一個科學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茖W工作者需要敏捷的智慧，但不需要隨風轉(zhuǎn)向的機靈，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確實更需要“傻子”，而不需要“聰明人”。在風風雨雨的人文環(huán)境中生活的研究者，常常想起何其芳同志的這種憨勁，真可以感悟到很多重要的道理。

其芳同志能夠成為一個詩人，得益于他的熱情的天性。他的內(nèi)心始終像一團火，而且主張不僅要自己燃燒，還主張以自己的火去點燃別人的火。他是一個從里到外都是很熱的人。而他的學術(shù)上的成就，則得益于他的這股執(zhí)意追求的“憨勁”，正是這股憨勁，使他能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支配著整個文化領(lǐng)域的時候，有力量超越這種觀念，提出“典型共名”說。當“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成為一種公理和公律的時候，當對這種觀念有所異議便可能遭受滅頂之災的時候，提出“典型共名”說，實在是充滿著書卷氣和“傻氣”的，然而，正是這種書卷氣和“傻氣”，使他成功。在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進行“鍛煉”時，我曾聽到他介紹自己養(yǎng)豬的經(jīng)驗。當我聽到他說自己是“豬憂亦憂，豬喜亦喜”的時候，雖然感到某種傷感，但是我終于知道，其芳同志的書卷氣和“傻勁”是注入到他的一切人生領(lǐng)域的。他的憨，他的書生意氣，完全是他的天性。在科學研究中，他很難背叛自己的天性。由于何其芳同志在“詩”的領(lǐng)域和“論”的領(lǐng)域中都表現(xiàn)出一種共同的性格，這就是他的天真、單純、耿直、熱烈，因此，他的詩和論文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論文具有詩的情境、詩的文采，如《論〈紅樓夢〉》，可以說是詩的論文、論文的詩。但是，它畢竟是論文，因此，我們又可感到文中注入了深沉的理性和精辟的思索，在詩的文采和情境中可以見到冷靜的分析，正是這樣，何其芳的學術(shù)論文不僅可讀性很強，而且科學性也很強，他的論文的寫法，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師法。

何其芳同志作為文學研究所的奠基者和領(lǐng)導者，他的精神，他的人品、詩品、文品，在所里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幾年來，我從許多孜孜不倦讀書寫作的同志身上，感到其芳同志的精神在他們心靈中生下了根，積淀成某種他們自己也未必意識到的優(yōu)秀品行。何其芳同志的精神，他的執(zhí)著，他的憨厚，他的耿直，他的熱情，他的同志之愛與文學之愛，簡直成了文學所的一種無形的性格傳統(tǒng)。何其芳同志贏得了文學所研究人員和工作人員深深的熱愛，這種愛在他逝世之后并沒有死，而是發(fā)展得極為深邃。我確信這種愛是永存的。

我常常聽到所內(nèi)的同志在惋惜，像何其芳同志這么強壯的身體，如果不是過分疲勞，如果不是多種精神重擔的壓迫，他是不會僅僅活到六十五歲的。他的人生因他的勤勞精神變得輝煌，也因他的勤勞精神變得短促。他想做許多事而來不及做，這些事，作為他的后人，作為愛他的人和被他所愛的人，是需要用同樣的勤勞精神去實現(xiàn)的，去完成的，去告慰他的光輝的靈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