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

聽說《藏園群書題記》要重印了，又從書架上取出這書的原刻本來翻看。仿宋、白紙、大冊，印得相當精致，《續(xù)集》前面還有作者的兩方朱記。我買此書還在1942年的冬天，正是離滬入蜀的前夕，曾草草讀過一遍。后來又搜得《初集》八卷，則是五年以后（1943）所刻，所收全是過去曾在《國聞周報》上陸續(xù)發(fā)表過的題跋文，早已斷續(xù)地讀過了?！秶勚軋蟆肥强梢耘c《東方雜志》相比的重要期刊，雖然出世較后，但作為一種時代歷史的紀錄，也自有其價值?！吨軋蟆吩谔旖虺霭?，所反映的政治觀點也與《東方雜志》不同。它有幾種連載，《凌霄一士隨筆》、后來當了大漢奸的王逸塘的《今傳是樓詩話》，還有一塊發(fā)表遺老們舊詩詞的園地，此外就是傅沅叔（增湘）的這些藏書題跋。天津靠近北京，與十里洋場的上海不同，彌漫著更濃厚的封建氣息，就在這幾種連載中也反映得清清楚楚。這是很有趣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

提起傅增湘，總不能不想起魯迅?！恫『箅s談之余》里曾經說起，“這書（明抄本《立齋閑錄》）我一直保存著，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秘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边@里的“傅某”，就是傅增湘。當年琉璃廠書鋪的伙計就是每天用藍布包袱包了一疊“頭本”跑宅門送書的。住在宅門里的“藏書家”大抵都是老爺，總要到近午才會起床，小伙計們就在門房里排排坐，等候老爺?shù)膫鲉?，選書，論價……起碼要跑好幾趟才能做成一筆生意，還要看老爺?shù)哪樕?。這種細節(jié)，今天的年輕人大抵不大了然了。因此，讀了魯迅所說的“跑了三四趟”，也許不大能解這里面的種種意思。何況，傅增湘在民國七年（1918）前后還當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正是魯迅的上司。

在魯迅的《而已集》里有一篇《談所謂“大內檔案”》，記著有趣的在清朝內閣里積存了三百多年的“大內檔案”命運的故事。他說：

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么謠言，以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幸惶?，他就發(fā)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試看麻袋?！?/p>

魯迅這里所說的“F先生”，也就是這個傅增湘。在《群書題記》中，也正有著記述：

余于戊午（1918）長教部時，發(fā)敬一亭所庋內閣紅本麻袋，檢出宋殘本數(shù)冊，命儲之歷史博物館中。其散落于廠市者，李椒微（盛鐸）師收得數(shù)冊，余亦收得二冊。（校宋紹興刊《唐六典》殘本跋）

至于這些“麻紙廣幅、蝴蝶裝、紙背鈐有‘國子監(jiān)崇文閣’朱文大印”的宋版《唐六典》怎么會散落到了廠肆里，他又是怎樣“收得”的，就語焉不詳了。

最近在山東發(fā)現(xiàn)了一本《永樂大典》，現(xiàn)在已經收藏在北京圖書館里了。人們都知道《大典》是在“八國聯(lián)軍”那一次被帝國主義侵略者徹底糟蹋光了的，但在這以前，被翰林院的老爺們陸續(xù)偷出來的也很不少。不只是《大典》，連沒有發(fā)還的“四庫底本”他們也要偷。在《題記》卷十八宋本《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的跋文中，傅增湘就說：

（此書）初藏汪啟淑家，繼進入四庫館。書成，移歸翰林院。同治時，湘潭袁漱六在清秘堂竊之以出。

傅增湘又轉錄了莫棠跋：

此宋槧實館閣舊書，當時《四庫》據(jù)以入錄，卷首典簿廳關防宛然也。（周）季貺又言，其兄星譽與路小洲、袁漱六輩同官翰林，往往私攜館書以出。故此本入袁氏，同朝皆知之。

周氏兄弟、袁芳瑛都是有名的藏書家，各有書目傳世。但人們很少知道他們的“藏書”有些就是這樣偷來的。好像大家司空見慣了，也并不看作怪事。他們其實是孔乙己的前輩，所持的“理論”也是一樣的。區(qū)別只在名人偷得的是宋版，不但平安無事，而且傳為“美談”；孔乙己偷的不過是三家村塾本，一旦發(fā)現(xiàn)就立即被打斷了腿骨。

以上是我多年前讀《藏園群書題記》所得的印象，也是我對此書感到興趣的所在。對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其人也從中得到了一種清晰的印象。譬如魯迅還曾說過，“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吧，F(xiàn)總長要大舉整理了?！薄罢怼绷艘煌ㄒ院笤鯓由坪竽?？“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于變成寶貝……所以他便不管了，接著，他也就‘下野’了?！彼皰旃谝院螅ň颖逼?，閉戶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勝……聚書數(shù)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余嘉錫序）作為二三十年代北平文化界名人、雅人的標本，從這正續(xù)兩部《題記》中是可以約略窺得一二的。

這種讀書法真可謂“買櫝還珠”，在版本學者看來，恐怕是不足為訓的?！额}記》也自有其另一方面的價值，值得重印。傅增湘著錄了他多年來經眼的許多古本，在題跋中詳細著錄了版本、行格、紙墨、流傳、優(yōu)缺點……這許多都較前人的書目更加詳細，著實跨進了一步。他繼承了乾嘉以來學人校書的成法，也就是所謂“死?！?。在這一點上，并沒有什么大突破，也遠遠趕不上孫（星衍）、顧（千里）、錢（大昕）等取得的成就。他幾乎不能運用“理?！钡姆椒ǎ饕脑蚴撬皇前压艜斪魍尜p的對象，又并無一定研究的專題，所以就遠遠稱不上是“讀書”，難怪不能深刻理解、發(fā)現(xiàn)古本的好處與缺點。對書的內容，有時也浮泛地講點意見，但大都來自《四庫提要》之類，絕少新意。在有些題跋中，也附有一些“校記”，但多數(shù)并不完整，因而參考價值也不大。在這一點上，就遠不及章式之。后者下死功夫把《資治通鑒》細校了好幾遍，留下了一大部校記，在后來新印《通鑒》時就起過不小的作用。最有趣的是一次傅增湘買到了宋眉山本《南齊書》，在題跋中津津有味地記下了他如何與書賈討價還價，“持書疾歸，展覽竟夕”的經過。但到底不能知此書的好處何在。直等到一年以后書被章式之借去細讀，才發(fā)現(xiàn)了中間的“奇秘”。原來自明以來《南齊書》傳本一直缺失四頁，在這一本中卻保存了其中兩頁。這說明，把古書當作古董，只是摩挲展玩，卻不細讀內容，被譏為“古董家數(shù)”是并不冤枉的。

更為有趣的是余嘉錫為《題記》所作的序。請人作序無非是希望說兩句好話，余序中自然也有許多好聽的話。不過季豫先生大罵黃蕘圃，而在描寫作者時，又儼然使讀者看到了一位極精明的老書賈形象，這恐怕就不是傅增湘始料所及的了。但他到底還是照樣印在書前，不能不說還是有氣量的。

余先生說，“其后如黃蕘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為藏書大家，而其所作題跋，第侈陳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裝潢之美，索價幾何，酬值幾許，費銀幾兩、錢幾緡，言之津津，若有余味，頗類賣絹牙郎。至于此書何為而作，版本之可資考證者安在，文字之可供讎校者謂何，則不能知也。”

這里所描寫的正是傅增湘題跋中最顯著的特色。后面的幾點也正是《題記》中弱點所在，多數(shù)只能說一些皮毛話，沒有真知灼見。如將“黃蕘圃”換為“傅沅叔”，這一節(jié)論述幾乎可以不必更動一字。余先生后面又稱贊傅沅叔說：

藏園先生之于書，如貪夫之隴百貨，奇珍異寶，竹頭木屑，細大不捐，手權輕重，目辨真贗，人不能為毫發(fā)欺。……有以書來者，望而知為何時何地所刻，幾于暗中摸索能別媸妍者。

當然，季豫先生的這些話是不免有些偏激的。古書的文獻價值與工藝美術價值是不能否認的，而目錄學家與各有專攻的學者的任務也是不同的。我們不能要求圖書館工作人員都精通全部學科，也不能要求學者懂得自己專業(yè)以外的所有版本知識。不過在學者看來，《題記》所提供的參考資料是不能使人滿足的。

《題記》也有一些糾正或超越了前人的地方。如他駁正了袁克文（這更是一位以宋版書為玩物的大少爺）關于宋本《水經注》刊刻時地的謬說；糾正陸心源吹噓所藏宋本《白氏六帖事類集》的不實之詞；糾正吳兔床將許自昌刻《太平廣記》說成談刻的錯誤；跋宋本《謝宣城集》時，廣搜異本，辨析源流，理出了謝集歷代傳刻的流變，方法細密，帶有科學性。此外，對傳世何義門校本和臨校本的紛繁復雜情況作過探索，對校書的方法也有不同于黃蕘圃的見解。他說：

凡校書之法，切勿篤信前人。世人偶得名家校刊之書，輒篤守其本，謂已絕無罅漏。豈知異鈔秘槧，海內方迭出不窮，吾輩覽玩之所及，或為昔人耳目所未經，刻意尋求，往往后來居上，正不必詟于前賢而自畫也。（校明劉大昌刻本《華陽國志》跋）

傅增湘在這里表現(xiàn)出來的發(fā)展觀點與反對本本主義的思想，也是難得的。

對于《四庫全書》的篡改古書面貌，他也有不少揭發(fā)。他指出，“凡篇中酋、虜、夷、狄、犬、羊等字，顯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賢章奏，皇皇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數(shù)十言及至數(shù)百言?！保ㄋ伪尽缎驴T儒批點古文集成》跋）在跋《袁海叟集》時對朱元璋的疑猜殘暴大為不滿。袁凱為了逃過太祖的疑忌而裝瘋，朱元璋派特務去偵察，袁凱“潛使家人以炒面攪沙糖，從竹筒出，狀類豬犬矢，遍布籬根水涯，自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視，以為食不潔矣”，這才騙過了這位好殺的皇帝。在跋《大金國志》《靖康要錄》這類書時，也流露了家國之感。在“一·二八”時他說：

時國難方亟，連日海上交鋒，飛機翔于云霄，短兵接于衢巷，烽火倉皇，人情洶激。余中情激越，寧有好懷耽玩卷帙?。ㄓ昂槲浔尽锻戔旨钒希?/p>

在這些地方，流露了一個中國人必然會有的感情。

北平淪陷以后，有人請他寫過文章，如1943年他為《國立北平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金石拓本輿圖分類清冊》寫過一篇序，這正是“周公啟明（作人）以教育當局，兼攝館事”的當口。但傅增湘不曾落水，《題記》初集的刊成也正在這時候，他雖與王叔魯（克敏）是老朋友，但始終保持了名節(jié)。

傅增湘的藏書，還帶著濃重的舊眼光，重視的是群經、正史，地志、集部是并不看重的，更不必說小說、戲曲了。這是時代的局限。但他也對野史雜書有興趣，在題跋中往往記下了有意思的掌故。如在《寫本〈菰中隨筆〉跋》中就詳細記錄了顧炎武的著作遺稿目錄，和遺書后被徐乾學兄弟取去的故事。在《〈遂園禊飲集〉跋》中記他當故宮圖書館館長時，“于懋勤殿搜得秘篋，中儲故牘六七十通，皆江南士民控訴健庵（徐乾學）交通外官、營求索賄，與夫子弟、奴仆鄉(xiāng)里橫恣之事，與董香光（其昌）家居時控案情狀相類。其中亦附總督判牘，意督臣傅拉塔以原卷解送于朝，仁皇不欲暴揚其罪，故擱置未究，遂扃至今也?！?/p>

傅增湘還刻過李光地的《榕村語錄續(xù)編》。徐、李是政敵，這些材料都是研究康熙中朝局政爭與鄉(xiāng)宦種種罪惡行徑的第一手材料。從董其昌到錢謙益、徐乾學，幾乎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改朝換代對他們似乎毫無影響，他們就是襲用傳統(tǒng)的方法，隨時加以“創(chuàng)造發(fā)明”，殘酷地剝削、鎮(zhèn)壓著人民群眾。江南如此，全國也總是一樣。這些都是清史學者的極好研究題目。

又如乾隆六十三年《時憲書》（歷本）這樣的書，一般藏書家大抵是不會買的，但傅增湘卻加以重視。這種《時憲書》是專為已經當了太上皇的乾隆帝“內廷頒賞之用”的，那用意是“現(xiàn)在頒朔以嘉慶紀年，而宮廷之內若亦一體循用新歷，于心實有所未安”，因而采取了特別的處理方法。這種特制的歷書一直印到乾隆六十四年（1799）為止，是專為退休皇帝準備的有趣文獻。《藏書題記》中所記種種掌故，如琉璃廠書肆情形，書價的變遷，藏書家之間的交際，書籍流散轉移情況等都是很好的藏書史料。傅增湘買得殘洪武本《宋學士文粹》，“凂世好喬君大壯……按其行格，各分寫一卷，俾成完璧。二君皆雅嗜詞翰，筆法俊麗，而大壯尤秀異入古?！眴檀髩咽歉档耐l(xiāng)，與魯迅同官教育部，曾為魯迅寫過《楚辭》聯(lián)的。

據(jù)作者自記，初、續(xù)集《題記》刊成后，尚有擬入“三集”的二百余篇未及刊行。這手稿應當尚在，重印時是應予補入的。傅增湘又曾寫過不少序文，還精印過一小冊《七十自述》，也可以考慮輯入。這七冊《題記》雖然印得講究，但還是有著不少錯字，重印時都應一一加以訂正。

三十多年前我買到過一本許梿刻的《六朝文絜》，這是清刻本中的名書。以選擇精當，寫校工致，朱墨套印而為讀者所愛重。許梿的刻書是非常講究的，在用紙、模印、封面、簽題許多方面都力求精美。初印的本子還往往鈐有許氏自用印，也每本不同。但我所得的一本卻是沒有套印朱評的“白文本”。前無序，只有“道光五年乙酉七月訖功”的扉頁，鈐“享金寶石齋校本”朱文大方印。物稀為貴，被藏家視為寶貝。特于書前請吳庠、傅增湘作跋。傅跋說：

此許氏刻成最初印本，行間尚未以朱色圈點加入，頗為難得。余前歲曾于文友書肆獲一帙，私自珍異。今來申江，于靜庵案頭乃見此冊，始知篋中之物，固不能獨擅其奇矣。按文字標點起于南宋坊估，于古法已相違戾。至明季閔、凌二氏乃創(chuàng)為新式，取圓圍角點，以五彩套印，爛然行間，其意要為便坊塾誦讀而作。近世士夫轉爭相賞玩，高價購取，置諸精本之列，侈為美觀。此其所見與兒童何異？如許氏此編繕刻既精，楮墨尤雅，清齋展卷，焚香細讀，自足怡目悅情。必欲效越人之文身，強西子以黔面，而用以為美，寧非無目者耶？余深慨晚近以來，風雅淪喪，俗論自喜而真賞無人，聊假此一發(fā)狂言。靜庵解人，或能共喻此旨也。丙子九月朔，藏園老人傅增湘識于古柏公寓。時南來兼旬，行將北返，倚裝待發(fā)矣。

這里所發(fā)表的正是典型舊派藏書家的意見，他們對待出版事業(yè)中的新創(chuàng)造、童蒙讀物的態(tài)度是一貫的，本不足為奇。可怪的是傅增湘又曾為陶蘭泉的《閔版書目》寫過一篇序（壬申九月），卻對明末吳興閔齊伋、凌濛初所創(chuàng)造的五色套印本大加稱賞，說“其書則群經、諸子，史鈔、文鈔，下逮詞曲，旁及兵占雜藝，凡士流所習用者，大率咸具。其格式則闌上錄批評，行間加圈點標擲，務令詞義顯豁，段落分明。皆采擷宋元諸名家之說而萃之一編。欲使學者得此，可以識途徑、便誦習。所以為初學計者，用心周至，非徒為美觀而已?！莱拚劙婵蹋h氏之書，或以為近于批尾之習，為大雅所不屑顧。諦觀之，其標點脈絡分明，使后學披覽有引人入勝之妙；其版刻精麗，足娛老眼，而唐賢諸集尤多源出善本，固賢于麻沙坊估遠甚。……涉園其世寶之，勿輕循流俗之見而自貶其聲價可耳?！?/p>

陶蘭泉是有錢的“雅人”，他收朱墨套印本，收殿版開花紙本，收汲古閣本，收明版白綿紙精印本。唯一的標準是要好看，和傅增湘走的是兩條路。陶蘭泉所收的也有好書，如后來為鄭振鐸買得的五彩套印本《程氏墨苑》就是涉園的舊藏。

把上述兩篇文字放在一起，幾乎使人不敢相信這是出于同一人之手。時間相去不過四年，議論竟相去如此之遠。四年后所發(fā)的“狂言”正是本人大聲所痛斥過的“流俗之見”，真可以算得是有趣的文獻。

1983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