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巴金

一

1942年的冬天，我和幾個朋友離開上海到內地去。我的目的地是重慶，打算在那里繼續(xù)讀完沒有結業(yè)的課程。在重慶，我沒有朋友或親屬，對四川這個陌生而又親切的省份則充滿了迷惘的憧憬。我對四川的知識很大部分是從古書里得來的，例如唐代詩人李商隱美麗而不易捉摸的詩句。不用說，這是些距離現(xiàn)實十分遼遠的古昔的影子。正如李商隱詩“紅樓隔雨相望冷”，當時在我心目里的四川，倒正像籠罩在如塵的雨幕后面的紅樓吧。

在我的旅行包里藏著幾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中學里的老師寫給我的。收信人是他的一個住在重慶的弟弟，當時已經(jīng)是著名的作家了的巴金。好幾年前我已經(jīng)在天津學校的宿舍里讀過了巴金的名著《家》，從小說里認識了成都。比起唐代詩人來，小說的描寫可要真實、生動得多了。它更接近于現(xiàn)實，更何況小說里還有著活生生的人物，他們和千萬個讀者一起歡笑，一起哭泣。他們是住在成都的，成都是四川的一個城市，而四川則是中國的一個省……

我的旅行包里藏著好幾封介紹信，全是父親的朋友寫給他們的朋友的，必要時我可能請求并獲得他們的一些照拂……但其中我最珍重的是李林先生寫給我的信。和千萬個青年讀者一樣，我非常希望看到自己所熟習、喜愛的作家。自然，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會選擇文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yè)。倒不是由于膽怯，當時多的是勇敢的狂想，其實是根本沒有想到。

當我在重慶的揚子江上定居下來以后，就懷著激動的心情，跑到城里去找巴金。非常失望，他到桂林去了，沒有遇見。在那一年苦悶、寂寞的日子里，我寫了一些散文，記下了入蜀途中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風景、人物。1944年夏天，我離開了學校，來到桂林，準備到湘桂前線去。在來到桂林第一天的傍晚，我就到城里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訪問他，他又離開桂林到別的地方去了。這使我非常悵惘，今天我還記得一個人在斜風細雨中走過漓江江畔，在閃爍著微黃燈火的桂林街頭徘徊的寂寞心情。

這以后我就到了印度。在那里我編定了我的第一個散文集子——《錦帆集》，我把這樣一冊幼稚的、薄薄的小冊子寄給了巴金。這件事就足以說明我當時有著怎樣的激情與勇氣。我竟毫不慚愧地將一本年輕人的習作寄給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并要求他為我找一個出版的機會，更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匦藕芏蹋嬖V我已經(jīng)把那本散文編入一個叢刊了。我在那封短信里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前輩似乎應有的氣派聲口，這在當時甚至都使我感到有些失望。他那封裝在重慶土紙印的信封里的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第一次看見巴金，是在1945年秋天的重慶?？箲?zhàn)勝利使我失了“業(yè)”，從昆明回到重慶，依舊住在九龍坡學校的宿舍里，開始了一個真正的“作家”的生活。那就是說，開始賣稿為生。我把一年多來看到的戰(zhàn)爭場面、人民的生活與苦難……用筆記錄了下來。后來，我又成了一個記者。我到重慶市民國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看巴金，我在那座轟炸后的斷瓦頹垣改修的“大樓”的底層的書店辦事處里看見了他。那一次見面好像并沒有談多少話，我自己說不出什么話來，同時發(fā)現(xiàn)巴金也并不是一個會滔滔不絕發(fā)表議論的人，甚至是一個拙于言辭的人。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感謝，我請他到上海后問候李林先生，我只知道李林先生在生病，卻料不到那時已經(jīng)鄰近他生命的結末了。我很快地就結束了這次“訪問”，在我記者生涯的初期，這是一次真正的“失敗”。最近我還遇到一位當時在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她還提起她當時的印象，說我那種說不出話來的樣子簡直不像一個記者，更不符合從我的文字中所能引起的關于我的印象。我想她的記憶是真實的。

二

《家》是巴金四十七年前寫成的，是他影響最大的一部長篇小說?！都摇吩谌ツ暧⌒辛诵掳?，作者在《后記》里說，“我的作品已經(jīng)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任務，讓讀者忘記它們，可能更好一些?！蔽易x到這里就立即在眼前浮現(xiàn)了一幕不易忘記的場景。去年冬天一個早晨，我走過上海老西門，發(fā)現(xiàn)馬路上排著一條長長的隊伍，隊伍之頭在新華書店門前，尾巴則看不見，已經(jīng)伸展到中華路上去了。在上海，排成這樣長的隊伍是少見的。在書店關緊的鐵門上面，攀附著一大群年輕人，看樣子是中學生；隊伍中間有男有女，有中年人也有老人，他們都安靜地排著隊。時間還早，離書店開始營業(yè)大約還有兩小時光景。我猜不透今天書店有什么新書供應，就找一位老先生打聽，他對我說，“聽說今天書店里可能供應《家》?！蔽颐C然了一下，就趕車去了。

我坐在車上想，巴金在《家》的后記里表示的愿望，可能是并不切合實際的。今天的讀者，看來還不想忘記這部四十七年前出現(xiàn)的作品。

我最近又讀過一次《家》，連同作者為作品寫過的一些序跋。我思索著一個問題，作品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力量。我覺得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應該留給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去解答，我自己只能思索一些比較淺顯、更為實際的問題。譬如，作者在序跋文里反復聲明，小說里只有兩個真實的人物?？墒撬氖嗄陙碜x者似乎都不大肯接受這樣權威的解釋，他們直到今天還在關心著小說里一些人物的命運?？磥碜x者并不都是像“特種學者”那樣有什么“歷史癖”，他們對小說里人物的同情、關心，或厭惡、斥責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正當?shù)?。這是一種善良的愿望，應該得到尊重，而且這正是說明作品力量的所在。

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學里第一次讀《家》的時候，也曾暗暗研究過我們的英文老師和覺民之間的關系，也想象過小說的作者與覺慧的關聯(lián)。不用說，我當時并沒有什么“歷史癖”，也并無野心去寫什么考證、索隱的論文，有的不過是一個年輕人的好奇心。我也始終沒有向我的老師探詢過這樣的問題，那原因也并非怕被扣上唯心主義的帽子，實在只是靦腆。我失悔當時沒有向李林先生提出這個問題。我相信，我是不會受到斥責的，不，他不是那樣的人。

今天，我倒想根據(jù)自己的回憶，說明小說所寫并非真實人物的傳記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最近我常常發(fā)現(xiàn)，我是只能研究這樣淺顯的道理的，而且覺得這是我的一種小小的進步。

我手邊還保存著一冊1934年的《南開同學錄》，這已經(jīng)是歷史文獻了。當年的老師有很大一部分已不在人間，同學也多半久已不通音訊。翻翻舊錄，卻能引起許多回憶，往往仍鮮明如昨日事。在“男中學部教員”里就有著這樣的記載：

“李堯林，四川成都，本校西樓，燕京大學畢業(yè)，英文。”

這就是我的英文老師，岡查洛夫《懸崖》的譯者，李林先生。

在我的記憶里留存的有關南開的種種，有許多是美麗的。離開南開以后，我也曾住過別的幾處學校，對比之下，就使我更加覺得南開是值得懷念的。當然這并不是說，南開是什么天堂似的所在，不，完全不是這樣。但，我仍不能不說，南開是值得懷念的。

后來也曾在南開做過教員的何其芳先生，曾經(jīng)在一篇散文里不指名地稱這個學校為一座“制造中學生的工廠”。我沒有聽過其芳先生的課，但對他的詩與散文是非常佩服的。其芳先生的憤慨和對南開的指摘，也都值得認真考慮，但我仍覺得不能簡單地接受他的那個結論。不用列舉別的理由，在南開，曾經(jīng)有過李林、何其芳這樣的教員，就很可以說明南開的特點。更不必說這座“工廠”的大量“產品”中間，曾經(jīng)有過許多出色的人物了。1951年巴金從朝鮮前線回國休假，其芳先生在北京請巴金夫婦吃飯，我也被一起拉去。本來想向他提出這個問題，終于因躊躇而不曾提出。其芳先生在經(jīng)歷了長期的磨難之后逝世，在這里我要表示一個曾經(jīng)受過他影響的學生的敬意與悼念。

南開中學的教員也真是五花八門。有渾身衛(wèi)道氣息的老夫子，有剛從美國回來的教授太太，有才從大學出來、比大學生大不了幾歲的不像教員的教員，有“從×××先生習武二十年”的武術家，自然還有必不可少的“輔導干事”。就是這樣一些出身、教養(yǎng)、性情、作風都天差地遠的人在南開獨特的“教育方針”統(tǒng)攝之下工作，這是一個怎樣復雜的矛盾集合體，是不言而喻的。在這個教員群中，李林先生是個十分突出的人物。

在他的班上，有時課上了一半，他會突然宣布，全班排隊到外面去活動。具體的活動內容已經(jīng)忘記了，大約是到墻子河邊去散步吧，反正與英語無關是肯定的。他教英語，不大注意死板的文法，而著重閱讀與朗誦，還有就是教我們唱英文歌，這可是經(jīng)常的，每次上課都要唱。到今天我還記得一首歌的詞句和唱法：

Row，row，row your boat，gently down the stream，merrily，merrily，merrily，merrily，life is but a dream.

這大約是，我平生會唱的、得自恩師傳授的唯一一首洋歌，兒歌。

這樣的教授方法，在南開的主管人看來，大約總不免有些離經(jīng)叛道。不過很奇怪，并沒有聽到他的飯碗曾受到過怎樣的威脅，他在學生中間的威信倒是頗高的。他常和同學一起打籃球、打網(wǎng)球，有幾個月還和同學一起在大飯?zhí)美锇?，擠在八人一桌的臺面上用不夠文雅的方式吃飯。當一本小小的文藝刊物《水星》在北平創(chuàng)刊時，學校校園里出現(xiàn)了一些征求訂戶的小紙條，下面寫著“本校西樓”和他的簽名。

回憶起來，早在中學時代我就有了買書的癖好了。學校外面有一家“會友書局”，專門經(jīng)售文學讀物和期刊。我是每天必去，而且總要抱兩本回來的。不久，宿舍床頭的木板架上就排滿了新書。記得有一天，李林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相當激動地問我，是不是買了不少新文學的書。然后就告訴我，一個姓傅的“輔導干事”當我們上課時去宿舍查了房間，翻檢了我的書物，而且作為一種“危險情況”在教務會議上提出了。他說，他在會上和這種“荒謬絕倫”的意見激烈地爭辯了一通，對這種侵犯學生自由的行為進行了抗議。他有些口吃了，說明他的激動還不曾平靜下來，而且可以看出，他雖然勇敢地戰(zhàn)斗了，但并未取得勝利。結局大約總是不了了之。他最后告訴我要小心一些。對他的警告，我當時是并不理解也不重視的，心想買兩本書看有什么了不起，學校的圖書館里不是也添了這些書而且用硬紙板裝了封面在出借嗎？但對他的出面主持正義則是感謝的。覺得他和別的老師不大一樣，他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

我回憶這些舊事，希望為讀者理解《家》這本作品提供一些資料。同時也想說明，照我看，李林先生和《家》里的覺民實在并不是一個人，他比覺民還要更大膽、更活潑，對舊的傳統(tǒng)有更多的叛逆性，他還會做出更多使讀者精神一振的事來。

不知怎的，又想到了《紅樓夢》。

關于《紅樓夢》的爭論，可謂多矣。而且不只過去爭論得熱鬧，將來的爭論肯定還會更加熱鬧。過去一段時期，人們正確地批判了一種荒唐的論點，那就是把曹雪芹當作太史公，把《紅樓夢》當作由“寶玉列傳”“林黛玉列傳”……組成的《史記》。這是只有有著“歷史癖”的特種學者才說得出的昏話，對這種昏話不加批判是不行的。不過事情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半路上有些論客出來打諢了，他們把本來是不錯的意見一個勁地推、推、推……終于推進了荒謬絕倫的所在。誰要是對曹雪芹的身世、經(jīng)歷，他所生活的時代、社會，作一些深入地研究，特別是與《紅樓夢》作一些對比的研究，他們就氣急敗壞地喊道，“復辟了！這種復辟太典型了！”這些論客和“特種學者”實際并沒有什么不同，花樣盡管翻新，目的原是一樣。把一部偉大的作品封閉起來，加以取消，不過如此而已。近六十年前，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對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紅樓夢》說過這樣的話了：

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

這是十分平實的說法，經(jīng)六十年歲月的檢驗，已證明是非常正確的說法。特別是經(jīng)過某些論客的瘋狂踐踏之后，回過頭來看，更感到這種說法的可貴，因為它是實事求是的。

我并不想拿《家》和《紅樓夢》對比，不過我覺得兩者的產生過程確有某種程度的近似。巴金如果沒有他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沒有那些他所深愛、深知的親人，沒有使他坐臥不寧的激情，那么《家》的產生就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我經(jīng)過思索以后得到的簡單結論。至于小說家不是攝影師也不是太史公，則是屬于常識范圍里的事，這里可以節(jié)約加以論述的篇幅了。

不久以前巴金在閑談中說起，他的大哥和三哥（李林）寄給他的信，他曾經(jīng)保藏了多年，訂成了厚厚幾冊的，十年前由他自己親手毀掉了。他說，他是不想落到“四人幫”爪牙的手里，成為“展覽”的資料。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一直都在微笑著。這些信已經(jīng)毀滅了，他們的影子卻清晰地留在《家》里面。作品自有它的力量，它會生存下去的。不論是怎樣的“英雄”，對此都將無能為力。

三

1956年，我到四川去旅行，過成都時曾去訪問李家的舊宅。不記得那地方已經(jīng)改為一個什么機關了，只在大門口張望了一下，遠遠地看了可能曾經(jīng)是巴金的臥室和書房的屋子，就走開了。我沒有走進去，沒有去看花園，沒有去憑吊鳴鳳自沉的湖邊“遺址”。這就證明我的“歷史癖”并不太深，頭腦也還比較清醒。不過我當時確是有著一種小小的計劃。我想，如果要認真研究巴金和他的作品，不了解成都的種種是不行的。我在成都住了一個月，看了不少川戲，看了廖靜秋的《歸舟投江》。這是一個很有才華的演員，當時已經(jīng)身患不治之癥，但仍嚴肅地堅持舞臺工作。巴金很尊重她這種工作精神，他和幾位四川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給“人大”寫過一封信，提議給廖靜秋拍一部舞臺紀錄片，信里有這樣的話：“現(xiàn)代科學還不能保存她的生命，但是可以保存她的藝術。”后來她留下了一部紀錄片。不久以后廖靜秋逝世，巴金寫過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從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巴金對川戲的感情。

在《家》里描寫過五十年前川戲演員生活的一些小小側面，在另外的文章里他還作過更詳細些的說明，看來那時候四川演員的命運和《金臺殘淚記》這類作品里所描寫的北京演員差不多。巴金對這些被侮辱與損害者是同情的。這一點，過去巴金的研究者似乎都沒有加以注意，可能就是因為人們對這種社會現(xiàn)象缺乏必要的了解。不過1956年的成都已經(jīng)再也找不到這種歷史殘跡的余痕，訪問老演員也很難獲得這樣的材料。我看過《打紅臺》后訪問了著名演員面娃娃（彭海清），他談了不少表演和川戲流派，使我增長了見識，但他并沒有談舊時代演員的生活，仿佛這一切都真的一去不復返了。在成都，唯一使我感到滿意的是發(fā)現(xiàn)了一個別有風味的舞臺，當時它還被使用作一個主要的營業(yè)性劇場。它是在一個舊宅的花園里，舞臺不大，池座四周有朱紅的游廊，外面就是花園，大約只能接待幾百個觀眾。在這里我看了《搶傘》《辯釵》……這些節(jié)目，感到環(huán)境和演出十分協(xié)調。我想《家》里描寫的公館里演戲那種場面，大抵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巴金是很喜歡川戲的，川劇團旅行演出路過上海，總有些演員到他家去做客。不管是老演員還是年輕演員，都像熟人似的和他隨便談話。川戲在許多地方都贏得了不少熱情的觀眾，其中不少還是狂熱的愛好者，碰在一起就熱烈地談起來。在這種場合，巴金只是微笑地聽著，把“內行評論家”讓給旁人。他在《談我的短篇小說》的末尾說，我從小時候起就喜歡看戲，我喜歡的倒是一些地方戲的折子戲，我覺得它們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說。他舉了川戲《周仁耍路》的例子，作了分析，指出這完全是中國人的東西，從人民中間來的東西。他贊頌了我們深厚的傳統(tǒng)。從這里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給作家的哺育，而這也正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的。

巴金有著非凡的記憶力。50年代初，有一次飯后閑談，他興致很好，隨口背誦了好多篇古詩，包括《長恨歌》《琵琶行》這樣的長篇。那時我正在起勁地買舊書，他托我順便給他找—部舊版的唐詩選本。記得后來找來了一部《批點唐詩正聲》，選本并不高明，不過是明萬歷刻，棉紙印的。巴金喜歡買書，但從不買線裝古書，這部《唐詩正聲》，大約在他的藏書里算是很別致的了。他還托我從相熟的舊書店里買過一整套《繡像小說》，《老殘游記》就是最初在它上面發(fā)表的。此外還買過全套的林譯小說……這些都是他年輕時熟習并喜愛過的讀物。他摩挲著這些書時，表現(xiàn)了非常的喜悅。我記起他在《憶》里的一段文字。當他是一個孩子時，晚上在清油燈下，跟著母親讀他自己手抄的詞，這是個非常美麗動人的場景，它使我想起龔自珍的《三別好詩》和詩序。龔自珍說有三位文學成就并不太高的作者的作品，卻是他一直深愛的，那原因，“以三者皆于慈母帳外燈前誦之，吳（梅村）詩出口授，故尤纏綿于心，吾方壯而獨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時。吾知異日空山，有過吾門而聞且高歌、且悲啼，雜然交作，如高宮大角之聲者，必是三物也?！饼徸哉湓谶@篇詩序里表現(xiàn)了他獨有的文學特色之外，還表現(xiàn)了更重要、更真實的東西。

巴金的《家》里有兩個真實的人物。一個是他的大哥，這是讀者都知道的。還有一個呢？我問過他，他說，“是我的祖父。”

1956年路過重慶，抽空到“米亭子”去了一次?？箲?zhàn)中這里曾是舊書店的集中地，此刻是冷落得多了。舊書店只剩下兩三家，貨色也少得多、差得多。我在散堆在門板上的爛書中間，無意中抽出了兩本薄薄的詩集，是民國初年成都相當精致的小字刻本。我從書末?？暮笠崃忻锇l(fā)現(xiàn)了李林和巴金的名字。我知道這該是他的祖父的詩集了。帶回上海給巴金看了，果然是的。

高老太爺和馮樂山這樣的人物，在1956年的成都，恐怕已經(jīng)再也找不到一個標本。因此想領教一下他們的“風范”，是困難的。但我在成都市上還是買到了《詩婢家箋譜》，買到死去不久的趙堯生（熙）的詩集和木刻小本《情探》。此外，他們的遺跡在四川各地一些名勝所在的刻石上，還留存著不少。他們有著那個時代一切遺老的共性，同時也有他們地區(qū)性的個性。就是這樣一些確實無疑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也還是復雜的，不像“四人幫”論客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趙堯生的寫出了《情探》，就是一個例子。我沒有用《焚香記》和《情探》比勘過，據(jù)說兩者是大相徑庭的?！肚樘健肥枪響?，是為江青之流所切齒痛恨的鬼戲。但自從三十二年前讀了魯迅先生的《女吊》一文以后，我就對諸如此類的一切高論產生了“免疫力”。無論“‘前進’的文學家和‘戰(zhàn)斗’的勇士們”唱出了怎樣慷慨激昂的高調，一概當作“呆鳥”的嘶鳴?，F(xiàn)在看來，這種認識又十分不夠了。他們哪里只是什么“呆鳥”而已呢？這又是我近來的一點小小的進步。

在我看來，《情探》里的焦桂英實在是一個帶復仇性的、很美也很強的鬼魂。如果人們不是同情，反而責怪她、斥責她的斗爭手段卑怯而不科學，那么，照我看來，簡直就和手執(zhí)核子武器，卻在嘲笑第三世界人民手里的雕弓與匕首者異曲同工，實在已經(jīng)大大高出“呆鳥”之上了。

為什么馮樂山，或至少是馮樂山的詩友會寫出《情探》這樣的作品來呢？這就是使我感到問題并不那樣單純的因由。

1956年在成都的日子里，我還訪問過《死水微瀾》的作者李劼人，訪問過“商場”的舊址，設法吃了有代表性的川菜如“開水白菜”之類，在少城公園吃過茶……目的是想寫一篇探索《家》的時代背景……那樣的報道?？墒沁@個題目非常困難，時間又迫促，終于不曾寫成。

過去，我也曾和朋友合作，用這種不太聰明的方法研究過《紅樓夢》，不料卻成了“典型的復辟活動”“繁瑣考證”的標本。我一點不明白，為什么一碰上考證，江青、張春橋之流就像被掘了祖墳似的發(fā)狂、發(fā)怒、發(fā)抖呢？他們?yōu)槭裁疮偪竦胤磳懻嫒苏媸碌淖髌罚克坪踹@些都是不可理解的?，F(xiàn)在可是悟出一點奧妙來了。

魯迅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里描寫過他嬰兒時代曾經(jīng)戴過的銀飾，上面鑲著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的小東西，這是被當作避邪的法寶的。為什么呢？魯迅解釋道，“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睂ν瑯拥氖挛?，魯迅對日本朋友增田涉也解釋過，“總之，這些東西，都是為了弄清事物的?？梢娭袊男肮?，非常害怕明確，喜歡含混?！笨甲C這東西，終極目的也不過是為了弄清事物。邪鬼之見而生畏，因畏生恨，非滅此朝食不可，不是明明白白的了嗎？

魯迅后來為了探究和好奇，從30年代上海的銀樓里買來了幾乎一式一樣的銀飾，嘆息道，“奇怪得很，半世紀有余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現(xiàn)在是距離魯迅發(fā)出這種慨嘆又已過了半個世紀。中國的邪鬼的性情是否有了什么改變，也正難說得很。世間大約沒有什么永久不變的事物。我想，至少比起它們的前輩來，今天的邪鬼已經(jīng)變得更為伶俐，只是銀飾式樣的法寶，已經(jīng)難以制服。但無論如何，斬釘截鐵、決不含糊，這樣的原則，在邪鬼不曾完全消滅之日，總還是適用的吧。

四

1946年秋，我從重慶回到上海，到霞飛坊（現(xiàn)在的淮海坊）五十九號去看巴金，這已經(jīng)是李林先生逝世的半年以后了。巴金和蕭珊就住在三樓李林住過的書房里，這時他們已經(jīng)有了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女兒——小林?，F(xiàn)在是小林自己也有一個小女兒了。一次，我從一面走動一面講話的小林的側面，又看到了李林的瘦削、帶了分明輪廓的深深小酒靨，我想，有些似乎已經(jīng)永遠失去了的東西，也還會在無意中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