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章范曄謀反案
朱曉海
［摘要］ 范曄曾謀反，自古無異論。清人平地掀起浪濤，今人甚至運用敘述學(xué)理論為之鼓吹。本文試圖厘清此一公案。先論正史的可靠性如何、現(xiàn)代敘事學(xué)膏肓之弊在何處；次論劉宋文帝時期內(nèi)政大勢，范曄在其中的位份；進而直接針對范曄事件展示其首尾、研析他有無被冤枉或設(shè)計；最后就其本傳中數(shù)處零星記載，舉證說明撰史者有無丑化范曄的嫌疑。
［關(guān)鍵詞］ 《宋書》 范曄 宋文帝 彭城王義康 徐湛之 何尚之
學(xué)林對于《宋書·范曄傳》
原本毫無異議，直到清代乾隆年間王鳴盛始發(fā)疑難，陳澧、傅維森繼之。張述祖撰范曄年譜，雖不盡認(rèn)同彼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于王氏等“非難沈約，以為立意侮辱先生，則事屬可疑”；于范曄一案，稱引《宋書》中諸條記載，“皆以先生謀逆為實事”，然末了僅謙虛委婉地表示：“詳情如何，尚難定論。”今人信從王、陳等人之說，且以彼等結(jié)論著于教科書中，貽誤后生，是為不可不辯正者。僻處海陬，聞見陋寡，唯悉汪涌豪、瞿林東、李珍、曹旭等先后嘗撰文駁正。竊以為尚有些許可補充的余地，故弗揣愚魯，先論正史的可信度，以及個人對近、現(xiàn)代敘述學(xué)的評價；次論劉宋文帝用人，包括提拔范曄的策略，以見范曄案于當(dāng)時政治脈絡(luò)中的位份；進而細究范曄謀反案的記載是否屬實；最后就《范曄傳》其間零碎處，說明有無丑化范曄造型的嫌疑。
一
舊史傳記的撰寫者固然有他們的觀點，對于手邊既有的材料進行一番篩選，呈現(xiàn)的造型也必然是某種剪裁，但如果了解正史中的傳記并非一家之言，運用那些史料時，就可以省卻不少疑慮。
以私家而言，某人傳記的原始素材絕大多數(shù)來自宗譜、任職經(jīng)歷、日常同居的見聞、傳主遺留下的手稿，甚至死者生前所撰的自述等。在此基礎(chǔ)上，再益以口耳相傳的逸言、故事，成為旁人或后世親屬所撰寫的傳主行狀、家傳的材料來源。行狀必然經(jīng)由傳主家屬、友朋、故吏過目確認(rèn)，這些同時期的存者不可能集體錯誤或失憶；家傳也無從向壁虛構(gòu)，否則，難逃傳主后裔責(zé)難。
以公家而言，某人傳記的材料幾乎全來自吏部等機構(gòu)收藏的檔案，包括履歷、被彈劾并獎懲的記錄、傳主所上的奏章或著作，以及起居注中所載該當(dāng)事人與皇帝間的言行互動、辭色反應(yīng)及其背景。那些檔案純屬客觀記錄；起居注以及由此撰成的實錄，如扶育對劉宋文帝所言：“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奠基在這些材料之上，然后出現(xiàn)著作郎等撰寫的傳記。
此后，經(jīng)過史臣核對、參考、思辨公、私兩方面的某人傳記，才是那個人物在那朝國史中的傳記。
行狀、家傳不乏溢美；著作郎等人撰寫的傳記難免偏差或有所保留，然而由于一本國史的修撰往往歷經(jīng)好幾階段，那些溢美或偏差、有所保留的部分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修正。好比《宋書》，歷經(jīng)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前廢帝永光以來的紀(jì)、傳文字，沈約就毫不諱言：“事屬當(dāng)時，多非實錄”，劉宋孝武帝居然濫用政治權(quán)威，越俎代庖，親手撰寫《臧質(zhì)、魯爽、王僧達諸傳》。這種記載“垂之將來，難以取信”，因而“謹(jǐn)更創(chuàng)立，制成新史”。按照《宋書》卷一百《自序》的記載，范曄屬于“元嘉名臣”，其傳記最早應(yīng)該出自曾任南臺御史的蘇寶生筆下；后來經(jīng)過著作郎徐爰過目；最后在沈約手下拍板定案?！斗稌蟼鳌吩簿烤谷绾?，不得而悉。若說沈約銜憾于范曄，則不禁令人狐疑：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的沈約，五歲小童對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范曄，究竟有何情緒、認(rèn)知上的糾結(jié)，或者外在環(huán)境上的不得已、不能兼容，以致精心改動或調(diào)整原先的敘事，刻意將范曄塑造成這一負面樣版。如果今日所見的《范曄傳》基本上乃蘇寶生原稿，他本身于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七月即因“坐知高闇反，不即啟聞，與闇共伏誅”，則何以會特別將尚未正式舉兵犯蹕的范曄描述為不忠？如果照陳澧所說：《范曄傳》“必當(dāng)時史官承何尚之等授意為之，沈休文仍之而不改”，則其他的傳記也會同樣蒙上不實的嫌疑陰影。誠如是，蘇寶生、沈約等撰寫的某人傳記既與事實大有間，則必然會在士林間引發(fā)質(zhì)難非議。君不見：
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dāng)為尊公作佳傳?！倍〔慌c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謂亮立傳，謂亮將略非所長，無應(yīng)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此乃羌無故實的臆度之說，尚且如此，則有清之前，何以從未聞對《宋書》公正度的疑慮，或野老的“謗書”謠傳？縱使“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史臣也得在謹(jǐn)慎甄別之后去取。簡言之，一部史書能進入正史行列，斷非偶然。它們的列傳雖然不能代表傳主真正完整的面貌，但其客觀可信度確實較高，不容濫用敘事理論者妄疑。
《南史》卷三三《范泰傳附孫曄傳》與《宋書》卷六九《范曄傳》，以內(nèi)容情節(jié)而言，幾乎雷同，除了論及他撰寫《后漢書》時，“至于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在獄中，“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照照，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凄然”，僅于傳末加上：
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惫缙溲?。
以坐實他參與謀反的記載。司馬光撰寫《通鑒》時，對范曄這位同行也采納了《宋書》的批判立場，不但沒有變更《宋書》對范曄等謀反始末的記載，反而根據(jù)已亡逸的材料，增補了孔熙先兩段煽動范曄的說辭及范曄面部表情、肢體語言等反應(yīng)。李延壽曾“勘雜史于正史所無者一千余卷”；司馬光當(dāng)時“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許多均為后世所不及見者。由此可見：李延壽、司馬光二人顯然都沒有見到有利于范曄形象，或與《宋書·范曄傳》有相當(dāng)出入的材料，以致李延壽僅刪落這小集團事先擬的一封檄文、一封書信、徐湛之告發(fā)的表文、孔熙先入獄后上文帝的奏章；司馬光在記述這樁事件中連一條考異也沒有。針對這點，若說那些有利于范曄形象或與《宋書·范曄傳》有相當(dāng)出入的史料全部遺失，以致李、司馬二人均不得見，乃最簡單，但也最蒼白的解釋，因為假使那些有利于范曄形象或與《宋書·范曄傳》有相當(dāng)出入的材料確實曾經(jīng)存在，但在唐、宋兩代已全部被歷史沙汰，這現(xiàn)象本身就暗示：那些材料經(jīng)不起歷史的考驗。
或人大可辯稱：這正顯示沈約精巧編織的《宋書·范曄傳》對后世看待范曄生平影響之大，但此說顯然忽略將《宋書》“刪為《宋略》”、“其敘事、評論多善”的裴子野對范曄的評價與蘇、沈是一樣的，而且都將范曄與元嘉時期另一政治犯劉湛相提并論。連極度厭惡裴氏文學(xué)觀的蕭綱也不能不稱譽對方“乃是良史之才”；他的《宋略》乃沈約自嘆“吾弗逮也”者，“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舍咸稱重之”，“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裴氏此書撰寫于侯景之亂前，公、私藏書都未遭兵燹摧殘，他當(dāng)時難道沒有其他的逸聞、故事，可以標(biāo)示《宋略》與《宋書》對范曄剪影之異同，而僅僅增錄孔熙先一封事后怪“罪”允諾為謀反內(nèi)應(yīng)的許耀書信？
不論哪一家的敘事學(xué)說，共通的致命弊病就是：經(jīng)常無法說明撰寫者為何要使用他們所提的那些手法，塑造這段故事。這種弊病正如同民國初年“古史辨”此一風(fēng)潮下的學(xué)術(shù)論著，這本是偽作，那篇是后來羼入，卻無法提出任何個別且具體可信的理由來說明：那些絕大多數(shù)的無名人士為何要作偽、蒙混？高唱敘事學(xué)及運用敘事學(xué)的學(xué)者另一嚴(yán)重弊病乃是：當(dāng)他們將某篇報道解構(gòu)，宣布該篇報道僅能視為某事件、人物的一種面向之后，經(jīng)常不能提出還可以建構(gòu)出什么別的面向。歷史真相永遠不可能復(fù)原，但并不意味不應(yīng)當(dāng)在可能的程度內(nèi)盡量逼近歷史真相。能否重構(gòu)某人形象固然與有無其他可供參考、索隱的史料相關(guān)，然而真正的癥結(jié)在：某些學(xué)者根本無意于建構(gòu)，只滿足于解構(gòu)。既有的記載都是某一特殊角度、立場下的詩意性剪裁、營造，不足為憑，至少不能充分信任；將它們偏見化、虛實夾雜化之后，又不提供另一種可能的剪裁、營造成果，于是一段或整段歷史最終形成一片荒原。后人對于過往究竟發(fā)生過什么事、該事件中甲與乙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誰“賢”，誰“不肖”，僅能當(dāng)作一出說書、戲劇來姑妄聽之、觀之。
王、陳二氏雖然試圖說明“誣蔑”范曄的原委，并建構(gòu)范曄的另一形象，可惜都脆弱到不堪反解構(gòu)，且詳下文。
二
要想正確理解范曄案的位份，或許得先以較為宏觀的視野鳥瞰劉宋早期政治脈絡(luò)。
從武帝臨終前告誡太子的話，可知：顧命大臣乃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四人。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四月，拓跋魏南侵，檀道濟受命北征，然后留鎮(zhèn)廣陵，所以實際掌權(quán)者歸于徐羨之等三人。景平二年（424年）六月，廢、弒少帝。同年八月丁酉，文帝入京即位，三日后，庚子，出謝晦為荊州刺史，將徐、傅、謝三人統(tǒng)一陣線的可能性縮減，再三日后，癸卯，將王弘進位為司空，此舉固然是分掉徐、傅二人手上的權(quán)力，同時也意圖分化王弘與徐、傅二人勾結(jié)的可能。元嘉三年（426年）正月丙寅，誅徐、傅二人，沈約曾指出：
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寧子之力也。
王華乃僑姓高門；孔寧子乃吳姓高門，結(jié)合南、北兩方世家力量鏟除權(quán)臣。同時，先派到彥之、檀道濟西征謝晦，同樣是在分化當(dāng)年的顧命大臣，藉此向檀道濟暗示：只要這次能表現(xiàn)得好，今上不會追究殺害少帝、廬陵王的事。次日丁卯，命王弘與驃騎將軍、彭城王義康居守。前者為異姓；后者為同姓，維持后方的權(quán)力平穩(wěn)。二月己卯，平謝晦。文帝遵從父訓(xùn)：
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
彭城王義康正式接任荊州刺史。此后，中樞大權(quán)由王弘、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共掌，入?yún)C要。有次燕集，文帝曾當(dāng)眾“拊御床”對王氏兄弟說：
此坐非卿兄弟，無復(fù)今日。
這與東晉初年：
及（元）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dǎo)升御床共坐，導(dǎo)固辭至于三四……帝乃止。
直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耳。然而這五十步的差異蘊含的意義匪淺。王導(dǎo)當(dāng)時總攬大權(quán)，否則社會、政界不會流傳“王與馬，共天下”的諺語。元嘉三年后參與機要的人事安排，兩人是自己的心腹，王華、王曇首“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另二人是先帝舊臣。虧王華還是文帝的老部下，居然還看不透對方分相權(quán)的目的，感慨“己力用不盡，每嘆息曰”：
宰相頓有數(shù)人，天下何由得治？
根本未曾體會：文帝固然關(guān)注天下的治或不治，然而更在意的乃是他手中的皇權(quán)會不會受相權(quán)所制。好在旁觀者清，而王弘也夠世故，接受勸告，所以先在相權(quán)方面自請退讓，元嘉五年（428年）六月，由一品的司徒降為二品的衛(wèi)將軍；然后于元嘉六年（429年）上表，勸文帝將彭城王義康由荊州刺史調(diào)回京，擔(dān)任司徒，文帝“敬從所執(zhí)”，是年四月，義康返京。彭城王是皇室近親；王弘是世族代表，分錄尚書事，這種表面平衡的情形一直維持到元嘉九年（432年）五月壬申，王弘過世。之所以僅說“表面平衡”，因為彭城王權(quán)力欲甚大，而“二府并置佐領(lǐng)兵”，王弘聽從王曇首的意見，以自己“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相對“相府初建，或有未克”，“割二千人”予彭城王，而且王弘“每事推謙，自是內(nèi)、外眾務(wù)一斷之義康”。文帝雖然于元嘉九年三月將王弘進位為太保，以期多少避免一面倒，但王弘未幾即過世，而彭城王垂涎已久的揚州刺史終于落入自己手中。
繼續(xù)陳述之前，有必要先說明：文帝為何要起用彭城王。檢查當(dāng)時皇室近親：
武帝弟、侄
長沙景王，武帝中弟，生于東晉海西公太和三年（368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庚午，年五十三，封長沙王，卒于武帝永初三年（422年）六月，年五十五。
長沙成王義欣，武帝侄，生于東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蓋武帝永初三年，年十九，襲長沙王爵，卒于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年三十六。元嘉六年（429年），年二十六。
臨川烈武王，武帝少弟，生于東晉海西公太和五年（370年），卒于東晉安帝義熙八年（412年）閏月，年四十三，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庚午，追封臨川王。
臨川康王義慶，武帝侄，生于東晉安帝元興二年（403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庚午，年十八，襲臨川王爵，卒于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年四十二。元嘉六年，年二十七。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生于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年三十三，封營浦縣侯，卒于后廢帝元徽元年（473年），年八十二。元嘉六年，年三十八。
武帝七子
少帝，長子，生于東晉安帝義熙二年（406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八月癸酉，封皇太子，永初三年（422年）五月癸亥，年十七，即帝位，卒于景平二年（424年）六月癸丑，年十九。
廬陵王義真，第二子，生于東晉安帝義熙三年（407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乙亥，年四歲，封廬陵王，卒于景平二年（424年）六月癸未，年十八。
文帝義隆，第三子，生于東晉安帝義熙三年（407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乙亥，年四歲，封宜都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八月丁酉，年十八，即帝位，卒于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甲子，年四十七。
彭城王義康，第四子，生于東晉安帝義熙五年（409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乙亥，封彭城王，卒于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年四十三。元嘉六年（429年），年二十一。
江夏王義恭，第五子，生于東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年），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八月庚子，年十二，封江夏王，卒于前廢帝永光元年（465年）八月癸酉，年五十三。元嘉六年（429年），年十七。
南郡王義宣，第六子生于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415年），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八月庚子，年十歲，卒于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六月戊子，年四十。元嘉六年（429年），年十五。
衡陽王義季，第七子，生于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415年），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年十歲，封衡陽王，卒于文帝元嘉二四年（447年）八月乙未，年三十三。元嘉六年（429年），年十五。
文帝十九子中前四子
太子邵，長子，生于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元嘉六年（429年）三月丁巳，年六歲，封為太子，卒于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五月，年三十。元嘉六年，年六歲。
始興王浚，第二子，生于文帝元嘉六年（429年），元嘉十三年（436年）九月癸丑，年八歲，封為始興王，卒于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五月，年二十五。元嘉六年，年一歲。
孝武帝駿，第三子，生于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年七歲，封武陵王。元嘉三十年（453年），年二十四，即皇帝位，卒于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庚申，年三十五。
南平王鑠，第四子，生于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元嘉十六年（439年）八月庚子，年九歲，封為南平王，卒于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七月己巳，年二十三。
元嘉六年時，文帝僅有二子，且均在沖齡；叔父輩，僅余疏族的營浦侯遵考；兄弟輩，連同從兄弟計，成年者僅臨川王義慶、長沙王義欣、彭城王義康等人。義慶乃“宗室令美”，文帝并非沒有賦予他重任之心，否則，就不會先任命他為尚書左仆射；當(dāng)對方因天變堅辭之后，又任命為中書令，前后擔(dān)任丹陽尹九年，但義慶謹(jǐn)小慎微的個性，好比“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fù)跨馬”，使得文帝只好以彭城王義康為宗親代表的人選。何況彭城王不似江夏王“性褊急”、南郡王“人才素短”，乃“少而聰慧”者，“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適合總攬政務(wù)。
元嘉九年，以往的局面因王弘過世解體，而文帝與彭城王關(guān)系由“凡所陳奏，入無不可”何時演變?yōu)榍罢咭暫笳呷裘⒋淘诒?，大概在元嘉十三年正月“上有疾”之后。《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記載：
（義康黨人）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劉）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并不答，而（孔）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
舊史雖指明：孔胤秀等人尋索前朝兄終弟及的故事，“義康不知也”，但從他對劉湛的意見沉默“不答”，未嘗斥為悖謬，可知：他并非無心帝位，所以“及太祖疾豫，微聞之”以后，就覺得彭城王一伙“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此后就形成了文帝與彭城王間的暗中較勁了。文帝的代表是殷景仁；彭城王的代表是劉湛。彼此關(guān)系惡化到：
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劉）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祥T慚懼，無地自處?！?sup>
而“凡朝士游殷氏門者，不得入劉氏之門”。劉湛屢次透過義康于文帝面前毀謗殷景仁，以期傾黜景仁，結(jié)果不但“其事不行”，文帝反而“遇之愈隆”。這并非文帝偏愛殷某，而是本諸對手的對手即為同志的心態(tài)，增加對手勢力膨脹的阻礙。劉湛后來干脆打算釜底抽薪：
遣人若劫盜者，于外殺之……上微聞之，遷（中書令、中護軍、尚書仆射）景仁于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
殷景仁深悉政海波詭云譎，顧慮到自己未必不會淪為被文帝犧牲的棋子，所以在謀刺案發(fā)生之前，即“稱疾解職”，但又“不見許”，命令他帶職“停家養(yǎng)病”。根據(jù)舊史記載：
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dāng)?shù)，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文帝已經(jīng)準(zhǔn)備下手，所以元嘉十六年春正月，不知道文帝是否學(xué)習(xí)鄭莊公對付太叔段的權(quán)術(shù)，不加裁抑，反而命彭城王義康“進位大將軍”，以松懈其戒心，但是從這年秋開始，“不復(fù)幸東府”。這種對峙的情況維持到元嘉十七年（440年）九、十月間，當(dāng)時殷景仁可能已經(jīng)有些“情理乖錯”，只是尚未“疾轉(zhuǎn)篤”，不再能如往常替文帝暗中謀劃，或揭露、剖析某些事件背后的復(fù)雜狀況，所以十月戊午，文帝果斷地撕破臉，處死劉湛及其黨羽，而且“誅討處分一皆委”付劉湛的對頭殷景仁。同時，罷彭城王司徒、錄尚書的職務(wù)，出為江州刺史。
這年十一月癸丑，殷景仁過世，文帝組織新的執(zhí)政班子：何尚之、沈演之、范曄、庾炳之。成員的交集在均與彭城王、劉湛有芥蒂。雖然因為某些客觀形勢，何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lǐng)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lǐng)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沈演之則由于“劉湛等結(jié)黨，欲排廢尚書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于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后，我不復(fù)相信’”?！霸卧劬牛?sup>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并集東府。（范）曄弟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文身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接著又利用他本生嫡母亡，“不時奔赴，及行，又?jǐn)y妓妾自隨”。當(dāng)時“方伯以下并委義康授用”，御史中丞劉損應(yīng)該也是義康“授用”者之一。劉損仰承其意，彈劾之。表面上，庾炳之雖然游于劉、殷二人之間，但“密盡忠于朝廷”，文帝與臥病在家的殷景仁之間的謀策往來，“常令炳之銜命去來”。
或許有人會認(rèn)為文帝要對付彭城王，何必如此周章。殊不知：彭城王雖然感喟：
（謝）述唯勸吾進；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
但即使至此刻，仍未警悟，仍奢望東山再起：
上又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
啟程赴江州前，徐湛之奉“敕”“入相伴慰”，“經(jīng)逾旬日”，彭城王以行動示意：
遺臣利刃，期以際會。
表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而彭城王在朝專權(quán)十來年，“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朝野輻湊”，“府門每旦常有數(shù)百乘車”，“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勢力盤根錯節(jié)，豈能一朝鋤盡？舊史記載：
會稽長公主于兄弟為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后，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車子，義康小字也。
這位大姊確實洞悉文帝的意圖，否則，巴東令扶育“詣闕上表”，請求文帝與彭城王修復(fù)兄弟之好，何以“即收付建康獄，賜死”？但她對政治的詭譎陰暗了解得畢竟欠深刻，所以對彭城王死期估記得早了。文帝表面仍示寬厚：
左右愛念者并聽隨從。至豫州，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yōu)厚，信賜相系，朝廷大事皆報示之。
實則其最終意圖并未因會稽長公主而動搖，這可從他對公主的回應(yīng)得悉：
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zé)o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余酒，今封送?！?/p>
文帝許諾的是這年“歲暮”不會處決彭城王，不代表他年不處決，所以日后“裁弟”并不算違背誓言。彭城王如果夠機靈，應(yīng)該讀出信中消息：“憶”他的是“會稽姊”，而非文帝，文帝對他只有猜防，視為隱憂。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范曄等謀反案揭露。借著這次謀反案“事逮義康”，“削義康王爵”，“免義康及子泉陵侯允，女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為庶人，絕籍屬，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公相，領(lǐng)兵防守”。既從皇室宗牒除名，就徹底斬斷了義康繼承大統(tǒng)的宗法正當(dāng)性。
“（元嘉）二十四年（447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眾據(jù)郡，復(fù)欲奉戴義康”，文帝按照群臣意見，“徙（義康）廣州遠郡，放之邊表”，仍派沈邵監(jiān)管。
后“值……索虜寇瓜步，天下擾動，上慮異志者或奉義康為亂”，“二十八年（451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yán)龍赍藥賜死”。
綜上所述，范曄等謀反案乃文帝鏟除彭城王義康過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這就引發(fā)質(zhì)疑：范曄等謀反案是否為文帝或文帝示意親信媒蘗而成，藉此牽涉彭城王，以達到削除劉義康王爵并宗籍的目的？下文即就此點詳究。
三
這次謀反案，孔熙先坦承：“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為奸謀，干犯國憲。”不但為發(fā)起者，而且許多參與者也都是他勾引加入。如謝綜，固然因為父謝述“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與“素為”府主義康“所狎”，所以當(dāng)義康外放江州時，按照文帝“左右愛念者并聽隨從”的詔令，“隨從南上”，孔熙先利用這兩層既有的關(guān)系“獎?wù)f”，使得謝綜“亦有酬報之心”。又如在“臺省宿衛(wèi)殿省”的許耀，他的大姨子乃法靜尼，以往“出入義康家”，“感激舊恩，規(guī)相拯拔”。許耀“嘗有病”，而“熙先善于治病”，法靜“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要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深相待結(jié)”，最后告知密謀，對方因此“許為內(nèi)應(yīng)”。
范曄亦然，孔熙先先“傾身事（謝）綜”，“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然后透過謝綜的引薦，與范曄交往。孔熙先重施拉攏謝綜的故技，與范曄博戲中，“故為不敵，前后輸曄物甚多”，加以本身“素有詞辯”“文藝”，讓本身才氣縱橫的范曄頗為賞“愛”，一改過去對孔熙先“不為”其“所重”的態(tài)度，“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然后孔熙先才游說范曄加入。
孔熙先的規(guī)劃相當(dāng)用心。彭城王左右幕僚（如謝綜）若無此意，不待舉事，恐怕就已經(jīng)因內(nèi)部意見分歧，胎死腹中。禁宮若無內(nèi)應(yīng)（如許耀），政變就難以發(fā)于肘腋。至于所以“欲要朝廷大臣”，因為中央級執(zhí)事若無同意者，不僅內(nèi)（禁宮）、外（江州）之間缺少重要的環(huán)節(jié)，而且在舉事時，難以向各方宣告?？资纤蕴糁蟹稌希且颉皶弦庵静粷M”。這也是為何“（謝）綜還，申義康意于曄，求解晚隙，復(fù)敦舊好”、大將軍長史“（仲）承祖南下，申義康意于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jié)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目的就是拉攏并穩(wěn)住范曄，以便屆時作為中央出面宣示四方的人選。所以不需要著意拉攏另一中央的代表人徐湛之，因為彭城王與徐湛之“雖為舅甥，恩過子弟”，雙方“宿有密契”，“潛通奸意”，徐湛之還向彭城王“報示天文”，所以按照“規(guī)有異志”的仲承祖的想法，只需代表彭城王的自己與對方相互認(rèn)識，讓對方有好印象，“告以密計”即可。
“（元嘉）十七年（十月戊午），義康出藩，誅（劉）湛等，以（沈）演之為右衛(wèi)將軍?！蓖晔辉鹿锍?，“（殷）景仁尋卒，乃以后軍長史范曄為左衛(wèi)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根據(jù)《宋書》卷一百《自序》：
元嘉十七年（十二月癸亥），始興王浚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沈璞）為主簿。順陽范曄為長史，行州事……太祖召璞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浚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曄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dāng)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辫币匀斡黾壬睿速硪狗诵?，其有所懷，輒以密啟，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圣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末見其際也。
卷六五《劉道產(chǎn)傳》：
（元嘉）二十年，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zhàn)便走，聽依本要，于事為重。右衛(wèi)將軍沈演之、丹陽尹羊玄保、后軍長史范曄并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
可知：至早于元嘉十八年，范曄始與沈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然而凡事不能僅看片面。“性疏”，做不到“特宜詳慎”的處事態(tài)度，因此連地方層級的首善之區(qū)的業(yè)務(wù)尚且不能獲得文帝信托，以致實不符名，“其實委（沈）卿也”。沈璞與文帝當(dāng)時的關(guān)系，猶如臥病在家的殷景仁與文帝一般，大小規(guī)劃由前者“密啟”，然后由中詔令行，以免范曄持異議礙事，所謂“必多不同”，則范曄被文帝提拔至中央，豈真能“參機密”？無怪乎本傳會記載：
時曄與沈演之并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
換言之，議事時，有他無他均可。對照《宋書》卷五二《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
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wèi)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尤堪玩味真正“同參機密”的是何人。是以范曄內(nèi)調(diào)，進入中樞，當(dāng)如上文所述，主要因為他與彭城王有嫌隙，所以劉損彈劾范曄時，文帝“不罪也”，這與維護殷景仁如出一轍；其次才是“才藝可施”。
范曄豈會察覺不到自己近乎政治花瓶這點？是以“以此為怨”。當(dāng)時遷轉(zhuǎn)為吏部尚書的何尚之就已“察其意趣異常”，因此“白太祖”：
宜出為廣州。若在內(nèi)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
“上曰”：
始誅劉湛等，方欲超升后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
何尚之擔(dān)任吏部尚書多久，不得而詳，但接著升任中書令，這兩項官職都是大權(quán)在握者，根本無須排擠范曄。他那番建言不但不是排擠，反而應(yīng)當(dāng)說是保全對方。何尚之后來曾說：
昔啟范曄，當(dāng)時亦懼犯觸之尤。
從文帝的回答，可以知道：至少對文帝而言，將何尚之的建議視為“不能容才”的“讒說”，乃是外界“萬方”不明就理的誤會。他一樣覺得范曄“意趣異?！?，只是尚未從暇“釁”演變?yōu)椤笆论E”，并未因為對范曄文翰的欣賞，而覺得何尚之的提醒是“犯觸”逆鱗。至于舊史所說：
后曄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
并非指何尚之逆料到范曄可能謀反，而是嘉許何尚之擔(dān)心屆時又要“誅大臣”，“有虧皇化”這點。元嘉二十一年，詔遷沈演之為中領(lǐng)軍；范曄為太子詹事。中領(lǐng)軍具實權(quán)；太子詹事確實為清望官，但任務(wù)是“翼贊東朝”，等于將他排除在預(yù)參機密的小圈子之外了，范曄“意志不滿”的情緒愈發(fā)加深，難怪沈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由此可見：當(dāng)初同參機要的一小伙人中，不僅何尚之，沈演之也無排擠范曄的必要。沈演之轉(zhuǎn)中領(lǐng)軍前，舊史記載：
二十年，遷侍中，右衛(wèi)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lǐng)衛(wèi)望實優(yōu)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p>
對范曄，卻完全未表示任何期勉。沈演之轉(zhuǎn)中領(lǐng)軍后，舊史記載：
曄尋事發(fā)伏誅，遷領(lǐng)國子祭酒、本州島大中正，轉(zhuǎn)吏部尚書，領(lǐng)太子右衛(wèi)率。雖未為宰相，任寄不異也。
可見文帝對沈演之始終“任寄”非常。至于庾炳之，范曄自己都說：“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扁资袭?dāng)時“內(nèi)外歸附，勢傾朝野”，范曄豈在他競爭名單中？庾炳之處心積慮的是仗勢貪污、勒索。王鳴盛“想蔚宗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何、沈、庾等因而“共相傾陷”，可謂全然昧于當(dāng)時樞機所寄，高估范曄的位份權(quán)勢了。
孔熙先起先以彭城王冤屈，導(dǎo)致天（“天文乖錯”）、人（“天下憤怨”）為由，勸范曄“順天、人之心”，建功立業(yè)。接著以執(zhí)政者“比肩競逐”“榮名勢利先后”，而范曄為“讒夫側(cè)目，為日久矣”，他當(dāng)以“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戮及百口，猶曰未厭”為鑒戒，先發(fā)制人，以便“享厚利，收鴻名”。最后采取罵人揭短的策略，以范曄心病“激之”：
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
所謂連姻帝室，是指或以公主下嫁，如徐湛之“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何尚之“子邵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范曄外甥謝綜弟“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或納臣女為王妃，如“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謝）景仁女也”、“（隨王）誕妃即（徐）湛之女，（南平王）鑠妃即（江）湛妹”。陳澧以范曄之孫范魯連為“吳興昭公主外孫”，“非連姻帝室邪”？可謂連基本常識都沒有。吳興公主乃高祖次女，尚孝武文穆王皇后之父王偃。換言之，范曄之子、范魯連之父范藹娶的是王偃與吳興公主所生之女，根本不是連姻帝室，至多只能說連姻外戚。王鳴盛認(rèn)為：“江左門戶高于蔚宗者多，豈皆連姻帝室？”確如所論，但問題在皇室不肯與之連姻的源由：“人以犬豕相遇?！辟|(zhì)言之，就是范曄有“禽獸行”，所謂“曄素有閨門論議，朝野所知”，這就狠狠戳到范曄不堪的丑事了?！锻ㄨb》記載范曄對孔熙先這三番游說的反應(yīng)分別是：“曄甚驚愕”“曄猶豫未決”“曄默然不應(yīng)，反意乃決”?！绑@愕”可以從對方面部表情獲悉；“猶豫”也可從對方思慮的狀況推知；最值得注意的是“默然不應(yīng)”，檢視故籍：
景帝與（梁）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后傳王?！碧笙舱f。竇嬰在前，據(jù)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于是景帝默然無聲。
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保▽O）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睂氃唬骸捌浯??！蔽脑唬骸安蚶菣M道，不宜復(fù)問狐貍?！睂毮弧?/p>
嘗從（明）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辛）毗曰：“于陛下甚樂，而于群下甚苦?！钡勰?，后遂為之稀出。
（武）帝因召（王）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钡勰弧?sup>
可以明了：默然意謂對方說得有理有據(jù)，自己無從反駁，所以只好緘口。換言之，范曄亂倫乃是事實，并非史臣污蔑，否則文帝逮捕的詔書中，“曄素?zé)o行檢，少負暇釁”在指什么？筆者可以同意：“驚愕”“猶豫未決”“默然不應(yīng)”乃是實記錄；“反意乃決”則是史臣自加的推斷之詞，確實如傅維森所質(zhì)疑：“惡知默然不答時，即有反心也”，但是此時反意不決與日后參與謀反絲毫不沖突。
不論孔熙先的游說是否達到策反范曄的效果，范曄并非剛涉足宦海者，自然不會在這種大事上貿(mào)然涉險。根本沒有陳澧所說：“自古未聞謀逆者而先自請殺其所奉之人者”的齟齬，所以史載：
欲探時旨，乃言于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訞詛幸災(zāi)，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長存，將重亂階。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p>
陳澧詰問：“所謂‘探時旨’者何也？”對曰：即范曄先需要確定文帝對彭城王的態(tài)度。如果已經(jīng)動了殺機，他自然不會加入孔熙先的陣營，賠上自己；如果沒有打算處決彭城王，或者還要觀看局勢，才下最后決定，則自己叛亂就有空間了。結(jié)果“上不納”。陳澧因為認(rèn)定：“‘欲探時旨’當(dāng)以微辭嘗試，何乃作此言”，所以范曄的建議乃出自真心的勸告，然后將這段記載解讀為：
探得文帝欲殺義康則不反，不殺則反邪？蔚宗勸殺義康，即蔚宗之不反明矣！探得文帝欲殺義康則反，不殺則不反邪？則文帝既不納矣，不殺義康矣，蔚宗之不反又明矣……蔚宗知熙先等謀反事，故勸文帝速殺義康以絕之也。
視為“蔚宗不反鐵案也”，可謂按一己成見，從事循環(huán)論證。范曄至此是否反意乃決，雖不敢必，但從徐湛之元嘉二十二年告發(fā)的章表所云：
去歲群小為臣妄生風(fēng)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讖緯、天文并有征驗。曄尋自來，復(fù)具陳此，并說臣議論轉(zhuǎn)惡，全身為難。
可知：至晚于元嘉二十一年，即遷為太子詹事時，范曄已經(jīng)鐵了心，故不僅沈演之看出不對勁，從他外甥笑他前后態(tài)度幡然轉(zhuǎn)變：
詹事當(dāng)前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
也可見：他已深陷其中，與孔熙先等沆瀣一氣了。陳澧質(zhì)疑“謀逆之事，則詭秘之不暇”，則“攘袂瞋目”僅能視為“平日論事”的表現(xiàn)。試問：秘密集會時，商議政變后的人員“選授”，以及“凡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并入死目”，范曄于此際是否會“攘袂瞋目”，一泄胸中積憤？他身為“領(lǐng)東宮眾務(wù)”的太子詹事，在太子池射堂上“躍馬顧盼”，意氣風(fēng)發(fā)，又有何嫌？
范曄懂得做賊要謹(jǐn)慎，故先試探文帝意向，徐湛之更是老于世故者。以見存史料而言，與這次謀反案有關(guān)的，徐湛之共五次上表。第五次乃因為自己出賣同伙，所作“朝野側(cè)目，眾議沸騰”的開脫之辭，可置不論。第一次是檢舉范曄：
比年以來，意態(tài)轉(zhuǎn)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讒謗圣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qū)扇同異，恣口肆心。
這是因為彭城王臨行前，表露出東山再起的意向，又命他“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雖然他“謂此僥幸，亦不宣達”于文帝，但既知義康有此“僥幸”之心，他就不能不防患未然。衡量自己與彭城王及范曄的關(guān)系親疏，自保的伏筆當(dāng)然以后者不安分較佳。文帝知悉此事，所以后來遣中使質(zhì)問范曄時，說：
名、爵期懷，于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qū)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
第二次是大將軍義康府史“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奸狀”，這應(yīng)該就在《范曄傳》所說“承祖因此結(jié)事湛之，告以密計”之后，徐湛之向文帝散布了一團煙霧。事后他解釋：
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wù)指斥，紙翰所載，尤復(fù)漫略者……仰緣圣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
對照他推托：彭城王外放前，對自己表現(xiàn)的“逆圖”言行乃一時“怨憤所至”，若“便以關(guān)啟，懼成虛妄，思量反復(fù)，實經(jīng)愚心，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可知：連陰謀者的姓名都沒透露。他這次上表內(nèi)容所以如此“漫略”“依違”，實乃首鼠兩端。彭城王這廂政變成功，以他與義康的關(guān)系，定會飛黃騰達；文帝這廂鋤奸獲勝，他也可借口事先透露，所謂“見關(guān)之日，便即以聞”，設(shè)法脫罪。第三度乃“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guī)有所建”，“即以啟聞”，但這封表依舊未將謀反始末及涉案人員交代清楚，這自然是因為自己涉足其間，留有不少與這小集團成員相互商議、同志共署的痕跡。第四度，亦即最后，才是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的那封表：
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于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跡翰墨，謹(jǐn)封上呈。
轉(zhuǎn)折點在第二至第三封表之間，何以從“不務(wù)指斥”變成含蓄舉發(fā)。舊史記載徐湛之曾對范曄等說：
臧質(zhì)見與異常，歲內(nèi)當(dāng)還，已報質(zhì)：悉攜門生義故，其亦當(dāng)解人此旨，故應(yīng)得健兒數(shù)百。質(zhì)與蕭思話款密，當(dāng)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將軍眷遇，必?zé)o異同。思話三州義故眾力，亦不減質(zhì)?？ぶ形奈?，及合諸處偵邏，亦當(dāng)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dāng)勿失機耳。
他將此推諉為“誘引之辭”，乃地道謊言，反正“所征之人又已死沒”。元嘉十八年“冬十月辛亥，以巴冬、建平二郡太守臧質(zhì)為徐、兗二州刺史”、“使持節(jié)、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由于“在鎮(zhèn)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因為被罷職，這才會斷定“歲內(nèi)當(dāng)還”。因為元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這次謀反案破滅期間，僅有兩度大赦：一在元嘉二十一年，這是針對元嘉十九年以前積欠公家稅收而逃亡的農(nóng)民，所謂“諸逋債”者而發(fā)，則臧質(zhì)所遇的大赦只可能是元嘉十九年四月因為文帝“久疾愈”，以示普天同慶的這次。而在此之前，元嘉五年，蕭思話為青州刺史；九年，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故曰“思話三州義故”。如果到了元嘉二十年，蕭思話遷轉(zhuǎn)為雍州刺史，二十二年離任，則當(dāng)有四州義故了，并且十九年原本是要將蕭思話內(nèi)調(diào)為侍中，領(lǐng)前軍將將軍的，只是后來他“未就征”。而這也應(yīng)當(dāng)是孔休之草擬那封檄文的時候，因此才會將此二人納入主事者的行列。史臣還特別指出：因為臧質(zhì)“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所以“量質(zhì)必與之同”。簡言之，這正是徐湛之傾向謀反一方的時候。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因為范曄的臨場畏怯，那次變發(fā)肘腋的圖謀未能實行，徐湛之所擔(dān)心的“但當(dāng)勿失機”成真，是以當(dāng)孔熙先“忽”然傳“令”眾人要付諸行動時，他衡量形勢不利，這才有“近”日的第三封表。綜上所述，遠在元嘉十七年，經(jīng)由何尚之的提醒，文帝就已經(jīng)多了個心眼，后來，因為徐湛之的首鼠兩端，一方面固然使得文帝已經(jīng)有數(shù)：這個謀反案在暗中醞釀；另一方面卻也使得文帝始終沒有把柄，如同明知道濃霧中有魍魎，卻看不到身影。當(dāng)然，徐湛之的這種油滑也使得彭城王一方的人繼續(xù)在做龍圖霸業(yè)的大夢。直等到徐湛之的第三表將霧氣稍微吹散，文帝就得以藉此索求錄鬼簿及鬼畫符。就這點而言，徐湛之可謂立了大功。這也是何以徐湛之自“詣廷尉歸罪”，文帝反而“慰遣，令還郡”；再度“乞蒙隳放，伏待鈇锧”，文帝又“優(yōu)詔不許”唯一合理的原委。陳澧將上述看似反常的現(xiàn)象解釋為：徐湛之“非有”何尚之、沈演之的“奧援”，“力為之”“脫其罪”，否則，“必不能如此”，乃地道的臆測之詞。若文帝翻臉，將徐湛之下獄鞫問，非但會顯得文帝過河拆橋，而且會逼供出：文帝始終處于被動的狀態(tài)，于皇帝形象只會有損，不會有利。換言之，文帝并沒有高明到設(shè)下陷阱，等君入甕。
不過，從沈約特別保留下來的一篇檄文、一封書信，可以看出：范曄與孔熙先等想法略有出入。前者以“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兇，肆兵犯蹕”為背景，所以文帝已成“大行皇帝”。后者既然假借義康之口“宣示同黨”，文帝又無失德之處，當(dāng)然不能命他們誅獨夫，故僅以“除君側(cè)之惡”為口號，還吩咐“處分之要”“皆當(dāng)謹(jǐn)奉朝廷，動止聞啟”，待事平之后，“吾當(dāng)謝罪北闕”。雖然后者是自欺欺人，因為不論文帝在政變中存活下來與否，至終都只有賓天一途，但這點自欺或許是導(dǎo)致原訂計劃：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zhèn)，上于虎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為亂。許耀侍上，扣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fā)。
未就的原委。陳澧既同意《南史》這段記載“必別有所本”，卻又說此乃“當(dāng)時誣誑之語”，試問：司馬光也不辨虛實，隨李延壽而起舞嗎？至于《宋書》之所以僅“含糊言之”，“差互不得發(fā)”，陳澧推斷：如此一來，范曄“其罪可以末減也”，將不合乎沈約欲羅織范曄之罪的本衷。這位撰寫《漢儒通義》的學(xué)人大概忘記：在漢人的觀念中，孔子作《春秋》，乃為漢制法。當(dāng)時所說的《春秋》乃公羊家《春秋》。公羊家定下“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的規(guī)范。無論范曄當(dāng)時是否贊成或?qū)嶋H弒文帝，既然他已動了謀反之意，其罪就與“親弒”者無別，已經(jīng)談不上末減或罪加一等的問題了。
當(dāng)時“略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所擬的檄文中說：
湛之、曄與行中領(lǐng)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zhì)、行左衛(wèi)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日月；誠著幽顯……投命奮戈，萬殞莫顧。
征虜將軍之于撫軍將軍、中軍將軍之于太子詹事，均為三品。既未升級，陳澧因此質(zhì)疑：范曄豈肯為此而謀逆？真是東家丘之淺見。槍桿子出政權(quán)，乃歷朝顛撲不破的原理，所以領(lǐng)銜諸人都要暫“行”軍職，乃是為了向四方顯示：已掌控中央軍力。徐湛之于既有的丹陽尹外加揚州刺史；范曄加南徐州刺史，則不僅京師，整個吳、會均已在握。加官晉爵乃擁戴事成后必然之事，豈有大功未就，先就高自位置、互相彈冠的道理？
事敗露之后，范曄先“不即首款”。等到中使宣旨：其他人“并已答款”，“何不依實”？他還“以理”——“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jù)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夫不為”，“臣不容有此”——狡辯。之所以不說“辯解”，而使用具有貶義的“狡辯”，因為由三品升至一、二品，全然不是可坐致的發(fā)展。以他之前預(yù)參機密者而言，元嘉二年至三年二月間，任太子詹事的王曇首，至元嘉七年卒前，仍任此官，追贈的左光祿大夫也是三品；元嘉九年任尚書仆射的殷景仁至元嘉十七年過世，仍任此官，追贈的才是一品司空。以范曄同期預(yù)參機密者而言，沈演之元嘉二十年任右衛(wèi)將軍，以后調(diào)任的中領(lǐng)軍、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均為三品，元嘉二十六年死后追贈的金紫光祿大夫也是三品；何尚之元嘉二十三年任尚書右仆射，二十九年以尚書令致仕，至孝武帝時起復(fù)，先后任尚書令、中書令，這些都是三品官，卒后方追贈一品的司空；庾炳之從元嘉十七年任吏部尚書，直到元嘉二十五年被免官前，均未調(diào)動。誰說“自然必至”？難道范曄期望的是死后哀榮？至第三度中使問他：難道要與孔熙先等當(dāng)面對質(zhì)，他只好推諉：“熙先茍誣引臣，臣當(dāng)如何？”直至中使“示以墨跡”，他仍僅承認(rèn)知道此事，而且“久欲上聞”，僅因“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陳澧詰問：“此何人墨跡”，當(dāng)然是范曄的墨跡，因為“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及治定”。陳澧以上文既說：“熙先使弟休先先為檄文”，“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認(rèn)為“此（孔熙先）誣引之明證”。他全然忽略了“所造”指范曄親筆之作；“治定”指修改別人的草稿成定稿，所以《南史》易為“改定”。尤其按照《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附子僧虔傳》所言：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為復(fù)小有意耳。
范曄也認(rèn)為自己的書法“小小有意”，還謙稱“每愧此名”，足見：他的字跡自成一格，非常易于辨識，誠如孔熙先所說：“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西晉賈后欲廢太子，“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然后拿出事先由潘岳所擬內(nèi)容悖逆的書信，“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廷議時，“尚書左仆射裴頠……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nèi)出太子素啟事十余紙，眾人比視”，這才使得眾臣“無敢言非者”。武昌王渾所以被斥為“不忠不義”，先“免為庶人”，接著“逼令自殺”，就因為“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跡，封呈世祖”。由于“文檄處分事跡炳然”，怎么喊冤，也抵賴不掉確實是自己寫的。“（蔡）興宗每奏選事，（戴）法興、（巢）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就于朝堂當(dāng)面質(zhì)問義恭、師伯兩位輔政大臣：“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不知是何天子意”？把柄就在批發(fā)下來的文件上面的字與兩位輔政大臣素常的“筆跡”不符。
縱使入獄前一晚，范曄仍舊不輕易松口：
上使尚書仆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曄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yīng)解。”曄曰：“……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jīng)意。今忽受責(zé)，方覺為罪……”
這種態(tài)度等于將天下人都當(dāng)成傻子，而王鳴盛居然相信：“蔚宗特知情不舉?！比绻麅H是耳“聞”知情，那些檄文、書疏是誰撰寫的？如果真的“冀其事消弭”，那又何來“期以其日為亂”？如果他未謀逆，僅是被孔熙先誣陷，或何尚之等人羅織，何至于才“入獄”，即“問徐丹陽所在”？身為丹陽尹、征虜將軍的徐湛之豈是可“輕”忽的“小兒”？而何尚之等人若要排擠范曄，干徐湛之何事？豈非正因為兩人始終參與這次政變陰謀中，而且對外書檄均以地位最高的他兩人為領(lǐng)銜的“賊帥”，所以自己被捕后，才會問身為同黨的徐某在何處。
舊史記載：
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jīng)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當(dāng)長系?！睍下勚@喜。
檢點《宋書》論及“窮治”者：
有司奏曰：“……天慈矜厚，減法崇恩，賜全二息及其（始安王）爵封……然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降休仁為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收（太妃）邢付獄，依法窮治?！痹t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
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袆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
（嚴(yán)）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
可知：“窮治”指“依法”，即從嚴(yán)，不讓任何涉案者漏網(wǎng)，或得到寬宥。文帝所以“窮治”，目的也在此。希望借著審訊已逮捕入獄者的供詞，“還自違伐，多舉事端”，“首尾乖互，自為矛楯”，將整件謀反案厘清，因而鉤索出其他涉及此案，但尚隱而未見者，以便將彭城王的黨羽一舉殲滅。陳澧竟解釋為：“文帝愛其才，不信其謀反，至此時猶然，故欲窮治其獄”，真令人哭笑不得。
舊史又記載：
曄嘗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dāng)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仆射：“天下絕無佛鬼，若有靈，自當(dāng)相報。”
與徐湛之的書信中有那句話，當(dāng)然是因為怨憤對方出賣自己及同伙的人，陳澧將后一段托人告知何尚之的話也如此解釋，則是不解行文結(jié)構(gòu)。前者重在平日言論與情緒下的表現(xiàn)互相矛盾，所以批評他“謬亂如此”；后段如果也如此，則此例證當(dāng)在“謬亂如此”的批評之前。如今既加上一個“又”字，就代表與前段重點不同，乃是重申他的鬼神觀，所以才會說：“天下絕無佛鬼”：假使我的看法不正確，則我死后，靈魂勢必存在，將會前來“相報”。對照《文選》卷二九《詩己·雜詩上》張衡《四愁詩·序》：
思以道術(shù)相報，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晉書》卷六六《陶侃傳》：
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后當(dāng)為公，位至八州都督?！?/p>
《宋書》卷七二《文九王列傳·始安王休仁傳·與諸方鎮(zhèn)及諸大臣詔》：
為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
《魏書》卷四五《韋閬傳附蘇湛傳》：
（蕭）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fù)作魏臣也。與卿契闊，故以相報?！?/p>
智
《凈土十疑論》第七疑：
有三菩薩……契志同生兜率，愿見彌勒，若先亡者得見彌勒，誓來相報。
可知：報，告也，“相報”指告知對方，與報復(fù)何尚之毫不相干。既然如此，陳澧說：“蔚宗知為何尚之讒害，故臨死恨極，欲為厲鬼以報讎”，乃未通解文辭的瞽說。
四
最后，要清理其他有關(guān)的說辭及零碎的記載。
將范曄與劉湛并列，并非沈約一家之見。裴子野同樣如此，認(rèn)為：二人“皆忸志而貪權(quán)，矜才以恂逆”，“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裴子野“曾祖松之”，為《三國志》注；“祖骃”，為《史記集解》，乃史學(xué)世家。若如王鳴盛所說：“沈約史才較蔚宗遠遜”，“似猶有忌心”，那么裴氏又是基于什么動機，要抹黑范曄呢？裴氏是否也是傅維森筆下所說的“纖人”呢？事實上，沈約毫無妒忌范曄《后漢書》乃佳作之意，否則，在所錄的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大可刪去他自詡的一段：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shè)，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yīng)有賞音者。紀(jì)、傳例為舉其大略，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多不能盡之。
沈約非此之為，反而于錄畢書信后，說“曄自序并實”。如果說范曄自詡：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
頗有奪去沈約光環(huán)之嫌，因為沈約也自詡：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
那就更不理解實況了。永明臺柱三人，其中聲律說，“王元長創(chuàng)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務(wù)為精密”，王融也毫不諱言：“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然而文壇均奉沈約為宗主，除了他長壽，政壇地位高，影響力持久，更要緊的是他有著作：《四聲譜》。王融“常欲造《知音論》，未就而卒”；謝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也無這方面的著作；范曄亦然，永明聲律說的實際倡導(dǎo)者與盟主當(dāng)然非沈約莫屬，范氏有何可招沈氏妒忌的？
或人認(rèn)為：編撰者的策略乃在于敘述方式上運用了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所說的夾敘（alternance），將這次謀反倡議者孔熙先的事跡，違反記傳常例地置入《范曄傳》中，而且分量驚人，乃沈約有意為之。這是不熟悉傳統(tǒng)正史，才會以不怪為怪。試觀《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列傳·孝成趙皇后傳》，全篇五分之三的篇幅藉由司隸解光的調(diào)查報告，詳述趙昭儀如何殘害皇嗣，因為全篇主旨就在說明“燕飛來，啄皇孫”的童謠應(yīng)驗，但實際操作者乃昭儀趙合德，非皇后趙飛燕?？墒前窗嗍象w例，身為皇后，或昭儀等妃嬪有子為帝者方能入《外戚列傳》，則趙合德之事不得不夾敘于趙飛燕傳中?！端螘穬H將違背人倫綱常最嚴(yán)重的文帝太子邵、始興王浚歸入書末，題為《二兇傳》，既不如《宋史》卷四七五至卷四七七另立《叛臣傳》，或《遼史》卷一一二至卷一一四、《金史》卷一三三另立《逆臣傳》，又不似《三國志》將反對司馬氏者一律歸諸卷二八、《陳書》將叛變者一律歸諸卷三五，則按照常例，傳主子孫有可敘或應(yīng)交代者，都會附在傳主之后?？孜跸人坪鯌?yīng)附于他伯父孔淳之之后，然而傳末特別交代“（其弟）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原因很簡單，孔淳之所在的那部分記載的都是視富貴如敝屣的高士；默之是位地道的經(jīng)生，“注《穀梁春秋》”者，若將一個謀反者附載于后，簡直是熏蕕不倫、蘭艾同圃，而且將形成篇幅上本末倒置的現(xiàn)象，所以《宋書》如此安排。這種現(xiàn)象如同《宋書》不列《文學(xué)》或者說《文苑列傳》，因此只有將影響力甚大的鮑照生平，藉由“招聚文學(xué)之士……鮑照等并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為橋段，將之附于卷五一《宗室列傳·臨川烈武王傳附子義慶傳》內(nèi)。整件謀反案，如孔熙先自供，乃他兄弟二人“首為奸謀”，煽動范曄同伙、聯(lián)系各方欲拯彭城王者的也是他，要交代整件案情始末，當(dāng)然只有放在范曄傳中最合適。
《宋書》每次提到這案件，例如：
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金、火、木合東井；四月，月犯心，太白入軒轅；七月，太白晝見，其冬，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
二十二年，范曄等謀逆。雖然也會用“黨與”“等”字，但都以范曄代表之。那是因為一方面顧及史書慣例：詳彼即略此，《范曄傳》末既已開列了被處死的主要人物名單，別處就無須縷陳眾人名字；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次謀反的小集團中，孔熙先雖“首為奸謀”，但他僅為五品的散騎侍郎，其中以擔(dān)任三品的太子詹事范曄地位最高，如出獄赴刑場前范曄所言：“今日次第當(dāng)以位邪？”這與刻意凸出范曄的謀反形象無關(guān)。王鳴盛所說“熙先主謀……真不可解”，“竟以（范曄）為首亂之人”，乃是他為了作翻案文章，而忽忘了史學(xué)家應(yīng)具備的常識。
“母如廁，產(chǎn)之。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六朝人每取小字。以劉宋非皇室者為例，劉穆之“小字道民”、向靖“小字彌”、“道兒，（謝）述小字”、“佛，（褚）淡之小字”、“干木，（徐）羨之小字”、“（謝）曜，弘微兄，多，其小字”、“（劉）湛小字班虎”、“（魯）秀小字天念”、“阿益者，（王）蘊小字”、“童烏，（王）絢小字”、“鐵，（殷）景仁小字”。撰、作者若知所取小字的來由，則會書之。如：
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為小字，故（后廢）帝字慧貞。
世祖武皇帝……將產(chǎn)之夕，孝皇后、昭皇后并夢龍據(jù)屋，故小字上為龍兒。
父被害，（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無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謝）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安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于杜治養(yǎng)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范曄即其中一例。自漢至唐，孕婦生產(chǎn)時，大多的姿勢乃蹲踞，與女性日?！叭鐜睍r的姿勢極接近，而且生產(chǎn)與大解都必須用力，孕婦大解時，因此流產(chǎn)，或足月即將臨盆的胎兒隨之下地，乃正常的現(xiàn)象。正如陳澧所舉《國語》卷十《晉語四》：“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狈稌媳患皶r攔住，未墜入坑中，為穢物窒息，僅額部被糞坑邊緣磚頭所傷，乃其母敏捷所致，然其中驚險，自不待言。學(xué)者指出：許多小字有祈福、祝愿之意?！澳松凶印?，“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弄之瓦”，毛《傳》：“瓦，紡磚也。”范曄生母很可能期望以此女性象征物擋煞，庇佑他能順利長大。類似“魯爽小字女生”。簡言之，這段記載毫無陳澧所說“丑詆蔚宗”之意。
“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須?！卑矗弘m然各代的尺實際長度并不一致，但習(xí)慣認(rèn)定成年男子為七尺之軀。凡超過或低于這標(biāo)準(zhǔn)的，就會記載。以《宋書》為例，劉宋武帝劉?！吧黹L七尺六寸”、太子邵“長七尺四寸”、文帝義隆“時年十四，身長七尺五寸”、文帝弟南郡王義宣“長七尺五寸”、薛安都“身長七尺八寸”、吐延“身長七尺八寸”、沈約祖父沈林子“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臧質(zhì)“長六尺七寸”。身材高于常人，絲毫不暗示個人品行、才能高，似太子邵乃弒君父之元兇；義宣“人才素短”；薛安都叛變，投奔拓跋魏；吐延“性刻暴”。由此可知：身材低，也毫無貶義的暗示。至于“禿眉須”，同樣是標(biāo)示他異于尋常人，因為一般唯有婦女、宦寺，才會缺乏成年男子第二性征：“眉須”，故《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記載：
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嫪毐）其須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漢書》卷六六《蔡義傳》說：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余，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度龂尽肪戆恕对B傳》：
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fā)露形體而后得免。范曄妓妾成群，竟也如此，故著錄之。實則須眉有特異現(xiàn)象，舊史多會記載，如昌邑王賀“少須眉”、漢元帝“額有壯發(fā)，故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諸葛恪“少須眉”、劉曜“生而眉白”、臧質(zhì)“禿頂拳發(fā)”、拓跋孚“貌短而禿”。陳澧既表示“貌陋何足為病”，卻又認(rèn)為這段形容“欲詆蔚宗貌陋耳”，自相矛盾。實則這段記載至多可以解釋為范曄缺乏威儀。假使真要認(rèn)為史書中每段敘述都有其用意，則有關(guān)范曄外貌的記述，何嘗不可以視為內(nèi)（“性精微，有思致”）、外（貌寢）如此不一，可見其乃曠世奇才？如《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太史公曰》所意圖表示的：“以為其人魁梧奇?zhèn)ァ?，孰料居然“貌如婦人好女”，符合圣人必有異表的論斷。
“善彈琵琶，能為新聲”（按：琵琶本乃胡地傳入的樂器，不待言）。正由于它早已經(jīng)被接納為漢族常用樂器之一，故魏、晉朝、野燕樂時，流行的清商三調(diào)都有琵琶為伴奏樂器之一，否則將無法解釋嵇康何以將“琵琶、箏、笛”相提并論；阮咸“善彈琵琶”被視為他“妙解音律”的表現(xiàn)；也無法解釋成公綏、傅玄、孫該等人何以均采頌揚的筆調(diào)，撰寫《琵琶賦》。難道這些文士都不嚴(yán)夷、夏之防嗎？至于“新聲”，有時確實會被等同鄭、衛(wèi)之音，或衰世產(chǎn)物，與之相對的乃雅樂，但也經(jīng)常是稱許之意。如同嵇康《琴賦》“進御君子，新聲熮亮，何其偉也”、傅玄《正都賦》“奏新聲，理秘曲”；引申到文學(xué)寫作上，陸機“天才綺練，當(dāng)時獨絕，新聲妙句，系蹤張、蔡”，被當(dāng)成高度創(chuàng)作巧思的代詞。其實，最要緊的是史臣這些話根據(jù)的乃夫子自道：
吾于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恨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于一絕處，亦復(fù)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tài)無極。假若結(jié)合“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xué)之”，視為史臣將范曄塑造為一反傳統(tǒng)者，就更是斷章取義了，因為這乃是表揚之詞，作為上文“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的例證。與另一位因謀反而被處死者謝靈運“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屬于同樣的稱許。
在刑場與家屬訣別時：
曄妻先下?lián)崞渥樱亓R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干笑云：“罪至而已?！睍纤钙唬骸爸魃夏钊隉o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色不怍。陳澧雖然不及習(xí)得敘事學(xué)，但較之今人，他解構(gòu)、建構(gòu)的能力絕不遑多讓：
蔚宗真謀逆，其母、妻斷無不號泣而但罵之、擊之者……婦人有此大義滅親者邪……細讀之，則母、妻皆冤憤之詞，不敢言天子信讒，濫殺無罪，但謂蔚宗上有老母，且受天子恩遇，足明其無逆謀也。蔚宗對母、妻不悲涕，忍其悲涕耳。按照陳氏的說法，其妻“不號泣而但罵之”，暗示了：范曄未謀逆，然而其母“泣”又“擊曄”，則應(yīng)該是暗示范曄“真謀逆”了，兩者豈非自相矛盾？罵、擊的對象表面是范曄，實際怨憤的是文帝。“受天子恩遇”實際是意謂“天子……濫殺無辜”。且不論陳氏的推論邏輯通不通，他顯然昧于：最簡單平順的解釋往往就是最適當(dāng)?shù)慕忉?，乃詮釋學(xué)的基本原則之一。像他這般曲解，在解釋效力上，已落下乘。
舊史記載：
收曄家樂器服玩，并皆珍麗，姬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范曄之事被正式揭穿乃突發(fā)：
其夜，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合，止于客省，先已于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云何乃有異謀？”內(nèi)外消息隔絕，故于驟然被質(zhì)問下，他“倉卒怖懼”。收監(jiān)下獄與范家被抄恐怕幾乎同時進行，所以他母親等人應(yīng)該根本來不及事先脫產(chǎn)，寄放他處。而籍沒家產(chǎn)時，巨細靡遺，都會謄錄在冊。換言之，史臣這段記述所根據(jù)的乃官方司法部門的檔案。史臣確實毋庸寫這一段，記下這一筆，確實可能意圖塑造范曄了無親情，然而更當(dāng)追究的是：這種情況本身究竟是向壁虛構(gòu)，還是本諸事實？若如陳澧所辯稱：“富貴家老婦人性好儉嗇者多矣，豈可驟以為其子不孝？”則非但范曄為人后的嫡母儉嗇，他的弟子、叔父都儉嗇，其“斷章，余取所求焉”，可謂至矣。
至于劉湛、范曄傳末的史臣論全然無評論范曄的文字，并非“反映了（沈約）他對范曄‘謀反’一事記載有所保留”。這就像“王融、謝朓，文學(xué)之士，致顯位，而死于非命，此天然合傳，《南齊書》搭配最為得宜者”，但對于這兩位均因政治風(fēng)波而喪命者，在史臣論中，蕭子顯對謝朓全然略過?！端螘肪砹烦純H取王華一人為誡惕，對于同卷的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這么重要的人士只字不提；卷六六史臣僅論及何尚之一人，同卷的王敬弘根本不予品評，縱使評何尚之，也僅就他主張并合荊、郢二州一點論述，有關(guān)他為人高下、仕宦功過，概不置詞；卷六八，沈約徒借機標(biāo)榜自己的聲律說，對于同樣“空疏”、總在抱怨“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能“參權(quán)要”、最后因造反棄市的傳主謝靈運本身言行，毫不評論。瞿、李二位因不評論范曄而認(rèn)為可“思考的余地”，實際原委將涉及一大課題，即沈、蕭二人的史評觀，須另文述之。
結(jié)語
綜合所述，應(yīng)該已足夠顯示：不是沈約羅織范曄，而是王鳴盛、陳澧等人在羅織《宋書》的編撰者。王鳴盛說：
今讀其《（后漢）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xué)，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傅維森進而辯稱：
夫言不逮行，世亦恒有，然奸險之輩言雖華而不實；乖詐之士論必誕而鮮據(jù)，執(zhí)此兩端，以例范史，匪惟不類，適彰顯之。無論《后漢書》道德的調(diào)門多高，“言”“論”如何“實”而有“據(jù)”，范曄不忠不孝、帷薄不修、貪圖名利權(quán)位，不知止足、始終不肯面對自己的錯誤，而“畏死乃爾”，乃昭昭不可掩的事實。
古人蒙學(xué)階段，《論語》乃繼《孝經(jīng)》的第二項教材。《論語》卷十五《衛(wèi)靈公》記載：“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集解》引包咸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笨上τ谕酢㈥惖热?，“不以言舉人”這基本學(xué)問尚未內(nèi)化。尤其怪異的是，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開篇就說“汝等皆當(dāng)以（吾）罪人棄之”，他們卻視若無睹，將“狗鼠不食”、已拋諸糞壤者拾回洗濯，奉為珍饈。
范曄曾議論：
（班）固傷（司馬）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論于目睫也。用在他自己身上，不也相當(dāng)適當(dāng)嗎？
［作者簡介］朱曉海，臺灣清華大學(xué)中國文學(xué)系教授。
- 以下引文凡出自沈約《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六九《范曄傳》，第877—883頁者，為節(jié)省篇幅計，均不復(fù)標(biāo)舉卷數(shù)、頁碼。
- 分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年）卷六一《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九·范蔚宗以謀反誅》，第395—396頁；陳澧《陳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五冊《申范》，第512—537頁；傅維森《缺齋遺稿》，林慶彰等編《晚清四部叢刊》（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第十編第98冊卷二《讀宋書范蔚宗傳書后》，第66—68頁。此外，筆者有幸拜讀到某外國學(xué)人的論稿：“Clio's wrath—An analysis of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Fan Ye's Sougshu biography”，與王、陳等同調(diào)，但有許多啟發(fā)讀者進一步思索之處。
- 張述祖《范蔚宗年譜》，《史學(xué)年報》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第29—30頁。
- 分見汪涌豪《范蔚宗謀反一事辨正》，《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第17卷第2期（1988年7月），第60—64頁；瞿林東、李珍《范曄評傳》（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第三節(jié)，第58—67頁；曹旭《范曄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義》，《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第43卷第1期（2014年1月），第54—63頁。
- 為人處事謹(jǐn)慎者，會將自己的奏章草稿盡焚之。《宋書》卷五二《謝景仁傳附弟純傳》，第727頁：“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勛，宜蒙優(yōu)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知大者也?！咕C對前焚之?！眲⑺我郧坝嗬攨⒆咀鳌度罴丛亼选翟娭i解》，《燕京學(xué)報》第20期（2006年5月），第10—11頁。
- 如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黃暉《論衡校釋》（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卷三十《自紀(jì)》，第1179—1199頁、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以下簡稱《漢書》）卷一百《敘傳》，第1760—1772頁、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五十《自敘》，第644—722頁。見知最早的自序傳出自司馬相如，東方朔可能也有，見浦起龍《史通通釋》（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卷九《內(nèi)篇·序傳》，第122頁、卷十六《外篇·雜說上》，第229頁。
- 見存最早同類型者蓋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文光出版社，1977年）卷四十《禮部下·冢墓》，第731頁所錄《楊雄家牒》。
- 盧弼《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以下簡稱《三國志》）卷十九《陳思王植傳》，第517頁：“（明帝）景初中詔曰：……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以下議、尚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nèi)外?！睋?jù)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以下簡稱《晉書》）卷五十《曹志傳》，第951頁，可知：曹植生前，已編好自己的文集，“有手所作目錄”。
- 長孫無忌等《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三三《經(jīng)籍志二·史·起居注·敘論》，第491頁：“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皆零落不可復(fù)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
- 《史通通釋》卷十二《外篇·古今正史》，第163頁，明言《東觀漢紀(jì)》有開國“功臣”“列傳”、“名臣、節(jié)士、儒林、外戚諸傳”，其中包括《順列皇后傳》《順帝功臣孫程、郭愿及鄭眾、蔡倫等傳》。卷二《內(nèi)篇·載言》，第16頁：“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zhǔn)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亦堪為證。有關(guān)臣屬的那些譜注并非獨立于《晉紀(jì)》之外，而是編織在《晉紀(jì)》之中。
- 《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6頁。
- 《晉書》卷二四《職官志》，第543頁：“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 之所以僅說“一定程度”，以《宋書》為例，蕭子顯《南齊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五二《文學(xué)列傳·王智深傳》，第415頁：“（沈）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跡不容頓爾；我昔經(jīng)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谑嵌嗨〕！苯癖尽端螘肪砹缎⑽涞奂o(jì)》的部分確實都已省除，但如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南郡王義宣傳》，第869頁：“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即血親亂倫；卷八三《宗越傳》，第1016頁：“及（廣陵）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nèi)男丁……所殺凡數(shù)千人”，仍透露了一些線索；卷八《明帝紀(jì)》的“鄙瀆事”則仍保留稍多。這是“諱惡”，“溢美”亦然。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8年）卷六十《行狀》所載任昉《齊竟陵王宣王行狀》，第844—845頁，敘述子良外、內(nèi)任官時的美績，《南齊書》卷四十《武十七王列傳·竟陵文宣王傳》，第329—331頁，將那些華詞悉數(shù)刊去。然而蕭子顯于《南齊書》卷二二為其父豫章文獻王蕭嶷立傳時，鋪張至七千余字，可謂空前絕后，《南史》則大加刊削。
- 《宋書》卷一百《自序》，第1190頁。據(jù)卷六一《武三王列傳·江夏文獻王義恭傳》，第801頁，可知：“大明中，撰國史”時，孝武帝還“自為義恭作傳”。
- 姚思廉《梁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十三《沈約傳》，第121頁：“（天監(jiān)）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二”，由此上推得知。
- 《宋書》卷六《孝武帝紀(jì)》，第67頁；卷七五《王僧達傳》，第944頁。
- 《晉書》卷八二《陳壽傳》，第1409頁。
- 《后漢書集解》卷六十下《蔡邕傳》，第712頁。
-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三國志》，第11頁。
- “正史”的觀念早于曹魏時期已見世。見《漢書》卷一上《高祖本紀(jì)》，第27頁，《集解》所引孟康語。此所以蕭梁時期的阮孝緒有《正史削繁》九十七卷。見《隋書》卷三三《經(jīng)籍志二·史·雜史》，第490頁。
-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卷八《九辯》之三，第4b頁?！罢照铡弊鳌罢颜选薄?/li>
- 李延壽《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一百《序傳》，第1489頁。
- 高似孫《緯略》，《百部叢書集成·守山閣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十二《通鑒》，第11a頁；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65年）第十冊卷四七《史部三·編年類·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第58頁，則作三百二十二種。
- 《梁書》卷三十《裴子野傳》，第216頁。
- 許嵩《建康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二《太祖文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30頁。裴氏此論被司馬光采用，見《通鑒》卷一二四《宋紀(jì)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20頁。
- 《梁書》卷四九《文學(xué)列傳上·庾于陵傳附弟肩吾傳·與湘東王書》，第338頁。
- 《梁書》卷三十《裴子野傳》，第216—217頁。
- 《史通通釋》卷十二《外篇·古今正史》，第168頁。
- 《史通通釋》卷十七《外篇·雜說中·宋略》，第237頁。
- 《宋書》卷四三《徐羨之傳》，第648頁：“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lǐng)軍將軍謝晦、鎮(zhèn)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li>
- 《宋書》卷四《少帝紀(jì)》，第43頁；卷四三《檀道濟傳》，第654頁。
- 《宋書》卷四《少帝紀(jì)·景平二年》，第44頁：“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來朝”，“是旦，道濟、謝晦領(lǐng)兵居前；羨之等隨后”，“就收璽紱，拜辭送于東宮”。卷四二《王弘傳》，第640頁：“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所以豁免。然而既說“非首謀”，可見：廢少帝一事，王弘首肯，至少默許。
- 《宋書》卷六三《沈演之傳·史臣論》，第818頁。
- 《宋書》卷六三《王華傳》，第812頁：“先是，會稽孔寧子為太祖鎮(zhèn)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笨啄藭男罩唬攨钣隆妒勒f新語校箋（修訂本）》（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0年）中卷《賞譽》第86條，第415頁。
- 《宋書》卷四三《檀道濟傳》，第654頁：“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zhàn)自潰?！蔽牡蹚奈捶裾J(rèn)少帝當(dāng)廢、廬陵王當(dāng)貶為庶人，所以從不稱少帝，而以被廢之后封的營陽王稱之，否則，文帝入承大統(tǒng)就失去合法性了。他處決徐羨之三人的借口是殺害皇室近親。
- 《宋書》卷五一《宗室列傳·臨川烈武王道規(guī)傳》，第719頁：“在京尹九年，出為……荊州刺史……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li>
- 所以說“正式”，因為據(jù)《宋書》卷四《文帝紀(jì)》，第47頁，元嘉三年元月丁卯已發(fā)布義康由南徐州刺史改為荊州刺史的任命。
- 《宋書》卷六三《王曇首傳》，第814頁。
- 《晉書》卷六五《王導(dǎo)傳》，第1167頁。
- 《晉書》卷九八《王敦傳》，第1673頁。
- 《宋書》卷六九《劉湛傳》，第875頁。
- 《宋書》卷四二《王弘傳》，第640頁：“永初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左命功，封容華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近號衛(wèi)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卷六三《殷景仁傳》，第815頁：“入為宋世子洗馬……深達理體，至于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
- 《宋書》卷六三《王華傳》，第813頁。
- 《宋書》卷四二《王弘傳》，第641頁：“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后；權(quán)軸之要，任歸二南……明公位極臺鼎……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wèi)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卷六十《范泰傳》，第787頁：“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wù)廣，而權(quán)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dāng)身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還入朝，共參朝政。’”
- 《宋書》卷六一《武三王列傳·江夏王義恭傳》，第795頁：“元嘉……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 以上諸人卒年、享年分見《宋書》卷五一《宗室列傳·長沙景王道憐傳》，第713頁；《長沙景王道憐傳附子成王傳》，第714頁；《臨川烈武王道規(guī)傳》，第718頁；《臨川烈武王道規(guī)附子義慶傳》，第721頁；《營浦侯遵考傳》，第722頁。封爵之年分見卷三《武帝紀(jì)》，第38頁；卷五一《宗室列傳·營浦侯遵考傳》，第722頁。
- 以上諸人卒年、享年分見《宋書》卷四《少帝紀(jì)》，第44頁；卷六一《武三王列傳·廬陵孝獻王義真?zhèn)鳌罚?94頁；卷五《文帝紀(jì)》，第59頁；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7頁；卷七《前廢帝紀(jì)》，第801頁；卷六一《武三王列傳·江夏文獻王義恭傳》，第801頁；卷六《孝武帝紀(jì)》，第64頁；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南郡王義宣傳》，第872頁；卷五《文帝紀(jì)》，第56頁；卷六一《武三王列傳·衡陽文王義季傳》，第803頁（按：今本“二十三”之“二”乃形近之訛）。膺封、即帝位之年分見《宋書》卷三《武帝紀(jì)》，第39頁；卷四《少帝紀(jì)》，第43頁；卷三《武帝紀(jì)》，第38頁；卷五《文帝紀(jì)》，第46、47頁。
- 以上諸人卒年分見《宋書》卷六《孝武帝紀(jì)》，第61、73、63頁。膺封之年份分見《宋書》卷五《文帝紀(jì)》，第49、51、52頁。
- 《宋書》卷五一《宗室列傳·臨川烈武王道規(guī)傳附子義慶傳》，第719頁。
- 《宋書》卷五一《宗室列傳·臨川烈武王道規(guī)附子康王義慶傳》，第720頁。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六一《武三王列傳·江夏文獻王義恭傳》，第795頁；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南郡王義宣傳》，第868頁。
- 以上引文并見《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3頁。
- ⑨ 以上引文并見《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4頁。
- 《宋書》卷六九《劉湛傳》，第876頁。
- 《宋書》卷五三《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第738頁。
- 《宋書》卷六九《劉湛傳》，第876頁。
- 《宋書》卷六三《殷景仁傳》，第816頁。
- 《宋書》卷六三《殷景仁傳》，第816頁。
- 《宋書》卷六三《殷景仁傳》，第816頁。
- 《宋書》卷五《文帝紀(jì)》，第52頁。
- 以上引文并見《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4頁。
- 以上引文并見《宋書》卷六三《殷景仁傳》，第816頁。史臣將殷氏，“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dāng)合可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等“情理乖錯”的現(xiàn)象歸諸處理劉湛案畢之后，但一個人精神錯亂，或罹患癡呆癥，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至多僅能視為病情惡化到眾人都察覺的地步。
- 《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第840頁。
- 《宋書》卷六三《沈演之傳》，第817頁。
- 據(jù)《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3頁：“九年，（王）弘薨，又領(lǐng)揚州刺史。其年，太妃薨”校改。
- 王先謙《后漢書集解·續(xù)漢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十三《五行志一·服妖》，第1183頁，劉昭《注補》引《風(fēng)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酒酣之后，續(xù)以挽歌?！薄妒勒f新語校箋（修訂本）》下卷《任誕》第43條，第680頁：“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黜免》第7條，第776頁，劉《注》引《司馬晞傳》：“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xí)和之”，因為自古以降，音樂“以悲哀為主”、為動聽。陳澧強辯：“挽歌不許人聽，則何必歌邪？”完全無視：挽歌的原始用意，固然便于挽者出力，更要緊的是令聞?wù)咄斜荩Y(jié)果聽眾卻全從藝術(shù)角度出發(fā)，“以悲為樂”，好似慶幸別人家的喪事，喪家當(dāng)然不快。換言之，這與許不許聽無關(guān)，而是聽者的心態(tài)、目的問題。詳參戴明揚《嵇康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卷二《琴賦·序》，第84頁；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上《論·樂論》，第99頁。
- 以公而言，這是國喪；以私而言，范曄是現(xiàn)任部屬，按禮，必須守喪制。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卷四六《清商曲辭三·吳聲歌曲三·讀曲歌·敘論》，第671頁，所引《古今樂錄》曰：“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燕，止竊讀曲，細吟而已?！狈稌暇尤灰源藶闃?，彭城王當(dāng)然震怒?？追f達《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卷八《檀弓上》，第149頁：“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鄭《注》：“衎爾，自得貌。為小君惻隱不能至?！标愬⒁艘詾榉稌蠠o過，可謂全然不理解卷二三《禮器》，第450頁，所說的“禮，時為大”，經(jīng)、傳中的規(guī)范至后世有許多變動。
- 賈公彥《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卷三十《喪服·齊衰》，第357頁：“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所以喪期僅一年，“服闕”時，乃元嘉十七年。
- 《宋書》卷六九《范曄傳》，第877頁。
- 《宋書》卷五三《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第738頁。
- 《宋書》卷五二《謝景仁傳附子述傳》，第728頁。
- 《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4、863、865頁。
-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90頁。
- 孔穎達《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卷七《系辭上》，第151頁。
- 《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4、863、865頁。
- 《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4、863、865頁。
- 《宋書》卷七一《王僧綽傳》，第893頁。
- “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jié)腹心，規(guī)有異志”，尚可推說：這是仲氏自己的謀算行動，彭城王僅僅命令他至建康述職、辦差，但“法靜尼南上，熙先……付以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綦奩等物”，既言及“圖讖”，可見：義康知道，且感激孔熙先的意圖，故饋贈之。饋贈物單中以“銅匕”居首，與贈予徐湛之“利刃”，同樣在暗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li>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5、866、866—867、865頁。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5、866、866—867、865頁。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5、866、866—867、865頁。
-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90頁。
- 根據(jù)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三七《職官十九·秩品二·宋官品》，第1007—1008頁，徐湛之擔(dān)任的丹陽尹乃第三品；仲承祖擔(dān)任的大將軍長史乃第六品，所以史臣以“結(jié)事湛之”形容后者與前者交往的態(tài)度。
- 《宋書》卷六三《沈演之傳》，第817頁。
- 《宋書》卷五二《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第740頁。
- 以上引文并見《宋書》卷六三《沈演之傳》，第817頁。
- 以上引文并見《宋書》卷六三《沈演之傳》，第817頁。
- 《宋書》卷五二《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第738頁：“頃之，轉(zhuǎn)侍中，領(lǐng)本州島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lǐng)義陽王師?！?/li>
- 《宋書》卷五二《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第738頁。
- 分見《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89頁；卷六六《何尚之傳》，第842頁；卷五二《謝景仁傳》，第728頁。
- 分見《宋書》卷五二《謝景仁傳》，第726頁；卷七一《王僧綽傳》，第893頁。
- 《史記會注考證》卷五一《荊燕世家》，第767—768頁：“（燕王劉澤）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發(fā)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dāng)誅’”；《三國志》卷五九《吳主五子列傳·孫奮傳》，第1118頁：因遭禁錮，“男、女……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
- 以上引文分見《史記會注考證》卷五八《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補》，第808頁；《漢書》卷七七《孫寶傳》，第1432頁；《三國志》卷二五《辛毗傳》，第610頁；《晉書》卷四二《王渾傳附子濟傳》，第834—835頁。
- 實際則遠在元嘉十九年已定意謀反，詳下文。
- 《晉書》卷二九《五行志下·聽不聰·雷震》，第630頁：“西池是（晉）明帝為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馬光祖、周應(yīng)合《景定建康志》，《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甲編卷十九《山川志三·池塘》，第895頁，所錄《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chuàng)……（東晉）明帝重修之耳。”
- 《通典》卷三十《職官十二·東宮官·太子詹事》，第823頁。
-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90頁。
- 這兩句的意思是：在眾多的臣子中，不乏對于名位、爵位有所期待、想念者，所以文帝才說：他知道范曄對目前的名、爵還不會滿足。與范曄是否稱得上“嘉遇”無關(guān)。
-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90頁。
- 《晉書》卷三三《何曾傳》，第698頁：“曾哀之，騰辭上議”；《宋書》卷九《后廢帝紀(jì)》，第92頁：“泰豫元年……六月壬辰，詔曰：‘……若守宰維恩可紀(jì)，廉勤允著，依事騰聞……’”；《梁書》卷二《武帝紀(jì)中·天監(jiān)十四年》，第35頁：“詔曰：‘……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并即騰奏，具以名上……’”騰，上達、稟告也。
- 《宋書》卷七四《臧質(zhì)傳》，第920頁：“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zhì)必與之同?！?/li>
-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90頁。
- 《宋書》卷五《文帝紀(jì)》，第53頁。
- 《宋書》卷七四《臧質(zhì)傳》，第920頁。
- 分見《宋書》卷五《文帝紀(jì)》，第54、53頁。
- 《宋書》卷七八《蕭思話傳》，第970—971頁。卷五《文帝紀(jì)》，第48、50頁，將前兩次任命分別系于元嘉三年十二月、十年四月，恐非是。
- 《宋書》卷七四《臧質(zhì)傳》，第920頁。
- 據(jù)《宋書》卷五《文帝紀(jì)·元嘉十七年》，第52頁：“十一月丙戌，以……秘書監(jiān)徐湛之為中護軍”；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4頁：“（元嘉）十七年十月……（彭城王）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停省十余日……秘書監(jiān)徐湛之往來慰視于省”；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89—890頁：“復(fù)為秘書監(jiān)……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會稽長）公主憂，不拜。過葬，復(fù)受前職，湛之表啟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后救命。固辭常侍，許之”；卷二九《符瑞志下·白雀》，第432頁：“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秣陵衛(wèi)猗之獲白雀，丹陽尹徐湛之以獻”，可知：元嘉十七十一月之前，徐湛之擔(dān)任秘書監(jiān)，十一月后至十九年、二十年之交，徐湛之任中護軍；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間，因為文帝奪情，“就命”丹陽尹。因此，這次“令還郡”不是讓他守喪，乃是繼續(xù)視職。
- 章鈺《新校資治通鑒注》（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卷一二四《宋紀(jì)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13—3914頁，胡《注》：“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shè)行宮殿便坐于上，因名?！睆V莫門乃北門。
- 李延壽《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三三《范泰傳附子曄傳》，第398頁。
- 《新校資治通鑒注》卷一二四《宋紀(jì)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18頁。
- 孔穎達《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卷四七《昭公十四年》，第821頁：“三數(shù)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杜《注》：“末，薄也；減，輕也?！?/li>
- 《論衡校釋》卷十二《程材》，第544頁：“《春秋》，漢之經(jīng)，孔子制作，垂遺于漢”；徐彥《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卷二八《哀公十四年》，第358頁，何休《解詁》：“孔子……知漢當(dāng)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li>
- 以上引文并見《公羊傳注疏》卷九《莊公三十二年》，第112頁。兩漢的案例分見《漢書》卷九三《佞幸列傳·董賢傳》，第1592頁；《后漢書集解》卷三二《樊宏傳附子儵傳》，第405頁。其實，秦時業(yè)然。《史記會注考證》卷九九《叔孫通列傳》，第1085頁：“陳勝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li>
- 《通典》卷三七《職官十九·秩品二·宋》，第1007頁；《晉》，第1003頁。
- 分見《宋書》卷六三《王曇首傳》，第814頁；《殷景仁傳》，第816頁；《沈演之傳》，第817頁；卷六六《何尚之傳》，第841—843頁；卷五三《庾登之傳附弟炳之傳》，第738、740—741頁。上述各官官品詳參《通典》卷三七《職官十九·秩品二·宋官品》。宋官品部分未載國子祭酒品第，《梁官品》，第1010頁，以國子祭酒與中書令、列曹尚書、光祿大夫同為第三班，據(jù)此推之。
- 《晉書》卷五三《愍懷太子傳》，第994頁。
- 《晉書》卷三六《張華傳》，第754頁。
- 《宋書》卷七九《文五王列傳·武昌王渾傳》，第985頁。
- 《宋書》卷七七《柳元景傳》，第959頁：“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仆射顏師伯并受遺詔輔幼主?！?/li>
- 《南史》卷二九《蔡廓傳附子興宗傳》，第359頁。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七二《文九王列傳·始安王休仁傳》，第904—905頁；卷七九《文五王列傳·廬江王袆傳》，第985頁；卷九九《二兇傳》，第1168頁。
-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90頁。
- 澄聿注《注十疑論》，《卍續(xù)藏經(jīng)》（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11年）第107冊，第724頁。
- 《建康實錄》卷十二《太祖文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30頁。《新校資治通鑒注》卷一二四《宋紀(jì)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20頁。
- 《梁書》卷三十《裴子野傳》，第216頁。
- 傅氏用詞蓋本諸王通《中說》，《百部叢書集成·漢魏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上《事君第三》，第15a頁：“沈約，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崩w人猶小人。
-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史臣論》，第862頁。另外，可參《南齊書》卷五二《文學(xué)列傳·陸厥傳》，第415—416頁。
- 以上引文并見曹旭《詩品集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下《序》，第452、448頁；中《齊吏部謝朓》，第392頁。
- Todorov，Tzvetan，“Les categories du recit littéraire”，Communications 8，p.139，1966.
- 唯一的例外是孝成班婕妤，這是班氏假公（標(biāo)榜女性的典范）濟私（班固的姑婆）。詳參梁端校注《列女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卷八《續(xù)列女傳·班女婕妤》，第6b—7b頁；《漢書》卷十《成帝紀(jì)·贊》，第136頁。相傳《續(xù)列女傳》乃班固之妹班昭所撰。
- 以上引文并見《宋書》卷九三《隱逸列傳·孔淳之傳》，第1102頁。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五《文帝紀(jì)·元嘉二十二年》，第55頁；卷二六《天文志四》，第382頁；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彭城王義康傳》，第866頁；卷七一《徐湛之傳》，第890頁。
- 《通典》卷三七《職官十九·秩品二·宋官品》，第1007頁。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四二《劉穆之傳》，第635頁；卷四五《向靖傳》，第670頁；卷五二《褚叔度傳附兄淡之傳》，第731頁；卷五七《蔡廓傳》，第763頁；卷五八《謝弘微傳》，第773頁；卷六九《劉湛傳》，第876頁；卷七六《魯爽傳》，第927頁；卷八五《王景文傳》，第1055頁；《南史》卷二三《王彧傳附侄王蘊傳》，第300頁；《通鑒》卷一二二《宋紀(jì)四·文帝元嘉十二年》，第3856頁，胡《注》。
- 以上引文分見《宋書》卷九《后廢帝紀(jì)》，第92頁；《南史》卷四《齊本紀(jì)上·武帝紀(jì)》，第65頁；卷十五《徐湛之傳附孫孝嗣傳》，第205頁；《詩品集注（增訂本）》上《宋臨川太守謝靈運》，第201頁?！端螘肪砦灏恕吨x弘微傳》，第773頁：“靈運小名客兒?！?/li>
- 詳參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y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章第三節(jié)，第97—100頁。
- 詳參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梁書〉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蕭衍以及東晉南北朝人小字》，第267—268頁。
- 孔穎達《毛詩注疏》卷十一之二《小雅·鴻雁之什·斯干》，第387—388頁。
- 《南史》卷四十《魯爽傳》，第473頁。
- 其他案例詳參拙作《讀〈平復(fù)帖〉》，《新文學(xué)》第4輯（2005年6月），第263頁。
- 以上分見《宋書》卷一《武帝紀(jì)上》，第12頁；卷九九《二兇傳》，第1167頁；卷五《文帝紀(jì)》，第46頁；卷六八《武二王列傳·南郡王義宣傳》，第868頁；卷八八《薛安都傳》，第1070頁；卷九六《鮮卑吐谷渾傳》，第1142頁；卷一百《自序》，第1182頁；卷七四《臧質(zhì)傳》，第920頁。
- 以上分見《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列傳·昌邑哀王髆傳附子賀傳》，第1268頁；《三國志》卷六四《諸葛恪傳》，第1150頁，裴《注》所引《吳錄》；《晉書》卷二五《輿服志》，第569頁；卷一百三《劉曜載記》，第1752頁；《宋書》卷七四《臧質(zhì)傳》，第920頁；《北史》卷十六《太武五王列傳·臨淮王傳附孫孚傳》，第275頁。
- 據(jù)《文選》卷二七《樂詩戊·府上》，石崇《王明君辭·序》，第401頁：“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則西漢時，已傳入。
- 《樂府詩集》卷三十《相和歌辭五·平調(diào)曲一·敘論》，第441頁；卷三三《相和歌辭八·清調(diào)曲一·敘論》，第495頁；卷三六《相和歌辭十一·瑟調(diào)曲一·敘論》，第535頁。
- 《嵇康集校注》卷五《聲無哀樂論》，第215頁。
- 《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附侄咸傳》，第933頁。
- 徐堅《初學(xué)記》（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十六《樂部下·琵琶三》，第392頁。
- 傳統(tǒng)對雅樂與俗樂的劃分主要在兩點：一，前者由圣王制作；二，前者不以感官享受，而以陶冶情性、提升道德為宗。由于自孔子之后無圣王，所有既知的雅樂都出自西周中葉之前，因此雅樂往往與古樂混為一談。詳參郭永吉《西漢儒家的政治地位及其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新竹：清華大學(xué)中文系碩士論文，1997年6月）第四章第四節(jié)，第221頁。
- 《嵇康集校注》卷二《琴賦》，第92頁。
- 《藝文類聚》卷六一《居處部一·總載居處》，第1110頁。
- 《文選》卷十七《賦壬·論文》，陸機《文賦》，第245頁，李善《注》所引臧榮緒《晉書》。
-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第845頁。
- 此處之母當(dāng)為“所出繼從伯弘之”的妻子，非范泰之妾、范曄“所生母”。叔父也當(dāng)是范弘之的弟弟。至于“弟子”的“弟”當(dāng)為范弘之兄弟，“弟子”乃從弟子的省稱。
- 《左傳注疏》卷三八《襄公二十八年》，第654頁。
- 《十七史商榷》卷五九《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七·以家為限斷不以代為限斷》，第371頁。
- 《宋書》卷六一《武三王列傳·廬陵孝獻王義真?zhèn)鳌?，?93頁。
-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第850頁。
- 正因如此，《景印宋本五臣集注文選》（臺北：臺灣圖書館，1981年）卷二五《史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第17a頁，李周翰才會覺得納悶，妄作解人：“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于下，以敘文章利害是非焉?！?/li>
- 詳參郭永吉《從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經(jīng)學(xué)教育禮制蠡測》（新竹：清華大學(xué)中文系博士論文，2005年11月）第四章，第96—101頁。
- 《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下卷《賢媛》第4條，第608頁。
- 《后漢書集解》卷四十下《班彪傳附子固傳·論》，第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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