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不亂乎？
——一則小說的體系解

讓我假設(shè)此刻正面對著一個以上的小說愛好者——這種人比一般的小說讀者有較世故的閱讀經(jīng)驗，所知道的小說家也不只是常上電視、偶傳緋聞或突然變成政客的那幾位；這樣的小說愛好者可能自己也嘗試著寫過一兩篇或者一兩本小說，他們時而會對小說這一行感覺迷惑。這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因為它與小說愛好者重大的人生問題（或人生之中較重大的問題）分毫無涉；小說既不能解決那些問題，也不能減少那些問題。一旦小說愛好者的人生問題在其某一階段的現(xiàn)實人生之中突顯浮現(xiàn)出來，他們不是忘了小說，就是把愛好小說這件事當(dāng)作未經(jīng)世事、不夠成熟時期的一個夢、一則幻想。如果我們不能了解夢和幻想——更確切地說，如果對夢和幻想抱持迷惑，那一定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

那么，讓我假設(shè)此刻正隔著這一片輕盈的迷惑與小說的愛好者遙遙相對。

按圖施工

每一個寫小說的人也注定與一整部及其身而止的小說史遙遙相對。倘若其間的距離不是如此遙遠(yuǎn)，他也就不至于對小說如此迷惑。我們可以如是假想：一個能夠靈活書寫的少年在立定志向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的那一天開始，讀到了佩特羅尼烏斯（Petronius，？—66）的《登徒子》（Satyricon）殘卷二章和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約123—約180）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在此之前，他必須從未讀過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約978—約1016）、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或施耐庵（1296？—1370？）的作品；當(dāng)然，也更不容許他先讀喬伊斯（James A. A. Joyce，1882—1941）以迄于王文興或魯迅（1881—1936）以迄于黃春明的作品。換言之，我們?yōu)檫@有志于成為小說家的少年打造好一個從小說源起時代直到當(dāng)世的閱讀環(huán)境、一樁巨大的教養(yǎng)工程，使之一步步在浸潤于小說發(fā)展歷程的訓(xùn)練之中，發(fā)現(xiàn)一代又一代的小說如何踵事增華，抑或折枝萎葉。務(wù)使其體系性地認(rèn)識古今中外小說演替的各種技術(shù)，甚至美學(xué)原理。如此一來，這少年對小說這一行自然有了（像堆疊“樂高〔LEGO〕玩具”一般）纖毫不錯、分寸不亂的理解。然則，這少年能夠成為一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締造新典范的小說家嗎？我猜想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像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那樣為愛彌兒完整設(shè)計的教育體系里，作者也在《愛彌兒》（émile ou De l'éducation）的自序中坦承：“這本書的內(nèi)容，一點沒有次序，而且不大連貫；無非想給賢良的母親，作個參考。我起初在作些短篇論文，不意接連地寫得很多，竟做成一部書了?！笔篱g沒有一個按圖施工、照《愛彌兒》教養(yǎng)長大的活人，恐怕更不會有一個按圖施工、依小說與小說理論的體系培育出來的小說家。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寫小說的人便活該與一部小說史遙遙相對，對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小說霧里看花。如此只便宜了那些僥幸出頭又懶惰行事的寫小說的人。小說愛好者倘若不以小說為余興娛樂，不把小說當(dāng)作是人生青澀階段誤打誤撞、錯織錯就的夢想，不將小說看成是晉身文化場域博名獲利以便冠“小說家”之名奠定其社會地位的工具，那么終將有一天，他勢必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小說在人類文明發(fā)展上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何等何樣的影響？這個問題的另一層是：我所愛好的（無論是閱讀過的或者創(chuàng)作過的）小說又在小說史上產(chǎn)生過何等何樣的影響？

終將有一天，小說愛好者會和這樣一個巨大的、紛呈的、復(fù)雜的、繁瑣的甚至看似零落錯亂的體系碰面。

第一塊拼圖

謂之零落錯亂，乃是基于一項現(xiàn)象面的事實：文明史不只是一套加法計算出來的。正如人們無從斷言，在政治或經(jīng)濟(jì)上，我們所置身的20世紀(jì)末、21世紀(jì)初是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人們也同樣無法斷言，當(dāng)代的小說是否已超越了前人的成就。越來越細(xì)膩的許多比較研究、影響研究、類型研究、主題研究的探索反而經(jīng)常告訴我們：在小說這個體制的發(fā)展過程之中，某人某作其實是某人某作的遺緒，某件諸元其實是某作諸元的脫胎。關(guān)于小說的諸般理論倒像是要宣稱：小說史之形成自有一套減法。不能承認(rèn)這套減法確乎存在，便無法正視小說史的零落錯亂。而所謂零落錯亂，簡單一點來說，就是指小說絕非后出而轉(zhuǎn)精、益學(xué)而漸巧，有一定向而線性的進(jìn)化。相反地，小說史上不擇期亦不擇地而出的經(jīng)典作品之間，卻常出現(xiàn)漫長的停滯、衰退、縮減、逆變。無以計數(shù)的小說作品從未依據(jù)任何一條自然律法或科學(xué)法則推擠堆疊、迎向（或造成）某一高峰，由小說所構(gòu)成的文本世界更是一片龐然的混沌。所謂“小說的體系”或“小說的理論”幾乎可以被視為一矛盾語。

然而，這一片混沌必有可解之途。就像盧梭論教育之初所感知的頭緒萬端一般，他甚至開宗明義地暗示（人為的）教育之不可能（“無論何物，出于自然的創(chuàng)造都是好的，一經(jīng)人手就弄壞了”），但是盧梭畢竟完成了他的教育論。推測他“沒有次序”“不大連貫”的書寫之始，心中也只有整個體系的第一塊拼圖——依循自然。試圖為小說的混沌世界摸索出一個體系的可能性亦復(fù)如此。這里的第一塊拼圖是：另類知識。

鄙夷那個洗耳朵的家伙

莊子一定難以想象：他既是第一個使用“小說”二字成一詞的人，也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第一個小說家。然而他所謂的“小說”，并不是后人眼中的小說；在他那里“飾小說以干縣（按：懸）令，其于大達(dá)亦遠(yuǎn)矣”（《外物》）的意思是說：粉飾一些淺薄瑣屑的知識，去求?。?quán)力擁有者所征用而致之）高名，那么距通達(dá)的境界還差得很遠(yuǎn)呢！

顯然，莊子是看不起“小說”的。近世治小說史或文學(xué)史的人多只片言帶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史家對于小說之著錄及論述》即云：“（小說）乃謂瑣屑之言，非道術(shù)所在，與后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劉大杰的《中國文學(xué)發(fā)達(dá)史》第九章第四節(jié)首段幾乎全抄此語，亦未多作解釋。這些史家大約根本不相信莊子正是后世小說觀念之中的第一位小說家，要不就是很難費勁地去解釋：首創(chuàng)“小說”一詞的小說家所鄙夷的小說并不是后世觀念之中的小說。也正因為這一寓巧合與誤會的雙重夾纏，使人們難以從莊子的鄙夷態(tài)度里發(fā)現(xiàn)先前所提及的第一塊拼圖，那塊“另類知識”的拼圖。

盡管《莊子》一書的真?zhèn)稳缰i，詳考各篇歸屬更莫衷一是，即使連《外物》一篇都有西漢道家所作、莊子自作后人增補、秦漢之間學(xué)者所作、莊子后學(xué)逸文而由漢人編輯等諸說，然而以莊子整體學(xué)術(shù)的旨趣而言，編造故事以模糊知識界圣賢地位的企圖則清晰而一貫。質(zhì)言之：莊子諸多寓言、卮言之作假借堯、舜、老聃、仲尼、顏回、惠施乃至魯哀公、梁惠王、衛(wèi)靈公等歷史人物之名，制造情節(jié)和對話，或則全然對反于創(chuàng)學(xué)立說者原本的知識，或則令那些學(xué)說在言辯機(jī)鋒的對峙之下被莊子自己的知識所掩覆而傾絀，莊子對他筆下的孔子之立論是否前后矛盾、自相捍格可以說毫不措意，因為他的作品正是在滲透和抗拒那些流行天下的知識。舉個例子來說：當(dāng)儒家一徑歌頌著堯、舜公天下的禪讓政治時，《莊子·逍遙游》卻讓許由教訓(xùn)了堯一頓，而留下了“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的著名玩笑。

到了晉代皇甫謐的《高士傳》，玩笑開得就更大了?；矢χk自己是個嫌厭政治的人，晉武帝屢次征召他出任，他從不答應(yīng)，只向晉武帝借了一車書，隱居以終，書當(dāng)然也始終沒還。《高士傳》里的許由就很不堪了。皇甫謐描寫堯一再要讓天下給許由，任之為“九州長”，許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在這個時候，一個叫巢父的人牽了頭牛犢子過來，問許由為什么要洗耳朵，許由說了“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的緣故。巢父答得妙：“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說完，便牽著牛犢子往河上游喝水去了。

《高士傳》自然不是傳記，而是小說?；矢χk假借傳記表述了他對真正的隱者和虛偽的隱者的看法。他筆下的許由就一如莊子筆下的堯或孔子一樣，都不再只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種俗知鄙識的化身。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能確認(rèn)或?qū)嵶C莊子鄙夷堯或孔子、皇甫謐鄙夷許由，我們只能把莊子筆下的堯和孔子以及皇甫謐筆下的許由看作兩位小說家所要對抗的知識符號。小說家所提供的則是另類知識。為了捍衛(wèi)“正確知識”“正統(tǒng)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持論者——如中國古代的史家，才會像孔子那樣論斷：“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yuǎn)恐泥?！辈艜癜喙淘凇稘h書·藝文志》里那樣獨裁：“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p>

那么，讓我們來看一看史家所造之語。

是誰告訴太史公的？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jì)》里敘及垓下之圍，項羽只剩下殘兵敗將二十八騎的時刻，發(fā)出“天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的慨嘆。在數(shù)千漢騎的圍困下，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不會打仗，項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椡跄笋Y，復(fù)斬漢一都尉，殺數(shù)十百人?！酥^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谑琼椡跄擞麞|渡烏江”。

可是接下來的片刻之后，司馬遷描述項羽對烏江亭長說的一段話中有“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之語，可見那最后的二十八騎也在頃刻間被漢軍殲滅殆盡。試問：“非戰(zhàn)之罪”的慨嘆、“吾為公取彼一將”的豪語乃至“如大王言”的贊服諸語，是經(jīng)由什么方式載錄下來，又輾轉(zhuǎn)經(jīng)歷了兩百年傳到太史公的耳中的？項羽本人不是在旋踵間就被漢騎分尸裂體了嗎？又是誰說出來的呢？

一個減法

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像司馬遷那樣大膽徑用小說家手法所書寫的歷史，也有其他“另類知識”可以滲入的空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述及司馬相如以“琴心”挑逗新寡的卓文君，使之夤夜與之私奔：

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dāng)壚。相如自著犢鼻裈，與保庸雜作，滌器于市中。……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童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這是一段堪稱細(xì)膩的描述，相對于《史記》其他一百二十九卷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內(nèi)文而言，司馬相如騙色詐財?shù)摹靶　惫适乱呀?jīng)算得上占足篇幅了。然而，到了《西京雜記》（托名為劉歆所撰）那里，猶有未盡之意：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憂懣，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陽昌貰（按：賒也）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于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裈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yuǎn)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fēng)流，故恍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fā)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于世。

倘若全然滿足于《司馬相如列傳》所提供的“歷史知識”（姑不論司馬遷是否也像寫《項羽本紀(jì)》時一般為這對情奔詐財?shù)哪信砟颂摌?gòu)之筆），劉歆無須另為雜記以錄之。然則劉歆對《史記》的敘述又有什么地方不覺愜心貴當(dāng)呢？

首先，他增加了相如取鹔鹴裘賒酒和文君抱頭哭窮的細(xì)節(jié)。其次，他更改了相如夫婦當(dāng)壚賣酒的地點——因為在《史記》里，相如既已家徒四壁，又何來可賣之車騎供二人先返臨邛、再買酒舍？再其次，劉歆還描述了文君的姿容、年齡與性格以及相如的糖尿?。ㄉ踔烈詾樵摬∨c二人漁色交歡之情有關(guān)）。

支持《史記》之文一字千金不可移動的人可能會嫌劉歆多事，因為《西京雜記》里所增補的細(xì)節(jié)似乎無關(guān)宏旨。然而細(xì)節(jié)之附麗所能提供的不只是“所知之事”，同時也提供了“可信之據(jù)”。在大體上，劉歆其實未嘗如前文所述的莊子、皇甫謐那樣試圖顛覆早期的文本，他反而在植入顯系虛構(gòu)性的細(xì)節(jié)之后增加了《司馬相如列傳》的可信度，我們仿佛隱約可以看見劉歆捧著一襲鹔鹴裘，對《史記》的讀者宣稱：“太史公是不錯的，這裘正是相如家徒四壁、無以酤酒的證據(jù)?！?/p>

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和司馬遷（前145—前？）可說是同時共代之人，劉歆（？—23）較之晚出近一世紀(jì)，那件鹔鹴裘和文君抱頸泣訴的言語又是如何傳演再生的呢？我們既然找不到考古學(xué)上的證據(jù)，也無法起劉歆于地下，迫令他交出考古學(xué)上的證據(jù)，便只能將《西京雜記》所述的相如文君故事重視為劉歆“竄入”正史、提出另類知識的小說。這位小說家不相信相如與文君連酒錢都付不出，居然還有車騎可賣，于是順手更改了酒舍的營業(yè)地點。但是，或許劉歆的作為不是一個加法，反而是一個減法——因為如果照《史記》所言，根本沒有取裘賒酒一節(jié)；也就是說：相如夫婦尚不至于典當(dāng)衣物，文君已覺不樂。則循理按之，相如賣房屋、買車騎、下臨邛、開酒舍，并無不當(dāng)。換言之：司馬遷略去了變產(chǎn)治生的細(xì)節(jié)，并無礙于相如夫婦遠(yuǎn)赴卓王孫腳下挾名聲以詐財。劉歆為一襲鹔鹴裘費如許手腳，卻顯得越描越黑了。

即使不能像莊子的“竄入”那樣為已然公開且流行的正確知識、真實知識挹注另類思考，劉歆卻仍示范了“刻畫細(xì)節(jié)以增益可信度”的具體技術(shù)。在傳統(tǒng)的書寫地位上《西京雜記》如何與群經(jīng)眾史爭鋒？置身于獨尊儒議的宮廷學(xué)術(shù)場域之中，劉歆又如何讓“猥瑣可略、閑漫無歸、杳昧難憑、觸忌須諱”（《西京雜記》黃省曾序）的駁雜知識為人所信？

或者小說家并不在意他所提供的駁雜知識是否像主流的、正統(tǒng)的知識那樣被視為正確、真實?！段骶╇s記》上另有一則故事是這樣的：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別囿學(xué)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按：絕頸斷頭之謂）。后為獸所傷，陷腦而死。

這是一則非常奇怪的故事。因為劉歆不再是“竄入”正史，添補枝葉，他居然捏造廣陵王劉胥的死。

依據(jù)《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廣陵厲王劉胥的確“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而他享國六十三年余，最后坐祝詛事發(fā)入罪，被漢宣帝賜自絞死。劉歆改寫這一至為確鑿的事件難道只是為了散播一則“杳昧難憑”的謠言？且慢——倘若我們再細(xì)讀《莊子·列御寇》里的這一則故事，恐怕就可推知劉歆的用意了：

朱漫學(xué)屠龍于支離益，單（按：即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在莊子那里，朱漫的故事可以直接喚起“人生耗擲于一幻”的聯(lián)想。到了劉歆筆下，這個旨趣縮減了；可是“學(xué)屠龍”一變而為“學(xué)格熊”的痕跡至明，“為獸所傷，陷腦而死”的謠言（或虛構(gòu)）則益須對照莊子的旨趣方能看出：劉歆運用一篇只有三十四個字的小說總括性地諷喻了廣陵厲王耗擲于斗狠好勇的一生。

莊子是中國第一個有小說家自覺的作者——雖然他發(fā)明使用的“小說”二字既不討他所喜，詞義也絕不與后世所用者同；而劉歆并沒有站在他的肩膀上另立典范。那是因為莊子對“另類知識”在書寫領(lǐng)域和文本傳統(tǒng)上所能產(chǎn)生的作用有一先驅(qū)性的看法。他發(fā)明了中國的小說。

莊子之后，中國的小說發(fā)展歷經(jīng)了漫長的“減法”，但是這并無礙于司馬遷悄悄將虛構(gòu)的手法攜入所謂正史的書寫，無礙于皇甫謐為理想中的隱士立下所謂的傳記，無礙于劉歆將無處可以容身的饾饤見聞、散碎紀(jì)錄加工糅制成筆記小說的先河——容我們再跨越一步：即使連劉歆那個口吃難言的父親劉向的作品《列女傳》《說苑》《新序》以至《戰(zhàn)國策》（后三書根本是為漢代中期以降宮廷語言侍從之臣而編的辯論手冊），又何嘗不可以視之為小說？因為在彼一時代，小說還沒有被進(jìn)一步的“減法”停滯、衰退、縮減、逆變成只能講一個“首尾俱全”“有角色、有動作、有對話、有情節(jié)”的故事呢！

減法尚未充分褫奪小說活力的那個時代，小說像稗子，還很野，很自由，在濕泥和粗礫上都能生長；它只擁有也只需要第一塊拼圖而已。

就會有兒童不宜

在盧梭打造的自然公園里的愛彌兒是不可以閱讀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的寓言故事的。因為“兒童都讀過拉·封丹的故事，但沒有誰知道他的用意；幸而沒有知道的人，否則將招致道德的混亂而導(dǎo)致更惡的結(jié)果”。愛彌兒被允許閱讀的第一本書是笛福（Daniel Defoe，約1660—1731）的《魯濱孫漂流記》（Robinson Crusoe，1719）。之所以如此，乃是盧梭已經(jīng)不自覺地為他所謂的自然建立起一層又一層的體系，比方說《愛彌兒》第三編上如是說：“社會上的問題，兒童既不能明白，就不要使他注意；但于知識的關(guān)系上……是不可不知道的。那么，不必示以道德，而先使其注意轉(zhuǎn)向工匠和機(jī)械的技術(shù)?！?/p>

那么，十五歲的愛彌兒也一定不可以讀阿普列尤斯的《變形記》。這位比莊子晚生大約四百多年的小說家是西方小說史上的二祖之一，他在《變形記》的第一章里便讓蘇格拉底闖進(jìn)一爿黑店，被女店東蜜羅——一個會使魔法的女巫——整成這副慘狀：

她把劍沒柄插進(jìn)他的左頸。血如泉水般上涌，她已手執(zhí)著一個容器把每一滴血盛入。蘇格拉底的氣管已被刺穿，但是他發(fā)出一種叫聲，或是模糊的啯啯聲，然后又安靜了。

即便這樣，蘇格拉底當(dāng)時并沒有死。在小說里，另一個女巫潘絲亞用海綿為他止了血。挨至天明，目睹整個巫術(shù)毒刑的阿里斯都門赫然發(fā)現(xiàn)蘇格拉底身上連一點傷痕都沒有。直到兩人出門上路，蘇格拉底吃了非常多的面包和乳酪，直叫口渴?？墒钱?dāng)他的嘴唇剛碰到溪水的剎那——傷口大開，海綿滾落，鮮血涌出，蘇格拉底僵硬了。

果如盧梭所形容的拉·封丹寓言故事：沒有誰知道他的用意，恐怕也沒有誰能準(zhǔn)確說明阿普列尤斯這樣糟踐蘇格拉底的用意究竟如何。而蘇格拉底——就任何一個心智健全且稍具常識的人而言——不是為了捍衛(wèi)他的真理而被判飲毒自盡的嗎？

小說為什么要冒犯我們已經(jīng)具備的知識呢？

一句話的答復(fù)

“小說所能冒犯的還不只是知識而已?！笔掷镂罩谝粔K拼圖，遲遲不忍為自己這一行建立一套體系的小說家的答復(fù)只有這樣一句話。

多有冒犯之處

那位口吃難言，卻為同代宮廷辯者輯纂了三套辯論手冊的劉向編過這么一個“楚圍雍氏五月”的故事，收錄在《戰(zhàn)國策》第二十七卷的《韓策》。故事的大意是：楚國攻打韓國，包圍雍氏達(dá)五月之久。韓一再遣使往秦國求救，使者尚靳還用“唇亡齒寒”的譬喻來說明秦出兵救韓的必要。接下來是秦宣太后召尚靳入宮談話的一節(jié)，翻譯成白話文是這樣的：

妾（按：秦宣太后的謙稱）侍奉先王的情形可以拿來打個比方：先王如果一屁股坐在妾的身上，妾可要疲困不支了；但是如果先王通體壓在妾身上，妾卻反而不覺得重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樣有點兒“舒服”?，F(xiàn)在要我們幫助韓國，兵不眾、糧不多的話，不足以救，倘若真要救，每天要耗上千金之費。那么請問：你們能不能讓妾感覺“舒服”點兒呢？

這是多么羞辱斯文的一則妙喻！但是它肯定要冒犯正襟危坐、講究道統(tǒng)的學(xué)者。南宋鮑彪便在注本上補記道：“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

是的，在冒犯了正確知識、正統(tǒng)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同時以及之后，小說還可能冒犯道德、人倫、風(fēng)俗、禮教、正義、政治、法律……冒犯一切盧梭為愛彌兒設(shè)下的藩籬和秩序。冒犯它們固然不足以表示小說的價值盡在于斯，但是小說在人類文明發(fā)展上注定產(chǎn)生的影響就在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時會找到一個新的對象，一個尚未被人類意識到的人類自己的界限。

成為真正的小說家的小說愛好者不會在意手上只有第一塊拼圖，也不會焦慮地渴盼著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小說體系。小說世界里的愛彌兒倘若要進(jìn)行一趟這一行的發(fā)現(xiàn)之旅，他不會從魯濱孫的荒島開始，他會走得更遠(yuǎn)。他也不至于錯過拉·封丹。他甚至知道：不論是在阿普列尤斯或莊子那里，都實存著小說珍貴的自由。

當(dāng)小說被寫得中規(guī)中矩的時候，當(dāng)小說應(yīng)該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時候，當(dāng)小說只能闡揚人性世情的時候，當(dāng)小說必須吻合理論規(guī)范的時候，當(dāng)小說不再發(fā)明另類知識、冒犯公設(shè)禁忌的時候，當(dāng)小說有序而不亂的時候，小說愛好者或許連那輕盈的迷惑也失去了，小說也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