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嬰所“歷之君，皆暗主也”，侍奉的靈公、莊公、景公三位國君均不甚英明，甚至于昏庸；兼之國內(nèi)有大夫勢力興起、亂臣賊子作亂，國外有晉、楚、吳等國虎視眈眈。齊國可謂處于政治上外強中干、經(jīng)濟上國庫空虛、社會上人心思變、軍事上大不如前、諸侯間聲望下降的狀態(tài)，國家綜合實力已經(jīng)較之以前相當薄弱?？梢哉f，晏嬰仕齊之初，齊國已處于逐漸走下坡路的時代，僅勉強維持著一個東方大國的地位。

為使齊國在當時列國激烈競爭中在生存的基礎上得到發(fā)展，晏嬰在審時度勢后提出了“內(nèi)安政，外歸義”的富民強國之路，對照當時齊國實際情況而言，這一道路不失為可行之道。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在政治領域方面，晏嬰提出了“以禮治國”“廉為政本”“以民為本”等為政之道，并通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積極付諸實施。上述政治主張，充分體現(xiàn)于晏嬰在齊國的政治活動中。一般地說，晏嬰仕齊56年期間，他的從政生涯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兩個時期各有側(cè)重點：前期的活動主要是在靈公、莊公時期，積極主張以禮治國、偃武修文，極力反對齊國參加對外侵伐戰(zhàn)爭；后期即在景公時期，在堅持以禮治國的同時，還積極主張為政以德、節(jié)儉廉潔、愛民惠民、寬政省刑，以反對橫征暴斂，亂施酷刑。宋代大文豪蘇轍說：“晏子事靈、莊、景皆庸君，功業(yè)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如管仲之于桓公，其所成就當于鄭子產(chǎn)比耳?！彼麑τ陉虌朐诓豢蛇x擇所侍之主的情況之下，仍舊盡最大努力地發(fā)揮個人的能動性，取得了不錯的政績，給予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梢哉f，在晏嬰的輔佐下，齊國出現(xiàn)了“政平民和”“百姓親之”、國內(nèi)社會秩序井然、綜合實力得以增強的安定局面。這一良好政治局面的產(chǎn)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晏嬰為政之道即從政的智慧付諸實施的產(chǎn)物，可謂來之不易，它為后來的齊威王等再現(xiàn)齊國的強國雄風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晏嬰的一生主要在齊國的政治舞臺上度過，其“以禮治國”“廉為政本”“以民為本”等執(zhí)政理念及其實踐取得了卓越的政績，聲譽聞于諸侯。他所出使的晉、魯、吳、楚等國，雖一度有言行交鋒，但國君皆以上賓之禮相待，晉、魯、吳等國國君還以治國之策相詢。這使晏嬰基本上以高山仰止的政治家形象而千古流芳，成為中國歷史上與伊尹、周公、管仲、蕭何、諸葛亮等齊名的宰相。而晏嬰在執(zhí)政過程中發(fā)生的“二桃殺三士”、“智讓賢名”等膾炙人口的故事，并沒有伴隨時光荏苒而湮沒，反而千百年來在我國民眾之間口耳相傳，又不斷為時代所添枝加葉，歷久彌新，不斷折射出熠熠智慧之光。在與時俱進的新時代，晏嬰的智慧之光照耀世人，給政界、商界等社會各界以巨大的啟示，“以禮治國”“廉為政本”“以民為本”等執(zhí)政理念更與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國”、“以民為本”等執(zhí)政理念有一定的關系，可見晏嬰精神在當代也有古為今用的價值。

（一）以禮治國

（1）以禮治國的理論闡述

周代“以禮治天下”，孔子夢寐以求的是恢復周代禮制，漢代韓嬰《韓詩外傳》卷四說：“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tǒng)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边@些言論都高度重視以禮治天下。但是，在晏嬰當政期間，處于周天子威望衰落、王室大權旁落、齊國公室日益衰微、私門（大夫）日益強大、大夫?qū)嗳找鎳乐氐拇呵锖笃?。在這一“季世”，禮崩樂壞、國運靡常的局面日益嚴重，亂臣賊子蜂擁而來，晏嬰就遇到過權臣弒齊國國君的情況。至于其他國家，子弒父、臣弒君、兄弟相殘、大臣肆無忌憚的現(xiàn)象，亦屢見不鮮。

晏嬰從小接受奴隸制禮教宗法教育，禮的觀念滲透于他意識的深處，他本人對于禮制也有深厚的研究，其對于周禮的深刻了解就連博古通今的孔子也表示欽佩。他可謂懂禮、崇禮亦遵禮。晏嬰給“禮”下的定義：“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堪稱經(jīng)典。同時，晏嬰作為齊國復禮運動的主持者，為了使齊國官員守禮、百姓有禮、國家穩(wěn)定、社會安寧，多次說：“禮之可以為國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褪钦f，實行禮治，可以讓“五倫”和諧，秩序井然，社會安定，可以讓國家長久，與天地并存。晏嬰的另外一番話，內(nèi)容與上面一段話類似：“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兇；兄弟無禮，不能久同?！保ā蛾套哟呵铩ね馄罚?/p>

然而，“禮崩樂壞”的現(xiàn)實讓立志維護禮制的晏嬰痛心疾首。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在于“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認為禮是區(qū)別人與禽獸的標準。晏嬰相信可以將禮作為一種制約力，作為規(guī)范人們言行的倫理道德準則，作為抑制強悍士風的精神因素，來約束勇力者恃強凌弱、橫行無忌、弒君亂政的行為。正所謂“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因而以禮治國，就會出現(xiàn)井井有條的良好社會秩序：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指出禮不僅可以治國，還有調(diào)節(jié)君臣、父子、夫婦等人際關系的功能。但是，如果國君不用禮，就會出現(xiàn)“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的局面，整個社會就處在一種無序的混亂狀態(tài)。他認為，禮是一種維系社會秩序的行為規(guī)范。

基于上述認識，在開國以來禮治比較薄弱的齊國，晏嬰突出地強調(diào)禮治，認為禮是統(tǒng)治百姓的工具，是治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更是維系國家命運的工具。他聲稱：“禮者，所以御民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保ā蛾套哟呵铩?nèi)篇諫下》）故而把禮提到治國的高度，可見禮在晏嬰心目中的地位。

晏嬰提出了以禮治國的主張，他堅持禮治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甚至到了治國非禮不可的地步。在肯定禮治的功效上，晏嬰與孔子等人觀點一致，但注重實效的晏嬰，他的禮治思想博大精深、簡單易學，具有博采兼容、注重實用，制暴力、化民俗，將禮與儉的推行有機結(jié)合、以禮治提倡節(jié)儉等特點。

在景公支持下，晏嬰將以禮治國的主張付諸實踐。在當時“禮崩樂壞”的大背景下，他的這一主張與實踐，在當時是積極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他的躬身親踐，竭力推行，在挽救因缺乏禮治而日漸衰敗的齊國、維持姜齊社會安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實效。

（2）說服景公重視禮治，率先守禮

晏嬰認為國君的守禮是十分重要的。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而他時常勸諫景公要率先守禮，如他勸說景公按照禮樂制度來宴飲作樂，說：“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庇终f：“禮儀，是約束百姓的綱紀，綱紀混亂就會失去百姓；而失去百姓，就是危險的前兆。”對于他的勸說，只知道崇尚勇力的莊公基本不予理睬，景公則大多采納。

他采取以身示范的方式勸說景公接受禮治的幽默經(jīng)歷，就是一出具有喜劇色彩的“二變”表演。

一天，景公舉行酒宴，酒到半酣，便對大臣們說：“請為無禮?！奔凑埜魑煌纯鞎筹?，不必講究禮節(jié)！晏嬰聞言，勸道：“人之所以比動物高貴，原因在于遵循禮節(jié)。現(xiàn)在齊國五尺高的兒童力氣卻都超過我，也勝過您，但是，他們不敢作亂的原因就是敬畏禮節(jié)。禽獸都是以雄健有力者為首，以強凌弱，所以經(jīng)常在更換首領。大臣們?nèi)绻麙仐壎Y法，國家一定混亂，就有更換國君的危險，敢問您將如何處理呢？所以人不能離開禮法的約束?！?/p>

景公頗覺掃興，轉(zhuǎn)過臉去不聽。不久，景公有事要出去，除了晏嬰安坐不動之外，其他大臣都站起來相送；景公完事返回時，晏嬰也不起身相迎；景公要各位大臣一齊舉杯，晏嬰?yún)s旁若無人，先把酒喝了。晏嬰不守禮，此為“一變”。

見晏嬰如此無禮者三，景公生氣地對晏嬰說：“你剛才講述禮法如何重要，而你自己卻一點都不講禮法?！标虌腚x開席位，來了“二變”，他畢恭畢敬地施禮后回答道：“臣不敢無禮，請您息怒。我只不過是想把不講禮節(jié)的實際狀況做給您看看。您如果不要禮節(jié)，就是這個樣子?！?/p>

景公恍然大悟，忙說：“看來是寡人的錯??！先生請入座，我聽從你的勸諫?！?/p>

在這一過程中，景公從主動宣布“請為無禮”到有人真的無禮后卻怒而色變，這種自相矛盾的思想與行為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荒唐；與此相伴的是，晏嬰也從鄭重其事的勸諫一變而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的“無禮”表演，二變而為遵守禮法的畢恭畢敬，頗為幽默、有趣甚至具有滑稽意味。正是在這貌似滑稽的幽默之中，晏嬰的話句句說中要害，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舉動，使景公自作自受，在親身體會到遭受“無禮”的不悅后，采納了勸諫，景公連稱“善哉”，“吾今而后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還有一次景公打獵休息，坐在地上吃飯，晏嬰后到，自拔蘆草墊在地上當席子坐。景公不高興，說：“我沒有墊席子坐在地上，其他幾個人也沒有墊席子，而你獨自拔草當席而坐，為什么？”晏嬰回答說：“我聽說披甲戴盔之人坐不墊席，訴訟之人坐不墊席，尸體停放堂上坐不墊席，這三者都是使人憂傷的。所以不敢以憂傷的禮儀侍坐?！本肮f：“是。”命令為他鋪下席子說：“大夫都坐席子，我也坐席子吧。”（《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九》）景公也越來越重視禮儀，稱“寡人今而后聞此禮之上也”，甚至出現(xiàn)過景公整天向晏嬰問禮之事。

此后，晏嬰輔佐景公完善禮制，整頓法度，“修禮”治國。由此，齊國官員守禮，社會秩序井然，百姓肅然有禮。

（3）不行禮治在君位繼承上的直接惡果

晏嬰多次諫止齊景公違禮之行、廢禮之言，告誡他“如果國君不用禮，就不能治理國家；大夫不講禮，就會殺掉他的國君；兒子不講禮，就可以殺掉他的父親；兄弟之間不講禮，就可能互相殘殺”，講明了不用禮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對于晏嬰關于禮治的規(guī)勸，景公大致聽得進，愿意采納。但是，在廢立太子等違反禮法的少數(shù)場合，景公并未聽從晏嬰的“合禮”建議，導致了景公始料不及的惡果。

景公在位早期，已有正妃所生的五個兒子，即“嫡子”陽生、嘉、駒、黔、駔等，景公為他們各自聘請了一位“有車百乘”即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臣當老師。

景公分別對每個兒子的老師說：“請盡力?。」讶藢⒁阅爿o佐的孩子立為太子！”等到召見晏嬰將要委任他為老師時，晏嬰推辭道：“國君命令臣子根據(jù)自己肩負的責任盡力而為，臣子怎么敢不盡力呢？現(xiàn)在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都是全國有權勢的臣子，您對老師說：‘請盡力??！寡人將以你輔佐的孩子立為太子！’這樣從中離間、樹立朋黨、使國家傾覆的做法，我不敢從命。希望國君好好考慮?！边z憾的是，景公并未采納這一建議。

后來，淳于國（今山東省安丘縣東北十公里處）人向景公進獻了一位美女，景公接納后，不久該女生了一子，取名為“荼”，在當時禮法制度下屬于“庶子”。此時，“嫡子”陽生已經(jīng)被立為太子。但是景公很是寵愛荼，產(chǎn)生了廢掉陽生而立荼為太子的打算。幾位寵臣知道了這件事，商量促成此事。

晏嬰得知后，認為廢嫡立庶是違禮的舉動，就規(guī)勸景公說：“不能這樣做！以賤抗貴，是國家的大害；廢長立幼，是禍亂的根源。陽生年長并且受到了國人擁戴，國君不要廢掉他！”他還說：“立太子有一定的禮法制度，所以庶子不能僭越嫡長。希望國君能夠用禮來教導荼，使他不要陷入邪惡；用大義引導荼，使他不要貪婪于私利。長幼各按其道行事，那么，嫡庶長幼就有序不亂而合乎倫理了?！?/p>

可惜的是，景公不聽從晏嬰的勸告，最終還是立荼為太子。后來，晏嬰去世。景公五十八年（公元前490年），景公病重，命貴族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姜荼為太子，逐群公子，遷之東萊。九月，景公卒，國惠子、高昭子擁護太子荼登位為齊君（史稱“晏孺子”），荼的異母諸兄陽生、嘉、駒、黔、駔等怕誅，皆出逃國外：陽生、駔奔逃魯國；嘉、駒、黔逃往衛(wèi)國。荼在位僅一年就被權臣、新興勢力代表大夫田（陳）乞在武裝政變中殺害。田乞另立陽生為國君（史稱“齊悼公”），自立為相；不久，田乞又殺悼公，另立了簡公；最后，田氏將簡公、平公（簡公之弟）連同幾家強大的貴族如鮑氏、晏氏等全部消滅，并于公元前391年廢掉齊康公，自立為國君，完成了田氏取代姜氏的過程，徹底將齊國據(jù)為己有。

蓬勃發(fā)展而又不守禮義的大夫勢力就是孔子深惡痛絕的“亂臣賊子”，后來孔子作《春秋》，就是要“使亂臣賊子懼”。在這一點上，晏嬰和孔子兩位智者的觀點是完全相同的。

（4）利用禮治處理內(nèi)政外交

第一，在國內(nèi)，抑制（私門）大夫勢力的發(fā)展

晏嬰強調(diào)禮治，并重視運用禮儀來抑制（私門）大夫的發(fā)展，《左傳》《晏子春秋》均有相關的記載。

根據(jù)《左傳》《晏子春秋》的記載，當時齊國新興大夫的代表之一——田氏（陳氏），在客觀上采取了有利于社會發(fā)展的政策。田氏，系陳國公子陳完的后裔，齊桓公時，公子完為逃避陳國的內(nèi)爭，亡命齊國，改姓田氏，齊桓公欲封公子完為卿，公子完不受，只接受任齊“工正”（技術官員）一職。田氏一族到春秋中期時勢力逐漸強大。田氏在自己的封邑內(nèi)，采取了向百姓征收賦稅時用小斗收進，賜給百姓糧食時用大斗的惠民政策。這種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眾的生活，籠絡了民心，結(jié)果田氏擴大了自己宗族的勢力，同時擴大了自己的經(jīng)濟勢力和政治影響。面對田氏勢力的迅速增長，景公也不加禁止，而晏嬰等賢明大夫都十分擔心自己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在與懷有同樣憂慮的晉國賢大夫叔向等人的多次討論中，明白無誤地談到齊國的末日到了。“齊國的政權最終要歸到田氏的手里”，原因在于“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人民對于田氏的態(tài)度是“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他也曾直言不諱地向景公指出大夫代為執(zhí)政，并取代姜氏在齊國獲得統(tǒng)治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針對這一現(xiàn)狀，晏嬰開出了延緩公室統(tǒng)治的治標良方——以禮遏制。

一天，晏嬰陪同景公坐在路寢（諸侯處理政事的宮室）里。景公不無感慨地說道：“這宮室多美??！將來誰會據(jù)有這里呢？”晏嬰直言不諱地說：“將來據(jù)有這宮室的，恐怕是陳氏吧。陳氏雖無大德，然對百姓卻多有施舍。豆、區(qū)、釜、鐘這幾種量器的容積不同，向百姓征稅時就用小的，向百姓施舍時則用大的。您征稅多，而陳氏征稅少，百姓自然心歸于他了。長此以往，他的封地就將變成國家了。”

景公深受震動，請求晏嬰幫助想辦法來遏制田氏勢力的增長。晏嬰在回答景公時，提出的手段就是以禮遏制。他直接指出：“只有禮可以阻止這種情況?！币驗榘凑斩Y的規(guī)定，家族的施舍不允許擴大到國人，國人不得遷移，農(nóng)夫不得挪動，工商不得改行，士不失官，官不怠慢，大夫不允許占取公家的利益?！爸挥写笮卸Y義，國君發(fā)令，臣下才能恭敬。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丈夫和藹，妻子溫順，婆媳和睦，姑嫂歡愉……如此治國，何患天下不平、國家不強？”意思是，根據(jù)禮的規(guī)定和要求，大夫不能對國人妄施恩惠。國人即平民，國人為國君所有，大夫施及國人，便是與國君爭奪民眾。國人不能懈怠勞作，財貨不能遷移，工商不能改行，士人不能失職，百官不能怠慢，大夫不能聚斂屬于國家的賦稅，如此，齊國的文武百官、平民百姓就會一心為國，就會避免大夫等私人勢力的過分強大。為了使臣民懂禮、守禮、保持社會穩(wěn)定，抑制大夫勢力的發(fā)展，晏嬰勸諫君主在守禮方面為天下百官和百姓做出表率。這樣，天下有禮之士就會簇擁在齊國國君的身邊，從而為治國安邦打下良好的基礎，而那些無禮之士就難以容身。如果能做到這樣的話，就會使姜齊政權得到穩(wěn)定。

除了勸諫國君之外，晏嬰還主動勸諫齊國的新興大夫田氏（陳氏）等，與他們保持著一定的關系，這也有利于新興大夫接受他的建議，運用禮義間接抑制大夫私門的發(fā)展，從而延緩了大夫代齊的歷史進程。

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齊國發(fā)生了大夫之間的激烈戰(zhàn)斗：陳氏、鮑氏與欒氏、高氏互相殘殺?！蹲髠鳌ふ压辍酚涊d：當年夏季，景公、陳、鮑氏之軍和欒、高氏之軍在齊都的稷里激烈戰(zhàn)斗，由于平民的參加，結(jié)果是欒、高氏之軍一敗于齊都的稷里，二敗于齊都的莊里，三敗于鹿門，最后欒、高氏只得亡命魯國。

取勝的陳、鮑二氏乘機要瓜分欒、高兩氏的財產(chǎn)。但是，晏嬰指出這是違背禮義的行為，他義正詞嚴地請?zhí)餆o宇（即田桓子）轉(zhuǎn)告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币馑际钦f：謙讓是德操的體現(xiàn)，謙讓即是美德；凡有氣血的人，都有爭奪之心，可知“利”并不是憑武力就一定能強求，而應該以仁義為基礎；仁義，是“利”的根本，如果見利忘義，一味聚斂財富，由此所生的災禍將是不可避免的。

在晏嬰看來，義、利的關系是相當明確的，見利思義，利不可強求，義為利之本。換言之，義、利相比，義是根本，只有以義御利，才能克制私欲，避免違禮的越規(guī)行為；否則，見利忘義，就必然招來禍患。他明白無誤地向田無宇指出：必須把欒、高二氏的財產(chǎn)獻給國君景公。

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處于上升時期的田無宇比較開明，能夠理智地權衡利弊，并采納合理化建議；兼之，他平常與晏嬰關系不錯，景公要賞賜晏嬰時，有時也派田無宇去辦理。一次，景公聽說晏嬰身為宰相，仍舊穿粗布衣服，吃糙米蔬菜，就派田無宇去布達自己的賞賜，將臺、無鹽等封邑以及新馬車等封賞給晏嬰。晏嬰拒而不受。田無宇還多次目睹晏嬰不受慶氏之邑，從心底里欽佩晏嬰的言行一致和清正廉明，公開贊同晏嬰所謂的“足欲則亡”的道理。因此，田無宇對于晏嬰的話基本予以采納，將欒、高二氏的財產(chǎn)都獻給了景公，并且自動請求退隱莒國以養(yǎng)天年。在這一事例中，晏嬰所講的道理，與同時代孔子的早期儒家的義利觀是一致的。

通過運用禮義講道理，使人明曉利害關系，晏嬰巧妙地遏制了新興大夫的利欲。然而，在當時那種公室衰微、政出私門、陪臣執(zhí)國命的大變革時代，晏嬰不可能逆轉(zhuǎn)歷史的趨勢，只能將尖銳的矛盾予以局部緩和，維護公室的局部利益，延遲姜齊政權的衰敗和將被陳氏（田氏）所取代的命運。后來，田無宇的后代見齊國公室太過于腐敗，最終取代了公室，自己在齊國執(zhí)政。

第二，在諸侯間，以禮退兵，上上之謀

景公時期，中原的強國——晉國謀劃進攻齊國，又不清齊國的底細，于是先遣大夫范昭出使齊國，刺探有關情況。

范昭在齊國，以不符合禮義之舉，故意挑釁試探，為晏嬰、齊國樂師先后識破，予以正義的反擊。事后，景公還有些擔憂，晏嬰向景公指出：“范昭為人，不是淺陋而不懂禮義，而是想試探我國君臣，所以拒絕了他?！?/p>

果然不出所料，范昭回國后報告平公，認為齊國是不可以攻伐的。晏嬰憑借自己的智慧，將禮治思想成功地運用到外交活動中去，強調(diào)諸侯相交以禮為先，反對諸侯間的無禮和非禮之交，取得了使列國賓服、不戰(zhàn)而退敵國之兵的勝利。這一勝利，符合《孫子兵法》所言的“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頂級策略——“上上之謀”。

正是由于晏嬰重視禮義，強調(diào)以禮治國，這才使當時的齊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持桓、管霸業(yè)的余緒，不失為大國而聲顯于列國之間。但由于生活于春秋末世，以氏族宗法家長制為基礎的奴隸制宗法禮教社會并未能夠給晏嬰提供實現(xiàn)愿望的條件，這使得他以禮治國的實際效果也打了不少折扣。

（二）以民為本

晏嬰之前的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認為，君為邦民之本，即“君為邦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都清楚地表述了這種由來已久的政治觀念。晏嬰上臺后，漠視“君為邦本”的老調(diào)，卻喊出了“社稷是主”“以民為本”的口號。這一全新主張實質(zhì)是“民為邦本”，是與“君為邦本”完全相反的，是晏嬰最可貴的思想之一，堪稱是時代的最強音。

在景公即位之初，晏嬰治理東阿地方時，前三年就奉行惠民、愛民的“以民為本”政策，并且由于惜民、樂民卻導致“毀者眾”，說壞話的人甚多。但是，通過此事，世人清楚地看到了晏嬰的民本之心及愛民行動。

晏嬰敏睿地察覺：“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保ā蹲髠鳌は骞迥辍罚╆虌胝J為國君與社稷的利益，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完全一致的。當國君的利益與社稷利益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應以社稷利益為主為重。在社稷與國君分離的同時，開始了與民的結(jié)合。齊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景公使晏嬰聘晉（出使晉國），與賢明大夫叔向談及齊國政治時，晏嬰說：“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庇终f：“齊政卒歸于田氏，以公權私，有德于民，民愛之。”晏嬰看到田（陳）氏“有德于民，民愛之”而感觸良多，由此深為齊國的未來擔憂，判斷姜齊的統(tǒng)治已走到盡頭，國家將被田（陳）氏取而代之了。這一談話充分反映了晏嬰對于民心向背決定政權、國家存亡道理的深刻認識，以及對這一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同。

晏嬰憂國憂民，在長期的政治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將“有德于民，民愛之”等認識升華為以民為本的思想。他說：“民，事之本也。”“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務，民有加利，以此舉世必成矣?！币馑际钦f，謀劃的事情大獲利就大，謀劃的事情小獲利就?。缓饬渴虑榈拇笮?，權衡利益的輕重，使國家增加榮譽，百姓增加利益，以這些為原則來做事，就一定能成功。晏嬰又說：“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词钦f，地位卑下而不喪失尊嚴，處境貧困而不喪失正直的人，是把百姓看作根本。他認為“以民為本”是使齊國發(fā)展并逐步強大的必備條件之一。

晏嬰主張以民為本，以天下蒼生為重，他多次強調(diào)指出：“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并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庇终f：“德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保ā蛾套哟呵铩?nèi)篇問下》）就是說，既然民為邦本，那么治國理政就必須堅持愛民、樂民，而不是刻民、害民，最高的德行就是“愛民”“樂民”。這里，晏嬰明確地提出了“先民而后身”是國君“長保威強勿失”的根本保證之一，又把“愛民”看作是最崇高的思想。晏子的這種重民、愛民的思想跟后來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接近。這一重民、愛民思想與晚清啟蒙思想家王韜所說的“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也是何其相似，而那時晏嬰已去世2300多年。此外，晏嬰的“以民為本”思想在事實上與當今政府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是一致的。

在“以民為本”原則的指導下，晏嬰根據(jù)當時齊國社會刑法嚴酷、橫征暴斂的實際情況，提出不少對應的政治主張，如減省刑罰。景公時，齊國刑法嚴酷，法網(wǎng)嚴密，致使齊國“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民眾受刑罰者日多，以致市場上出現(xiàn)了“屨賤踴貴”的奇怪現(xiàn)象，足見當時酷法已使民眾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晏嬰深憂于此，主張對嚴酷的刑罰加以改革，不贊成對民眾濫施暴力，要求景公“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即減輕刑罰，如果是死罪的就減為徒刑，如果是徒刑的就減為懲罰，如果是懲罰的就免罪釋放。

晏嬰反復地向景公強調(diào)“民本”思想，反對統(tǒng)治者窮奢極欲，勸誡國君要實行“善政”，不要增加民眾苦痛。

在一次景公修筑了觀賞臺后，頗為滿意的景公又想鑄造大鐘。于是晏嬰進諫道：“作為國君，不可以貪圖享樂而造成民眾的苦痛。國君的欲望難于滿足，既修筑了觀賞臺，如今又要造鐘，這會加重對民眾的賦斂，民眾必定痛苦極了。如增加民眾苦痛而達到自己的享樂，是不吉祥的，不是一國之君應該做的?！本肮谑侨∠嗽扃姷拇蛩恪＃ā蛾套哟呵铩?nèi)篇諫下第二》）

晏嬰反復地向景公指出：統(tǒng)治者奢侈腐化，就是“與民為仇”，其結(jié)果會導致“民叛”，得罪于民的國君，將會遭到“民誅”。

晏嬰經(jīng)常勸誡國君，不僅不要“與民為仇”，而且要“愛民”，但有些情況下齊君并不理睬，史稱“晏子數(shù)諫景公，景公弗聽”（《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景公一生做了不少擾民之事，如其為了享樂，濫用民力，強令民工造大臺，搞得眾百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晏嬰對此深感憂慮，以直諫、婉勸甚至請求辭職，為民請命，最終達到了減罷徭役的目的。而晏嬰代君受過而智讓“賢名”的事例更是其中著名的一樁。

在“愛民”之后，晏嬰更經(jīng)常引導國君，使其采取了薄斂省刑、寬政惠民等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措施，以緩和上下尖銳的矛盾，穩(wěn)定局面，概括地說，就是“惠民”。

景公時，齊國統(tǒng)治者為了滿足驕奢淫侈的生活，不顧社會民眾的承受能力，“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地橫征暴斂，把三分之二的民財據(jù)為己有，致使民不聊生。晏嬰強烈反對統(tǒng)治者橫征暴斂的行為，指出“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揭露齊國當時賦稅繁重的現(xiàn)實——“布藝無常，征放無度”，認為重稅重役會引起人民不滿，激化社會矛盾，威脅到統(tǒng)治者。

一次，景公因久病不愈而欲誅祝史，晏嬰趁機勸諫景公實行仁政，說處死祝史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山中的木材，由衡鹿看守；沼澤的水草，由舟鮫看守；荒野的柴草，由虞侯看守；海洋的漁鹽，由祈望看守。因此，人民都無法取用。偏遠鄉(xiāng)野之人，也都來到齊都服役；靠近齊都的關卡，向商旅橫征暴斂；世襲大夫的家人，強行向商人索賄；處理政務不遵守法律，對人民謀求無度?？墒菍m殿卻每天都在興建；靡靡之音日夜不停，后宮的寵妃在市場上巧取豪奪；朝廷上的寵臣，到各地去任意勒索，淫欲一天天強烈，如果不滿足，就誣陷人民入罪，人民痛苦不堪。禱告是有益處，詛咒卻有壞處，齊國境內(nèi)的人民很多，不論祝史如何善于祭祀，又怎能勝過千萬憤怒人民的詛咒呢？賢君假若要誅殺祝史，還不如修好自己的品德而行仁政。”

景公聽了晏嬰這番話，感到很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各級官吏推行仁政，并且撤銷首都的各處關卡，重新開放禁止百姓平民進入的場所，一度大幅減輕了賦稅的征收。景公自己也下罪己詔，向國人謝罪，從而使民受惠而國以安。（《左傳·昭公二十年》）可見，晏嬰的賦稅思想在歷史上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

在晏嬰“民本”思想的潛移默化以及“民本”實際言行的感召下，齊國國君有所觸動，在對待人民的態(tài)度上也有所變化。景公就部分認同“民本”這一思想理念。

一次，景公出游麥丘，晏嬰陪同，遇到了一位85歲的老者。老者對景公說：“希望您長壽，希望您不要得罪百姓?！本肮犃瞬桓吲d，認為只可能百姓得罪國君，哪里有君主得罪百姓的呢。晏嬰趁機進言：“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意思是說，桀、紂是得罪了君王還是得罪了百姓呢？是被君王殺死的，還是被百姓殺死的呢？的確，桀紂這樣的國君，是國君殺的呢，還是百姓推翻的？一句話深刻闡明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景公如夢方醒，馬上表示：“寡人過也?！辈Ⅺ溓鹱鳛榉獾刭p賜給了老者，感謝他給了自己忠告和智慧。這表明，景公對晏嬰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有所認同。

再如，景公在認同“民本”思想理念的前提下，經(jīng)過晏嬰的引導，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

一年，齊國連續(xù)17天降大雨而不止，洪澇災情嚴重。景公不聞不問，依然“日夜相繼”飲酒作樂，還派官員巡視國內(nèi)尋找“能歌者”。晏嬰奏請景公救濟災民都被拒絕，請求了多次都不被許可。于是，晏嬰便把自己家的糧食分發(fā)給災民，把車馬、器物等放在路旁供人們使用，然后徒步匆忙前去見景公，勸說道：“連綿陰雨下了17天了，房屋倒塌的，一鄉(xiāng)之中就有幾十家；斷炊斷糧的百姓，一里之中就有好多戶。許多百姓年老體弱，挨凍受寒不能得到粗布短衣遮體，肚子饑餓不能得到糟糠之食果腹，生活艱難無處可逃荒要飯，四下環(huán)顧無人可訴說艱辛?？墒悄患芋w恤，日夜飲酒，不停地作樂。您的馬吃的都是府庫里的粟米，您的狗被過分地寵養(yǎng)，處在三室的姬妾都給準備好了充足的肉食。狗、馬、室中妾，您給的待遇如此優(yōu)厚，對于遭難的鄉(xiāng)民百姓您卻不聞不問，不是太冷漠太刻薄了嗎？百姓在家鄉(xiāng)處于困境而無處求告，必會對國君不滿意；饑餓而無人求助，必會不喜歡君主。晏嬰我同百官，使人民饑餓窮困卻無處申告，縱容主上沉湎于享樂而不體恤人民，這是我的莫大罪過啊！”說完之后，晏嬰行了兩次跪拜禮，棄職出走。

景公大受觸動，令人駕好車馬自己星夜兼程地追趕，也沒趕上晏嬰。到了晏家，發(fā)現(xiàn)晏家的糧食都給村民分光了，裝糧食的容器還擺在道路上。景公又連忙驅(qū)車追趕，終于趕上了晏嬰，景公連忙下車，對晏嬰懇請道：“寡人有罪，您背棄寡人于不顧，寡人就不說了，但是您就不顧及國家和百姓了嗎？希望您能留下來保全寡人。寡人愿意拿出齊國國庫的糧食財物來救濟災民。”晏嬰于是返回來，命令官員巡視查訪災民家，家中有一布一線而沒有糧食吃的，讓他們有一個月的糧食；家中連一布一線的儲備都沒有的，讓他們有一年的糧食；沒有被分到財物的災民就給他們提供柴薪，使之有足夠的柴火來度過連綿的寒雨天。晏嬰還命令巡查官員如果三天后沒有查到位，就是巡查官員的罪過，以此敦促官員盡早解決災民的困難。

三日后，調(diào)查報告說，受災貧困的民眾有一萬七千家，用去賑災糧九十七萬鐘（鐘：古代表容積的計量單位），柴薪用了有一萬三千輛車；毀壞房室有二千七百家，用去修繕費用三千金。景公聽畢，回到宮內(nèi)下令降低了飲食標準，不再擊鼓奏樂。晏嬰又請求景公裁減侍從，辭退使國君移情喪志的歌兒舞女，景公一一應諾，侍從被裁減，三千歌兒舞女被辭退。

可見，景公在部分接受“民本”思想理念的前提下，經(jīng)過晏嬰勸諫、引導，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景公是個典型的公族出身人物，追求享樂的生活，愛狗、愛馬、愛鳥、愛異花、愛奇木、愛打獵、愛出游、愛美酒、愛美女、愛靡靡之音、愛奇裝異服、愛巨冠長履、愛宮室臺榭，經(jīng)常游樂其間……由此性情波動，暴虐無常，虐待下屬、殘害民眾簡直成為家常便飯。如景公愛馬死，公怒，馬上令人操刀肢解“圉人”（養(yǎng)馬的官員）；景公愛犬死，公哀，下令厚藏之，而不顧民眾饑寒交迫；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景公命令官員燭鄒主管喂鳥而鳥飛走了，公怒，將加誅；景公愛槐好竹，立護槐令，置守竹吏，重刑傷槐者，至于游、獵多日，擾民更甚……在晏嬰的勸諫、引導下，景公采納了他的建議，如解除了護槐令，養(yǎng)馬的官員、駭鳥的野人、亡鳥的官員、傷槐者、傷竹者等等都免除了酷刑，保住了性命。由于晏嬰的勸說，景公寬恕了犯錯者。此類的事例甚多，可謂俯拾即是，不勝枚舉。凡此，無不滲透著晏嬰的愛民、樂民而不刻民、害民的進步思想，也是他作為一名務實的政治家落實“以民為本”政治思想的具體表現(xiàn)。景公的所為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同時對于緩和當時齊國國內(nèi)不斷激化、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維護百姓的安定生活，有一定積極的社會意義。

晏嬰身體力行，勤政愛民，堪稱典范。他的以民為本的思想，被戰(zhàn)國中后期儒家學派的大思想家孟子發(fā)展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嶄新高度，晏嬰之功，自不可沒。在“以人為本”已經(jīng)成為社會、政府、公司、社會團體領導重要理念的當今，晏嬰以民為本的主張及政治實踐，除了值得人們懷念之外，更有發(fā)揚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服務當代社會的作用。

（三）為政以德

中國向來有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以及“為政以德”的傳統(tǒng)。可以說，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明及國學典籍中，堯舜禹湯為楷模，文武周孔作榜樣，“為政以德”堪稱是老生常談。

堯廟——紀念堯帝之廟

舜祠

商湯像

周文王石像

周武王像

周公像

先賢們反復強調(diào)，“為政以德”，教化大興，則天下大治，垂范千古。細而言之，正反兩方面的事例很多。反面教育的事例，有桀、紂、周幽王帥天下無德，暴虐臣民，而萬民亡之。而正面教育的事例，在晏嬰之前，有姬昌（后來的文王）治岐，寬厚仁愛，家國為則，淹有天下；周公（姬昌，文王姬昌第四子）輔政，握發(fā)吐哺，制禮作樂，天下歸心；等等。在晏嬰之后，有文、景布衣粗食，聞過則喜；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唐太宗容諫改過，視賢如命；等等。他們以身踐行著“為政以德”“以德治天下”的法則。

司馬遷特別強調(diào)指出：晏嬰為政，“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保ā妒酚洝す荜塘袀鳌罚┚褪钦f，晏嬰為政期間，在朝廷的時候，國君談到的事，他就直言；國君沒有談到的事，他就秉公去做。國家有正義，就順理而行；國家無真理，就權衡利害而舉措。因為這樣，在靈公、莊公、景公三代，他的名聲在各諸侯國間頗為顯赫?？梢?，晏嬰強調(diào)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大力提倡“為政以德”。顯然，晏嬰也是“為政以德”的忠實信徒。

“為政以德”是晏嬰學說中很有價值的部分，表明晏嬰治國思想的基本原則是“德治”（“禮治”與此相關，甚至被包括于其中）。這一思想，與孔子儒家學派的修身為本、以德治國的思想主張相近，而與戰(zhàn)國時代法家學說的嚴刑峻法以治國有較大的區(qū)別。

“為政以德”是一個傳統(tǒng)的政治概念，一代哲人孔子曾總結(jié)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第二》）孔子的意思是治國的統(tǒng)治者，以道德教化來治理政事，就會像北極星那樣，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會環(huán)繞在它的周圍。地球的北軸是指向北極星的，所以無論地球怎么轉(zhuǎn)，北極星的位置是不動的，看起來就是眾星拱衛(wèi)；如果治國的統(tǒng)治者是崇高道德的化身、完美人格的標本，進行德治的話，他們?nèi)绫倍肪又幸话汩W耀，群臣、百姓就會自動圍繞著運轉(zhuǎn)。這段話代表了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精髓。

一次，盼望恢復祖先霸業(yè)的景公突然心血來潮地問晏嬰：“寡人想穿與古代圣王一樣的衣服，住與圣王一樣的宮殿，如果這樣，四方諸侯就會來朝嗎？”晏嬰肯定不能贊成這一天真的想法，但他趁機講明了為政以德的道理。他明確提出：“夏禹、商湯、周文王并不穿同樣的衣服而統(tǒng)治天下，并不是因為服裝來使諸侯歸服的，而是由于真誠地愛護百姓，成功地施行善政。古時曾有身穿極為簡樸的衣服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欽佩他們的服飾，而是歸順他們的德政；古時曾有居住木巢洞穴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禮拜欽佩他們的居室，而是歸順他們的仁政。國君應該在節(jié)儉上起帶頭作用，不能以服飾來號召諸侯。愛護百姓，多做善事，天下就會被國君的德行所感動，并從而取得信義。國君專門在服飾、宮殿上講究，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仇，恐國家就危險了。這樣的話，還想取得諸侯的信任，實在是太困難了?！痹谶@里，晏嬰將遠古“有巢氏”以及夏、商、周三代的開國之君夏禹、商湯、周文王行德政、施仁義與政治清明聯(lián)系在一起，也就是將施行德政、仁政融為一體，認為它與良好的政治密不可分。

景公聽了，無言以對。在這里，晏嬰明白地向景公強調(diào)了與民為善、與民為仇的兩種不同結(jié)果：與民為善、愛護百姓，就會感動天下；與民為仇，恐怕國家有難。

晏嬰勸諫景公與民為善、愛民便民，在某些方面，對于景公而言是要求太高了，但是景公也有遵照辦理的。

比如景公建成了正宮里的路寢臺后，一天，一位名叫逢于何的平民的母親去世了。逢于何便在路上等待晏嬰，看到晏嬰的馬車到了，就在晏嬰的馬車前兩次叩拜。晏嬰下車回禮說：“請問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嗎？”他說：“我的母親死了，我家的墓地正好在正宮路寢臺墻下，我想請求國君準許母親與父親合葬?！?/p>

晏嬰明知這樣做有很大的困難，但是他仍舊進宮求見景公，說明了逢于何想父母合葬的想法。景公變了臉色，不高興地說：“從古到今，你曾聽說過有請求母親合葬在國君宮中的嗎？”

晏嬰誠懇地回答說：“古時候的國君，修建宮室很有節(jié)制，不侵占活人的住宅，不毀壞死人的墳墓，所以沒有聽說過有誰埋葬在國君宮中的。如今君主建宮室，侵奪活人的住宅，殘毀死人的墳墓，使活人憂愁，不得安居；死人離散，不能合骨。為了增加自己的歡樂擴大游觀，不顧及生者、死者，這不是仁愛之君的行為；只追求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愛護小民，這不是保國圖存的道路。死人不得安葬，活人就蓄積憂愁，蓄積憂愁就生怨恨，那就危險了。主君不如準許他的請求?！本肮缓么饝?。逢于何于是把母親埋葬在正宮的路寢臺墻下。（《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二十》）

這件事說明了晏嬰勸諫景公，景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為政以德”。

“為政以德”的精神培育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鮮明的民族特色，作為“為政以德”的忠實信徒，晏嬰的相關思想及政治實踐豐富了“為政以德”的內(nèi)涵。歷史在發(fā)展，社會在進步，國際形勢在風云變幻，對于現(xiàn)當代社會而言，“為政”的內(nèi)涵與以往有了巨大的變化，但“為政以德”仍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它告誡世人，倘若注重思想修養(yǎng)、道德品質(zhì)的提高，“為政”仍舊以“德”（只是這個“德”，在政壇指官德，即為官者“敬業(yè)奉公”的職業(yè)道德；廣而言之，為士、為農(nóng)、為工、為商、為藝、為醫(yī)、為軍、為教等行業(yè)皆有職業(yè)道德）的話，必定會受到廣大民眾的擁戴。

（四）以廉為本

晏嬰被后人稱譽為一代名相或賢相，他之所以被稱譽為名相、賢相，在很大程度上與他是一位“廉相”密不可分。而為政清廉既是晏嬰的為政之本，又是晏嬰的處世之道。

晏嬰清廉剛直、公正無私，堪稱古代廉潔奉公的楷模，既是早期中國最為著名的清官廉吏之一，更是卿大夫階級力倡廉政而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在“廉”這一點上，他與同為齊國賢相的管仲強調(diào)“奢”是截然不同的。

對于晏嬰來說，以“清廉儉約”為突出特色的“廉”，不僅是他為人之道、生活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更是他治理國家的重要理論與實踐指導方針。晏嬰在言行中明確提到“廉政”二字，反復強調(diào)、諄諄告誡齊國貴族田無宇等人說，“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后一句的意思是說，廉潔就是公正，謙讓就是美德。在這里，晏嬰認為節(jié)儉廉明不僅僅是官吏應具備的基本素質(zhì)，而且是治國之本，長治久安之策，將廉潔、謙讓提升為治國修身的根本原則。晏嬰廉政的核心是節(jié)儉，即節(jié)約財用，生活儉樸，認為從國君到群臣，從衣食住行到娛樂田獵以及個人生活等方方面面，應以節(jié)儉為本，力戒奢華，力戒荒淫享樂。

晏嬰雖為國家的重臣，但他對物質(zhì)沒有過多的追求，不重視自身財富的積累和物質(zhì)上的享樂。他不僅不主動邀賞請爵、索取報酬，就算國君主動賞賜給他的封邑、田地、金銀、馬車等也很少接受，甚至于在某些場合，就連一些與自己身份、職位相稱的生活待遇也辭謝不受。他以自己的俸祿及收入養(yǎng)活著五百戶人家；在莊公、景公時代，他曾多次說服國君退還封邑、自降俸祿。其政治操守和道德修養(yǎng)堪稱楷模，為后人所贊譽和敬仰。

晏嬰的廉政，強調(diào)君臣上下應體察民情，恤民愛民，以民為本，強調(diào)君臣的表率作用，不重在理論，而重在實踐。在他在諫言中、在治理國家的56年實踐生活中、在一生的身體力行中，時時恪守著廉潔奉公這一準則，處處體現(xiàn)出廉潔奉公的高風亮節(jié)，在中國歷史上樹立起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廉相形象。因此，在晏嬰以身作則的影響和倡導下，齊國興起了清廉為公的良好政風，并使得當時齊國上層的腐化享樂之風有所收斂，對于遏止和改變不良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晏嬰實行廉政的客觀效果也是好的，的確減輕了民眾的負擔，保全了下層民眾的生命財產(chǎn)，使危機四伏的齊國穩(wěn)定了幾十年的時間。就這一點而言，晏嬰的廉政雖出自于通過行廉政來緩和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矛盾的主觀愿望，但是客觀上卻是進步可取的。

晏嬰選拔的人才大多都能清廉自持。如大臣弦章便深受晏嬰的影響，在拒絕賞賜等場合公開表明是以晏嬰為參照的，所以歷史記載譽之為“弦章之廉，晏子之遺風也”。

晏嬰的廉政、節(jié)儉言行，在當時的齊國倡導了一代良好的政風，對后世也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齊國的后學如戰(zhàn)國時代宋钘、尹文“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nèi)”的學說，與晏嬰的相關言行有密切關系。至于世風，齊國一地的“尚侈”之風也有所轉(zhuǎn)變?！端鍟さ乩碇尽份d：“齊地男子務農(nóng)桑崇學業(yè)，其歸于儉，則頗變舊風?！泵鞒尉改觊g《青州府志》評論道，齊國故地在漢朝以后“尚儉倡廉”，與晏嬰謙抑自制、崇尚儉樸的思想有某種繼承關系，可見晏嬰尚儉倡廉思想與行為的影響之深遠。這對于當今社會的廉政建設仍具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啟迪意義。

（五）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晏嬰兩次治阿的經(jīng)驗教訓

晏嬰為政，采取了廉政、以民為本等多項政策。在事實操作上，他能夠做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因而決策比較客觀。之所以如此，應該與他本人兩次治理東阿地方的經(jīng)驗教訓有關。

晏嬰辦公圖

景公執(zhí)政后不久，對晏嬰并未重用，只是委任已是三朝大夫的晏嬰任東阿宰，即東阿（今山東阿城鎮(zhèn)）地方的行政長官。

晏嬰足智多謀，大公無私，到了東阿就任后，根據(jù)實地考察、了解民情的結(jié)果，大張旗鼓地肅清不正之風，力圖依法重整東阿的社會秩序和風氣，施行愛民的“仁政”，親自指揮修筑道路，開墾荒地，維護社會治安，凈化民俗民風，懲治懶人惡人，處事不卑不亢?！皩伲ㄍ畤凇┩胁恍?，貨賂不至，彼池之魚，以利貧民”，也就是說他拒絕開后門拉關系，嚴禁賄賂，池塘里的魚都用來造福窮人，老百姓沒有挨餓的。照理說，經(jīng)過三年的精心治理，東阿社會安定，經(jīng)濟發(fā)展，百姓樂業(yè)，一派興旺景象，晏嬰取得了驕人的實績應該得到主上的贊許。可是“治阿”的三年期間，景公陸續(xù)聽到了許多關于晏嬰的壞話。這些“佞人”，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甚至還包括其手下和身邊左右的人，他們都告晏嬰治理東阿不力，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于是景公召回晏嬰并大加訓斥：“你把東阿搞亂了，現(xiàn)在‘毀聞于國’，到處都可以聽到有人說你的壞話，你還是回家去閉門思過吧。”

晏嬰的態(tài)度很好，沒有強辯，而是請求景公再給他一次機會，說道：“我知道自己的過錯了，請允許我換一個辦法再去治理東阿，不出三年，必定會‘譽聞于國’。如果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謝罪?！标虌牒車烂C地立下軍令狀，保證能讓齊國國君很快在全國聽到自己的好名聲。景公于是同意晏嬰再去管理東阿三年。

晏嬰再度治阿時“改道易行”，實行了與以往完全相反的政策：不修路，不理事，不懲治懶人、惡人，決獄斷案，袒護豪強；甚至營私舞弊、欺上瞞下，又廣開后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賦稅，造成一半的百姓餓肚子；而且搜刮來的財富很少進入國庫，大都用來孝敬景公左右的人，就連池塘里的魚，也都送到權貴們的家里。晏嬰改換的這一招果然靈驗，三年中“政績突出”，贊譽之聲傳遍了全國。景公聽到有許多人贊譽晏嬰的好話，非常高興，于是大宴群臣，并要嘉獎晏嬰。

晏嬰?yún)s堅辭不受，景公頗感好奇，細問其故，晏嬰便把兩次治理東阿的真相說了出來。他說：“我三年前治理東阿，盡心竭力為老百姓做實事，修路筑橋，動用民力，整頓社風，后門全都關死，沒有賄賂。池塘里的魚都造福窮人了，老百姓沒有挨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原因何在呢？我堵住小路，關緊后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悌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袒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近臣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近臣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guī)定，權貴們也很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里邊進我的讒言。整整三年都是這樣，誰會有好名聲呢？后來三年，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百事不管，一心對上遷就，忙于應酬，也不做什么實事。不關后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悌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左右的近臣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近臣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guī)定，權貴們很高興。于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里邊說我的好話，三年下來，好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其實，前三年您要懲罰我，那時正是我應該受到表彰和獎賞；現(xiàn)在要提拔我，正是我應該受到懲罰。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這一番兩次治理東阿的真相之談讓景公十分感嘆，他深為晏嬰之言打動，于是真正認識到了晏嬰的賢德，知道晏嬰的確是個賢才，而深悔自己以前聽信了讒言，錯怪了晏嬰。于是，景公將國政委以晏嬰，讓他輔佐自己治理齊國。又一個三年后，齊國大興。

對于晏嬰的兩度治阿，如果用“人民滿意不滿意”的標準來衡量，顯然第一次施行的是一套公正廉明、于民有利的政策，達到了“民無饑者”的效果，取得了明顯的“政績”，理應受到褒獎，卻被訓斥；第二次百姓“饑者過半”，卻要被表彰和獎賞。同一個晏嬰，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工作年限，因為前后做法和效果截然不同，評價竟然出現(xiàn)毀譽迥異的巨大反差，使后人在看到了晏嬰大智慧的同時，不由深思“晏嬰現(xiàn)象”的根源。

這個故事，當代學者吳思稱為“晏氏轉(zhuǎn)型”。“晏氏轉(zhuǎn)型”這一怪圈指出在當時社會，晏嬰遵循“顯規(guī)則”的合乎仁義道德的做法頂不住當時世俗社會巨大的奸邪壓力，只能被迫向那些隱藏于官場表面之下卻又力量非凡的“潛規(guī)則”低頭。好在晏嬰最終有時機為自己洗刷清白。

在這兩次治阿的六年中，晏嬰以自身的行為告誡景公“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則天下治平，百姓和集”（《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七》）。也就是說，判斷一個人是否忠誠、賢能，不能憑個人好惡，道聽途說，而應客觀公正、準確評價，這樣才能慧眼識才、知人善任，如此也才能使國家安泰清明，百姓和睦團結(jié)。從晏嬰治阿的六年經(jīng)歷中，可以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經(jīng)驗教訓讓齊國君臣上下得到了一次政治教訓。

（六）借鬼神于政事：鬼神為我用的智慧

在2500多年前大動蕩大分化的春秋時代，商周以來的鬼神天命觀遭到了普遍的懷疑及某些人士猛烈的抨擊，已經(jīng)延續(xù)千年的神權政治哲學基礎發(fā)生了動搖，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疑神論”和“無神論”等唯物主義思想不僅應運而生，而且得到了迅猛發(fā)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晏嬰的觀念順應潮流，與時俱進，形成了自己進步的政治哲學思想。

晏嬰的思想與孔子、墨子的思想都有相近的地方，總的說來，與孔子的儒家思想最近。二者相近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待鬼神、人事相互關系的問題上觀念一致。在對待鬼神的問題上，晏嬰與墨子的觀點大不相同：墨子“明鬼”，是為了證明鬼神有靈，令人相信；晏嬰“言鬼”，則是為了證明鬼神無靈，不可迷信。從中可見，晏嬰注重人事與德性的作用，而遠離鬼神。在這一點上，晏嬰與“不言怪力亂神”的孔子在思想上頗為相通。晏嬰所信奉的哲學思想也和孔子一樣，屬于調(diào)和的折中主義，他既不反對傳統(tǒng)的天命論，但又強調(diào)人為的作用。在人事、鬼神孰重孰輕的問題上，他重人事而遠鬼神、輕鬼神。這一政治哲學觀，充分表現(xiàn)在他處理政事及其他事務上。

（1）反對祈神、祈天

晏嬰把天、山、河、日、月、星等自然界看作是無神靈的客觀事物，并有理有據(jù)地闡明它們本來就是無知的，說它們有神靈是人們附會給它們的，不足為信，因而反對祭祀上天、山神、河神。這充分體現(xiàn)出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第一，諫止祭祀山神、河神

晏嬰對于國君常常曉之以理，解其疑惑，堪稱國師。他諫止祭祀山神、河神就是一例。

《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十五》記載：齊國久旱不雨，嚴重影響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景公認為是高山大河作祟，打算增加賦稅的征收，用來祭祀靈山。晏嬰進諫說：“不可！祭祀高山?jīng)]有用。靈山本就是以石頭為身，以草木為發(fā)，天久不下雨，頭發(fā)就要枯焦了，石頭身也將發(fā)熱，它難道不需要雨嗎？祭祀它是沒有用的。”景公轉(zhuǎn)而打算祭祀河神“河伯”，晏嬰又諫止說：“不可！河伯以水當作它的國家，把魚鱉當作它的臣民，天久不下雨，泉水下降噴不出，無數(shù)條大河干涸了，它的國家就要滅亡了，它的臣民也將滅絕了，難道它不想下雨嗎？祭祀它是沒有用的！”景公就打消了祭祀山神河伯的想法。晏嬰這里運用形象生動的比擬，闡明山神、河神均自身難保，急需雨水而無雨水，又怎么能給人降雨呢？因此歲旱祭祀山神、河神禱雨是無用無益的。

第二，反對祈天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子春秋·外篇第六》記載，公元前516年，齊國的天空出現(xiàn)了彗星，按當時的迷信說法，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因而景公恐懼，以為天必降災于齊，要派作為祭祀官的“祝官”設壇祈天，以求消災。

晏嬰阻止說：“無益也，只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意思是說：沒有益處，只能得到一些假話。天道是不變的。即使照迷信的說法，彗星也是掃除污濁的。如果君王的德行并不污濁，又何必祈禱解除；如果真是污濁，祈禱又有什么用處呢？晏嬰認為這種做法沒有用，只能招得欺騙。

晏嬰并援引了《詩經(jīng)》中《大雅·大明》中的詩句“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即以周文王的事跡為例，說周文王辦事小心謹慎，明白侍奉上帝，得來更多福分。他不違背德行，所以受到邦國的崇敬。以此來暗喻景公要多修養(yǎng)德行，以成為一個賢德的國君，而不是靠禳祭去消災免禍。

第三，反對責罰祝史

《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十二》均記載說：公元前523年，齊景公先得疥瘡，后患瘧疾，一年都沒有痊愈，諸侯國紛紛派使者前來問候。景公命令祭祀官祝佗、史固遍祭山川祖廟，但祭祀后病情還不見好轉(zhuǎn)。于是，景公認為是祝史禱告鬼神沒有效果，左右的“社鼠”之臣梁丘據(jù)、會譴說，祭祀鬼神，比先君還要豐盛，但是景公之病卻未好轉(zhuǎn)，因此罪在祝史失職，未能盡心竭力地向鬼神祈福而消災。他們建議景公誅殺祝史，以祈天滅災，并便于向諸侯解釋。

景公把這個意思告訴晏嬰，晏嬰堅決反對這種荒唐和殘酷的做法。他向景公諫言，從兩個方面指出：第一，若是有德行的國君，內(nèi)政外事不荒廢，上下無怨恨，舉動不背時，那么祝史向鬼神陳說實情，也不會有什么慚愧。因而鬼神也會饗用祭禮，國家也會受到福澤，祝史也可以從中得到好處。但是，如果是淫亂的國君，遠賢臣、親小人，堵塞了進諫之路，而且，掠奪老百姓的財富，從而釀成過錯，招致了國人的詛咒，祝史向“上帝”（即“上天”）祈禱，只能說謊。他還指出“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當然就不會有好效果。第二，“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兩個人祝禱您，即使是最會祝禱的人也勝不過一國人的詛咒。所以，晏嬰反對祈神，并指出“懲罰了無罪惡的人，這正是夏商兩代滅亡的原因”，反對處死史祝二人。

晏嬰的這次進諫，表現(xiàn)了重人事而遠鬼神的品質(zhì)，蘊涵著進步的品質(zhì)，而“祝不勝詛”的說法有無神論和人民性的傾向。景公聽了這番諫言后說：“你真會解除我的疑惑?！彼J為很有道理，于是寬恕祝史，指示實行寬政、毀關、去禁、薄斂，裁減了一些不利于百姓的機構(gòu)和法令?？梢哉f，晏嬰的進諫產(chǎn)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

（2）不信占夢，但用占夢

在當時社會尤其是上層統(tǒng)治階級普遍信仰鬼神、占卜、釋夢等迷信的背景下，晏嬰不信占夢，但用占夢這一形式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一次，景公舉兵將攻伐宋國。齊國軍隊出發(fā)，在經(jīng)過泰山的那個夜晚，景公夢見二男子“立而怒，其怒盛”。景公很害怕，夢醒后，馬上命人招來占夢者詢問。占夢者附會說：“軍隊經(jīng)過泰山而不祭祀，所以泰山的神靈發(fā)怒了，請趕快召喚祝史來祭祀泰山山神吧！”第二天，晏嬰朝見，景公便把占夢者的話告訴了他。晏嬰認為占夢人不足信，是虛言欺人，但是景公卻深信不疑，于是考慮利用釋夢的機會進行婉諫。在思考了一會兒后，他借題發(fā)揮說，二位男子就是宋國的先祖成湯和伊尹，據(jù)此為景公“占夢”。晏嬰說：“成湯、太甲、武丁、祖乙都是天下盛德的國君，不應該沒有后人。現(xiàn)在唯一的后人只有宋國了，而君王攻打他們，所以成湯、伊尹要發(fā)怒，請求撤回軍隊來保全宋國?！标虌胪ㄟ_古今，機智靈活，憑借自己豐富的歷史知識、將計就計的“圓夢”方式，耐心勸導景公，從而阻止了齊國伐宋之舉。（《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二十二》）

又一次，景公患了水腫病，臥數(shù)十日，一天夜里夢見與二日搏斗，不勝。景公將夢境告訴晏嬰，擔憂自己會死去。晏嬰為了消除景公的思想疑慮，特意編造了一段虛言說：“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彼f景公的病因是陰性的（指水），太陽是陽性的。一陰不能勝二陽，景公的病就要好了。并讓占夢者按照他編造的這段虛言去為景公占夢，從而緩解了景公心中的焦慮。果然，不出三天，景公之病大愈。（《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第六》）

可見，晏嬰不相信占夢者的謊言，但因勢利導，借用“占夢”之法，或出于自言令君疑，或借占夢者口述令君信，最終達到了正義的政治目的。

（3）戳穿迷信騙局

對于太過分的迷信騙局，晏嬰多次毫不猶豫地予以揭穿。在《晏子春秋》的記載中，這樣的事例有三起。

一天，景公身邊的佞邪之臣裔款將來自楚國的巫師推薦給景公。楚巫善于察言觀色，很討景公歡心。楚巫說：“您是英明圣德的國君，是能夠成就帝業(yè)的國君。您即位十七年了，沒有成就什么大事，是因為神靈還沒降臨。請讓我請來五帝，讓您的德行彰明?！本肮珣省３籽惨暳藝嫉慕纪?，說五帝的位置在牛山（今淄博臨淄南，又名牛首山），要求齋戒后方可登山。景公畢恭畢敬，言聽計從，奉楚巫為神明，命百官供奉齋祭的用品于楚巫之所，由裔款主持此事。

晏嬰聞聽，進諫勸阻說：“古時的王者，不輕易地頻繁祭祀，也不輕視自己而依靠神巫。如今政治混亂而行為邪辟，卻怎么能求五帝來彰明德行呢？放棄賢人而任用巫師，卻想求得五帝之業(yè)，百姓是不會隨便遷就壞德行的，福祉也不會隨便降臨，您想成就帝業(yè)，不是很困難的事嗎！可惜呵！您的地位這么高，所發(fā)的言論卻這么低淺?！标虌胍跃肮男袨?，證明其距離五帝之明德甚遠，告訴景公“民不茍德，福不茍降”，要想使德行光大，只有勤加修明。晏嬰持論有據(jù)，言之成理，戳穿了楚巫的鬼話，提醒景公不要被楚巫的胡言亂語蒙騙，指出鬼神不是支配人的無上力量，而是聽從人安排的。

景公斟酌后如夢方醒，放逐了楚巫，并將裔款投入監(jiān)獄。（《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十四》）。

此外，齊國太卜為了討得景公賞識，向景公吹噓說他能使地動。晏嬰以天文地理知識講明“非能動地，地固將動”的真相，說明地動是自然運行的規(guī)律，從而戳穿了太卜的騙局，并令其主動向景公認罪。（《晏子春秋·外篇》）

齊國史官柏常騫利用職務之便宣稱自己能為國君“除邪祈壽”，晏嬰及時洞察了柏常騫的陰謀，并以豐富的天文地理知識揭穿了他的欺君謊言。（《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

楚巫能致五帝、太卜能使地動、柏常騫能除邪祈壽，凡此種種迷信騙局均逃不出晏嬰的銳眼，一一被他徹底戳穿，也教育了景公及其他大臣。

（4）借鬼神以明人事

晏嬰還多次借用鬼神機智巧妙地以達到現(xiàn)實的目的，這充分表現(xiàn)在他處理的多樁政事及其他事務上。

在齊國，一度流行駕車時相互撞擊車轂，并以此為樂。政府雖然多次禁止，但成效甚微。這讓晏嬰感到十分煩惱。

一天，晏嬰乘坐一輛新車出門，故意與其他車相撞，事后說：“與人撞車是不吉祥的兇兆，難道是我祭拜神明時心意不夠誠敬，平日居家待人不夠謙和嗎？”于是棄車離去。從此，齊國人不再以撞車為樂。

可見，雖然在表面上晏嬰并沒有完全否定鬼神、巫術等迷信的存在，但是他堅決反對用鬼神、巫術等迷信掩蓋政治弊端，而是通過強調(diào)人事與德性的決定性作用達到政治目的。這實際上徹底否定了天命鬼神對政治施加影響。同時，晏嬰還以對鬼神、巫術等迷信的批判作為政治批判的先導，不失時機地提出各種積極的政治主張，可謂是巧妙利用鬼神、占星等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七）二桃殺三士：一石三鳥的安邦之策

有文士以“志見出師表，好為梁甫吟”的對聯(lián)來概括三國時期諸葛亮（孔明）的一生?！昂脼榱焊σ鳌敝钢T葛亮在隆中隱居時經(jīng)常吟讀樂府詩《梁甫吟》。諸葛亮在《梁甫吟》詩中贊揚晏嬰道：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

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詩中，“二桃殺三士”講的便是晏子智除“三士（害）”的故事。古籍《青州圖經(jīng)》記載：臨淄縣南一里，有三士冢，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今已不存）。

景公朝時，齊國武士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接三人，均以武力為國為君立有大功。田開疆帥師征服徐國，打敗敵人三軍，有拓疆開邊強齊之功。古冶子曾以勇力侍奉景公，很受景公寵愛。有一次隨侍景公渡黃河，河里的大鱉咬住駕車左邊馬匹的腳，馬受驚便拉著車奔入激流中，古冶子逆流百步，又順水九里，把那只鱉殺了，因而有斬鱉救主之功。而由田開疆推薦的勇士公孫接曾接連與二虎搏斗，有打虎救主之功。“三士”以武力獲得景公的賞識與寵愛，景公為獎其功勞，嘉賜“五乘之賓”的榮譽。三人也結(jié)拜為兄弟，自號為“齊邦三杰”。

世間萬事瞬息萬變，往往臧否相伴，福禍相倚，在名譽、成就之前，人杰如果謙虛為懷，小心謹慎，就會趨利避禍，繼續(xù)飛黃騰達；但是如不能夠正確面對，驕狂自大，飛揚跋扈，就有轉(zhuǎn)化為人渣的可能，如此則必有禍災降臨?！褒R邦三杰”恰恰屬于第二種情況。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征戰(zhàn)、斬鱉、殺虎之功定國救主為一國稱頌的“齊邦三杰”不再謙虛從事。他們自恃勇猛，挾國恃軍，不僅凌虐閭里，橫行霸道，而且內(nèi)結(jié)黨羽，怠慢公卿，甚至在景公面前也狂妄地以你我相稱，目中無人，全無禮儀，逐漸危害到齊國國家的安定?！褒R邦三杰”成為了“齊邦三害”，他們的驕狂已經(jīng)埋下了日后的禍根。如果“三害”能夠如同歷史上的周處一樣勇敢地改過自新，那么“三害”仍然能夠再次成為“三杰”，可惜“三害”并無此行動。

面對這股惡勢力，晏嬰深感憂慮。對于有勇無禮者的高度警惕，早在晏嬰年輕時從政就產(chǎn)生。他認為任用這種人想求得國家的永存是不可能的，但他勸諫莊公卻未被采納，成為他辭職離開莊公的理由之一。現(xiàn)在“三害”出現(xiàn)，他想直接除掉三人，又擔心景公不允許反結(jié)怨于三人，于是思考計除三人。正巧魯國國君昭公來訪，為晏嬰創(chuàng)造了時機。

這天，魯齊二國結(jié)好，魯侯昭公率臣子叔孫嬉來訪，景公宴請昭公，晏嬰便設下了“以桃除害”之計。酒至半酣，晏嬰奏請開園取金桃為兩國結(jié)盟祝賀。景公準奏后，晏子引園吏親自監(jiān)摘。摘得六枚金桃，“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氣撲鼻”。晏子獻六桃，依禮，齊魯二國君各食一枚；景公又使齊魯二國國相晏嬰與叔孫大夫各食一枚。此時，盤中尚剩兩枚金桃，晏嬰提議：“主公可以傳令諸位臣下，將桃賞給功勞最高的臣子，以表彰他的功績。”景公應允答應，令諸臣自我薦功，由晏嬰評功賜桃。

兩枚金桃由誰來吃呢？

首先是公孫接跳出，說：“過去跟從主公于桐山打獵，誅殺猛虎，為主公解圍，這個功勞很大吧！”古冶子說：“打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當年在黃河的驚濤駭浪中，浮沉九里，斬妖龜之頭，救回主公一命?！倍艘蛔运]功勞，晏子就肯定了二人的功勞大，景公均允之。晏嬰便將金桃與美酒賜予二人，兩人高興地將桃吃掉。

漢代畫像石《二桃殺三士》

這時，田開疆出來，述說自己的開疆拓邊之功：“本人奉命攻徐國。斬其將，俘甲首五百余人，以至徐國被迫投降，使莒、徐盟于齊，為國家奠定了霸主地位，這算不算功勞呢？該不該受賞賜呢？”

晏嬰趕緊奏曰：“田將軍開疆之功卓著，比公孫接與古冶子兩位將軍大十倍，只是可惜桃子已經(jīng)賜完，只能等到來年桃熟，再行獎賞，特賜酒一杯?！本肮喟参刻镩_疆說，雖然你功勞最大，但說得晚了，待后補賜吧。但是，田開疆卻不能接受，他按劍言曰：“斬鱉打虎，小可事爾！吾血戰(zhàn)之功，反不能食桃，受辱于兩國君臣之間，為萬代恥笑，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耶？”他自以為這是一種恥辱，說完就自刎而死?？吹竭@種慘烈的場面，隨后公孫接和古冶子相繼因功小食桃而感到恥辱，也相繼自刎身亡。

三人死后不久，晉國舉兵攻伐阿、甄，燕國也侵擾河上，齊國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景公非常憂慮。于是，晏嬰向景公推薦了田穰苴。田穰苴精通兵法謀略，景公很高興，便任命田穰苴為將軍。獲齊軍統(tǒng)帥后，田穰苴不負眾望，在抗擊晉、燕入侵的戰(zhàn)斗中身先士卒，與士卒共甘苦，深得士兵的擁護，且軍紀嚴明，依軍法斬殺了遲到的監(jiān)軍莊賈，從而三軍軍威大振，奮力殺敵，收復了全部失地，取得了自衛(wèi)反擊的勝利。齊景公親自到郊外迎接，犒賞三軍將士，拜田穰苴為大司馬（又稱司馬穰苴）執(zhí)掌齊國軍權。從此齊國文有晏嬰，武有穰苴，二位社稷之臣輔佐齊景公重振了國威軍威，造就了齊桓公之后的姜齊“中興”局面。

齊國三位“人杰”轉(zhuǎn)變成“人渣”，因驕傲“自”大而“自”招殺身的災禍，說明了這些災禍源自當事人自身，算是咎由自取。類似的事例在中外歷史上有很多，如東漢的“跋扈將軍”梁冀、三國“恃才傲物”的楊修等均屬此類。機敏過人的晏嬰以自己的智慧，沒費吹灰之力，僅用兩枚桃子就除掉了三人，事情辦得干凈利落，既替國家除了害，消除了齊國隱患，起到了“清君側(cè)”的作用，又使君王不擔任何罪名，自身亦未結(jié)下仇怨。這一“二桃殺三士”之策真可謂一石三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