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嬰所“歷之君，皆暗主也”，侍奉的靈公、莊公、景公三位國君均不甚英明，甚至于昏庸；兼之國內(nèi)有大夫勢力興起、亂臣賊子作亂，國外有晉、楚、吳等國虎視眈眈。齊國可謂處于政治上外強中干、經(jīng)濟上國庫空虛、社會上人心思變、軍事上大不如前、諸侯間聲望下降的狀態(tài)，國家綜合實力已經(jīng)較之以前相當薄弱。可以說，晏嬰仕齊之初，齊國已處于逐漸走下坡路的時代，僅勉強維持著一個東方大國的地位。

為使齊國在當時列國激烈競爭中在生存的基礎(chǔ)上得到發(fā)展，晏嬰在審時度勢后提出了“內(nèi)安政，外歸義”的富民強國之路，對照當時齊國實際情況而言，這一道路不失為可行之道。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在政治領(lǐng)域方面，晏嬰提出了“以禮治國”“廉為政本”“以民為本”等為政之道，并通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積極付諸實施。上述政治主張，充分體現(xiàn)于晏嬰在齊國的政治活動中。一般地說，晏嬰仕齊56年期間，他的從政生涯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兩個時期各有側(cè)重點：前期的活動主要是在靈公、莊公時期，積極主張以禮治國、偃武修文，極力反對齊國參加對外侵伐戰(zhàn)爭；后期即在景公時期，在堅持以禮治國的同時，還積極主張為政以德、節(jié)儉廉潔、愛民惠民、寬政省刑，以反對橫征暴斂，亂施酷刑。宋代大文豪蘇轍說：“晏子事靈、莊、景皆庸君，功業(yè)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如管仲之于桓公，其所成就當于鄭子產(chǎn)比耳?！彼麑τ陉虌朐诓豢蛇x擇所侍之主的情況之下，仍舊盡最大努力地發(fā)揮個人的能動性，取得了不錯的政績，給予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梢哉f，在晏嬰的輔佐下，齊國出現(xiàn)了“政平民和”“百姓親之”、國內(nèi)社會秩序井然、綜合實力得以增強的安定局面。這一良好政治局面的產(chǎn)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晏嬰為政之道即從政的智慧付諸實施的產(chǎn)物，可謂來之不易，它為后來的齊威王等再現(xiàn)齊國的強國雄風奠定了一定的基礎(chǔ)。

晏嬰的一生主要在齊國的政治舞臺上度過，其“以禮治國”“廉為政本”“以民為本”等執(zhí)政理念及其實踐取得了卓越的政績，聲譽聞于諸侯。他所出使的晉、魯、吳、楚等國，雖一度有言行交鋒，但國君皆以上賓之禮相待，晉、魯、吳等國國君還以治國之策相詢。這使晏嬰基本上以高山仰止的政治家形象而千古流芳，成為中國歷史上與伊尹、周公、管仲、蕭何、諸葛亮等齊名的宰相。而晏嬰在執(zhí)政過程中發(fā)生的“二桃殺三士”、“智讓賢名”等膾炙人口的故事，并沒有伴隨時光荏苒而湮沒，反而千百年來在我國民眾之間口耳相傳，又不斷為時代所添枝加葉，歷久彌新，不斷折射出熠熠智慧之光。在與時俱進的新時代，晏嬰的智慧之光照耀世人，給政界、商界等社會各界以巨大的啟示，“以禮治國”“廉為政本”“以民為本”等執(zhí)政理念更與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國”、“以民為本”等執(zhí)政理念有一定的關(guān)系，可見晏嬰精神在當代也有古為今用的價值。

（一）以禮治國

（1）以禮治國的理論闡述

周代“以禮治天下”，孔子夢寐以求的是恢復周代禮制，漢代韓嬰《韓詩外傳》卷四說：“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tǒng)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边@些言論都高度重視以禮治天下。但是，在晏嬰當政期間，處于周天子威望衰落、王室大權(quán)旁落、齊國公室日益衰微、私門（大夫）日益強大、大夫?qū)?quán)日益嚴重的春秋后期。在這一“季世”，禮崩樂壞、國運靡常的局面日益嚴重，亂臣賊子蜂擁而來，晏嬰就遇到過權(quán)臣弒齊國國君的情況。至于其他國家，子弒父、臣弒君、兄弟相殘、大臣肆無忌憚的現(xiàn)象，亦屢見不鮮。

晏嬰從小接受奴隸制禮教宗法教育，禮的觀念滲透于他意識的深處，他本人對于禮制也有深厚的研究，其對于周禮的深刻了解就連博古通今的孔子也表示欽佩。他可謂懂禮、崇禮亦遵禮。晏嬰給“禮”下的定義：“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堪稱經(jīng)典。同時，晏嬰作為齊國復禮運動的主持者，為了使齊國官員守禮、百姓有禮、國家穩(wěn)定、社會安寧，多次說：“禮之可以為國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褪钦f，實行禮治，可以讓“五倫”和諧，秩序井然，社會安定，可以讓國家長久，與天地并存。晏嬰的另外一番話，內(nèi)容與上面一段話類似：“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兇；兄弟無禮，不能久同。”（《晏子春秋·外篇》）

然而，“禮崩樂壞”的現(xiàn)實讓立志維護禮制的晏嬰痛心疾首。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在于“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認為禮是區(qū)別人與禽獸的標準。晏嬰相信可以將禮作為一種制約力，作為規(guī)范人們言行的倫理道德準則，作為抑制強悍士風的精神因素，來約束勇力者恃強凌弱、橫行無忌、弒君亂政的行為。正所謂“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因而以禮治國，就會出現(xiàn)井井有條的良好社會秩序：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指出禮不僅可以治國，還有調(diào)節(jié)君臣、父子、夫婦等人際關(guān)系的功能。但是，如果國君不用禮，就會出現(xiàn)“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的局面，整個社會就處在一種無序的混亂狀態(tài)。他認為，禮是一種維系社會秩序的行為規(guī)范。

基于上述認識，在開國以來禮治比較薄弱的齊國，晏嬰突出地強調(diào)禮治，認為禮是統(tǒng)治百姓的工具，是治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更是維系國家命運的工具。他聲稱：“禮者，所以御民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保ā蛾套哟呵铩?nèi)篇諫下》）故而把禮提到治國的高度，可見禮在晏嬰心目中的地位。

晏嬰提出了以禮治國的主張，他堅持禮治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甚至到了治國非禮不可的地步。在肯定禮治的功效上，晏嬰與孔子等人觀點一致，但注重實效的晏嬰，他的禮治思想博大精深、簡單易學，具有博采兼容、注重實用，制暴力、化民俗，將禮與儉的推行有機結(jié)合、以禮治提倡節(jié)儉等特點。

在景公支持下，晏嬰將以禮治國的主張付諸實踐。在當時“禮崩樂壞”的大背景下，他的這一主張與實踐，在當時是積極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他的躬身親踐，竭力推行，在挽救因缺乏禮治而日漸衰敗的齊國、維持姜齊社會安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實效。

（2）說服景公重視禮治，率先守禮

晏嬰認為國君的守禮是十分重要的。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而他時常勸諫景公要率先守禮，如他勸說景公按照禮樂制度來宴飲作樂，說：“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庇终f：“禮儀，是約束百姓的綱紀，綱紀混亂就會失去百姓；而失去百姓，就是危險的前兆?！睂τ谒膭裾f，只知道崇尚勇力的莊公基本不予理睬，景公則大多采納。

他采取以身示范的方式勸說景公接受禮治的幽默經(jīng)歷，就是一出具有喜劇色彩的“二變”表演。

一天，景公舉行酒宴，酒到半酣，便對大臣們說：“請為無禮。”即請各位痛快暢飲，不必講究禮節(jié)！晏嬰聞言，勸道：“人之所以比動物高貴，原因在于遵循禮節(jié)?，F(xiàn)在齊國五尺高的兒童力氣卻都超過我，也勝過您，但是，他們不敢作亂的原因就是敬畏禮節(jié)。禽獸都是以雄健有力者為首，以強凌弱，所以經(jīng)常在更換首領(lǐng)。大臣們?nèi)绻麙仐壎Y法，國家一定混亂，就有更換國君的危險，敢問您將如何處理呢？所以人不能離開禮法的約束?！?/p>

景公頗覺掃興，轉(zhuǎn)過臉去不聽。不久，景公有事要出去，除了晏嬰安坐不動之外，其他大臣都站起來相送；景公完事返回時，晏嬰也不起身相迎；景公要各位大臣一齊舉杯，晏嬰?yún)s旁若無人，先把酒喝了。晏嬰不守禮，此為“一變”。

見晏嬰如此無禮者三，景公生氣地對晏嬰說：“你剛才講述禮法如何重要，而你自己卻一點都不講禮法?！标虌腚x開席位，來了“二變”，他畢恭畢敬地施禮后回答道：“臣不敢無禮，請您息怒。我只不過是想把不講禮節(jié)的實際狀況做給您看看。您如果不要禮節(jié)，就是這個樣子。”

景公恍然大悟，忙說：“看來是寡人的錯?。∠壬埲胱?，我聽從你的勸諫?！?/p>

在這一過程中，景公從主動宣布“請為無禮”到有人真的無禮后卻怒而色變，這種自相矛盾的思想與行為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荒唐；與此相伴的是，晏嬰也從鄭重其事的勸諫一變而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的“無禮”表演，二變而為遵守禮法的畢恭畢敬，頗為幽默、有趣甚至具有滑稽意味。正是在這貌似滑稽的幽默之中，晏嬰的話句句說中要害，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舉動，使景公自作自受，在親身體會到遭受“無禮”的不悅后，采納了勸諫，景公連稱“善哉”，“吾今而后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還有一次景公打獵休息，坐在地上吃飯，晏嬰后到，自拔蘆草墊在地上當席子坐。景公不高興，說：“我沒有墊席子坐在地上，其他幾個人也沒有墊席子，而你獨自拔草當席而坐，為什么？”晏嬰回答說：“我聽說披甲戴盔之人坐不墊席，訴訟之人坐不墊席，尸體停放堂上坐不墊席，這三者都是使人憂傷的。所以不敢以憂傷的禮儀侍坐。”景公說：“是?！泵顬樗佅孪诱f：“大夫都坐席子，我也坐席子吧?！保ā蛾套哟呵铩?nèi)篇諫下第九》）景公也越來越重視禮儀，稱“寡人今而后聞此禮之上也”，甚至出現(xiàn)過景公整天向晏嬰問禮之事。

此后，晏嬰輔佐景公完善禮制，整頓法度，“修禮”治國。由此，齊國官員守禮，社會秩序井然，百姓肅然有禮。

（3）不行禮治在君位繼承上的直接惡果

晏嬰多次諫止齊景公違禮之行、廢禮之言，告誡他“如果國君不用禮，就不能治理國家；大夫不講禮，就會殺掉他的國君；兒子不講禮，就可以殺掉他的父親；兄弟之間不講禮，就可能互相殘殺”，講明了不用禮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對于晏嬰關(guān)于禮治的規(guī)勸，景公大致聽得進，愿意采納。但是，在廢立太子等違反禮法的少數(shù)場合，景公并未聽從晏嬰的“合禮”建議，導致了景公始料不及的惡果。

景公在位早期，已有正妃所生的五個兒子，即“嫡子”陽生、嘉、駒、黔、駔等，景公為他們各自聘請了一位“有車百乘”即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臣當老師。

景公分別對每個兒子的老師說：“請盡力??！寡人將以你輔佐的孩子立為太子！”等到召見晏嬰將要委任他為老師時，晏嬰推辭道：“國君命令臣子根據(jù)自己肩負的責任盡力而為，臣子怎么敢不盡力呢？現(xiàn)在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都是全國有權(quán)勢的臣子，您對老師說：‘請盡力?。」讶藢⒁阅爿o佐的孩子立為太子！’這樣從中離間、樹立朋黨、使國家傾覆的做法，我不敢從命。希望國君好好考慮?！边z憾的是，景公并未采納這一建議。

后來，淳于國（今山東省安丘縣東北十公里處）人向景公進獻了一位美女，景公接納后，不久該女生了一子，取名為“荼”，在當時禮法制度下屬于“庶子”。此時，“嫡子”陽生已經(jīng)被立為太子。但是景公很是寵愛荼，產(chǎn)生了廢掉陽生而立荼為太子的打算。幾位寵臣知道了這件事，商量促成此事。

晏嬰得知后，認為廢嫡立庶是違禮的舉動，就規(guī)勸景公說：“不能這樣做！以賤抗貴，是國家的大害；廢長立幼，是禍亂的根源。陽生年長并且受到了國人擁戴，國君不要廢掉他！”他還說：“立太子有一定的禮法制度，所以庶子不能僭越嫡長。希望國君能夠用禮來教導荼，使他不要陷入邪惡；用大義引導荼，使他不要貪婪于私利。長幼各按其道行事，那么，嫡庶長幼就有序不亂而合乎倫理了?！?/p>

可惜的是，景公不聽從晏嬰的勸告，最終還是立荼為太子。后來，晏嬰去世。景公五十八年（公元前490年），景公病重，命貴族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姜荼為太子，逐群公子，遷之東萊。九月，景公卒，國惠子、高昭子擁護太子荼登位為齊君（史稱“晏孺子”），荼的異母諸兄陽生、嘉、駒、黔、駔等怕誅，皆出逃國外：陽生、駔奔逃魯國；嘉、駒、黔逃往衛(wèi)國。荼在位僅一年就被權(quán)臣、新興勢力代表大夫田（陳）乞在武裝政變中殺害。田乞另立陽生為國君（史稱“齊悼公”），自立為相；不久，田乞又殺悼公，另立了簡公；最后，田氏將簡公、平公（簡公之弟）連同幾家強大的貴族如鮑氏、晏氏等全部消滅，并于公元前391年廢掉齊康公，自立為國君，完成了田氏取代姜氏的過程，徹底將齊國據(jù)為己有。

蓬勃發(fā)展而又不守禮義的大夫勢力就是孔子深惡痛絕的“亂臣賊子”，后來孔子作《春秋》，就是要“使亂臣賊子懼”。在這一點上，晏嬰和孔子兩位智者的觀點是完全相同的。

（4）利用禮治處理內(nèi)政外交

第一，在國內(nèi)，抑制（私門）大夫勢力的發(fā)展

晏嬰強調(diào)禮治，并重視運用禮儀來抑制（私門）大夫的發(fā)展，《左傳》《晏子春秋》均有相關(guān)的記載。

根據(jù)《左傳》《晏子春秋》的記載，當時齊國新興大夫的代表之一——田氏（陳氏），在客觀上采取了有利于社會發(fā)展的政策。田氏，系陳國公子陳完的后裔，齊桓公時，公子完為逃避陳國的內(nèi)爭，亡命齊國，改姓田氏，齊桓公欲封公子完為卿，公子完不受，只接受任齊“工正”（技術(shù)官員）一職。田氏一族到春秋中期時勢力逐漸強大。田氏在自己的封邑內(nèi)，采取了向百姓征收賦稅時用小斗收進，賜給百姓糧食時用大斗的惠民政策。這種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眾的生活，籠絡了民心，結(jié)果田氏擴大了自己宗族的勢力，同時擴大了自己的經(jīng)濟勢力和政治影響。面對田氏勢力的迅速增長，景公也不加禁止，而晏嬰等賢明大夫都十分擔心自己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在與懷有同樣憂慮的晉國賢大夫叔向等人的多次討論中，明白無誤地談到齊國的末日到了。“齊國的政權(quán)最終要歸到田氏的手里”，原因在于“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人民對于田氏的態(tài)度是“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他也曾直言不諱地向景公指出大夫代為執(zhí)政，并取代姜氏在齊國獲得統(tǒng)治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針對這一現(xiàn)狀，晏嬰開出了延緩公室統(tǒng)治的治標良方——以禮遏制。

一天，晏嬰陪同景公坐在路寢（諸侯處理政事的宮室）里。景公不無感慨地說道：“這宮室多美?。碚l會據(jù)有這里呢？”晏嬰直言不諱地說：“將來據(jù)有這宮室的，恐怕是陳氏吧。陳氏雖無大德，然對百姓卻多有施舍。豆、區(qū)、釜、鐘這幾種量器的容積不同，向百姓征稅時就用小的，向百姓施舍時則用大的。您征稅多，而陳氏征稅少，百姓自然心歸于他了。長此以往，他的封地就將變成國家了。”

景公深受震動，請求晏嬰幫助想辦法來遏制田氏勢力的增長。晏嬰在回答景公時，提出的手段就是以禮遏制。他直接指出：“只有禮可以阻止這種情況?！币驗榘凑斩Y的規(guī)定，家族的施舍不允許擴大到國人，國人不得遷移，農(nóng)夫不得挪動，工商不得改行，士不失官，官不怠慢，大夫不允許占取公家的利益?！爸挥写笮卸Y義，國君發(fā)令，臣下才能恭敬。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丈夫和藹，妻子溫順，婆媳和睦，姑嫂歡愉……如此治國，何患天下不平、國家不強？”意思是，根據(jù)禮的規(guī)定和要求，大夫不能對國人妄施恩惠。國人即平民，國人為國君所有，大夫施及國人，便是與國君爭奪民眾。國人不能懈怠勞作，財貨不能遷移，工商不能改行，士人不能失職，百官不能怠慢，大夫不能聚斂屬于國家的賦稅，如此，齊國的文武百官、平民百姓就會一心為國，就會避免大夫等私人勢力的過分強大。為了使臣民懂禮、守禮、保持社會穩(wěn)定，抑制大夫勢力的發(fā)展，晏嬰勸諫君主在守禮方面為天下百官和百姓做出表率。這樣，天下有禮之士就會簇擁在齊國國君的身邊，從而為治國安邦打下良好的基礎(chǔ)，而那些無禮之士就難以容身。如果能做到這樣的話，就會使姜齊政權(quán)得到穩(wěn)定。

除了勸諫國君之外，晏嬰還主動勸諫齊國的新興大夫田氏（陳氏）等，與他們保持著一定的關(guān)系，這也有利于新興大夫接受他的建議，運用禮義間接抑制大夫私門的發(fā)展，從而延緩了大夫代齊的歷史進程。

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齊國發(fā)生了大夫之間的激烈戰(zhàn)斗：陳氏、鮑氏與欒氏、高氏互相殘殺?！蹲髠鳌ふ压辍酚涊d：當年夏季，景公、陳、鮑氏之軍和欒、高氏之軍在齊都的稷里激烈戰(zhàn)斗，由于平民的參加，結(jié)果是欒、高氏之軍一敗于齊都的稷里，二敗于齊都的莊里，三敗于鹿門，最后欒、高氏只得亡命魯國。

取勝的陳、鮑二氏乘機要瓜分欒、高兩氏的財產(chǎn)。但是，晏嬰指出這是違背禮義的行為，他義正詞嚴地請?zhí)餆o宇（即田桓子）轉(zhuǎn)告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币馑际钦f：謙讓是德操的體現(xiàn)，謙讓即是美德；凡有氣血的人，都有爭奪之心，可知“利”并不是憑武力就一定能強求，而應該以仁義為基礎(chǔ)；仁義，是“利”的根本，如果見利忘義，一味聚斂財富，由此所生的災禍將是不可避免的。

在晏嬰看來，義、利的關(guān)系是相當明確的，見利思義，利不可強求，義為利之本。換言之，義、利相比，義是根本，只有以義御利，才能克制私欲，避免違禮的越規(guī)行為；否則，見利忘義，就必然招來禍患。他明白無誤地向田無宇指出：必須把欒、高二氏的財產(chǎn)獻給國君景公。

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處于上升時期的田無宇比較開明，能夠理智地權(quán)衡利弊，并采納合理化建議；兼之，他平常與晏嬰關(guān)系不錯，景公要賞賜晏嬰時，有時也派田無宇去辦理。一次，景公聽說晏嬰身為宰相，仍舊穿粗布衣服，吃糙米蔬菜，就派田無宇去布達自己的賞賜，將臺、無鹽等封邑以及新馬車等封賞給晏嬰。晏嬰拒而不受。田無宇還多次目睹晏嬰不受慶氏之邑，從心底里欽佩晏嬰的言行一致和清正廉明，公開贊同晏嬰所謂的“足欲則亡”的道理。因此，田無宇對于晏嬰的話基本予以采納，將欒、高二氏的財產(chǎn)都獻給了景公，并且自動請求退隱莒國以養(yǎng)天年。在這一事例中，晏嬰所講的道理，與同時代孔子的早期儒家的義利觀是一致的。

通過運用禮義講道理，使人明曉利害關(guān)系，晏嬰巧妙地遏制了新興大夫的利欲。然而，在當時那種公室衰微、政出私門、陪臣執(zhí)國命的大變革時代，晏嬰不可能逆轉(zhuǎn)歷史的趨勢，只能將尖銳的矛盾予以局部緩和，維護公室的局部利益，延遲姜齊政權(quán)的衰敗和將被陳氏（田氏）所取代的命運。后來，田無宇的后代見齊國公室太過于腐敗，最終取代了公室，自己在齊國執(zhí)政。

第二，在諸侯間，以禮退兵，上上之謀

景公時期，中原的強國——晉國謀劃進攻齊國，又不清齊國的底細，于是先遣大夫范昭出使齊國，刺探有關(guān)情況。

范昭在齊國，以不符合禮義之舉，故意挑釁試探，為晏嬰、齊國樂師先后識破，予以正義的反擊。事后，景公還有些擔憂，晏嬰向景公指出：“范昭為人，不是淺陋而不懂禮義，而是想試探我國君臣，所以拒絕了他?！?/p>

果然不出所料，范昭回國后報告平公，認為齊國是不可以攻伐的。晏嬰憑借自己的智慧，將禮治思想成功地運用到外交活動中去，強調(diào)諸侯相交以禮為先，反對諸侯間的無禮和非禮之交，取得了使列國賓服、不戰(zhàn)而退敵國之兵的勝利。這一勝利，符合《孫子兵法》所言的“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頂級策略——“上上之謀”。

正是由于晏嬰重視禮義，強調(diào)以禮治國，這才使當時的齊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持桓、管霸業(yè)的余緒，不失為大國而聲顯于列國之間。但由于生活于春秋末世，以氏族宗法家長制為基礎(chǔ)的奴隸制宗法禮教社會并未能夠給晏嬰提供實現(xiàn)愿望的條件，這使得他以禮治國的實際效果也打了不少折扣。

（二）以民為本

晏嬰之前的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認為，君為邦民之本，即“君為邦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都清楚地表述了這種由來已久的政治觀念。晏嬰上臺后，漠視“君為邦本”的老調(diào)，卻喊出了“社稷是主”“以民為本”的口號。這一全新主張實質(zhì)是“民為邦本”，是與“君為邦本”完全相反的，是晏嬰最可貴的思想之一，堪稱是時代的最強音。

在景公即位之初，晏嬰治理東阿地方時，前三年就奉行惠民、愛民的“以民為本”政策，并且由于惜民、樂民卻導致“毀者眾”，說壞話的人甚多。但是，通過此事，世人清楚地看到了晏嬰的民本之心及愛民行動。

晏嬰敏睿地察覺：“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保ā蹲髠鳌は骞迥辍罚╆虌胝J為國君與社稷的利益，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完全一致的。當國君的利益與社稷利益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應以社稷利益為主為重。在社稷與國君分離的同時，開始了與民的結(jié)合。齊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景公使晏嬰聘晉（出使晉國），與賢明大夫叔向談及齊國政治時，晏嬰說：“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庇终f：“齊政卒歸于田氏，以公權(quán)私，有德于民，民愛之?！标虌肟吹教铮悾┦稀坝械掠诿?，民愛之”而感觸良多，由此深為齊國的未來擔憂，判斷姜齊的統(tǒng)治已走到盡頭，國家將被田（陳）氏取而代之了。這一談話充分反映了晏嬰對于民心向背決定政權(quán)、國家存亡道理的深刻認識，以及對這一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同。

晏嬰憂國憂民，在長期的政治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將“有德于民，民愛之”等認識升華為以民為本的思想。他說：“民，事之本也?！薄笆麓髣t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quán)利之輕重，國有義務，民有加利，以此舉世必成矣。”意思是說，謀劃的事情大獲利就大，謀劃的事情小獲利就??；衡量事情的大小，權(quán)衡利益的輕重，使國家增加榮譽，百姓增加利益，以這些為原則來做事，就一定能成功。晏嬰又說：“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词钦f，地位卑下而不喪失尊嚴，處境貧困而不喪失正直的人，是把百姓看作根本。他認為“以民為本”是使齊國發(fā)展并逐步強大的必備條件之一。

晏嬰主張以民為本，以天下蒼生為重，他多次強調(diào)指出：“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并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庇终f：“德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保ā蛾套哟呵铩?nèi)篇問下》）就是說，既然民為邦本，那么治國理政就必須堅持愛民、樂民，而不是刻民、害民，最高的德行就是“愛民”“樂民”。這里，晏嬰明確地提出了“先民而后身”是國君“長保威強勿失”的根本保證之一，又把“愛民”看作是最崇高的思想。晏子的這種重民、愛民的思想跟后來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接近。這一重民、愛民思想與晚清啟蒙思想家王韜所說的“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也是何其相似，而那時晏嬰已去世2300多年。此外，晏嬰的“以民為本”思想在事實上與當今政府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是一致的。

在“以民為本”原則的指導下，晏嬰根據(jù)當時齊國社會刑法嚴酷、橫征暴斂的實際情況，提出不少對應的政治主張，如減省刑罰。景公時，齊國刑法嚴酷，法網(wǎng)嚴密，致使齊國“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民眾受刑罰者日多，以致市場上出現(xiàn)了“屨賤踴貴”的奇怪現(xiàn)象，足見當時酷法已使民眾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晏嬰深憂于此，主張對嚴酷的刑罰加以改革，不贊成對民眾濫施暴力，要求景公“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即減輕刑罰，如果是死罪的就減為徒刑，如果是徒刑的就減為懲罰，如果是懲罰的就免罪釋放。

晏嬰反復地向景公強調(diào)“民本”思想，反對統(tǒng)治者窮奢極欲，勸誡國君要實行“善政”，不要增加民眾苦痛。

在一次景公修筑了觀賞臺后，頗為滿意的景公又想鑄造大鐘。于是晏嬰進諫道：“作為國君，不可以貪圖享樂而造成民眾的苦痛。國君的欲望難于滿足，既修筑了觀賞臺，如今又要造鐘，這會加重對民眾的賦斂，民眾必定痛苦極了。如增加民眾苦痛而達到自己的享樂，是不吉祥的，不是一國之君應該做的。”景公于是取消了造鐘的打算。（《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二》）

晏嬰反復地向景公指出：統(tǒng)治者奢侈腐化，就是“與民為仇”，其結(jié)果會導致“民叛”，得罪于民的國君，將會遭到“民誅”。

晏嬰經(jīng)常勸誡國君，不僅不要“與民為仇”，而且要“愛民”，但有些情況下齊君并不理睬，史稱“晏子數(shù)諫景公，景公弗聽”（《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景公一生做了不少擾民之事，如其為了享樂，濫用民力，強令民工造大臺，搞得眾百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晏嬰對此深感憂慮，以直諫、婉勸甚至請求辭職，為民請命，最終達到了減罷徭役的目的。而晏嬰代君受過而智讓“賢名”的事例更是其中著名的一樁。

在“愛民”之后，晏嬰更經(jīng)常引導國君，使其采取了薄斂省刑、寬政惠民等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措施，以緩和上下尖銳的矛盾，穩(wěn)定局面，概括地說，就是“惠民”。

景公時，齊國統(tǒng)治者為了滿足驕奢淫侈的生活，不顧社會民眾的承受能力，“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地橫征暴斂，把三分之二的民財據(jù)為己有，致使民不聊生。晏嬰強烈反對統(tǒng)治者橫征暴斂的行為，指出“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揭露齊國當時賦稅繁重的現(xiàn)實——“布藝無常，征放無度”，認為重稅重役會引起人民不滿，激化社會矛盾，威脅到統(tǒng)治者。

一次，景公因久病不愈而欲誅祝史，晏嬰趁機勸諫景公實行仁政，說處死祝史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山中的木材，由衡鹿看守；沼澤的水草，由舟鮫看守；荒野的柴草，由虞侯看守；海洋的漁鹽，由祈望看守。因此，人民都無法取用。偏遠鄉(xiāng)野之人，也都來到齊都服役；靠近齊都的關(guān)卡，向商旅橫征暴斂；世襲大夫的家人，強行向商人索賄；處理政務不遵守法律，對人民謀求無度?？墒菍m殿卻每天都在興建；靡靡之音日夜不停，后宮的寵妃在市場上巧取豪奪；朝廷上的寵臣，到各地去任意勒索，淫欲一天天強烈，如果不滿足，就誣陷人民入罪，人民痛苦不堪。禱告是有益處，詛咒卻有壞處，齊國境內(nèi)的人民很多，不論祝史如何善于祭祀，又怎能勝過千萬憤怒人民的詛咒呢？賢君假若要誅殺祝史，還不如修好自己的品德而行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