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對雷震這個名字有了印象，大約是在二十多年前，李敖的某一篇雜文中有一段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是說，中國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氣質(zhì)是革命黨式的、單調(diào)的、高高在上的，興趣狹窄，雖然很雄渾、很過癮，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氣質(zhì)。從那時起，我就想了解雷震，這位曾經(jīng)進入過國民黨權(quán)力中心、最后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階下囚”的歷史人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真的像李敖論定的那樣缺乏民主自由的氣質(zhì)嗎？自那以后，我斷斷續(xù)續(xù)讀到過不少有關(guān)書籍、文章，但真正對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運，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氣質(zhì)，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一直要等到2004年5月《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問世之后。相隔多年，此書重出修訂本，易名為《雷震傳：民主在風雨中前行》，范泓兄要以我當年寫下的一點感想為序。修改舊作之時，遙想海峽對岸，物是人非，早已換了人間，雷震若在，不知會有如何的感想。面對十年牢獄，他在鐵窗之中寫給兒女的信里，傲然說出了這番話：“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qū)Χぷ髋?，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笔堑?，歷史已給他做了證明。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讀到的第一部雷震傳，也是唯一的一本。以史家筆法而不是文學筆法寫的，沒有多少輕飄飄的抒情成分，讀起來沉甸甸的。范泓兄是新聞記者出身，年輕時當過詩人，卻偏好文史，對1949年以后海峽對岸的歷史曲折和政治變遷尤有特別的興趣，所以首先選擇了這個題目。我從中看到了一個包括我在內(nèi)的多數(shù)大陸讀者陌生的雷震，一個從坐而論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丈夫， 即便在獄中，他也從來沒有低頭屈膝，他的脊梁始終是挺直的，他的骨頭向來是硬的。他不僅是海峽對岸邁向民主憲政的風雨歷程中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征和悲劇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個“光焰萬丈”的紀念碑，也是中國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長路上的一個不能回避的坐標。讀罷此書，我老是在想，他早年深受蔣介石的賞識，連國民黨內(nèi)炙手可熱的CC系、政學系都暗中嫉妒過他，在國民黨大廈將傾的1949年他還成了“滬上三劍客”，他身上不乏對蔣和國民黨政權(quán)的忠誠。如果不是1949年風云激蕩的大變局，他是不是會走上這條不歸路，還是一個未知數(shù)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長期留學日本，曾師從日本負有盛名的憲政學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學者佐佐木惣一等，接受了憲政主義思想。特別是他在國民黨權(quán)力系統(tǒng)中那段獨特經(jīng)歷，從參政會到政協(xié)會議，奔走于各黨各派之間，與政治觀點截然不同的各種人打交道，在一個歷來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選擇可能性的中國，這一經(jīng)歷對他政治生命的影響，怎么估計都不過分。雷震不是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生長出來的，雖然他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種浩然之氣，在許多方面受到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但毫無疑問他是近代的產(chǎn)兒，他的思想、行事作風中包含了更多我們傳統(tǒng)中所缺乏的東西。

雷震主持《自由中國》半月刊達到了一生事業(yè)的頂峰，歷史記住了雷震這個名字，后世的人們緬懷這個名字，不是因為他曾是國民黨高官，介入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而是因為他主辦的那本《自由中國》雜志。從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長達十年多的歲月中，《自由中國》在水深浪闊、長夜難明的孤島舉起了一個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來推動臺灣民主化進程的許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這本雜志的影響。李敖批評雷震的民主自由氣質(zhì)是“革命黨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厲風行的決絕姿態(tài)，高舉起《自由中國》的大旗，不斷地發(fā)出道義的聲音，殷海光他們的書生論政能堅持十年之久嗎？在與蔣介石政權(quán)的沖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開除黨籍、撤銷“國策顧問”等頭銜，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襲來的橫逆。

1960年，在島上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自由中國》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雷震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加快了籌建反對黨的步伐，超越了士大夫的清議傳統(tǒng)。他的悲劇命運也因此注定，羅網(wǎng)迅速張開，情治機構(gòu)最初想找馬之骕，這位與雷震并無深交、“對政治向無興趣、也沒有寫過任何文章”的普通人不肯出賣人格，拒絕和當局合作，而另一個與雷震關(guān)系更深、多次受過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國》雜志社會計劉子英在威逼利誘面前，很快就軟了下來，“自白”是邵力子之妻傅學文派到臺灣的“匪諜”，而且早就向雷震說明。這讓國民黨黑暗勢力情治部門大喜過望，一場以“知匪不報”罪名將雷震構(gòu)陷入獄、掩天下人耳目的獨角戲就此完成。雷震為此付出了十年牢獄代價。

在這出歷史劇中，讓我感到吃驚的不是劉子英的出賣，在人權(quán)根本沒有保障的時代，漂浮在黑暗的孤島上，劉子英，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強大到幾乎無所不能的暴力機器面前，確實連一只螻蟻都不如，他選擇出賣雷震以求自保顯得那么正常。在構(gòu)陷了雷震之后，劉子英照樣被判了十二年，當局給他的回報是“養(yǎng)其終生”，即在獄中享有零花錢之類的特殊待遇。

而雷震幾乎從一開始就原諒了叛賣他的劉子英，以他閱世之深，豈能不明白，就算沒有劉子英扮演這個不光彩的角色，他的牢獄之災同樣無法幸免，劉子英不過是一個工具罷了。他說：“我并不深責劉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備總部當會另找他人來陷害我的。” 特別是后來他了解到，劉子英被捕后關(guān)押在臺北警備總部保安處的黑屋子里，“四周無窗戶，不透空氣，不見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陰森可怕，被囚于此者無不肉跳心驚，以為個人的末日將至也”。他明白，“關(guān)在這里的人，都是為著逼供的，和過去的屈打成招則毫無二致……這里的方法，是精神壓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潰”，何況“有時也兼用酷刑”。所以，1970年代有人告訴他劉已獲釋時，他當場就問：“劉子英已經(jīng)出獄，為什么不來見我？”語氣平靜。1988年8月，雷震的遺孀宋英終于等到了劉子英的懺悔信，其中說：“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似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此時，距離震驚臺灣及國際社會的“雷震案”已相隔二十八年，雷震謝世已近十年，這是一份遲到的懺悔。

這一切，在這部傳記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在國民黨體制內(nèi)浮沉，《自由中國》創(chuàng)刊那一年他已年過半百，卻是他在風雨中前行、跋涉的開始。此書初版時，我曾以為，從篇幅上說，他前半生的經(jīng)歷可以寫得簡略一些，《自由中國》十年、獄中十年還可以寫得更詳細、更豐滿一些，因為雷震一生意義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 這已經(jīng)在修訂本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解決。

這些年來，相關(guān)的新史料不斷浮現(xiàn)，當年臺灣的許多檔案都已陸續(xù)解密，修訂本增加了許多新材料，在這方面還有進一步可拓展的空間，比如雷震日記中留下的大量有價值的線索，都可以好好利用。當時駐美“大使”葉公超的“使美外交文件”中涉及“雷震案”的內(nèi)容，1960年11月28日，雷震案判決幾個月后，葉公超致電“外交部”并請轉(zhuǎn)陳誠，美國國務(wù)院主管政治事務(wù)的助理國務(wù)卿Merchant當天下午約談，對雷震案表示“至為遺憾”，美國一般人士指責蔣政府壓制自由及阻止組織新黨，國務(wù)院受到國會方面強大壓力，要求發(fā)表聲明。約談一個多小時，就是希望蔣介石能考慮減刑一途。美國國務(wù)院中國事務(wù)局馬丁局長向葉公超透露，有國會議員列舉韓國李承晚封閉反對黨報紙時，國務(wù)院曾發(fā)表聲明，此次如不采取行動，實有偏頗，為此提出警告。葉公超的電報轉(zhuǎn)到蔣介石那里，蔣不為所動，親批：“雷案為‘反共運動政策’與‘共產(chǎn)顛覆陰謀’之爭。且為維持‘國法’與破壞反共法律之爭，乃為國家生死存亡之關(guān)鍵，不能再作其他如減刑等之考慮。否則我政府無法再言反共，即使其存在亦無意義。最后結(jié)果臺灣只有坐待‘共匪’和平解放而已?！?2月4日，由“總統(tǒng)府”秘書長張群復電，除了轉(zhuǎn)達此意，并說臺灣為西太平洋防衛(wèi)之要沖，其安危得失，與美國利害有不可分之關(guān)系，要葉公超將這個意思相機懇切陳說，獲得美國的諒解。

如果要說初版時留下一些什么遺憾的話，我想到的是雷震的心路歷程，1949年前后，他目睹國民黨政權(quán)在大陸的失敗，倉皇撤到孤島，驚魂未定，雷震和一班受過良好教育、心懷自由理想的知識分子一起開始了重新的思考，穿越《自由中國》和漫長的囚禁生涯，直到出獄后的最后時光，從他的思想轉(zhuǎn)型到最后以如此決絕的姿態(tài)，與他大半生棲身的這個政治集團決裂，他的內(nèi)心軌跡、精神脈絡(luò)還可以進一步展開；此外，對雷震的個性、精神氣質(zhì)可以做更深入的探索。李敖以為自由民主的氣質(zhì)是自然的、從俗的、快樂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備這些氣質(zhì)。這不過是一管之見、一家之言，我不相信一個有著如此深厚的專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不相信只有那樣的氣質(zhì)才是自由民主的氣質(zhì)。誠如雷震在《自由中國》時期一再說的，自由是爭取來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價、來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專制向民主過渡的過程中志士仁人們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淚代價。假如沒有雷震，海峽對岸的歷史有可能完全不同，1960年胡適就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說過：“雷先生為民主自由而奮斗，臺灣的人應該給雷震造個銅像?！?/p>

我以為，雷震不僅屬于那個他埋骨的孤島，同時也屬于生養(yǎng)他的這片廣袤的大陸。他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盡管他一生的事業(yè)是離開大陸之后才開始的。在雷震告別人間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后，范泓兄的這本《雷震傳：民主在風雨中前行》，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為雷震建造的第一個銅像。

傅國涌

2011年11月7日于杭州

1. 參考周谷編著《胡適、葉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2001年版，頁26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