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23日，臺灣《中國時報》記者陳盈珊一篇關于《雷震故居難保，改以公共藝術留事跡》的報道引起不少讀者關注。這篇報道主要內容是，臺北市文化局長龍應臺女士應雷震之女雷美琳的要求，偕“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錢永祥、《新新聞》雜志總編輯南方朔等人會勘位于臺北市松江路一百二十四巷內的“雷震故居”。這是一所被玉蘭花、蓮霧樹、龍眼樹所環(huán)抱的日式木構平房，當年的松江路還是阡陌稻田、白鷺鷥優(yōu)雅飛掠的一個地方。這所日式木構平房，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發(fā)行人雷震生前與如夫人向筠女士的居所，最早是臺灣省主席陳誠專撥供給青年黨領袖、原國民政府農林部長左舜生及家屬來臺所住，因其不久即往香港定居，轉撥給了雷震作為《自由中國》社職工宿舍。

由于年久失修，這幢日式木構平房已十分殘破，掩不住頹圮之勢，雷震之子雷天錫表示“無力修繕”。這所“雷震故居”(雷震在木柵埤腹路另有一住所，與夫人宋英所居)正位于此時建造中的新莊線與松山線交會的地鐵出口處，土地與產權屬于“國有”，恐難保其存在。經專家們討論，擬計劃改以“公共藝術方式”在地鐵站內呈現其人文歷史意義，以另一種方式來記錄雷震與臺灣民主進程中那一段慘烈歷史，究竟采以何種“公共藝術方式”，這篇報道并未加以說明。

那天，在蒙蒙細雨之中，龍應臺女士手執(zhí)一本1956年10月適逢蔣介石七十壽辰出版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內文包括當年雷震所寫的一篇題為《壽總統(tǒng)蔣公》的社論，呼吁蔣介石不應三連任，以及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等人要求臺灣當局集納眾議、善待建言、以圖革新的文章。這一期“祝壽專號”在當年臺灣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前后再版十三次，龍應臺女士動情地說：“這篇社論正是雷震十年牢獄之災的關鍵點。”

雷震曾經是國民黨高層核心人物之一，蔣介石的政治幕僚，1949年隨國民政府去臺灣，被任命為蔣介石的“國策顧問”。雷震與蔣介石的關系，在較長時期交往中，無論于公于私，都非同尋常，雷震本人一直得到蔣的信任和重用。上世紀50年代初，雷震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共同發(fā)起創(chuàng)辦極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自由中國》雜志，“創(chuàng)刊宗旨”即出自胡適之手。其時國民黨正在檢討大陸失敗原因，并進行改造運動，黨內外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其一是以胡適、雷震為首，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利就是因為沒有貫徹民主政治，導致政府腐化，人心盡失，因此國民黨必須徹底反省，在臺灣實施充分的民主憲政，如此才能對大陸百姓產生號召力；其二則是以蔣經國、陳誠為首，他們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正在于提供了過多的民主自由，給予共產黨滲進內部和煽風點火的機會，國民黨本身卻綁手綁腳，無法施予有效的反擊。為了記取教訓，國民黨在臺灣應將內部不穩(wěn)定因素徹底清除，廣設政工制度，鞏固領導中心，以確保政策的順利推動”，胡適、雷震等人的意見未得當局認可和采納。

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驚魂未定的國民黨政權由此得以維持。國民黨為了在臺灣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對黨政軍組織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內部改造。主持改造計劃的不是別人，正是在斯大林時期留蘇十二年、曾為蘇共預備黨員的蔣經國。由于國際形勢出現驟變，創(chuàng)刊不久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將著眼點從國際事務轉向臺灣內政，對國民黨各項施政提出一系列尖銳批評，前后近十一年時間，雙方不斷發(fā)生言論沖突，終因政治理念與國民黨威權體制迥不相侔，成為當局在政治上的“眼中釘、肉中刺”，雷震本人因與本土政治精英籌組新黨，遭到政治構陷，成為蔣介石的“階下囚”。1960年9月4日發(fā)生的“雷震案”震驚海內外，被輿情認為是國民黨自1949年退守臺灣島以來最大的一件政治冤案。2002年9月4日，“雷震案”終獲平反，距他去世已有整整二十三年。

胡適是《自由中國》半月刊揭橥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面大旗，但在《自由中國》整整十年社務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卻是雷震，被同仁稱為“《自由中國》的火車頭”(夏道平語)。這不僅因為雷震是一個頑固的民主憲政論者，在國民黨內擁有較高地位，更在于這位二十歲在日本留學時就加入中華革命黨(國民黨)、有著三十七年黨齡的“老牌國民黨”，晚年毅然決然地為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不惜與自己的那個黨決裂，通過創(chuàng)辦與主持《自由中國》與威權體制進行抗爭，從而贏得了臺灣社會和民眾的極大敬意。雷震等人被捕后，《自由中國》被迫停刊，胡適認為“一種雜志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1961年陰歷五月二十六日，雷震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名詩《桂源鋪》轉交這位老友：“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钡诙?，胡適就去世了。

1970年9月4日雷震出獄，自撰春聯(lián)貼在牢門前：十年歲月等閑度，一生事業(yè)盡銷磨。橫聯(lián)是“所幸猶存”。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終年八十三歲。對于臺灣民主憲政運動發(fā)展來說，《自由中國》十年中傳播出去的自由民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為日后臺灣社會的政治轉型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直至上世紀80年代，臺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臺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十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臺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言、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這一切，雷震功不可沒。

在臺灣媒體的視野中，被捕前的雷震和被捕后的雷震，從一開始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既是《自由中國》半月刊在一個時代的夭折，又是一場“媒體反對運動”的重新開始。臺灣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管中祥博士在《媒體反對運動》一文中指出，“有關大眾媒體在推動民主及言論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戰(zhàn)后臺灣政治反對者與社會運動團體的關切重點”，雷震與他主導下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是這場運動中至關重要的角色，在臺灣思想發(fā)展史中具有獨特而不可磨滅的地位。《自由中國》創(chuàng)辦十年，雷震被關十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折射出威權體制的冷酷與無情。以雷震從政多年的經驗，對此早有思想準備。1957年8月2日，他在給“中華民國”原駐丹麥“大使館”秘書朱養(yǎng)民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本刊自八月一日起，擬連續(xù)討論‘今日的問題’，先生看了八月一日這一期社論即可明白。這就是反對黨的綱領，因此反對黨的文章務請先生撥冗寫好寄下，千萬千萬。他們愈頑固，我們愈要干，今日打開局面，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已下決心與他們奮斗到底，早已準備坐牢了。”

在動員勘亂時期威權體制的限制下，上世紀70年代前，臺灣只有地方選舉，而透過地方選舉則成為自由派人士推動臺灣實現民主的重要政治參與。1960年6月3日上午，雷震與青年黨《民主潮》雜志發(fā)行人夏濤聲來到胡適家中，再次言及國民黨威權體制給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所造成的種種弊端，表示仍想組建一個“新黨”。胡適出于對這個體制的“大失望”，覺得“一定沒有結果的”，乃出言相勸，勸雷震放棄這個想法。這次談話或許不歡而散，三個月后，胡適的話不幸而言中，雷震遭當局逮捕，“新黨”也胎死腹中。1960年11月18日，胡適與蔣介石有過一次談話，表面上是匯報赴美出席“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情況，實際上談了許多有關雷震和“雷震案”的話題。不過，為時已晚，蔣介石制裁雷震決心如鐵，胡適已無能為力?！袄渍鹣壬褪沁@樣失去身體自由了，想到這里，我不禁要借《圣經》上的一句話贈給雷震先生：‘為義而受難的人，有福了’?！边@一段話是《自由中國》政論主筆殷海光于雷震被捕后在一篇文章中寫下的，也正是當時所有關心雷震和“雷震案”的人想說的一句話，歷史就這樣記住了雷震這個人。

正如胡適所說：雷先生為民主自由而奮斗，臺灣的人應該給雷震造個銅像！

1. 徐宗懋《胡適在臺灣的日子》，香港《鳳凰周刊》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