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於可訓我有個不成形的看法，認為作品評論是文學評論的基本功，作家研究是文學研究的基本功，但要練這樣的基本功，也不容易。除了態(tài)度和方法之外，還有一個對象的選擇問題。你的評論和研究對象選擇得不恰當，不論你態(tài)度多么端正，方法多么得當，都很難練出真正的硬功夫。這倒不是唯名是論，一定要選名家名作做你的評論和研究對象，而是說你選擇的評論和研究對象，如果與你的潛質(zhì)不相適應，你的能力就很難真正發(fā)揮出來，也就很難寫出真正好的評論和研究文章。馬克思有一句話——“對象如何對他說來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zhì)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zhì)力量的性質(zhì)”，可以拿來做證?，F(xiàn)代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者往往喜歡像朱光潛先生說的那樣，“自居‘法官’ 地位”，對作家作品進行居高臨下的評判，中國古代似乎更重視與作家作品的相交相知，即通過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交友和尋找知音。這樣，就更需要尋找合適的對象。孟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話講“知人論世”，大家都很熟悉：“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焙笕税阉鳛樯鐣v史批評的思想萌芽。但孟子講這句話的前提和目的，卻常常被人忽略了。這個前提和目的，就是交友，也就是尋找知音，所以這段話后面還有很關鍵的一句：“是尚友也?！眲③脑凇段男牡颀垺分袑１僖徽隆吨簟罚彩侵v這個問題。“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可見與作家交朋友，成為作品的知音，對一個文學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來說，是何等重要。

葉立文教授的新著《史鐵生評傳》，就是這樣的一部尚其友者、求其知音的作品。史鐵生是一位當代作家，雖然已經(jīng)去世，但畢竟生活在當代，要講“知其人”“論其世”，自然比朱熹說的“予生千載后，尚友千載前”要容易得多。當然，這容易只是說對作家的生平、創(chuàng)作及生活環(huán)境的了解，要進一步深入作家的內(nèi)心和精神世界，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深入的作家研究，恰恰不能滿足于臚列其生平事跡和創(chuàng)作過程，泛泛地進行闡釋和評論，而是要通過作家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研究，像前人所說的那樣，進一步“得其人之道”“得其人之心”。我認為這是作家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作家評傳寫作應該為之奮斗的目標。立文的這部專著，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部深悟傳主之道、深得傳主之心的作品。

在我的印象中，史鐵生是當代作家的一個特例。這個特例，不是因為他有身體殘疾，而是因為他把這種身體殘疾的局限，變成了一種創(chuàng)造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閱歷的增廣，生活范圍的擴大，而是精神生活空間的無限開放。在這個無限開放的精神空間中，史鐵生用他的作品究天人之際，通死生之變，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展開個體的生命體驗，他的作品因而既通達大道，又確證存在。也因此，他對天地萬物、蕓蕓眾生，皆存悲憫憐愛之心。在我看來，這就是史鐵生其人其作的“道”和“心”。古謂“人心惟?！薄暗佬奈┪ⅰ?，要得這樣的“人心”和“道心”，何其難哉。

立文的研究本著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推己及人，以道明道，將心比心，用體悟的方法而不是用邏輯的方法，從三條平行的線索對傳主的內(nèi)心和精神世界展開深入的探尋。這三條線索不是斷斷續(xù)續(xù)的草蛇灰線，而是完完整整的歷史鏈條：一條是傳主的生活史，一條是傳主的創(chuàng)作史，一條是傳主的疾病史。生活史是主線，疾病史附著其上，創(chuàng)作史則由生活史和疾病史生發(fā)出來，三條線索齊頭并進，又相互纏繞，共同書寫傳主豐富而痛苦的生命歷程。作為一部作家評傳，對這三條線索做歷史的梳理，處處可見作者實證的功夫，對傳主的生活、創(chuàng)作和疾病所做的解讀，又處處可見體貼的用心。讀這部評傳，如聽幽人論道，朋友談心，在在涉理，語語關情。傳主與作者雖天人兩隔，但既深悟其道，又深得其心，仍可與論知音。立文的這部評傳，也因此而臻于善美之境。

是為序。

於可訓

2017年10月14日寫于珞珈山臨街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