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玄學“言意之辨”的發(fā)展及其詩史意義
“言意之辨”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先秦儒、道、名諸家皆對此進行過探討,魏晉玄學思想體系更是以此為方法而建構起來[1]。同時,“言意之辨”本身又是玄學的重要論題,魏晉以來在這一問題上產(chǎn)生了多種的觀點,如王弼“得意忘言”論、嵇康“言不盡意”論、郭象“寄言出意”論及王導“言盡意”論等。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王弼的“得意忘言”與王導的“言盡意”論。學術界對王弼“得意忘言”說已做了較深入的探討,而對王導“言盡意”論則缺乏足夠的重視,對其內(nèi)涵和意義更沒有充分的認識。但是兩晉以來思想文化和文學上一些重要的問題,如清談風格的變化、語言觀的發(fā)展、玄言詩的演變、晉宋詩歌變革、山水詩的表現(xiàn)方法等,以及這些問題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都與“言盡意”有密切的關系。兩晉以來,隨著玄學從王弼“貴無”論到郭象“獨化”論的發(fā)展,作為玄學思想方法的“言意之辨”也相應的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即由“得意忘言”到“言盡意”的轉變。這一轉變對兩晉士人的思想觀念產(chǎn)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欲了解兩晉以來玄言詩風的變化、晉宋詩歌變革等重要的詩史問題,有必要對“言盡意”的內(nèi)涵和影響進行深入的考察。
一、從“得意忘言”到“言盡意”——玄學
“言意之辨”的發(fā)展先秦以來“言意”問題得到了很多的關注,諸家中《莊子》對“言意”問題的探討最為深入,其影響亦最深遠。如《莊子?天道》云: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而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2]。
《外物》篇: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3]
莊子《天道》和《外物》等篇中所說的“意”雖有豐富的涵義,但就其基本性質而言,主要有現(xiàn)實存在之“理”與本體之“道”兩種內(nèi)涵。從《外物》篇的荃、蹄之喻來看,莊子“言意”論中“言”亦具有工具性質,作為工具、媒介之語言如何通于意?莊子主張“得意忘言”,“忘”并非遺忘、遺棄之意,而是莊子得意、體道的一種特定的方法??抵星缎W“言意之辯”中的“忘”》一文認為莊子有兩種“忘”法,“其一,‘坐忘’?!沃^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謂坐忘。’(《莊子?大宗師》)其二,道忘?!肚f子?大宗師》說:‘泉涸,魚相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终f:‘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yǎng)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且环N精神修養(yǎng)的境界,那么道忘呢?這顯然不是精神境界,起碼不是純粹講精神境界,而是一種‘技’或‘技術’?!?sup >[4]“坐忘”要求主體“離形去智”,接近于老子所說的“為道日損”,這是一種否定性的方法,帶有消極的意義?!暗劳眲t是運用工具的“技”術,這種“技”術高超到使人與工具合一,也就是“相忘于道術”,所以這個“忘”即是得“道”之法,也就是《養(yǎng)生主》所說的“技進乎道”,這也正是莊子“道術”一詞的內(nèi)涵。莊子用了很多寓言故事來表現(xiàn)這種“忘”,如“庖丁解牛”(《莊子?養(yǎng)生主》)、“輪扁斫輪”(《莊子?天道》)、“匠石運斤”(《莊子?徐無鬼》)、“佝僂承蜩”(《莊子?達生》)、“梓慶削木”(《莊子?達生》)等,這些寓言故事中的主人公高超的技術體現(xiàn)為一種自由、自然的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所以“道”非別有一物,而就是運用工具之“技”術之本身。莊子“言意”的關系,其實也是這種“技”與“道”的關系的體現(xiàn)?!娥B(yǎng)生主》載“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yǎng)生焉?!?sup >[5]文惠君由庖丁之言而悟養(yǎng)生之道,可見言亦可通于道,而其途徑在于“悟”,然而何種語言方能實現(xiàn)對“道”之悟而使“道”顯現(xiàn),則需由語言之“技”術構造而得。從這一點來講,莊子“得意忘言”之“忘”亦具有技術的內(nèi)涵,也就是在運用語言的“技”術之境界中使“意”自我顯現(xiàn),所以“忘言”既是“得意”之法,又是“得意”本身。這是莊子“得意忘言”的基本內(nèi)涵。
魏晉時期“言意之辨”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問題,同時又是一種用之極廣的新方法,王弼玄學思想體系即以此為方法而建構起來。因此,王弼對玄學“言意之辨”作了深入的闡釋,主要體現(xiàn)于《周易略例?明象章》: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6]
王弼“言意”觀是在闡釋《周易》中提出來的,因此繼承《周易》而首先較注重“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之說,但王氏所謂“莫若”其意只是說“象”于表達“意”最為切近,而似并不認為“象”即可“盡意”,故王弼又融合莊子的觀點,而其言意觀最終乃落實于“得意忘言”之說。從此段文字來看,王弼“得意忘言”,乃綜合《易傳》與《莊子》而得,但詳溯其源則實亦起于漢魏間之名學,湯用彤先生論此極詳,“名家原理,在乎辨名形。然形名之檢,以形為本,名由于形,而形不待名,言起于理,而理不俟言。然則識鑒人物,圣人以意會,而無需于言。魏晉名家之用,本為品評人物,然辨名實之理,而引起言不盡意之說,而歸宗于無名無形。夫綜核名實,本屬名家,而其推及無名,則通于道家。而且言意之別,名家者流因識鑒人倫而加以援用,玄學中人則因精研本末體用而更有所悟。王弼為玄宗之始,深于體用之辨,故上采言不盡意之義,加以變通,而主得意忘言。于是名學之原則遂變而為玄學家首要之方法?!?sup >[7]所以王弼“得意忘言”之說雖源自莊子,但兩者的實質并不相同,莊子的“忘”是得意之法,王弼的“忘”則是得意之后對語言的態(tài)度,這種“忘”是不執(zhí)著于語言,至于如何得“意”,王弼“得意忘言”論似不含有此種方法論內(nèi)涵,這是王弼與莊子在言意論上的基本區(qū)別。從其淵源來講,王弼“得意忘言”與當時流行的“言不盡意”雖互有異同,但在對待語言的態(tài)度上則是相近的,湯用彤先生即指出:“王氏謂言象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為目的,若滯于言象則反失本意,此則兩說均終主得意廢言也?!?sup >[8]王弼“得意忘言”具有此種特點,實與其思想折衷于老子,崇本息末、以簡御繁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關。王弼“以無為本”的玄學基本思想是在注《老子》中發(fā)展出來的,“無”具有本體義、功能義、境界義等內(nèi)涵[9],但從王弼的哲學性質和旨趣來看,“無”最主要的涵義是本體,本體是絕言超象的,所以王弼“得意忘言”最終仍主“得意廢言”,與莊子“得意忘言”之方法技術內(nèi)涵大異其趣。這是貴無玄學之應有結論。
西晉以來玄學出現(xiàn)了新的發(fā)展,其理論依據(jù)由《老子》轉向《莊子》,郭象《莊子注》提出的“自生”、“獨化”說,標志著玄學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郭象《齊物論注》云:“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于玄冥之境者也?!边@是郭象“獨化”論玄學的基本思想[10],其內(nèi)涵是指萬物在本質上都是自生、自爾、自為、自然的,并在其自身的發(fā)展變化中體現(xiàn)為一種微妙幽深的玄冥之境。這是對莊子“道”的“境界形態(tài)”之義的發(fā)展?!稌x書?向秀傳》載:“莊周著內(nèi)外數(shù)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統(tǒng)也。秀乃為之隱解,發(fā)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莸壑?,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sup >[11]可知郭象玄學在西晉以來有甚深之影響?!把砸狻眴栴}即在此新思想背景下而有新的發(fā)展,其最可注意的是王導的“言盡意”論的提出。但是長期以來學界對王導“言盡意”論缺乏足夠的重視,或簡單認為是述歐陽建“言盡意”論之義,而未做深入之探討,致使其內(nèi)涵和意義仍晦而未明。
《世說新語》載:“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論,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12]王導是東晉前期玄學清談的領袖,《世說新語?文學》記載王導組織的一次清談盛會: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zhèn)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奔裙睬逖?,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馀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嘆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于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13]
從這段材料可以看出王導對玄學清談是很熱衷的,他將此次清談比為正始之音,也說明其玄學造詣是頗高的。作為玄學清談的論題,王導“言盡意”本質上屬于玄學本末、有無之這一基本論題,探討的乃是語言與本體的關系,而歐陽建“言盡意”論則屬于探討語言與形而下之理的關系的形名之學,兩者的性質不同。本體是絕言超象的,因此王導“言盡意”在玄學思想背景下,可以說是相當新奇而有意味的。由于文獻資料的缺乏,王導所論“言盡意”的具體內(nèi)容已無從得知,但是在分析東晉玄學思想的基礎上,我們還是能夠把握王導“言盡意”論的理論性質,并揭示其學術意義。
東晉玄學思想主要源于郭象“獨化”論玄學,“獨化”論的基本思想是認為事物是自生的,它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依據(jù),本體并非別有一物而就是事物自我本身,這是對莊子“道無所不在”的發(fā)揮,從這一點來講,“獨化”乃是事物本質的自我顯現(xiàn),是事物最終的本體,所以“每個事物都是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如一,本末不二的?!?sup >[14]從魏晉玄學的發(fā)展來看,郭象“獨化”論在思想深度和廣度上都代表著魏晉玄學理論的最高水平,因此東晉玄學的重點不在于理論的建構,而“重在理論的運用,特別是將郭象的‘獨化’論玄學思想貫徹、運用于實際生活,轉化為、塑化為人的心理習慣和生活方式?!?sup >[15]所以東晉人的玄學思想大抵以郭象為本,當時重要的理論問題大多是由郭象玄學中發(fā)展出來的,如關于“逍遙”的探討,《世說新語?文學》載:“《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鉆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于二家之表,立異義于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16]可見“逍遙”論作為一個玄學理論問題實亦由郭象發(fā)展出來。又如《世說新語?文學》載:“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共往反,小有利鈍?!眲⑿俗⒁吨信d書》云:“(謝)萬集載其敘四隱四賢,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yōu),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17]這種“出處同歸”之論也正出于郭象“自然名教合一”。又《世說新語?言語》:“竺法深在簡文帝座,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sup >[18]竺法深所說的即郭象所謂的“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笨梢娮匀幻?、逍遙、出處這些重要的問題上東晉人的玄學思想觀念實主要來自郭象。正由于郭象玄學思想的極大影響,所以郭象成為“將莊學引入談座的第一人?!?sup >[19]深刻地影響了東晉的清談,西晉時玄談有時甚至可以稱為“談老”,如《晉書》謂陸云“談老殊進”,東晉以來清談則以《莊子》為主要內(nèi)容,這是郭象玄學影響于東晉清談的結果,也是兩晉清談一個顯著的區(qū)別。
王導作為東晉清談的倡導者,其思想觀念亦深受郭象玄學的影響?!妒勒f新語?企羨》載: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shù)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20]
從這條材料來看,王導與裴頠、阮瞻等人的“談道”恐怕不是一般性的玄學清談,而是在當時就已引人注意了,所以他們所談之“道”應是當時引人關注的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也就是與當時流行的“貴無”論相對的裴頠的“崇有”論。臧榮緒《晉書》載:“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談浮虛,不尊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頠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sup >[21]從王導的政治經(jīng)歷來看,他是一個比較實干的人,與王衍等口談虛無的“貴無”玄學士人不同,其思想觀念是比較接近“崇有”論的。王導與裴頠等人對“崇有”的探討,對兩晉玄學理論從“貴無”到“獨化”的發(fā)展,及東晉崇實士風的形成皆有重要意義,所以王導對這個經(jīng)歷頗感自豪,而時人也認識到王導在玄學的這一發(fā)展進程中的作用,故羊曼謂之“人久以此許卿”。裴頠“崇有”論講“有”、“自生”,其邏輯起點與郭象一樣,從本質上講,郭象玄學也是崇有論的,是對裴頠“崇有”論的進一步發(fā)展。甚至可以說王導與裴頠等人對玄學“崇有”論的探討,促進了郭象“獨化”論的發(fā)展和傳播,所以與裴頠“談道”的經(jīng)歷自然也有助于王導對“獨化”論的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在裴頠著《崇有》論以矯“貴無”玄學造成的虛誕之弊時,歐陽建則立“言盡意”以破“貴無”玄學的“言不盡意”論,這對王導“言盡意”論也有所影響。當然,王導“言盡意”論是在其接受、理解“崇有”、“獨化”這些玄學思想基礎上提出來的,其內(nèi)涵與歐陽建并不相同,而主要是運用“獨化”的思想方法探討“言意”問題而得出的結果。郭象“獨化”論玄學認為萬物皆“獨化于玄冥之境”,“獨化”與“玄冥之境”的關系是,“‘獨化’是‘玄冥之境’工夫進徑,即工夫即本體,‘玄冥’即本體即工夫,是郭象玄學的最高境界?!?sup >[22]這種通過獨化的工夫得到的玄冥之境,就是本體的道的境界,這種境界只能通過“不知”、“無”、“忘”與“因”、“任”的方法去體悟和把握[23]。從郭象的“獨化”論來講,萬物都蘊涵著一個玄冥之境,這自然也包括語言本身,因此,從“獨化”論來理解,“言盡意”其實就是一個語言的“獨化”的進程,其內(nèi)涵即“意”乃是語言“獨化”而成之境界,也就是在語言的藝術境界中實現(xiàn)對“意”的體悟,故“言意”并非別有二物,而是合一的、即體即用的,這與主客對立的認識論之“言意”關系具有不同的性質。王導運用“獨化”論發(fā)展出“言盡意”觀,在某種程度上回復了莊子的“得意忘言”論。莊子的“忘”是一種體現(xiàn)了“道”的“技”術之境界,王導“言盡意”之“盡”也具有這樣一種內(nèi)涵,也就是在語言的藝術境界中使“道”自我顯現(xiàn),即郭象所說的“獨化于玄冥之境”。
東晉以來士人對“言盡意”有清楚的了解,并比較普遍地接受這一種觀念,如《世說新語》載王導與殷浩的清談,既云“共談析理”又云“彼我相盡”,其所謂“盡”即在清談中透徹地表現(xiàn)了兩人所析之理。又《世說新語?品藻》:“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余嘉錫云:“《續(xù)談助》四引殷蕓《小說》曰:‘宣武問真長,會稽王如何?劉惔答:‘欲造微?!冈唬骸稳缜??’曰:‘殆無異?!?sup >[24]所謂的“造微”也就是在清談中進入微妙的境界,而這種“造微”之功是由“語奇進”即清談水平的極大提升而得的。又《世說新語?品藻》載:“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茍子年十三,倚床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sup >[25]所謂的“往輒破的”說明清談家認為“清言”是可以盡意的。晉人又稱“清言”為“微言”[26],如《晉書?樂廣傳》載樂廣“善清言”,又載:“尚書令衛(wèi)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皆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于君矣?!?sup >[27]又如《晉書?衛(wèi)玠傳》載王敦與謝鯤論衛(wèi)玠之清談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復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xù)。”[28]《衛(wèi)玠傳》又云:“及長,好言玄理。其后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29]《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玠別傳》亦云:“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于外擅相酬對。時友嘆曰:‘衛(wèi)君不言,言必入真?!?sup >[30]所謂的“入微”、“入真”即認為衛(wèi)玠的微言、清言能窮理盡意,這一點說明晉人在清談實踐中其實已逐漸發(fā)展出“言盡意”的觀念。東晉之后這一觀念進一步得到發(fā)展,如謝安《與王胡之詩》:“醇醪淬慮,微言洗心。幽暢者誰,在我賞音?!睂O綽《蘭亭詩》:“攜筆落云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闭J為微言可暢幽滯之情、剖微妙之理。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謂晉簡文帝“微言精理”[31],即以微言盡精深之理。慧遠闡釋佛陀跋陀羅所譯《修行方便禪經(jīng)》的要義云:“其為要也,圖大成于末象,開微言而崇體?!奔匆晕⒀晕蚪夥鸾痰母疽x。又梁釋慧皎《高僧傳?義解論》云:“是以圣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像以傳真。”[32]也是以微言為體道之津梁??梢姈|晉以來清言盡意、微言窮理這種觀念已比較明確了。王導“言盡意”正是在這一實踐基礎上結合郭象“獨化”論思想總結而來的,并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觀念的發(fā)展。
東晉人所謂的“清言”不是一般的語言[33],而是一種義理豐贍、辭藻豐蔚的語言,所以“能清言”在當時成為一種令人稱羨的能力,如《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引《晉中興士人書》云:“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34]又《賞譽》篇劉孝標注引徐廣《晉紀》:“(殷)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sup >[35]所以“清言”其實乃是語言藝術與玄理表現(xiàn)的結合,清言之能“析理”、“妙辯玄致”,是在其語言藝術的境界中實現(xiàn)的,這正是“言盡意”的基本內(nèi)涵。從現(xiàn)實來看,清言盡意、微言窮理實近于藝術和審美,所以東晉以來又常稱清談為談詠、嘯詠、理詠[36],談論而稱為“詠”,可見東晉清談在義理之外,又注重辭藻聲調(diào)之美,使清談優(yōu)美如詩[37]。余嘉錫先生云:“晉、宋人清談,不惟善言名理,其音響輕重疾徐,皆自有一種風韻?!?sup >[38]即此之謂。牟宗三先生有一個生動的闡述,他認為中國名家所開之玄理哲學是“境界形態(tài)”的,“在中國玄理哲學之‘境界形態(tài)’下,一切名言所不能盡之意與理,吾皆統(tǒng)之于‘內(nèi)容真理’下,而謂其是‘主觀性之花爛映發(fā)’。……而關于這一切‘花爛映發(fā)’之內(nèi)容的體會皆是美的欣趣判斷,故其為內(nèi)容真理皆是屬于美學而表現(xiàn)人格上之美的原理或藝術境界?!?sup >[39]而對此種“境界”的“美的欣趣判斷”本質上即是對語言的審美。因此可以說王導“言盡意”之“盡”乃體現(xiàn)為語言的藝術之境界或審美之境界,這是王導“言盡意”的基本內(nèi)涵,體現(xiàn)了對語言價值的深刻認識。所以“言盡意”的深入影響極大地促進了東晉人審美能力和語言技巧的發(fā)展,這一點是具有重要的文學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