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最后的凈土”

蔣介石最后的賭注，也是最后挽救蔣介石危局的“黃金稻草”，指的就是寶島臺灣。當時社會各階層，甚至包括共產(chǎn)黨，都沒有料到蔣剛被選上總統(tǒng)（1948年5月），年底前就已經(jīng)開始做逃往臺灣的準備了。就國共斗爭而言，這一步棋蔣算先了一著。

之前，蔣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齡訪問臺灣，于27日在臺北發(fā)表感想說：“以臺灣教育的普及，社會基礎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為中國之模范省。”這雖則是官方文告，但由此足見蔣介石對臺灣印象良佳。尤其是去年10月17日國民政府接管臺灣時，剛剛擺脫了日本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榨取的臺灣民眾，30萬人砌成人墻夾道歡迎的場面，讓他感慨良多。他注意到臺灣民心可用，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這里不僅有日本經(jīng)營多年留下的獨立工業(yè)體系，而且還是一塊“未被中共滲透的凈土”；尤其中共打游擊出身，沒有海空軍基礎，臺灣海峽就可成為安全的天然屏障。因此，當大陸敗局漸明時，蔣最終在西康、海南、臺灣三個撤退方向中選擇了臺灣。

然而，就在蔣介石在臺北發(fā)表感想的第二年，臺灣就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民眾反抗國民政府的事件，是為“二·二八”事變。

臺灣產(chǎn)業(y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遭受重創(chuàng)，戰(zhàn)后臺灣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yè)產(chǎn)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yī)院、鐵路、發(fā)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zhàn)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臺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在接管臺灣之后大量印制鈔票應付財政支出，并將臺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共內(nèi)戰(zhàn)，并強行征糧，造成臺灣的糧食短缺、物價飛漲以及惡性通貨膨脹（后來的幣制改革中，竟以1元新臺幣兌換4萬元舊臺幣），短短一年多，臺北市零售米價就漲了400倍。臺灣開始出現(xiàn)饑荒，途有餓殍?！度嗣駥蟆酚?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報載“高雄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賭”，恒春一帶的貧民吃檳榔葉果腹，各地發(fā)生搶米風潮，四處盜賊橫行。這與當時的大陸毫無二致。國民政府管轄臺灣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較前一年增加了28倍。由于物資的短缺與人禍，國民政府管轄臺灣的第二年（1946年），臺灣的生產(chǎn)指數(shù)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臺灣的生產(chǎn)陷入停頓，臺灣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的財產(chǎn)，將戰(zhàn)后日本人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yè)以及600多個單位，通通納入由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設置的27家公司來經(jīng)營；另一方面又延續(xù)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憑借公權力排擠民營公司與民爭利。同時，行政長官公署積極實施全面的統(tǒng)制經(jīng)濟措施，管制各類物資，不僅扼殺了民間工商企業(yè)界的商機，又壟斷了臺灣與大陸貿(mào)易的經(jīng)濟管道，從而造成大量民眾失業(yè)。雖然時值國共內(nèi)戰(zhàn)的非常時期，政府聲稱嚴格的管制政策是為避免奸商操縱圖利，但是政府官員本身卻經(jīng)由臺灣省貿(mào)易局（與臺灣省專賣局并列臺灣兩大統(tǒng)制經(jīng)濟機關），以官商勾結(jié)或亦官亦商的行徑，私自從中牟取暴利，統(tǒng)制所得絕大部分納入官員私囊，這使臺灣的經(jīng)濟命脈遭受到近乎全面性的壟斷與掠奪，導致民不聊生。許多公共建筑、學校的設備以及工廠的生產(chǎn)機具也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后以低價賣往上海謀利，以致工廠因無法生產(chǎn)而關門，工人失業(yè)。原本期待結(jié)束殖民控制的臺灣人，對國民政府延續(xù)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壓榨人民生機，非常失望和不滿。

日本人投降撤出臺灣后，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國民政府在臺灣政治方面，重要職位幾乎全由外省人控制。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9個重要處會的18位正副處長中，只有1位副處長是臺灣本省人（宋斐如，歿于二·二八事件）；17位縣市長中，僅有4名臺灣本省人，且均為從重慶返臺的“半山仔”，并不受臺灣人歡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臺灣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職務的差別待遇，更是引發(fā)臺灣人不滿。相較之下，反倒不如日治時期，臺灣人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管轄臺灣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例如營私舞弊，中飽私囊，把持機關任用自己人，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等常為報刊媒體所報道。駐守臺灣的國民政府軍隊軍紀敗壞，乘車、吃飯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偷竊、搶劫、詐欺、開槍傷人、奸污婦女，與民眾之間的大小沖突不斷。這也使得臺灣人民越來越輕蔑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

統(tǒng)治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臺政策錯誤，官民關系惡劣，軍隊紀律不良，通貨膨脹與失業(yè)等問題嚴重，再加上掌握資源控制權的人士對臺灣人民的種種歧視與打壓，國民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使得臺灣人民深受其害，不滿的情緒不斷累積，最終導致龐大民怨能量的總爆發(fā)，于1947年2月28日發(fā)生“二·二八事變”，并從3月1日起發(fā)展成蔓延臺灣全島的反政府行為。以“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打傷販賣私煙女販、誤殺路人事件為導火索，憤怒的民眾罷工、罷市，沖擊專賣局，包圍警察局，數(shù)千民眾集結(jié)于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愿。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臺北警備總司令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等派出軍警鎮(zhèn)壓，對市民開槍掃射；并申請南京國民政府緊急派兵來臺鎮(zhèn)壓。形勢迅速惡化、失控，最終轉(zhuǎn)化為民眾與政府軍的武裝沖突，并造成臺灣民眾排外情緒，一些暴徒、流氓趁機滋事，演變?yōu)榇?、砸、搶、強奸外省人騷亂事件。

事變最后被鎮(zhèn)壓，這場血案，國民黨系的報紙以及陳儀的記者會上，都強調(diào)外省人的傷亡，如官方的《中央日報》以《臺北秩序恢復，臺胞傷亡數(shù)十人，監(jiān)察院已電令查辦》為標題，稱臺胞死傷不足百人，外省人則死傷超過四百。而實際上，關于事件中外省人被害的情況向無精確統(tǒng)計。3月5日，臺北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報告稱：外省人之被襲擊而傷亡者，總數(shù)在800人以上。3月6日，陳儀向蔣介石報告稱：“遇外省人，不問何人，即肆毆打，不只對公教人員而已。商人亦遭波及，外省人開設之商店亦被搗毀。外省人（臺北市）受傷人數(shù)約在200人左右，且有致死者?！睋?jù)事后各單位向臺灣警備司令部的匯報，在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抵臺之前，外省人死亡或失蹤470人（公務員72人，軍警130人，民眾268人），受傷2131人（公務員1351人，軍警397人，民眾383人）合計為2601人。公家財產(chǎn)損失1.4億臺幣，私人財產(chǎn)損失4.7億臺幣。除毆擊外省人，搶奪公私財產(chǎn)之外，外省婦女也成為侮辱對象。李益中記載：暴徒“見婦女則恣情凌辱，或令裸行以取笑樂”。賴澤涵等人的《研究報告》則稱，“強奸事件也‘偶有所聞’。”

“二·二八”事件死傷最終人數(shù)，據(jù)事后受命巡按臺灣的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報告書，死傷人數(shù)為1860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調(diào)查為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調(diào)查死6300人；4月11日上?！洞蠊珗蟆返禽d了臺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據(jù)報告書所載，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臺胞被屠殺者約在一萬人以上?！比毡尽冻招侣劇氛{(diào)查研究室認為死1萬至數(shù)萬人；美國駐臺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認為死2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diào)查報告則是死18000人至28000人。

事后，引發(fā)“二·二八”事件的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等六人，于“二·二八”事件平息后的3月31日，以殺人及傷害案件被臺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訴。4月3日下午，地方法院判處誤殺路人的傅學通死刑，剝奪公權終身；打傷林江邁的葉得根判處有期徒刑4年6個月，剝奪公權3年；其余4人無罪開釋。同年5月17日，傅學通上訴最高法院，獲得改判10年，而葉得根則維持原判。但這項追究罪責的判決并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本身或事件中眾多受難者的平反。而時任臺灣省行政公署長官的陳儀，于1948年春被調(diào)任浙江省主席。

“二·二八”事件在臺灣歷史上影響深遠，其實純屬官逼民反，是臺灣同胞反貪污、反腐敗、反專制的群眾性自發(fā)斗爭，是反對國民黨腐敗專制的愛國民主運動，與同時期大陸國統(tǒng)區(qū)發(fā)生的“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反迫害”的“五二○”愛國民主運動遙相呼應。同時，它“既是抗暴，反對腐敗政治，又是騷亂；既有正義性與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義性與非理性的成分。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雙重性。只有同時看到這兩個方面，才能正確地掌握事件的性質(zhì)，也才有可能正確地分析并評價它的善后處理”。

“二·二八”事件后，1947年年底，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向中央建議:臺灣需要派駐一支部隊，并規(guī)劃人選。軍務局局長俞濟時于是向蔣中正建言，由于大陸情勢惡化，臺灣是最后的落腳地，必須以精銳的親兵屯駐。于是擱置彭孟緝自行預為規(guī)劃的建議人選名冊，官佐全部都由總統(tǒng)府警衛(wèi)總隊派任，主要干部名單為:警衛(wèi)總隊副總隊長任世桂少將為旅長，俞濟時的機要劉鐵君上校為參謀長，總隊副王瑞鐘上校為第二團團長；其他營長、連長、排長、班長全由官邸派出。1948年2月，這支以蔣介石官邸衛(wèi)隊中的親信官佐為基礎的“臺灣警備旅”，浩浩蕩蕩來臺成軍。為保衛(wèi)臺灣這個逃亡的“避風港”、未來國民黨政府的“復興基地”，“臺灣警備旅”在1950年普遍縮編的情勢下，反而逆流擴編為一個步兵師。

為有計劃地向臺灣轉(zhuǎn)移，放棄大陸，除在臺灣設立警備旅外，在人事上蔣介石也做了一些安排。

1948年8月1日，任命王逸芬擔任財務署第12收支處（臺灣）處長。此項任命可顯示，蔣在1948年的6月至7月早已在部署臺灣的退路。王逸芬為湖北咸寧縣人，生于1907年，逝于約1971年。1940年畢業(yè)于重慶軍需學校，1941年至1948年任職國民政府警衛(wèi)總隊的軍需部門，從團、旅主任到師軍需處長，追隨俞濟時、石祖德，算是蔣介石“官邸”的親信。1949年至1950年1月底，王逸芬在臺的主要任務是看守臺北財務署的金庫，并且監(jiān)督把400兩一塊的金磚，在臺北鑄為1市兩重的小條，即“小黃魚”，發(fā)放給忠于蔣的國民黨軍隊；另外還要到各地接洽金銀運臺灣或算賬。王逸芬的繼配王愛筠為浙江奉化人（蔣介石同鄉(xiāng)——作者注），故在此危疑震撼的關鍵時刻，受到蔣的高度信賴。

12月15日，任命傅斯年為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12月29日，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不久任命蔣經(jīng)國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1948年5月13日，陳誠被免去東北行轅主任，后赴上海割治十二指腸潰瘍。10月，因國共雙方在錦州展開攻防戰(zhàn)離開東北，并且辭去參謀總長軍職，接受蔣介石建議來到臺灣，住臺北近郊的草山養(yǎng)病。12月29日，正在養(yǎng)病的陳誠，突然接到了蔣介石的人事派令。在電文中，蔣介石以不容置疑的語氣，令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

時任空軍總司令的周至柔與陳誠是保定軍校的同學，但與陳誠交惡，有任臺灣行政長官職務的意圖。但蔣介石認為周野心太大，對其不但是私衷里不信任，而且厭惡至極。而對陳誠，不僅信任有加，而且在大陸易手前后，甚至倚為救命的稻草。

陳誠，浙江青田人，出身于保定軍校，東征期間因為惠州戰(zhàn)役受到蔣介石賞識，33歲就當上了軍長；其妻譚祥為譚延闿之女，宋美齡的干女兒。譚延闿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28歲欽點清朝的翰林，三任湖南總督，中國國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長；而且書法名滿天下，為民國四大書法家之首。譚延闿與蔣介石夫婦交情甚契， 1927年12月蔣介石和宋美齡結(jié)婚，譚延闿即為介紹人。1930年9月，譚延闿患腦溢血，去世前把小女兒譚祥托付宋美齡，囑托蔣氏夫婦在青年軍官中為其物色才識卓越、前途遠大的乘龍快婿。后來，蔣氏夫婦從胡宗南、陳誠兩位人選中最終選中了陳誠，做媒將干女兒嫁給了他。但陳誠為有婦之夫，其原配夫人吳舜蓮為舊式裹足家庭婦女，在外求學、從軍多年的陳誠對其毫無感情，即使回家也是獨居一室，拒絕與夫人同室共寢；吳舜蓮曾因不堪冷落而用剪刀自殺過，其婚姻可謂名存實亡。陳誠便托同鄉(xiāng)前輩、吳舜蓮的哥哥等人，出面進行勸導，要吳氏同意辦理離婚手續(xù)。淳樸、老實的吳舜蓮，在各方勸說下只好同意離婚，并決心終身不再婚嫁。當時她只提出了一個可憐的條件：“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須同穴。”陳誠婚后，宋美齡的這個干女兒便成了蔣介石和陳誠緊密合作、相互信任的一種推動力。而每當陳誠在人事關系上遇到麻煩時，譚祥也親自出面到干媽宋美齡面前說情表白，使之化險為夷。

諸多史料都認為，陳誠堪稱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自投身黃埔以來，一直是蔣介石最信任的核心骨干，追隨其左右，達半個世紀之久。陳誠也是少數(shù)國民黨高級干部中，敢于在蔣介石面前講真話的人。他之所以自始至終能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其在風雨飄搖的歲月中表現(xiàn)出的耿耿忠心，當為主要原因。在臺灣時期，陳誠更是蔣介石治理“黨國”的途程中，不可或缺的頭號旗手。設若蔣介石沒有陳誠在危急存亡之秋伸以援手，化險為夷；在局勢稍事穩(wěn)定后，假使沒有陳誠從旁匡輔，將一團亂麻的軍政事務一肩挑起，那么，不僅蔣氏個人的政治生涯將發(fā)生丕變，即便是國民黨當局撤退臺灣的歷史恐怕亦將改寫。國民政府接手后的臺灣，由于受國共內(nèi)戰(zhàn)影響，舊臺幣也貶值相當嚴重：1948年1月19日，臺幣對法幣（當時已巨貶）之匯率為1:95；5月17日，臺灣銀行發(fā)行500元及1000元大鈔；新臺幣發(fā)行時（1945年6月15日），1元新臺幣就可兌換4萬元舊臺幣。當時臺灣省政府奉命依金圓券發(fā)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將臺糖總資產(chǎn)1.2億美元，劃撥4300萬元；將臺灣造紙總資產(chǎn)2500萬美元，劃撥800萬元，使臺灣進一步被卷入中國大陸惡化的經(jīng)濟情勢中。而當時金圓券1元兌換臺幣1835元亦明顯高估，中國大陸流入臺灣套匯的活動，使臺灣面臨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壓力，經(jīng)濟情況更趨惡化。陳誠接受臺灣省主席任命后，與蔣介石商量，需用一大筆金銀“現(xiàn)金”，向臺灣購買米糖及臺幣，借以穩(wěn)定臺灣基地的經(jīng)濟金融，以避免大陸黃金擠兌慘劇在臺重演，臺灣被通貨膨脹的巨嘯所沖毀淹沒。那么，這批金銀“現(xiàn)金”從何而來呢？

1948年3月16日，中國文物寶藏600箱由上海運往臺灣。

11月10日，傅斯年、王世杰等決定將倫敦故宮精品500箱，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圖書館之珍貴文物運臺灣。

12月15日，國民政府派機赴北平接出胡適等學者。

與此同時，大批大陸重工業(yè)設備也開始陸續(xù)運往臺灣。

……

一場創(chuàng)世紀大遷徙，已拉開了帷幕！

1948年11月中下旬，國共戰(zhàn)爭情勢劇變，人民解放軍飲馬長江，京滬蘇杭震動。此時的蔣介石又緊受李宗仁、白崇禧為核心的桂系的壓力，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敵，他心知，保存在上海中央銀行的這些金銀美鈔必須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點”了。此“安全地點”就是隔海的臺灣。那么，在這河山變色、乾坤易主之際，蔣介石又是怎樣部署，瞞天過海，偷運這些“深染兩岸人民血淚”的黃金的呢？

1. 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

2. 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