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如星如日的光芒——論詩的思想美

在詩歌作品中，美的思想，像夜空中指示方向的北斗，撫慰人心的月光，像黎明時令人振奮的早霞和光芒四射的朝陽。

沒有美的思想的詩作，就猶如天空中沒有北斗和月亮，沒有霞光和太陽，天地間只剩下一片灰暗的霧霾或者日月無光的漆黑。

詩的思想美，是詩的靈魂，是詩美最重要的美學內(nèi)涵之一，也是詩美學絕不可輕忽的論題。在論述了審美主體的構(gòu)成之后，且讓我就從這里奮力前行，繼續(xù)我的詩美學艱難而沒有終點的征途。

一

重視思想，追求詩的思想之美，是古今中外優(yōu)秀詩人的共同美學主張，也是古今中外優(yōu)秀詩作的共同美學特色。

我們先對中國詩歌史與中國詩論史作一次匆匆的巡禮。在中國詩論史上，最早提出詩歌創(chuàng)作應該重視思想的，是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尚書·堯典》，它高標三個大字：“詩言志。”雖然后人對“志”的內(nèi)涵之解釋各有不同，雖然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不同遭遇的人所言之志也會大不相同，但是，“志”包括了或者說主要是指思想，這卻沒有疑義。從中國詩歌史的發(fā)展來看，產(chǎn)生“詩言志”這一中國古代文論的經(jīng)典命題，主要是進步的積極的作用。中國古老的“詩言志”的旗幟，被一代一代的詩人和詩論家高舉和傳遞下來。屈原繼承了詩經(jīng)的“言志”傳統(tǒng)，“惜誦以致愍兮，發(fā)憤以抒情”（《惜誦》），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這里的“憂愁幽思”，是指屈原創(chuàng)作的動機和基礎(chǔ)，當然也是指思想。后來，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稱贊屈原“放言無憚，為前所不敢言”，更說明了屈原思想的尖銳和大膽。在中國古典詩學的審美概念中，“志”與“意”是相通的，它們基本上是同義語，只是“意”比“志”更具體化而已。魏晉時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繼《詩經(jīng)》與《楚辭》之后進一步繁榮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時代，也是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文學進入了自覺時代的時代，李白所美稱的“蓬萊文章建安骨”，就是以“建安風骨”為標志的建安詩歌，它強調(diào)反映現(xiàn)實，抒寫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所以情文并茂、文質(zhì)合一就成了它的基本特征。建安詩歌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曹丕，其《典論·論文》，是《毛詩序》之后的最重要的文論，也是中國現(xiàn)存的最早的文論專著，它提出了“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的主張?！皻狻钡膬?nèi)涵雖不可一語而盡，而且它主要是指作者的主體素質(zhì)與詩文風格，但與“意”卻不可分割，因為曹丕認為“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所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他在強調(diào)“以氣為主”時，又高標“見意”一詞。這，也可以使我們從理論這一側(cè)面窺見建安詩歌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原因。后代優(yōu)秀的詩人和詩論家，都不同程度地就此作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fā)揮。如唐詩人杜牧的《答莊充書》：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彩章句為之兵衛(wèi)，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wèi)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茍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辭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阛闔，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

與曹丕一樣，杜牧所說的是“文”，其實也包括詩歌。杜牧的看法并不完全是前人的重復，而是有自己的發(fā)展，他以顯示了中國文論傳統(tǒng)特色的形象生動的語言，從正反兩方面說明有無思想在作品中所產(chǎn)生的不同效果，并說明了思想與文辭（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他所指的那種徒然在詞句上堆金砌玉剪翠裁紅而思想貧乏的情況，亦即“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在時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也仍然可以常?？吹剿鼈兊嫩欅E。

兩宋諸家論詩的短札和談片，輯錄成書的有南宋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與魏慶之的《詩人玉屑》?！对娙擞裥肌肪砹匆浴懊狻睘轭}，援引了不少宋人對“意”的看法，其中就有蘇軾“詩者，不可言語求而得，必將觀其意焉”之語。其實，南宋詞人、詩論家葛立方的《韻語陽秋》就曾經(jīng)記載，蘇軾流放海南島時，對葛延之誨以“作文之法”，其要旨是：“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痹饍纱撛娭兄庹叽环θ?，但多是前人比喻的重復，或稍加變化而新意不多。明代的詩歌理論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在談到詩中之意時，謝榛《四溟詩話》的有關(guān)見解值得特別注意。謝榛用的是主客問答體，這是秦漢文章中常用的體裁，在賦中尤為多見，開后人無數(shù)法門，如枚乘的《七發(fā)》、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等等，中外攸同，古希臘論文中也常見此體。謝榛有關(guān)“意”的回答如下：

有客問曰：“夫作詩者，立意易，措辭難，然辭意相屬而不離。若專乎意，或涉議論而失于宋體；工乎辭，或傷氣格而流于晚唐。竊嘗病之，盍以教我？”

四溟子曰：“今人作詩，忽立許大意思，束之以句則窘，辭不能達，意不能悉。譬如鑿池貯青天，則所得不多；舉杯收甘露，則被澤不廣。此乃內(nèi)出者有限，所謂‘辭前意’也?；蛟炀涓ゾ?，勿令疲其神思，且閱書醒心，忽然有得，意隨筆生，而興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慮所及?；蛞蜃值镁?，句由韻成，出乎天然，句意雙美。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聲在耳，登城望海而浩蕩之色盈目。此乃外來者無窮，所謂‘辭后意’也。”

謝榛絕不是否定詩中之“意”的重要性，而是認為“意”應該由外物，即由作為審美客體的生活所感發(fā)，同時，它還必須和形象的感受與描繪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他所不主張的是“辭前意”，用我們今天的語言，就是主題先行，從概念出發(fā)。謝榛更多地看到了文藝創(chuàng)作的特殊藝術(shù)規(guī)律，他是從詩的藝術(shù)來看詩“意”的，這實質(zhì)上是對思想的真正的重視，因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思想只有從生活體驗中來而非從教言指令中來，只有藝術(shù)地表現(xiàn)而不是直接地陳述，才真正具有打動人心的美學力量。

唐宋以后，詩歌創(chuàng)作似乎難以為繼，但經(jīng)歷了元明兩代相對的低潮，清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卻掀起了一場壯盛而凄美的晚潮，雖然聲威不及唐代，然而也可以說人才輩出，佳作不少，總的成就在元明之上。有如晚霞，霞光依然照人眼目。在詩歌理論方面，清代的詩話、詞話盛極一時，集前人之大成而有新的發(fā)展。清代的詩論，一脈相承了前人對“意”的看法又有許多獨到之見。如清代詩論家葉燮就倡導著名的“才、識、膽、力”之說，他并且強調(diào)四者之中“識”居于第一的地位?！白R”，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指思想。在《原詩》中，葉燮還說：

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間。

葉燮所說的志的“高”“大”“遠”，是他對詩中思想的幾項具體要求。當然，他的所謂“高”“大”“遠”，是有其特定的時代內(nèi)涵的，和今天我們運用這些概念自然有所不同，但作為詩的思想美的總原則，葉燮不僅發(fā)展了前人的理論，而且也提供了值得我們參考的思想資料與資源?！盁o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之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也?！鼻宕枷爰?、哲學家、史學家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的上述議論，更可以看成是中國古典文論對“意”的重要性的總結(jié)。

中國詩歌史的源頭是《詩經(jīng)》，在風雅頌這三道泉流匯成了詩經(jīng)這一中國詩史的江河源之后，中國詩歌的長河源遠而流長，流過了兩千多年的時間，許多詩人揚帆于這河流之上，佳作之多有如翻騰不息的浪花。但是，只要我們認真檢視，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jié)論：中國古典詩史上那些第一流的或者說最優(yōu)秀的歌手，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站在時代的前列，站在他們時代最先進的思想水平上，他們不僅是以自己的詩藝推動了詩歌藝術(shù)的發(fā)展，而且也以自己心靈的歌唱和對理想的追求，感動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并豐富了人類思想史的寶庫?！对娊?jīng)》，大都是無名氏的集體創(chuàng)作。而屈原，則是中國詩史上第一位具名的大詩人。司馬遷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彼抉R遷在這里明確地提出了屈原之“志”，可見他對于屈原作品的思想的重視?！短靻枴肥侵袊娛飞献顬楣迤鎵邀惒⑶腋挥谡芾硭伎嫉脑娖?，屈原一連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表現(xiàn)了他對宏觀世界的探索和博大的宇宙意識，其哲理思辨的高度和深度，在世界詩史中都是不多見的。中國古典詩史上最長的抒情詩《離騷》，集中地表現(xiàn)了屈原的美政理想，在這首長詩的結(jié)尾他信誓旦旦：“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如果我們不苛求先哲，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思想史是一個對前人既有揚棄也有繼承的發(fā)展過程，我們同時也就不會否認，屈原“美政理想”中所包括的對國家統(tǒng)一的憧憬，實現(xiàn)“有德在位”“舉賢授能”“勤儉治國”的民本主義的思想和愿望，以及主張“法洽”而反對“心治”的主張，是他所處的那一個大變革時代的最先進的思想，直到今天也還值得我們肯定和追慕。李白，這位盛唐時代繼承屈原的積極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偉大歌者，他千百年來為人民所崇敬熱愛，是因為他的藝術(shù)，也是因為他的思想。在唐代詩人的軍陣中，他和杜甫是并肩而立的兩大旗手，他所達到的思想的高度和深度，那種對理想和自由的向往，對個性和生命的張揚，對國事的關(guān)懷和對人民的同情，對權(quán)貴與黑暗腐朽的現(xiàn)實政治的否定，在中國古典詩人中可以和他相較的并不多見。杜甫，這位對李白“憐君如弟兄”的詩人，不更是如此嗎？“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北征》），“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他的人格淳厚崇高，思想深厚博大，中國詩史上能和他相比的詩人，寥寥可數(shù)。他以如椽之筆抒寫時代的動亂，社會的貧富對立，從那些時代風云圖中，我們固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不是一般詩人所可以企及，即使是他對平凡的生活情景的描繪，我們的心魄也會被他的仁愛博大所征服。至于南宋，并世而立的兩位大詩人一是辛棄疾，一是陸游。他們生當南宋末造，正是所謂國家多事之秋，風雨飄搖之日，他們的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極為豐富，但其中突出的主調(diào)就是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對當權(quán)者荒淫誤國的憎恨，對祖國統(tǒng)一的渴望。特別令千載以下的讀者感動的是，就像屈原為了自己的理想而“九死其猶未悔”一樣，他們經(jīng)受重重挫折，但上述這種思想至死而不改?！靶淅镎淦婀馕迳?，他年要補天西北。且歸來，談笑護長江，波澄碧?！保ā稘M江紅·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莫望中州嘆黍離，元和盛德要君詩”（《定風波·莫望中州嘆黍離》），“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老大那堪說》）——這是辛棄疾慨當以慷的豪唱；“枕上屢揮憂國淚”（《送范舍人還朝》），“一身報國有萬死”（《夜泊水村》），“諸君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追感往事》），“公卿有當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夜讀范至能攪轡錄》），“睡覺寒燈里，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夜游宮·記夢寄師伯渾》）——這是陸游出自肺腑的悲歌。陸游，他曾經(jīng)多次表示了自己身后的愿望，以下均為他七十歲以后的作品：

細雨春蕪上林苑，頹垣夜月洛陽宮。

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書憤》

老去轉(zhuǎn)無飽計，醉來暫豁憂端。

雙鬢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

——《感事六言》之一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guān)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訴衷情》

詩品出于人品，不論時代如何發(fā)展，詩風怎樣變化，二者之間情況如何復雜，但從整體與原則而言，這是千古不易的美學原理。我們只要將與陸游同時代的某些詩人的詩作，與陸游的上述作品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到詩人的人格和思想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南宋之時，言詩必曰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尤袤的詩集湮沒無存，可以不論，楊萬里和范成大雖各有成就，尤其是楊萬里，但他們卻不能和陸游相提并論，更不要說那些等而下之的作手了。陸游在《讀杜詩》中說：“……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笫赖髟娙丝?，使我撫幾空嗟咨?！彼u論杜甫的話，我們不是可以借用來贊美他自己嗎？憂國憂民，深厚博大的時代感和莊嚴的歷史使命感，是從屈原以來的中國詩人的可貴精神，如果沒有這種精神，是不能被稱為詩人的，如果僅僅只是以一般意義的“詩人”去衡量那些真正的詩人，那只能是一種誤解或是一種不敬。真正的詩人，并不僅僅是一個寫詩的人，而應該同時也是胸懷博大的思想家和站在時代前列的先驅(qū)。思想家與先驅(qū)的內(nèi)涵可能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無論什么時代，它都應該是衡量真正的杰出詩人以至偉大詩人的重要標尺。

世界詩史上進步的詩人和作家，他們也十分看重詩的思想，形成了一個可貴的傳統(tǒng)，如果把他們關(guān)于詩的思想美的言論輯錄起來，可以成為一本厚厚的專書。下面是掛一漏萬的引述：

在藝術(shù)和詩里，人格確實就是一切。但是最近文藝批評家和理論家自己本來就虛弱，卻不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在文藝作品里，偉大人格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多余的因素。

——歌德

有兩類毫無意義的作品：一類是由于用詞語代替感情和思想的不足；另一類是由于感情和思想的充沛，卻缺乏達意的詞語。

——普希金

詩句難道不是詩嗎？你這樣問。僅僅是詩句不是詩。詩存在于思想中，思想來自心靈。詩句無非是美麗身體上的漂亮外衣。

——雨果

一首完美的詩，應該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始于喜悅，終于智慧。

——佛洛斯特

如果再煩瑣地列舉，那將是“名言錄”的工作，而不是我這篇文章所能夠擔負的任務。我只想以此說明：對思想的重視，是古今中外有正確價值觀念的詩人的共同美學主張。否定思想的作者，其實他們也表現(xiàn)了某種思想，但他們的思想往往缺乏美學價值，只具有負面意義。下面，我想從世界詩史中請幾位杰出的詩人作證，以證明我上述的看法符合詩歌創(chuàng)作的客觀規(guī)律。

即以拜倫而論，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曾給予他以極高評價。拜倫，人稱“世界詩壇上的一顆光芒奪目的彗星”，又是一個“震撼舊世界的自由與正義的禮贊者”，他不僅以他的詩作批判了舊社會的種種弊病，而且也以他的篇章贊美了法國大革命和席卷全歐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他逝世前最后一首詩題名為《今年我度過了三十六歲》，詩人寫道：

若使你對青春抱恨，何必活著？

使你光榮而死的國土

就在這里——去到戰(zhàn)場上，

把你的呼吸獻出！

拜倫，他在《普羅米修斯》一詩中曾經(jīng)贊頌普羅米修斯有“不屈不撓的偉大靈魂”，而從拜倫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來看，他何嘗不是如此？普希金贊美拜倫是“思想界的君王”，正是從詩人應是思想家的高度著眼的，而他稱拜倫為思想界的“君王”，可見評價之隆，也可見他對詩人要求之高。至于拜倫的友人、英國的另一位積極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其《西風歌》中的名句是：“如果冬天已經(jīng)來臨，春天還會遠嗎？”正因為如此，有人才稱贊他是“天才的預言家”。試想，如果沒有進步的崇高的思想，怎么能成為預言家呢？十九世紀俄羅斯詩人普希金，被稱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俄羅斯文學之父”，高爾基曾說，普希金之于俄國文學，正如達·芬奇之于歐洲藝術(shù)，同樣是巨人。他之所以成為俄羅斯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是其所處時代的一位最先進的人物。正如他在《致娜·雅·波柳斯科娃》一詩中所說：“我平凡而高貴的豎琴，從不為人間的上帝捧場，一種對自由的自豪感使我從不曾為權(quán)勢燒過香……是愛情，是隱秘的自由使樸實的頌歌在心中產(chǎn)生，而我這金不換的聲音正是俄羅斯人民的回聲?！币话艘黄吣辏障＝鹗藲q時寫出《自由頌》并以手抄本廣為流傳，俄皇亞歷山大一世將其流放北方數(shù)年之久。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故作姿態(tài)，于一八二六年九月“赦免”他并召回莫斯科。在此之前的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月，十二月黨人舉行了反對沙皇尼古拉的起義，五人被判處絞刑，一百多人被流放到苦寒的西伯利亞。沙皇問詩人說：“普希金，如果你在彼得堡，你也會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那次起義嗎？”普希金的回答出乎沙皇的意料之外，他說：“一定的，陛下，我所有的朋友都參與其事，我是不會不參加的。”正因為如此，俄國文學批評大家別林斯基說“普希金的詩歌是充實的，它的充滿內(nèi)容，正像多棱形的水晶充滿陽光一樣”，而蘇聯(lián)文藝理論家盧那察爾斯基也稱道普希金“把自己的血化為紅寶石，把自己的淚化為珍珠……他的詩充滿感情，富于思想，可是感情和思想幾乎總是包括在具體的、浮雕式的、因而吸引人心的形象之中?！?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20/10072140612226.png" />

在世界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國三大詩人，是歌德、席勒與海涅?；顒佑谑攀兰o上半葉的海涅，在四十年代攀上了他創(chuàng)作的高峰，他的世界觀中雖然也有矛盾。但由一般的抒情詩人進而為時代的鼓手，他總是隨著時代一起前進，他的筆鋒總是朝向黑暗腐朽的現(xiàn)實和反動的封建統(tǒng)治?！拔沂莿Γ沂腔鹧妗?，這是他的名作《贊歌》反之復之的開篇與結(jié)尾，這是他以詩的意象所作出的自我期許與寫照。

十九世紀美國的杰出詩人惠特曼，是一位畢生為民主自由而謳歌的歌手。“一切，都要為了活著的人呵，群眾，應當是一切主題的主題”（《我曾不斷地探索》），他的作品歌唱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民主政治，贊頌歐洲各國反對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斗爭，宣揚廢奴主義，表現(xiàn)了就美國當時來說所能具有的最先進的思想?！罢嬲齻ゴ蟮脑姵３Ｊ敲褡寰竦慕Y(jié)晶”，他服膺海爾德這一見解并予以引用?；萏芈员环Q為“美國的莎士比亞”，他之所以終其一生只出版了一本《草葉集》就奠定了自己在美國詩史上的崇高地位，最根本之點不正是在于他的思想是先進的，他的作品是“民族精神的結(jié)晶”嗎？是的，平庸陳腐的詩歌首先是由于思想的平庸與僵化，一般化的詩歌，首先是由于思想的一般化公式化。歷史上那眾多平庸的一般化的詩作，都像浮云輕煙一樣隨風而逝，而真正的詩歌，總是高尚、進步、深刻的思想的驕子。任何時代的杰出詩人，必然是他那一時代思想的先驅(qū)。那些崇高的或優(yōu)美的詩章，將長久地活在讀者的心頭，永遠銘刻在歷史的記憶里。

二

詩的思想之美，總是和真與善攜手同行的，沒有真與善，也就沒有美。在這個前提下，衡量思想之美還有一些其他的尺度。因此，詩的思想的美與不美，有正誤、善惡、高下、深淺之分。

美與真是一對孿生兄弟。真雖然并不就等于美，但是，沒有真就沒有美，凡是虛假的東西，都絕不可能引起人的美感。社會生活是如此，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也是這樣。十七世紀法國古典主義者波瓦洛（又譯布瓦洛）說：“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愛?！?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20/10072140612226.png" />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通過他的人物之口宣傳了他的觀點：“假如藝術(shù)不能和真理并存，那就讓藝術(shù)去毀滅吧！真理是生，謊言是死?！绷_曼·羅蘭是把“真”提升到“真理”這個高層次來認識的，這樣就使如何看待“真”有了一個較為客觀的標準。我以為，并不是生活中任何表面現(xiàn)象和人的任何性質(zhì)的感情，都可以稱之為“真”?！罢妗保敲赖幕A(chǔ)，它是一種“合規(guī)律性”，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真”包括兩個方面的內(nèi)涵，一是指作品所反映的客觀現(xiàn)實內(nèi)容，一是指主觀反映的形式，也就是詩作者對生活的認識和評價。那么，怎樣才是具正意義的而且是藝術(shù)上的“真”呢？從原則上說來，它是指詩人對生活的認識和藝術(shù)表現(xiàn)，要符合生活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要符合歷史與時代的潮流與走向，要符合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就思想而言，也是如此。如十九世紀為反抗沙俄統(tǒng)治而流亡巴黎的波蘭作曲家、鋼琴家肖邦，他在《人生哲學》一詩中就曾莊嚴地宣告：“祖國，我永遠忠于你，高歌，奮斗，為你獻身用我的琴！”真實的思想不一定是美的，而美的思想一定是真的，因為它合乎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方向，它反映了大多數(shù)人的愿望和意志。用這一標準去衡量，詩的思想就有了正誤之分，而正確與錯誤，就構(gòu)成了思想的美與不美的最初的分界線。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詩歌被迫參加了風行于大陸的造神運動，淪為“四人幫”政治圖謀的工具。有的詩人出于義憤三緘其口，有的詩人無所適從而隨波逐流，有的詩人不甘寂寞而像風信標一樣隨梆唱影。但是，除了老一輩詩人郭小川的《團泊洼的秋天》等作品之外，青年詩人北島寫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亦即“四五”運動時的《回答》，無疑應該充分肯定：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著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已過去了，

為什么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fā)現(xiàn)了，

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如果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zhàn)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注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新的轉(zhuǎn)機和閃閃的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望的眼睛。

這首詩特定的歷史背景，是轟雷怒潮般的天安門“四五”運動。這首詩的基本思想傾向，是對“四人幫”的統(tǒng)治以及他們種種宣傳的懷疑和否定，同時表現(xiàn)了對新的歷史轉(zhuǎn)機的希望，和對祖國的光明未來的預言。它也許沒有天安門詩歌中其他一些詩作那樣直截明快，因為它采用的是新詩的形式，用的是比較現(xiàn)代的手法，思想內(nèi)容以含蓄的方式表現(xiàn)。詩的內(nèi)容和風格本應是多種多樣的，我們不必以一種模式來要求所有的作品，在極權(quán)政治高壓之下的那萬馬齊喑的時代，北島這首詩所表達的思想不僅是正確而正義的，而且需要難能可貴的非凡膽識，我們不能輕易否定這種詩的思想美。

美與善的關(guān)系，是美學中一個十分古老而又常青的重要問題。在古希臘，不僅蘇格拉底認為美與善不可分割，亞里士多德也說過：“美是一種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為它是善?！?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20/10072140612226.png" />而德謨克利特的看法是：“永遠發(fā)明某種美的東西，是一種神圣的心靈的標志?！?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20/10072140612226.png" />當然，美也并不等于善，因為“善”是一種“合目的性”，是一種倫理道德的觀念和規(guī)范，但是，美是以“善”作為它比“真”更為重要的基礎(chǔ)的，因為事物普遍都具有的屬性是“真”，而“善”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必然具有的屬性，而只是一部分事物具有的屬性。如果說，“真”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條件，那么，“善”就是決定性的條件。思想，本質(zhì)上是一種審美判斷，也是一種審善判斷。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思想，就其道德倫理性質(zhì)來說，如果是卑下的，那它即使是真實而并非虛假的，也不能構(gòu)成我們所說的美，因為藝術(shù)作品中的思想之所以為美的思想，倫理道德上的規(guī)范——“善”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藝術(shù)作品一旦違背了善，就不可能構(gòu)成美感?！都t樓夢》中薛蟠那些所謂的詩作，大約也真實地表現(xiàn)了靈魂卑污的花花公子的真實思想吧？但是，有誰能說他那些作品是“美”的呢？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揚善抑惡，褒美貶丑，是詩人神圣的使命。

時窮節(jié)乃見。讓我們看看中外詩史上那些仁人志士的絕命之作吧：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

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天祥《正氣歌》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譚嗣同《獄中題壁》

假如要用我的鮮血去增添黎明的絢彩，

拿了它罷，為著你的寶貴的需要，

讓它的丹紅染上那令人覺醒的光芒！

——何塞·黎塞爾《絕命詩》

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解到大都（今北京），《正氣歌》是他犧牲前不久的作品。譚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中國近代史上維新變法的杰出人物，是中華民族的奇男子與偉丈夫。何塞·黎塞爾是菲律賓抗擊外敵的民族英雄。他們這些作品都有強大的打動人心的力量，閃耀著思想之美。這種思想之美，都無一例外地是和善聯(lián)系在一起的，雖然這些“善”所包容的政治倫理道德的具體內(nèi)涵有所不同，但它們同為“善”則一。由這里可以看到，與思想之真相對，假不成其為美，與思想之善相對，惡不成其為美，思想不僅有真假之分，而且也有善惡之別，總之，惡與假形影不離，都屬于丑的范疇。

思想，除了因真假而有正誤之分，因善惡而有美丑之別以外，還有高下深淺的不同。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說：“一切的藝術(shù)是宣傳?！蔽覀兛梢苑催^來說，并不是一切宣傳都是藝術(shù)。但是，衡量一首詩的美學價值，最高的也是最終的標準畢竟還是詩意地或者說詩化地表現(xiàn)出來的美的思想。俄國大詩人萊蒙托夫在《詩人》一詩中說過：“你的詩，好像神靈從人群上掠過去，對那崇高思想的回響，好像古老塔上的鐘，在莊嚴而貧困的人民中間鳴響?！比R蒙托夫提出的“崇高思想”的看法，值得我們深思。所謂崇高思想，并不是人為地拔高的口號，也不是純粹主觀的理念教義，更不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赤裸宣傳，而是從時代生活中來而附麗于形象之充滿個性激情的美的思想，它的特征就是閃耀著善的理想的光芒，給人以一種名為“崇高感”的美的感受。

這種思想的高下深淺的不同層次，從不同詩人寫同一題材的詩中，更可以明顯看出。杜甫與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jù)等人，在安史亂前同登長安近郊的慈恩寺塔，憑高臨眺，各有抒發(fā)懷抱之作，但憂國憂民的杜甫，他思深慮遠，已預見到時代的動亂即將到來，在盛唐的烈火烹油的盛景之中，他的琴弦上已然有時代的哀音鳴奏：“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厣胶銎扑?，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云正愁！”因此，他的作品在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就遠遠超出和他同時登臨的詩人之作。鸛雀樓，原在山西永濟市西南城上，樓高三層，前可瞻望磅礴的中條山，下可俯瞰奔騰的黃河，在唐代，它是登臨勝地，有不少詩人登臨詠唱，如：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王之渙《登鸛雀樓》

城樓多峻極，列酌恣登攀。

迥臨飛鳥上，高謝代人間。

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今年菊花事，并是送君還。

—暢諸《登鸛雀樓》

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云樹共茫茫。

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

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為長。

風煙并起思歸望，遠目非春亦自傷。

——李益《同崔邠登鸛雀樓》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燕過。

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

漁人野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

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張喬《題河中鸛雀樓》

王之渙的詩，所站者高，所見者遠，所懷者大，一派盛唐之音，時空意識強烈，蘊含的哲理深邃崇高。暢諸之詩，《全唐詩》誤為其兄暢當所作，且只載中間兩聯(lián)四句，今據(jù)《中華文化論叢》有關(guān)考證文章改正。雖然宋代胡仔說：“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之句“雄渾絕出”，清人沈德潛也認為“不減王之渙作”，這也許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吧，我以為暢諸的詩不僅沒有后來居上，而且較之王之渙所作，在思想境界上要遜色得多。盡管以后中唐名詩人李益以及張喬等人也跟蹤而來，各有題詠，但如果要作一番評比，仍然相形見絀，一等獎非王之渙莫屬。一千多年來，這些詩作在群眾閱讀中的接受狀況，以及在民族審美心理上的不同影響力，就是時間與歷史這一不為任何外力所左右的終評委所作出的公正的審美裁判。

愛情，這可以說是文學藝術(shù)的永恒主題了，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古希臘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都有歌詠愛情的篇章，或有關(guān)于愛情的歌唱。中外古今的詩人，不知有多少作者向愛神奉獻過他們的心曲，而在中外詩歌史上，那眾多優(yōu)秀的愛情詩，的確是人們精神生活的珍品。如唐詩人李商隱的眾多《無題》之作，如宋詞人柳永、晏殊、歐陽修、晏幾道、蘇軾、秦觀、李清照、陸游等人的有關(guān)篇章，如清詩人龔自珍《己亥雜詩》中歌詠愛情的風華旑旎之什。英國偉大詩人與戲劇家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固然是文藝復興時期反封建的人文主義的愛情經(jīng)典，他的詩作《一對情人肩并肩》也是傳世的愛情名作。英國女詩人伊麗莎白·巴雷特癱瘓二十多年，因為詩人羅伯特·勃朗寧堅貞的愛情，她居然奇跡般地恢復了健康，并且寫出了四十四首優(yōu)美的愛情詩，并總題為《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詩》，其中的《我是怎樣地愛你》，被認為是最有名的英語愛情詩。但是，在眾多外國詩人所作的可以稱為佳品的愛情詩中，我特別欣賞匈牙利偉大愛國詩人和革命家裴多菲以及蘇聯(lián)詩人西蒙諾夫的愛情詩。他們的這些愛情詩不僅寫得極其真摯和熱烈，而且在思想的高度上也是許多詩人難以企及的。他們把對愛情的傾訴與抗擊外來侵略以及祖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聯(lián)系起來，表現(xiàn)出一種嶄新而崇高的思想境界，這在愛情詩中，具有不同凡響的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

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人所熟知的了，西蒙諾夫的《等著我吧》寫于一九四一年，即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最艱難困苦的時期，以一位紅軍戰(zhàn)士向女友的傾訴結(jié)撰成章。全詩分為三節(jié)，均以“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領(lǐng)起，反復回旋，纏綿悱惻而又蕩氣回腸。如最后一節(jié)：

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敗！

就讓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說我僥幸——感到意外！

那沒有等下去的人不會理解——

虧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連天的戰(zhàn)場上，

從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來。

我是怎樣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兩個人明白——

只因為同別人不一樣。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西蒙諾夫在戰(zhàn)地掩蔽所中寫成的這首詩，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表現(xiàn)了俄羅斯婦女對愛情死生不渝的美好品質(zhì)，表現(xiàn)了蘇聯(lián)軍民對反法西斯愛國戰(zhàn)爭必勝的堅定信念，如果說柳永的詞風行一時，以至“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那么，西蒙諾夫此詩一出，的確是“凡有紅軍戰(zhàn)士處皆能誦《等著我吧》”。

愛情詩，當然不止裴多菲與西蒙諾夫的作品這樣一種思想境界，也不只是這樣一種寫法，生活與藝術(shù)的天地和境界，本來應該是無限廣闊和無限多樣的，但是，近些年來有些人提倡所謂“下半身寫作”，有的人說“可以發(fā)一點性意識的詩作，愛情詩光寫情而回避人類的本性就顯得簡單膚淺”，這種意見我不敢茍同。我讀過一些此類“愛情詩”，如專寫女人愿作“黃色的放蕩的女兒”，“我要在你的隧道里不停地掘進”等等，我認為這并不是什么“創(chuàng)新”，純感官、純生物的所謂“性意識”描寫，雖然也許是出自作者的真情實感，可是它并不能給人以美的感受，更談不上思想的啟示，因為它們是低俗乃至粗俗甚至惡俗的代名詞，是令讀者掩鼻的文字垃圾！

詩的思想美，不僅表現(xiàn)在詩人對社會變革、歷史發(fā)展和美好愛情這一人類的永恒主題的關(guān)注，也表現(xiàn)在對人類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的關(guān)愛與隱憂。世上的蕓蕓眾生，不僅生活在人與人的關(guān)系所構(gòu)成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也生活在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之中?，F(xiàn)代人類學家和生物學家，將原始社會人對自然的敬畏稱為“白色文明”，將農(nóng)耕社會人與自然的大體和諧稱為“黃色文明”，將工業(yè)社會人對自然的破壞稱為“黑色文明”，而今日所迫切需要建設(shè)的則是“綠色文明”。中國古典詩歌中田園詩與山水詩的形成與繁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古人對大自然的親近、欣賞和天人合一式的和諧與認同。陶淵明、謝朓、李白、孟浩然、王維等詩人的許多詩作就是如此。古代沒有“環(huán)?！被颉碍h(huán)境保護”的現(xiàn)代觀念，但古典詩歌中有一些詩作，客觀上確乎表現(xiàn)了古今可以相通的環(huán)保意識，從而顯示了一種另類的思想之美，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