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
年譜
吳承恩,字汝忠,又字以忠,號射陽居士?!跋仁罎i水人,然不知何時徙山陽。遭家窮孤,失譜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詳也?!保ā断雀e墓志銘》,下引皆同)高祖吳鼎;曾祖吳銘,余姚訓(xùn)導(dǎo);祖吳貞,天順八年(1464)頃仁和教諭,即卒于任所。父吳銳,字廷器,晚號菊翁,生天順五年(1461)七月二十一日?!胺饺屎途讨I仁和時,先君四歲矣。仁和君梁夫人則挈之如仁和。數(shù)月,仁和君喪,則又挈之歸山陽?!薄叭豕诨栌谛焓?,徐氏世賣采縷文縠,先君遂襲徐氏業(yè),坐肆中?!钡漳感焓?,生母張氏。姊吳承嘉,徐出,嫁沈山。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
吳承恩約生于本年,一歲,在淮安。
〔考證〕通說:吳承恩約生于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不妥。以約生于本年較近于實際。(1)吳承恩自少友善的好友朱曰藩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沈坤生于正德二年丁卯(1507)。如吳承恩生于弘治十三年,則大于朱曰藩一歲,比沈坤大七歲。由朱曰藩贈吳承恩詩(詩見嘉靖二十一年下)期望、責(zé)備的口氣,似朱曰藩應(yīng)略長于吳承恩;由吳承恩《贈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銘》(《射陽先生存稿》,下簡稱《存稿》,卷三):“昔承恩與祭酒俱童稚,同試生儒郡縣,一見相欽異,定交數(shù)百人中?!彼茀浅卸髋c沈坤年齡相仿,不應(yīng)相差至七歲之多。(2)吳承恩于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作《鶴江先生誄》(《存稿》卷三)云:“昔受公知,昉于童孺,登龍識李,即以斯文見賞,有懷雅遇,二紀(jì)于茲?!眳浅卸魅缟诤胫问?,則“登龍識李”時的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左右,已經(jīng)十七八歲,“昉于童孺”之說,未免不倫;而定生于本年,那么當(dāng)時是十三四歲,較通于理。又,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吳承恩作《石鼎聯(lián)句圖題詞》(《存稿》卷三)回憶二十余年前事,說那是“少小時”,因此,吳承恩如生于弘治十三年,那么嘉靖二十五年前二十余年的嘉靖初年,至少應(yīng)有二十歲,稱二十歲的自己為“少小時”,是不可能的;如后推四年,則十六七歲,可以說作“少小時”。
如欲推斷吳承恩生于正德元年(1506)左右(汪馥泉說。見劉修業(yè)《古典小說戲曲叢考》所收《吳承恩年譜》附錄“汪馥泉先生來信”),則與朱曰藩年歲相差較遠(小于朱曰藩五歲),似欠妥;如欲推斷“吳承恩生年最早當(dāng)在正德初年(1510頃)”(1964年游國恩等編《中國文學(xué)史》依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的推斷),那么不僅小于朱曰藩九歲之多,還比沈坤小三歲,更不妥,因為據(jù)《沈公合葬墓志銘》寫吳承恩與沈坤結(jié)交的情景看,吳承恩無論如何比沈坤年歲要大一些。
文征明三十五歲(據(jù)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下凡人物生卒不注明出處,皆據(jù)此年表)。
胡璉(南津)三十四歲(由胡璉卒于嘉靖二十二年,年七十三歲推知;胡璉年七十三,見嘉慶《海州直隸州志》卷二十三《胡璉傳》)。
潘塤(熙臺)二十九歲(據(jù)《存稿》卷三《潘公神道碑》)。
唐龍(漁石)二十八歲。
王寵(雅宜)十一歲。
張之象(王屋)九歲。
萬表(鹿園)七歲。
文彭(壽承)七歲。
朱曰藩(子價)四歲(據(jù)桑維喬撰《行狀》及羅洪先撰《墓志銘》,見道光版《山帶閣集》附錄)。
文嘉(休承、文水)四歲。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
吳承恩約二歲,在淮安。
甫周歲,能從壁間以粉土畫物。
〔考證〕陳文燭《花草新編序》(《二酉園續(xù)集》卷一):“(汝忠)生有異質(zhì),甫周歲未行時,從壁間以粉土為畫,無不肖物。而鄰父老命其畫鵝,畫一飛者,鄰父老曰:‘鵝安能飛?’汝忠仰天而笑,蓋指天鵝云。鄰父老吐舌異之,謂汝忠幼敏,不師而能也?!?/p>
〔按〕陳文燭講到吳承恩剛剛周歲在墻上涂抹,在大人看起來很像某一件東西(禽、獸、桌、椅等)是可能的;至于命畫鵝則畫一天鵝事,應(yīng)是三四歲時,不可能是甫周歲時的行為。
正德元年丙寅(1506)。
吳承恩約三歲,在淮安。
何良?。ㄔ?、柘湖)生(據(jù)何良俊撰《弟南京祠祭郎中大壑何君行狀》,見《何翰林集》卷二十五)。
歸有光(熙甫)生。
正德二年丁卯(1507)。
吳承恩約四歲,在淮安。
沈坤生(據(jù)劉修業(yè)《古典小說戲曲叢考·吳承恩論著雜事考》引葉德均說)。
正德四年己巳(1509)。
吳承恩約六歲,在淮安。
何良傅(大壑)生(據(jù)前揭何良俊撰《行狀》)。
黃姬水(質(zhì)山)生。
正德五年庚午(1510)。
吳承恩約七歲,在淮安。
李春芳生(據(jù)申時行撰《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xué)士贈太師謚文定李公神道碑銘》,見《賜閑堂集》卷二十一)。
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
吳承恩約十四歲,在淮安。
吳承恩約在本年受到同鄉(xiāng)名人蔡昂的賞識。
〔考證〕《存稿》卷三《鶴江先生誄》云:“有懷雅遇,二紀(jì)于茲?!闭C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二紀(jì)(二十四年)之始為本年。按《鶴江先生誄》說:“昔受公知,昉于童孺,登龍識李,即以斯文見賞。”《沈公合葬墓志銘》說:“昔承恩與祭酒(沈坤)俱童稚,同試生儒郡縣,一見相欽異。”《禹鼎志序》說:“余幼年即好奇聞。在童子社學(xué)時,每偷市野言稗史,懼為父師訶奪,私求隱處讀之?!薄际懿贪嘿p識、與沈坤同試生儒郡縣、在童子社學(xué)偷讀野言稗史等,大約都在此年前后。
嘉靖元年壬午(1522)。
吳承恩約十九歲,在淮安。
《壽陳拙翁》騷體詩(《存稿》卷一)或作于本年六月。
〔考證〕據(jù)1979年冬由淮安出土的《明故拙翁陳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銘》,陳拙翁(陳錙)生于正統(tǒng)九年甲子(1444)六月初七日,卒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八月十九日,享年八十一歲。劉懷玉《新發(fā)現(xiàn)的與吳承恩有關(guān)的幾塊墓志銘考略》(《東北師大學(xué)報》1982年第1期)說:“《壽陳拙翁》應(yīng)當(dāng)作于嘉靖元年(1522),賀的是陳拙翁八十壽辰(老年人賀整生日都是提前一年,所謂‘做九不做十’)。如果吳承恩生于1504年的話,其時當(dāng)為十九歲。即使不是賀的整生日,也應(yīng)就是這前后幾年。再早幾年,吳承恩還在少年時代,十幾歲寫出這樣的作品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但是,過遲了也不可能,陳拙翁于嘉靖三年已去世了?!?/p>
嘉靖二年癸未(1523)。
吳承恩約二十歲,在淮安。
吳承恩父吳銳受到鄰里的“敬恭”。
〔考證〕《先府賓墓志銘》:“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見舊時易侮先君者,盡改節(jié)為敬恭。里中有爭斗較量,則競趨先公求平。面折之,亦欣欣去?;蛐貞延须[匿難人知者,即不難公知,且訴以臆。鄉(xiāng)里無賴兒相聚為不善,卒遇公,一時散去,皇皇赤發(fā)面也。承恩于是喜,從容言曰:‘此殆癡效與?’先君方食,投箸起曰:‘兒以我為夷外鉤中攫人情乎?’愀然不悅也。承恩益慚愧,恐懼失言焉?!?/p>
嘉靖三年甲申(1524)。
吳承恩約二十一歲,在淮安。
八月,吳承恩為陳拙翁之逝世,作《挽陳拙翁》五言排律(《存稿》卷一)。
〔考證〕劉懷玉《新發(fā)現(xiàn)的與吳承恩有關(guān)的幾塊墓志銘考略》:“《挽陳拙翁》一詩,無疑是嘉靖三年(1524)的作品?!莞骟@淮水,江哀楚詞’,分明是說陳拙翁剛剛?cè)ナ?,而陳拙翁去世的那一年正是嘉靖三年?!标愖疚套渲諡榘嗽率湃?,則吳承恩此詩當(dāng)即八月內(nèi)作。
嘉靖四年乙酉(1525)。
吳承恩約二十二歲,在淮安。
吳承恩大概是在這幾年內(nèi)和他夫人葉氏結(jié)婚。
〔考證〕劉譜:“他在隆慶四年(1570)撰的《賀笛翁太丈七十壽詞》(集卷四頁二十三下)說:‘承恩締姻門下,余四十年。在行則甚卑,而翁固禮之為上客?!嗨氖辍摹唷郑钟绣e誤;若解作‘四十馀年’,則締姻于葉氏約在嘉靖初年,所以系在這年?!?/p>
劉修業(yè)釋“余”是“馀”的誤植,且謂“余四十年”就是“四十馀年”的意思。并引向達說:“余”或即“馀”字的誤植,“馀四十年”古文中有如此句法。向達之說,于《存稿》即有證據(jù)?!度~太母挽詩序》(《存稿》卷二):“五十馀年之辛苦,可勝言哉!”是指葉太母守孀五十馀年;《壽葉太老夫人八十頌》(《存稿》卷一):“始終一德,馀五十年。”是指葉太母于歸葉家五十馀年。后一例正是這樣的句法。
嘉靖八年己丑(1529)。
吳承恩約二十六歲,在淮安。
春,撰《海鶴蟠桃篇》(《存稿》卷一),壽漕督唐龍(漁石)母八十。
吳承恩開始肄讀于淮安知府葛木(卮山)所創(chuàng)辦的淮安龍溪書院。
〔考證〕據(jù)光緒《淮安府志》卷十《職官表》,葛木于本年任淮安知府。同書卷二十七《仕跡》云:“葛木,嘉靖間知淮安府?!瓪б魹闀阂杂?xùn)士子,文教蔚興?!薄巴貘P靈,嘉靖間知淮安府?!仁?,葛木辟龍溪書院,鳳靈因而宏之,又引淮水入泮池,廣征屬邑士肄業(yè)其中,校其文藝,刻同文錄。一時顯士多出門下。”
〔按〕《存稿》卷一《憶昔行贈汪云嵐分教巴陵》詩云:“憶昔龍溪鳴鼓鐘,后有王公前葛公。君方弱冠游其中……送君動我昔年心,付與長安米春。莫笑狂奴仍故態(tài),龍溪我亦法筵人。”因此知道吳承恩是葛木創(chuàng)辦的龍溪書院肄業(yè)士之一,大約開始肄業(yè)于本年。其《祭卮山先生文》(《存稿》卷三)稱葛木為“父師”,自稱為“門下士”,就是因為他曾預(yù)葛木的“法筵”。王鳳靈于十一年任淮安知府(見光緒《淮安府志》卷十《職官表》),十三年去職(《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一百六十五:“嘉靖十三年七月壬午,淮安府知府王鳳靈為陜西按察司副使,提調(diào)學(xué)校?!保┯伞稇浳粜小罚芍?,吳承恩于王鳳靈任知府時,仍在龍溪書院肄讀。
吳承恩頗受葛木器重,其父吳銳也受到葛木尊重。而此時的吳承恩由于“迂疏漫浪,不比數(shù)于時人”,受到時俗笑罵。
〔考證〕《先府賓墓志銘》(《存稿》卷三)談到父吳銳受葛木尊重云:“郡太守卮山公聞之以為賢,鄉(xiāng)飲召為賓,不至,三命然后赴?!薄都镭瓷较壬摹穭t具體描繪自己之“迂疏漫浪”情景:“昔人有言,感恩易爾,知己實難。承恩淮海之豎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數(shù)于時人,而公顧辱知之,泥涂困窮,笑罵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p>
本年三月,潘塤罷河南巡撫,歸淮安(據(jù)《明紀(jì)》卷三十)。
嘉靖九年庚寅(1530)。
吳承恩約二十七歲,在淮安。
代知府葛木作《告先師廟文》(《存稿》卷三)。
〔考證〕據(jù)《明史》卷五十《禮志四》、卷十七《世宗紀(jì)一》及《明會要》卷十一引《三編》,本年十一月癸巳,大學(xué)士張璁提出更正孔廟祀典,題孔丘“神位”為“至圣先師”,去“王”號和“大成文宣”的稱謂,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制木為神主,原有的孔丘塑像一律撤除,等等。辛丑(癸巳后八天),由皇帝下詔頒布如上議的命令給全國各地一體遵照執(zhí)行?!^吳承恩代作的《告先師廟文》云:“伏自唐宋以來,先師之宮,皆有像設(shè)。陋而不典,瀆玩非經(jīng)……皇帝神圣,志復(fù)古先,凡天下祠祀不如禮者悉正之?!谑窍略t郡國,命撤塑像,奉安新主,我守臣茲用從事。”可以知道此告廟撤像,就是本年奉命更正祀典的活動。由“守臣”句知吳承恩是代知府所作,當(dāng)時知府即葛木。
嘉靖十年辛卯(1531)。
吳承恩約二十八歲,在淮安。
朱曰藩舉人中式(據(jù)前揭《行狀》及《墓志銘》)。
沈坤舉人中式(據(jù)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貢舉表》)。
李春芳舉人中式(據(jù)前揭《神道碑銘》)。
〔按〕吳承恩平生要好的三位好友都在本年中應(yīng)天舉,吳承恩當(dāng)然也去應(yīng)舉而落榜。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
吳承恩約二十九歲,在淮安。
本年春,吳承恩父吳銳去世。年末(十二月二十九日),葬父于灌溝祖墓,為作《先府賓墓志銘》(《存稿》卷三)。
〔考證〕《先府賓墓志銘》敘父喪事說:“(先君)生來寡疾病,一日買船泛城西大澤中,意欣欣出門去矣,歸即不起,蓋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也?!嗌鷷r為天順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壽蓋七十二云。以是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葬灌溝先壟?!?/p>
〔按〕《先府賓墓志銘》原石于1975年1月初在淮安吳家先壟出土,《文物》1975年第10期“文博簡訊”欄載南波介紹此事云:“1975年1月初,這塊墓志在淮安縣城南十公里許的石塘公社二堡大隊出土。隨后,清江市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派人作了調(diào)查。這一帶在明代叫灌溝。灌溝是一條接通大運河的東西向的灌溉渠,離葬地南半公里左右。墓志中說吳銳‘葬于灌溝先壟’,則這里當(dāng)是吳氏祖墳所在。當(dāng)?shù)厝罕娬f,這一帶原是亂墳堆,后經(jīng)平整為一片水稻田。吳銳的墓葬過去曾遭破壞,據(jù)當(dāng)?shù)剞r(nóng)民回憶,原來是一槨三棺的合葬墓,三具棺木都經(jīng)髹漆,頭部檔板上有紅漆寫的字,是‘大明某某年’‘姓吳的’。槨外有澆漿結(jié)構(gòu),澆漿殘跡至今尚存。墓向南面,偏西10度。這塊墓志發(fā)現(xiàn)在離墓前約有1米多的地方,豎插在磚砌的墓座上,也是用澆漿的方法加以固定的?!怪俱懸缓希|(zhì),方形,長寬63、厚12厘米。志蓋刻篆書‘明吳菊翁之墓’。志銘刻楷書,計37行1141字,文字簡練,書法工整……這篇墓志銘見于《射陽先生存稿》(明丘正綱編刊,有故宮博物院編排印本),而后,又收入《楚州叢書》中的《射陽文存》。與出土實物對照,僅個別字句稍有不同?!痹撈凇段奈铩返?4頁附有《墓志銘》拓片,據(jù)拓片與《射陽先生存稿》原文對勘,其文字不同主要有兩處,一是原石“然又蕩游不學(xué)問”,刻本作“然又平時不學(xué)問”;原石“人或勸之訟理,乃竊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刻本作“人或勸之訟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
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
吳承恩約三十歲。
王寵卒。
〔按〕據(jù)桑維喬撰朱曰藩的《行狀》,朱曰藩于嘉靖四年獲交王寵,大約吳承恩與王寵相交也在嘉靖四年或稍后。王寵是詩人兼書法家,《存稿》卷一《贈雅宜王丈》詩稱頌王寵的書法:“丹綈繡綠字,宛宛龍盤紆?!狈Q其詩:“讀之苦茫然,但覺辭旨殊?!蓖鯇?,《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傳》。
胡璉于本年四月以南京刑部右侍郎致仕(據(jù)《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一百四十九)。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
吳承恩約三十一歲,在淮安。
秋,吳承恩到南京應(yīng)舉,不第,歸途游鎮(zhèn)江金山寺,作有兩首《金山寺》七律,并把其中一首書寫到扇面上,贈給一位叫沫湖的人。
〔考證〕1978年春,揚州博物館收集到吳承恩書寫的一幅扇面,寫有一首吳承恩自作的七律。原扇豎寫,詩及題署如下:
十年塵夢繞中泠,今日攜壺試一登。
醉把花枝歌水調(diào),戲書蕉葉乞山僧。
青天月落江黿出,紺殿雞鳴海日升。
風(fēng)過下方聞笑語,自驚身在白云層。
甲午秋宿金山寺,射陽承恩為沫湖先生書。(下有“射陽居士”篆書?。?/p>
這一首詩不見于《射陽先生存稿》。《射陽先生存稿》另有一首《金山寺》詩,也是七律,詩如下:
幾年夢繞金山寺,千里歸舟得勝游。
佛界真同江月靜,客身暫與水云留。
龍宮夜久雙珠見,鰲背秋深片玉浮。
醉倚石欄時極目,霽霞東起海門樓。
從這兩首詩的意境和詠述的自然時序(秋和天將破曉時),以及兩首詩開頭都講多年想游金山寺今始償愿等看,當(dāng)作于同時。
本年是應(yīng)舉之年(午年),吳承恩又是于秋深之際“千里歸舟得勝游”,結(jié)合他的《祭卮山先生文》里說自己北歸后臥病,以及講什么“我實負公”等感傷的話(見下),可以知道吳承恩此游是從南京應(yīng)舉落第回淮安,途中在鎮(zhèn)江金山寺的小留。
〔按〕吳承恩父親是嘉靖十一年三月去世的,到本年八月已二年多,按封建禮法已完成了守制任務(wù)(不必足三年),可以應(yīng)舉。
至于吳承恩為之書扇的沫湖,暫未能考出是何人的字或號。
吳承恩由南京歸后病于家。這時葛木由山東按察司副使升任山西布政司右參政,道經(jīng)揚州,遣使到淮安,對吳承恩“錫以教言”。
〔考證〕《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一百六十四:“嘉靖十三年六月己亥……升山東按察司副使葛木、陜西按察司副使沈圻,俱為布政司右參政。木,山西;圻,貴州?!薄都镭瓷较壬摹罚ā洞娓濉肪砣骸蔼毮钊q之秋,公聞晉陽之擢,解鎮(zhèn)南省,旌麾渡淮;未幾,復(fù)道揚如晉。公之道淮也,仆方滯于外;公之道揚也,仆適病于家。前不得拜公于門,后不得從公于遠,過承遣使,錫以教言?!?/p>
〔按〕《祭卮山先生文》作于明年,稱“去歲之秋”葛木渡淮、道揚、如晉等等,是六月任命為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秋始赴任?!都牢摹氛f:“我實負公”,又說:“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飭,以求無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樹立,亦卮山公門下士也,持此以報公而已?!笨梢姼鹉緦浅卸魉a的“教言”,不外功名進取等類,當(dāng)亦包括對吳承恩落第的慰勉。
八月,萬表正任漕運參將,吳承恩與萬表獲交當(dāng)不后于這個時間。
〔考證〕《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一百六十六:“十三年八月辛丑,漕運參將庶(?)都指揮僉事萬表言……”可證萬表在這之前就當(dāng)了漕運參將,而吳承恩可能早已與萬表有了交往。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
吳承恩約三十二歲,在淮安。
葛木病,脾臟腫大(“痞”,或即肝癌),卒于山西任所,喪還過淮,停靈月余,吳承恩作《祭卮山先生文》哭奠于葛木靈前。
〔考證〕葛木之死和吳承恩作《祭卮山先生文》是在本年,均由嘉靖十三年下所引《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一百六十四和《祭卮山先生文》互證以明?!都镭瓷较壬摹氛f:“細問疾狀,則云公卒于痞?!庇终f:“淮方之民,懷公之德,罷市而哭,鬻衣而奠。”關(guān)于葛木靈柩?;雌陂g的情景,劉修業(yè)《吳承恩交游考》引《上虞縣志·葛木傳》說:“木字仁甫,正德丁丑進士,歷刑部郎中,尋知淮安府,為書院,進諸生月課之?;词棵翊魅绱雀?。遷山東副使、山西參政,卒于官。喪還過淮,士民奔擁,停留月余,哭奠不輟?!?/p>
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吳承恩約三十三歲。
陳文燭生(據(jù)《二酉園文集》卷十三《先君行狀》)。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
吳承恩約三十四歲,在淮安,可能去過南京。
《露筋祠同朱子價賦》(《存稿》卷一)詩約作于本年秋。
〔考證〕《露筋祠同朱子價賦》原詩為:
野廟丹青古,亭亭枕碧湖。
旗幡集風(fēng)雨,香火菰蒲。
氣與山河在,心將水月孤。
門前楊柳樹,惟有獨棲烏。
朱曰藩(子價)《山帶閣集》卷七載《露筋祠》(按:朱集詠露筋祠詩此為僅有)原詩為:
水殿不生塵,荷花作四鄰。
乞靈巫媼醉,失歲野甿貧。
行雨豈堪賦,分風(fēng)又送人。
前林霜月白,千古見清真。
由吳、朱二詩所寫到的節(jié)序:荷花盛開的時節(jié);天氣:風(fēng)雨;時間:晚間月出,等等都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兩首詩為同時所賦。而《山帶閣集》所收詩是按寫作時間先后排列的,推知朱詩《露筋祠》作于本年,所以系吳承恩同賦的詩于此。露筋祠在高郵。高郵位于淮安、寶應(yīng)南運河畔,是往來南京必經(jīng)之路。由兩首詩反映的情況看,似乎是朱曰藩在露筋祠送別吳承恩。
吳承恩表外孫丘度生于本年九月二十日(據(jù)清韓夢周《理堂文集》卷九《明亞中大夫光祿寺卿贈戶部右侍郎丘公墓表》)。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
吳承恩約三十五歲,在淮安。
吳承恩為唐龍辭刑部尚書職歸家侍母作《寄漁石唐公》詩(《存稿》卷一)。
〔考證〕《明史》卷二百零二《唐龍傳》:“考尚書六年滿(按:唐龍歷為兵部尚書與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歸侍養(yǎng)。”《明史》卷一百十二《七卿年表二》,載唐龍辭刑部尚書在本年四月,因此,吳承恩為唐龍歸養(yǎng)而作的《寄漁石唐公》詩,當(dāng)在本年四月以后不久。詩云:
彩筆昔曾干幕府,十年淮海憶巖廊。
雄風(fēng)共仰安邊策,文斗遙明執(zhí)法光。
春草南陔回袞繡,漁竿白石弄滄浪。
青山已信公真隱,肯為乾坤出野堂!
詩第一聯(lián)是回憶十年前唐龍任漕運總督時,為壽唐龍母八十壽辰作《海鶴蟠桃篇》事;第二聯(lián)敘唐龍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和轉(zhuǎn)刑部尚書后執(zhí)法正劉東山罪等事;第三聯(lián)即詠唐龍歸養(yǎng),《詩·小雅》有《南陔》一篇,有題無詩,所謂“孝子相戒以養(yǎng)也”。末聯(lián)是希望唐龍重新出仕。后來唐龍又被薦,起為南京刑部尚書。
吳承恩《答西玄公啟》(《存稿》卷三)是馬汝驥為南祭酒時間內(nèi)(本年至十九年初)辭馬汝驥征聘之作。
〔考證〕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三《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表》和黃佐《南雍志》卷五《職官表》,都記載本年馬汝驥任南祭酒,十九年升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xué)士。唯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摘抄本五)云:“余丁酉(按:十六年)春至南都,見東橋求先公墓文,即往見西玄,此時西玄為南祭酒?!笨趾瘟伎∈钦`記。
吳承恩《答西玄公啟》說:“恭惟臺下,海岳奇標(biāo),煙霞逸韻,羽儀天路,鼓吹儒宗。書傳圯上,谷城黃石之精;經(jīng)授關(guān)中,函谷紫云之氣。鵬搖鳳苑,鷺振鸞坡。玉杯繁露,翻甲觀之蟲編;天祿蝦蟆,剔羽陵之蠹簡?!边@是對傳經(jīng)授道掌文運人物的頌揚,可知《答西玄公啟》是作于馬汝驥為南祭酒時間內(nèi)。觀《啟》云:“真懷下里之羞,詎意當(dāng)涂之賞。既逢匠石,寧避瑕疵。”“但念辭出應(yīng)酬,本無可采,神分習(xí)業(yè),未盡其長?!薄爸溯炛劊瑧M登孔席;叩轅之唱,懼入夔門。伎倆屈于多方,侏儒負其一節(jié)。但愿舍驪黃而求駿骨,由玄素以得深心,下堂以揖然明,倒屣而迎王粲?!钡鹊?,似乎是馬汝驥賞識吳承恩的文筆,想請他為自己掌書記(秘書職務(wù)),而吳承恩婉言拒絕。
馬汝驥,號西玄,綏德人,當(dāng)過兩京國子司業(yè)、南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有《西玄詩集》?!睹魇贰肪硪话倨呤鸥健妒娣覀鳌?。
馮煥中進士(據(jù)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貢舉表》)。
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
吳承恩約三十六歲,在淮安。
春,作《送陳梧岡水部》詩(《存稿》卷一)。
〔考證〕陳堯,字敬甫,號梧岡,南通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據(jù)光緒《淮安府志》卷十《職官表》,陳堯于嘉靖十五年任職清江工部分司,本年離任,接替者郭乾也是本年任,所以吳承恩送別詩作于本年春。陳堯能詩,《明史》卷九十九《藝文志四》,載《梧岡文集》五卷、《梧岡詩》三卷,所以《送陳梧岡水部》詩說:“古今工部總詩名?!标悎蛟谇褰げ糠炙救蝺?nèi),深得漕運總督周金的稱許,說他“博學(xué)”(見康熙《興化府莆田縣志》卷二十四《林汝永傳》)。王世貞《弇州山人續(xù)稿》卷七十二有《陳司寇傳》。
代蔡昂(鶴江)撰《祭章圣皇太后梓宮文》(《存稿》卷三)。
〔考證〕劉譜:“按《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紀(jì)》:‘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圣皇太后崩’,‘十八年七月庚申葬獻皇后于顯陵?!?/p>
十一月,胡璉又以戶部侍郎致仕,因吏科都給事中薛廷寵等論劾不職(《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三十一)。
吳承恩最有名的詩篇《二郎搜山圖歌》應(yīng)作于四月后的本年中。
〔考證〕本年二月嘉靖皇帝朱厚熜為母章圣皇太后死去而南巡承天(湖北安陸),四月回鑾?!抖伤焉綀D歌》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抨擊此次南巡文武百官貪贓枉法的,可以證明詩作于四月后不久。詩的一部分是:
我聞古圣開鴻濛,命官絕地天之通。
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來群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
終南進士老鐘馗,空向?qū)m闈啖虛耗。
民災(zāi)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
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兇。
這一節(jié)詩是影射有明一代從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政治情景的。明代,閹宦把持朝政,干預(yù)政治的事件層出不窮。只有洪武、嘉靖兩代閹宦的勢力消煞。朱元璋鑒于前代宦官的患害,明令:內(nèi)官不得干預(yù)政事。及永樂皇帝朱棣,由于建文帝的宦者私通于自己而終成靖難之功,所以對于宦官頗為崇信,鄭和率領(lǐng)船隊通西洋,是崇信宦官的一個高潮。以后正統(tǒng)皇帝朱祁鎮(zhèn)、正德皇帝朱厚照時代又有王振、劉瑾專權(quán)把持朝政的新高潮。朱厚熜由藩王被推上皇帝寶座是處在正德皇帝懲辦劉瑾后不太久,所以“即位后,御近侍甚嚴(yán),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jiān)、督東廠,然皆謹(jǐn)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zhèn)守內(nèi)臣及典京營倉場者”。(《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傳一》)上引詩的前四句是借黃帝、舜、禹等鑄鏡鑄鼎事,說朱元璋時代信任大臣,抑制宦官,因此,“四方民物俱昭融”;“后來群魔”四句說永樂到正德時期宦官又橫恣一世,如王振、劉瑾等的情況,官僚和士大夫們痛心疾首,總想從宮闈中把這些人除掉;“民災(zāi)翻出”四句則是吳承恩對當(dāng)時政治局勢的激烈抨擊,是說嘉靖時代患害不在宦侍,乃在奸臣跋扈。君子與小人相對,衣冠人物與閹宦相對,吳承恩說:現(xiàn)在,本應(yīng)是君子的衣冠士夫,卻化成了閹宦式的小人?!短接[》卷九一六引《抱樸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保ò矗航駛鞅尽侗阕印返摹夺寽分挥蓄愃频膸拙?,與此不同,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十作:“昭王南征,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沙蟲?!敝煊以嬩?、王國維校補《古本竹書紀(jì)年輯?!芬鼗吞茖懕尽缎尬牡钣[》殘卷作:“穆王南征,君子為鶴,小人為飛鸮。”)吳承恩說:“民災(zāi)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闭且灾苣峦跄险饔髦旌駸心涎渤刑?,說隨行諸臣一個個都不是君子,而變成了小人。據(jù)記載,朱厚熜南巡給人民帶來的災(zāi)害是相當(dāng)大的。《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一載嘉靖十八年二月丁未,即南巡前八天,左都御史王廷相諫疏云:“伏自圣諭下議南巡以來,議止者眾矣,然其說不過有三:有謂輦路所經(jīng),災(zāi)荒特甚,人相啖食,盜賊猬興,恐有萑苻不逞,犯屬車之清塵者;……有謂扈衛(wèi)軍校及內(nèi)外從官人役,不下數(shù)萬,糧草車馬,供應(yīng)不貲,而郡縣倉庫空虛,百姓竄避,有司無所措手者?!蹦涎财陂g整個過程證明王廷相是有預(yù)見的,人民以各種方式加以抵制和反抗,《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一、二百二十三記載,朱厚熜南巡沒有出發(fā)的時節(jié),有軍人孫堂撞入皇宮,至奉天門下,登金臺坐之,被捕以后說:“聞沿途搭蓋席殿,累死軍民大半,因此我來攔駕?!敝旌駸袉㈣幍节w州和臨洺鎮(zhèn),二地的行宮在駕發(fā)后都起了火;到衛(wèi)輝,夜四更,行宮火,朱厚熜險葬身火海,為陸炳背走,死宮人及侍衛(wèi)等多人,并燒毀了許多法物及寶器?!孕袑m連續(xù)起火,當(dāng)是一種更積極地攔駕,與隨駕官員的為非作歹有直接關(guān)系。隨駕官員貪污受賄,人人有份,霍韜說:“南巡時,諸文臣多納賄不法。人傳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勛不受饋耳?!保ā睹鲗嶄洝な雷趯嶄洝肪矶偃┲旌駸谢罔幵掠嗟脑撃炅?,左都御史王廷相給朱厚熜上表章說:“臣觀今日士風(fēng)臣節(jié),而知災(zāi)異之所由來矣。大率廉靖之節(jié)僅見,貪污之風(fēng)大行。一得任事之權(quán),即為營私之計。賄路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guān)節(jié),罔不如意:濕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粼谙瘸?,蓋有賄者矣,然猶百金稱多,而今則累千巨萬以為常;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忌。士風(fēng)之壞一至于此,真可痛也。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仿效,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患,則外官鼓動,亦無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nèi)外征利,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民窮盜起,而邦之厲(原作“屬”)階由此啟矣?!袢帐匡L(fēng)……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幸之念,諂諛賄賂,無所不為,要路權(quán)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有數(shù)人競爭,于是京師有‘講搶攘’之謠,而廉恥掃地矣。夫恬靜,君子也;奔競,小人也。奔競進則恬靜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無君子矣,其為世道不祥莫大焉。……”(《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五)由王廷相的說法,可證朱厚熜南巡時,確實是如同霍韜所說,諸臣無不納賄不法者,袁宗儒、郭勛也不能除外。據(jù)《明史》卷一百九十四《王廷相傳》,王廷相實際是“用以刺尚書嚴(yán)嵩、張瓚輩”。朱厚熜南巡中,除上述貪污受賄的一類官員,還有另一類官員,他們以借機彈劾別的官員,達到自己升官發(fā)財?shù)哪康?。隨駕御史胡守中,由于屢劾地方官吏“供張不備”、“供具不辦”、“剝民膏脂”等等,罪兩名巡撫都御史,一名布政使,以及其他府縣官多人。從而使長吏惴恐,爭先送賄賂,自己則大發(fā)其財,又在一個月內(nèi)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并且在此后一年半期間內(nèi)遞升為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上述公開貪污受賄以發(fā)財和彈劾別人以發(fā)財又升官的衣冠人物,就是吳承恩說的“不為猿鶴為沙蟲”的人士。
“四兇”、“五鬼”是嘉靖時代某些人送給當(dāng)權(quán)人物的“雅號”?!八膬础敝笍埈懀ū可袝?、嚴(yán)嵩(嘉靖十八年時的禮部尚書,后為大學(xué)士)、郭勛(武定侯)、胡守中(由御史超升兵部侍郎)?!睹魇贰肪矶偈吨x瑜傳》:“(嘉靖)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嚴(yán)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鉗制言官……’居二歲,竟用嵩為相(按:嵩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為武英殿大學(xué)士入閣)。甫逾月,瑜疏言:‘……昔舜誅四兇,萬世稱圣,今瓚(按:張瓚)與郭勛、嚴(yán)嵩、胡守中,圣世之四兇,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圣,何不并此二兇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謝瑜疏中所說已誅的二兇,指郭勛、胡守中。郭勛、胡守中之被系獄,分別見《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傳》附《郭勛傳》,《明史》卷二百十《謝瑜傳》附《王曄傳》,郭勛系獄為嘉靖二十年九月,胡守中系獄為嘉靖二十年十月。至于嘉靖時的“五鬼”,暫未能查明。但是明人作的《鳴鳳記》(傳為王世貞作)第六出寫夏言罵嚴(yán)嵩云:“皇上修真打醮,必自小人導(dǎo)之。你就是個閉門修齋的王欽若了?!钡诰懦鲋苡靡舱f嚴(yán)嵩:“秉正萊公,嫉邪王旦,十年欽若藏深怨?!倍际且試?yán)嵩比宋代的王欽若。王欽若,宋真宗時為相,真宗好道求長生,王欽若成為宋真宗禱天的有力助手,因而王欽若與丁謂等五人,被時人稱為“五鬼”?!端问贰肪矶侔耸锻鯕J若傳》:“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踉鴮υ唬骸畾J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奸邪險偽,誠如圣諭?!泵魇雷诩尉富实壑旌駸兄玫狼箝L生,不亞于宋真宗,當(dāng)時大臣如嚴(yán)嵩、顧鼎臣,也包括《鳴鳳記》中的正面人物夏言,如同王欽若、丁謂等人,為朱厚熜作青詞,代禱祀,不免有奸邪之譏,被人詬罵,如有目之為“五鬼”的,當(dāng)屬必然。因此戲曲家把嚴(yán)嵩比之為王欽若,恐怕是不無來由,當(dāng)時或許對嚴(yán)嵩式的為朱厚熜搞禱祀的臣僚某五人稱為“五鬼”的(萬歷時另有“四兇”、“五鬼”,見《明紀(jì)》卷四十七、卷五十,吳承恩不及見)?!缮峡梢姡抖伤焉綀D歌》說:“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兇?!笔轻槍尉甘四曛旌駸心涎睬昂?,“四兇”、“五鬼”得勢胡為時而發(fā)的,“四兇”之二(郭、胡)的被系獄則是嘉靖二十年的事。
根據(jù)對前引的《二郎搜山圖歌》十二句詩的探索,確證吳承恩這篇重要的詩,應(yīng)是本年所作,即或可能有出入,也不會晚于嘉靖二十年九月。如果考慮到吳承恩對朱厚熜南巡印象之深且著,那么定為本年作,當(dāng)更為有力。又,二十一年項下對《西游記》寫作時間的考證,可證《二郎搜山圖歌》是吳承恩寫《西游記》同時的作品。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
吳承恩約三十七歲,在淮安。
秋八月,蔡昂卒,吳承恩撰《鶴江先生誄》(《存稿》卷三)。
蔡昂,字衡仲,號鶴江,《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四十記蔡昂之卒并介紹他的生平經(jīng)歷說:“十九年八月壬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xué)士、詹事府府丞蔡昂卒。昂,直隸淮安人,正德甲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武廟實錄成,升右春坊右贊善;同纂修《大明會典》,升翰林院侍講學(xué)士,充日講官。尋以失誤日講,降調(diào)湖州府通判(按:降調(diào)通判為嘉靖十二年七月),逾年召復(fù)職,管錄累朝及皇考寶訓(xùn)?!秾嶄洝烦桑擦衷簩W(xué)士,隨遷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xué)士。會簡宮僚,改翰林院學(xué)士、詹事府府丞。病卒,賜祭葬如例?!睋?jù)《鶴江先生誄》稱“夙承殊盼”,可知蔡昂對吳承恩頗多關(guān)注。
秋十月,撰《張鳳原諸母姚挽詩序》(《存稿》卷三)。
〔按〕張侃,字巽卿,號鳳原,淮安人,本年舉人中式,二十三年中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二十九年八月因丁汝夔案忤旨,杖五十,斥為民。隆慶元年恤贈太仆少卿。著有《鳳原集》。張侃是沈坤的姐夫或妹夫。(以上雜據(jù)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貢舉表》、《射陽先生存稿》卷三《贈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銘》、《明史》卷二百零四《丁汝夔傳》、《明紀(jì)》卷三十三)
撰《留思錄序》(《存稿》卷三)。
〔考證〕劉譜:“《序》云:‘松山公守淮郡之明年,以事去郡,又明年改牧黎平?!此缮绞菍O繼魯?shù)奶枴?肌陡尽ぢ毠俦怼?,繼魯系嘉靖十六年任;明年改牧黎平。他之‘以事去郡’,因為什么事呢?承恩不肯明說;徐栻的《孫清愍公繼魯墓志銘》卻說得很明白:‘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內(nèi)亦遘旱,公禱之又輒應(yīng)。民間每晨焚香尸祝之。士曰我?guī)?,民曰我父。有《紀(jì)愛錄》,載政績?yōu)樯踉?。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jīng)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構(gòu)疏于朝,械逮京師,賴執(zhí)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diào)知貴州之黎平。’先生作這篇序文,非常感慨;末了他說:‘雅承國士之遇’,又說:‘公既不以恒人遇我’,可見他是很受這位‘郡公’的知遇的。又《存稿》卷三(頁四下)有《郡公松山孫公遺愛錄畫像贊》說:‘士曰我?guī)煟裨晃腋?,清風(fēng)穆如,尚友千古?!梢娦鞏蛩谩吭晃?guī)煛圃?,便是承恩作的贊語?!?sup>
代萬表作《諼堂永日圖序》,壽寧波知府沈愷母。
〔考證〕《序》云:“諼堂永日圖者,為吾郡牧鳳峰先生壽母作也。先生之牧于茲也,太恭人余七十矣,實奉以偕,康嘉燕喜,士大夫交遍慶之,于是有《諼堂》之什。鹿園山人聞而樂焉,托之圖以昭永也。”“故潤澤千里,明人士賴焉,而實太恭人杯圈之余瀝;……?!笨芍吨X堂永日圖序》是代萬表(鹿園)作,壽寧波知府(寧波在明初稱明州府)鳳峰之母的,而鳳峰牧于寧波不久。按:鳳峰是沈愷的號。沈愷,字舜臣,華亭人,進士,是嘉靖十九年即本年任寧波知府(據(jù)雍正《寧波府志》卷十六、十八),所以系序文于本年。
本年為淮安府學(xué)教授陶師文(未齋)膺獎,作《賀學(xué)博未齋陶師膺獎序》。
〔考證〕天啟《淮安府志》卷五《職官》“府學(xué)教授”項載:“陶師文,會稽人。”康熙《紹興府志》卷三十五《選舉志三》“舉人”項載:“陶師文,應(yīng)天中式,終同知。初令宜都、鉛山,并祀名宦?!鼻 躲U山縣志》卷五《秩官》“縣令”項載:“陶師文,會稽人,嘉靖十五年任?!蓖巍兑硕伎h志》卷三下《政教·職官·治績》第七載有陶師文的小傳云:“陶師文,字純夫,號未齋,浙江會稽人,舉人。嘉靖二十五年任知縣。到官搜奸剔蠹,酌定儒學(xué)師生廩餼折色,新學(xué)宮,廣學(xué)田至八百余畝,歲租給貧士。縣舊無書院……乃核儒學(xué)西隙地舊為豪強侵賣者,諭令其子若孫贖之,給半價,其半官給之,命幕僚吳子鑰董其事,堂舍門庖蔬圃備具。始丁未冬,成戊申春,額曰清江書院。己酉建西城……社學(xué)六……任宜六年,升揚州府同知去,去時栽竹,題云:‘臨去還栽竹,憑人笑道憨。清風(fēng)與高節(jié),留待后來看?!h人為建感德祠。”又,載下一任知縣唐朝德小傳云:“唐朝德……嘉靖二十九年任?!諑熚娜ス伲裰^后來難乎為繼。及得朝德,大喜過望,謂之陶父唐母?!庇缮现窗哺畬W(xué)教授陶未齋即會稽陶師文。吳承恩序文說:“先生齟齬不逢,信道違時,再為令尹,與世乖忤?!薄跋壬畞砥澮玻M格當(dāng)然耶?心為乎小民,而力抗夫強家,大吏因之請于銓而左授,夫是以以庠易邑爾?!敝諑熚氖钱?dāng)縣令被貶為淮安府學(xué)教授的。既然康熙《紹興府志》說他終同知,又初令宜都、鉛山,而同治《宜都縣志》說他任宜都知縣六年,升揚州府同知去,可以知道陶師文并非由宜都任貶職為淮安府學(xué)教授。其嘉靖十五年任鉛山知縣,下一任鉛山知縣朱選是嘉靖十八年任,由嘉靖十八年離鉛山知縣職到嘉靖二十五年任宜都知縣,中間七年去向不明。潘塤《熙臺先生詩集》卷八的第一首詩題為《送郡博陶未齋赴宜都令》,可證成陶師文離鉛山令到任宜都令中間七年,是在淮安府學(xué)當(dāng)教授的。去鉛山為嘉靖十八年,吳承恩序文說:“未齋先生來掌吾淮教事,期年而化成,于是撫巡諸使者數(shù)騰檄褒焉?!眲t此膺獎事自應(yīng)發(fā)生在嘉靖十九年,即本年,吳承恩的序文也當(dāng)然是本年作。吳承恩此時是府學(xué)生員,所以稱陶未齋為“陶師”。吳承恩還有《柬未齋陶師》(《存稿》卷一)七言絕句,也應(yīng)是本年或稍后作。
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
吳承恩約三十八歲,在淮安。
吳承恩《贈沈十洲》詩(《存稿》卷一),為沈坤狀元及第(據(jù)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貢舉表》)作。
〔考證〕劉譜說《贈沈十洲》詩當(dāng)作于本年沈坤狀元及第時,根據(jù)詩的內(nèi)容看是對的,詩云:
東風(fēng)朝馬散鳴珂,北極晴光帶玉河。
寒食中官傳畫燭,春衣侍吏捧香羅。
蓬萊雪后煙花滿,閶闔天心雨露多。
染翰朝朝供研滴,鳳池新綠酌恩波。
何良傅中進士(據(jù)前揭何良俊撰《行狀》)。
撰《約庵周公升南京刑部尚書障詞》(《存稿》卷四)。
〔考證〕劉譜:“約庵名金,武進人。事跡詳唐順之撰的《周襄敏公全傳》(《國朝獻征錄》卷三十一)。又考天啟《淮安府志·職官表》,周金任漕運總督在嘉靖十五年,二十年去任。所以把這篇障詞系于這一年?!睋?jù)《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五十,周金升南京刑部尚書為本年六月壬午。
十一月,馮煥以郭勛案謫廣東茂名縣丞,吳承恩為作《雜言贈馮南淮比部謫茂名》(《存稿》卷一)。
〔考證〕《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五十三:“二十年九月乙未,翊國公郭勛有罪……法司奏:據(jù)勛罪當(dāng)論死?!蠌?fù)諭法司曰:‘錦衣衛(wèi)枷號人犯中,未必?zé)o可矜者。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偶形夢寐,俱免枷號,即行發(fā)遣。郭勛先該言官論列,及經(jīng)五城御史勘報,罪犯多端,累旨令追門(按:可能是“問”)明白,乃該問刑衙門全不遵奉,以致情詞截略,議擬不明。令三法司即同錦衣衛(wèi)及科道官查照前言官疏,會審明確,奏治?!谑鞘烙分芰恋纫騾㈡?zhèn)撫司指揮孫綱,納賄曲比;刑部尚書吳山,昏耄依違;該司郎中錢德洪,不諳刑名;本部主事馮煥,任意供招,與鎮(zhèn)撫司掌印指揮倪旻,扶同推鞫,故將勛結(jié)黨亂政……等項重情,俱隱飾不究。乞?qū)ⅰ瓍巧降攘P治?!弥?,下綱、煥法司逮問?!?,都察院擬德洪罪,上。有旨:‘刑官不習(xí)法律,必致獄情冤枉,為害非細。昨法司初擬勛獄,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審究獄情,何以厭伏罪人之心?有旨令衛(wèi)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即與不領(lǐng)敕者罪同。錢德洪仍執(zhí)下鎮(zhèn)撫司再加拷訊……馮煥降邊方雜職?!敝凉饩w《淮安府志》卷二十八《馮煥傳》則說馮煥:“出嚴(yán)嵩門下,授刑部主事。有勛臣某以罪下獄,嵩當(dāng)國,屬勿推,煥執(zhí)法不撓,忤嵩意,以中旨詔逮赴都堂獄,御史雜治之?!薄霸僭皆拢瑹o他狀,乃得釋。謫茂名縣丞。”——由前述《明實錄·世宗實錄》和光緒《淮安府志》的記載知馮煥于本年十一月謫茂名,吳承恩詩應(yīng)作于十一月或十二月。馮煥居粵三年,升德清知縣,又以忤郡守罷職。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
吳承恩約三十九歲,在淮安。
吳承恩本年正在撰寫《西游記》,或者已經(jīng)完成初稿。本年春,吳承恩的好友朱曰藩作《贈吳汝忠》詩(《山帶閣集》卷九)給吳承恩,吳承恩作答詩《贈子價》(《存稿》卷一),對《西游記》的寫作進行探討。
〔考證〕關(guān)于吳承恩本年正撰寫《西游記》,其主要證據(jù)是朱曰藩和吳承恩贈答的詩篇,先列朱曰藩《贈吳汝忠》詩:
眼前時態(tài)日紛紛,物外心期獨有君。
最喜相思無遠道,即從欣賞得奇文。
春歸學(xué)圃經(jīng)芳草,雪壓淮濤滾莫云。
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謾比終軍。
吳承恩《贈子價》詩是:
我愛朱郎龍鳳種,即今詩思逼劉曹。
玉鞭紫氣瞻風(fēng)骨,金殿春云照羽毛。
絕世飛揚人未識,致身儒雅道何高。
投君海上三山賦,報我花間五色袍。
對這兩首詩所要論證的問題是:第一,朱曰藩詩的寫作年代;第二,兩首詩是互相贈答之作,即同時所作;第三,互相贈答的內(nèi)容是關(guān)于《西游記》寫作的,從而推斷《西游記》的寫作時間。
(1)朱曰藩《山帶閣集》今傳本三十三卷,是朱曰藩去世后于萬歷元年經(jīng)別人之手編輯刊行的。但是朱曰藩生前曾自編有三十卷本(桑維喬《行狀》和羅洪先《墓志銘》云如此),可知今傳三十三卷本基本是朱曰藩自己編輯的,而前二十五卷的詩歌部分則是按寫作時間順序的編年詩。由有紀(jì)年的詩的排列,可以證明這一點?!顿泤侨曛摇吩妼俚诰啪恚F(xiàn)在先證成第八卷和第十卷詩的寫作年代,以定第九卷詩的年代范圍。第八卷共二十五篇詩(同一題目的數(shù)首詩算作一篇詩),其第二十二篇題《駕幸承天作》,這當(dāng)然是嘉靖十八年二月到四月中間作,以后的三篇詩都寫夏日景象,當(dāng)然是十八年夏作。第十卷的開頭幾篇詩,寫到的節(jié)候是春天,接著的幾篇詩描寫夏、秋,而由《秋日臥病水亭有懷》至本卷最末的《有司舉餞北上病中書懷》計九篇詩,據(jù)卷二十八《寶應(yīng)朱氏世錄序》云:“癸卯冬得病且死……逾年,幸不死,適當(dāng)北上……”按癸卯為嘉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春朱曰藩北上應(yīng)舉成進士,所以知道上述九篇詩是嘉靖二十二年秋冬作。由此前推,十卷其他詩都是二十二年春夏之作。——根據(jù)第八卷、第十卷詩寫作時間上下限,可知第九卷詩是嘉靖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等三個年頭的作品。第九卷共三十一篇詩。其中十九、二十兩篇能考定都是作于嘉靖二十年。第十九篇題《觀音閣和王給事韜孟》,王韜孟即王曄,《明史》卷二百十說王曄于“(嘉靖)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外寇陸梁,本兵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遷侍郎費宷,不堪重寄?!巯缕湔掠谒?。居兩月,復(fù)劾瓚,因及禮部尚書嚴(yán)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jié)納。”王曄上書時正為南京吏科給事中?!队^音閣和王給事韜孟》有句:“白下池臺厭鐘鼓,青春章奏入煙花。隱憂獨抱籌邊策,長嘯唯看泛海槎?!彼^“青春章奏”、“抱籌邊策”等,就是指九月頃偕同官上言參劾張瓚等人事,所以推知這首詩是二十年九月左右作。其第二十篇題《蔡子木改南曹遇贈》。據(jù)《明史》卷二百八十七蔡傳,蔡汝楠(子木)徙南京刑部員外郎時,“尚書顧璘引為忘年友”。顧璘之任南刑部尚書,據(jù)《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五十九為本年三月丙申。被罷歸,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因此蔡汝楠改南曹遇朱曰藩而有贈詩,當(dāng)也是本年無疑。第九卷的三十一篇詩,十九、二十兩篇大體是中間的,以此兩首為依據(jù),那么本卷第一首《西歸內(nèi)人曲》寫春,依次的八首寫春、夏、秋,至第十篇《至北舍作》寫秋末冬初,由上知這十篇詩都是同一年即嘉靖十九年作。由第十一首《蘭泉》寫春天開始,至第二十三篇《舟次諸友攜酒來看》之寫秋,其間包括《觀音閣和王給事韜孟》、《蔡子木改南曹遇贈》在內(nèi)的十一篇詩則有春、夏、秋節(jié)候的描敘,前已證明,這十三篇詩當(dāng)是嘉靖二十年的作品。第二十四篇即《贈吳汝忠》,由“春歸學(xué)圃經(jīng)芳草,雪壓淮濤滾莫云”句,知是對春的描寫,其后的詩篇多寫有春,最后一篇則是秋天作的,因此,由《贈吳汝忠》開始的第九卷的最后八首詩當(dāng)是嘉靖二十一年即本年所作。最后八首詩中的《贈殷時訓(xùn)》尚可由旁證證明是二十一年的作品。殷時訓(xùn),即殷邁。李贄《續(xù)藏書》卷二十二《殷邁傳》說:“辛丑(按: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痹娫疲骸八途厝氤忻鲝],計君休沐忽年余?!憋@然,殷邁昨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不肯到任,請了個長假一年多,然后根據(jù)自己請求,今年改派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道過寶應(yīng),“十日淹留慰索居”,朱曰藩贈以詩。詩說“送君重入承明廬”者,是因為吏部驗封司掌封爵襲蔭裒贈吏算等職,有如侍臣之居承明廬,“重入”云者就是指殷邁不肯就戶部主事職,而今肯于就驗封職?!缮献C明朱曰藩《贈吳汝忠》詩作于本年春。
(2)二詩乃互相贈答即同時所作的第一個證據(jù)是:這兩首詩的語氣和所涉及的問題都是針鋒相對的。朱曰藩于吳承恩處“即從欣賞得奇文”,但是對此奇文不滿意,卻希望吳承恩“珍重大才行瑞世”,不要學(xué)“少年人謾比終軍”。吳承恩則以為“投君海上三山賦”這樣的奇文,從對方不應(yīng)獲回“報我花間五色袍”,對朱曰藩的態(tài)度不滿意。不為朱曰藩激賞的“奇文”,既然和“愿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的終軍聯(lián)系起來,那么這“奇文”必定有殊方異域的風(fēng)味,而也就是吳承恩自稱的“三山賦”了。所謂“五色袍”的“五色”,吳承恩在自己的詩文中屢次提到?!顿浥狷Q洲晉列卿兼逢初度歌》云“五色華蟲我親補”;《雜言贈馮南淮比部謫茂名》云“應(yīng)見一封裁五色”;《封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xué)士雙松丁公墓志銘》云:“子裁子制,五色天衣;曰經(jīng)曰緯,出父杼機?!被ㄩg五色的袍子是官服,朱曰藩希望吳承恩“珍重大才”在圣明的瑞世去當(dāng)官,吳承恩則持不同的觀點,說我投獻給你的是“三山賦”,而你回報我的卻是“五色袍”,我要你看的東西和得到你的評語,何其背謬!朱曰藩詩的末聯(lián)與吳承恩詩的末聯(lián)是針鋒相對的。第二個證據(jù)是吳承恩詩說朱曰藩“絕世飛揚人未識,致身儒雅道何高”,證明吳承恩贈詩時,朱曰藩尚是“人未識”,未成進士的時期。民國重印《寶應(yīng)縣志》卷十一《朱曰藩傳》:“曰藩嘗究心內(nèi)典,注《楞嚴(yán)》、《法華》諸經(jīng)。及年四十,大悟前非,與羅文恭洪先講修身立命之學(xué),六經(jīng)之書,重經(jīng)手錄,各為纂注,惜不傳?!敝煸环氖畾q時是嘉靖十九年,而他是嘉靖二十三年成進士。因此,吳承恩的詩一定是作于前此的二三年內(nèi),那么兩首詩既有了是互相贈答的證明,此第二證便可成為第一證的補充佐證。
(3)朱曰藩、吳承恩的詩既然是互相贈答的同時之作,則進而探索所謂“奇文”、“三山賦”是何等樣的作品,是否就是《西游記》?按:“欣賞奇文”一語出陶淵明詩《移居》:“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陶淵明與鄰曲共同欣賞的奇文是前代的作品,有許多疑義要互相探索、分析。這“奇文”是什么呢?陶淵明《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的第一首序詩說:“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fēng)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陶淵明對“周王傳”和“山海圖”的泛覽與流觀是與故人共之的,所以《讀山海經(jīng)》的其他十二首詩,言西王母、夸父、精衛(wèi),言玄圃、丹木、三青鳥等等,正是從《山海經(jīng)》、《穆天子傳》中所得,而可以“疑義相與析”的。關(guān)于這一點,蘇東坡也是如是理解的,蘇東坡《和陶詩》中的《和〈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的序言說:“淵明《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其七皆仙語。余讀《抱樸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碧K詩的第一首也是序詩,有句云:“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币浴捌鏁狈Q《抱樸子》,大約就是體會陶淵明以“奇文”稱《山海經(jīng)》和《穆天子傳》,講神仙殊談的書就是奇書或奇文。蘇詩第三首有句:“奇文出纊息,豈復(fù)生死流?!钡谑皇子芯洌骸捌嫖亩倨?,了未出生死?!钡诹讋t更提出“三山”字樣,說:“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碧K東坡把“奇書”、“奇文”與“三山”聯(lián)到一起,正可作為吳承恩、朱曰藩兩首詩相呼應(yīng)的旁證。那么“奇文”和“三山賦”既然是《山海經(jīng)》、《穆天子傳》、《抱樸子》一類的作品,吳承恩與朱曰藩所互相探討的“奇文”、“三山賦”不是《西游記》又是什么呢?作品是屬于吳承恩的,朱曰藩則是評價者。然而,安知此奇文不是吳承恩的志怪傳奇《禹鼎志》?回答是:不能?!队矶χ尽沸蛭恼f:“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時紀(jì)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昔禹受貢金,寫形魑魅,欲使民違弗若。讀茲編者,倘悚然易慮,庶幾哉有夏氏之遺乎?”像《禹鼎志》一類寓有鑒戒的志怪作品,朱曰藩并不鄙薄。朱曰藩代別人作《七修類稿后序》(《山帶閣集》卷二十八,今傳本《七修類稿》不載)說:“虞初九百,惠施五車,豈直為稗官小說哉!”意見與吳承恩前述見解相同。故此,朱曰藩如果欣賞的奇文是《禹鼎志》,不會說:“這是浪費大才,浪費青春!”并且,談三山或南越之類遐方殊域的書,《禹鼎志》不足以當(dāng)之,只能是《西游記》。由此可以肯定在本年春(二十一年春)吳承恩正寫《西游記》或已寫成初稿。說《西游記》在本年已寫成初稿或至少正在寫作還有旁證。在此,先列敘前人對《西游記》寫作時間的推測。前人基本有二說:一云年輕時作。清阮葵生《茶余客話》說:“然射陽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獪,游戲三昧,亦未可知?!保ㄞD(zhuǎn)引自《中國小說史料》,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版七十一頁)日本學(xué)術(shù)界或者就是根據(jù)此說,推斷《西游記》作于嘉靖九年(1530)左右。今見載此說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東京小山書店出版《小山人文科學(xué)史年表》由小野澤精一執(zhí)筆的中國文學(xué)部分(該年表對吳承恩的生卒年同于中國通說,即生于弘治十三年,卒于萬歷十年)。另一種說法是:吳承恩晚年家居時作,乃國內(nèi)近今學(xué)術(shù)界的一般看法,文學(xué)史及論著凡涉及《西游記》寫作年代都如是說?!笆龆f,后者幾成定論,所以申述旁證的時節(jié)有時便以之為對立面以駁辯是非。旁證約有三個方面:第一:由作品表露的思想與作者思想的發(fā)展變化來看,《西游記》不能是吳承恩老年即七十歲以后的作品。作品的主題思想與主要人物(孫悟空)的性行,都是吳承恩中壯年時期思想的反映。據(jù)吳承恩現(xiàn)有詩文,則中壯年時期思想具有激烈的反抗精神,不平不滿氣氛濃重,如《二郎搜山圖歌》、《庚戌寓京師迫于歸志呈一二知己》、《贈子價》等詩,《禹鼎志序》、《賀學(xué)博未齋陶師膺獎序》、《秦璽》、《申鑒序》等文;而老年趨于衰颯,如《瑞龍歌》、《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飲招隱庵》等詩以及一些諛壽障詞。以丞長興為分界線,吳承恩的思想感情變化是很明顯的。又,大凡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主要正面人物多數(shù)是作者本人思想面貌的寫照,《儒林外史》的杜少卿,《紅樓夢》的賈寶玉莫不如此。按之“善諧劇”的吳承恩,在孫悟空身上不是有充分地反映嗎?而創(chuàng)造孫悟空的吳承恩,不可能是老年人?!鶕?jù)上述,說《西游記》是本年左右的作品,合理合情。第二,由《西游記》寫到世俗生活的一個側(cè)面,也可以證明《西游記》是吳承恩中壯年時期所作。《西游記》五次寫到或提及年景荒旱,第三十七回烏雞國王說烏雞國五年前荒旱;第四十四回車遲國道士說車遲國二十年前民遭亢旱,第四十五回因一春無雨而有孫悟空與虎力大仙斗法祈雨事;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一回火焰山實際是天氣干旱的曲折描寫;第八十七回鳳仙郡三年不雨;第九十一回金平府慈云寺和尚告唐僧四眾:“(燈油)若有一年不干,卻就年成荒旱,風(fēng)雨不調(diào)。”如此等等。相反,全書沒有一處寫或提及水災(zāi)事。據(jù)此,有充分理由認為吳承恩寫《西游記》時對旱災(zāi)有深刻感受,而對水災(zāi)則相反。吳承恩長期生活的家鄉(xiāng)淮安,就以水旱頻仍著稱。歷史資料表明,淮安水旱災(zāi)有相對的周期性,即某段時期主要是旱災(zāi),某段時期主要是水災(zāi)。據(jù)《明史》的《武宗紀(jì)》、《世宗紀(jì)》、《穆宗紀(jì)》、《神宗紀(jì)》、《五行志》、《河渠志》以及光緒《淮安府志》、《古今圖書集成·庶征典》、《明實錄》等一些記載的不完全統(tǒng)計資料(見附錄四:“正德元年至萬歷十年淮安水旱表”),知淮安地方于吳承恩少年到中壯年時期多旱災(zāi)(水災(zāi)特少),老年時則多水災(zāi)。關(guān)于上述情況,吳承恩的好友沈坤和同鄉(xiāng)胡效謨(胡璉子,也與吳承恩相友善)曾各有文涉及淮安的水旱災(zāi)災(zāi)情,而與前述統(tǒng)計資料相吻合。沈坤《漕撫王公遺愛碑》(見光緒《淮安藝文志》卷三)說:“嘉靖壬寅(按即本年)句曲克齋王公,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命總督漕運,兼巡撫江西四郡三州之地,即淮開督府?;串?dāng)畿輔襟咽,名水陸沖要,而國家兵食所需在轉(zhuǎn)漕為大計?!珦P歷中外,多顯聲……屬頻歲赤旱,心切然以為深憂,奔走群望禱焉。禱輒雨,仍遍檄郡邑,令無重民災(zāi)。……故雖亢陽流虐,而年亦不至大祲?!衲瓯纾ò矗憾迥辏?,皇帝嘉公之績,征入為戶部尚書?!庇纱俗C明嘉靖中葉(二十幾年)淮安是頻年亢旱的(按:沈坤碑文說王由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任漕運總督,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卷四則說王任漕運總督始于嘉靖二十三年十月),連同前述統(tǒng)計資料,似吳承恩三四十歲的嘉靖十幾年至二十幾年間,為十一年的周期性旱災(zāi)年代(今天科學(xué)家已經(jīng)證明災(zāi)祲有此周期性)。胡效謨《淮安大水紀(jì)》(見光緒《淮安府志》卷四十)則云:“淮安自嘉靖庚戌(按:二十九年)以來,比年大水,至隆慶己巳(按:三年)歲為最大?!髂旮缥逶拢踊此执蟀l(fā)……”連同前述統(tǒng)計資料,可知吳承恩生活的最后二三十年,淮安連年有水災(zāi),而晚年尤重。至于吳承恩本人文章所透露的情況,當(dāng)然也與前述一切資料記載相吻合。嘉靖二十三年作《大中丞白溪張公歸田障詞》(見二十三年項下)說:“楚玉流光,自息氛祲之氣。”所謂“氛祲之氣”即指沈坤碑文的“頻歲赤旱”。嘉靖四十年作《贈郡伯養(yǎng)吾范公如京改秩障詞》說:“哀軫水潦之余,解息兵戎之后。”萬歷元年作《賀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障詞》說:“惠茲敝邑,幸我疲民,屬六年五潦之余,正十室九空之際?!比f歷五年作《贈郡伯古愚邵公報政序》說:“淮之患莫甚于水?!比f歷七年作《瑞龍歌》說:“憶昨淮揚水為厲,冒郭襄陵洶無際?!薄汕笆稣f明吳承恩作《西游記》時對旱災(zāi)有切膚感,而對水災(zāi)則否,因此說是中壯年時作,把年青時記憶加上現(xiàn)實的感受,于是寫旱災(zāi)多次,合情合理。第三,由李春芳(華陽洞天主人)與吳承恩合作?!段饔斡洝穪砜?,又可證明《西游記》為本年前后寫成。先證成《西游記》校者華陽洞天主人就是吳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輔李春芳。據(jù)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及傅惜華《內(nèi)閣文庫訪書記》載,凡明代版本《西游記》大都有“華陽洞天主人?!弊謽樱ǜ鞣N版本又都不標(biāo)作者名號)。這個華陽洞天主人是誰?過去鄭振鐸先生編輯的《文藝復(fù)興》雜志“中國文學(xué)研究專號”(下),載有汪?!秴浅卸髋c〈西游記〉》一文,該文已提出華陽洞天主人疑即李春芳?,F(xiàn)在綜合汪浚意見并且加上自己的看法論證如下:吳承恩于嘉靖四十一年為李春芳父親七十壽辰作《元壽頌》說:“建業(yè)龍盤,坤靈會萃,句曲神皋,良常地肺?!卑矗骸暗胤巍奔粗妇淝窀奕A陽洞天。于隆慶六年作《德壽齊榮頌》云:“帝奠山川,龍虎踞蟠,建業(yè)神皋,華陽洞天?!卑矗豪畲悍嘉迨雷嬗删淙葆慵遗d化(見前引申時行《神道碑銘》),吳承恩在頌文里兩次都把李家祖籍與神仙有淵源關(guān)系的華陽洞天,和李春芳父親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假如說這是壽詞的常套,然而李春芳狀元及第,吳承恩贈以詩,何以要說“移家舊記華陽洞”呢?可見“華陽洞”不僅是李春芳祖籍名跡,而且是李春芳移家后舊日記憶猶新的東西,因此吳承恩贈詩的第二句就說他“開館新翻太乙編”。這可以證明李春芳在嘉靖二十六年狀元及第之前就有“華陽洞主人”這個稱號了。李春芳與吳承恩相知約在明年(嘉靖二十二年)。李春芳于“嘉靖辛卯(十年)以詩舉于鄉(xiāng),偕計罷,從南雍受業(yè)增城湛公,吉水歐陽公。家故貧,歸而教授江淮間以自給”(許國《李公墓志銘》)。教授江淮時與吳承恩相知,且是教授生徒時的有閑之際,不正是與吳承恩合作搞《西游記》的良時,哪里要到當(dāng)完宰相致仕家居之時?吳承恩《元壽頌》說在明年前后蒙受李春芳的“殊遇”,無疑問就是指?!段饔斡洝愤@件事,否則,李春芳以舉人身份能對吳承恩有什么“殊遇”?
以吳承恩與朱曰藩互相贈詩為主要根據(jù),旁及三證,可以確定吳承恩是在本年左右正在撰寫《西游記》或已完成初稿。另外,由李開先的一段話也似乎可以證明《西游記》不是寫在吳承恩的晚年。李開先《詞謔·詞套》一:“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煉成萬轉(zhuǎn)金鐵軀矣?!睂O悟空作為習(xí)稱的名號,蓋始于吳承恩《西游記》。宋人話本《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名為“猴行者”,明初楊景言雜劇《西游記》和明無名氏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圣》都只有孫行者、齊天大圣的名號。元人話本《西游記平話》雖然說到玄奘收行者后“賜法名吾空,改號為孫行者”(《樸通事諺解》)。但,一則法名是“吾空”而非“悟空”,二則《平話》中習(xí)慣稱謂仍然是孫行者,而不是“孫吾空”,可見孫悟空名字是吳承恩《西游記》盛行以后習(xí)慣的稱謂。由此證明李開先講此話是在吳承恩《西游記》盛行之后。至于孫悟空煉成萬轉(zhuǎn)金鐵軀一說也不見于吳書以前的平話或雜?。ㄈ缜八撸?,只有吳承恩《西游記》第七回太上老君說因為孫悟空吃了他煉的“九轉(zhuǎn)金丹”,“所以渾做金鋼之軀”?!铋_先的《詞謔》是嘉靖末年作(李開先卒于隆慶二年),并在嘉靖末即有刻本,他能運用吳承恩《西游記》中關(guān)于孫悟空的描述來評價元人張小山曲子的風(fēng)格,足證《西游記》不僅不是作于吳承恩晚年,并且非在嘉靖末就廣泛流布于世不可。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
吳承恩約四十歲,在淮安。
吳承恩與李春芳相知約在本年。
〔考證〕《存稿》卷一《元壽頌》:“承恩蒙公(按:指李春芳)殊遇垂二十年?!薄对獕垌灐纷饔诩尉杆氖荒辏谒氖荒陮⒓岸?,則是本年,或至晚不超過明年。
本年五月,吳承恩曾從之受業(yè)的胡璉卒。
〔按〕《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七十四:“二十二年五月癸亥,戶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胡璉卒,賜祭葬如例。”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九《流寓傳》說胡璉“深于經(jīng)術(shù),里居教授門徒甚盛,如鄒守益、程文德皆受業(yè)弟子”。(羅洪先《程君文德墓志銘》:“君幼聰敏,嘗師山陽胡司寇璉?!保﹨浅卸鳛槲膶曳Q胡璉為“我?guī)煛?,是曾從胡璉受過業(yè)的門弟子之一。但是,嘉慶《海州直隸州志》卷二十三《胡璉傳》說鄒守益、程文德都是“以童子傳業(yè)成儒宗”。而鄒守益、程文德則各于正德六年、嘉靖八年成進士,所以吳承恩受業(yè)于胡璉,不能是與鄒、程同時在胡璉早期里居時節(jié),當(dāng)是嘉靖十二年四月以南京刑部右侍郎致仕至十六年四月起為戶部右侍郎止,計四個整年家居淮安時。據(jù)《憶昔行贈汪云嵐分教巴陵》詩,吳承恩于葛木、王鳳靈任淮安知府時所創(chuàng)龍溪書院就讀,王鳳靈在十三年七月離淮安知府任,升陜西按察司副使(見《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一百六十五),如果就在此期間胡璉在龍溪書院講學(xué),那么吳承恩師胡璉則是在十二年四月至十三年七月間。
胡璉,字器重(一作重器),號南津,沭陽人。沭陽,明時屬淮安府。胡璉的兒子胡效謨,字汝順(一說字帝猷),號警亭(此據(jù)《江蘇藝文志·鹽城卷·淮陰卷》,嘉靖間曾任云南澄江知府,有《西齋集》、《池亭集》、《射陽會編》等。胡效謨與吳承恩相友好,其《射陽會編》有《柬吳汝忠寓康氏山閣與予池亭相鄰》詩,詩云:“君閣夏開敞且幽,我亭春構(gòu)在安流。同憐好月晴窗夜,共愛青山楓樹頭。每有詩篇勞唱和,獨看花鳥樂沉浮。更言一事君猶羨(《山陽志遺》卷四引作“君須羨”),白藕花中坐到秋?!保ā渡疥栐娬髡帯肪砦濉jP(guān)于胡效謨事跡雜見《山陽志遺》卷四、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四、《二酉園續(xù)集》卷四)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
吳承恩約四十一歲,在淮安。
撰《壽魏國徐公子六十障詞》(《存稿》卷四)。
〔考證〕據(jù)嘉靖甲寅(1554)作《廣壽》,壽徐公子七十,知障詞作于本年五月。據(jù)“淮海南飛,錦字相將,向楚云遙?!本?,又知吳承恩此時并不在南京,障詞是在淮安所作。關(guān)于魏國徐公子事跡等,見嘉靖三十三年下。
又撰《大中丞白溪張公歸田障詞》(《存稿》卷四)。
〔考證〕劉譜:“按嘉隆萬三朝任淮安總督漕運的,有張景華、張瀚、張翀三人。瀚與翀去職后都升了官,惟景華歸田,所以白溪應(yīng)是景華了。我雖沒考出景華號白溪,但相信這是不會錯的。過庭訓(xùn)《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五有《張景華小傳》,說他總督漕運的時候‘嚴(yán)氏柄國,薦紳賄賂輻輳其門,景華一無所饋,嚴(yán)以雙縑遺之,報如其物,嚴(yán)氏大恨’。所以只好歸田了?!?/p>
〔按〕萬表《玩鹿亭稿》卷二《與白溪張公》書啟云:“某昔叨侍教,未久即違。……頃復(fù)被命承乏于淮,懷仰遺風(fēng),益興山斗之望。淮人之思公,如鳳鳥一鳴,為希世之瑞耳。……茲北上道過鐘吾,咫尺不能趨侍教言,停舟耿耿,僅此專人奉候?!比f表的信寫于嘉靖二十五年。他因北上護漕,道過鐘吾(今江蘇宿遷縣北),距張景華老家的山東郯城不遠,所以專人持信啟候問。劉修業(yè)說白溪就是張景華,此為確證。《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二百八十五,張景華被詔冠帶閑住,在本年四月。被褫職的表面理由是說他對當(dāng)時漕運總兵顧寰的不法監(jiān)督不嚴(yán),刑科給事中王交、吏科給事中何云雁劾之,所以被詔免職不免官,冠帶閑住,障詞說“袞衣故里”,即指此。障詞是代郡學(xué)師儒等作。
祝沈坤母受封誥并誕辰的《介祉頌》(《存稿》卷一)蓋作于本年。
〔考證〕《存稿》卷三的《贈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銘》說:“甲辰秋,狀元公修撰翰林書,三歲考,得贈父如己官,封母得如今號(按:封太安人)?!爆F(xiàn)在根據(jù)《介祉頌》“皇帝推汪之恩,錫命自天,適會初度”句,綜合“授以采毫,置于金馬,用其柯干,尋彼本根,燕喜于堂,承此渥恩”,“鳳軸鸞函,實為天寶,寧假云簽,始占壽考”等句考察,可以證明吳承恩獻《介祉頌》應(yīng)該就是“甲辰秋”。因為一則皇帝對人臣父母封贈,除著殊功者,通常都是任官后第三年,經(jīng)考績,無大錯,則例行封贈;二則由“授以采毫”兩句,知沈坤此時正在翰林院任職,是“修撰翰林書”時,而“鳳軸鸞函”的正式錫命,也只有封太安人時的第一次封典才能有。沈母誕辰為十一月十五日(見《合葬墓志銘》),即《介祉頌》說到的冬仲。蓋秋考,冬仲始頒封贈令。
由此頌知吳承恩的兒子鳳毛已經(jīng)與沈坤女兒訂婚。鳳毛此時不超過十二三歲,因為嘉靖十一年冬吳承恩作《先府賓墓志銘》時鳳毛尚未出世(按墓志銘例,如有孫某,應(yīng)該寫列)。
朱曰藩、張侃皆于本年成進士(據(jù)前揭朱曰藩的《行狀》、《墓志銘》和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貢舉表》)。
〔按〕李調(diào)元撰《制義科瑣記》卷二“考官作弊”條:“嘉靖甲辰榜發(fā),禮部員外郎錢萱、禮科給事中汪蛟言:會試主考官江汝璧朋私通賄,大壞制科。……沈坤取陸煒,高節(jié)取彭謙、汪一中,皆通賄。疏入……沈坤、汪一中、陸煒,免議?!鄙蚶け慧朗苜V取中的陸煒是陸炳的弟弟,不知所謂受賄云者是否是事實,但張侃卻是沈坤的姐夫或妹夫。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
吳承恩約四十三歲,在淮安。
撰《石鼎聯(lián)句圖題詞》(《存稿》卷三)。
萬表任漕運總兵,吳承恩《贈鹿園萬總?cè)帧吩姡ò耸灼哐越^句)蓋作于此時。
〔考證〕《射陽先生存稿》卷一收載《贈鹿園萬總?cè)帧菲哐越^句四首,劉修業(yè)從明刻原本萬表《玩鹿亭稿》輯出另外四首及詩前小序(見《吳承恩詩文集》的“補遺”)。按:《玩鹿亭稿》的附錄都是萬表的友好給他的書信和詩篇。吳承恩詩前的小序是八首詩的序,八首詩的排列順序為:“牙門百尺”、“蕙袍蘿帶”、“儲胥萬舸”、“春茶夏筍”、“到處山僧”、“四海太平”、“風(fēng)爐茗碗”、“交游海內(nèi)”。由上可見原載于《射陽先生存稿》的四首詩是穿插在另四首中間的。萬表《玩鹿亭稿》卷二《贈別大司徒克齋王公序》、卷六《患病乞代疏》都談到本年養(yǎng)病中由皇帝敕命任漕運總兵事。吳承恩《贈鹿園萬總?cè)帧吩娦⌒蚍Q:“鹿園公藏真有融,應(yīng)果無跡。再秉旄鉞,功流我邦。賤子叨承下風(fēng),已是十年之舊,穆如愿獻,寄在小篇?!庇衷娋溆性啤爸貫樘於鞒龅缊觥钡鹊取Hf表于嘉靖十三年已任漕運參將,到本年十多年,正是小序所說“十年之舊”的注腳,可以證明詩作于本年萬表任漕運總兵時。
唐龍卒。
〔考證〕劉譜:“按徐階撰的《唐公龍墓志銘》(《國朝獻征錄》卷二十五)說他卒在是年七月十九日。”
唐龍,號漁石,當(dāng)過漕運總督和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等高級職位。《明史》二百零二有傳。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
吳承恩約四十四歲,在淮安。
吳承恩作《贈李石麓太史》詩,賀李春芳狀元及第。
〔考證〕劉譜:“是年春李春芳舉進士第一?!洞娓濉肪硪挥小顿浝钍刺贰罚?/p>
瀛洲高步總神仙,道得由來況有傳。
甲榜題金龍作首,春堂世彩鳳相連。
移家舊記華陽洞,開館新翻太乙編。
共許皇猷須黼黻,彩毫光麗玉京煙。
按石麓是李春芳的號,許國撰的《墓志》和王家屏撰的《行狀》,都作石鹿。《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本傳說:‘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與侍讀嚴(yán)訥超擢翰林學(xué)士?!晕也孪脒@首詩應(yīng)該是這年作的,也許在次年。”
二月,撰《送林戶部還朝序》(《存稿》卷二)。
〔考證〕林戶部,即林洙(光緒《淮安府志》卷十《職官表》作林株,誤)。林洙,山東文登人,光緒《文登縣志》卷八下引天啟志:“林洙,字孔源,嘉靖甲辰進士。天資雋穎,篤于學(xué),夜嘗燎薪以讀。任戶部主事,餉邊羨金,秋毫不染。督清江浦運糧,卻常例,淮人佩德。升本部員外,委收十庫料物,中貴諷以多入,洙正色拒之。轉(zhuǎn)正郎,僅一月,卒。櫬回,一無所有,清白之名,鄉(xiāng)閭嘆服?!睋?jù)序文,林四岡在“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以戶曹監(jiān)庾于淮,即清江分務(wù)”,正是他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中進士,以戶部主事管邊餉之后,督清江浦運糧的。序文又稱:“今四岡之居于茲,其心則曰:民,郡民也,郡治之役于我者,隸也;士,郡士也,郡肄之交于我者,際也。故一毫不擾乎民,而一毫不敢慢乎其士?!庇终恰扒锖敛蝗尽?、“卻常例”的另一種說法。由上述可見林四岡即林洙無疑。
序文:“凡戶曹之蒞于茲也,率以期而代。今年春仲,代者至,先生將復(fù)于朝?!币蛑蛭哪俗饔诒灸甓隆?/p>
秋,撰《壽葉太老夫人八十頌》(《存稿》卷一)。
〔按〕葉太老夫人系葉淇夫人孔氏,吳承恩曾岳母輩。嘉靖三十三年下將引劉譜的詳細考證。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
吳承恩約四十五歲,在淮安。
本年末萬表離淮安總兵任。
〔按〕《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三百四十三:“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命漕運總兵兼鎮(zhèn)淮安署都督僉事萬表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事?!?/p>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
吳承恩約四十六歲,在淮安。
冬十一月,撰《贈衛(wèi)侯章君履任序》(《存稿》卷二)。
〔按〕章汝隆于本年十一月任淮安衛(wèi)中右所千戶,吳承恩系章父淮洲好友,所以作這篇序規(guī)其初仕。章淮洲名黼,嘉靖十四年武進士第一,曾任福建行都司(見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貢舉表》)。序文說“(淮洲)遂感激而席戎階,卒之以才藝魁天下。仗鉞八閩之間……”即指此。據(jù)序,本年淮洲已下世。
本年曾任山陽縣學(xué)教諭的裴方盛(裴永齋)成歲貢。裴方盛教諭山陽時,吳承恩嘗為其膺獎作《賀裴永齋掌教膺獎?wù)显~》(《存稿》卷四)。
〔考證〕天啟《淮安府志》卷五《職官》載山陽縣學(xué)教諭有“裴方盛,南雄人”。南雄在粵北湞水北岸,唐置湞昌縣。吳承恩《賀裴永齋掌教膺獎?wù)显~》說裴永齋“風(fēng)高南國”,“湞昌巨姓”,“獨高百粵之英”,都可證明吳承恩為之作障詞的裴永齋即南雄人裴方盛,并且由障詞的“有緣江左,載陟山陽”的話也可證明裴永齋是山陽縣學(xué)的掌教,與天啟《淮安府志》所載裴方盛是山陽縣學(xué)教諭正合。道光《直隸南雄州志》卷七《諸貢》項載嘉靖二十八年有歲貢“裴方盛,府學(xué),廬州學(xué)正,升沅陵教授”。不記裴方盛曾為山陽教諭,只記其州學(xué)正和府學(xué)教授,可以推想裴方盛出貢后即任山陽教諭,以后逐步升學(xué)正和教授,沒有入國子監(jiān)讀書。若是,裴方盛任山陽教諭亦應(yīng)在本年或稍后,吳承恩為之作障詞當(dāng)也在此后一兩年內(nèi)。吳承恩于明年即出貢,而他原是府學(xué)生員,因此就障詞“諸生某等,喜集瑞于儒宮,遂征言于藝苑”等句看,自是代作。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
吳承恩約四十七歲,由淮安去北京,又返淮安。
春,在淮安,代耕叟作《贈學(xué)博鄭東窗先生東歸序》(《存稿》卷二)。
〔考證〕鄭東窗名道夫,字立之,福建莆田人,嘉靖七年戊子舉人,為淮安府學(xué)教授(康熙《興化府莆田縣志》卷十三《選舉志》)。序文說:“嘉靖庚戌春,東窗鄭先生解淮南之組,而戒閩中之楫。”“自先生之學(xué)于其家,舉于鄉(xiāng)?!薄皷|窗行矣,三槐可植矣,夾漈之澤,吾知其未渠央也。”鄭東窗是福建人,且是舉人,而夾漈山在莆田縣西北,因此知鄭東窗即鄭道夫。序文又說:“其為郡博也,膺文聘者二,動臺褒者七,鑒明化顯,有遐聲焉?!庇纱烁崠|窗即《存稿》卷四《永遇樂·鄭掌教膺獎》詞所詠的鄭掌教,掌教即府學(xué)教授?!队烙鰳贰吩~應(yīng)作于此前不久。
耕叟疑是潘塤的別署?!锻ㄗh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公神道碑》說潘塤“既退處,乃買田平河橋,以農(nóng)自業(yè),別號平田野老”。平田野老即耕叟。
夏,以歲貢入都,停留約兩個月回南方。在北京作有《庚戌寓京師迫于歸志呈一二知己》。
〔考證〕今見的幾種“淮安志”和“山陽志”都說吳承恩是嘉靖時期的歲貢,具體年份失載。按李春芳《貽安堂集》卷十《忍庵丁翁傳》云:“予叨第官詞林,射陽吳子貢入都?!笔菂浅卸髦暼攵荚诶畲悍汲蔂钤蠊俸擦衷簳r(李春芳于舉進士第一后即任翰林院修撰),這既不能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又不能在李春芳官翰林院后太久(否則李春芳就不能說“叨第官詞林”,“叨第”與“官詞林”相連,正說明這個問題)。明代的歲貢少數(shù)可以立即選官(教職等),多數(shù)或絕大多數(shù)要入太學(xué)(北方諸省的歲貢入北監(jiān),南方諸省歲貢入南監(jiān))肄業(yè)。今知嘉靖三十三年吳承恩已在南監(jiān)讀書(光緒《淮安藝文志》卷三載潘塤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作《淮郡文獻志序》,稱吳承恩為“太學(xué)吳子汝忠”,是吳承恩至少在三十三年已是太學(xué)生)。而《庚戌寓京師迫于歸志呈一二知己》,則正足證明吳承恩是此時貢入都。詩云:
世味由來已備嘗,鷗心寧復(fù)到鹓行。
縱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長。
六月車塵驚客鬢,連宵鄉(xiāng)夢繞山堂。
明珠有贈慚無報,系在羅襦未敢忘。
所謂“鷗心寧復(fù)到鹓行”者,是說他此次入京有入“鹓行”的機會,吳承恩既然不是進士、舉人,那么入京而能有機會被排入“鹓行”之列,非貢入都是絕不可能的?!獡?jù)上述,可以肯定吳承恩之成歲貢在本年。由詩的五、六兩句,知吳承恩歸心已定,結(jié)合后來的行蹤,他是在作此詩不久便回南方了。很可能是被立即編入南監(jiān)學(xué)籍。
《存稿》卷一有《憶馮雪原時役于京》詩,當(dāng)即本年滯京時作。詩云:
彈鋏歸來夢采芝,燈前憶爾醉狂時。
風(fēng)塵到處經(jīng)雙眼,丘壑何年借一枝。
寶帶鐙毬燕市酒,錦囊驢背灞橋詩。
還家好買西湖曲,萬朵芙蓉映釣絲。
馮雪原身世未詳,此時并不在京。詩中所謂“彈鋏”、“雙眼”等,正是《庚戌寓京師迫于歸志呈一二知己》中的“世味”“備嘗”、“明珠有贈”,而“還家”的歸志也相同。
吳承恩以歲貢入太學(xué),非所愿,潘塤為之作《慰吳射陽》詩(七律)。
〔考證〕潘塤《熙臺先生詩集》卷八《慰吳射陽》詩:
萬丈燕塵不染衣,飄飄征旆過南畿。
風(fēng)云擔(dān)上詩囊重,星斗光中螢火微。
莫把文章爭造化,好憑禍福驗天機。
孔顏亦自鐘情甚,智者何云子夏非。
詩的第一句就點出所慰的是從北京回來的人,正應(yīng)吳承恩之貢入都,緊接著回南入南監(jiān)。而《熙臺先生詩集》是按寫作年代順序編的詩集(分古體詩、七律、五律等),這首《慰吳射陽》詩是卷八的第八十二首詩,其第七十八首《清口郊行》的詩后跋語明標(biāo)是為本年(庚戌)天時不正而作;其第八十四首詩《辛亥元旦》,當(dāng)然是明年元日作,因此可以肯定潘塤詩是慰的吳承恩貢入都后回南入南監(jiān)心情不快之作。
《熙臺先生詩集》卷八在《慰吳射陽》之前還有兩首給吳承恩或涉及吳承恩的詩,其第二十三首題為《答吳汝忠書采兒便面擬贈之作》,原詩為:
浮海焉能逃盛世,移山元自笑愚公。
尊前白發(fā)江湖興,門外紅塵花柳風(fēng)。
三賦未能驚海內(nèi),四休早已臥淮東。
曾于造化知何補,擬待枚皋筆奏功。
緊接的第二十四首題為《九日登紫霄宮同南津及汝臣文運汝忠三君子》,上二詩寫作具體年代不能定,總是在胡璉逝世的嘉靖二十二年前。其《答吳汝忠》較重要。
徐中行本年舉進士(據(jù)王世貞《徐公墓碑》)。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
吳承恩約五十歲,在淮安。
撰《贈宗萬湖令江山》詩(《存稿》卷一)。
〔考證〕劉譜:“按《江山縣志》卷六《職官表》:‘宗杰,清河人,舉人,三十二年任?!瘎t他所作贈詩應(yīng)在這一年。”由詩云:“經(jīng)由駐鄉(xiāng)井,云物麗秋昊?!薄斑^從樂朋舊,燕語喜父老”等句,知宗杰選江山縣令赴任途中回家鄉(xiāng),在淮安吳承恩給予贈詩。
冬十月,為丁雙橋(雙橋主人)六十壽辰作《述壽賦》(《存稿》卷一)。
〔考證〕《述壽賦》中的雙橋主人姓丁,由“丁由邈綿”及“開漢室之勛閥”以下四句詩可知。該人系“五湖名杰”的商人。賦云雙橋主人拜手正襟而言曰:“吾幸履后皇之熙運,際仁壽之康時,覽前哲之明范,借先人之余資。……吾方……奉公之義不敢后,周窮之惠不敢辭……則夫忍之一字,乃吾傳世之寶,延年之藥,而治心之師也?!笨芍‰p橋蓋即丁忍庵之子丁可山(丁可山事見三十三年項下)。由“覽歲名之始浹”句,知本年是丁可山的六十壽辰。關(guān)于《述壽賦》乃作于本年十月,是由賦中“時建丑標(biāo)年,極陽紀(jì)月”推知的。吳承恩生活年代里,只有本年(癸丑)之“丑”年十月是極陽的癸亥月。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
吳承恩約五十一歲,來往于淮安、南京之間。
吳承恩本年之在南京系肄業(yè)于南監(jiān)。
〔考證〕潘塤《淮郡文獻志序》(載光緒《淮安藝文志》卷三)作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正月,序稱吳承恩為“太學(xué)吳子汝忠”,因此知至少嘉靖三十三年前即已入南監(jiān)。
夏,在南京,撰《廣壽》,壽徐天賜七十。
〔考證〕序稱:“嘉靖甲寅朱夏仲月……乃有仙翁號東園公,初晉七袠,言開曼齡。……會有京華旅游,淮海浪士,聞之歡喜?!敝蚴潜灸晡逶伦?。劉譜:“《廣壽》是壽東園公七十的。何良俊的《何翰林集》卷五也有《奉壽東園徐公七十》的詩??肌督鹆晖▊鳌肪砦迨?,徐天賜,字申之,是徐輝祖的玄孫,能文章,喜賓客。在南京城的東角筑了一個別墅,叫小蓬萊,招名流來飲酒賦詩,有《東園雅集》詩集。……”
何良傅的《何禮部集》卷五也有一篇《東園徐公七十壽序》,由這序更可知道作壽的日子是五月十七日,并可看到當(dāng)時游宴之盛。
又撰《葉太母挽詩序》(《存稿》卷二)。
〔考證〕劉譜:“按:七年前(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為葉太母撰一篇八十壽頌。但葉太母是誰呢?現(xiàn)綜合這兩篇文字所載的,可知道她的生平:
一、她是‘圣人之裔’,娘家應(yīng)當(dāng)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