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夢陽與明代復古詩風之消長

縱觀整個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明確提出復古口號的文學運動有四次，分別是初唐陳子昂提倡風雅興寄、恢復“漢魏風骨”的詩文復古運動，中唐韓愈、柳宗元復興儒學道統(tǒng)的古文運動，北宋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主張“明道致用”的詩文復古運動，以及明中葉李夢陽等七子派倡導的復古運動。其中明代的復古運動受詬病最多，引起的文學論爭最多，但明代的復古運動亦是持續(xù)時間最長、影響波及整個有明一代的一次文學思潮。然李夢陽等領導的復古運動并非突然發(fā)生的，其雖正式興起于弘治年間，但復古思潮在明初便已萌生，可以說，復古意識綿延于整個明代詩壇，成為一種主流，正如清人沈德潛所云：“明詩其復古也?！?sup>而明代的復古詩風亦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變化、不斷批判、此消彼長的過程，朱彝尊在其《靜志居詩話》中對這種變化做了較為詳盡的概括：

明三百年詩凡屢變，洪、永諸家稱極盛，微嫌尚沿元習。迨“宣德十子”一變而為晚唐，成化諸公再變而為宋，弘、正間，三變而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變而為初唐，皇甫兄弟五變而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變矣。久之，公安七變而為楊、陸，所趨卑下，竟陵八變而枯槁幽冥，風雅掃地矣。獨閩、粵風氣，始終不易，閩自十才子后，惟少谷小變，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謝在杭、徐惟和輩，猶然十才子調也?；涀晕逑壬螅┨m汀小變，而歐楨伯、黎維敬、區(qū)用孺輩，猶是五先生調也。能始與公安、竟陵往還倡和，而能皭然不滓，尤人所難。

本章即以政治、社會、思潮等大的歷史背景的變化為切入點，對從明初到明中葉李夢陽等前七子倡導的復古運動結束這個時間段的復古詩風的消長、演變進行梳理、論述。

第一節(jié) 明代復古詩風興起的原因及背景

關于明代復古詩風興起的歷史原因，廖可斌認為：“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的出現(xiàn)……實際上是整個中國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審美特征發(fā)展變遷的必然結果?！倍?，“從唐中葉到明中葉，伴隨著中國古典審美理想的解體，中國古典詩歌已經(jīng)在逐步衰落的道路上滑行了幾百年。早期的分化，如韓愈、孟郊、元稹、白居易、李賀、李商隱等人的詩歌，同時還具有開拓題材、豐富表現(xiàn)技巧的意義。江西詩派還可算別開生面。以后的詩派便一蟹不如一蟹，言理的愈來愈膚淺爛熟，寫日常生活的越來越庸俗瑣碎，藝術技巧方面也黔驢技窮?？傊?，到明中葉時，中國古典詩歌確實到了‘極鄙極靡、極卑極濫’的地步。如果突破古典審美理想而建立新的審美理想、拋棄古典詩歌而創(chuàng)造新的藝術形式的條件還不成熟，那么，重倡古典審美理想，整頓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的局面，力圖恢復古典詩歌的審美特征，就成為人們唯一的選擇，因而也成為一種時代要求?！?sup>這里廖可斌將明代文學復古的起點定于明中葉，然而考察明前期詩歌的發(fā)展，復古始終是詩人尋求創(chuàng)作生長點的取徑之一，這與明代詩壇生態(tài)有著密切關系，后文將詳論。雖然廖可斌對江西詩派以后到明中葉以前的詩派評價過于貶斥，但以整個中國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發(fā)展變遷為背景考察明代復古運動產(chǎn)生的原因，所得出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明代的詩人與批評家往往從先秦、漢魏、唐宋的文學中去尋找認為優(yōu)秀的審美范式作為學習的對象，以期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呈現(xiàn)古典審美理想。

除了詩歌內部邏輯發(fā)展的原因外，明代復古詩風的興起還與明代作家所生存的外部環(huán)境，即詩壇生態(tài)有關。

明代開國之初，四方始定，亟須穩(wěn)定民心，創(chuàng)造升平之象，因此，以武功開國、以文治守成便成為君主的必然選擇，楊士奇曾云：“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圣文武……暨天下大定，茂興文治，廣德教，征用儒術，以復隆古帝王之世?！?sup>經(jīng)歷了元代近百年的異族統(tǒng)治，重新恢復漢家江山的明朝君主，自然以“復隆古帝王之世”為己任，并嚴辨夷夏以除“胡元”舊習。不同于元代的“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的無意于法度，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始就措意制度，他首先選擇的是“復漢唐之制”，并奠定了有明二百余年之國基，孟森曾說：“明承法紀蕩然之后，損益百代，以定有國之規(guī)，足與漢唐相配?！?sup>漢唐盛世成為明王朝始終想要追復的目標，陳書錄在其《明代詩文的演變》一書中就寫到：“在明代諸多文化的群體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文化顯然是廟堂文化?！煸霸陂_國之初就為明代廟堂文化奠定了恢復漢唐、崇儒復雅的基調?！?sup>這種在治國理想上的復古，自然也影響到文學，從文學中尋找漢唐盛世的正大、醇雅成為一種追求。

同時，朱元璋的“茂興文治，廣德教，征用儒術”也為明初文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環(huán)境，李夢陽的“草昧之際崇儒紳”可謂是對明初重文治的最好概括。明代選舉之法有四種，分別為學校、科目、薦舉、銓選?！懊髦?，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其徑由學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亞也，外此則雜流矣。”明之前，已有國學、郡縣學，但學校之制“至明而始普及，且為經(jīng)制之普及”，“天下府、州、縣、衛(wèi)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余員，弟子無算……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對于教育的重視，使得明人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機會，文化水平得到了整體性地提升，為文學之士的出現(xiàn)提供了人才儲備。另外，文士亦可以通過學校的學習直接被薦舉或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從而通過操持權柄而發(fā)展文學?？颇恐苿t沿襲唐、宋舊制，但其考試內容則改為只取《四書》、《五經(jīng)》中的內容為題，仿宋朝經(jīng)義，必須以古人語氣為之，句句要出自典籍，體用排偶，稱之為八股文。朱元璋對于科舉取士十分重視，他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初一頒布詔書曰：

朕聞成周之制，取材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俱貴詞章之學，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yōu)。而權豪勢要之官或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士祿，所得資品或居士人之上。懷材抱德之賢，恥于并進，甘隱于山林而不起。風俗之敝，一至于此。今朕統(tǒng)一中國，外撫四夷，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愿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才抱德之士，務在明經(jīng)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

明代之所以專用經(jīng)義考試，其初衷是為了以宋儒理學之正，矯治前代科舉考試專尚詞章之弊，以求治世之才，朱元璋“明經(jīng)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的要求則決定了明初文學尚質尚理的傾向。但八股文這種嚴苛、呆板的考試內容引導著士人自讀書之始就浸淫于《四書》、《五經(jīng)》、理學典籍之中，嚴重束縛了士人的思想，羈絆了文學的自由。但正因為如此，明代的文學復古運動選擇從前人那里汲取營養(yǎng)去對抗理學對文學的鉗制，追尋文學的自由與古典的審美理想。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明代科舉開文、武兩科，但“終明之世，右文左武”，始終以文治為主，為明代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而明初數(shù)代君主又雅好文學，常以詞章之事與臣下遇合，更加推動了明初的詩文創(chuàng)作，試舉幾例如下：

黃佐《翰林記》載：“洪武中，上嘗召詞臣賦詩歌以為樂，且與評論詩法……永樂七年，仁宗東宮贊善王汝玉每日于文華后殿道說賦詩之法……時仁宗監(jiān)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

楊士奇《圣諭錄中》載：“上（仁宗）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文，雍容醇厚氣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時之嘆。”

王直《贈陳嗣初謝病歸姑蘇序》載：“昔仁宗皇帝在位時，銳意文學之事，特置弘文閣，擇天下之名能文章者，處之朝夕，備顧問，典著述，最為華近，他人莫得至焉……士之承下風而望余光，以為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不過矣。未幾仁宗皇帝賓天，諸公亦罷其高文大冊，所謂渾渾灝灝者未傳于天下，君子蓋深惜之時，方修兩朝實錄?！?sup>

尹直《謇齋瑣綴錄》載：“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楊思遲，陳思敏?！?sup>

《明史》載：“宣宗立，還朝。是時海內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與諸學士談論文藝，賞花賦詩，禮接優(yōu)渥?！?sup>

黃佐《翰林記》記太祖朱元璋多命臣下賦詠作文，并親加評騭，贊道：“圣祖之重溫如此。”又記：“宣德中每遇令節(jié)，令詞臣應制賦詩，是時太平無事，上留意詞藝……”“弘治初上注意講學，遣太監(jiān)戴義傳示圣意，命學士李東陽等各撰詩十首，用寓啟沃?！?sup>

可見，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明初數(shù)代君主對詩文的喜好，使得文學之士能夠銳意詩文。但統(tǒng)治者對于文事的重視，也促使其加強了對文學的控制，以服務于自己的統(tǒng)治。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對庶吉士的培養(yǎng)。明前期文壇執(zhí)掌于翰林，明洪武初年，選進士于六部諸司及翰林院之下觀政。翰林院之下者稱庶吉士，六部之下者稱觀政進士，據(jù)黃佐《翰林記》記載：“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十八年乙丑，上以諸進士未更事，欲優(yōu)待之，俾觀政于諸司，俟諳練然后任之，其在本院承勑監(jiān)等近衛(wèi)門者，采書經(jīng)庶常吉士之義，俱改稱為庶吉士?！?sup>永樂二年（1404）始專隸于翰林院，選進士之長于文學及書法者充任，黃淮《送翰林庶吉士王道歸省詩序》云：“會皇上大興文教，思得全才以恢弘治道，黼黻太平，乃選拔進士之穎脫者，得二十有八人，以象周天列宿，俾居館閣，盡閱秘藏之書，以充其德器，道獲在選列……”據(jù)黃淮按王道永樂甲申進士，此乃記永樂二年庶吉士之選。因此，作為翰林的后備人才庫，庶吉士在翰林院進學時所習內容直接影響了其日后成為翰林成員，執(zhí)掌文柄之時所持的文學傾向，并對文壇風氣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所以，當對各朝庶吉士所學進行詳細的考察。

永樂時：

洪惟太宗文皇帝聰明睿智，緝熙圣學，以開萬世文明之治，即位之初，深惟古昔圣王作人之盛必賴培育之深，故于甲科之外復簡其文學之尤者為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之書，以資其博洽，學古文辭，日給筆札膳羞以優(yōu)異之，蓋宸慮深逺。以謂三代而下，莫盛于漢、唐、宋，帝王之治，雖曰有間，至于儒者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班固，唐之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宋之歐陽修、二蘇、王安石、曾子固諸賢，皆能以其文章羽翼六經(jīng)，鳴于當時，垂諸后世。

——楊榮《送翰林編修楊廷瑞歸松江序》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命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新進士中選材質美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于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于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于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并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集所萃，爾各食祿，日就閣中，恣爾玩賞，務實得于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p>

——黃佐《翰林記·文淵閣進學》

（李時勉）永樂初取進士第，太宗皇帝銳意文學，擇進士之優(yōu)者，俾盡讀中秘書，學古為文辭。（王直《故祭酒李先生墓表》）

及時勉取科第來京師，與二十八人者同時選入秘閣讀書，為古文辭，恩遇既隆，名聲大著。

——梁潛《李氏兄弟倡和詩序》

宣德時：

（宣德五年）乙巳命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間豈無有志于古人者？朕欲徇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shù)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于文章，以備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及選其文詞之優(yōu)者以聞?！薄厦性诶舨烤愀臑槭?，送翰林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

——《宣宗實錄》

宣徳中，宣宗章皇帝遵永樂故事，亦選進士若干人為庶吉士，儲養(yǎng)之意，禮待之優(yōu)，皆比二十八宿，樂安姜先生實與是選……日從閣老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先生及泰和、臨川二王先生游，聆其議論，觀其制作，浩然有得，故其為文舂容詳贍，和平典雅，一以韓歐為法，詩則清新富麗，有唐人風。

——倪謙《松岡先生文集序》

（王?。┳肿谪?，陜西三原人，正統(tǒng)戊辰進士，仕至吏部尚書，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yè)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文辭，務期以眀體適用本之經(jīng)術博極經(jīng)濟，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評事。

——沈佳《王恕介庵先生端毅公》

正統(tǒng)時：

上方稽古右文，命選進士最優(yōu)者以為翰林庶吉士，俾讀書文淵閣，學古為文章，期至于古人而后已。

——王直《庶吉士王欽正墓表》

正統(tǒng)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為庶吉士，屬公（劉鉉）教之，公懲曩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jīng)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后多以文學致名。

——李賢《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在正統(tǒng)初年……正統(tǒng)以來，在公署讀書者大都從事詞章，內閣所謂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開列名氏，發(fā)本院立案以為去留之地。

——黃佐《翰林記·公署教習》

正統(tǒng)丙辰，上親考選庶吉士于文華殿，取蕭镃等十二人。己未以后罷之。至戊辰始純選北方及蜀士為庶吉士，被選者萬安等二十人，親試也。自是其事付內閣，例取平日所為詩文，或翻閱殿試卷，兼采名實，行禮部，使人延請至東閣前，會同吏部，試以古文暨詩各一篇，合格者改送本院讀書。

——黃佐《翰林記·考選庶吉士》

成化時：

偕狀元張啟昭等十八人同續(xù)學禁林，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

——丘?！端蛧铀緲I(yè)費先生歸榮序》

弘治時：

治六年四月大學士徐溥等言：“比給事中徐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shù)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采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平氣運，而儲才于館閣以教養(yǎng)之，本朝所以儲養(yǎng)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于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以后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后，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視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觀者按號行取……”疏入上納之，命今后內閣仍同吏禮二部考選。

——俞汝楫《禮部志稿·館選·考選庶吉士》

嘉靖時：

《大學士徐階示新庶吉士條約》

一、君子之道，必本諸身。今朝廷作養(yǎng)諸士，固將責以治平之業(yè)。使非卓然以古圣賢為師修身，以立其本，他日何由措諸政事，光佐治平。故諸士宜致力于此，辨義利，審好惡，使此心純乎天理之公，庶幾他日事業(yè)有可觀者。

二、文章貴于經(jīng)世。若不能經(jīng)世，縱有奇作，已不足稱，況近來浮誕鄙庸之辭乎？故諸士宜講習四書、禮經(jīng)，以明義理；專觀史傳，評騭古今，以識時務。而讀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詩，以法其體制，并聽館師日逐授書稽考，庶所學為有用。其晉、唐法帖，亦須日臨一二，副以習字學。

三、每月館師出題六道，內文三篇，詩三首，月終呈稿斤正，不許過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內閣考試一次。

四、入館之后，各宜謝絕人事，專心學問，以求進益。

縱觀上述所引可知，庶吉士于館閣之中得到了嚴格的培養(yǎng)，詞章之事是其必修之業(yè)，而“古文辭”、“古之文章”、“古作”等是其學習的范本，所作詩文之高下亦成為其是否能夠繼續(xù)留院學習或晉升的考核內容之一。這種對于詩文創(chuàng)作的重視，極大促進了明前期文壇的發(fā)展，引導官員于公務之余為文作詩以彰顯世道升平，民風熙洽。而官方倡導的以古文辭為學習之內容，從正統(tǒng)上確立了明前期文學的走向，這樣一批修習古文辭的庶吉士在走上高位、把持文柄之后亦引領一代文學之風氣，導引著文學走向復古之路，這也成為明代復古詩風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有了這樣的文學生態(tài)，加之廖可斌所講的對于古典審美理想的追求，使得明代詩歌，乃至明代文學先天地帶著復古的因子而來，復古之路也先天地成為文人的必然選擇。

第二節(jié) 返回中古的雅正——明初各派對于古典的復歸

明代初期指明洪武元年（1368）至明建文四年（1402）年這35年時間，是明代開國的草創(chuàng)期，同時也是文學由元末纖秾縟麗之習向明代追復古雅之風轉變的過渡期，又是一個詩家輩出、流派紛呈的多元并立時期。陳田認為明詩“莫盛于明初”，雖太過溢美，但就明初詩壇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言亦不無道理。李夢陽也曾盛贊明初文壇是：“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shù)子真絕倫?！?sup>

明初詩壇流派林立，大體按地域可分為吳中、浙江、福建、嶺南、江西。胡應麟《詩藪》云：“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閔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于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jù)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吳中詩派以楊維楨、高啟等為代表，越中詩派以劉基、宋濂、王袆、方孝孺等為代表，閩中詩派以林鴻、高棅等為代表，嶺南詩派以孫蕡等為代表，江右詩派以劉崧、陳謨等為代表。他們大多由元入明，經(jīng)歷了漢人被邊緣化的壓抑之后，在異鼎之際，面對新的王朝，他們希望通過文學活動恢復漢家氣象的訴求異常強烈。同時，明代開國之初百廢待興，亟須有才之士建功立業(yè)，士人的熱情與自信被重新點燃，加之洪武初期文網(wǎng)尚不森嚴，他們亦可以“各抒心得”、“自在流出”。

一、吳中詩派的尊情與復雅

徐泰《詩談》云：“國初之詩，莫盛吳下。”雖然生逢亂世，但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國初詩人勝國亂離時，無仕進路，一意寄情于詩，多有可觀者，如吳中高、楊、張、徐四君子，蓋庶幾古作者也”。而且以蘇州為中心的吳中地區(qū)相對穩(wěn)定，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文化日趨繁榮，尤其是自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張士誠割據(jù)此地，他喜好風雅，開館納賢，網(wǎng)羅了一批文人名士，所謂：“偽周據(jù)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萃于吳。”使得吳地一時文氣大盛。吳中詩派以楊維楨、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等為代表。

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鐵笛道人，又號鐵心道人、鐵冠道人、鐵龍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號老鐵、抱遺老人、東維子，會稽（今浙江諸暨）楓橋全堂人。元泰定四年（1327）進士，歷天臺縣尹、杭州四務提舉、建德路總管推官。元末逢兵亂，楊維楨避寓富春江一帶，張士誠屢召不赴，后隱居松江，筑園圃蓬臺，與文人才俊往來酬唱。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召楊維楨纂修禮、樂書，維楨赴京敘定纂修體例，不久作《老客婦謠》一首表明不仕新朝之意后辭歸。洪武三年（1370）卒于家。有《東維子文集》、《鐵崖先生古樂府》、《復古詩集》等行于世。雖然，楊維楨一生有七十二年生活于元代，入明僅三年，但《明史·文苑傳》卻以首篇為其作傳，又為何故？關于這一問題，陳書錄給出了很好的解釋，他說：“楊維楨的詩歌是元代與明代文學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從承上的方面來說，是對元末‘柔媚旖旎’等詩風大力反撥與矯正；從啟下的方面來說，既有開辟‘新異’詩風的正面效應，又有滋生‘槎牙鉤棘’、‘墮入魔趣’等流弊的負效應?！币虼?，“楊維楨是明代詩文邏輯發(fā)展的起點”。

楊維楨論詩“尊情”，他在《李仲虞詩序》中云：“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有各詩也。得于師者，其得為吾自家之詩哉?！?sup>認為情是詩歌的最本體特征，其《郯韶詩序》強調道：“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為也。詩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sup>將情置于一切形式之上，詩歌的形成全賴一個“情”字，有情便有詩，因此楊維楨不滿律詩講究形式上的聲律，認為“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聲律拘束了情的抒發(fā)，所以，楊維楨所作律詩雖縱橫排奡，但為了情的需要不免拗律而傷于磯硬。楊維楨的尊情還表現(xiàn)在他對于生命個體、人性欲望的肯定。其文學作品多高揚自我精神，追求個性解放，這與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無疑是相背馳的。但楊維楨的尊情思想發(fā)展得過于激進，其晚年縱情聲色、耽于逸樂，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艷詩、宮詞，并毫不避諱地描寫女性的身體、男女情事，大肆張揚人欲，如其《香奩集》、《續(xù)香奩集》中所載詩篇。以致有人視楊維楨為異端，指責其“以淫辭怪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圣之道”，罵他為“文狐”、“文妖”。

另外，楊維楨創(chuàng)制“鐵崖體”，引一時文人宗之，門人號稱“百余”、“千數(shù)”，稱“鐵崖派”。然楊維楨“險怪仿昌谷，妖麗仿溫、李”，呈現(xiàn)出偏于藻飾、怪癖奇詭的風格，“視前人瑰崛過之，雅正則遠”，鐵崖派末流更是在效法中加深了其負面效應，由是引起了元末明初文人的不滿，所以，“元末明初的文人多力圖扭轉方向，倡導崇儒復雅……遠離雅正的鐵崖體或鐵崖派，是明初崇儒復雅的文學思潮興盛的一個誘因……鐵崖體及鐵崖派的盛衰，標志著元末明初尊情尚俗與崇儒復雅兩種文學思潮的互為消長、盛衰交替”。

若說楊維楨及其末流以反面的力量引起明代詩風的革新，那么，高啟就是“一變元風，首開大雅”的先鋒。

高啟（1336—1374），字季迪，號槎軒，長洲縣（今江蘇蘇州）人。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杰”，又與王行、徐賁、余堯臣、呂敏、陳則等并稱“北郭十友”。元末隱居吳淞江之青丘。明洪武元年（1368），被舉薦參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受命教授諸王。洪武三年（1370），擢戶部右侍郞，辭官放還。洪武七年（1374），因蘇州知府魏觀所修府治舊基為張士誠宮址，高啟代為撰《上梁文》而獲罪，被腰斬。有《高太史大全集》、《鳧藻集》等行世。李東陽特推高啟：“國初稱高、楊、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余年來，亦未見卓然有過之者?！?sup>陳田更盛贊高啟：“諸體并工，天才絕特，允為明三百年詩人稱首，不止官絕一時也?！?sup>《四庫全書總目》亦評價高啟：“天才高逸，實據(jù)明一代詩人之上。”足見高啟于詩壇地位實為之首。

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杰”的詩歌創(chuàng)作大體以明洪武元年（1368）為界，呈現(xiàn)出兩種風格，前期主要表現(xiàn)為任情自適，張揚個性，后期則主要表現(xiàn)為沉郁渾雅，多憂患之音。這種變化與吳中文人所處環(huán)境的變化息息相關。

入明以前，吳中文人無仕進之途，多寄情詩歌，在詩歌的世界里保持精神之獨立，尋求個性之張揚，如高啟的《青丘子歌》：“躡屩厭遠游，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銹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薄俺魍漯嚕阂魃⒉黄?。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發(fā)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慚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zhàn)斗，不管烏兔忙奔傾?！币粋€如李白一樣的謫仙形象赫然紙上，覓詩閑吟以致達到忘我境界，詩人專注于創(chuàng)作，連續(xù)十個“不”彰顯了詩人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其絕世獨立的最佳寫照。接著詩人完全沉浸于創(chuàng)作之中，“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斫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入極游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毙呐c物游，自由徜徉于精神世界。這種自適性情、張揚個性的表現(xiàn)無疑是對楊維楨尊情思想的矯正與深化。雖然高啟、張羽等論詩在尊情的同時將詩歌創(chuàng)作私人化，提出詩歌的自娛性，稱：“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fā)于詩，蓋所以遣憂憤于兩忘，置得喪于一笑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sup>“若乃幽人逸士，游心事外，命駕乎莽蒼之野，弭櫂乎清冷之淵，默攬萬變，有動于中。于是假毫素之妍以寫其夷曠之趣，不計工拙，而姑以自娛焉者，則君子所不廢也。”并時有狎妓之作，如高啟就有《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贈妓》、《吳別駕宅聞老妓陳氏歌》等。但高啟的“獨以情為詩”特重真情而非鐵崖之俗情，他在《缶鳴集序》開篇即云：“古人之于詩，不專意而為之也?！秶L》之作，發(fā)于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為務哉？”認為詩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不可遏制的結果，這與后來李夢陽的“真情說”遙相呼應。同時，他在《青丘子歌》中提出“聽音諧韶樂……不顧俗耳驚”，正是以雅樂矯俗情，對楊維楨及其末流的俗情俗趣進行凈化和反撥，這也是以高啟為首的吳中詩派尊情與復雅互為表里的詩學觀對于明初詩壇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