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1936年7月，毛澤東在他位于陜北的基地保安接受有左派傾向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之時，已是舉世聞名的中國游擊隊領(lǐng)袖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之一。斯諾并非馬克思主義者，但對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卻充滿同情。當時的斯諾作為一個高產(chǎn)記者在中美兩國的左派中間也已是大名鼎鼎。他的文章常常發(fā)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和美國的《星期六晚郵報》、《紐約先驅(qū)論壇報》和《外交季刊》等報刊上。在第一次采訪毛澤東的那一年他只有31歲。與其他公開鼓吹其親共產(chǎn)主義觀點的駐華左翼記者不同，斯諾享有從不盲從、獨立思考的聲譽。正是這種“獨立性”引起了包括毛澤東在內(nèi)的中共領(lǐng)導(dǎo)人的注意，遂決定利用這個有才氣的年輕記者來擴大他們在國內(nèi)外的知名度。

斯諾也急于見到中共領(lǐng)導(dǎo)人。他畢竟是一個職業(yè)的文字記者，深知這種會談一定會帶來轟動一時的獨家新聞。早在1936年3月，他就開始探索進入中國“紅區(qū)”采訪的種種可能途徑。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最終成為第一個當面采訪了毛澤東的外國記者。

斯諾此行并非孤身探險，他還有一個同伴，此人是黎巴嫩血統(tǒng)的美國皮膚病專家喬治·海德姆，他后來的中國名字叫馬海德。兩人于7月13日抵達保安，而在兩天前，毛澤東就已經(jīng)到達這個小縣城了。當時的毛澤東正忙于躲避蔣介石大軍的“圍剿”，后者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領(lǐng)袖。毛領(lǐng)導(dǎo)的紅軍剛剛在與國民黨軍隊的交鋒中吃了大敗仗。但是根據(jù)斯諾的觀察，當時的毛澤東顯得非?！拜p松、自然和隨和”，看上去就是一個英明的、有著深刻的洞察力的哲學王。被迫撤到保安這件事絲毫沒有使他焦慮不安。他和他的夫人賀子珍住在一個很不舒服的窯洞里。這個窯洞是在一個黃土峁里挖的一個大洞，不管外面天氣如何，這個原始的棲身處永遠是又暗又濕，窯洞頂部不停地往下滴水。

“他無疑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命中注定要做一個統(tǒng)治者?！彼怪Z后來回憶道。這個寬敞的窯洞里的各個房間不時回蕩著的他的大笑聲加強了斯諾的這個印象。“甚至在說到自己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斯諾寫道，“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nèi)心對目標的信念”，“毛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fā)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碑斎?，他的農(nóng)民本性也未能逃脫斯諾的觀察。毛的風格簡單而又有點粗魯，他的幽默感雖不唐突，但有點低俗，“他把天真質(zhì)樸的奇怪品質(zhì)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jié)合了起來”。因此，下述判斷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他是如此熱衷于談話，以至于很難相信他也是一個實干家……他的分析能力同樣杰出……然而，從西方人的觀點來看，他也有弱點。這個弱點就是，他對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看法都受到了他所信奉的、由蘇聯(lián)人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按照他自己對斯諾的談話請求的理解，毛首先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時代。這是一場持續(xù)了幾個小時的通宵談話，談話地點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個窯洞，這種窯洞在當?shù)厥堑湫偷拿窬?。即使用中國的標準來看，生活在這些窯洞里的人也是相當窮的。斯諾回憶說：“我們真像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里，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

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澤東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語。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j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j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變成了一碗“ts'a”；……毛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

陜北之行結(jié)束后，斯諾乘火車返回北京，那是他在中國的常駐地。一到北平他就在美國大使館舉行了一場新聞發(fā)布會，接著開始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一本書的寫作。1937年7—8月，毛澤東關(guān)于他本人生平的自述以自傳的形式第一次公之于世，發(fā)表在紐約的《亞洲》雜志上，這是斯諾的朋友理查德·沃爾什辦的一家左派刊物。這年年底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也收錄了這個自傳，只是略有刪節(jié)。書中有關(guān)毛的生平的那一章的標題是“一個共產(chǎn)黨人的誕生”。這本書首版于倫敦，很快就風靡全球。

繼這部開山之作之后，關(guān)于毛澤東，已有眾多作者寫了多如牛毛的文章、小冊子和專著，就對毛澤東其人的描述的生動和具體而言，其中的很多作品不亞于斯諾的這本書，甚至超過了斯諾。后來還拍了許多關(guān)于毛的電影。互聯(lián)網(wǎng)問世之后，又出現(xiàn)了許多以他為主題的網(wǎng)站。他的一生中最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都有人作過研究。然而，所有這些作品和研究的真實性究竟如何呢？

自20世紀60年代初蘇中兩黨決裂以來，研究毛澤東的蘇聯(lián)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斯諾的一個說法，即毛信奉“蘇聯(lián)人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否定了這個結(jié)論。而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西方和中國的大多數(shù)研究者們就已摒棄了這個說法。相反，他們斷言，在毛澤東的領(lǐng)導(dǎo)下，早在30年代后期，中國共產(chǎn)黨就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黨；而且，與中共黨內(nèi)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們截然不同的是，毛本人從那時起就已同莫斯科實質(zhì)性地拉開了距離。根據(jù)他們所掌握的材料，許多學者指出，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澤東，認為他與其說是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不如說是一個“代表農(nóng)民利益的民族主義者”。早在40年代末，包括費正清、史華慈、康拉德·勃蘭特和羅伯特·諾斯在內(nèi)的一批歷史學家就開始鼓吹毛在與斯大林的關(guān)系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這一觀點后來成了一個經(jīng)典公式。在毛的領(lǐng)導(dǎo)下出現(xiàn)的中國農(nóng)民革命的不斷高漲似乎駁斥了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本人關(guān)于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的思想。

在整個20和30年代，毛澤東從未去過莫斯科，斯大林也從未與毛有過直接接觸。在此期間，克里姆林宮倒是收到了不少有關(guān)毛的負面報告，這些來自中共黨內(nèi)和黨外的形形色色的報告稱毛是“反列寧主義”的，甚至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赫魯曉夫曾說過，斯大林認為毛是“山洞里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些報告與赫氏的上述說法倒是一致的。50年代中后期，即在蘇共二十大譴責了斯大林之后，毛澤東本人也多次說過他對斯大林的一個感覺，即斯大林不信任他。

可悲的是，所有這些說法都離真相很遠。近幾年才解密的中共、蘇共和共產(chǎn)國際的秘密檔案，為破解毛澤東之謎提供了轉(zhuǎn)機。這些史料長期鎖在保險柜里，只是到了今天才向研究者公開。這些檔案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由設(shè)在莫斯科的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中央黨務(wù)檔案館保存的、從未發(fā)表過的有關(guān)毛澤東及其敵人和朋友的那部分材料。蘇聯(lián)解體、蘇共解散之后，這個檔案館已改稱“俄羅斯國立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至少同等重要的材料，還有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們的努力而于近年來得以披露的部分中共中央原始文獻，后者的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本書就是依據(jù)這些獨特的檔案資料而寫成的。

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里對許多朋友表示深深的謝意，沒有他們的關(guān)心和善意的幫助，這本書將永遠不可能付梓乃至問世。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朋友和同事斯蒂芬·I·利文，他對我的研究出了大力，將此書從俄文譯成英文。同樣的感謝也要獻給瑪?shù)铝铡·利文，她對我的手稿做了文字上的潤色，使其更臻完美。還要感謝安德魯·J·內(nèi)森對最初的手稿所做的深思熟慮的評注。

另外，我也要向以下諸君表達我的謝意：基里爾·米哈伊羅維奇·安德森、葉卡捷琳娜·鮑里索夫娜·博格斯拉夫斯卡婭、毛澤東的侄外孫曹耘山、陳永發(fā)、格奧爾基·約瑟福維奇·切爾尼亞福斯基、蔣介石的重孫女蔣友梅、弗里德里希·伊戈里耶維奇·費爾索夫、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戈登、奧列格·亞歷山德羅維奇·格里涅夫斯基、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諾芙娜·卡爾洛娃、塔瑪拉·米哈伊洛夫娜·科列索娃、毛澤東的外孫孔繼寧、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科什列娃、李丹慧、李玉貞、林彪的女兒林立衡（豆豆）、拉里莎·尼古拉耶夫娜·馬拉申科、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馬斯洛夫、阿倫·瓦格維奇·梅里科謝托夫、尼娜·尼古拉耶夫娃·梅爾尼科娃、尼娜·斯捷潘諾芙娜·潘佐娃、拉里莎·亞歷山德羅芙娜·羅格瓦雅、斯維特蘭娜·馬爾科芙娜·羅岑塔爾、斯蒂芬·史密特、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索特尼科娃、達里婭·亞歷山德羅芙娜·斯皮恰克、葉列娜·康斯坦丁諾夫娜·斯塔羅夫洛娃、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季霍紐科、尤里·季霍諾維奇·托托奇金、沈志華、瓦列里·尼古拉耶維奇·謝皮列夫、王凡西、王福增、余敏玲和毛澤東的翻譯之一資中筠。我還要感謝許多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中國公民，我從他們那里了解了不少他們在毛澤東統(tǒng)治下的生活實情。

[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50、53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Edgar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New York，Random House，1958，pp.165-168。

他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懂英語。

[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85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原文如此。——譯者注

參見[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125~180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John Fairbank K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and 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Robert C.North，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Nikita S.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Vol.3，trans.George Shriver，University Park，Pen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401.

Верещагин Б.Н.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с.123；Григорьев А.，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7；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38-339，340，348，350，354-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