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十歲的時候，為了一個可以去區(qū)里演講的名額，我在家練習了一個月，每天都聲情并茂到掃地都能掃出一屋“雞皮”。直到有天晚上一個鄰居（各大演講比賽的常任主持人）問我，今天我報幕報到你的名字，你為啥沒來？我又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鼓足勇氣去問通知我的老師，她笑了笑：“我忘記了?！?/p>

初中的時候，因為我家就在學校里面，同學們天天自發(fā)地中午來我家蹭飯，下午來我家玩，其實也不是和我玩，只是借用一個離學校近的地方。我媽忍無可忍地發(fā)出通牒，左看看右看看。我低著頭，聲音幾不可聞：你們走吧，我要學習了。她們一邊取笑我，一邊在我的小床上東倒西歪?！澳銈冏甙桑∥乙獙W習了！”我提高了嗓門。她們奇怪地看著我，那個眼神告訴我，再也不會有人跟我玩了。

所有這些丑陋烏黑的珠子，串在一起就是那只叫作“社交恐懼癥”的怪物。它控制了我的大部分人生，讓我變成了一個喜歡默默關門讀書的羞澀女孩。

當然我見過最嚴重的一位——這個人在一個與世隔絕的鄉(xiāng)村小屋里面住了近十年，他的親生女兒去探望他，得到的答復是：不要指望將來我會有錢留給你，你不要再來看我了。其后果然，他把自己封閉，去世一周后才有人發(fā)現。他女兒一年后才知道這個消息。

那個人就是我的外公，我的那篇代表作《世界上比我還要難過的人》原型其實就是他。

至今閉上眼睛都能想得起從小學回家的路。我總是獨自一人，途經一個基督教小學校、一個流動小賣攤、一條長而空寂的小巷、一個小居民區(qū)門口。

有一天我注意到圍墻邊上的蟻群，它們和我一樣卑微行走，無聲無息，赤裸于天地之間，偶爾被雨水淹沒，傾家蕩產，復又麻木到循環(huán)來過——生命的價值在哪里呢？我都不清楚這只黑色的螞蟻和那只黑色的螞蟻有什么區(qū)別？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這種人就是世人眼里的loser。小的時候孩子們寫作文，喜歡用“充滿朝氣的臉”，說的就是身邊這撥同齡人——他們佩戴紅領巾，一道杠兩道杠，走路蹦跳，就是這個時代應該生產的那種小麻雀的樣子。

而世界在我的眼里，總是一副與眾不同的樣子。我總是達不到他們表達和學習的標準。比如他們很流暢地寫出“月亮的映照下，窗戶上老師辛勤工作的剪影。”我看不到這個，我看到的是剪影如同他山，與我從不相交，永遠平行。

可是，經過那么多年的洗禮，當初我為什么要離開體育呢？閉上眼睛都能復制下同樣的內容，臉就是名片，他們再也想不起我的本名，因為人人都叫我“易老師”。

那之后不久，我去了《南都周刊》，玩命一樣地做著封面，主編已經習慣了，不管因為什么原因有開天窗的危險了，就問，易小荷呢？

然后又是突然地，各種各樣的新聞開始報道同行們的轉型，辦公室越來越空，送上去的選題越來越難通過審批。我如同又掉進了小時候的那種環(huán)境：所有的孩子都在玩一種叫作“haozi”的游戲，你默默地站在旁邊，他們笑著分組，卻并沒有人把手指伸向你。

于是有個朋友某次吃飯時分外感慨，他說：“為啥你們這些好人兒，不管才氣有多高，總在現實生活中接受不斷的失??？”

我不以為意地吃飯，也不抬頭，假裝他描述的那個人與我無關。

2015年，從《南都周刊》出來之后，我的一位老朋友力邀我去廣州共同創(chuàng)業(yè)。我把書、貓都搬了過去，每天在辦公室開各種會，聯(lián)絡客戶，拜訪，做ppt。

三個月后的某一天，我的那個老朋友對我說：“我想了想，還是覺得自己不適合做一個商人。”

廣州很熱，除了那些在289大院熟悉的桂花香，這是一個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但那天我走在深夜兩點的路上，看那些漂浮在黑夜里的小店燈光，知道心里從未有過惶恐。

深夜兩點的北京，那種“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的場景；凌晨兩點的休斯敦，“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的空寂；還有一個人凝視著無盡的深淵，不管在世界任何的地方，緊緊抓住內心的峭壁，以免掉下去的那種黯然，我已體味太多。

也許，失敗這兩個字對我來說太熟悉了，它和世俗意義的物質財富無關，而是一種大眾的慣常標準：你為什么非要活得和別人不一樣？

有一次我看到保羅·奧斯特說：要進入另一個人的孤獨，我意識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真的可以逐漸認識另一個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為止。那個人會說：我覺得冷?；蛘咚裁炊疾徽f，我們會看見他顫抖。不管哪種方式，我們會知道他覺得冷。但假如這個人什么都不說也不顫抖呢？

深以為是。這么多年，行舟至此，就好像懷揣著一個秘密。如果把我的前半生投射在一部電影上面，燈光熄滅，漆黑的電影院里，我會看見一個胖胖的小女孩在沿著河流奔跑，怎么都抹不掉臉上大片的樹影。那一年，她終于在《作文》上面發(fā)表文章，那是她來到這個世界后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2002年被《南方體育》派去美國采訪世錦賽。沒有信用卡，在那個偌大的國度，甚至連語言溝通都并不是完全流暢。沒有任何的朋友沒有電話，每天孤魂野鬼一樣地游蕩。只能睡兩個小時，而且，需要在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沒有任何的社會關系網，還要去采訪那個國家的頂尖人物。我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家酒店門口，等了幾天，做到了本·華萊士、喬治·卡爾、吉諾比利等幾位超級大咖的專訪。后來有人說“易小荷一個人打敗了一支隊伍”。再后來沒多久，主編在報紙上說“易小荷是全國三個最好的記者之一”。

這些年總有人反復問我，一個我自己口中“智商不足”“社交恐懼”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而今天所謂的這些獨立，所謂的這些看上去比較利落的東西，會不會都是基于那些年。我總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扔到那些陌生的、讓人不知所措的環(huán)境，因為一無所有，所以實際上也并沒有什么可以失去。我覺得即使丟給我一只馬桶，我也能一點一點把它刷得干干凈凈。每一片貧瘠的曠野感受到的微風，每一個空落落的池塘迎接到的一滴水，對我來說都是額外的收獲。

據說這個世界有一種人生態(tài)度叫作“上善莫若水流，自在不與物爭”。我并沒有淡泊到那么從容，甚至我在紅塵之處，也與所有俗男信女并無不同。有的時候我會安慰自己，那是因為我內心深處有著另外一種標準的度量、秩序與和諧。

《了不起的蓋茨比》當中，尼克初次到紐約，說他喜歡“在五號路上溜達，從人群中挑出風流的女人，幻想幾分鐘之內就要進入她們的生活……”我也總是看著人們走進一扇扇門，并且消失在溫暖的黑暗之中。就這樣，慢慢地告別一個個單位，告別我的職業(yè)，ex，甚至是北京，用曉躍師父的話“開啟人生的下半場”。

有天晚上我和某人站在星空之下，或許因為宇宙浩渺，他突然感慨“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任務都是不同的，或許大部分女人都是來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但可能你不是”。

無論在我昏睡的黑暗里，還是抑郁的低谷，我也許不能準確地描述出來，但能夠感受到某種東西的存在——它們把我填充得滿滿的，猶如肌肉在薄薄的T恤下面移動。如果不是它們的存在，我就只會像一個華而不實的稻草人。

別人都在低頭撿便士，我卻在抬頭尋找月光。就好像被無數次地追問，為什么要重新做一個公號“騷客文藝”，而且還是文學類的？為什么還要一次次重新開始？

也許，生命的本質就是這樣：花開花落、生老病死、雨絲風片、悲歡離合，這一點點使人沉落的人生碎片、一份從孤獨中淬煉出來的東西，才足以使得某些潛伏已久的陰暗角落被重新照亮，人生本來的色澤才會顯現出來。

我很慶幸，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發(fā)現自己沒有成為某種擺設的東西，而是成為了“自由奔跑”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