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游杭

春天又來了，春天不是讀書天，遑論寫作？我近來已經(jīng)看準，做人比做文重要，一人吃睡做事要緊，文章只是余事罷了。就是讀他人作品，也不看人文章，只看人的行徑，雖然有些人要因此著慌，也顧不到許多了。單說我剛在菜圃上看那天種的菜子已經(jīng)萌芽出土了，一對一對的嫩葉，正像兩個眼睛在引頸觀望這偌大世界。我知道過不幾天就可長寸許，那時莖又高，要環(huán)觀宇宙更便利了。周圍的地半月前還不見生意，現(xiàn)在已苔錦成茵了，綠茸茸怪可愛的。墻頭兩只蝦蟆也在那邊挺肚曬日。但我非進來寫作不可！

在這時候，滿心想到杭州一游，但是因為怕革命黨，不大敢去，猶豫不決。（以后或者偏偏仍然要去，也把不定。）所謂革命黨，不是穿草鞋戴破笠拿槍桿殺人的革命黨，乃是文縐縐吃西洋點心而一樣雄赳赳拿筆桿殺人的革命文人。雖然明知這班人牛扒吃的比我還起勁，拿起鋤頭，彼不如我，那里革什么命，其口誅筆伐，喊喊大眾，拿拿稿費，本不足介意，但是其書生罵書生英勇之氣，倒常把我嚇住。我回思一兩年來我真罪大惡極了，游山只其一端耳。讓我算算賬吧。這賬算來，雖也有四五條，卻也都頗滑稽，雖然不敢完全自護，卻也覺得只有充滿方巾氣冷豬肉氣的人群里才會發(fā)見。使我生在異世，或在他國，這罪都不易成立。于是使我益發(fā)仰慕一種近人情的文化了。我生不能救國，又不能結(jié)納英雄、欺騙民眾，只愿做做人，也盼望人人可以做人的一個天下而已。做人不能不具喜怒哀樂之情。有誰肯讓我過近人情的生活，我便讓他治天下。若必叫人不近情，不許喜笑悲啼，這種的天下我便不愛了，也不大愿交給這班人去治了。

第一條大罪，便是在本刊提倡幽默。革命者說，在帝國主義壓迫中國農(nóng)民之時，你還有心說笑話么？你不敢正視現(xiàn)實，不敢諷刺，只要把帝國主義的黑暗笑笑完事而已。細想本刊創(chuàng)辦就是叫人正視事實，叫青年頭腦清楚（見第三期《我們的態(tài)度》），本心也重幽默，不重諷刺。然而結(jié)果一看，左派刊物，除了避開正面，拿幾個文弱書生辱罵出出氣以外，倒也不見得比本刊大膽諷刺，所暴露之殘酷矛盾頑固，也不比我們多，所差我們不曾為人豢養(yǎng)不會宣傳什么鳥主義罷了。我雖也想抓孔夫子作護身符，說孔子處亂世之秋還能幽默，想浴乎沂風乎舞雩，并且不曾亡周，然而總是沒用，因為由革命黨看來，孔子還不如什么鳥斯基呢！所以我一時聰明起來，只好指給他們看，高爾基，陀斯托斯基，羊頭斯基，狗肉斯基也都有幽默，而且容得下幽默。于是他們才無言，因為我已經(jīng)找到一位蘇俄祖宗了。

第二條大罪，是由《人世間》提倡小品文，不合登了人家兩首打油詩，又不合誤用“閑適”二字翻譯familiar style（娓語筆調(diào)）。于是革命者喊起來（此不是冤枉，因為開火的××君已經(jīng)被捕，不肯反正，自認為革命者）：“什么！你要提倡閑適筆調(diào)，你有閑階級！”這有點近似因見“馬”字禁讀《馬氏文通》一樣滑稽吧！你想中國人怎樣能不幽默，古香齋材料怎樣能不豐富？又不合發(fā)刊詞說兩句“宇宙之大，蒼蠅之微”都可做小品文題材。革命者即刻嚷道：“什么！宇宙不談，來談蒼蠅！玩物喪志，國要亡了！”時至今日，看看左派刊物，也不見得人家宇宙談得比我們多，蒼蠅談得比我們少，而且小品文反大家仿效盛行了。這過十年后說來，必定有讀者不敢相信，但是今年此日確有此事，而且文章做來才是今天天下好聽呢！我雖也曾經(jīng)舉出蘇東坡、白居易、陶淵明都做過好的感懷抒情小品，而都不曾負亡國之罪，但是明知這也都無用，因為這些人革命者是看不起的，因為蘇東坡是“封建人物”，白居易是“知識階級”，陶淵明是“不敢正視現(xiàn)實”的隱士。我沒法，只好用一條老計，指出法人孟旦、英人蘭姆都曾寫過極好的小品，而且真正閑適，然而孟旦不曾亡法，而蘭姆也不曾亡英。我又說中國人如果一作小品便會喪志，而中國人的志如果這樣容易喪，則“喪之不足惜，不喪亦無能為也”。此后彼輩遂亦無言，且大做其小品，因為我已找到一位法國及一位英國祖宗了。

第三條罪狀是翻印古書，提倡性靈。“什么叫做性靈？就是違背社會環(huán)境的個人主義”，革命者又盲人談象式的喊著。“讀古書就是落伍！”“袁中郎是遁世！”言不對題，狺狺之聲充耳。性靈說在文評理論上有什么錯處，沒人能說出。袁中郎文學(xué)見解及其文字有什么不好，也沒人能指出，只在題外生枝。這本可不理，因為我不曾叫天下人都去姓袁，學(xué)中郎想“娶短命妾”。至于今人不可讀古書，話更奇了。因為說古書有毒的人天天教古文，偷看古書，也曾標點古書，也曾謬誤百出，而且做出文章來，古書就抄一大堆。我也沒話，只指出健出的國民不曾認外人為祖宗者。如英人、法人、德人，都愛珍藏本國古書，而彼輩不曾因此玩物喪志也是實。如果這話還不大好，說革命的蘇俄人就不要他們的古書，那末我還可指出，此刻現(xiàn)在，莫斯科演莎士比亞戲劇還是全璧演出，不如以前刪削，不定要宣傳主義，這樣革命者便也不能不屈服了。何況斯太林還看得起我們的梅蘭芳呢？說不定梅蘭芳一游俄，梅劇就變成革命的藝術(shù)了。

第四條大罪便是游山。這回不是左派，而是右派了?！澳阋紊阶雒?，充風雅！”南京某月刊的主筆詞嚴義正的責斥我們“論語社”的朋友。我也不辯，也不敢辯，只輕輕指出該月刊同期的一條編輯啟事，大意說：近因春假，多半撰稿諸君游興甚濃，未能按時返京，前經(jīng)預(yù)告之專號容下期出版云云。這回我口里真罵出“媽的×”來了。不合此回游山，偏偏是應(yīng)浙江公路局之請，所以我也不辯，只答應(yīng)將來替他們做《討中國旅行社檄》及《討浙江公路局提倡游山陷人喪志檄》。檄之開端，已登本刊第五十五期。我去冬游杭，怕革命者看見我賞菊的窘狀，已經(jīng)在該期發(fā)表了。

第五條罪狀是吃牛扒及聽蛙聲。這本來太滑稽，因為與以上四條是一氣相貫的，所以順便帶一筆。有一位橫沖直沖沽名甚急之文人說他在我家吃牛扒。老實說，當日他牛扒跟我吃的一樣多，而且那時尚未翻臉，所以牛扒他也可吃，我也可吃，都不是消閑落伍，到了一篇故意顛倒藉湊熱鬧的演講筆記做出之后，于是他吃牛扒便是革命，我吃牛扒，便是落伍了。這話妙著呢！他吃牛扒時，一心想農(nóng)人耕牛之苦，而我專想牛扒之味??！此非懸擬，青天白日真真有同類文章為證，就是關(guān)于聽蛙聲。據(jù)某并不落伍的文人自道，他一聽蛙聲馬上就革命的想起“農(nóng)夫在插秧了”，而我只在說蛙聲“很有詩意”，這不是落伍么？原來革命是那末容易的。這樣革命也就等于畫符，只會拿管筆畫符，便可行醫(yī)，也可革命。固然，吃牛扒，想耕牛，穿皮鞋，想插秧，看跑狗，想農(nóng)夫，也是革命文人之韻事，但是有時也得脫褲子，撒泡尿，不然農(nóng)夫要被革命文人想殺哉！

昔有腐儒譏白太傅官杭，“憶妓詩多，憶民詩少”，然而平心而論，腐儒雖然天天嫖妓，但詩文必不敢有一妓字，句句憂君，字字憶民。但是據(jù)我笨想，腐儒做起官來，未必比白樂天愛民，所差樂天不曾板起道學(xué)臉孔等吃冷豬肉罷了。原來這并不難，因為苛捐雜稅局，向來是掛“裕國富民”的招牌的，想到此地，肚里一陣涼爽，那里又會對方巾派生氣呢？

（《論語》第64期，193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