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一）與大女兒劍梅談讀書

第一日　讀書“三步曲”

劉劍梅：您從小就愛讀書，讀了那么多的書，除了文學書之外，其他人文領(lǐng)域的書也讀得很多。我雖能進行英文閱讀，但整個讀書狀態(tài)不如您，沒有您那么勤奮，書也沒有您讀得多。我想問您，您從什么時候開始才真正大量讀書的？

劉再復：你說到“讀書狀態(tài)”，我想強調(diào)一下。從事文學工作，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文學理念”，而是“文學狀態(tài)”。讀書也是如此，“狀態(tài)”比“理念”重要。所謂“文學狀態(tài)”，就是超功利、超實用的狀態(tài)；所謂“讀書狀態(tài)”，則是沉浸、面壁狀態(tài)。讀書，需要沉浸下去。沉浸之后才能與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靈魂相逢，即與他們展開對話。這樣讀書就會有心得。我雖然從小就愛讀書，但小時候沒有書讀。小學、初中，學校里藏書很少。我真正大量讀書是從國光中學高中開始的。這個學校的藏書很多，我好像找到了一座大礦山，于是就埋頭山中，浸淫在那里，拼命開采。那時我讀書的狀態(tài)近乎瘋狂，圖書館里千百種文學、人文刊物，我見到就翻閱。尤其是書庫里的藏書，古今中外的名著幾乎都有，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倒真的是“廢寢忘食”。后來我回憶那段歲月，才明白那是一種“癡迷”狀態(tài)，全部生命擁抱書籍的狀態(tài)。

劉劍梅：早就聽奶奶說，您是書癡。她開玩笑說，您的小名叫“狗鼻”，專嗅著書籍的味道。您真幸運，遇上一個很有文化的華僑中學（國光中學），藏書如此豐厚，很少人有您這樣的運氣。

劉再復：當時國光中學真是特別，各種文學名著、經(jīng)典都有。我一到那里，泰戈爾、普希金、萊蒙托夫、契訶夫、莎士比亞、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都站立在我面前，為我打開一個無比豐富、無比精彩的世界。那是我的少年時代，我的全部愛戀都投入書本。在高中時代，我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屬于文學，屬于莎士比亞、歌德和托爾斯泰。后來我才知道，從那時候開始，文學書籍就開始在灌溉我、養(yǎng)育我、創(chuàng)造我。也是在那個時期，我的內(nèi)心積淀了無數(shù)看不見的文學顆粒，這是人性、個性、神性、同情心、悲憫心的顆粒，這些顆粒后來在我的人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們成了我的一道心靈屏障，使我無法接受階級斗爭觀念，無法接受“繼續(xù)革命”、“全面專政”這些觀念，也無法接受“黑五類”、“黑幫分子”、“臭老九”、“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白專道路”等權(quán)力操作和游戲。

劉劍梅：您讀書早已讀得善根、慧根都根深蒂固了。

劉再復：全人類的優(yōu)秀書籍可以幫助我們構(gòu)筑良心。孟子與康德所講的“善”有所不同。孟子講的是本能的善，先天的善。而康德所講的善，是自由意志下的善，是有選擇的善。良心良能也是如此。我覺得自己的良知系統(tǒng)主要是靠后天選擇形成的，包括讀書，文學書籍起了巨大的作用。

劉劍梅：您讀了那么多書，哪些是“泛讀”，哪些是“精讀”？

劉再復：所謂泛讀，就是魯迅所說的“翻一翻”，甚至可以如陶淵明所說的“一目十行”，這是只求知其大概，知道書中涉獵什么。但有些書則需要精讀，從開頭讀到結(jié)尾，完整地閱讀，一句不漏地閱讀。精讀的書，有的是因為研究需要，有的是因為該書是經(jīng)典，非精讀、細讀不可。書那么多，不可能都讀，所以一定要選擇。翻一翻，看一看，其實就是在選擇。在翻看的過程中，會發(fā)現(xiàn)有的書具有精彩的思想，此時就得注意，就要抓住。我的選擇基本上是靠自己，當然也靠老師和朋友的推薦。所謂精讀，就是文本細讀。

劉劍梅：您有沒有碰上“饑不擇食”的時候？

劉再復：有。例如我剛出國時，赤手空拳，當時一本書也沒帶，心里慌得很。那時，見到任何一本書，我都會抓住拼命閱讀。我在法國的中文書店突然見到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就像見了救命草，抓住后不知讀了多少遍。到美國后，在許達然家見到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化史導論》、《國史大綱》，也如獲至寶，不知讀了多少遍。

劉劍梅：我從小就知道要博覽群書，您也常常教我要博覽群書，那么，您讀書的基本方法可不可以稱作“博覽”？

劉再復：博覽是指讀得多。其實，讀書最要緊的，恐怕不是“讀多”，而是“讀通”。所以，我讀書的基本方法，乃是讀通。讀通才是讀書的第一法門。如果未能讀通，書讀再多也沒有用。讀通才能把書中的精華化作自己的血肉，否則，就會把自己變成“書櫥”。變成書櫥沒有用，變成圖書館也沒有用。愛因斯坦的一個質(zhì)能公式，比一座圖書館還有價值。

劉劍梅：您曾告訴我讀書“三步曲”，讀通應屬于第二步。

劉再復：不錯，我一直認為讀書應有基本的“三步曲”，即擁抱書本、穿透書本和提升書本。第二步最重要，所謂穿透書本，就是讀通。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是真理，但他只強調(diào)了“破”的數(shù)量。其實，更重要的是把“破”理解為“通”，理解為“穿透”。倘若真的“讀透萬卷書”、“讀通萬卷書”，那才厲害，才會“下筆如有神”。以賽亞·伯林的《自由四論》，把自由劃分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那么，你讀后就應當明白，他說的根本差別在哪里。什么叫消極自由，什么叫積極自由？你對他的思想有什么評價，有什么質(zhì)疑？這就是穿透。然后你還要提升，例如你可能聯(lián)系到中國的思想家如莊子、列子所主張的自由，在比較之后，你又有了屬于你自己的自由觀。

劉劍梅：我們從事文學批評，讀那么多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其實也應當把它們穿透?！都t樓夢》被讀了兩百多年，您讀后還有新的心得，恐怕也是穿透的結(jié)果吧。

劉再復：只能說我穿透了某些情節(jié)、某些人物，讀通了其中一些緊要處。其實，對于《紅樓夢》，我遠不如某些紅學家那么熟悉，但我在穿透之外還做了一些提升，例如，我把釵黛沖突的文化內(nèi)涵視為重倫理、重教化、重秩序（孔孟）和重自然、重自由、重個體的沖突。另外，對于賈寶玉，我把他視為人類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純粹心靈，說他這個人從不在乎他人如何對待自己，只重視自己如何對待他人，與曹操那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立身態(tài)度正好相反，這也是一種提升。《紅樓夢》的某些章節(jié)，我是做到“文本細讀”了，但有些章節(jié)，我也“粗枝大葉”，總之是不如那些紅學家。

第二日　閱讀三聽

劉劍梅：您曾告訴我，閱讀可用眼睛看，也可用耳朵聽，就是設(shè)想作者當面對你講述，而你在傾聽，這樣更親近，更直接，更容易記住。

劉再復：不錯?！皟A聽”很要緊。這里的傾聽，是真心地聽、真誠地聽、全身心地聽。唯有這種真誠，才能讀好書。寫詩可以使用“通感”這種技巧，閱讀也可以。所謂通感，就是我們身上的各個感官可以互通、互襯。例如我在《獨語天涯》的自注中引用易卜生劇中的人物對話：瑪雅，你聽到寂靜了嗎？這寂靜本沒有聲音，怎么能“聽”呢？寂靜本來只能靠身體去感受，而易卜生則訴諸聽覺，這就強化了寂靜的濃度，寂靜濃到如物質(zhì)一樣可以發(fā)出響聲，可以用耳朵聽見，這是多么精彩的文學語言呵！詩歌使用通感手法更是常見。

劉劍梅：那么，把閱讀轉(zhuǎn)換成講述之后，又怎么傾聽呢？

劉再復：以往佛典常強調(diào)“五官通用”、“六根互用”。即使不是講述，我們也可以通過文本閱讀中感受到的香味去體會身體的涼熱。《五燈會元》第十二卷中有首詩云：“鼻里音聲耳里香，眼中咸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痹妼懙貌⒉缓?，但講出了人身上的各器官可以相通這一體驗。所以我一直記得文子所說的“三聽”，并把它用于讀書，自稱為“閱讀三聽”，而且特別追求“神聽”。

劉劍梅：文子怎么說的？

劉再復：文子說：“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讀書學習以善于“神聽”為最高境界，所以被稱為“上學”；僅僅用耳朵聽，境界較低，所以被稱為“下學”。凡是僅僅用肉眼看、用肉耳聽的，都屬于下學?！督饎偨?jīng)》把眼睛分為肉眼、慧眼、佛眼、法眼、天眼，肉眼為最低一級。耳聽屬于“肉聽”，只能聽到肉聲，不能聽到心聲與神聲。李澤厚把審美效果分為三級：第一級（最低級）為悅耳悅目；第二級（中級）為悅心悅意；第三級（最高級）為悅神悅志?！吧衤牎北闶情喿x抵達最高級時的感受。

劉劍梅：“心聽”已不容易了，還要“神聽”。我聽別人講述時，常常提醒自己要用心傾聽，就是聚精會神，把人家講的記在心里。讀書也是如此，要用心讀、專心讀，要盡可能記在心里。不能只刮“耳邊風”，把人家的講述只當一陣風?，F(xiàn)在才知道，有比“心聽”更高的境界，這就是“神聽”。這種“神聽”有點神秘，是不是需要“五官通用”才可能？

劉再復：平常我們也聽說過，讀書要“心領(lǐng)神會”。你剛才說心領(lǐng)，即用心去接受，這就比用耳朵聽聽強多了。銘記，應該是心聽的一種標志。但是，心領(lǐng)之后還要神會。神通的第一步，恐怕就是神會。這一步很重要，有這一步，才算融會貫通。但是，神聽并不是到此為止，我覺得，神聽還應當進一步抵達“通變”，也就是聽了之后或讀了之后還必須經(jīng)歷一個“審美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接受美學的要點，并不在于接受，而在于再創(chuàng)造。再創(chuàng)造，意味著自身審美經(jīng)驗的介入，各種理解、感知、思想、情感的介入，和介入之后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提升。

劉劍梅：把神聽引入閱讀非常重要，過去我有心聽的自覺，這回再有一個神聽的自覺，讀起書來就一定會更有收獲。

劉再復：神聽的要點，第一是全神貫注，傾聽即全神貫注；第二是心領(lǐng)神會，神悟即心領(lǐng)神會。我很喜歡和李澤厚、金庸、呂俊華等老朋友聊天，他們講述時，我總是側(cè)耳傾聽，先是記在心里，即努力心聽，與此同時，我也思考，這就進入了神聽。對于他們的理念，我有時同意，有時不同意。不認同時便有質(zhì)疑、有叩問，這種回應也屬于神聽的一部分。神聽，包括神會與神問。但神問（質(zhì)疑與叩問）不是神離，而是更深邃的神會。

劉劍梅：通感講究的是聯(lián)想。道家講“內(nèi)通”，釋家講“互用”（六根互用），其實都是聯(lián)想。神聽，也得聯(lián)想。耳聽八方而不會聯(lián)想也沒有用。耳聽八方而心游萬仞，甚至撫四海于一瞬，神游古今中外、天地江海，這才厲害。

劉再復：所以，神聽不僅可應用于接受（閱讀），也可以應用于寫作，應用于精神價值創(chuàng)造。也就是神聽、神閱、神創(chuàng)，三者皆宜。

第三日　讀思想

劉劍梅：您一再對我說，讀書要側(cè)重讀思想。我們這些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容易注重讀文采，不太重視讀思想。您是什么時候開始萌生這種閱讀意識的？

劉再復：我讀大學期間，就朦朧產(chǎn)生了這種意識。當時我的筆記本上抄錄了不知是哪一位哲人說的話：鳥最美麗的是翅膀，人最美麗的是思想。當時廈門大學中文系的黨總支副書記莊明宣老師要給全系做學術(shù)報告，借去我的筆記本，還用上了這句話。

劉劍梅：后來呢？

劉再復：后來我到了北京。第一年到山東勞動實習，那時我和八十九名剛來到社會科學院（當時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大學畢業(yè)生一起到山東煙臺地區(qū)的北馬公社扎營勞動。八十九名勞動鍛煉的同學分為四個中隊，散落在四個村莊（生產(chǎn)隊）里，我被分配在古現(xiàn)村。那時我最親近的朋友有樊克政、張宏儒、董乃斌等。樊克政來自西北大學，被分配到歷史研究所，他和我散步談天時總是說，人最寶貴的是思想，最重要的是思想，從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研究最需要的也是思想。可是他也很有考證功夫，從山東返回北京后，他一直在研究魏源、龔自珍，還編寫他們的年譜，編寫中發(fā)現(xiàn)了前人的許多錯誤。可是，這個時期，我們一見面，他還是說思想，強調(diào)思想。我的考證功夫不如他，可是特別贊成他的觀點，也格外強調(diào)思想。那時候，讀思想已成為我的自覺。

劉劍梅：我讀您的散文，發(fā)現(xiàn)您的文章很有文采，您是不是也很重視讀文采？

劉再復：我一直努力追求兩項“三通”：一是文學、歷史、哲學的三通。我常和你說，在人文領(lǐng)域里，文學只代表廣度，歷史才代表深度，而哲學則代表高度。有此三通，才擁有人文的三維度，也才算人文科學領(lǐng)域里的立體人與完整人。另一項三通是學問、思想、文采的三通。寫散文需要這三通，寫論文也需要這三通，只是文采的形式不同。散文的文采更多表現(xiàn)為辭采，而論文的文采則更多地表現(xiàn)為思辨鋒芒和行文暢達。我們讀到馮友蘭、朱光潛、余英時、李澤厚等先生的論文，就能感受到這種文采。但是，我無論讀文學還是讀史學、哲學，閱讀重心都不在文采，而是在思想。我對思想有種特別的敏感，讀書能捕捉思想，評價書籍的高低也喜歡用“有思想”或“沒有思想”這一判斷。

劉劍梅：有思想是不是指有哲學？

劉再復：思想與哲學這兩個概念容易混淆，其實，兩者還是很不相同的。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不同。其一，哲學需要有視角，而思想則不要求視角。你有見解可稱作有思想，但不宜稱作有哲學。例如可以說《儒林外史》有思想性，但不可能說它有哲學性。其二，思想往往帶有暫時性、當下性，而哲學則往往帶有恒久性、普遍性。

劉劍梅：思想也不同于學問，但又與學問相關(guān)。您能講講兩者的關(guān)系嗎？

劉再復：我記得王元化先生說，我們應追求有學問的思想、有思想的學問。也就是說，思想應當具有學問的根據(jù)、學問的支持或?qū)W問的背景，這樣思想才有根底，才扎實，才經(jīng)得起叩問；學問則應當具有思想的內(nèi)核，應以思想為靈魂，沒有思想，學問很可能會變成一種姿態(tài)，或“博識”的姿態(tài)，或“功夫”的姿態(tài)，但沒有真理的光芒。

劉劍梅：學問家與思想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劉再復：思想家總是有問題意識，尤其是有宏觀的問題意識，而學問家往往缺少這種意識。我覺得日本人學問做得很細，有許多學問家，但缺少思想家，所以他們的戰(zhàn)術(shù)很精密，但戰(zhàn)略卻不行。例如“二戰(zhàn)”時，他們的戰(zhàn)機去轟炸珍珠港，戰(zhàn)術(shù)上極為出色，港內(nèi)的美國軍艦幾乎全軍覆沒；然而，從戰(zhàn)略上說，則是大失敗，因為它根本不應當向美國開戰(zhàn)。那時，日本顯然缺少戰(zhàn)略思想家（微觀的軍事學問家肯定不少）。我們不必要求學問家同時也是思想家，也不必要求思想家同時又是學問家。比如錢鍾書先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大學問家，但稱他為大思想家，他未必高興。

劉劍梅：讀人文科學著作，可以側(cè)重讀思想，可我們是從事文學研究的人，難道讀詩歌、讀小說也可以讀思想嗎？

劉再復：也可以。我之所以覺得魯迅比其他現(xiàn)代作家高出一籌，就是因為他有思想，他的小說和散文都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張愛玲、沈從文也是杰出作家，可是就思想深度而言，他們不如魯迅。周作人也不如魯迅，他的散文知識性很強，抄錄的功夫很強，可是思想力度遠不如魯迅。我的研究從魯迅出發(fā)，雖然現(xiàn)在再讀20世紀七八十年代寫的著作不太滿意，但在魯迅著作中浸泡了幾年，卻很有收獲，其中一個大收獲，便是更喜歡思想，也更學會了思想。

劉劍梅：您曾說，寫作每篇散文都應有所悟。這“有所悟”，是不是也可以說，每篇散文都應當有點思想？

劉再復：可以這么說。我在《散文與悟道》一文中曾表述過這個意思，就是每篇散文都應當有點思想。有了思想便不是空頭文章。所謂“言之有物”，在我心目中，這“物”便是思想存在。文章總得給人一點啟迪?？渴裁磫⒌蟿e人？就靠對人或?qū)κ澜鐡碛幸环N獨到的認知，或比別人更清醒，或比別人更先鋒，或比別人更深刻，這都是一些思想。情感可以打動人，而思想?yún)s能啟迪人。

劉劍梅：文學的要素是不是也包括思想？

劉再復：我把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歸結(jié)為文學三要素。思想屬于心靈要素。心靈不是心臟，不是心緒，它是指精神存在、靈魂存在，思想也屬于這種存在。文學不僅是情感的藝術(shù)，也是思想的藝術(shù)。文學幾乎不可以定義，把它定義為語言的藝術(shù)有片面性，把它定義為思想的藝術(shù)，也有片面性。所以有些理論家主張只能講文學性，不能講什么是文學。文學只表現(xiàn)某種性質(zhì)：有思想性，是一種性質(zhì)；有藝術(shù)性，也是一種性質(zhì)。詩歌要求有音樂性，小說則不要求有音樂性。錢鍾書先生在年輕時（大約二十剛出頭）就寫了一篇《中國文學小史序論》發(fā)表于《國風》（1933年第3卷第8期）。這篇文章就說文學只有某種性質(zhì)。我出國之前，強調(diào)文學的情感性，這沒有錯，但現(xiàn)在我更強調(diào)文學也是對世界、人生的一種認知形式，其認知能力未必遜于哲學、歷史學。

劉劍梅：您讀書時對思想有特別的敏感，是訓練出來的嗎？

劉再復：我在童年時代并不具備對于思想的敏感，“讀思想”的法門是在讀書過程中形成的，后來愈來愈自覺，就形成了習慣。一旦形成習慣，就覺得沒有思想的書籍蒼白乏味，讀不下去。不過，文學家的思想與哲學家的思想，其表述方式很不相同。哲學家的思想訴諸邏輯、訴諸思辨、訴諸分析，而文學家的思想，則蘊藏于作品的人物、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和語言中，其思想可以由筆下的人物表述，也可以由自己（作者）直接表述，還可以在結(jié)構(gòu)或情節(jié)中呈現(xiàn)，但都不是邏輯與思辨?！都t樓夢》里有許多思想，《資本論》中也有許多思想，但兩者的精神價值創(chuàng)造形態(tài)完全不同。我說《紅樓夢》與《傳習錄》一樣，也是偉大的心學之作，但《紅樓夢》是通過形象、意象來傳達心靈，而《傳習錄》則是通過思辨、邏輯，兩者完全不同。

劉劍梅：但丁、歌德也很有思想，但人們總是稱他們?yōu)槲膶W家，不稱他們?yōu)樗枷爰摇?/p>

劉再復：因為被稱為思想家的，總是擁有大問題意識和大邏輯系統(tǒng)，而但丁、歌德雖然很有思想，那些卻不是演繹邏輯，他們也不是把作品寫成問題敘事詩。但是，如果你愿意從另一種角度稱他們?yōu)樗枷爰乙部梢浴＠玺斞?，李澤厚和我對話時主張去掉他的“思想家”帽子，但你要繼續(xù)稱魯迅為思想家也可以。因為魯迅雖然不是康德、黑格爾那種思想家，但確實是莎士比亞、雨果、巴爾扎克式的思想家，是用文學形式傳達認知（包括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認知與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知）的思想家。

第四日　讀隱喻

劉再復：從事文學研究的人，是天生對文學具有特殊敏感的人，讀得最多的也是文學書，所以我們不妨討論一下，如何讀文學書，包括如何閱讀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門類的書。

劉劍梅：我特別想知道您如何讀文學書。

劉再復：其實，每個從事文學工作的人，都是一個天生的文學批評者。一部文學作品擺在面前，和一般讀者不同的地方是，我們不僅能做鑒賞，而且能做審美判斷。這種判斷在先、快樂在后的感覺便是美感。動物也有快感，但那只是本能的滿足、感官的滿足，它們根本沒有判斷。人類的情感比動物的情欲高級，就在于人類有了情愛的判斷之后才有情欲的訴求。它是超越動物欲望的高級快感，也就是美感。閱讀好的作品，一定會產(chǎn)生美感。

劉劍梅：美感也有許多方面，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shù)，首先應當給人以語言的美感。

劉再復：不錯。文學首先應當給人以文句之美，這正是語言的美感。有些作家把未出版的長篇小說稿寄來給我看，我讀大約三十頁，就可以判斷這部小說的語言水平。如果讀三十頁還感受不到其語言的美感，那它肯定是失敗之作?，F(xiàn)代作家，語言美感意識一般較弱。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一場語言形式的大變革，文言文變成了白話文，這確實有益于“文字奉還”，即讓文學訴諸更廣泛的讀者，尤其是底層的大眾。然而，它也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學的門檻變低了，尤其是語言的門檻。原來文言文的門檻比較高，很講究語言美，白話文則往往缺少講究，缺少推敲。林琴南所擔憂的“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確實大量涌入文學——他從根本上否定文學向底層靠近，這是不對的，但他對喪失語言美感的警覺卻是對的。

劉劍梅：我們閱讀各種文學經(jīng)典，會發(fā)現(xiàn)它們往往有很好的文句，讀后令人難忘。例如蘇東坡的《水調(diào)歌頭》，從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到“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沒有一句不是好句子。蘇東坡堪稱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他的偉大，首先是詩句的精彩。還有，王國維竭力推崇的李后主（李煜），其詞也是句句精彩：“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边@種詩句愈念愈生美感，美極了。我讀英國作家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總是忘不了書中說的：“感情有理智根本無法理解的理由?！闭f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總記得劇中人說：“現(xiàn)在我只信，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弊x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之后，老想到他說的話：“天才和我們相距僅僅一步。同時代者往往不理解這一步就是千里，后代又盲目相信這千里就是一步。同時代者為此而殺了天才，后代又為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边@種句子包含智慧，讀后令人難忘。

劉再復：小時候我讀到的安徒生的一句話鼓舞了我一生，他說：“只要你是天鵝蛋，就是生在養(yǎng)雞場也沒有什么關(guān)系?！痹诿绹漠敶骷抑?，我最喜歡?？思{，原因是《喧嘩與騷動》中的一句話老是讓我回味：“鐘聲又響起了……一聲又一聲，靜謐而安詳。即使在女人做新娘的那個好月份里，鐘聲里也總是帶有秋天的味道?！倍Ｃ魍独先伺c?！分械哪蔷涿裕骸耙粋€人并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你盡可以消滅他，但就是打不敗他”，這句話一直給我力量。莫里哀《偽君子》中有一句話：“自己的行為最惹人恥笑的人，卻永遠是最先去說別人壞話的人。”我也有同感。你讀過北卡羅來納的美國作家歐·亨利的小說嗎？他說：“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絕大部分。” 他的這句話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鳴。我對存在主義與荒誕小說的興趣是從薩特的一句話開始的：“我明白了，我已經(jīng)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惡心的答案，我整個生命的答案。其實，我所理解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歸結(jié)為荒誕這個根本的東西?！边@是他的中篇小說《惡心》里的話。我覺得發(fā)明“荒誕”這個詞是個巨大的功勞。我愈來愈感到這個世界的本質(zhì)就是荒誕。我們還可以列舉許多例子來說明文學的魅力首先是語言的魅力。文學閱讀一定不能放過語言的美感、穿透感、力量感等。林崗教授有一篇談論“什么是偉大作品”的好文章，講述他閱讀文學時所用的三個尺度，第一個尺度就是“句子”，句子之美，便是語言之美、文學之美。

劉劍梅：林崗教授的這篇文章我也看過，確實寫得很精彩。我還記得他說考察文學作品的第二個尺度是看其“隱喻”內(nèi)涵的深廣度。

劉再復：這是一個很有見解的看法，可謂切中要害了。哲學、歷史、科學、新聞等都沒有“隱喻”，唯獨文學必須靠隱喻取勝。隱喻乃是意象背后的暗示。例如屠格涅夫就讀出，歐洲文學提供了兩個偉大的意象，即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前者隱喻人的一往無前；后者則隱喻人的猶豫徘徊。這兩種類型也是知識分子的基本類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里的三個兄弟，每一個形象都隱喻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命運、一種人生。小說中的宗教大法官與基督的沖突，隱喻內(nèi)涵更是深廣。這是世俗與宗教的沖突，是世界原則與宇宙原則的沖突，是秩序理念與慈悲理念的沖突，甚至是理與情的沖突、人與神的沖突，令人永遠闡釋不盡，這才是真文學。

劉劍梅：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也是個個都有深廣的隱喻內(nèi)涵。例如安娜·卡列尼娜，就隱喻了全部女人性——既有情人性、女兒性，也有妻性、母性。此外，她身上又有情欲與責任的沖突、個體生命與家庭義務的沖突、浪漫情懷與現(xiàn)實存在的沖突，等等，非常豐富。

劉再復：《紅樓夢》中林黛玉的《葬花吟》，整個詩篇都是高級感覺，孤獨感、空寂感、空漠感、無依感、無助感，等等，太豐富了。而且，整首詩是“人生悲劇”的大隱喻，也是“萬念歸空”的大隱喻，內(nèi)涵極為深刻。隱喻不屬于一個時代，深邃的隱喻總是超越時代而進入永恒，即超越“時代”維度而進入“時間”維度。林黛玉《葬花吟》的隱喻永遠不會過時，林、薛沖突的隱喻內(nèi)涵也永遠不會過時。因為這種沖突，乃是重自由、重個體與重秩序、重族群的分歧，這種分歧世世代代都有，各國各民族都有。因此《紅樓夢》的隱喻內(nèi)涵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

劉劍梅：隱喻的超時代性帶給文學以永恒性品格。這個著眼點真可以幫助我們判斷作品的高低。

劉再復：林崗還提出判斷文學的第三個尺度乃是看其“人性”的深度。這一點也特別重要。不過，我要加以補充的是，作品是否呈現(xiàn)人性的真實度與呈現(xiàn)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真實度，才是最主要的尺度。有了真實，才有深度。

第五日　中醫(yī)點穴法

劉劍梅：記得您說過，讀書應如中醫(yī)點穴，即讀書要善于抓住書中的“文心”、“文眼”，也就是要抓住要害，正如中醫(yī)要點到“穴位”上。

劉再復：不錯，這種讀書方法，可以叫作“中醫(yī)點穴法”。這是很重要的讀書方法。你如果學會這種方法，那將受益無窮。

劉劍梅：禪宗講究“明心見性”，也是要求擊中要害，中醫(yī)點穴法與禪宗的方法似乎相通。

劉再復：禪講不立文字而明心見性，即講究不為文字所遮蔽而擊中要害，這確實很像中醫(yī)點穴法。我們讀書時，容易被各種概念、各種知識所遮蔽，這就叫作“概念障”與“知識障”。一旦障礙太多，就會在書中迷失，不知書中所云，抓不住要領(lǐng)。禪法首先是排除遮蔽與排除障礙的方法，所以它干脆主張“不立文字”。所謂“不立文字”，本是為了“教外別傳”，但后來產(chǎn)生另一番效果，就是不為概念所糾纏，即不為教條所誤。我一直說，我們這一代是在概念的包圍中迷失的一代，從事文學研究卻忘了文學的根本是什么。所以，出國后，我便著意放下概念，即放下知識障、概念障。

劉劍梅：關(guān)于中醫(yī)點穴法，您能舉幾個例子說明一下嗎？

劉再復：我在香港城市大學講述《道德經(jīng)》時告訴同學們：《道德經(jīng)》五千言，其實抓住一個字讀就可以了，抓住這個字就可以讀通讀透。這個字，就是“反”字?！兜赖陆?jīng)》第四十章說：“反者，道之動”，說“反”便是道德的規(guī)律。那么，這個“反”字是什么意思？意思很多，有“相反相成”的“反”，有“反正”的“反”，有“返回”的“反”。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匯集了關(guān)于“反”的數(shù)十種解說，但主要的還是兩種：一種是“相反相成”的“反”；一種是“返回”的“反”。我認為，《道德經(jīng)》所講的“反”，主要的意思是“返回”，也就是“復歸”，所以才有“復歸于樸”、“復歸于嬰兒”、“復歸于無極”這一基本思想。也就是說，“反者”，“返回”、“復歸”，就是《道德經(jīng)》的穴位，點中這一穴位，則點中《道德經(jīng)》全篇的要領(lǐng)、全篇的主題、全篇的道理。比如說人到了晚年，如果還要守住道德晚節(jié)，那就要往回走，即做反向努力；也就是不再朝正向去爭取更大的權(quán)力、更大的財富、更大的功名，而是要努力往相反的方向走，即朝著嬰兒時代復歸，朝著質(zhì)樸的時代復歸，朝著宇宙發(fā)生的原點（“無極”）復歸。從這里可以看出，老子不是導向張揚權(quán)術(shù)的韓非子，而是導向高舉童心的赤子。因此，可以說，老子是個朝著反向努力的堂吉訶德。他在奢華的年代里呼喚人們走向另一種價值大道。讀《道德經(jīng)》，如果能把穴位點到“反”字上，就可讀出一片新意。盡管兩千多年來注疏《道德經(jīng)》的文字、書籍已汗牛充棟，但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中醫(yī)點穴法讀出前人未曾擁有過的心得。

劉劍梅：“反”字，真是《道德經(jīng)》的穴位。不知道孔子、孟子、莊子的穴位該如何點，我回頭也會想想，找找穴位，然后再次閱讀。

劉再復：《論語》的穴位應當不止一個，就像我們的身體，不止一個穴位，而是多個穴位，你可以做些嘗試。我讀《孟子》，先點中“人禽之辯”這個穴位，接著又點中“義利之辯”這個穴位，最后才點到“王霸之辯”這個穴位，抓住這三個硬核，便把孟子的整個思想系統(tǒng)提起來了?！叭饲葜q”講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后底線，“義利之辯”講圣之所以為圣的最后底線，“王霸之辯”講君之所以為君的最后要求，實行王道大致如此，抓住要害，就不會產(chǎn)生太大偏差。

劉劍梅：前幾年，您讓我重讀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還告訴我文眼（穴位）就是說李后主具有基督、釋迦擔荷人類罪惡的那一句話。我以此為穴位而重讀時，果然明白得多。

劉再復：讀《人間詞話》，以往的學人總是在“境界”二字上糾纏。如何定義境界，當然重要，但不要陷入境界定義的糾纏之中。其實，境界也只可意會，難以言傳。但抓住“基督、釋迦”這個穴位，便可明白王國維是在說明，李煜已抵達基督、釋迦牟尼的精神大境界，這就是大慈悲、大悲憫的境界。這種境界比宋徽宗那種只哀嘆個人榮辱的功利境界當然要高得多；李煜（李后主）的詞境，不僅高于功利境界，也高于道德境界，屬于天地境界。

劉劍梅：有些長篇小說，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情節(jié)復雜，人物關(guān)系復雜，恐怕很難在書中找到一個可點的穴位。

劉再復：讀書當然不能刻板劃一，讀不同的書自然有不同的點穴法。讀長篇小說，就不能像讀《道德經(jīng)》那樣，點上一個關(guān)鍵詞就行了。它需要另一種點法。例如莫言的《豐乳肥臀》，我第一次閱讀時，被它復雜的情節(jié)弄得眼花繚亂，理不出頭緒。后來，我又讀第二遍，這一遍使我明白，全書的穴位就在“母親”上，豐乳肥臀的母親、偉大的母親、承受子女子弟各種派別各種苦難的母親，就是這部長篇小說的穴位?！敦S乳肥臀》寫中國百年的苦難史，這里有八國聯(lián)軍入侵，有軍閥混戰(zhàn)，有土匪出沒，有國共內(nèi)戰(zhàn)，有革命滄桑，有政治運動……每個歷史時節(jié)都有饑餓、戰(zhàn)爭、流血、死亡，而承受這一切的就是母親，就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母親。母親超越黨派地承受兒女的全部鮮血、全部眼淚、全部屈辱、全部苦難、全部喜怒哀樂。作家個人書寫的歷史是情感史、人性史、生存史，這是最真實的歷史，是文學化的歷史。這種歷史不是權(quán)力書寫的歷史，不是欽定與官修的歷史。權(quán)力書寫的歷史，按照皇帝的意志編撰，每個朝代每個皇帝都有自己的一種歷史版本，這種史書是為其政權(quán)提供合法化的手段。從表面上看，它們有編年，有事件，似乎是真的，其實中間已歷經(jīng)許多迎合統(tǒng)治者的篡改。唯有作家書寫的情感史、人性史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母親的形象體現(xiàn)了作者對歷史的大悲憫，這是對曾在中華大地進行百年掙扎的同胞的大悲憫，不管這些同胞曾被認為是革命派的兄弟姐妹，還是曾被判定為反動派的兄弟姐妹，母親一律都視為自己的兒女，一律給予擁抱，一律給予摯愛，一律給予理解與同情。丟掉母親“大悲憫”這個穴位，恐怕就讀不懂《豐乳肥臀》。

劉劍梅：《豐乳肥臀》經(jīng)您這么一番穴位闡釋，我真的明白了很多。我讀了不少評論《豐乳肥臀》的文章，似乎都沒抓住穴位。

第六日　“親兵”法門

劉再復：這幾天，我讀了《走出書齋的史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本書，這是李伯重教授與他的父親李埏教授及弟弟李伯杰教授三人的合集（選本）。李（伯重）教授在美國深造時，曾師從何炳棣教授，回國后在清華大學任教（擔任過歷史系主任），現(xiàn)在又在你們的人文學院擔任講座教授，你應多多向他請教。這部選集的所有文章都寫得很好，我不能一一對你細說。此時只想對你說，李埏教授在書中講了一種讀書法——他是云南大學的歷史教授，這種讀書法可能是他培養(yǎng)學生的好方法，我有幸讀到這篇文章——他說，讀書人應當有自己的“親兵”，也就是身邊應當有護衛(wèi)自己的最得力的書籍。所謂“親兵”，當然是種比喻，過去打仗時，將帥身邊都要有親兵，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身邊的“鐵桿衛(wèi)士”。這種衛(wèi)士，乃是護身盾牌，他們與你的生命息息相關(guān)。在此比喻下，我們就明白，作為讀書人一定要選擇一些學者、作家和他們的重要著作作為自己的“護身符”。這種“親兵”可能是兵，是衛(wèi)士，也可能是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典范、我們的楷模。我們應該選擇一些心儀的智慧人物和他們的著作放在自己的桌上枕邊，不斷閱讀，不斷思索，身心與他們相連。這些人物與書籍，不是看了就放在一旁，而是要隨身攜帶（當然不能帶全部，但可帶其中的幾本）。有這些“親兵”伴隨著，我們的“識”力會不斷增加，“膽”力也會更壯。“親兵”法門，是李埏教授傳授給學生的重要讀書方法，也是他治學的根本心得，我把他的原話再讀一遍：“……古代大將出征，大軍中總有一支叫作‘親兵’之類的部隊。這支部隊不大，可是非常精銳。我們精讀幾部最緊要的書，也就是給自己配備一支知識上的‘親兵’，這樣方能‘八面受敵’（蘇東坡語）。因此，在博覽的同時，如何精煉和掌握這支‘親兵’，是從事學問的一件要事?！崩钲锝淌谡f，選擇一支“親兵”，精熟地讀幾部要緊的書，乃是做學問的一個基本功。他一再表述這一見解。在《讀書必有得力之書》一文中，他又說，現(xiàn)在書籍琳瑯滿目，讀書切不可漫無所歸、學無所主，一定要抓住“得力之書”。

劉劍梅：李埏教授的叮囑，我記住了。您把這一方法稱為“親兵”法門，我也記住了。李教授可能也研究軍事史，所以喜歡“親兵”這種現(xiàn)象。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親兵”這個詞，但沒想到讀書人也應當有自己得力的“親兵”。知道這個道理之后，接下去的困難，恐怕是如何選擇“親兵”了。

劉再復：古代將帥選擇“親兵”，當然要再三思量，百萬大軍中只能挑選出一支小而精銳的部隊。挑選的標準，除了可靠，恐怕還得智勇雙全，真有“八面受敵”之功。作為讀書人，要選“親兵”，當然要挑選對我們啟迪最大而且值得精讀、值得反復閱讀的書目。這書目，應當成為我們生命的基石，成為每天都能照射、每天都能帶給我們生命能量的太陽。

劉劍梅：您好像以前就選擇好了“親兵”，魯迅、曹雪芹、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這些巨星，好像總是不離您的口、不離您的手。

劉再復：你說得很好。我確實把一些我深深敬仰的名字與書籍看作永遠陪伴我的“星辰”。但“星辰”畢竟太遙遠，明白了李教授的法門后，我覺得應當進一步把“星辰”拉到自己的身邊、自己的案頭，應當天天閱讀他們、領(lǐng)悟他們。這正是“親兵”概念給我的啟發(fā)。

劉劍梅：“親兵”法門很實在。今天聽您講完之后，我也要選擇一些“親兵”了。

劉再復：你懂得英文，最好是既選擇一些中文經(jīng)典，也選擇一些英文經(jīng)典；文學方面選一些，人文科學方面也選一些。要選一些自己真正喜愛的，真正放不下的。不要勉強，一旦勉強，“親兵”就會成為負累。

劉劍梅：“親兵”恐怕也不能固定化，有時候也可更換。

劉再復：我有些“親兵”是永遠不換的，例如莎士比亞，他的書我從中學讀到現(xiàn)在，而且還會一直讀到死。對于曹雪芹也是如此，一定要讀到死的那一天。但有些“親兵”則可以換，青年時代天天讀“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晚年則天天讀“老三經(jīng)”（《山海經(jīng)》、《道德經(jīng)》、《六祖壇經(jīng)》）和我的“六經(jīng)”（除上述“三經(jīng)”外還有《南華經(jīng)》、《金剛經(jīng)》以及我的文學圣經(jīng)《紅樓夢》）。后來我又自擬“十三經(jīng)”，把孟子、王陽明、陶淵明、蘇東坡、湯顯祖、袁枚、王國維、錢鍾書也納入“親兵”之列。

劉劍梅：我看您總是帶著《管錐編》，錢先生也成您的“親兵”了。

劉再復：對。三十多年前鄭朝宗老師就敦促我讀《管錐編》，他說：從現(xiàn)在開始，你要天天讀，月月讀，年年讀。我真的照辦了。三十年如一日，我總是天天讀，讀了以后真是受益無窮?！豆苠F編》恐怕是孔孟老莊以來我國最偉大的人文著作，它是一種人文奇觀，前無古人，也將后無來者。古人不懂英文，這一點就不如錢先生；后來者英文雖好，可是再也不可能有錢鍾書先生精研中國文化的巨大功力與深厚底蘊了。能與錢先生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單位，而且還直接受過他的關(guān)懷，真是幸福。說他是“親兵”，其實是親導師、親楷模、親典范。也就是說，他的著作是我終生的護身符。

劉劍梅：我至今還未進入錢鍾書世界。今后我也應當努力向《管錐編》、《談藝錄》靠近，現(xiàn)在只能高山仰止。

第七日　三個“連續(xù)性”

劉劍梅：我讀了吳小攀采訪錄《走向人生深處》，才知道您受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的一句話所影響。巴甫洛夫說，他所以能獲得成就，其基本方法是“連續(xù)性”，即從不間斷，從不停頓，從深處走向更深處。

劉再復：不錯。有人問巴甫洛夫：您有什么研究經(jīng)驗？他回答，我的經(jīng)驗有三條：第一是連續(xù)性；第二是連續(xù)性；第三還是連續(xù)性。

劉劍梅：連續(xù)性貌似簡單，巴甫洛夫卻看得如此重要，這是為什么？

劉再復：連續(xù)性從表面上看確實簡單。然而，真要保持思索、研究的連續(xù)性，卻是一件很難的事。連續(xù)性意味著鍥而不舍，意味著百折不撓，意味著窮追猛打，意味著一天也不停下腳步。連續(xù)性還意味著你對自己的課題精益求精，永不放棄，永不放松。連續(xù)性之難，有時是時代不允許，即時代的各種事件、事端、事故老是打斷你的連續(xù)性。例如我們這一代人，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斷了整整十年。除了時代原因外，還常有個人原因，那就是個人缺少毅力、耐力、定力?；蚪?jīng)不起挫折，半途而廢；或經(jīng)不起誘惑，見異思遷；或經(jīng)不起辛苦，中途改行；或經(jīng)不起打擊，望風而逃。魯迅告誡文學青年一定要有韌性，不要出了兩三本書就滿足。所謂韌性，就是耐力、定力，這是連續(xù)性的主觀條件。

劉劍梅：把文學堅持下去，看似容易，其實也不容易。到了海外之后，才知道文學非常邊緣。學生不愿意選擇這一專業(yè)，是因為畢業(yè)后找不到飯碗。教師選擇這一專業(yè)，工資待遇很低，遠比不上理工科的同事和在公司里當職員的同事。

劉再復：在海外要堅持文學寫作，其實很不容易。從主觀條件說，至少必須具備兩種精神品格：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耐得住清貧。真要寫出好東西，就得有面壁十年的精神。連續(xù)性，也要有卓越的精神品格支撐。

劉劍梅：在學生時代，容易“開小差”，容易“走神”，今天對這個感興趣，明天對那個感興趣。如魯迅所言，今天信甲，明天信丁，總是缺少定力。直到今天，我還覺得自己的定力很不夠。寫一部專著，兩年三年還完成不了，就不耐煩。

劉再復：禪宗六祖惠能講“慧定不二”，很有道理。一個人要真有智慧，或者說要有智慧之果，就必須擁有定力，要坐得下來?？梢哉f，坐下來就是力量，連續(xù)坐下八年十年，成績就更可觀。中國民間智者早就提醒人們，要做成事業(yè)，切不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

劉劍梅：這樣看來，連續(xù)性不僅是個方法論，而且涉及精神本體。

劉再復：不錯，連續(xù)性首先是個心力的問題。有心才能連續(xù)，才能不間斷。所以首先是本體論，然后才是方法論。挑擇一個課題、一種方向之后，接著就需要連續(xù)功夫，一環(huán)接一環(huán)，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一環(huán)比一環(huán)深入，一環(huán)比一環(huán)精細。離開連續(xù)性，就談不上發(fā)明發(fā)現(xiàn)。曾國藩的“治家八本”中有“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起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這八本之外，他還說過“讀書以不間斷為本”，也是強調(diào)讀書治學應以連續(xù)性為本。

劉劍梅：說連續(xù)性是本體論也罷，是方法論也罷，總的說來，實現(xiàn)三個連續(xù)性是種功夫，這種功夫是需要修煉的。

劉再復：康德說過，做學問切忌趕時髦。趕時髦、趕時尚是很愚蠢的，趕時髦便是放棄連續(xù)功夫，這當然無法做成大事。我到社會科學院之后，朋友就告訴我，范文瀾先生送給年輕學人一副對聯(lián)：“豬肉不怕十年冷，文章切忌一句空”。就是教導年輕人不要趕時髦，治學就得不怕坐冷板凳，不怕吃冷豬肉，也就是不要趕熱鬧，不要趕時髦。范文瀾先生這副對聯(lián)，我一直記在心里，但找不到出處。本以為是范老自己作的，后來我到安徽銅陵三中去演講，順路到績溪參觀胡適等人的故居，才發(fā)現(xiàn)胡宗憲的故居里就有這一對聯(lián)。這至少說明，這對聯(lián)在明代就有了（但我仍然不知道更深的出處）。這是很深刻的治學方法，當然也是很深刻的治學精神和寫作精神。

劉劍梅：這是不趕熱鬧、不逐時髦的方法，很有益于我們的身心健康，更有益于我們行走治學的正道。魯迅的遺囑，也交代他的孩子，千萬不要當“空頭文學家”，與“文章切忌一句空”的精神相通。

劉再復：韌性，定力，連續(xù)性，說法不同，但都在說明：一切成功成就，都必須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必須具有一種鍥而不舍、一以貫之的精神。我們已走上文學這條精神之路，別無選擇，只能不斷走下去。

第八日　學問三寶

劉劍梅：我請教過李澤厚伯伯，問他做學問的經(jīng)驗。他告訴我，做學問有三個要素，也就是三個必要條件，他稱之為“學問三寶”：一是圖書館；二是時間；三是方法。但他沒有告訴我具體內(nèi)涵，所以我今天想聽聽您的意見。

劉再復：我和李澤厚也多次談論做學問的途徑，多次向他請教。他的學問做得很好。這三個“法寶”，他也和我談過。

劉劍梅：圖書館不是人人都可享用的嗎？

劉再復：他說的圖書館，是說必須大量閱讀，使自己的頭腦擁有詩書萬卷，使書本的記憶特別豐富。我原以為他的成就是靠天資，出國后才知道，他“手不釋卷”，靠的是讀書，是后天的自我培育。他認為，孟子的錯誤是強調(diào)良知良能等道德品質(zhì)先天具有，不用學習，無師自通。其實，無論是道德還是其他知識本領(lǐng)，主要是靠后天修煉——包括天才，也是靠后天的培育。要身邊有座圖書館，腦中有座圖書館，不斷學習，不斷吸收。

劉劍梅：那么，第二法寶：時間，是什么意思？

劉再復：抓緊時間，人人都會說，但李澤厚常對我說：我是拼“時間強度”，即拼單位時間（如一小時、一天、一星期）的效率，不是拼“時間長度”。讀書、研究、寫作，不可自欺欺人，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不是表現(xiàn)自己在用功。沒有精神，硬撐在桌邊，時間拉得很長，但沒有效率，這沒有用。李澤厚總是在工作時聚精會神，集中、調(diào)動一切力量拼出效率，拼出效果。我在北京的時候非常用功，連作協(xié)發(fā)的內(nèi)部電影票我都舍不得去用。李澤厚說，你不要的電影票都給我。那時我沒有拼“時間強度”的意識，實際上只有“時間長度”的意識。出國后，受李先生影響，我也懂得了拼“時間強度”，大大縮短了工作時間，困了就睡，累了就玩，效率反而很高。

劉劍梅：在北京時，您老是開夜車，實際上也是追求時間的長度。

劉再復：對。李澤厚從來不開夜車，但他在工作的單位時間中把全部精力投放進去，這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精神。

劉劍梅：李伯伯告訴我的第三個法寶是方法，但沒有告訴我具體的方法。

劉再復：三十多年的觀察和交談，我知道他的關(guān)鍵是培育“高度判斷力”的方法。前些年，我們一起散步，我?guī)缀跆焯炻犓v“判斷”。他說，從事人文科學，關(guān)鍵是會判斷。讀了一些書，這些書好不好？書中的見解哪些對，哪些不對？對在哪里，對幾分？錯在哪里，錯幾分？要自己培養(yǎng)判斷能力。他批評我的主要弱點是輕信。輕信其實還是判斷力不夠強大。

劉劍梅：做學問如果缺少判斷力，就容易跟著潮流跑。

劉再復：不錯，做學問不能跟著時髦跑，不能跟著潮流跑，不能隨風倒。我一再說，要做“潮流外人”，不做“潮流中人”，也是這個意思。然而，反潮流、逆潮流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判斷力。前者是膽，后者是識，二者缺一不可。判斷力屬于識，要靠自己不斷分析，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方法也是鍛煉出來的，不是拿別人現(xiàn)成的去套用。

劉劍梅：我明白了，李伯伯的所謂方法，乃是以提高判斷力為目標而不斷積累經(jīng)驗的方法。

劉再復：李先生歷來注意判斷，還特別注意抓住要害、要點。他是哲學家，哲學實際上是智慧學、聰明學。所以他一再說，讀書千萬不要愈讀愈傻，一定要愈讀愈聰明。李澤厚對你講這“學問三寶”就很聰明。我讀中學時就知道杜甫說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現(xiàn)在才明白，要知自己文章與知別人文章的得失并非易事，需要磨練很長歲月。

第九日　點石成金與孤本秘籍

劉劍梅：我讀您和李澤厚伯伯的對話錄，有一處說治學有兩種基本方法，也可以說是兩種基本路子：一種是尋找孤本秘籍，表現(xiàn)出來的是考古考證功夫；另一種則是點石成金，即在人們可以常常見到的書籍與現(xiàn)象中道破別人未能道破的見識，發(fā)前人之未發(fā)，表現(xiàn)出來的是膽識的功夫。兩者都可行，都可通往學術(shù)的高峰。

劉再復：不錯，我們講過兩種不同的學術(shù)方式、不同的學術(shù)路子。但“條條大路通羅馬”，兩種路子都可抵達學術(shù)的目標。兩者各有所長，不必褒此抑彼。三十年前，我認定點石成金才是大道，現(xiàn)在不再做大道小道之分了。李澤厚和我走的是點石成金的路子，但我們也非常尊重另一條路子。研究中國文化，倘若選擇孤本秘籍的道路，需要在國內(nèi)，國內(nèi)才有足夠的珍本善本，才有足夠的原始資料和出土文物。我知道，我沒有這種條件，尤其是在國外。但我可以選擇點石成金的路，這也不容易。這也需要大量閱讀、比較，需要修煉見識，修煉思想。點石，靠的是識力，也需要膽力，膽與識兩者缺一不可。二者兼有，方能構(gòu)成境界。

劉劍梅：這兩種路子是不是宏觀與微觀之分？

劉再復：確有這種區(qū)別。一般地說，追尋孤本秘籍，更需要微觀功夫；而點石成金，重在宏觀功夫，有宏觀比較，才能點破要害。

劉劍梅：有二者兼?zhèn)涞膯幔?/p>

劉再復：有。例如王國維，可以說他是一個二者兼?zhèn)涞奶觳艑W者。他的《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是點石成金；他的《殷周制度論》等，則表現(xiàn)出考證功夫。他還特別重視出土文物，這一點比章太炎開放。

劉劍梅：錢鍾書先生是二者兼?zhèn)鋯幔?/p>

劉再復：錢先生是微觀功夫大于宏觀功夫，但說他二者兼?zhèn)湟矡o不可。不過，他走的既不是尋求孤本秘籍的路，也不是點石成金的路，而是一種“挫萬物于筆端”的路，“萬物皆備于我”的路。這是一種奇特的囊括一切又超越一切的天才現(xiàn)象，很難描述這種學術(shù)道路。錢先生涉及的書籍，許多我們都不知道，那也可以稱作孤本秘籍，但他又不是刻意去考古、考證，他又在《詩經(jīng)》、《老子》、《列子》、《易經(jīng)》、《楚辭》這些人所共知的經(jīng)典里匯集古今中外的知識與見識，從而對古代經(jīng)典又做出一番新的認知。他博大精深得讓人難以置信。

劉劍梅：這樣說來，治學也不僅是點石成金與孤本秘籍兩條路子。

劉再復：大體上可以分出這兩條路子。不過，分出兩條路也只能說明一部分學術(shù)，并不能說明全部學術(shù)。分類是科學研究的手段，但分類也常常有失誤。因為在相反的兩類之間，往往有更廣闊的中間地帶。處于中間地帶的路子與現(xiàn)象，往往更豐富。像錢鍾書先生這種大氣象，就大于點石成金和孤本秘籍這兩條路。他超越于“二”，《管錐編》一開卷就講“三”，三生萬物。錢先生的現(xiàn)象很特別。人的創(chuàng)造力無窮無盡，這不是分類可以囊括的。

第十日　打通中西文化血脈

劉劍梅：在您的散文與談話中，您多次提到出國后一直致力于“打通中西文化血脈”。我覺得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思索路向，也說明您的讀書邁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對此我印象極深，今天我們不妨再討論一下。

劉再復：出國已二十多年，我得以從原來的生活框架里抽身，從而贏得充分的時間沉浸于讀書與寫作中，而且還萌生出“打通中西文化血脈”的學術(shù)意識。我從南到北，又從東到西，對中國文化有一腔深情，對西方文化也有好感。我從少年時代就被莎士比亞、雨果、歌德所熏陶；出國后，又周游世界，在美國更是有許多感性認知。最為重要的是，我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時間，坐下來認真讀中外的文史哲經(jīng)典。盡管我外語不好，但只要能找到經(jīng)典譯本，我就拼命地買，拼命地讀。晚年的閱讀，我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打通中西文化血脈”。

劉劍梅：與我同一代的學人，雖然英文好的不少，但能致力于“打通中西文化血脈”的卻不多。他們有的是民族文化主義者，一味鉆入古書堆中；有的則是崇洋學人，只信西方，不理會中國古代經(jīng)典；有的則像我，雖對中西方均無偏見，但還不能進入兩種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或者說還不能進入中西文化的血脈深處，所以也談不上打通。您意識到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脈，實在是很重要的。您除了對中西文化都很喜愛而無偏見之外，還有一個長處，就是您一直具有一種普遍意識。出國之前，您更是打破文化的國界，努力吸收西方文化的營養(yǎng)，這之后又“返回古典”，努力吸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營養(yǎng)。

劉再復：出國之前，我很重視閱讀西方的文學著作與人文著作。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套“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出一本，我就買一本，讀一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jīng)濟、自然科學，一概買，一概讀。我真感謝那些辛勤的翻譯家。許多文學經(jīng)典，我早就嫻熟于心了。可是，出國之后我更愛讀中國文化經(jīng)典，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尤其是我自定的“六經(jīng)”（《山海經(jīng)》、《道德經(jīng)》、《南華經(jīng)》、《六祖壇經(jīng)》、《金剛經(jīng)》以及我的文學圣經(jīng)《紅樓夢》），更是天天讀，月月讀，年年讀。我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多次擔任客座教授，加起來不下三年，講的全是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在臺灣的“中央大學”與東海大學，講的也是“我的六經(jīng)”之類。愈講對中國文化的情感愈深，愈覺得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很了不起。

劉劍梅：您和林崗在80年代所著的《傳統(tǒng)與中國人》，其基本態(tài)度是批判的。這種對傳統(tǒng)的批判，實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大思路的繼續(xù)。出國后，您對中國文化的態(tài)度的基本點似乎是肯定的，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轉(zhuǎn)變？

劉再復：出國之后，我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確實轉(zhuǎn)向努力領(lǐng)悟與開掘。然而，無論是對中國文化還是對西方文化，我都采取一種比較客觀、比較理性的態(tài)度。我覺得自己的使命首先是學習、發(fā)現(xiàn)兩大文化的長處，先當一個誠實的學子，然后再言比較，再言打通。

劉劍梅：我發(fā)現(xiàn)您也拼命閱讀佛典與佛學研究著作，您那么喜歡禪宗，光是王強送您的佛學研究書籍就有一百多本。

劉再復：二十多年靜下心來閱讀，才明白我們到地球上這一回沒有白來，來了之后見到了三座無限燦爛的文化巔峰，讓人們欣賞不盡、開掘不盡。這三座高峰便是西方哲學、佛教智慧和中國的先秦經(jīng)典，要說打通中西文化血脈，實際上是要打通這三座大山的隧道。這一偉大工程——“打通”的偉大工程——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它是今后千百代東西方學人的共同使命。

劉劍梅：有了打通意識，讀書的方式可能就不同了，是嗎？

劉再復：對。有了打通的意識，就更注意比較，更注意生命，更注意三大文化經(jīng)典中的一些共同發(fā)現(xiàn)、共同真理。居住于地球不同角落里的人群（生命）確實具有共同的人性，具有對于人類存在與世界存在的共同認知。所有的種族、所有的個人、所有代表他們的精英，都以人類的生存、延續(xù)、發(fā)展為最終目的，即為終極的“善”。有這種前提，就有相通點，就有打通的可能。作為學者與思想者，能夠打通的血脈就是人類共通的人性、共通的生命，以及共通的生存處境與生存困境?，F(xiàn)實的思想壁壘，很難打通。各說各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讓他們說去吧，我們只關(guān)心人類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命需求。

劉劍梅：您出國之前，凡事都比較熱烈，包括熱烈地擁抱社會是非。出國后則比較冷靜，抽離了許多是非。這種變化，是不是與您的文化認知有關(guān)？

劉再復：出國后我確實比較冷靜了。這除了年紀愈來愈大、看問題也較為客觀的自然原因之外，也確實還有文化原因。我在“打通中西文化血脈”的閱讀思考過程中發(fā)現(xiàn)，中西文化乃至三大文化高峰的精華中都有“中道智慧”。佛教的中觀學說為印度龍樹所創(chuàng)，中國的佛教八宗都尊崇龍樹，都認定左右兩個極端全是黑暗的深淵，唯中道乃是正道與大道。所以，我們可以說，佛教智慧乃是中道智慧，不二法門乃是中道法門。而中國文化從《易經(jīng)》到孔子、孟子都講中和、中庸，其內(nèi)涵雖重在道德，但從哲學上說也是中道。西方哲學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就倡導中道。康德的二律背反，歸根結(jié)底，也是中道智慧。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開卷就駁斥黑格爾的兩極對立，拒絕“一分為二”，而大講《易經(jīng)》的三元哲學，特別是鄭康成（鄭玄）的三易（簡易、變易、不易）闡釋。講“三”，便是講第三空間，這是廣闊的中間地帶，自由就在第三地帶中。這也是中道智慧。李澤厚晚年大講“度”的范疇，認為此范疇比黑格爾的“質(zhì)”、“量”等范疇更重要。我覺得這一范疇也比中國古代的“氣”、“極”等范疇更重要。所謂“度”，并非理念，而是實踐。它講究適中，講究恰到好處、不偏不倚、不走極端。你說我出國后立身態(tài)度比較冷靜，我想可能與我的哲學思索特別是中道思索有關(guān)。

劉劍梅：我能理解。你們那一代人，也包括我們這一代人的少年時代，滿耳都充滿“你死我活”的吶喊，斗爭哲學響徹云天，中道哲學根本沒有立足之地。

劉再復：一兩代人完全喪失了第三空間?？墒?，沒有第三空間就沒有自由。在海外的復雜環(huán)境中，我選擇價值中立。這個“價值中立”，原是韋伯的思想，這也是中道智慧。價值中立不是沒有立場，它是真理的立場、知識的立場。它不是沒有關(guān)懷，而是追求終極關(guān)懷。我覺得上帝、基督都是價值中立者，都是中道智慧者，都是終極關(guān)懷者。作家也應當是價值中立者，天生的價值中立，既天然地理解、同情所謂“善人”，也天然地理解、同情所謂“惡人”。這不是不分善惡，而是說，作家應當超越世俗的正邪、善惡的價值判斷，而站立于更高的精神層面上，以中道情懷，給予大悲憫。釋迦牟尼的情懷，便是大悲憫的情懷。王國維贊美李后主，就是因為李后主的詞具有大悲憫的境界。

劉劍梅：我研究莊子的現(xiàn)代命運，覺得莊子的《齊物論》，其實也是中道智慧。

劉再復：不講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講亦彼亦此、你活我也活，這正是中道哲學。西方哲學中的“二律背反”，講的也正是相反的兩個命題都符合充分理由律。這不是沒有是非觀，而是多元是非觀，不同層面的是非觀?！兜赖陆?jīng)》講“不爭”之德，恐怕也是說爭得半死的人，其實只是站在不同的層面看到事物不同的一端而已。老子不是沒有是非，而是不糾纏于是非。特別是我們這些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如果糾纏于絕對的是非、正邪、善惡，設(shè)置各種法庭，那還有什么文學可言？世界那么多彩多姿，人性那么復雜豐富，作家完全沒有必要只把自己的創(chuàng)造納入簡單的是非、正邪、善惡等判斷框架。一旦納入，視野勢必狹窄，境界勢必不高。莊子的《齊物論》，其實也是悖論。兩千三百年前，他就有那樣的哲學觀、那樣的平等觀，很了不起。

劉劍梅：兩千多年前，莊子就占領(lǐng)了平等哲學的制高點，也占領(lǐng)了自由哲學的制高點。他的《逍遙游》，就是自由論。要是我早點獲得“打通中西文化血脈”的意識，就會把莊子的自由哲學觀與哈耶克的自由觀打通，也可能會把莊子和以賽亞·伯林打通。伯林區(qū)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其關(guān)鍵是“限度”。消極自由要求最低限度的自由，這不是自我擴張、自我實現(xiàn)的自由，卻是自我安寧、不為物役的自由，例如逍遙的自由、沉默的自由等。其實，莊子與伯林的自由觀十分相通 。

劉再復：我過去總是爭取吶喊、進取、抗爭的自由，這是積極的自由，而現(xiàn)在則要求沉默的自由、逍遙的自由，也就是不表態(tài)、不參與的自由，這是消極的自由，但又是自由的前提。莊子的“不為物役”，就是擺脫各種障礙的自由，也是消極自由。我覺得以賽亞·伯林分清兩種自由的思想非常精辟。這種思想不會導致極端的暴力革命，反而為改革、調(diào)和、協(xié)商提供了哲學根據(jù)。這也是中道智慧。

劉劍梅：您剛才講的都是哲學，那么，從文學的角度上說，是不是也可以打通中西文化血脈？

劉再復：當然可以。我們在《共悟紅樓》的對話中，把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阿廖沙做比較，就是為了打通兩種文化的血脈。一個撲向大地去擁抱苦難（阿廖沙）；一個遠離大地而從苦難中抽身（賈寶玉）。兩者都有道理，前者崇高，后者也并非卑劣。兩種選擇都有各自的文化理由。東正教把苦難當作走向天堂的階梯，佛教則面對無邊的苦海而主張超越苦海。叔本華喜歡佛教文化，他大約覺得抽離苦海的道路更可行。當然，此路并非偉大之路。其實，賈寶玉的哲學正是中道哲學，他不相信那些“大仁”與“大惡”，只愿做中性的平常人?！都t樓夢》開篇就借賈雨村講哲學，講的也是既非“大仁”也非“大惡”的“第三種人”。曹雪芹是一位偉大的中道主義者，所以對釵黛的沖突、賈氏父子的沖突，他都站在中性立場進行描述。他筆下的眾多人物，好人都不是絕對的好，壞人也不是絕對的壞。魯迅欽佩的正是這種描寫人的新格局。浸透于《紅樓夢》中的哲學要點，有“心靈本體”，還有“中道智慧”。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發(fā)現(xiàn)小說中沒有“蛇蝎之人”，林黛玉的悲劇并非幾個蛇蝎之人所造成，而是“共同關(guān)系”的結(jié)果。曹雪芹作品中不設(shè)政治法庭也不設(shè)道德法庭，一設(shè)就會遠離中道。其實，人間所有的經(jīng)典極品，對人性和人類的處境都不做兩極性的正反獨斷，而是用中道的眼光給予真實的呈現(xiàn)。這些道理看似簡單，我們卻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明白。

劉劍梅：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他們確實沒有什么主義，沒有什么“大仁”與“大惡”之分。

劉再復：凡寫“大仁”與“大惡”的對峙的，都不是一流作品。好作家只面對人性的真實與人類處境的真實。既是真實，那就很豐富很復雜，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兩極分明。我國民間所崇尚的包公，很正直很勇敢，他是道德裁判所里的好法官，但不是好作家也不是好評論家。好作家應當同情秦香蓮，也應當同情陳世美，他們都是真實的人、脆弱的人、有各種人性弱點的人。作家應當用中性的眼睛去看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