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滿桂

柳宗元永州時期的長篇大論，很能代表他對“道”的一些看法，以及對“有志之士”在不得道時仍能身體力行以“明道”的一些作法、一些心態(tài)。柳宗元于元和四年永州時所寫的《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云：“仆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舍恐懼則閑于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也就在永州賦閑時期，他以“輔時及物之道”的雄圖大略作過對天人之道、經(jīng)國大道、文以見道等問題的思考，表現(xiàn)出對“道”的洞見。其思想傾向往往論證古今，縱橫捭闔，敢破傳統(tǒng)，立意深遠，“識見頗不猶人”。

一、天人之道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關系，一直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爭論不休的話題。其爭論的焦點在于：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意志的最高主宰，還是無意志、無感知的自然物？有無“天命”？“天命”與人們的努力的關系如何？“天”能夠給人們什么稟賦？“天性”與后天實踐的關系怎么樣？等等。早于柳宗元一千多年的屈原，盡管心懷怨憤之情寫了《天問》，但確實將這疑問都提了一個遍。賦閑于永州的柳宗元則抱貶謫之恨對天，努力吸收消化前人的哲學思想成果，以批判的自然哲學思想寫下《天對》，企望全面解答屈原《天問》中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在對天人關系的認識上，柳宗元、劉禹錫共同與韓愈開展過論爭。柳宗元盡管當時身負重辱，但并不認為自己遭貶身處逆境系天命所致。

貞元末年柳宗元即已開始撰寫、被貶永州后方才修改完成的著名論文《貞符》，其寫作用意于序中說得很清楚，是為了批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的天命觀。封建統(tǒng)治者為了證明自己統(tǒng)治的合理性，提倡“君權神授”“天人感應”，胡謅君主登位前自然界必定先有祥瑞事物出現(xiàn)，這種祥瑞就是君主“受命于天”的證據(jù)，即所謂“受命之符”。帝王到底是受命于“天”，還是受命于“人”？柳宗元動筆寫這篇文章是在長安，正值憲宗登基之初。他深知其中的利害，但還是大膽地議論，“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唯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未有恃祥而壽者也?！?sup>這一結論可謂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稌r令論》指出，“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sup>更是直截了當?shù)胤磳μ烀駲嘤^念、強調關注社會人事和民生。

《非國語》是柳宗元在永州完成的一組別具風格的著作，一共有67篇。其主要篇幅，是對《國語》中有關災祥、福佑、命數(shù)、祿相、卜筮、謠應、神怪、妖異等方面的記載，進行揭露和批判，以抨擊“天人感應”論為的，勸諭統(tǒng)治者不要去迷信上天，而要改革政治、奮發(fā)有為，發(fā)揮人治的作用?！斗菄Z》云：“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sup>他堅決地反對天人感應的觀點，反對神學的歷史觀。他認為國家的興亡，人的吉兇禍福，跟“天”并沒有什么關系，人并不是受“天”主宰的?！秶Z·周語》一文說：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sup>后來幽王被滅，平王東遷，《國語》都認為是“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的結果。柳宗元在《非國語》的《三川震》一文，就尖銳地批判了這種謬說。他說：“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柳宗元明確地指出，山川的存在，它的“自峙自流”，“自崩自缺”，和人們的禍福吉兇，國家的興亡，根本沒有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他認為國家的興亡，是人的事情，而不是“天”的事情。他認為要說人的吉兇禍福全是由什么天地陰陽來主宰，是沒有任何根據(jù)的。柳宗元又于《斷刑論》中云：“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奔怃J地揭露了統(tǒng)治者宣揚天命論的愚昧目的。

柳宗元寫上述“論”“說”的原因，緣于當時社會“推天引神”，“道不明于天下”。柳宗元想做一番事業(yè)，可是又“名列囚籍”，于是乎見諸筆端。柳宗元的這些評論，敢破傳統(tǒng)，提出了有關政治、經(jīng)濟、文化以及認識論等方面的諸多新見解。雖然柳宗元所認為的最完美的“道”，仍不過是儒家之道，他理想的圣君仍不過是唐堯、虞舜，沒有超出一般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范疇，但是他能揭示出封建統(tǒng)治者利用“神”來治人的企圖，否定“神”的存在，是難能可貴的。

二、治政之道

柳宗元在永州時期議論得最多的“道”，是經(jīng)國政治之“道”。作于元和四年的《封建論》，則是論經(jīng)國大道之宣言。所謂“封建”，指“封國土，建諸侯”的分封制，這是一種適應商、周奴隸制社會需要，把全國分為許多由世襲諸侯統(tǒng)治的小王國的政權制度。他在《封建論》中說：“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饨ㄕ邽橹?，豈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勢也。”柳宗元認為“天下之道”要“得人”，適合民意，適應歷史發(fā)展的趨勢。因而，他于《封建論》中，縱論古今，論述了由原始人群過渡到分封制，再到郡縣制，是歷史發(fā)展必然的“勢”，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的鮮明觀點。闡述了中國歷史上分封制的興衰及其為郡縣制所代替的客觀必然，充分肯定秦朝建立郡縣制的歷史意義，從而批駁了“封建國祚長”，論證了“郡縣享國久”，申述唯有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指出，貴族分封制是分裂叛亂的根源，如周王朝實行分封制形成天子一統(tǒng)天下與各分封國相對獨立的格局，結果導致各諸侯國政治溷亂。周王朝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諸侯強盛，中央政權的周朝則被架空，就像尾巴過大身子無法擺動一樣。一句話，“失在于制，不在政”。也就是說，主要癥結在于政治體制不當，并不在于具體的政治措施如何?？傊?，柳宗元以社會發(fā)展進化的觀點，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是以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趨勢來決定的，郡縣制代替分封制是“勢”的發(fā)展的必然。認為唯有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隨心所欲，而只能因勢定制。蘇軾贊之曰“當為萬世法”。清代孫琮評論柳宗元的《封建論》“識透古今，眼空百世”。

《四維論》作于元和四年(809年)，論述的是國家綱維的問題。所謂綱維，指的是維系社會的精神支柱。柳宗元批評《管子》一書把“禮、義、廉、恥”定為“四維”是錯誤的。他敏銳地看出，“不蔽惡”“不茍得”之“廉”，與“不從枉”“羞為非”之“恥”，其實都屬于“義”的范圍，因而，“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柳宗元又進一步分析出“廉、恥”不能與“義”平列。他指出：“圣人之所以立天下”，其實只有“仁義”。因為，“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治)道畢矣”。認為廉、恥自禮、義中出，禮、義是最根本的，所以只應有禮、義二維，而不應有四維。至于“道、德、禮、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由此進一步論定了“四維”之說“殆非圣人之所立”，絕不是管子的言論。充分表述了柳宗元主張以“禮義”思想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

《送薛存義序》是一篇贈序，但以官民關系議論精當為其特點。其主要內容是以送薛存義離任的臨別贈言的形式，提出了“官為民役”的觀點：“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sup>柳宗元認為官吏應當是為民的公仆，而不應該去奴役百姓。他高度贊揚其同鄉(xiāng)薛存義是“民之役”的楷模，在零陵做代理縣令兩年任職期間，能“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實踐了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奴仆的思想，展示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柳宗元在《送寧國范明府詩序》中明確表示：“夫為吏者，人役也。”直接表達了民貴吏輕，吏為民仆的政治主張。他還把心系眾生、符合民意作為實行“圣人之道”的基本要領，表達了對老百姓的敬重之情。由吏與民的關系，柳宗元進一步上升到君民關系，將重視民生，讓民眾生存下去的民本思想，發(fā)展到民眾有黜罰“怠事”“盜貨”官吏的認識高度，體現(xiàn)著民主政治的光芒。盡管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變成現(xiàn)實，但是能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國提出這種思想，確是空谷足音。近代林紓對此評價說：“柳州見解，可云前無古人”，此話確是。

《六逆論》通過《左傳》記載的“六逆”之說，闡述了關于任用賢能的觀點。柳宗元認為，“六逆”之說中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乃亂本之說法是錯誤的。柳宗元針對當時吏治腐敗的現(xiàn)象，在《六逆論》中明確地提出了“任人唯賢”的主張。他認為治亂在于得人、用人，特別強調“興亡之臣，多起污賤”，主張起用出身低微但有能力的人。對于任用賢愚的問題，柳宗元在《起廢答》一文中，批判得尤為尖刻。作者以永州地方起用一個跛腳和尚主持寺院和裝璜一匹爛腦殼的馬去迎接太守這兩件事作為引子，借題發(fā)揮，深刻地揭露了當政者窒息人才，起用一些廢物，以假亂真。《序棋》一文，作者以房生涂抹紅黑兩種顏色區(qū)分棋子的貴賤為喻，說明當政者用人根本不分好壞，任意決定，世俗也就“易彼而敬此”，使所謂“貴者”與“賤者”得到“相去千萬不啻”待遇。對于選任官員只重門第，不辨德行才能的問題，柳宗元在《永州鐵爐步志》中，以名實不副的鐵爐步為引子，諷刺了那些依仗家族姓氏得到官位的貴族子弟。這些人徒有虛名，無才無德而妄自尊大，以至被世人恥笑羞辱?！按笳哞蠲坝?，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于敗，為世笑繆，期可以甚懼。”這體現(xiàn)了作者要求打破門閥制度，主張改革吏治的進步思想。柳宗元還把用人“私議于宮”當成了殘害賢良的貽國誤國的禍根?！熬龘翊笕危还h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在《非國語·命官》中，作者指責晉文公按族姓的親疏，而不以才干擢拔官吏是一種“弊俗”?！爸T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對這種典型的“任人唯親”做法，他直接提出“官之命，宜以材，抑以姓乎”的質問，表明了作者對門閥制度和“任人唯親”的徹底否定。

柳宗元積極倡導任用賢才，為國家選好才、用好才?！度x縣復北門記》一文，柳宗元通過盧遵修復全義縣城北門這件事，指出治理國家應“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就是說，治理國家應遵循正道，擯棄愚昧，只有用這種精神進行改革，人民才能得到生息。其精辟之見，至今仍不失光芒。

柳宗元在《桐葉封弟辯》中，借題發(fā)揮，提出了“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的見解，反對把天子的一言一語絕對化、神圣化。在《駁復仇議》中，借論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仇，束身歸罪”一桉，寫道：“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zhí)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瑕，而又何誅焉？”不主張無原則地捍衛(wèi)官吏的尊嚴。表現(xiàn)了作者要求嚴懲暴吏的主張?！稌x文公問守原議》借對晉文公問守原于寺人一事的非議，影射當時威柄下移，政在宦官，有著鮮明的現(xiàn)實針對性。這些議論，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唐時代，有不少是離經(jīng)背圣，“言人所不敢言”，具有一種沖破傳統(tǒng)的銳氣，因而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

三、為學之道

柳宗元心目中的“道”具有多樣性，除了有“天人之道”“經(jīng)國之道”，還有“天下之道”“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也有“為學之道”。“為學之道”的“道”，是指治學的方法，論法。柳宗元在《報崔黯秀才書中》曾說：“圣人之言期以明道”。但從柳宗元論治學一類的文章來看，他并不相信古圣賢對“道”有什么天賦的壟斷權，他常常以質疑的眼光考究“圣人之言”，重點在“明”，辨明其“道”。柳宗元在永州寫下了《晉文公問守原議》《駁復仇議》《桐葉封弟辨》《辨晏子春秋》《辨列子》《辨鹖冠子》《辨亢倉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論語辨二篇》等十篇議辯文，對文獻的真?zhèn)稳缦惹刂T子書等進行認真的考析。柳宗元自己說：“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柳宗元也就是在讀了百家書以后，才寫下了一系列的考辨真?zhèn)沃?。歸納之，柳宗元的治學之道，突出地表現(xiàn)在兩方面：

其一，讀百家書，融會貫通。柳宗元強調治學之“取道之源”在于讀百家書，對儒家經(jīng)典尤其是《六經(jīng)》無比心儀。“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主張學習借鑒《谷梁傳》的文氣疏暢，《孟子》《荀子》的枝條暢茂，《老子》《莊子》的汪洋恣肆，《國語》的風趣，《離騷》的幽深，《史記》的簡潔，然后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強調為學要取眾家之長，并融會貫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不能中斷，文化的傳承是極其重要的學習途徑。柳宗元熟讀“經(jīng)史諸子數(shù)百卷”，讀書不拘一格。他對諸子百家，以至三教九流，都用心研討。他在永州所寫的文章，就對經(jīng)、史、子、集廣征博引，信手拈來，他二十一歲就考中進士，表明年輕時讀書廣泛，基礎扎實。博覽群書，這是他根本的治學之道。韓愈稱：“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柳子厚墓志銘》)。這話是稱贊柳宗元年少時思維精細敏捷，各類學問無不融會貫通。實際情況正是如此。

柳宗元認為，在學習文學傳統(tǒng)借鑒前人成果時不能“輕心掉之”?！肮饰崦繛槲恼?，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jié)，激而發(fā)之欲其清，故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表明寫作的態(tài)度一定要認真嚴肅。關于柳宗元治學之嚴謹，元人劉塤曾將其與韓愈作了一個形象的比較：“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柳宗元一貫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在其議論文中較為突出地呈現(xiàn)著。

其二，擺脫章句之師，敢于質疑辨?zhèn)?。所謂章句師，是指靠背書本解經(jīng)的模式。唐代最重視經(jīng)學。《五經(jīng)正義》是皇帝欽定、規(guī)定必考的教科書。照這樣的重視結果，培養(yǎng)的只有背書本領的章句師，根本不能經(jīng)世致用，實際上是使經(jīng)學走進了死胡同。一方面，柳宗元反對拘泥于解經(jīng)讀經(jīng)。他在回顧少時讀書曾說過，我“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把章句師稱之為“腐爛之儒”，言下之意是不屑一顧。他還明確表示要獨立思考，不去做照搬古書上現(xiàn)成話那種事情，“理不一，斷于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他避開傳、注之類，去直接尋求圣人的思想，再用自己的話把道理明白地講出來。他知道這樣做在現(xiàn)實中很難，但他還是努力地去做了。另一方面，柳宗元秉承了《春秋》學派的懷疑精神，對自己認為不正確的敢于質疑辨?zhèn)危幢闶墙?jīng)典之言也敢于以非圣人本意為由而加以批駁，否定。指出：《列子》“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文子》“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亢倉子》“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故“其為空言尤也”，用之“以教于世，不亦惑乎”；與道家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鹖冠子》是“好事者偽為其書”，無所可取，“讀之盡鄙淺言也”；與儒家背道而馳的《鬼谷子》：“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故“要為無取”，“幸矣，人之葆之者少”。柳宗元針對號稱《春秋外傳》的《國語》，專門寫成《非國語》67篇加以批駁，認為《國語》為左丘明所著的說法不可信。《禮記》中的《月令》篇相傳為周公姬旦所著，唐玄宗時備受重視。柳宗元在《時令論》中掊擊了《月令》宣揚的天命觀念?！墩撜Z》通常認為是由孔子的弟子記錄編集成書的，而柳宗元則提出反駁，強調《論語》書中已提到曾參之死，而曾參作為孔子弟子年齡最小，因而只能是“曾子弟子之為之也”。這是以事實為根據(jù)，合理推論而做出的判斷。下篇論《堯曰》首章之言，為孔子平常所諷道之辭。二篇的辯疑，表達了柳宗元對孔子及其思想的尊崇。柳宗元疑辨群書被后世所稱道，明人胡應麟說：“若抉邪摘偽，判別妄真，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御寇》《晏嬰》《鬼谷》《鹖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四、為文之道

柳宗元與韓愈兩人是共同推動古文運動的主將。他們共同掀起乃至影響中國上千年的古文運動，主要實施了兩個方面的改革：一是文體改革，以先秦兩漢的古文取代駢體文；二是文風改革，主張文質相符取代華而不實。應該說，這一改革肇始于劉勰，發(fā)展于初唐，經(jīng)過漫長的醞釀到了柳宗元和韓愈的出現(xiàn)，才使古文革新運動真正形成氣候。他們倆人先后對古文運動提出了“道”的理念。柳宗元講的是“文者以明道”，韓愈講的是“因文見道”，以及后來的宋代歐陽修也講“文以道俱”，蘇軾講“有道有藝”?？梢哉f，“古文”盡管是這場文學革命運動的旗幟，“道”才真正是這場改革運動的靈魂。并且，古文運動的兩位旗手在政治上見解有所不同，甚至對于古文運動的核心“道”的解釋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能以豁達虛心的胸懷看待對方，對推動這場運動堪稱思想學術“神交”的典范。就在柳宗元病故后，韓愈先后三次為其寫祭文和墓志銘，高度贊揚柳宗元的品德和才學，這是后話。對文體的“復古”和為文的“明道”進行闡述，柳宗元作了積極的努力。

柳宗元投入古文運動創(chuàng)作實踐并大量創(chuàng)作古文，是在他被貶永州之后。但柳宗元并不是一個很系統(tǒng)化的文學理論家。以數(shù)量來說，柳宗元的文論，或者說，他的古文理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都不占什么主要的地位。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間，寫了不少文章表達了他對文學的意見和看法。在涉及文學時，他談的“道”主要有兩種含義。一是“文以明道”中闡明的“道”；一是他“文有二道”中講文章在經(jīng)國致用中兩種作用中的“道”。但以柳宗元之文學理論這一題目的范圍來說，文和道之間的關系的確占了核心的地位。所以在研究柳宗元的文學觀時，它們自然而然地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中心對象。

其一，突出“文者以明道”。柳宗元對“文”與“道”兩者關系的闡述，主要是通過與朋友和來永州求學者的書信闡述的，柳宗元在論為文時，總結自己年輕時的作文經(jīng)驗，提出了“文者以明道”的觀點?！笆嘉嵊浊疑?，為文章，以詞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苛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sup>柳宗元以自身從小到大的實踐體會來肯定“文以明道”。他進一步提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這里的圣人言“期以明道”，就是要通過文辭的寫作來傳播的，也就是“文以明道”的意思?！敖袷酪蛸F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踩撕棉o工書，皆病癖也?！?sup>他對專門講究辭藻、對偶、聲律的駢文風氣給予了堅決的否定?！胺驗橐粫瑒崭晃牟?。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后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仆故為之標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sup>他認為務華而不實的文章是危險的?！榜R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仆幸非其人”。同時，他對離開“道”而死死抓住章句不放的所謂“章句師”，也表示了極大的輕蔑。

其二，突出“文有二道”?！拔挠卸馈背鲎粤谠摹稐钤u事文集后序》：“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柳宗元認為文學有兩種主要功用，一是辭令褒貶；二是導揚諷喻。明確文學的功能，強調文學的功能，才能發(fā)揮文學的社會作用。“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對正確、進步的東西歌頌褒揚，對腐朽落后的東西進行諷刺和批判，“褒貶”和“諷諭”正是體現(xiàn)了文學對社會的兩大作用。柳宗元被貶以后，盡管政治主張已不能為當時所采納，但他矢志不改“輔時及物之道”初衷，堅持將“道”之理想以文學的方式加以表現(xiàn)?！百t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古之著書者皆是也”。柳宗元被貶永州才三十三歲，他沒有更多機會寫許多合乎“辭令褒貶”的歷史文學或合乎“導揚諷喻”的廟堂文學。他在長安為青年朝官時寫的《獻平淮夷雅表》《平淮夷雅》恐怕是唯一接近“辭令褒貶”的兩篇理想文道作品。而在永州十年間，在他的詩歌、游記、寓言、傳記等各類文體中抒寫了他對政途世事的種種看法。表達出他對回歸朝廷的期盼，對人生的一切不平、一切邪惡不倦地批評和歷史的探索。他與永州鄉(xiāng)民的來往和在永州自然山水的感悟下常常有不已于“言”的情感沖動。

五、民本之道

柳宗元《捕蛇者說》在古代散文中有很大的影響。它表現(xiàn)的是關心民眾、反對專制苛政的主題思想，闡發(fā)的是《詩經(jīng)·碩鼠》以來反對苛政酷役的傳統(tǒng)民意，其點題警句也出自《禮記·檀弓》。柳宗元通過與永州下層民眾的深入接觸了解，集中地刻畫了蔣氏三代以貢毒蛇代輸賦役的這一特例，帶著滿腔激情來加以表現(xiàn)，首先極力渲染蛇之毒：“永州之野，產(chǎn)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繼而通過捕蛇者的口，說出了一家三世、六十年間捕蛇的經(jīng)歷：“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shù)矣”；但當作者出于同情提出要“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時，又引發(fā)出對于賦役之毒的描述：“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此語一出，石破天驚。因為，與自然界的毒蛇抗爭，尚有茍且活命的希望；受社會當中賦役的盤剝，則難有生活的機會。充分揭露和抨擊了天寶以后六十年間暴賦酷役對人民的殘害。將“苛政勐于虎”的古老命題，在“賦役之毒甚于毒蛇”的現(xiàn)實典型中進行了成功剖析。柳宗元對民眾的真摯、熱烈的同情，以及對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使得民本思想這一古典文學中的常見主題，在文章中得到了極其鮮明的藝術表現(xiàn)，以致至今列入中學教材，成為一代又一代學生努力學習的古典散文的范文。

綜上，我們看到在柳宗元的議論文中，他“明道”的方法是多樣而又十分富有批判性的，他的文學辭章對現(xiàn)實、社會的褒貶、諷諭，于當今的借鑒作用是很明顯的。韓愈為他寫的《柳子厚墓志銘》中肯定地說：“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后，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sup>韓愈為之作了定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歷代柳宗元研究文獻整理及數(shù)據(jù)庫建設》(16BZW034)；湖南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歷代境內外柳宗元年譜補正》(編號：14ZDB011)階段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學院)

1. 　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頁。
2. 　(唐)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柳宗元集》卷三十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24頁。
3. 　(清)陳衍：《石遺室論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十四，民生印書館民國25年版。
4. 　(唐)柳宗元：《貞符》，《柳宗元集》卷一，第35頁。
5. 　拙著《一代宗師柳宗元》，岳麓書社2002年版，第123頁。
6. 　(唐)柳宗元：《時令論》，《柳宗元集》卷三，第85頁。
7. 　(唐)柳宗元：《非國語》，《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72頁。
8. 　(唐)柳宗元：《非國語·三川震》，《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68頁。
9. 　(唐)柳宗元：《非國語·三川震》，《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69頁。
10. 　(唐)柳宗元：《封建論》，《柳宗元集》卷三，第74頁。
11. 　(清)孫琮：《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評語卷二，上海廣益書局民國十四年石印本，第4頁。
12. 　(唐)柳宗元：《四維論》，《柳宗元集》卷三，第77頁。
13. 　(唐)柳宗元：《封建論》，《柳宗元集》卷三，第78頁。
14. 　(唐)柳宗元：《送薛存義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三，第616頁。
15. 　(唐)柳宗元：《送薛存義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三，第616頁。
16. 　(唐)柳宗元：《送寧國范明府詩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第595頁。
17. 　(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109頁。
18. 　(唐)柳宗元：《六逆論》，《柳宗元集》卷三，第95頁。
19. 　(唐)柳宗元：《六逆論》，《柳宗元集》卷三，第95頁。
20. 　(唐)柳宗元：《永州鐵爐步志》，《柳宗元集》卷二十八，第757頁。
21. 　(唐)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柳宗元集》卷四，第99頁。
22. 　(唐)柳宗元：《非國語·命官》，《柳宗元集》卷四十五，第1308頁。
23. 　(唐)柳宗元：《非國語·命官》，《柳宗元集》卷三十五，第1308頁。
24. 　(唐)柳宗元：《全義縣復北門記》，《柳宗元集》卷二十六，第720頁。
25. 　(唐)柳宗元：《封建論》：“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柳宗元集》卷三，第74頁。
26. 　(唐)柳宗元：《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其道以圣人為主，以堯舜為的”，《柳宗元集》卷九，第209頁。
27. 　(唐)柳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柳宗元集》卷三十三，第850頁。
28. 　(唐)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9頁。
29.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3頁。
30. 　(唐)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柳宗元集》卷三十，第802頁。
31.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3頁。
32. 　(元)劉壎：《隱居通議》，吳文治《柳宗元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90頁。
33. 　(唐)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柳宗元集》卷三十六，第912頁。
34. 　(唐)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6頁。
35. 　(明)胡應麟：《四部正訛》，《少室山房筆叢》，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02頁。
36.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3頁。
37. 　(唐)柳宗元：《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86頁。
38. 　(唐)柳宗元：《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86頁。
39. 　(唐)柳宗元：《答吳武陵非國語書》，《柳宗元集》卷三十一，第825頁。
40. 　(唐)柳宗元：《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8頁。
41. 　(唐)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578頁。
42. 　(唐)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578頁。
43. 　(唐)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柳宗元集》卷三十，第783頁。
44. 　(唐)韓愈：《柳子厚墓志銘》，見王云五總編《萬有文庫第一集一千種·韓昌黎集》，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