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時期及早期教育

在開始敘述我的自傳前，我覺得有必要陳述一下我給自己平凡的人生寫下的回憶錄流于后世的理由。我從沒想過我所陳述的生平的任何一部分或者與我有關的事情，能引起大眾的興趣。但我想的是，在教育及教育改良成為比之前英國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被廣泛關注（如果不是更加深刻）的主題的年代，介紹一種特殊并且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是有意義的。此種特殊教育，先不說別的，證明了在教育早期應該給孩子灌輸并認真教授比普通教育多得多的知識，以及普通教育模式下的教導是費時又低效的。我同樣認為，在人們觀念的轉(zhuǎn)型時期，記錄下能夠不斷向前發(fā)展的任何思想成功的幾個階段，是頗有趣并有益的，不管我們準不準備學習自己的思想或者其他人的思想。而我寫此自傳的比上述兩方面更為重要的一個目的是，向幫助我智力及道德發(fā)展的那些人表示感激。這些人中有些聲名顯赫，也有些實際名聲比應得的略低，還有一些不為世人所知，卻對我?guī)椭鷺O大。對此，不感興趣的讀者如果還要繼續(xù)讀下去只能怪他們自己，我不奢望他們其他的，只希望他們知道這本書也不是為他們而寫的。

1806年5月20日，我出生于倫敦，是《印度史》的作者詹姆斯·穆勒的長子。我的父親詹姆斯·穆勒，是安格斯縣杯水橋的一個小商人（我認為）兼小農(nóng)場主的兒子。在年少時期，父親就因他的聰慧被推薦給在菲特凱恩的約翰·斯圖爾特男爵并受到重視，斯圖爾特先生是蘇格蘭財政部官員。后來，父親又由斯圖爾特先生的夫人簡·斯圖爾特以及其他女士建立的蘇格蘭教會青年教育基金會資助，被送到愛丁堡大學讀書。他在那里學習完了大學日常課程并獲得了牧師身份，但他從來沒有從事過這一職業(yè)。此后他在蘇格蘭擔任不同家庭的私人家教，其中有特維德爾侯爵家，但他最終定居倫敦，以寫作為生。直到1819年，他才在東印度公司謀得一個職位，此前他除了寫作，沒有其他任何收入來源。

在父親人生中的這段時期，有兩件事不得不提：一件非常普通，另一件卻極不尋常。第一件事是對他來講，當時只有靠給報社寫文章而獲得不穩(wěn)定的收入，竟能結(jié)婚并養(yǎng)活一大家子人，不管是從理智還是責任方面理解，再沒有比這些行為更違背至少在他后半生所極力堅持的觀點了。第二件事就是當時在結(jié)婚以及不固定的收入給他帶來的很大困難的條件下，他依舊能維持生活所需的驚人精力。應該沒有比他在當時的條件下依靠寫作養(yǎng)活自己及家人那么多年，而又不負債、也不缺錢更讓人吃驚的事了；而且他所主張的不管是政治還是宗教方面的觀點，都被當時有影響力的人以及普通的富人所排斥，其程度比起之前和之后都要嚴重。他也從來不為任何誘惑動心而寫違心之作，而是只要他認為任何一種情況下條件許可，就會一如既往地把他的觀點盡可能多地表達在自己的文章里。我必須承認他是一個從不粗心大意的人，他接受任何任務，寫文章或其他工作，從來都是盡力運用把這項工作做好所需要的所有精力去完成。即使在這樣的壓力下，他仍然計劃開始并完成了《印度史》的寫作。這部書花費了他十年的時間，這比（即使一個專門從事寫作的作家來寫）幾乎其他任何同等數(shù)量歷史作品的完成時間都短（即使要花費和其他作品等量的閱讀和研究資料工作）。在此要另外說的是，在他寫作的整個時期里，他每天都要用一定的時間教育他的孩子中的一個——我，并為此付出了相當罕見的精力、關心和耐心（與其他教育兒女的人相比），他還竭力按照自己的觀念給予我最好的知識教育。

父親是一個能親身踐行竭力不浪費時間的原則的人，在教導他的學生時同樣能貫徹這一原則。我記不清是何時開始學習希臘文的，別人跟我說那時我三歲。我最早關于此的印象是，父親把常用希臘詞表以及英文注釋專門為我寫在卡片上，讓我記住他念出來的單詞發(fā)音。關于語法，直到幾年后，我也是僅僅懂得名詞和動詞的形態(tài)變化，在學習完發(fā)音后，父親就馬上讓我學習翻譯。我依稀記得曾讀完的第一本希臘書籍是《伊索寓言》，我印象更深刻的第二本書是《遠征記》。到八歲的時候，我才開始學習拉丁文；那時在父親的指導下，我讀了許多希臘作家的散文，其中記得有希羅多德的全部作品、色諾芬的《對話集》以及蘇格拉底的《回憶錄》；另外還有季奧吉尼斯·萊爾蒂烏斯的幾篇有關哲學家生活的傳記，以及盧基安、伊索克拉底·澤莫尼庫姆和尼科克萊姆的部分作品。1813年，我還讀了柏拉圖對話的前六篇（按正常順序排），包括從埃希福隆到西奧泰圖斯；其中的最后一篇對話，我當時在想還是不讀為好，因為我完全理解不了。但是我的父親在教我所有東西時，都要求我盡全力去學會，甚至要我努力去學我不可能學會的東西。在我學習希臘文的整個過程中，父親都跟我在同一個房間的同一個書桌上進行他的寫作，由此可以看出他為教育我所傾注的心力有多么巨大。由于當時還沒有《希英詞典》，而我還沒開始學習拉丁文的時候，《希拉詞典》我也沒法使用，遇到不懂的單詞時只有向父親一一請教。父親這個最沒有耐性的人，就是在這樣不斷被我打擾的情況下，完成了數(shù)卷《印度史》以及那段時間里他必須完成的其他文章的寫作。

除希臘文外，算術是我童年這段時間里唯一學習的科目，也是由父親教授的。算術是在夜間學習的，我至今仍記得當時學習的乏味與難耐。父親正式教授的課程只是我童年教育的一部分，還有很多其他知識我是靠自己讀書以及與父親的談話中學會的，后者多是在散步時進行。1810-1813年年底，我們當時生活在周圍還是一片鄉(xiāng)野風光的紐溫頓格林。

父親因健康問題需堅持一定量的運動，于是他習慣每天早餐前（一般在通往霍恩西的綠草小徑上）散步。我經(jīng)常陪父親散步，于是在我最早的記憶中，每天在向父親復述我前一天看過的課文時，總有綠草野花的陪伴。

在我最清晰的印象里，當時是我主動向父親復述課文，并不是父親規(guī)定的練習；我把看過的內(nèi)容重點記在紙片上，然后在散步的時候根據(jù)筆記向父親作復述；當時看的書主要是歷史著作，且通過這種方式我的閱讀量非常大，其中有羅伯遜的歷史著作、休謨和吉本的書，然而我當時以及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最喜歡的是沃森的歷史著作《腓力二世和三世》。這本書中引起我強烈而持久興趣的，便是馬耳他騎士團英勇地抵抗土耳其人入侵，以及尼德蘭起義中各省份對抗西班牙人的精彩故事。除了沃森的作品，我最喜愛的歷史著作還有胡克的《羅馬史》。關于希臘，除了學校行課用的簡寫本以及羅林翻譯的《古代史》最后兩到三卷（從馬其頓國王腓力起），我當時沒看到專門的歷史書籍。但是我懷著極大的喜悅讀完了蘭霍恩翻譯的普魯塔克的作品。在英國史方面，除了休謨時期著作里的歷史，我記得讀了伯納特的《他那個時期的歷史》，即使當時我只對書中戰(zhàn)爭和戰(zhàn)役的內(nèi)容感興趣；我還讀了父親從邊沁先生那里借來的幾卷《年鑒》的歷史部分（從最開始到1788年的歷史）。其中，我對處于困境中的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以及科西嘉的愛國勇士保利的故事非常感興趣；但當我讀到美國戰(zhàn)爭史時，由于年少無知，我選擇支持了錯誤的一方（當時被稱作英國的一方），直到后來才被父親糾正了我的觀點。在與父親散步并談論到我讀的這些書時，父親經(jīng)常一有機會就給我解釋一些如文明、政府、道德、精神修養(yǎng)等概念，之后他要求我用自己的語言向他重述這些概念。他還讓我讀許多不足以引起我興趣的書，然后向他口述這些書的內(nèi)容：其中有米勒的《英國政府的歷史觀》，此書在當時極受歡迎，也受到了我父親的高度贊揚；還有莫西姆的《教會史》、麥克里的《約翰·諾克斯的一生》以及斯書爾和魯?shù)俸暇幍摹顿F格會教徒史》。他喜歡讓我涉獵那些能展示出書中人物在困境中依舊保持旺盛精力和高昂斗志，努力與困難做斗爭并最終戰(zhàn)勝它的作品，其中就有比弗的《非洲備忘錄》和柯林斯的《新南威爾士第一批殖民紀事》；還有我不厭其煩地感興趣的兩本書，一本是受到大多數(shù)青年喜愛的安森的《航行》，另一本是由霍克斯·沃思主編（我認為）的《環(huán)球航行集》，此書共四卷，由德雷克的作品到庫克和鮑根威爾的作品。至于兒童讀物，就像我的兒童玩具一樣，偶爾由親戚或朋友送給我作為禮物，我基本沒有其他的兒童讀物，而其中我認為寫得最好我最喜歡的是《魯濱孫漂流記》，我對這本書在我整個少年時期百讀不厭。父親的觀念中不反對我讀消遣性的書籍，但是他也只是偶爾讓我讀一些；他自己基本沒有此類書籍，卻還是為我借了幾本；我記得有《一千零一夜》、卡索特的《阿拉伯故事集》、《堂·吉訶德》和埃奇沃思女士的《通俗故事集》；還有一本布魯克的《上流社會的傻瓜》，此書在當時非常流行。八歲時我開始學習拉丁文，當時我和一個妹妹一起學，我邊學邊教她，然后她再把學到的功課復述給父親聽；那之后，我的其他幾個弟弟妹妹也一起跟我學習，于是我每天必須為教他們功課做相當長時間的準備；這是我當時最討厭的事情，因為我必須把他們的功課學習當成自己的學習一樣認真負責。不過，我在這種教書過程中也收獲到不少好處，對自己講授的內(nèi)容理解得更透徹，記憶得更深刻；也許這種通過給其他人講解難點來增強自身學習印象的方法，對那個年齡的小孩是有益處的。而在其他方面，根據(jù)我少年時期教授學生的經(jīng)歷，我認為讓孩子之間互相教學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我堅持相信，用這種方法來教育孩子是沒有效果的；我更相信，由孩子之間互相教學形成的師生關系，對他們來說不是很好的道德約束。通過這種方式，我學完了拉丁語法，讀了科尼利厄斯·尼波斯的大部分作品和愷撒的《評論》；后來在監(jiān)督弟弟妹妹功課的同時，我自己還讀了一些篇幅更長的作品。

就在開始學習拉丁文這一年，我也在讀《伊利亞特》過程中第一次接觸到了希臘詩人。在我取得一定進步后，父親開始讓我讀蒲柏的翻譯作品，那是第一本我認真讀過的英文詩集，并成為我多年來最喜歡的書之一。這本書我至少讀過了二三十遍，書里詩歌的敘述和韻律運用可以說是一流水平，而且其風格非常適合小孩子的天性；但根據(jù)我的個人經(jīng)驗推斷，此書并沒受到所有孩子的重視和歡迎，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在這里推薦一下。這之后不久，我又開始學習幾何課程；后來又學習了代數(shù)，這些課程仍由父親教授。

八歲到十二歲，我記得讀過的拉丁文書籍有弗吉爾的《牧歌》和《安妮特》的前六卷；還有賀拉斯除《抒情詩》以外的全部作品；費德魯斯的寓言；利維作品的前五本（出于我對這本書的喜愛，十歲前我自愿在閑暇時間里閱讀）；薩魯斯特的全部著作；奧維德《變形記》的大部分內(nèi)容；托倫斯的幾部劇作；盧克雷休斯的兩三本書；西塞羅的幾篇演說詞和論演說的文章，以及他寫給阿迪克斯的書信，父親還不厭其煩地把明格爾特注釋的書信歷史背景的說明為我從法文譯成英文。我還讀完了希臘文原版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索福克爾斯、歐里皮德斯和阿里斯托芬的一兩個劇本（雖然我從這些劇本中收獲甚微）；修西德底斯的全部著作；色諾芬的《希臘史》；德摩斯蒂尼、艾斯基斯和萊仕阿斯的大部分著作；西奧克里特斯的作品；阿納克雷恩的著作；《希臘詩選》的一部分；狄奧尼修斯的小部分作品；波利比奧斯的幾部作品；最后一本是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這是我第一次讀到的在論述道德和心理方面表達相對清晰的科學性論文，其中包含了古人對人性和生活的洞察和看法，因此父親要我特別仔細地閱讀，并把文中的要旨記下來列成提綱。就在那幾年里，我還完全地掌握了初等幾何和代數(shù)，但是微分學以及其他高等數(shù)學卻掌握得不多。因為父親早年學到的高等數(shù)學知識多已忘掉，他又沒有時間去復習，所以無法幫我指導難題，只能讓我在除借助這方面書籍外幾乎沒有其他幫助的情況下自己去解決；那時的我常常因為無法解決難題而惹他不高興，因為他不知道，對于那些難題我還沒有學過必需的數(shù)學基礎知識。

至于我的自修讀物，我只能提一下我能記得的。歷史仍是我最喜歡的科目，特別是古代史。我重復地讀米特福德的《希臘史》，父親要我注意看清楚他的托利黨偏見以及他美化君主、抹黑民意機關組織的顛倒是非的行為。他以希臘的演說家和歷史學家的觀點為例來向我不斷論述這些觀點；就是因為這樣，我在讀米特福德的書時，常常支持與作者支持的相反的一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還能提出反對他的觀點；但我并不會因此減少在閱讀此書時所不斷感受到的新的愉悅。關于《羅馬史》，不論是我一直敬仰的胡克先生寫的，還是弗格森寫的，我都喜歡。對《古代世界史》這本書，雖然文體枯燥，我仍然很喜歡它；在不斷地閱讀此書時，我的腦海里呈現(xiàn)了最模糊的古代歷史細節(jié)。關于近代史，除讀過一些像荷蘭戰(zhàn)爭這樣孤立的篇章外，我所懂得和關心的都不是很多。在整個童年時期，我都熱衷于一項自愿的練習，那就是被我叫作“書寫歷史”的事情。我以從胡克的著作中挑選出的片段為依據(jù)，撰寫了《羅馬史》；還編寫了一部《古代世界史》的簡寫本；另外，我根據(jù)自己最喜愛的沃森的著作以及一本無名氏編寫的著作撰寫了《荷蘭史》；在我十一歲到十二歲時，我開始忙著寫《羅馬政治史》，一部我自認為是十分嚴肅的作品，其實這部作品不過是我根據(jù)利維和狄奧尼修斯作品的框架，又參考了胡克作品的內(nèi)容而編成的。這本書我盡力多寫，最終使其成為一卷八開本的書，內(nèi)容一直寫到魯西尼亞法典時代。事實上，因為我過去只對羅馬人的戰(zhàn)爭與征服感興趣，而且著迷于政治斗爭，所以這本書著重于敘述貴族與平民斗爭，我在書中論述了所發(fā)生的所有政治方面的大事。雖然我對尼布爾的研究了解甚微，但根據(jù)父親的啟發(fā)，我以利維的觀點作論據(jù)為《土地法》辯護，并盡最大努力支持羅馬的民主黨。幾年后，我對自己這種充滿孩子氣的觀點很不以為然，便毀掉了全部的論文稿子，當時并沒有料到后來我會意識到應該珍惜自己初次寫作與論證的嘗試。在我的印象中，父親一直鼓勵我多進行這種有益的嘗試，他也從來不要求看我所寫的東西，他這樣做是對的，可以讓我在寫這些作品時不會有要對任何人負責任的壓力，更沒有在別人挑剔的眼光下寫作時的那種壓迫感。

雖然這種對歷史的寫作對我來講從來不是強制性的，但是另一種寫作卻是強迫的功課，那就是寫詩。所有功課里，我最不愿意做的一門就是寫詩；我從來沒有寫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詩，也從未學過用這兩種語言寫詩的方法。父親認為不值得花時間去學習作詩，他覺得只要求我給他高聲朗誦詩句，然后糾正我錯誤的音調(diào)就夠了。我從來沒用希臘文寫過詩，甚至也不曾寫過散文，只用拉丁文寫過很少數(shù)的幾篇。并不是在教授我這兩種語言的全面知識時父親忽視了練習寫詩的價值，而是因為他確實沒有時間顧及這方面。但在作詩方面，父親還是要求過我作英文詩。第一次讀到蒲柏的荷馬史詩時，我就躍躍欲試地想試著寫同種類型的作品，打算寫成一本《伊利亞特》的續(xù)篇。我本以為自發(fā)寫詩的雄心會到此為止，但是這種我自愿開始的練習卻因父親的命令而繼續(xù)下去。父親像往常一樣，盡可能詳細地給我解釋要我作詩的原因，他提出了讓我記憶深刻的兩個非常符合他的特點的原因：第一，他說詩歌的真正優(yōu)點在于用詩比用散文更能深刻有力地表達某些東西；第二，人們整體上對詩的重視遠遠高于它的實際價值，從這一點來說，學習作詩的能力是非常值得的。他一般都讓我自己選題來作詩，我印象里所選詩題大多數(shù)是向神話中的人物或寓言里的抽象事物致辭；他還讓我把賀拉斯的許多短詩譯成英文。我還記得他要求我讀湯姆森的《冬天》，之后要我不看書本嘗試寫出同樣題材的詩。當然，我寫出來的詩非常糟糕，而且我也沒有真正學會作詩的技巧，但這樣的練習卻能讓我更容易地掌握靈活表達思想的技巧，對我?guī)椭艽蟆?sup>直到此時，我還沒有讀過幾首英文詩。父親要我讀莎士比亞的書，主要是讓我讀他的歷史劇；但是，我讀了歷史劇后，又開始涉獵其他。父親從來不怎么推崇莎士比亞，相反還經(jīng)常嚴肅地批評英國人對他的過度崇拜。他對英國詩歌不是特別喜歡，只喜愛彌爾頓（他極為推崇的詩人）、戈德史密斯、伯恩斯的作品以及格雷的《吟游詩》，相對于他的《挽歌》，父親更喜歡這首詩；或許我還能加上考泊和貝蒂的作品；此外，他對斯潘塞的作品也很重視，印象中他曾念給我聽（而不像往常那樣要我念給他聽）《仙后》的第一冊，可我卻此書不很感興趣。他覺得從當代詩歌里難以發(fā)現(xiàn)什么價值，所以除了他推薦給我的沃爾特·斯科特的韻文小說外，我在成年以前幾乎沒接觸過當代詩歌；因為這些小說里有我一直喜歡讀的生動的故事，所以我非常喜歡。在父親藏書中有德萊頓的詩集，他讓我讀其中的許多篇，但我只喜歡《亞歷山大的宴會》一書，其余的都不感興趣。這首詩以及斯科特的許多詩，我那時常常用自己的調(diào)子輕輕唱出來，事實上，我還把斯科特的一些詩譜成歌曲，這些歌曲至今仍清楚地呈現(xiàn)在我的腦海中；我從讀考泊的短詩中能得到幾分樂趣，但是他的長詩我?guī)缀鯖]讀過；我最喜歡他那兩卷詩集中的一篇三只野兔的記敘文，沒有人能像他所寫的那樣有趣。十三歲時，我讀了坎貝爾的詩，其中《洛琪爾》《霍恩林登》《埃林的放逐》以及其他幾篇能讓我從詩中獲得一份從未有過的特別的感動。而對于他的長詩，除了那篇《懷俄明的格特魯?shù)隆?，其中我讀了它的非同一般的開篇（詩中給人帶來的凄婉動人的完美意境至今仍留在我心底），其他的我也未曾涉獵。

在童年的這段時間里，我對實驗科學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但是，對我而言的實驗科學，指的僅是理論上的實驗，而不是實際中的實驗。我既沒搞過實驗，甚至也沒去看過實驗，只是在相關書籍里讀到這門知識，而未曾真正學習過這門學科，這時常讓我感到遺憾。在我的記憶中，我從來沒有像讀喬伊斯的《科學對話》那樣認真地讀過一本書，這本書的前半部分多處談到物理學的基本原理，關于此父親批評它存在推理錯誤，而我卻很不以為然。我還興致勃勃地大量閱讀化學方面的論文，特別是父親早年的朋友和同學湯姆森博士的化學論文；好幾年后，我才有機會真正聽到化學講座，見到化學實驗。

大約從十二歲開始，我的教育進程步入另一個更高的階段，這一階段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培養(yǎng)思想的輔助手段和工具，而是思想本身。此階段我從學習邏輯學開始，很快讀了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讀到了《分析篇》截止，而《后分析篇》屬于推理的分支，以我當時的程度，讀后沒有太大收獲。在讀《工具論》的同時，父親又讓我讀了幾篇有關經(jīng)院派邏輯學的拉丁文論文，其中有的全讀，有的只讀一部分，然后每天在散步時要我把所讀的內(nèi)容詳細地講述給他聽，并回答他提出的許多追根究底的問題。此后，我以同樣的方式讀完了霍布斯的《計算法和邏輯學》，該書比經(jīng)院邏輯學家的著作思想更為深刻，父親對其贊賞有加；而我認為，該書雖然有很大價值，但沒像父親說的那么夸張。父親不論教我什么功課，都有一貫的做法，就是一定要我徹底理解并明白其效用。他認為這樣對學習三段論法邏輯學特別有好處，因為三段論法邏輯的有用性受到許多權(quán)威作家的質(zhì)疑。我清晰地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巴格肖特希思附近（我們?nèi)ツ抢锇菰L他的老朋友華萊士先生，當時在桑赫斯特任教的一名數(shù)學教授）散步時，父親嘗試提出各種問題，讓我思考主題并回答，以此讓我形成三段論法邏輯功用的一些概念；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時，他會向我做詳細的講解以幫助我明白。雖然當時他的講解不能讓我完全理解，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認它的作用；因為這一直是我以后觀察和思考得以具體化的核心；他所做的講解，在我后來遇到的一些具體事例中，才真正領會。我自己的意識和經(jīng)驗最終使我像父親一般，真正明白了及早學會經(jīng)院邏輯的巨大價值。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我很不清楚所獲得的思考能力應更多地歸功于哪一種。我最初能熟練地運用智力，在于能夠分析錯誤的論點，并找出其中的謬誤。雖然我形成的這種思考能力主要歸功于父親對我進行的堅持不懈的智力訓練，但是，作為這種訓練的主要工具卻是在學習和研究經(jīng)院派邏輯中養(yǎng)成的思維習慣。我堅持認為，現(xiàn)代教育中的任何學科沒有比恰當?shù)剡\用經(jīng)院邏輯學更能造就真正的思想家，因為這種思想家往往能把握詞和命題的精確含義，而不被空洞含糊或模棱兩可的詞句所蒙蔽；數(shù)學研究的作用即使被過分夸大，也根本不能與之相提并論，因為在數(shù)學演算過程中不會出現(xiàn)像正確的三段論法推論的那種真正困難。經(jīng)院派邏輯學也特別適合作為初學哲學學生的早期課程，因為它不要求初學者必須首先經(jīng)歷以自己的經(jīng)驗和思考為基礎而獲得的有價值思想這個緩慢過程；在他們的思維能力能夠大幅度提高之前，他們就有能力理解混亂而又自相矛盾的錯綜復雜的事物。而許多沒有受過這種訓練的人，即使其他方面的能力很強，也完全不具備這種能力；當他們必須反駁對方時，只能盡力運用其所掌握的論據(jù)做到支持與對方相反的論點，卻很少嘗試去駁倒對手的論點，因此對他們所論證的問題的對錯，最多只能是平分秋色，問題很難得到解決。

在這段時期里，父親讓我繼續(xù)讀拉丁文和希臘文書籍，其中主要讀的是在語言和思想上都值得閱讀的書籍，包括許多演說家的演講稿，尤其是德摩斯梯尼的。他的幾篇主要的演講稿我都讀了好幾遍，還寫出了練習式的文章對它們進行全面分析。父親聽了我念出來的這些演說稿，所做出的評論對我啟發(fā)很大。他的評論不僅讓我注意到演說者們對雅典制度的洞察力以及常常強調(diào)的立法和政治原則，而且讓我懂得演說者的技巧和藝術不僅在于如何把握最恰當?shù)臅r機去引導聽眾，即在聽眾心理處于最能接受別人有目的演說的狀態(tài)時說出他的每一個重要的觀點；還在于如何把直接表達出來容易遭到聽眾反對的思想，逐漸地用暗示的手段隱晦地輸入聽眾內(nèi)心。雖然父親的大部分評論都超出了我當時能完全理解的范圍，但是它卻在我思想里播下了種子，到一定時候便會生根發(fā)芽。這段時間里，我還讀了塔西陀、賈維納爾和昆蒂良的全部作品，由于后者的文體晦澀，文章中許多部分存在煩瑣的細節(jié)論證，因此很少有人喜歡讀，也沒有人能完全理解。他的書是一本古人關于整個教育和文化領域思想的百科全書，雖然我只是在少年時期讀過他的書，但是我一生保留的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很容易從他的書中找到根源。就在這段時期里，我人生第一次讀到了幾篇柏拉圖最重要的對話，特別是《高爾吉亞》、《普羅塔戈拉》和《理想國》。父親認為柏拉圖是帶給他精神文化最豐富的作家，他向年輕學生推薦最多的也是柏拉圖的著作。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受。蘇格拉底式的以柏拉圖的對話為主的表達方法，是用以糾正錯誤，澄清認識（利用通俗用語構(gòu)成各種聯(lián)想束）混亂的一種無與倫比的訓練手段。這種對話方法邏輯嚴謹，可使概念模糊的人要么必須用明確的言辭表達自己的思想，要么被迫承認邏輯混亂；它能夠用特殊的實例不斷檢驗所有的一般陳述；它對含義廣泛的抽象名詞的意義規(guī)定，是先確定某些意義更廣泛的（包括前者在內(nèi)）同類名詞，然后再對它們逐層往下劃分，直到達到所預期的目的——在詞以及由它不斷派生出的同類詞之間劃定出一系列精確的區(qū)分，從而規(guī)定出詞的界限和定義。所有這一切，作為培養(yǎng)嚴密思維的教育手段，其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即使在我當時的年齡，這一切已經(jīng)深深印在了我的內(nèi)心，并成為我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此后，我開始認為，和那些僅僅從柏拉圖最晦澀的作品中得出某種教條主義結(jié)論而出名的人相比，那些真正受過柏拉圖研究方法影響并致力于實踐其研究方法的人，更有資格得到柏拉圖派學者的頭銜；柏拉圖在那些晦澀作品中所表達出的思想和文字的特性，讓人們難以確定，他本人是不是把它們僅僅當作詩意的幻想或哲學的臆測。

從語言方面講，既然我現(xiàn)在能完全比較輕松地通讀柏拉圖和德摩斯梯尼的著作，父親就不再讓我逐句解釋，只是讓我高聲朗讀給他聽，并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但他對朗讀法卻要求十分嚴格（他本人也十分擅長朗讀），于是這種朗讀成為我最頭疼的工作。他要求我做的所有事中，沒有什么比朗讀能讓我這么痛苦，也沒有什么能這樣不斷地惹他生氣。他對朗讀藝術的原則見識頗深，他特別注意最容易被人忽視的部分，比如聲調(diào)的抑揚頓挫，即朗讀法的作家所說的（抑揚頓挫一方面與發(fā)音有關，另一方面與表情有關）。他還在句子的邏輯分析基礎上，把朗讀法歸納出幾條原則。他強迫我牢記這些原則，一旦違反，我就要遭到嚴厲斥責。我在那時雖然已注意到（但不敢對他說），他每當我讀錯時就責備我，只是告訴我本來應該怎樣讀，卻從來不親自示范來教我怎樣讀。在他的值得稱贊的教育方式中，貫穿著一個缺點，也是存在于他全部思想方式中的缺點，那就是過分相信沒有具體體現(xiàn)的抽象事物的可理解性。直到我少年時代的后期，當我一個人或與同齡的伙伴一起練習演說技巧時，才第一次領會到他的朗讀原則的用心，并理解了這些原則的心理學根據(jù)。那時如果我和同伴一起就這些原則的細節(jié)深入探究的話，我根據(jù)父親的朗讀原則，或許能夠?qū)懗鲆黄容^有用的論文，但是父親自己也沒有把這些原則和規(guī)律寫出來，后來我很后悔，在我通過系統(tǒng)練習并認真研究這些問題時，也未曾把這些以及我們改進后的原則，寫成一篇正式的論文。

從最佳教育意義方面來說，對我的教育幫助頗深的一本書是父親的《印度史》。此書于1818年年初出版。在出版的前一年，此書正在排印時，我常常把它的校樣念給父親聽；更多時候是我把手稿讀給他聽，由他校對校樣。這本優(yōu)秀的作品讓我從中領悟到許多新的道理，書中對印度的社會與文明以及對英國制度與管理所作的評判和專門探討，對我的思想發(fā)展起了推動、提高和指導作用，使我很早就熟悉這些道理，也對我日后的進步大有幫助?，F(xiàn)在如果以完美的標準去衡量此書，我能夠看出其中的不足之處；但是我仍然認為它在人類歷史上即使不是唯一的最有指導意義的一本書，也是一本對一個思想正在成形中的讀者最有益的書。

此書的序言最能展現(xiàn)父親的寫作特色，也是思想內(nèi)容最為豐富的一篇文章；他對在寫此書時他懷有的感情和期望，作了十分令人信服的描繪。此書充滿著當時被認為是極端派的民主激進主義的思想與批判態(tài)度，它以當時極其罕見的嚴厲姿態(tài)評判英國憲法、英國法律以及在英國掌握相當權(quán)力的所有政黨與階級。對于此書的出版，他也許希望從中獲得聲譽，但肯定沒有想過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也沒預料到此書會招來當權(quán)者們的敵意，他更不期望得到東印度公司的贊許，因為他當時對公司的商業(yè)特權(quán)極力反對，也對公司的行政管理條例提出過許多嚴厲的批判。雖然在此書中他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公司的論據(jù)，他認為這些是它應得的，例如，總的來說，沒有其他政府能像它那樣，出于對其臣民表示善意，力所能及地公布出這么多的措施；而任何別的政府的條例，若公之于眾，完全任人民自由評議，很可能會更經(jīng)不起詳細的檢查。

1819年春，大約在《印度史》出版一年以后，父親得知東印度公司董事決定要加強負責與印度聯(lián)系的國內(nèi)機構(gòu)，于是提出應征意愿，并且成功地得到了董事會的信任。他被任命為印度通信部稽核官助理，其職責是擬定發(fā)往印度的公文，呈送公司主要行政部門的董事審定。在這個職位期間以及在后來他晉升為稽核官的職位時，隨著他的上司逐漸希望能真正管理好印度，他的能力、聲譽和果斷的性格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對印度問題的真正見解貫徹在所草擬的公文里，并能通過董事會和監(jiān)事會的嚴格審核而不致大大削弱公文的作用。在他的《印度史》里，首次提出了許多管理印度的真正原則；繼此書之后，他起草的公文史無前例地推動了印度的改革，并促使印度官員明白了本身的職責。我確信，如果把他寫的這些公文選集出版，這本書能使他稱得上是一位實際的政治家，完全可與他作為理論家的杰出地位相媲美。

他擔任此新職務期間，對我的教育依然關注如初。就是在這一年（1819年），他指導我學完了政治經(jīng)濟學的全部課程。他的摯友李嘉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偉大的政治經(jīng)濟學的開元之作，如果不是在我父親懇切地請求與熱情地鼓勵下，這本書很可能永遠不會被完成或出版。因為李嘉圖是個極其謙遜的人，他雖然確信自己的理論正確，卻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很好地把它們表達出來，所以未曾想過公開出版自己的理論。一兩年后，他又在父親的友好鼓勵下，成為下議院議員。在此期間，他人生的最后幾年里，他對父親和我在政治經(jīng)濟學和其他學科方面取得的見解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然而遺憾的是他在智力鼎盛期與世長辭。

雖然李嘉圖的著作已經(jīng)出版，但是還沒有出現(xiàn)適合初學者的詳細介紹其理論的、指導性的文章。所以父親開始以一種類似講座的方式教授我這門學科：在和我散步時，他每天詳細地講解一部分，第二天要我交給他聽課筆記，他讓我一遍一遍改寫筆記，直到表達得清楚、明確和相對完整才行。我就是以這種方式學完了這門學科的全部內(nèi)容。而我每天寫下的聽課筆記，后來成為他寫《政治經(jīng)濟學要義》的材料。此后我讀李嘉圖的書，每天都根據(jù)所讀的內(nèi)容寫下筆記，并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討論在我們領悟過程中自行出現(xiàn)的附帶問題。

貨幣問題是這門學科最復雜的部分。父親讓我以同樣的方式讀李嘉圖在所謂“條金爭論”時寫成的優(yōu)秀的小冊子；緊接著他又要我讀亞當·斯密的著作，父親這樣要求主要目的是要我把李嘉圖高深的理論見解與亞當·斯密膚淺的政治經(jīng)濟學觀點作對比，從而認識到斯密論點中的謬誤之處或者他的結(jié)論中站不住腳的地方。我接受的這種教育方式適合于成就一個思想家，但是這種方式必須要有像我父親那樣思維縝密、精力旺盛的思想家的指導才能施行。這種教育方式，對他來說，實行起來相當艱辛；對我來說，我相信也是一樣，盡管我對這門學科有濃厚的興趣，還是會由于學不好經(jīng)常惹父親發(fā)怒；即使有些地方本來不能期望我一下子便能理解的，但父親依然常常毫無理由地發(fā)火。但是，不管怎么說他的教育方式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我相信，任何一種科學的教育方法都沒有父親教授我邏輯學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所用的方法更加的徹底，或是更為適合培養(yǎng)人的才能。他盡全力（甚至有點兒過度）激發(fā)我的智力，要我自主去解決所有問題，事先并不向我解釋，總是在我真正感到困難不能解決時，才給我講解。他不但要我學會這兩門重要學科的精確知識（達到當時普遍理解的程度），而且要我成為鉆研這兩門學科的思想家。幾乎從一開始就讓我獨立思考問題，偶爾我的想法跟他會有分歧，雖然長期以來我們的這種分歧只是存在于一些細小的問題上，但是我最終還是以他的看法為準。到后來，我偶爾也能夠說服他，改變他在某些細小問題上的看法。我這么說不是為了表揚自己，而是為了夸獎他。因為他對我的觀點的接受，既表明他為人坦直，又顯示了他的教育法的真正價值。

到此時，我的正式功課結(jié)束了。大約十四歲時，我離開英格蘭有一年多時間；回來后，雖然依舊在父親整體指導下讀書，但是他也不再是我的導師了。因此，關于父親的教育方法我就說到此為止?；剡^頭來，我想談談前邊回憶中提到的有關我的生活和教育中一些比較平凡的事情。

在前面已經(jīng)部分談到的關于我接受教育的過程，從表面看最明顯一個特征是：在我童年時代，父親費盡心思教授給我屬于高等教育的知識，這些知識往往是到成年后才會學得到的（如果必須要學的話）。實驗的結(jié)果證明了這種教育并不難實現(xiàn)，同時也充分說明，讓小學生用好幾年的時間學習一點點拉丁文和希臘文知識，是何等程度的浪費啊。這種浪費以致許多教育改革錯誤地認為可以在普通教育中完全取消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學習。假如我天生智力過人，或者記憶力超強而且精確，或者性格十分外向，或者精力特別旺盛，那么對我的教育的結(jié)論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可是我所有的天賦跟一般人差別不大，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具備中等智力以及健康體魄的男孩或女孩也都能做到。如果說我學有所成的話，除其他的有利條件外，主要應歸功于父親給予我的早期教育。公平而言，父親的教導使我的早期教育比同齡人早開始了二十五年。

在我接受的父親的教育中有一個基本的關鍵點，對此我在前邊已略有提及，他與其他條件相比更是我的這種教育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源。大多數(shù)經(jīng)過教育而獲得許多知識的兒童或少年，他們的智力非但沒有因為知識而提高，反而受它的限制。他們只是機械地接受單純的事實和他人的觀點言辭，把這些東西記在腦海里作為代替自己思想的力量。因此，那些優(yōu)秀的父親費盡心思教育出來的兒子，長大后常常簡單地重復別人的東西，除了機械地沿著別人走過的軌跡，不會運用自己的頭腦。但是我接受的教育不是填充式的，父親決不允許我把知識的學習當成簡單的記憶練習；他一定會要我理解教導我的每一階段的內(nèi)容，而且盡可能在教我前讓我先理解；父親從不對我能通過自己思考理解的問題給予指導，只對在我絞盡腦汁后也不能解決的問題給予指點。我能記得的在這方面我做得不是很好，在我印象中，幾乎沒有成功過，都是失敗。而其實我失敗的地方常常在于那些我的初學階段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我記得十三歲時，有一次偶然在父親面前使用“觀點”一詞，父親就問我“觀點”的定義；之后又對我所作的含混不清的定義很不滿意。我還記得我因為使用了在理論上是對的，但在實踐中卻需要改正的一般性表達而惹他發(fā)火；記得有一次我對“理論”一詞作了膚淺的定義，他就給我詳細解釋這個詞的意義，并指出我所用的一般性表達的錯誤之處，這使我完全意識到：在不理解“理論”一詞的確切定義時，認為其實際的意義與自己認為的不一致，是非常無知的。他對我嚴厲的批評，似乎有點兒不合常理，但是我想，他只是有時感覺我才能平庸時才會生氣。如果不要求學生做不會做的事情，他就永遠不會去做能做的事情。

自滿，是早年學有所成之人最容易犯的一個毛病，它往往能毀掉一個人的前途，對此父親特別注意防范。他非常警惕，盡力不讓我聽到別人的表揚，不讓我因和別人比較而自我夸耀。他在和我的交流中，讓我只能感到謙虛之心；關于比較的標準，他認為不是和別人做了什么相比，而是和一個人能夠做到的和應該做到的相比。他完全不讓我受到那種讓他十分擔心的影響，他使我完全感覺不到我所學到的知識對我的年齡來說是極不尋常的。如果我偶然意識到有些孩子懂的知識比我少（這種情況出現(xiàn)的比想象的要少），我會以為并不是我懂得知識多，而是他們由于某些原因知道得少，或者他們懂的知識和我的知識不一樣。我的心態(tài)既不自卑也不驕傲，也從來不去想自己怎么樣或者能夠怎么樣；我也不過高或過低地評價自己，或者說我根本不怎么評價自己；如果我內(nèi)心評價過自己，那我始終覺得自己在學習上獲得的知識跟父親對我的期望有很大距離，至少我確信是這樣。

雖然這并不是在我童年時期見過我的人們的印象。后來我才知道他們當時覺得我驕傲自滿、惹人生厭，可能是因為我喜歡爭辯，聽到不同的觀點時，就毫不猶豫地上前直接地進行反駁。我想大概是一直受到父親不斷地過度鼓勵以及經(jīng)常和他探討不是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思考的問題的緣故。即使在與成年人一起討論時，父親也未曾教導過我要在他們面前表示尊敬，以至于養(yǎng)成這種壞習慣。父親可能沒有發(fā)覺我這種傲慢無禮，因為我內(nèi)心一直對他十分敬畏，以致在他的面前我總是十分順從而保持沉默。盡管如此，我實際上心里從沒有過任何優(yōu)越感，而且幸虧我從沒產(chǎn)生過這種念頭。我記得十四歲那年，在我要長時間離開家的前夕，就在海德公園那個地方，父親告訴我，等我認識新的朋友時，將會發(fā)覺我所懂得的知識不是我的同齡人都能懂的，很多人可能會對我說起這一點，我可能還會因此受到夸獎。關于這個問題他還說了些什么，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他最后說，我能夠比別人懂的知識多，不是我因為我才華出眾，只是我的運氣好，有特殊的優(yōu)越條件：我有一個愿意為我付出時間和心血并不知疲倦地教育我的父親。即使我懂的知識比沒有同樣優(yōu)越條件的人多些，也沒什么值得被表揚的；如果我懂的還沒有那些人多，那我該感到非常羞恥才對。我記得很清楚，當我第一次接受父親的忠告時，他說我比受過良好教育的同齡人懂得的要多。這讓我非常驚訝，但對此我仍然像他告訴我的別的事情一樣相信，而且我實在沒有把這個當成重要的事放在心上；我并不以懂得其他人不懂的知識而引以為傲，不管是什么樣的知識，我也不會把它拿來當成自己的優(yōu)勢自我吹噓。但當我回想到此事認真思考時，我認為父親說的我擁有特殊的優(yōu)越條件的話是極其在理的，即使從常識的角度思考也是這樣，于是這些話也就成為我永遠不變的看法與感情。

很顯然，如果父親沒有告誡我少和別的孩子打交道的話，這一點以及父親教育計劃中許多其他的目標是難以實現(xiàn)的。他有意地不讓我受到孩子們相互之間壞的影響，而且要我避開庸俗的思想和情感，為做到這一點，他寧愿我在學校所獲得的主要知識方面不如全世界的其他學童。我接受的教育的不足之處主要在于缺乏其他學童在盡力自我約束中和集體生活中所能獲得的東西。由于經(jīng)常散步以及生活中的自我節(jié)制，我的身體雖然不是肌肉發(fā)達，也是十分健康而體力充沛的。但是我卻不懂得任何的手工技術，也不會跳普通的體操。并不是我不愿做體操，也不是擠不出時間；雖然父親從不給我放假，為的是不讓我打亂學習生活規(guī)律和養(yǎng)成懶散的習慣，但是我每天仍有充足的娛樂時間；只是我沒有伙伴，而散步已經(jīng)能滿足我的體力活動的生理需要，所以我的娛樂活動多數(shù)時候是單獨進行的，通常是在一種安靜狀態(tài)下的活動，它對我各類感官活動的刺激（包括心理活動的刺激），不比讀書帶給我的刺激更為強烈。結(jié)果導致我長期不擅長用手做各種靈巧的工作，貌似一直如此，即使后來這種情況有所好轉(zhuǎn)。我的大腦和手一樣，在處理（本能處理好的）實際生活瑣事時也同樣不靈活。而這些瑣事是大多數(shù)人生活中主要關心的事情，也是他們主要會體現(xiàn)其能力的地方。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不是很關心，也不太用心觀察甚至消極地對待，為此我本該受到責備。但父親對這些生活細節(jié)的態(tài)度卻和我截然不同，他的感覺和智力總是時時處于戒備狀態(tài)。他為人處世和生活的全部舉止總是表現(xiàn)出勇敢果斷和精力旺盛的狀態(tài)，他的這種性格和才華常常給跟他接觸過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墒蔷ν⒌母改傅暮⒆樱L大后卻顯得萎靡不振，因為他們依賴父母，而父母對他們照顧得更是無微不至。父親對我的教育更適合于教我學會“理解”，而不適合于把我訓練成“會做”。他其實也意識到了我這方面的缺點，為此我在童年和少年時期經(jīng)常因受他的嚴厲責備而苦惱。對他來講，絕不會讓我這個缺點自由發(fā)展，更不會給予寬容。然而，他雖能讓我不受到學校生活對道德的惡劣影響，卻未能盡力給我提供足夠代替學校教育的實際有影響的教育。他好像覺得，他本人可能不費力或經(jīng)過專門訓練而學會的本領，我也必定同樣很容易就學會。我想，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像對其他大部分學科那樣予以同樣的考慮和重視，從這點以及和對我教育的某些方面來看，他似乎只追求結(jié)果而不問原因。

1. 到我童年后期，我不再是強迫性地做這種練習了；而和大多數(shù)年輕作家一樣，我也寫悲劇。莎士比亞和喬安娜·貝利都曾給我的創(chuàng)作帶來過啟發(fā)，但對我影響更深的是后者，特別是他的《康斯坦丁·帕利洛格斯》一書，至今我依然認為是人類最輝煌的著作之一，也是近兩個世紀來最優(yōu)秀的戲劇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