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語》的性質(zhì)及地域“文化圈”特征

第一節(jié) 《國語》材料性質(zhì)辨析

自漢至今，學(xué)界對《國語》性質(zhì)的代表性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著錄《國語》，《漢書·律歷志》、王充《論衡》、劉熙《釋名》均以為《國語》是“《春秋》外傳”。此說后來經(jīng)過傅玄、陸淳、葉夢得、四庫館臣等歷代學(xué)者的考證，“特別是現(xiàn)代以來破除了儒家經(jīng)學(xué)的尊崇地位，今人不再相信《國語》是‘《春秋》外傳?！薄端膸烊珪偰刻嵋穼ⅰ秶Z》歸于“雜史”類?！斑@個處理解除了《國語》與《春秋》之間所謂的經(jīng)傳關(guān)系以及《國語》與《左傳》之間的內(nèi)外傳關(guān)系，為我們重新認識《國語》性質(zhì)掃除了經(jīng)學(xué)障礙。”還有一種歸類，以劉知幾《史通·六家》為代表。他們認為《國語》在編纂體例上，區(qū)別于《尚書》等其他五家。清人浦起龍《史通通釋》據(jù)之名《國語》為“國別家”?！按撕?，《國語》為‘國別史’便成為學(xué)界共識。‘國別史’之說準確地指出了《國語》的編纂體例，有助于我們認識《國語》文章的不同地域特色?！?sup>

（2）徐中舒認為“瞽矇傳誦的歷史再經(jīng)后人記錄下來就稱為‘語’，如《周語》《魯語》之類，《國語》就是記錄各國瞽矇傳誦的總集”。此說肯定了《國語》“傳誦”的特點。瞽、矇要講史，因而有時稱為瞽史?！兑葜軙な酚洝酚涊d左史講了二十多個亡國之例，是因為“穆王思保位惟艱，恐貽后世，欲自警悟”（《周書序》）。《國語·晉語四》有“瞽史記”“瞽史之紀”，都帶預(yù)言性質(zhì)，但“史”不一定僅為“瞽”。各國瞽矇傳誦的內(nèi)容，應(yīng)該不止《國語》，就如同先秦詩歌，不止《詩經(jīng)》收集的三百零五篇一樣。將《詩經(jīng)》與《國語》說成“總集”，似乎有點“以偏概全”。這些材料被稱之為“選編”，也許更符合實際。同時，《國語》故事是事后有人以旁觀者身份講述的，是對講述者之“語”的記錄。由“原型”到結(jié)集，其講述者不一定只是瞽、矇。先秦典籍，大多非一人、一時、一地而成，經(jīng)歷了動態(tài)、開放、累積的過程，不是一次成型的。《國語》里所發(fā)生的真實存在過的事情，為“語”（講述）者提供了最初“本事”。在這個原型或“元故事”的基礎(chǔ)上，包括瞽、矇、大臣、侍者、御者、行人、從者、家臣、仆人，都可能成為“語”或“傳”（chuán）者。其后，又不斷有人在前面講述者的基礎(chǔ)上“接力”講述。再有不同階段的收集者、編纂者，最后定型為今天的模樣?！秶Z》材料是“說者”“收集者”“編者”共同“合成”的結(jié)果，是在“說”的基礎(chǔ)上“寫”成的，在“寫”成的單篇文本的基礎(chǔ)上“編”成的。崔述以為《國語》是“后人取古人之事擬之為文者”，“然其語已非當日之語，乃后世之人，取前史所載良臣哲士諫君料事之詞，而增衍之以成篇”?！秶Z》材料的形成，是多人多次在不同的地域“創(chuàng)作”的，講述者與收集者、編纂者均為“作者”，流傳過程即為創(chuàng)作過程。第一個講述者為“第一作者”；其間有人收集、整理，這是“第二作者”；流傳過程中有人編撰、定稿，這是“第三作者”。因而文學(xué)是“活”的、“立體”的、“動態(tài)”的。那些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情，是“本事”，后來人們不斷口耳相傳，“本事”淡化，成為講故事的“引子”，并用“不出所料”的結(jié)果，驗證勸諫者主見的正確性。《國語》中像《周語》《魯語》主要涉及的是上層社會生活。相較而言，《齊語》《吳語》《越語》更接近于民間的流傳，是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故事。研究《國語》，不了解其生成過程、生態(tài)系統(tǒng)（作者、編者、地域、階層），要掌握好該書就隔了一層?！秶Z》成篇、成書的時期，沒有專業(yè)的作家，都是因事、因時而發(fā)，但有很濃厚的傳統(tǒng)意識。關(guān)于《國語》各“語”作者的推測，有助于對其性質(zhì)的認識，從而更好地“具體”對待各“語”，更好地接近《國語》的原生態(tài)。這里所說的“作者”，不是指后代意義上，由個人單獨完成一部書的概念，而是一個“集合”概念。

（3）日本京都大學(xué)教授小南一郎云：“可以想見，像《國語》這種規(guī)誡性故事集在當初編撰之際，是以現(xiàn)實社會中各種公開場合中的話語為素材構(gòu)成的?！彼秘愙Ｃ瘶涞恼撌觯岢隽恕罢Z場”概念，并列舉了“語”的幾種形式，認為《國語》是“規(guī)誡性故事集”。此說較為符合《國語》的性質(zhì)，特別是用到《周語》《魯語》《楚語》中十分恰當，很有道理?！秶Z》中“語”的部分（問答、單獨議論），大多是針對某種現(xiàn)象的勸諫、議論，也是一種特定的“語場”。這里的“語”不是日常生活、交往場合的隨便說話?！罢Z”在一般情況下都與政事有關(guān)，有具體的聽說對象，所談話題也是比較具體的。有時甚至?xí)梢粋€生活中看似簡單的話題出發(fā)，引到事關(guān)政事成敗的嚴肅話題上去，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如《魯語下》記載：“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瘜υ唬骸崮芾隙?，何以語子?！底釉唬骸m然，肥愿有聞于主?！钡∧弦焕芍f，沒有區(qū)別對待《國語》的材料性質(zhì)，關(guān)鍵在于“規(guī)誡性”的內(nèi)涵不明。像《周語》《魯語》體現(xiàn)“故訓(xùn)是式”（《詩·大雅·烝民》）、“誡在往事”（《逸周書·程典》）的維護“王道”正統(tǒng)的“史鑒”意識，與《齊語》《吳語》《越語》在德行、策略、措施，甚至人物個性與事件結(jié)果之間的關(guān)系等方面，給人以警醒、啟示的“規(guī)誡”，性質(zhì)完全不同，要區(qū)別對待。

（4）學(xué)界還有一種較為普遍的說法，即《國語》為史料匯編。此說固然不錯，但幾乎適用于先秦的任何一部典籍，是共性。其顯得過于泛化、籠統(tǒng)，沒有明確的內(nèi)涵指向性，更沒有突出個性特征。我們認為談《國語》性質(zhì)，應(yīng)該從全書性質(zhì)相同的材料、不同國別的材料、同一國別性質(zhì)不同的材料三個“基本事實”出發(fā)，所得結(jié)論或許更接近于實際。像《逸周書》《國語》《戰(zhàn)國策》之類典籍，對材料應(yīng)依性分類，以類相從，才能對全書性質(zhì)，得出更為符合事實的結(jié)論，并對其有獨創(chuàng)性的文學(xué)價值，有更深入的認識。除此以外，下列幾點尤其要申說。

第一，《國語》不屬“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的“有年數(shù)”的“史記”系列（如《春秋》），只不過其中有與《左傳》相同的材料，司馬遷《報任安書》又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說，而《左傳》在后代又被稱為“經(jīng)”，這才引起了人們的聯(lián)想與聯(lián)系。更多尋覓二者之“同”，以便確定二者關(guān)系，于是有了“外傳”之說。實際上今日所見魯《春秋》（一般情況下即指《左傳》）與《國語》，性質(zhì)完全不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認為《國語》與《左傳》“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秶Z》與《左傳》之間有何關(guān)系，作者是誰，編者是誰，出自一人還是累積而成，成書先后如何？諸如此類問題，依現(xiàn)有材料，很難定論。也沒有必要過多地在這些得不出結(jié)論的問題上去花時間，投精力，做推測。在沒有新材料的情況下，這樣的糾纏毫無意義。而在這個問題上，學(xué)界已形成了豐碩成果，而且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還在繼續(xù)。這實際上進入了《國語》研究的一個誤區(qū)，造成了學(xué)術(shù)研究重復(fù)，導(dǎo)致“似曾相識”的說法屢屢出現(xiàn)。當泡沫消失，因為既無方法，也無理論，更無結(jié)論，留下的還是一片學(xué)術(shù)空地?！蹲髠鳌返难芯恳彩侨绱?sup>。雖然已研究了這么多年，但有一些基本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依現(xiàn)有材料也無法解決，但每個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邏輯在解決。結(jié)果是繞著大家都知道的材料，兜了一個圈子后又回到原點。除了一大堆看似合理有據(jù)的廢話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價值。世間的一切現(xiàn)象，包括已經(jīng)發(fā)生、正在發(fā)生、將要發(fā)生三個階段。古代文學(xué)研究“已經(jīng)發(fā)生”的現(xiàn)象，要緊的是扒開種種附加（包括時間流逝中材料的變化，后人的評價）的成分，將遮蔽的本來面貌呈現(xiàn)出來，這樣雖不能完全達到真實，但至少更接近于真實。當前古典文學(xué)研究，只有在“還原”“剝離”的基礎(chǔ)上，才能“創(chuàng)新”，出新成果，才能盡量避免學(xué)術(shù)重復(fù)?！斑€原”指回歸原典。從文本出發(fā)，將典籍置于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用“知人”“論世”的原則，盡量接近事實?！皠冸x”是要將歷代人加蓋在典籍之上，遮蔽了本來面目的部分拂去，露出本來的樣子。在有了前兩者的基礎(chǔ)上，在不同的時代，“以意逆志”，得出自己的認識。這樣，典籍就會帶上時代的烙印，與時俱進地為不同時代的人所接受。

研究某個具體對象，一定要遵循基本的事實。一切從事實出發(fā)，才能得出實事求是的科學(xué)結(jié)論。而《左傳》的事實是：它是作者按自己的想法創(chuàng)作、編纂的著作?！皠?chuàng)作”主要體現(xiàn)在一些評論性的文字方面，“編纂”指對收集到的材料的編排。至于《左傳》是否存在“微言大義”，寫法上有無“春秋筆法”，其實是值得探討的話題?！蹲髠鳌返淖髡叽嬖谝欢ǖ膬r值觀念與是非判斷，但在具體行文當中，是否一字寓褒貶，既是一個學(xué)術(shù)話題，也事關(guān)對《左傳》性質(zhì)的認識。在《左傳》具體寫作過程中，以《春秋》為綱目，形成了“編年體”體例。作者對《春秋》感興趣，故對其中一些事情加以闡發(fā)。但這時在作者心目中，《春秋》不是“經(jīng)”，因為在《左傳》作者的時代，還沒有漢儒的宗教神秘化，被奉為圭臬，被視為神圣的“經(jīng)”的內(nèi)涵。我們要堅決反對不以科學(xué)方法，不顧基本事實，主觀動機不純，又講究師承、家法、門派，抱殘守缺，因循守舊，封閉滯澀，盲目自大，排除異己，對自己立說的一畝三分地，只要有人涉足，便大加鞭撻，皓首窮經(jīng)而無成的腐儒、酸儒、窮儒、俗儒。特別是學(xué)術(shù)一旦與功名利祿關(guān)聯(lián)，與諂諛媚上結(jié)親，成為晉升的一種工具，即使再怎樣標榜清高脫俗，骨子里卻俗不可耐。學(xué)術(shù)研究的哲學(xué)與邏輯起點是“事實”而不是為我所用，我注六經(jīng)。既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要有主見，但不能帶成見、偏見，更不能帶著功利的目的，這樣就可能得出接近于事實、接近于真理的結(jié)論。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的用世目的，立志不可謂不高遠，但運用于學(xué)術(shù)研究，也許就不能客觀、公正、實事求是了。

話再說回來，就《國語》與《左傳》的關(guān)系而言，我們退而求其次，即使搞清了前面提到的問題，也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因為“事實”已客觀存在，怎樣研究，研究什么，不會因為搞清了這些問題而有多大的改變。研究《國語》之類的典籍，最主要的是深入作品“內(nèi)部”，同時又放寬眼界，縱橫比較，看其價值。學(xué)術(shù)研究不能像《漢書·藝文志》所說：“古之學(xué)者耕且養(yǎng)，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jīng)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jīng)立也。后世經(jīng)傳既已乖離，博學(xué)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wù)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xí)，毀所不見，終以自蔽?！边@樣就陷入了自我游戲的怪圈，背離了學(xué)術(shù)研究要探究事實真相的初衷。學(xué)術(shù)研究既要盡可能地尋求真實，但又不能鉆牛角尖，走向極端，糾纏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枝節(jié)。既不能大而無當，但也不能缺乏宏觀的、全局的通盤掌握，不能由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微觀以宏觀為目標，宏觀以微觀為基礎(chǔ)。如對“古史辨”派提出的一些看法，得出的一些結(jié)論，不能盲目一概否定。特別是隨著20世紀一些地方竹簡帛書的出土，有些人大呼要重新寫中國的文學(xué)史、學(xué)術(shù)史、思想史。這實際上在研究上就不是正確的方法，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部分的真實不代表全部的真實。憑現(xiàn)有出土的材料，可以部分糾正或者豐富哲學(xué)史、文學(xué)史、美學(xué)史、思想史的內(nèi)容，但不能從根本上重寫。

就《國語》與《左傳》作者的關(guān)系，《四庫提要》認為：“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fù)牴牾。蓋古人著書，各據(jù)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輕改也?！碧貏e是后一句值得注意，即由于古代傳聞材料的多樣性和不同人得到不同材料，故會有傳聞異辭?！蹲髠鳌放c《國語》相比，內(nèi)容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就是：《左傳》記載怪異之事比《國語》多。相較而言，《國語》比《左傳》突出人的作用?！吨苷Z上》“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講神降臨是虢將亡的征兆，充滿了神秘色彩。丹朱神降臨，之所以要應(yīng)驗到虢，是因為當時的國君，荒淫無道，朝政荒廢。內(nèi)史過預(yù)測虢“不過五年”。果然，周惠王“十九年，晉取虢”。但內(nèi)史過的分析，重點突出“人事”的作用。國家興亡的征兆，主要由君的行為引起?！敖耠焦珓訁T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神只是一個信號。內(nèi)史過提出了三方面的看法：一是“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二是要禋于神；三是親于民。要之，君要做到敬神、親民、正身、誠心?！稌x語二》記虢亡的材料，也有神秘色彩?！半焦珘粼趶R，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zhí)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鄙駛鬟_帝之旨。虢公不聽史嚚勸諫，且對其囚禁之。在這樣的情況下，晉國有些大臣開始“另謀他路”了。

舟之僑告諸其族曰：“眾謂虢亡不久，吾今知之?！窦簿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tài)，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nèi)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p>

虢君若能從“君之侈”的噩夢中醒來，虢也許還有救。噩夢是提醒，是預(yù)兆，現(xiàn)實中奢侈無度，是形成噩夢的根源。因為虢君不思改過，最終導(dǎo)致虢君人生最大的噩夢——滅國。虢公之舉，決定了其干不了大事，成不了“大人”。不管是《周語上》的內(nèi)史過論神，還是《晉語二》舟之僑針對虢公做夢所發(fā)的議論，神的降臨和噩夢都是一個引子，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即虢公的行為。這在當時的思想觀念中，應(yīng)該是先進的，也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雖不體現(xiàn)著人本思想，但已經(jīng)突出人事的作用。這種思想發(fā)展到戰(zhàn)國中后期，就直接表現(xiàn)為“民為貴”的主張。這在思想史上是有重要意義的。

《國語》中的文字應(yīng)該不是史官的實錄。若文章前面部分、中間主體部分、交代結(jié)果的部分為同時寫成，那么其中就有一條鐵證可證其文字非當時史官記錄，即所涉及的周王、諸侯國君都稱謚號。所以就算是后代史官的記錄，也是據(jù)別人的講述追記而成的。另外，“君舉必書”應(yīng)主要記與國君相關(guān)之事，如“崔杼弒其君”。但《國語》里有許多篇目，與國君無關(guān)。同時，其時“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槃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墨子·兼愛》）的書寫工具、文字媒介，都絕對不可能將許多長篇大論的文字記錄下來。史官記錄的樣本，可以《春秋》《竹書紀年》，云夢秦簡《大事記》的體例、風(fēng)格、內(nèi)容為參照。《春秋》等均以年劃分，按年排列，嚴格按時間順序客觀記事，且記事很簡潔，文風(fēng)質(zhì)樸。《史記·秦本紀》中的一些文字（主要是記錄秦昭王時期歷史的部分材料），因為來自《秦記》，也應(yīng)是秦史官的記錄。關(guān)于史官按照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事記事的樣式，還可從《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得到同樣的信息：“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嗳珙櫿儆窌唬骸衬辍⒃?、日，秦王為趙王擊缶。’”以此標準觀之，《國語》沒有一篇文字符合。其中雖也有按年講述的，但那是不同的人或相同的人在不同時間、地點講述故事的結(jié)果。

《國語》非史官記錄，還有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有些材料有年代，但絕大多數(shù)材料都是針對某件事，或勸諫，或?qū)υ?。《國語》中圍繞某個重大事件或某個人的言論比較多，且記載較詳細。同時，每篇文章，許多材料前有背景，中間為個人議論或?qū)υ挘ǘ嘶蚨嗳耍Y(jié)尾為結(jié)果，這也是完整的故事模式?！秶Z》記事前后持續(xù)五百余年，各“語”語言變化不大，且南、北方無地域變化。分散在《晉語一》《晉語二》《晉語四》《晉語七》文末的“君子曰”，均針對不同的具體事加以評論。這種文體形式，只有《魯語下》的“仲尼聞之曰”接近。《吳語》最后也有兩句議論，其他《語》均無。宮廷內(nèi)部或卿大夫們現(xiàn)場的議論、勸諫、對話，甚至有些家庭談話，能夠傳到外面，一是現(xiàn)場見聞之人的講述；二是當事人的回憶；三是在某個環(huán)境中的人的講述。如公父文伯之母教訓(xùn)兒子，戒其子妾之語，以及“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的行為，應(yīng)是她家人傳出去的，不是通過史官記載渠道傳出去的?！稌x語一》記載了一大段仆人贊的言論，應(yīng)該是講述故事者的轉(zhuǎn)述，史官是不會記錄仆人之言的。再有優(yōu)施與驪姬夜半的密室陰謀，外人怎能得知？難道他們兩人密謀時，還有史官在旁？《晉語二》：“伐虢之役，師出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依《左傳》記載，第一次借道于虞伐虢在僖公二年，第二次在僖公五年，滅虞亦在此年?！稌x語二》所載宮之奇勸諫應(yīng)在第二次。按理說，《晉語二》接下來應(yīng)是宮之奇的勸諫之語，但卻只字未提，卻寫“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炔恢倚牛敉饪?，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這應(yīng)該是家庭私語，外人不得而知。“以其孥適西山”躲避，外人應(yīng)該更不知?！蹲髠鳌べ夜迥辍穮s詳細記載了宮之奇的諫辭。這說明是不同人的傳聞。

《國語》是否在編選中被改動過，因無“原件”參照，現(xiàn)在不得而知。我們只能就現(xiàn)在看到的事實——文本形式，將《國語》各篇材料，大體劃分在一定的時間界域內(nèi)。雖然《國語》中的許多文章有年代，但只能對《國語》所記之事系年，對其文章，絕大多數(shù)不可以系年。因為要給《國語》之類典籍的單篇文章系年，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無法解決。第一，《國語》中涉及的事實，從周穆王到魯?shù)抗?，約從公元前967年至前453年，歷時514年。但其中反映西周、春秋時期的材料，不一定就形成于某個時期。先秦像《尚書》《逸周書》中的一些文章，特別是像《國語》《春秋事語》《戰(zhàn)國策》《戰(zhàn)國縱橫家書》之類體式的文章，前面交代“語”的背景的部分，作為文章主體的“語”（對話或個人議論）的部分，后面對“語”涉及的事的結(jié)果交代的部分，現(xiàn)在難以確定各部分是同時寫成，還是流傳過程中增益。文章前面敘述事件（背景）的“引子”，后面交代結(jié)果的部分，與中間“語”的主體部分不一定同時。第二，議論主體（即文章主體——“論”或“說”的部分）部分文字在何時不易確定。第三，背景、結(jié)果部分文字在何時不易確定，況且背景與結(jié)果部分文字是否為同一人、同一時間所加亦難知。第四，“論”或“說”的部分，若不是當時記錄下說話者所講內(nèi)容，而是后來憑借口傳、記憶連綴成文，也就不是當時第一時間的現(xiàn)場創(chuàng)作。《尚書》《逸周書》《國語》《戰(zhàn)國策》，均有此問題。第五，文章定型時間，不等于所記之事發(fā)生之年。就今日所見文章而言，某件事、某些人的對話，某個人的議論有“原創(chuàng)”的成分，但不等于今日所見文章就是現(xiàn)場記錄，具有“當下”的實錄性質(zhì)。況且有許多對話、勸諫、議論都是隨機的，不是事先寫好了的成形底稿。我國早期傳授知識的途徑，主要是心記口傳，先秦更是如此。即使有史官記載，也不可能記長篇大論。故今日所見《國語》文章所記之事時間，一般不等同于文章寫作時間。司馬遷所寫堯、舜、禹之事，難道將記這些事的文章，也記到幾千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

《國語》非史官記錄的特征，還有不同人講述的重復(fù)，以及“傳聞異辭”，一事多辭。《國語》中重復(fù)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也許是不同的人講述的結(jié)果，也許是同一人分次講述的結(jié)果，還有可能存在個人講述的專集。還有許多故事，不管各書所記如何，均為傳聞。何者為是，現(xiàn)有材料，已難考實。故一些關(guān)鍵的地方，各書記載不一。如驪姬身世，《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薄稌x語一》相同?！豆攘簜鳌べ夜辍吩疲骸皶x獻公伐虢，得麗姬。”《莊子·齊物論》則以為“艾封人之子也”。奚齊與卓子是否為驪姬所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云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左傳·僖公四年》《國語·晉語一》同。但《公羊傳·僖公十年》云：“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薄豆攘簜鳌べ夜辍吠?。

奚齊、申生等人之傅，《左傳·僖公四年》為“君殺其（申生）傅杜原款”，《晉語一》同，《谷梁傳·僖公十年》則為“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左傳·僖公九年》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說苑·立節(jié)》以為“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读信畟鳌酚涊d里克為太傅，杜原款為少傅。諸如此類情況，也證明口頭傳聞的變動性。若是史官記載下來的，就算根據(jù)的是傳聞記錄，至少申生傅不應(yīng)出錯。

《周語中》記周襄王用長篇大論，說服晉文公勿“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guī)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zāi)害。先王豈有賴焉。內(nèi)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zāi)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yīng)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甯溉裟芄庠４蟮?，更姓改物，以創(chuàng)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zhèn)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fù)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晉語四》同樣記載此事，但非常簡單，即“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痹偃纭吨苷Z中》記載：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陽不獲承甸而祗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豈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

《晉語四》則這樣記載：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左史迎王于鄭?！n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之于吏，唯君圖之?！?/p>

兩篇之中，倉葛之言同為向晉文公據(jù)理陳辭，最終說服晉文公釋放了陽人，但兩篇記倉葛之辭卻不同。《周語中》結(jié)尾為：“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顺鲫柮瘛！薄稌x語四》結(jié)尾為：“公曰：‘是君子之言也?！顺鲫柸恕！?/p>

《吳語》《越語》分為三個單元，均講述越滅吳的演繹過程。在圍繞一個中心前提下，各有側(cè)重，應(yīng)該是不同人講述的故事。第一，《越語下》從勾踐即位三年講起，此后講勾踐在吳的三年，其后是勾踐自吳回國后的“四年，王招范蠡而問焉”，接下去是連續(xù)三個“又一年”，再接下去是“至于玄月”，最后是“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這樣按年代順序，從頭講到尾的敘述形式，很像是一個人講述故事的口吻。第二，與吳行成之人，《吳語》以為是“諸稽郢”，《越語》以為是文種。這應(yīng)該是由不同人的講述而導(dǎo)致這樣的情況發(fā)生的。第三，《吳語》《越語上》《越語下》有重復(fù)的現(xiàn)象。《吳語》記述“吳師大敗……又大敗于沒，又郊敗之”，《越語上》亦有?！秴钦Z》記述吳王請行成于越時，越王之語，《越語上》《越語下》亦有。第四，《吳語》《越語上》《越語下》各自為獨立的故事單元，各自有頭有尾地講了越滅吳的過程。第五，記述越王行成于吳，《吳語》是夫差聽了諸稽郢之語而不聽申胥勸諫而允，《越語上》則是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越語下》只寫“大夫種來而復(fù)往……吳人許諾”。第六，夫差死前說的話，《吳語》《越語上》同中有異，《越語下》無。第七，《吳語》結(jié)尾交代：“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wèi)、陳、蔡執(zhí)玉之君皆入朝?！边€有一句議論，《越語》無。第八，《吳語》主要人物是夫差，申胥居其次，但《越語上》只有一段勸諫吳王之辭，《越語下》則無。第九，《吳語》有對勾踐滅吳前詢問申包胥及與夫人、大夫告別，以及行軍中整肅軍紀的描寫，《越語上》則詳寫其為報仇在國內(nèi)采取的措施。《吳語》記述勾踐整肅軍紀后，“于是人有致死之心”?！对秸Z上》則為：“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越語下》無。另外，《韓非子·內(nèi)儲說下》記載：“越王攻吳，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國語·吳語》記“吳王夫差既許越成”時，“申胥進諫曰”的幾句話，與《內(nèi)儲說下》范蠡、大夫種之說，大致相同。此說法《吳語》凡三見，前為申胥之說，后為越王之說，《越語上》亦為越王之說?！妒酚洝ぴ酵豕篡`世家》記載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內(nèi)容與《韓非子》太宰嚭遺大夫種書的內(nèi)容基本相同。凡此，均說明不管是《國語》還是《韓非子》，收集到的是來自不同渠道的傳聞故事，雖事情內(nèi)容大致相同，但人卻完全不同。

《晉語一》郭偃預(yù)言獻公之后，晉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其后事實果然如此。《晉語四》郭偃又據(jù)“國人誦之曰……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之說，預(yù)測晉惠公“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這應(yīng)該是事后人們講故事時借用郭偃的口吻?！暗妆尽睉?yīng)是郭偃當時評論過，但不可能預(yù)測到晉要經(jīng)過五世才能安定下來，更不能精確預(yù)測到惠公在位年數(shù)。

驪姬亂晉之事，當時流傳甚廣。由于各書性質(zhì)不同，記載其事側(cè)重點不一，有些地方細節(jié)不同，還有重復(fù)。將《國語》《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所記驪姬、申生之事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在一些關(guān)鍵或核心的地方，各書差別很大。首先，《國語》《左傳》記驪姬為獻公伐驪戎所得，但《谷梁傳》卻云：“晉獻公伐虢，得麗姬”；其次，《國語》《左傳》均以為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但《公羊傳》《谷梁傳》均以為奚齊、卓子皆為驪姬所生；再次，驪姬與優(yōu)施的密謀，只見于《國語》；最后，里克殺驪姬，只見于《國語》。這些情況說明：收集者根據(jù)不同人的講述記錄此事，而講述者對許多事實已不甚明了。即使是《國語》中驪姬之事，許多地方也是根據(jù)不同的人的講述收集而成的，因為有許多地方，在一篇中，將驪姬之事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有頭有尾地完整講述，但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他書記載驪姬之事均簡單，唯有《國語》詳盡且重復(fù)。驪姬之事，既不算“治國之善語”，也非德義之行，而是陰謀之舉。這從材料的角度，說明了《國語》的故事匯編性質(zhì)。

關(guān)于申生事跡，《說苑·立節(jié)》有兩條材料。何為“立節(jié)”？本篇“序”云：“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節(jié)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于節(jié)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薄读⒐?jié)》所記“晉驪姬譖太子申生于獻公”內(nèi)容，《國語·晉語二》《左傳·僖公四年》《谷梁傳》《禮記·檀弓》《呂覽·上德》等均有記載。其他書則簡要記述，將這個故事放在一個主題下，作為這個主題里的一條材料，如《呂覽·上德》記載此事即是如此?！吧系隆奔匆缘聻樯?，崇尚道德。“上德”篇旨在論述德、義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故本篇開篇便言：“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狈诺奖酒械娜撕褪拢瑧?yīng)該是符合這兩點或其中一點的。相較而言，《國語》篇幅最長，最為詳盡，故事性最強，情節(jié)最生動，人物最鮮明。《晉語》自身記驪姬、申生之事，也出現(xiàn)重復(fù)。其他書都講一個大概情節(jié)，而《國語》則將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從細節(jié)上講得清清楚楚，有滋有味。

《禮記·檀弓上》《說苑·立節(jié)》勸申生申明于晉獻公或逃走者為重耳，但《國語二》為“人謂申生曰”，《晉語二》為“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左傳·僖公四年》為“或謂太子”，《檀弓上》為“使人辭于狐突曰”，《呂覽·上德》無勸申生自辯情節(jié)，直接說“太子不肯自釋”，《谷梁傳·僖公十年》為“里克”。這說明人們講述故事時，已不明了勸說申生之人，才會有此現(xiàn)象。另外一點就是申生的死亡?！秶Z》為“雉經(jīng)于新城之廟”，《左傳》為“縊于新城”，《谷梁傳》為“刎脰而死”，《史記·晉世家》為“自殺”，《呂覽》《說苑》為伏劍死?！抖Y記·檀弓》孔穎達疏還認為“雉”為牛鼻繩，即申生用牛鼻繩自縊。先不說申生究竟是怎樣死的，僅從修飾死亡的語詞而言，《晉語二》的“雉經(jīng)”更為形象、慘痛！申生死后像野雞那樣伸長脖子吊在那里的情狀，至今讀來仍陰慘恐怖。又像一個愚忠愚孝的符號，永遠凝固在那里，令后人唏噓不已！這些現(xiàn)象說明，人們對申生如何死亡，不甚明了，故不同的材料據(jù)不同的傳聞寫成。

《禮記·檀弓上》主要突出申生的孝、忠，還記載了申生臨死時對狐突的囑托。《呂覽·上德》以綱目形式，極為簡略地記載了申生自殺、重耳游歷、被詹（《國語》《左傳》均為“叔詹”）善說等情節(jié)。其中曹君要重耳“袒而捕魚”情節(jié)，《淮南子·人間訓(xùn)》也有，但《國語》《左傳》《韓非子·十過》均無?！秴斡[·上德》記載的與申生、重耳、叔詹有關(guān)的事，極為簡略，只是說明作者觀點中的一個例子，但《國語》對人物語言的記載特別詳細，不管是個人議論還是對話，都要長得多。這兩方面正好證明了《國語》“事”為線索，“語”為主體的“事語”特征。另外，《立節(jié)》更側(cè)重于突出狐突的“節(jié)”“義”。特別是狐突自殺的情節(jié)，他書均不載。《晉語二》寫申生死后，“重耳逃于狄”，“夷吾逃于梁”，但下一篇“二十二年”又交代重耳、夷吾出逃時尚不知去向，分別是在謀士狐偃、冀芮的策謀下，才決定一至狄，一至梁。

《晉語二》“公令閹楚刺重耳”，以及《晉語四》“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也是不同人講述的結(jié)果，故同一人卻有“閹楚”“勃鞮”的不同稱呼。再如《晉語二》關(guān)于虢的記載有三條：第一條寫“六年，虢乃亡”，第二條寫“伐虢之役”，第三條寫“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正常的順序應(yīng)是先卜，再伐，再滅。出現(xiàn)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不同人講述的結(jié)果，二是編纂者為之。

《晉語三》“惠公既即位”寫丕鄭之死重復(fù)，且本篇四部分之間，第一部分與其余部分無聯(lián)系。第二部分已講丕鄭被殺，其子丕豹出奔秦。第三部分回過頭來講“丕鄭之自秦反也……君殺之”。第四部分又寫“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頭緒顯得很混亂。這應(yīng)該是不同人的講述及分散的片段材料，編撰者將其串編在一起，故出現(xiàn)重復(fù)之類的情況。

《晉語三》《晉語四》涉及懷公的有三篇材料。《晉語三》記述：“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于高梁，而授重耳，實為文公。”《晉語四》記述：“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于是懷公自秦逃歸。”重耳入秦?！稌x語四》又記述：“十月，惠公卒?！敝囟叭胗谇帧?。結(jié)尾的部分重復(fù)，只不過前段材料重點寫惠公，后面一段材料重點寫重耳進入晉國即位的過程?！稌x語四》中惠公卒月，秦伯納重耳之月，有的本子作“十月”“十二月”，有的本子作“七月”“十一月”。徐元誥《集解》用了大段文字，從歷法上來證明究竟為何月。實際上，之所以如此，有兩種情況：一是傳抄中出現(xiàn)變化，二是材料來源不同，故時間不同。

《國語》中有許多篇目，都是旁觀者講故事口氣?！稌x語五》圍繞“靡笄之役”有五篇故事?！稌x語六》圍繞晉伐鄭，“范文子不欲”及范文子的談話有四篇。其中范文子每次談?wù)摰膬?nèi)容不一樣，但“凡諸侯，難之本也”出現(xiàn)了兩次。這應(yīng)該是一個人根據(jù)自己的記憶，多次講述的結(jié)果，或是不同的人據(jù)記憶講述的結(jié)果。

《齊語》中的幾篇材料，在《管子·小匡》中合為一篇。差別在于《管子》將材料歸攏為一篇，但《國語》分成幾篇。《管子》編者將相關(guān)材料收集在一起，試圖歸在一個主題里面，《齊語》則仍保持了單篇獨立的形式。《管子》文比《齊語》繁，有些段落《齊語》沒有。同時，《小匡》在材料內(nèi)部安排上比《齊語》混亂。《齊語》材料一些方面的真實性高于《小匡》。如游士，《小匡》為八千人，《齊語》為八十人，《齊語》應(yīng)符合實際?！缎】铩繁取洱R語》語言簡易，《齊語》古奧?！秶Z》與《管子》有相同材料，說明編《國語》與《管子》的人所見的是來源渠道相同的材料。導(dǎo)致相同材料論述有差別的原因，有三種：一是所見材料本身如此；二是編抄者的改動；三是流傳過程中的改動。凡此種種情形，均共同說明了一個問題：《國語》有故事匯編性質(zhì)。

《國語》許多故事有原型?！吨苷Z上》言穆王欲征犬戎，《后漢書·西羌傳》也有記載?！爸聊峦鯐r，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薄赌绿熳觽鳌肪硪?、卷四亦記穆王與犬戎事?！兑葜軙ぜ拦狻酚浿芡趼犝f祭公病重，前來探望。穆王態(tài)度很謙虛，言辭懇切，委婉虔誠。其中“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也許就包含了《周語上》不聽祭公勸諫征犬戎之意。祭公謀父臨終訓(xùn)誡周穆王及三公之言，文辭古拙艱澀，語言簡奧質(zhì)樸，不尚修飾，不用“之”“乎”“者”“也”之類的語助詞，文章風(fēng)格與《尚書》很接近。全篇用對話體，無甚文采，中間只有祭公所說時五個“無以”連用的排比句式，語氣促迫，口氣肅穆，警示性很強。另外，在全篇中，穆王、祭公都感嘆的“嗚呼”一詞，讓人感到場面凝重，話題嚴肅，體現(xiàn)了祭公對王室的耿耿忠心，以及再不能效忠王室的傷感，對周王室基業(yè)的牽掛與囑托。

第二，《國語》與同為史料匯編的《尚書》《逸周書》也不同?！渡袝窞榈洹⒄a之類文獻，但不能依照題目劃分文體。因為如此劃分，沒有考慮文章內(nèi)部的特征。典、誥之類文獻，若從內(nèi)容角度區(qū)分尚可，但不表明文體特征。因為典、誥之類的文獻，內(nèi)部文體是一致的?！兑葜軙反蠖酁殡S筆性的短小議論，還有周王及周公旦之類大臣的訓(xùn)誡之辭，以及典章制度。將《尚書》《逸周書》《國語》《左傳》《戰(zhàn)國策》之類各書之間，各書內(nèi)部之間，文體、內(nèi)容、性質(zhì)不同的典籍，特別是像《逸周書》許多篇章無人物、時間、地點、事件、原因、過程、結(jié)果的材料，簡單概括、歸于“歷史散文”是不科學(xué)、不妥當?shù)摹Ｊ妨喜坏扔谑?，它只是以事實形態(tài)存在的組成歷史的物質(zhì)材料。同時，“語”和“事”是相對而言的。對今人而言，包括以語言文字形態(tài)存在的“過去事實”均為史料，所以“諸子散文”也是“歷史”的“散文”，“六經(jīng)”皆為史料。不同時代的史料，將不同的事件、人物串起來，“事”與“人”結(jié)合，連綴、編年而為“史”，即將靜態(tài)、凝固、分散的史料，以有組織、有條理的形式，描述出流動、變化的社會演進過程。

第三，《國語》不僅在“語”體系統(tǒng)中獨具特色，而且在《晉語》《鄭語》《越語》同一國“語”內(nèi)部，性質(zhì)也不同。《國語》之“語”有兩層含義：講述故事中包含著規(guī)誡的主觀意圖，或客觀上起到了規(guī)誡的效果。整部《國語》，以講故事形式，闡述“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shù)，以為《國語》?！园_天地，探測禍福，發(fā)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jīng)藝并陳，非特諸子之倫也”。劉熙載《藝概·文概》云：“《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處，亦有剪裁疏漏處。讀者亦別而處之?！毕噍^而言，《周語》《魯語》《楚語》主要是“嘉言善語”“治國之善語”“教誡之語”，其中包括“古之制”“先王之制”之類。如《周語上》提到的畿服制，《尚書·禹貢》也言及?！遏斦Z上》“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即《逸周書·糴匡》“大荒有禱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兑葜軙ご罂锝狻酚涊d周文王居程第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于是告四方……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洱R語》《管子·大匡》《小匡》提出的老百姓的組織結(jié)構(gòu)，在《逸周書·大聚解》也有出現(xiàn)。《左傳·隱公元年》祭仲言“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兑葜軙ぷ黯媒狻酚浿芄贫ā按罂h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城方王城九之一”。《逸周書·王會解》云：“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毕旅妗胺角Ю镏鉃楸确?，方千里之內(nèi)為要服，三千里之內(nèi)為荒服”則應(yīng)該為“解”語，非原文。《職方解》亦記載：“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wèi)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zhèn)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藩服?！?/p>

第二節(jié) 《國語》的地域“文化圈”特征

《國語》各“語”材料性質(zhì)不同，文章風(fēng)格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就《周語》《魯語》而言，《周語》第一篇強調(diào)了“先王于民”的做法，講述怎樣管理老百姓，要讓老百姓知禮法，懂感恩，特別要注意敦厚性情。其主要從先王的做法及制度的角度，闡述應(yīng)該遵循怎樣的規(guī)矩處理政事，而不是違背這樣的“古訓(xùn)”，并特別強調(diào)“以文修之”。其中“文”既有對“德”的修養(yǎng)，又有自身按“先王之制”行事的規(guī)范。祭公主要講了兩層事實，即“修其訓(xùn)典”，遵“先王之制”，依“先王之訓(xùn)”成功的事實，和違背則失敗的事實。今昔對比，勸誡意義明顯?！秶Z》（特別是《周語》）讓人看到的是“歷史”的一面，主要是展現(xiàn)“事實”。許多文章按照這樣的邏輯進行推理：若按照規(guī)矩做會怎樣，不按照規(guī)矩做會怎樣；你不按照規(guī)矩做，果然怎樣。不管是陳述過去做法，還是指出目前行為，或是得到預(yù)期結(jié)果，都是“事實”?！秶Z》的勸諫是“不得不說”。面對的是將要發(fā)生的事和引起事的人，是現(xiàn)實的，不是設(shè)想的。這樣的現(xiàn)象，說明《國語》故事為事后的追記，才會出現(xiàn)前有預(yù)見，后有結(jié)果的應(yīng)驗。

《周語上》虢文公雖然是強調(diào)籍田，但實際含有以小見大、由點到面的用意?！凹铩笔玛P(guān)治國牧民的一系列舉措，因而后面又有仲山父勸諫宣王勿立戲之情節(jié)。當宣王欲“料民”時，仲山父提出“民不可料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邵公勸厲王弭謗，他針對一件具體的事情，由小到大、由現(xiàn)象及本質(zhì)地闡發(fā)道理，強調(diào)“天子聽政”的正確做法，即在政事中，要重視民情、民心。邵公講的“宣之使言”是方法，更主要的是要廣開言路，暢通渠道，廣納諫言。集中各種人的智慧，制定正確的治國方略才是根本。“王斟酌焉，是以事并行而不悖?！边@樣就不會有“謗”。假如“虐”，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有口”一段，實際講的是老百姓力量的重要性。出發(fā)點雖是維護周王室，但包含著樸素的“民本”思想，堪稱經(jīng)典之說。西周初年的一些有識之士，一直關(guān)注老百姓的財用。如“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要使老百姓“財用不乏”。與此相應(yīng)的是強調(diào)“民之大事在農(nóng)”，不能輕易“料民”。在日常管理中，司民、司商等職能部門的官員，要各司其職，各盡其責(zé)，秩序井然?！笆莿t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國語·周語上》）這實際上貫穿的是不擾民的思想。《周語》中像這樣由一種現(xiàn)象，推斷政事活動中引起連鎖反應(yīng)的情況很多。除了前面的例子，再如伯陽父針對“西周三川皆震”自然現(xiàn)象，聯(lián)及周幽王做法，比照夏、商滅亡之因，推斷“周將亡”。且反復(fù)說“國必亡”，“不亡何待”，“亡之征也”（《周語上》）。可謂真知灼見！《周語上》還記載：

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

記載邵公的獨白與行為，是對其德行的贊美。邵公以自己的兒子代替宣王，?；盍诵?，自己的兒子卻被殺。邵公“事王”的赤膽忠誠，感天動地，與日月同輝?！吨苷Z中》記載當周襄王欲以狄?guī)煼ム崟r：

富辰諫曰：“不可?！蓖醪宦牎Ｊ吣?，王降狄?guī)熞苑ム崱Ｍ醯碌胰?，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略雇饫?，不義；棄親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p>

后來，“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蓖醪宦牎！笆四?，王黜狄后。狄人來誅殺譚伯。富辰……乃以其屬死之?！鄙酃c富辰均體現(xiàn)出正直的品行。他們表面看來都是為了避免“懟”，即自己因為勸諫周王不聽而怨憤，骨子里實際體現(xiàn)的是忠誠，也使我們看到了西周生活的一個畫面。

《周語上》穆仲論魯侯孝是正面宣傳，不僅提倡孝，而且提出“怎樣才算孝”的具體做法。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dǎo)訓(xùn)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蓖踉唬骸昂我灾?？”對曰：“肅恭神明而敬事耉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xùn)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蓖踉唬骸叭粍t能訓(xùn)治其民矣?！?/p>

穆仲表明了這樣幾層意思：魯侯不僅聰明有智慧，而且做事嚴謹誠信，能認真對待每一件事；不僅做事認真，而且敬奉長老；頒令行罰，一定參照先王已有的條文規(guī)定，參考過去是怎么做的，從而使現(xiàn)在的制度，采取的措施，能與過去的遺訓(xùn)、成例相吻合。這樣實際上就照顧到了方方面面。因為“孝”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要實際體現(xiàn)在日常的制度與行為之中，所以，“能導(dǎo)訓(xùn)諸侯者”，是應(yīng)該具備這種品質(zhì)的人。另一篇記述“惠王三年，邊伯、石速、國出王而立子頹”，鄭厲公與虢叔等對此不滿，故找借口“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也”，含有恢復(fù)體統(tǒng)、秩序之意。

《周語中》的“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寫晉文公納周襄王，襄王拒晉文公請隧。這是一篇“上說下”的文章，可以看出周襄王很會說話。在陳述理由時，技巧運用很成功。所談內(nèi)容很有“厚度”與分量。聽到這樣的說辭，晉文公不得不接受襄王的意見。“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币浴稌x語四》看，晉文公“將殘其民”。面對如此嚴峻的現(xiàn)實，陽人倉葛陳述為什么不服的理由，說服晉文公赦了陽人。《二十四年》一篇，記述晉人敗秦于殽，但主要記載王孫滿由秦軍的舉動，分析其必定失敗的原因。王孫滿由現(xiàn)象及本質(zhì)的推理，很有道理。因為出戰(zhàn)的軍隊，既驕橫又無紀律，必將陷入險境。這樣的軍隊，沒有不失敗的?！吨苷Z中》的“晉侯使隨會聘于周”，主要記載定王論述為什么不用全烝之故。“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里，單襄公提出：“夫仁、禮、勇，皆義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奸仁為佻，奸禮為羞，奸勇為賊。夫戰(zhàn)，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zhàn)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仇，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遠于得政矣?！?/p>

《周語中》“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時，劉康公由魯國“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論及“季、孟其長處于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劉康公提出“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各自要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規(guī)范，所謂“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又分別論述了各自的作用，以及做到這些的結(jié)果和做不到的惡果，并對比二家做法，推斷叔孫宣子、東門子家“必亡”?！蹲髠鳌ば辍酚涊d：“秋，劉康公來報聘?！睂⒖倒Z只字未提，突出例行程序的記事，而《周語》突出“語”（議論）。

《周語下》“靈王二十二年”中，太子晉針對靈王將壅谷、洛二水計劃提出勸諫，強調(diào)“帥天地之度，順四時之序，度民神之義，儀生物之則”?！蹲髠鳌は骞辍?sup>未記載此事。由太子晉的勸諫辭可以看出：第一，其知識面很寬，體現(xiàn)在對歷史傳說、歷史文獻熟諳于心。如“晉聞古之長民者”，接下列舉正確做法及結(jié)果，并得出結(jié)論“古之圣王唯此之慎”。談古不在古，而在察古觀今，以古為鑒。三次引用帶有格言警示意義的“人有言曰”。接下從正反兩方面，分別列舉堯、舜等行為，論述要“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后來又講史，從后稷一直到周厲王。第二，太子晉有良好的文化與人格修養(yǎng)。陳辭言必有據(jù)，論必有理，顯出風(fēng)范。第三，太子晉有敏銳的眼光，長遠、全局性的政治遠見。能見微知著，以古察今，古今對照。第四，太子晉有獨立的高明主見。其勸諫周王多從“人事”考慮。自然現(xiàn)象的異常，多因人事而起?！敖裎釄?zhí)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第五，太子晉有很好的組織文辭的能力，故能大量運用四字句，排比句，很有氣勢與感染力。說服力也很強，使人不得不佩服其見識正確。這大概是因為太子晉聰慧、知識淵博、見解敏銳。《逸周書·太子晉解》亦記載其事跡。《逸周書》與《國語》相比較，文字上都簡易明了?！秶Z》側(cè)重太子晉諫之“語”，《逸周書》則類小說。太子晉事跡，他書未見記載。由《國語》看，其為人有遠見，洞察事理?！兑葜軙匪d與《國語》材料，在突出太子晉的見識方面，實際上性質(zhì)是相通的，只不過《逸周書》因為太子晉能預(yù)知自己三年之后將死，更帶有怪異、神秘、荒誕的色彩。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傳聞？一是當時這樣的傳聞比較多，如《墨子·明鬼》記載的許多故事。二是有人將收集到的此類故事，編纂在以《周書》為名的材料匯編集里。如《文選》卷一五張衡《思玄賦》“子有故于玄鳥兮，歸母氏而后寧”句，李善注引《古文周書》中的“越姬故事”，是一則典型的“復(fù)生”志怪故事。而《國語·鄭語》引《訓(xùn)語》，所講述的也是傳聞故事。

《周語下》“晉羊舌肸聘于周”中，羊舌肸由單靖公言行，推斷“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此類論述傳達出只要按成規(guī)行事，就會有好結(jié)果的觀點。但此篇不像其他篇目那樣，有對分析情況應(yīng)驗的交代，只是分析本身。“柯陵之會”寫晉厲公及三郤的言行分析其必亡。結(jié)尾寫“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于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還有一篇寫單襄公論晉周將得晉國。另如“晉羊舌肸聘于周”，叔向論“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另一篇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wèi)國的彪傒至周，與單穆公討論劉文公與萇弘之事。

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qū)⒁缘姥a者也。夫天道導(dǎo)可而省否，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zāi)，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p>

彪傒之說，強調(diào)了幾個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能違背上天的意志，所謂“天意不可違”。而“天意”實際就是指做事要合法度，循規(guī)矩，不能異想天開，更不能胡作非為。二是不能逆大勢所趨，違背歷史的規(guī)律。三是不能誑惑他人，將錯就錯，甚至引導(dǎo)他人錯上加錯。如果是這樣，一定會給自己招來麻煩。果然，“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這段文字傳達的意思很明確，即你不能這樣，若這樣，你必然滅亡。不幸的是，萇弘與劉康公果然這樣，那就只有滅亡了。

《魯語上》的“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zhàn)于莊公”，強調(diào)只有從根本上樹立德行，給老百姓帶來實惠，他們才會歸附。只有老百姓齊心，神靈才會降下福氣。這實際上提出了三個方面的看法：一是為政者要有很好的“德”，無德便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也就不能取信于民；二是只要當政者確實給老百姓帶來了福祉，自然就會贏得民心，得到老百姓的擁護；三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與擁戴，這就贏得了最大的“天”，就連神靈也會欣欣然賜福于你。另一篇“莊公丹桓宮之楹”匠師慶諫莊公丹楹刻桷，強調(diào)儉，儉則有“令德”，力戒侈，但“公弗聽”。“哀姜至”講述哀姜回魯國時，“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因為不符合先制，宗人夏父展提出勸諫，但“公弗聽”。另一篇“魯饑，臧文仲言于莊公曰”，主要記載文仲用名器向齊國借其糧而“歸其玉”，體現(xiàn)出文仲以國事為念，以老百姓為牽掛，勇于承擔(dān)使命，識大體，顧大局，特別是善于陳辭述理的思想性格。全文為對話，特別是加了“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的話外音，用設(shè)問形式，更加突出了文種“居官者當事不避難”的深明大義，高風(fēng)亮節(jié)。本篇突出體現(xiàn)文仲“善說”的辭令，特別是說齊國國君之辭，句句在理。抬出周公、太公及天地間的神祇，表面看是魯借齊糧食予以祭祀，實際是說若齊借魯糧食，則是齊祭祀了上述對象，可謂皆大歡喜。真可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曲線救魯。因而齊不得不“歸其玉而予之糴”。文仲可謂大獲全勝，“善說”帶來了實際利益?！遏斦Z下》“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一篇，也同樣體現(xiàn)了子服惠伯的“善說”。

《魯語上》“溫之會，晉人執(zhí)衛(wèi)成公，歸之于周”主要記載臧文仲勸說魯僖公請免衛(wèi)成公之事。“晉文公解曹地以封諸侯”主要記載重館人給臧文仲的建議。因為重館人的先見之明及合理化建議，魯國使者僖伯“從之，獲地于諸侯為多”。使魯國得到了好處，重館人因此也得到了很大的獎賞。另一篇記載夏父無忌行為“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說明不能亂了常規(guī)，改變昭穆順序。特別是對沒有明德的君主牌位，不能越位提到前面，否則就犯順，而“犯順不祥”。夏父無忌不聽，故死后“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即使活著無事，死了也要遭報應(yīng)。這應(yīng)驗了展禽“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的預(yù)言。講述者將此歸于夏父無忌行為“改其常”?！吨苷Z》《魯語》的許多材料，特別講求因果關(guān)系，有時“果”由“因”直接導(dǎo)致。有時“果”與“因”之間不存在必然聯(lián)系，但隱含著不依常規(guī)辦事就有殃的推理。

《魯語下》“虢之會，諸侯之大夫?qū)っ宋赐恕庇袔讉€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晉王鮒求貨于穆子”情節(jié)的描寫，讓我們看到了當時社會生活，特別是上層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二是主體部分為叔孫穆子談自己的想法，見出其主張及性格特征，是圍繞著“我”進行的表述，人情味較濃。后面“武子勞之”一段中叔孫穆子之語，也體現(xiàn)了其內(nèi)心主張?！蹲髠鳌ふ压辍罚骸笆鍖O絞而婉?！倍抛ⅲ骸白I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焙笥钟洝皹坊缸酉嘹w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接下去有叔孫穆子的一段不予樂王鮒賄的陳辭。然后是“趙孟聞之，曰……乃請諸楚曰……”《魯語》在記述完叔孫穆子的話后，即寫“楚人乃赦之”，突出的是叔孫穆子的自我陳辭。

《魯語下》記載：“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h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zhí)事有恪?！裎嶙又淅羧嗽弧跋荻胗诠А保錆M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將何為？’”閔馬夫提醒景伯要知規(guī)矩，要謙虛?！遏斦Z下》有好幾篇材料記公父文伯之母言行，是寫家事而非國事，其中有生活場景的描寫。這應(yīng)是從公父文伯家傳出來的，不可能是史官記述、口述的。

《魯語下》還有一組五篇材料記孔子博物富學(xué)，又在幾段材料后面加了“仲尼聞之曰”評論。這說明孔子當時在魯國有名氣，人們才重視他的言論?！墩撜Z·述而》言“子不語怪、力、亂、神”，但《魯語下》卻記孔子談“木石之怪”“水之怪”“土之怪”，“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墩撜Z》體現(xiàn)了孔子更多關(guān)注的是現(xiàn)實問題，不大講述歷史，但《魯語下》既記孔子對現(xiàn)實禮義的重視，還有講史。

由前面對其內(nèi)容的大概介紹，可以看出《周語》《魯語》許多地方隱去了人的日常要求，大多是冗繁的說教，似乎人為倫常秩序而生存。人活著的意義，就是踐行那些繁文縟節(jié)。理性有余而忽略人性、人情，“人”為“理”的工具的色彩濃厚。《周語》《魯語》重秩序，重名分，重禮義，不譖禮。遵循程式化的秩序才是“正統(tǒng)”，是符合“德義”的。突出靠道德、道理、秩序治國、牧民、行事，而不是靠智力、武力，強調(diào)“順而德建”（《周語中》）。要在回顧和復(fù)制歷史中，以“昨天怎么做”的程式為樣板，從陳規(guī)中去尋找答案，維持現(xiàn)狀，提出現(xiàn)在“應(yīng)該照著做”建議。預(yù)言“現(xiàn)在”不遵循“過去”的陳規(guī)，“將來”會有何結(jié)果，未提出超前的建設(shè)性見解，即現(xiàn)在應(yīng)有什么突破、創(chuàng)新，以避免將來的惡果。許多情況下，是要糾正不恰當做法，繼承、遵循、恢復(fù)已有秩序，或者不斷調(diào)整個人行為。在完善中回歸，但不打破現(xiàn)有的大的社會格局。周、魯人不參照、借鑒外部經(jīng)驗，卻有厚重的歷史感，突出“史鑒”意識。留戀于過去值得自豪的輝煌，留意于歷史上值得吸取的失敗的教訓(xùn)，從而形成了“懷舊”情結(jié)。這顯然不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思維。體現(xiàn)這樣思想的文章，也難免枯燥，一些篇章讀來顯得乏味。雖《詩經(jīng)·大雅·文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但在《國語》中根本看不到周王朝革故鼎新、吐故納新的氣象，而是要固守陳規(guī)，強調(diào)維護穩(wěn)定、封閉的秩序，不愿打破舊有格局，失去已有平衡，體現(xiàn)出凝滯、封閉、保守、靜止、僵化的思想狀態(tài)。眼光向后、向內(nèi)，顯得滯止、暮氣，總想在尋找歷史的影子中維持現(xiàn)狀?！吨苷Z》《魯語》上述內(nèi)容，加之禮樂文化的熏陶，從而形成了溫文爾雅、坐而論道的“周、魯文化圈”。

《齊語》與《管子·小匡》內(nèi)容相同，是圍繞管仲輔佐桓公稱霸天下，即“從事于諸侯”之“術(shù)”的具體舉措的材料匯編?！洱R語》比《小匡》許多地方都要簡略，條理也更清楚。與《周語》《魯語》彬彬有禮地懇切勸諫相反，《齊語》主要記述“春秋五霸”中首位霸主齊桓公稱霸的歷史過程，讓人有仰視之感。主題很集中、單一，主要是桓公與管仲的問答，但也有單獨記載桓公言行的。其中包含了豐富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外交諸方面的思想，成為我國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桓公聽從管仲建議，制定和采取了正確的策略，其中在國內(nèi)采取了富國強兵的各種措施，包括用人及經(jīng)濟、政治等方面。其中的一些措施與《逸周書》同。當然，面對天下混亂的局面，所有問題，歸根結(jié)底要靠戰(zhàn)爭解決。所以，當管仲輔佐桓公準備的條件比較成熟時，便要征戰(zhàn)了。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環(huán)山于有牢?！被腹唬骸拔嵊鞣?，何主？”管子對曰：“以衛(wèi)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環(huán)山于有牢?！被腹唬骸拔嵊狈?，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環(huán)山于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六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即位數(shù)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zhàn)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逾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shè)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枕。懸車束馬，逾大行與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岳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于陽谷。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累，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上述文字，突出“伐”“征”，不考慮什么文德，講究以武力征服。要通過征戰(zhàn)殺伐，擴充疆土，取得霸主地位。沒有絲毫的溫情綿綿，忽略仁義道德。一切以實力、武力說話。要用劍戟開道，殺出一條通往成功的血路。讓我們體會到春秋諸侯蠶食，攻伐不已，戰(zhàn)亂四起的崢嶸動蕩歲月。體現(xiàn)此類征戰(zhàn)內(nèi)容的文章，不像《周語》《魯語》那樣，談道理，講傳統(tǒng)，重維持，而是運籌帷幄，謀劃布局，靠武力攻擊，四面拓展，征服其他諸侯國。行文中運用方位詞，體現(xiàn)了空間上的很大跳躍性。

齊桓公靠任用賢能，靠正確的策略，在贏得民心前提下，有了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做保障，于是，“拘之以利，結(jié)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以武力南征北戰(zhàn)，齊桓公征服了一些諸侯國后，則“帥諸侯而朝天子”，并繼續(xù)實行了一系列富國強兵，讓老百姓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通過“武事”，使眾多諸侯降服。但一旦達到一定目的，取得霸主地位后，便要維護、延續(xù)自己的地位，于是開始“行文道”。以戰(zhàn)爭的形式征服之后，要維持穩(wěn)定狀態(tài)，這就需要制定各種游戲規(guī)則，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huán)境里運作，實行文治。“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xié)。”崇尚“文德”，為“文武是憲”（《詩·大雅·崧高》）的典型。“天下諸侯稱仁焉。于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薄蛾套哟呵铩酚浘肮杂陉套樱骸拔粑嵯染腹?，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齊語》體現(xiàn)了桓公胸懷寬廣，知人善任，從諫如流的品格。管仲足智多謀，內(nèi)政、外交才能兼具。君臣相知，勠力同心，南征北伐，東討西戰(zhàn)，建立了煌煌偉業(yè)，演繹了春秋時期一段波瀾壯闊、風(fēng)云激蕩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突出智謀、心斗，特別是鮑叔設(shè)計使管仲由魯返齊策略，可謂高明。管仲由魯返齊的過程，驚心動魄?！盎腹拐堉T魯，如鮑叔之言?！f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谑乔f公使束縛以予齊使?！倍苤倌苡婶敺谍R，是齊成霸業(yè)的前提條件?！洱R語》突出桓公與管仲“明君能臣”的組合，君能廣納忠言，臣有非凡的治國策略與能力，并能制定正確的措施。而且君臣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關(guān)心民生疾苦，體現(xiàn)仁義。這些都是歷代人們羨慕、期盼、心儀、向往的一種理想組合模式、做法、狀態(tài)，《齊語》對齊桓公贊賞有加。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鼻矣泻竺唬骸耙誀栕员皠?，實謂爾伯舅，無下拜?！被腹俟茏佣\。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被腹珣郑鲆娍驮唬骸疤焱贿`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

就連孔子也一再贊嘆：“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fā)左衽矣！”（《論語·憲問》）司馬遷稱贊“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管晏列傳》）齊人的眼界敏銳開闊，眼光向外，思想開放，打破常規(guī)。他們不在周朝一統(tǒng)、周王為天下共主的凝固模式里原地轉(zhuǎn)圈、踏步（但形式上又很重視維護王統(tǒng)——“帥諸侯而朝天子”），而是打破觀念束縛，不僅全方位改革，而且還提出了春秋時代最早的“近交遠攻”戰(zhàn)略主張，建立了有效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務(wù)實做法，銳意進取，努力打破觀念束縛與原有諸侯格局，創(chuàng)設(shè)新措施，建立新規(guī)則，實現(xiàn)新目標，從而形成了“以我為中心”的新格局，建立了一種新的社會結(jié)構(gòu)模式，成為天下霸主。齊、魯雖接壤，但憑海臨風(fēng)的齊人思維的超前、宏闊、無規(guī)則，非局促魯人所企及，最終形成了開拓進取、剛?cè)嵯酀摹褒R文化圈”。

整部《晉語》，以“殺”始，以“殺”終，貫穿“亂”，突出“謀”，對晉國自獻公（公元前676～前651年在位）至公元前453年共200余年由亂而治、由治而霸、由霸而弱、由弱而亡的波浪式歷史演進、變遷過程，展現(xiàn)殆盡?！稌x國》之亂，先是驪姬亂王室，其下依次為：里克殺奚齊、卓子、驪姬，立惠公；惠公入國而背信棄義，殺里克、丕鄭、慶鄭；晉人殺懷公；呂甥、冀芮謀反；晉靈公不君；晉厲公殺三郤，欒書弒厲公；箕遺、黃淵、嘉父叛亂；欒盈叛亂；段規(guī)反，滅智氏。真可謂亂象蕓蕓，亂云陣陣，亂事叢叢。讀《晉語》，不由得讓人感嘆：晉真乃多事之國也！《晉語一》“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似乎為晉國“黑云壓城城欲摧”的亂政，做了一個預(yù)兆和旁注。此后幾十年間，晉國上空一直彌漫著“翟柤之氛”。直到重耳憑借殺戮蕩平了內(nèi)亂，穩(wěn)定、鞏固了政局，才使晉國上空又見天日。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才顯出晉文公稱霸的意義。也因此使《晉語》許多材料故事性強，文學(xué)色彩濃厚。

《晉語》中材料的性質(zhì)，可以這樣歸類：第一，《晉語一》“武公伐翼，殺哀侯”記欒共子為忠于哀侯而戰(zhàn)死，《晉語八》記載欒懷子之臣辛俞不叛其君，《晉語九》記載鼓子之臣夙沙厘始終忠于其君。這三篇材料都體現(xiàn)的是“事君不貳”的信仰與忠誠舉動，并可以以付出身家性命的行動來實踐這樣的信仰?！皺钁炎又觥鼻楣?jié)與《晉語一》差不多，既突出欒子之臣辛俞對欒氏的忠誠，也體現(xiàn)其善說。辛俞巧妙地偷梁換柱，偷換概念。“無從欒氏而從君”，即從晉君換成了“欒氏為我君，我從君”。雖為詭辯，卻自圓其說，自持其理，甚是恰當。同時，他還用反問語氣，強調(diào)“何以事君”，實是一語雙關(guān)地告誡晉平公，我是不叛君的典型，你的臣子應(yīng)如此；你若殺了我，則會寒了忠臣之心；不殺我，則對忠臣是鼓勵。第二，《晉語一》《晉語二》記驪姬之亂為一組材料。其中《晉語一》“獻公卜伐驪戎”似乎是一篇提綱，由“獻公卜伐驪戎”敘述到“晉正于秦，五立而后平”，時間跨度很長。中間主要是史蘇、郭偃二人的議論，并夾雜有獻公與史蘇、史蘇與里克的對話。驪姬之事，有正面直接描寫，也有間接陳述。如《晉語一》“十六年，公作二軍……讒言彌興”應(yīng)是驪姬作祟?！笆吣甓?，公使太子伐東山……讒言益起”，也是驪姬使然。驪姬的密謀，像催命的陰魂，催促著申生上鬼門關(guān)。第三，《晉語三》記晉惠公即位后的行為為一組材料。第四，圍繞重耳逃亡的為一組材料。其中《晉語二》一篇、《晉語四》則集中記載晉文公流亡各國之事。重耳開始的流亡，是在國內(nèi)政治斗爭形勢下，迫不得已的無奈選擇，更多有“保命”的成分。“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保ā稌x語二》）但在狄十二年之后的再次流亡，則是在謀臣的動員下，積累政治資本之旅。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矣，多讒在側(cè)。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苯砸詾槿弧Ｄ诵?。

于是重耳開始了歷時七年的歷練旅程。第五，《晉語七》記晉悼公事跡為一組材料。晉周回國即位后，不像晉惠公那樣不明大體，而是謹慎于政事。第六，分散在《晉語一》的“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晉語二》的“虢公夢在廟”“伐虢之役，師出于虞”“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葵丘之會”“宰孔謂其御曰”“二十六年，獻公卒”“穆公問冀芮曰”，《晉語五》《晉語六》《晉語八》《晉語九》中的部分或全部材料，分別是晉國的一些人和事的雜記。其中《晉語五》記趙宣子、郤獻子事跡材料較多，《晉語六》主要記范文子言論，《晉語八》主要記叔向、趙文子言論，《晉語九》主要記載趙簡子事跡、言論?！稌x語》占了《國語》將近一半的篇幅，而且內(nèi)容復(fù)雜，其中主要是陰謀、機心、權(quán)詐?！稌x語》多晉三卿之事，三卿之中于趙氏為詳，而三卿應(yīng)屬于“篡臣”之列?！洱R語》《吳語》《越語》也以謀略為主。這些材料合起來占了《國語》的大部分篇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語》的性質(zhì)。晉人的思想呈現(xiàn)出復(fù)雜化態(tài)勢，行為內(nèi)訌與外擴并存，且行賄受賄之風(fēng)濃厚。齊、晉、越人均施計謀，但齊人以正確策略與措施，堂而皇之地向外擴張。越人內(nèi)斂收縮，高瞻遠矚，充滿智慧與哲理，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著眼于夫差個性特點，突出攻心為上策略。晉人則更多詭譎的權(quán)謀、機心。《管子·水地》以為“晉之水枯旱而運，圩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司馬遷也不由得感嘆：“三晉多權(quán)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保ā妒酚洝垉x列傳》）這種狀況形成了以奸詐、好斗、唯利、冷酷、殘忍為主要特征的險惡的“晉文化圈”。

《鄭語》較特殊。前一篇主要針對鄭桓公“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之問，圍繞“周室將卑”，史伯縱論天下形勢，為鄭桓公謀后路。其以長篇大制，從空間方位上鋪陳，對《戰(zhàn)國策》鋪張揚厲風(fēng)格有影響。“主客問答”形式，為漢大賦所借鑒。后一篇純敘事，無人物對話。時間跨度大，所寫之事涉及面寬。

《楚語》體現(xiàn)出內(nèi)修、內(nèi)治的追求?！对姟ど添灐ひ笪洹吩疲骸熬S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史記·楚世家》記載：“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唬骸倚U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楚國雖居南鄉(xiāng)，自稱“蠻夷”，野心勃勃卻不失風(fēng)度?！冻Z》開篇記載一代霸主楚莊王為太子選擇老師。由莊王與士亹的對話可以看出，楚國人在價值觀上與中原是相通的，即強調(diào)“善”“德”。申叔時提出了教育太子的九種材料，內(nèi)容主要圍繞善惡、明德、上下之則、廢興等。另一篇記載：“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谷不德，失先君之業(yè)，覆楚國之師，不谷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lǐng)以歿，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后來恭王卒，大夫以為應(yīng)遵先王遺訓(xùn)謚為“厲”，但“子囊曰：‘……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xùn)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蠓驈闹??？梢钥闯龀跄軌?qū)ψ约涸谖粫r的失誤，自我反省，并對自己的謚號提出要求，以示懲戒。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就這一點而言，他值得人尊敬。因而當恭王去世后，子囊并沒有按照恭王的意思辦，而是根據(jù)恭王在世時的實際事跡而謚?？梢钥闯龀疾浑[惡，不蔽美。下一篇記述屈建沒有遵從其父屈到“祭我必以芰”的遺愿。當宗老提出“夫子屬之”時，屈建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使是他父親的想法，但若不符合楚國的法典，也不能照辦。“椒舉娶于申公子牟”是講蔡聲子勸楚令尹子木招椒舉（伍舉）回國，勿讓其入晉為晉所用。因為椒舉娶了申公子牟的女兒，子牟犯罪逃亡，楚康王認為是椒舉放走的，所以椒舉出逃至鄭，又打算逃亡至?xí)x。蔡國大夫蔡聲子將出使晉國，在鄭國遇見了椒舉并勸慰他。椒舉辭曰：“非所愿也。若得歸骨于楚，死且不朽?！逼湔f體現(xiàn)了椒舉的故國之戀。文章結(jié)構(gòu)上，先是引起蔡聲子談?wù)摰谋尘埃ㄔ颍?，中間主體為問答，以答為主，結(jié)尾說明結(jié)果。蔡聲子在說服令尹子木時，列舉了楚國歷史上由楚奔晉而敗楚的史實，聲言椒舉“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那些楚材晉用的人物，“至于今為患”。蔡聲子在陳述驅(qū)逐椒舉的惡果時，用今昔類比，由歷史到現(xiàn)在，且列舉的都是自楚奔晉后助晉敗楚的人物。像城濮之戰(zhàn)、鄢陵之戰(zhàn)、吳楚相爭，在楚國歷史上都是重大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都對楚不利。鄢陵之戰(zhàn)，“大敗楚師，王親面?zhèn)薄＿@樣的歷史事實，對楚國的教訓(xùn)自然慘痛，不應(yīng)重蹈歷史覆轍。蔡聲子沒有高談闊論，陳述的件件都是事實，具有不可辯駁的信服力與震撼效果。警示意義非同尋常，故子玉猛醒。文中除了鋪陳，幾處寫人物情態(tài)、行為頗為傳神，如“緬然引領(lǐng)南望”“子木愀然”。人物語言也能表現(xiàn)性格。蔡聲子的善說，還體現(xiàn)在用“激將法”，欲擒故縱，正話反說，特別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似乎充滿江湖色彩。徐元誥《國語集解》引吳曾祺曰：“此數(shù)語，設(shè)詞以激子木，非實然也?！惫时频谩白幽驹唬骸豢?。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于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蔡聲子終于反客為主，說得子玉心服口服地“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fù)之”。本文應(yīng)該對李斯《諫逐客書》影響很大。《諫逐客書》也是今昔對比，列舉了秦國歷史上四位任用客卿而“使秦成帝業(yè)”的國君的事跡，對比秦始皇的做法，因而“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秦王乃除逐客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