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

按照西方古典文論，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文學體裁（genus litterarum）分為有韻律（）的詩歌（poema）和無韻律的散文（prosa）。

……而另一種藝術(shù)則只用語言來摹仿，或用不入樂的散文，或用入樂的“韻文”（亞里士多德，《詩學》，章1，1447a）。^[1]

由此觀之，在《古羅馬戲劇史》（Historia Dramatum Romanorum）和《古羅馬詩歌史》（Historia Poematum Romanorum）[即《古羅馬文學史》（Historia Litterarum Romanarum）前兩卷]分別記述古羅馬文學中有韻律的戲劇（drama）與詩歌的歷史（historia或）以后，順理成章的自然就是記述古羅馬文學中無韻律的散文的歷史：《古羅馬散文史》（Historia Prosarum Romanarum）。

就西方古代文論中的體裁而言，古羅馬文學中有韻律的詩[主要包括戲劇詩（scaena poema）、敘事詩（或epos）和抒情詩（或lyrica）]不存在異議。有爭議的是古羅馬文學中無韻律的散文。爭議不僅僅存在于格律方面：墨尼波斯雜詠究竟屬于詩還是散文？演說辭是否應(yīng)該有格律？其中，前者在《古羅馬詩歌史》（Historia Poematum Romanorum）的相關(guān)章節(jié)里闡述，后者在本書（即《古羅馬散文史》）的相關(guān)章節(jié)里闡述。更為重要的是，古羅馬散文的爭議還在于“文學（或litterae）”的概念中。古羅馬時代的“文學”概念比現(xiàn)代要寬，^[2]除了狹義文學的“小說”，還包括演說辭（與修辭學作品）、^[3]歷史紀事書和書信，以及形式為對話錄或論著的術(shù)書作品，既包括農(nóng)學、哲學、^[4]宗教（religio）、^[5]語言學、政治學、法學、建筑學、軍事學、古物學、醫(yī)學等方面的?？谱髌罚职ňC合性的百科全書。

一、小說

從狹義的散文來看，古羅馬散文少得可憐，似乎只有發(fā)軔于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的傳奇小說。1世紀，古羅馬才有虛構(gòu)的小說（fictiō，復(fù)數(shù)fictiōnēs）。1世紀60年代，佩特羅尼烏斯寫《薩蒂利孔》。2世紀下半葉，阿普列尤斯寫《變形記》或《金驢記》。這兩部小說的情節(jié)都非常可笑、低級下流和聳人聽聞。這兩個文本都是虛構(gòu)的故事，背景是現(xiàn)實中的下層社會生活，感興趣的是聳人聽聞的主題，例如性、欺詐、偷盜、魔法和幽靈。這兩個文本敘述技巧相似，都主要采用第一人稱，中間插入與主要情節(jié)間接有關(guān)的離奇故事。兩個文本都使用類似的文學結(jié)構(gòu)，具有很高的文學水準，因為大量影射古希臘和古拉丁文學名著，并且諷刺性模仿敘事詩（epos）、古希臘浪漫小說等較高的文學類型，間雜諷刺詩、銘辭、諧劇和擬劇等“低下的”類型，具有放松身心與娛樂的功能（參《拉丁文學手冊》，前揭，頁213以下）。

二、演說辭（與修辭學作品）^[6]

用現(xiàn)代的眼光看，修辭學（rhetorica）與演說辭（oratio）并不屬于狹義的散文。但是，依據(jù)古典文藝理論，修辭學與演說辭又屬于散文。羅念生認為，“所謂修辭學，指演說的藝術(shù)，也就是散文的藝術(shù)”（參《羅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頁264和271）。

關(guān)于修辭學與演說的關(guān)系，亞里士多德有精辟的論述。譬如，“修辭術(shù)是論辯術(shù)的對應(yīng)物”，但是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只有或然式證明才屬于修辭術(shù)范圍，其他一切都是附屬的”（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卷一，章1，1354a），因而當時的修辭學已經(jīng)淪為論辯術(shù)的分支。^[7]修辭術(shù)與演說術(shù)（ars ōrātōria）由此區(qū)分開來：演說術(shù)的功能是說服，而修辭術(shù)的功能是找出說服的方式。亞里士多德不僅把修辭術(shù)定義為“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說服方式的功能”（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卷一，章2，1355b，參《羅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頁147和151），而且還指出，修辭學與政治關(guān)系密切。

修辭術(shù)實際上是論辯術(shù)的分支，也是倫理學的分支，^[8]倫理學應(yīng)當稱為政治學。由于這個緣故，修辭術(shù)貌似政治學（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卷一，章2，1356a，見《羅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頁152）。

從亞里士多德的論斷可以得出兩個推論：

第一，在古希臘，雄辯術(shù)先于修辭學產(chǎn)生。事實上，演說辭早已存在于敘事詩（如荷馬的《奧德修紀》與《伊利亞特》）中。幾個世紀以后，雄辯術(shù)的原則才被修辭學家理論化。

第二，在古希臘，最主要的散文就是訴訟演說與政治演說。其中，訴訟演說因為政治活動家參與民主運動而產(chǎn)生，政治演說因為富豪子弟謀求政治出路而產(chǎn)生（參《羅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頁208及下）。

古羅馬修辭學與演說辭根源于古希臘修辭學與演說辭，正如西塞羅所追溯的一樣。如同在古希臘一樣，在古羅馬，演說辭在公元前2世紀修辭術(shù)理論抵達古羅馬以前也已經(jīng)產(chǎn)生，例如公元前280年盲人政治家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發(fā)表的演說辭，而且還存在于敘事詩（如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和盧卡努斯的《內(nèi)戰(zhàn)記》）和史書（如撒路斯特、^[9]李維或塔西佗的作品）中。

不過，由于民主運動高漲是在羅馬共和國晚期，尤其是公元前2世紀中葉至公元前1世紀上半葉，古羅馬修辭學與演說辭才有長足的發(fā)展。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2世紀的演說家老加圖^[10]與格拉古兄弟，公元前1世紀的修辭學家和演說家西塞羅，以及演說家愷撒。其中，“政治演說和訴訟演說是羅馬文學的最高成就，主要演說家是西塞羅”（參《拉丁文學手冊》，前揭，頁258以下；《羅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頁208及下）。

此后，修辭學與演說辭衰落。盡管奧古斯都時期有一些藝術(shù)演說辭，盡管白銀時代修辭學與演說辭有些復(fù)興，出現(xiàn)比較有名的修辭學家老塞涅卡、昆體良、小普林尼與弗隆托，以及有名的演說家昆體良、小普林尼、弗隆托和阿普列尤斯。其中，昆體良寫有論文《論演說術(shù)衰落的原因》（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論著《雄辯術(shù)原理》和兩本關(guān)于學校練習演說辭的集子《次要的練習演說辭》（The Lesser Declamations）（參LCL 500和501），包括《歸于昆體良名下的次要練習演說辭》（Minor Declamations ascribed to Quintilian）和《歸于昆體良名下的主要練習演說辭》（Major Declamations ascribed to Quintilian）。傳世的帝政時期練習演說辭還有4篇，即《痛斥西塞羅》（Invectiva in Ciceronem，像撒路斯特的演說）、《痛斥撒路斯特》（Invectiva in Sallustium，像西塞羅的演說）、《流亡前一日》（Pridie quam in exilium iret，像西塞羅關(guān)于離開羅馬去流亡的演說）和練習演說辭《控喀提林》（Declamatio in Catilinam，像西塞羅在虛構(gòu)的控告喀提林中的演說），后者也稱作“第五篇《控喀提林》（Declamatio In Catilinam Quinta，英譯Fifth Catilinarian）”，但不同于現(xiàn)存的中世紀的第五篇《控喀提林》。小普林尼和弗隆托寫有頌辭（Panegyricus），如小普林尼的《圖拉真頌》。阿普列尤斯寫有《辯護辭》（Apologia），其4卷演說辭后來收于《英華集》。由于皇帝的專制統(tǒng)治，演說局限于學校教學的練習演說辭，這些修辭學家和演說家不可與西塞羅同日而語。

在轉(zhuǎn)型時期，由于異教徒與基督徒之間的論爭，修辭學與演說辭再次復(fù)興。既有基督教的護教家，如德爾圖良、拉克坦提烏斯和奧古斯丁，又有異教的辯護家，如敘馬庫斯。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基督教教父都接受過異教的修辭學與演說術(shù)教育，并利用受到的這種教育為基督教服務(wù)。譬如，奧古斯丁利用西塞羅的修辭學布道。

三、歷史紀事書^[11]

歷史（historia）的希臘語為，意為“探索到的知識、打聽來的情況，以及細致的觀察”。^[12]從文體來看，寫歷史，既可以用韻文或詩，也可以用散文。事實上，不僅歷史是詩歌的近親，正如昆體良認為的一樣，而且歷史敘事詩比散文紀事書出現(xiàn)得更早些。^[13]

關(guān)于歷史與詩或者史家與詩人的分別，亞里士多德已有精辟的論述：

史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fā)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fā)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有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詩學》，章9，1415b，見《羅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頁45）。

關(guān)于古羅馬的史記，除了詩歌當中的敘事詩，還有屬于散文范疇的歷史紀事書?？藙谒梗–hristina Shuttleworth Kraus）把歷史紀事書分為兩類：史書（Historiography）與傳記（Biography）。

從一開始，古羅馬的史書就聚焦于生活、榜樣男女的性格和事跡，包括好的和壞的，因而史書的目的似乎就是把紀念和教育聯(lián)系起來：詳述過去的“偉大業(yè)績（res gestae）”，就是為了建構(gòu)一種集體記憶，這種記憶輪替用作未來的預(yù)言者和指南。阿塞利奧（Sempronius Asellio，公元前2世紀）、撒路斯特（公元前85-前35年）、李維（公元前59-公元17年）、塔西佗（56-120年）等史家本身已有這種意識，并反映在他們的史書作品中。

因為這種意識，歷史（historia）或史書分為褒（laudatio）與貶（uituperatio）兩類。其中，對人物進行褒或貶的史書——例如《羅馬人民的業(yè)績》（Res Gestae Populi Romani）——就衍變成為傳記（古拉丁語vita；古希臘語），如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在敘述歷史的史書中也包含人物的傳記。譬如，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陰謀》中有喀提林的傳記的段落?？梢?，傳記只是史書類型的一個亞種。

不過，傳記雖然屬于史書，也像史書，但是有別于史書，正如普魯塔克暗示的一樣：

因為我寫的不是歷史（），而是傳記（）。最顯赫的業(yè)績不一定總能表示美德或惡行（），而往往一樁小事，一句話或一個笑談，卻比成千上萬人陣亡的戰(zhàn)役、更大規(guī)模的兩軍對壘，或著名的圍城攻防戰(zhàn)，更能清楚地顯示人物的性格和趨向[普魯塔克，《亞歷山大傳》（或Alexander），章1，節(jié)2]。^[14]

與史書側(cè)重寫事不同，傳記側(cè)重寫人，記述人從出生到死亡的一生中重要或有趣的事件，在事件或行動中揭示品性（）。揭示傳主的品性是傳記的主要目標。按照形式或結(jié)構(gòu)，傳記分為主題性傳記（如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和編年性傳記（如普魯塔克的《對比列傳》）。前者源自敘述詩人和哲人的亞歷山大里亞的著作，后者歸入亞里士多德或漫步學派的傳統(tǒng)（達夫：導(dǎo)言）。^[15]從傳記人物與作家之間的關(guān)系來看，傳記又分為他人立寫的傳記和本人撰寫的自傳。譬如，奧古斯都本人寫的《業(yè)績》（Res Gestae Diui Augusti）就具有自傳的性質(zhì)。

古羅馬歷史紀事書有兩個根源。古羅馬歷史紀事書有土生土長的元素，例如年代記（annales）。但更為重要的是，產(chǎn)生于公元前5至前4世紀的古希臘歷史紀事書——如寫《希臘波斯戰(zhàn)爭史》的希羅多德、寫《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修昔底德、色諾芬（Xenophon）以及希臘化時期的歷史學家（或historicus）蒂邁歐（Timaeus）——不僅為古羅馬史學家提供了典范的寫作方式，而且還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參《羅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頁208及下）。

在共和國中后期，歷史紀事書作家有前古典散文家，例如寫有真正的希臘與羅馬文本的皮克托爾（Q.Fabius Pictor）與老加圖，古典散文家^[16]西塞羅，但更為重要的是編年紀作家、手記（commentarii）作家愷撒、真正的史書作家撒路斯特和傳記作家奈波斯?？傊?，在古羅馬，公元前2世紀中葉至公元前1世紀上葉歷史散文取得可喜的成就，其中成就較高的是愷撒的《高盧戰(zhàn)記》和撒路斯特的《歷史》。

在奧古斯都時期，史學作品有文獻，例如奧古斯都的報告文學和悼詞（lāmentum），但更為重要的成就是波利奧、李維與特洛古斯的紀事書，其中李維的《建城以來史》成就最大。

在白銀時代，歷史散文出現(xiàn)繁榮。代表人物有維勒伊烏斯·帕特爾庫盧斯、瓦勒里烏斯·馬克西姆斯、庫爾提烏斯·魯孚斯、塔西佗、蘇維托尼烏斯、阿庇安與弗洛魯斯，其中塔西佗與蘇維托尼烏斯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

在轉(zhuǎn)型時期，也有些紀事書作品，包括基督教的殉道士傳記，如《西利烏姆圣徒殉道紀》，也包括異教的《奧古斯都傳記匯編》。此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具有一定的自傳性質(zhì)。

四、書信^[17]

書信（epistula或epistola）具有4個顯著的特點。首先，依據(jù)愛德華茲（Catharine Edwards），信是在特定情況下書寫的，是特定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因此常常具有自發(fā)性和真摯性。書信的另一個特點是書信要求收信人，因此，正如阿爾特曼（William H.F.Altman）所觀察的一樣，讀者的位置很突出：一方面，書信是作者與收信人之間的橋梁；另一方面，書信又讓作者與收信人之間保留一定的距離。第三，書信作為一種類型具有特別的不確定性，正如羅森梅耶（Rosenmeyer）注意到的一樣。此外，書信還是一個復(fù)雜的綜合體，正如德里達（Derrida）斷言的一樣，“書信……不是一個類型，而是所有類型，文學本身”。事實上，書信的形式或者為詩體，或者為散文；書信的內(nèi)容或者是私事，或者是公事，或者是理論探討，或者是哲學思考；書信的讀者或者為私人，或者為公眾。

作為真正古羅馬的文學類型，書信分為3類。第一類是完全真實的書信，例如公元前1世紀西塞羅的書信《致親友》（Ad Familiares）、《致胞弟昆圖斯》（Ad Quintum Fratrem）、《致阿提庫斯》（Ad Atticum）和《致布魯圖斯》（Ad Brutum），2世紀中葉弗隆托與奧勒留之間的書信往來，以及古羅馬晚期基督教教父安布羅西烏斯、奧古斯丁、哲羅姆等寫的《書信集》，這類書信真的需要郵寄給收件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第二類是完全文學的書信，不再需要郵寄，除了詩體書信，如賀拉斯的《書札》（Epistles）和奧維德的《女子書簡》（Heroides），以及馬爾提阿爾與斯塔提烏斯的詩體書信，還包括散文體的哲學信簡，如小塞涅卡的《道德書簡》（Epistulae Morales），這類書信的價值在于文學性、理論性和哲學性。第三類是半文學的書信，具有針對公眾的觀點，既要郵寄，又要出版，如小普林尼的《書信集》（Epistulae），這類書信既具有史料價值，又具有思想性和文學性。

五、對話錄與論著^[18]

依據(jù)鮑威爾（J.G.F.Powell），古羅馬的拉丁語說明文（古希臘語或technē）^[19]從古羅馬文學開始就已存在。

依據(jù)說明文的內(nèi)容，阿爾布雷希特（Michael von Albrecht）把說明文分為兩種，即寫給專家或有志于成為專家的人看的專業(yè)術(shù)書（Fachbuch，如文法與法律）和寫給一般讀者看的紀實術(shù)書（Sachbuch）。^[20]在這些術(shù)書中，有的屬于一般教育的學科，如文法和修辭學，有的屬于專技教育的學科，如醫(yī)學、農(nóng)學和軍事學；有的屬于智慧（sapientia），如哲學，有的屬于學識（doctrina），如法律；有的理論性強，如西塞羅的《論共和國》和《論法律》，有的實踐性強，如瓦羅的《論農(nóng)業(yè)》。從術(shù)書的目的和用途來看，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實用：有的作為系統(tǒng)的課本用于教學、自學或參考，屬于專業(yè)文獻（Fachliteratur），有的屬于藝術(shù)文學（Kunstliteratur），如西塞羅的《論演說家》（De Oratore）。

從術(shù)書體裁的發(fā)展史來看，起初是作為基本形式的論文或論著（treatise），如老加圖的《農(nóng)業(yè)志》，后來發(fā)展成為詳盡的對話錄（dialogus），如西塞羅的《論演說家》，以及百科全書匯編，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從社會的與歷史的（或historicus）角度看，術(shù)書作家分為職業(yè)的（如寫《蓋尤斯法學階梯》的蓋尤斯）和業(yè)余的（譬如，維特魯威的職業(yè)不是建筑師，而是大炮檢查員，克爾蘇斯不是醫(yī)生，而是百科全書作家）。

術(shù)書作品雖然萌芽于古羅馬歷史的早期，但初步發(fā)展于共和國中后期，其代表人物是公元前2世紀著有《農(nóng)業(yè)志》（傳世的第一部拉丁散文作品）和《訓子篇》的老加圖和文法家斯提洛。公元前2世紀開始逐漸向羅馬推介，但公元前1世紀才成為顯學的是兩個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新題材：哲學與修辭學，其代表人物是西塞羅，他寫有論著《致赫倫尼烏斯》、《論取材》（De Inventione）、《論演說家》、《論共和國》、《論法律》、《布魯圖斯》和《演說家》，對話錄《霍爾滕西烏斯》（Hortensius）、《學園派哲學》、《論至善和至惡》、《論神性》、《論天意》或《論預(yù)言》（De Divinatione）、《論命運》（De Fato）、《圖斯庫盧姆談話錄》（Tusculanarum Disputationum）、《論榮譽》、《論老年》、《論友誼》、《論責任》、《切題》和《論演說術(shù)的分類》（De Partitione Oratoria）。在西塞羅以后，瓦羅是百科全書式散文家，沿著西塞羅《論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和《論友誼》（Laelius de Amicitia）的傳統(tǒng)，寫作對話錄《軼事集》（Logistorici或Logistorico），繼承老加圖《農(nóng)業(yè)志》的傳統(tǒng)寫以對話錄形式出現(xiàn)的論著《論農(nóng)業(yè)》（Res Rusticae），繼承文法家斯提洛的傳統(tǒng)研究語文學，寫《論拉丁語》（De Lingua Laitna）等，此外還寫有為后來的克爾蘇斯樹立典范的《教養(yǎng)之書》（Disciplinae）。

古羅馬術(shù)書高度發(fā)展于奧古斯都時期，其代表人物有維里烏斯·弗拉庫斯（Marcus Verrius Flaccus，約公元前55-公元20年）、希吉努斯（Gaius Iulius Hyginus）與維特魯威，其中，著有《建筑十書》（De Architectura）的維特魯威影響最大。

古羅馬術(shù)書盛于白銀時代，其代表人物有百科全書作家克爾蘇斯與老普林尼，?？谱骷耶斨械男揶o學家老塞涅卡、著有《雄辯術(shù)原理》的昆體良和著有《論演說家的對話錄》的塔西佗、哲學家小塞涅卡、農(nóng)學家克盧米拉、軍事家弗龍蒂努斯、法學家蓋尤斯與著有《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的古物學家革利烏斯（Aulus Gellius）。

盡管在轉(zhuǎn)型時期古羅馬術(shù)書已經(jīng)衰落，可仍有不少作品傳世。在修辭學與雄辯術(shù)論著方面，基督教教父——如德爾圖良、費利克斯和奧古斯丁——利用異教的修辭學和雄辯術(shù)，進行布道和寫辯護辭（見前述的“修辭學作品與演說辭”）。在對話錄方面，異教作家馬克羅比烏斯著有《薩圖爾努斯節(jié)會飲》，而基督教作家奧古斯丁用對話錄的變體寫《獨語錄》和《懺悔錄》。其中，《獨語錄》與波愛修斯的《哲學的慰藉》一樣，是奧古斯丁與自己的對話錄，而《懺悔錄》則是奧古斯丁與神的對話錄。此外，異教作家加比拉著有百科全書《語文學與墨丘利的婚禮》（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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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感謝許多曾經(jīng)幫助我的好人，尤其是兩位指導(dǎo)老師：劉小楓教授與阿爾布雷希特（Michael von Albrecht）教授。2003年，在經(jīng)歷接踵而至的各種毀滅性打擊以后，劉小楓先生鼓勵絕境中的筆者撰寫《古羅馬文學史》（Historia Litterarum Romanarum），并贈送和推薦一些圖書資料，在提綱、內(nèi)容和寫作規(guī)范方面也給予了悉心指導(dǎo)。作為《古羅馬文學史》（Historia Litterarum Romanarum）系列之一，拙作《古羅馬散文史》（Historia Prosarum Romanarum）得以順利完稿，自然與劉小楓教授的善意和辛勞分不開。而德國古典語文學專家阿爾布雷希特則通過電子郵件，非常耐心、毫無保留地為相隔萬里的陌生提問者釋疑解惑。

其次，要感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的倪為國先生的鼎力相助。

此外，還要感謝那些研究西方古典語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等方面的前輩，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譯著提供了研究的基礎(chǔ)資料。其中，國外重要的資料較多，除了前述的阿爾布雷希特（Michael von Albrecht）主編的《古羅馬文選》（R?mi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等，還有畢希納（K.Büchner）的《古羅馬文學史》（R?m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曼廷邦德（James H.Mantinband）的《拉丁文學詞典》（Dictionary of Latin Literature）、哈里森（Stephan Harrison）的《拉丁文學手冊》（A Companion to Latin Literature）、凱爾（H.Keil）編的《拉丁文法》（Grammatici Latini）、阿諾德（Arnold）的《羅馬史》（History of Rome）、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羅馬史》（R?mische Geschichte）^[21]與《拉丁銘文集》（Corpus of Latin Inscriptions）、格蘭特（Michael Grant）的《羅馬史》（History of Rome）、科瓦略夫的《古代羅馬史》、羅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的《羅馬帝國社會經(jīng)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羅馬盛衰原因論》（De L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吉本的《羅馬衰亡史》、布洛克（R.Bloch）的《羅馬的起源》（The Origins of Rome）、基弗的《古羅馬風化史》、雷立柏（Leopold Leed）的《拉丁語漢語簡明詞典》和《簡明拉丁語教程》（Cursus Brevis Linguae Latinae）、齊默爾曼的《希臘羅馬神話詞典》、艾倫、格里諾等編訂的《拉丁語語法新編》、克拉夫特（Peter Krafft）的《古典語文學常談》（Orientierung Klassische Philologie）、海厄特的《古典傳統(tǒng)》、詹金斯的《羅馬的遺產(chǎn)》與芬利（F.I.Finley）的《希臘的遺產(chǎn)》。國內(nèi)的資料則較少，除了前述的劉小楓著的《重啟古典詩學》（Poetíca Classíca Retractata）、編的《雅努斯：古典拉丁語文讀本》、選編的《古典詩文繹讀·西學卷·古代編》（上、下）等，還有王煥生的《古羅馬文藝批評史綱》、《古羅馬文學史》及其相關(guān)譯著、王力的《希臘文學·羅馬文學》、鄭振鐸編的《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與《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謝大任編的《拉丁語漢語詞典》、李雅書、楊共樂的《古代羅馬史》、楊俊明的《古羅馬政體與官制史》以及羅念生、楊憲益、楊周翰、梁實秋、王以鑄、張竹明、徐奕春、吳飛、黃風等的譯著。

江瀾

2018年3月4日

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

[1] 見羅錦鱗主編，《羅念生全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1。

[2] 參王煥生，《古羅馬文學史·序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3。

[3] 修辭學作品屬于術(shù)書作品，本應(yīng)列入論著和對話錄的范疇[A Companion to Latin Literature（《拉丁文學手冊》），Stephen Harrison（哈里森）編，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頁223以下]，但由于與演說辭關(guān)系密切，拙作把修辭學作品放到演說辭部分一起論述。

[4] 古羅馬的哲學主要扎根于產(chǎn)生于公元前5至前4世紀的古希臘哲學，例如柏拉圖的哲學對話（見羅錦鱗主編，《羅念生全集》卷八，頁208及下；哈里森，《拉丁文學手冊》，頁223以下）。因此，古羅馬哲學家的原創(chuàng)性不強。譬如，詩人盧克萊修的思想源泉是伊壁鳩魯哲學，共和國后期的西塞羅繼承和發(fā)展柏拉圖及其學園派、亞里士多德及其逍遙派和廊下派哲學，高舉廊下派哲學大旗的還有白銀時代的賢哲塞涅卡與哲人王奧勒留。不過，古羅馬哲學并不是一點創(chuàng)見也沒有。譬如，西塞羅提出兼容并包、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折中思想：適宜、合適、恰到好處。

[5] 古羅馬宗教首先扎根于古羅馬民族本身，然后吸納各民族的宗教元素。在轉(zhuǎn)型時期，異教的哲學與基督教的教義之間展開競爭，涌現(xiàn)出一大批作家，包括基督教作家，例如德爾圖良、費利克斯、西普利亞努斯、拉克坦提烏斯、安布羅西烏斯、奧古斯丁、哲羅姆和馬賽的薩爾維安，也包括異教的作家，例如馬爾克利努斯、敘馬庫斯、馬克羅比烏斯、加比拉與普里斯基努斯。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基督教思想由起初的弱勢地位逐漸取得占上風的強勢地位，不過，由弱變強的基督教思想是建立在兼容異教哲學——尤其是猶太教的《圣經(jīng)·舊約》和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基礎(chǔ)之上的。宗教（religio，-onis，陰性）源于動詞religare（連接）或religere（復(fù)興、控制），是人與神的共同體，參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吳雅凌編著，《古羅馬宗教讀本》，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頁42。

[6] D.H.Berry（貝里）：Oratory（雄辯術(shù)），參《拉丁文學手冊》，前揭，頁257以下。

[7] 王曉朝誤認為演說術(shù)是修辭學的分支。但是依據(jù)古典詩學，修辭學起初等同于論辯術(shù)，在亞里士多德時代淪為論辯術(shù)的分支（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修辭學起源于古希臘的智者運動?！爸钦摺钡墓畔ＥD文派生于形容詞（有智慧的）和名詞（智慧），意為“有智慧的人”。當時，古希臘人（例如索?？死账梗┱J為，有智慧的人就是“在公共生活的文明氣氛中”能夠用詞語準確地表述、論證自己的思想的人。也就是說，要在公眾場合闡述自己的見解，那是要有智慧的。因此，智者們大都傾心于修辭學的研究。譬如，聚集在雅典的普羅塔戈拉（Protagoras）、普羅狄科（Prodicus）、希庇亞（Hippias）（昆體良，《雄辯術(shù)原理》卷三，章1，節(jié)10）等不遺余力地開展修辭學的研究和實踐，高爾吉亞（Gorgias）從事修辭學的教育活動?？梢?，語言技藝是智者的重要標志。不過，修辭學產(chǎn)生于“最早起步的人”恩培多克勒和“最早的教科書作者”科拉克斯（Corax）的時代，即巴門尼德之后的幾十年間，證據(jù)就是關(guān)于修辭學的發(fā)明者的兩種說法。其一，修辭學的發(fā)明者是恩培多克勒，主要依據(jù)是亞里士多德的《智者》中的論斷。其二，修辭學發(fā)明人是公元前五世紀的兩位西西里人科拉克斯和提西亞斯（Tisias；昆體良，《雄辯術(shù)原理》卷三，章1，節(jié)8；卷二，章17，節(jié)7）。提西亞斯的生平無從查考，但是科拉克斯的鼎盛年約公元前467年，與阿那克薩戈拉、恩培多克勒、芝諾等哲學家的生活年代相仿（參《羅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頁147以下；《昆體良教育論著選》，任鐘印選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18和137-141）。

[8] 在歐洲文藝理論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的修辭學作品《修辭學》里，亞里士多德把科學分為3類：理論科學，例如數(shù)學、物理和哲學；實用科學，例如政治學和倫理學；以及創(chuàng)造性科學，例如詩學與修辭學，見“《修辭學》譯者導(dǎo)言”，參《羅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頁132。

[9] 王以鑄譯為“撒路斯提烏斯”，拙作統(tǒng)稱“撒路斯特”。

[10] 參普魯塔克，《老加圖傳》，參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上冊，陸永庭等譯，頁344以下。

[11] 參《拉丁文學手冊》，前揭，頁241以下。

[12] 參劉小楓選編，《古典詩文繹讀·西學卷·古代編》（上），邱立波、李世祥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頁161。

[13] 參《撒路斯特與政治史學》（Sallustius and Political History），劉小楓編，曾維術(shù)等譯，黃漢林校，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頁81。

[14] 中文引自黃宏熙：普魯塔克和《希臘羅馬名人傳》，頁13，見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上冊，黃宏熙主編，陸永庭、吳彭鵬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9年。較讀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二冊，習代岳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頁1195。從英譯本（LCL 99，頁224及下）來看，黃宏熙主編的譯本更忠實于原文。

[15] 參達夫（Tim Duff），《普魯塔克的〈對比列傳〉——探詢德性與惡行》（Plutarch's Lives：Exploring Virtue and Vice），萬永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額，2017年，頁7、9-10。

[16] 在《荷馬的競賽》中，尼采把古希臘詩歌劃分為前荷馬時期和后荷馬時期，參《古典詩文繹讀·西學卷·古代編》（上），前揭，頁2。對于古羅馬散文而言，完全有理由劃分為前西塞羅時代的前古典散文和開始于西塞羅時代的古典散文，因為西塞羅之于古羅馬散文猶如荷馬之于古希臘詩歌，都是空前絕后的最高標桿。

[17] Catharine Edwards（愛德華茲）：Epistolography（寫信的技巧與原則），參《拉丁文學手冊》，前揭，頁270以下；James H.Mantinband（曼廷邦德），Dictionary of Latin Literature（《拉丁文學詞典》），New York 1956，頁165及下。

[18] J.G.F.Powell（鮑威爾）：Dialogues and Treatises（對話錄與論著），參《拉丁文學手冊》，前揭，頁223以下。

[19] 本義“手藝、技能”；“藝術(shù)”，這里表示說明文，英譯expository prose。

[20] 德語Sachbuch既指紀實文學或事實文學，又指通俗的專業(yè)術(shù)書（Fachbuch）。可見，從書本身來看，兩者的界限比較含糊。區(qū)分僅僅在于針對的閱讀對象。參Michael von Albrecht（阿爾布雷希特），Geschichte der R?mischen Literatur（《古羅馬文學史》），Bern 1992，頁452。

[21] Theodor Mommsen（蒙森），R?mische Geschichte（《羅馬史》），[Kürzende Bearb.u.Darstellung von Leben u.Werk Theodor Mommsens：Hellmuth Günther Dahms.übers.d.Begleittexte：Hans Roesch].—Zürich：Coron-Verl.，[1966]；蒙森，《羅馬史》卷一至三，李稼年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4/2004/2005年；蒙森，《羅馬史》，李斯等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