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樓子》概述

雖然蕭繹一直將他那本嘔心瀝血編纂的《金樓子》視為立言之作，但在后世的人看來卻往往并非如此。北宋黃伯思就曾說這本書不過是東抄西抄典籍，實在沒什么自創(chuàng)的內(nèi)容；清人譚獻也說它“未免于稗販也”；近代學(xué)者劉咸炘更批評這本書是一本書抄文集，充滿了陳言舊說，極少有作者自造之詞，他甚至覺得把這本書叫做舊說匯編還湊合，絕非什么立言之作；等等?？梢姡藭男问揭呀?jīng)關(guān)乎此書是否可以作為“立言”之作，或者說關(guān)乎此書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思想乃至于能否反映作者的思想。更何況《金樓子》本身材料來源就很復(fù)雜，加上流傳下來的又不是足本，所以要以《金樓子》為核心來討論蕭繹的思想，就不能不先談?wù)劥藭陌姹玖鱾?、存佚狀況、編撰體例與成書時間。

第一節(jié) 《金樓子》的版本與流傳

自蕭繹歿后，《金樓子》即不知所蹤，關(guān)于其復(fù)現(xiàn)的時間，現(xiàn)在有幾種說法，其中特別有代表性的，一是以為《金樓子》很可能是在隋代廣開獻書之路后便被搜集入隋代秘府，如鐘仕倫；一是以為在唐初諸史修纂時《金樓子》尚未出現(xiàn)，如廖銘德。從傳世文獻的記載看，極有可能是在隋代，至晚在唐初，《金樓子》已經(jīng)復(fù)現(xiàn)，這就要從最早著錄《金樓子》的《隋志》說起。

《隋志》把《金樓子》著錄為十卷，條下注中僅云“梁元帝撰”，無亡佚說明。而其總序中稱“今考見存”，也就是說關(guān)于十卷的說法是按照編修《隋志》時唐代秘府的藏書情況來參考著錄的。那么，這個“今”具體又是哪個時期呢？王重民先生曾據(jù)“宋本《隋書》所載天圣中（1023—1031）校正本的舊跋，說天圣以前的舊本‘惟《經(jīng)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考證，《經(jīng)籍志》當(dāng)在貞觀十年六月以前奏上。如果按照這個說法，那么在貞觀十年（636），《金樓子》已藏于秘府之中了。不過，近年來對此問題討論頗多，多認為魏徵編撰《隋志》證據(jù)不足，《隋志》的完成時間仍當(dāng)依其上呈時間而論，即顯慶元年（656）。這就是說，《金樓子》入唐代秘府當(dāng)不晚于顯慶元年，甚至有可能在貞觀十年或更早便已為秘府所獲。

堪為側(cè)證的是完成于初唐且征引了《金樓子》的文獻尚存一二。且不說為人熟知的官修史書《梁書》、《南史》有所征引，便是道宣和尚所修的《續(xù)高僧傳》也有所征引：

又作《聯(lián)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tǒng)孝本。至于安上治民，移風(fēng)易俗，度越終古，無德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mào)；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fēng)樹之悲逾切。潔齋宗廊，虔事郊禋。言未發(fā)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繹所撰《金樓子》述之。

而今存《金樓子·興王》之《梁武帝傳》云：

即位五十年，至于安上治民，移風(fēng)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焉。又作《聯(lián)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落遷貿(mào)；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慚；垂拱巖廊，風(fēng)樹之悲逾切。齊潔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fā)而涕零，容弗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之謂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武，萬載之中，四人而已。

顯然，道宣見到并引用了《金樓子》。而道宣《續(xù)高僧傳》初成于貞觀十九年（645），后又加以增補，今傳《續(xù)高僧傳》所涉內(nèi)容向下及于麟德二年（665），與《隋志》纂修時間相近。

而《隋志》又參考了編于隋代的《隋大業(yè)正御書目錄》等目錄，也就是說，從某種角度講，我們甚至可以把《金樓子》復(fù)現(xiàn)的時間從唐初上溯至隋代，而從道宣的引用來說，其時《金樓子》不但藏諸秘府，亦流傳于民間，且為足本。此后，著錄或征引《金樓子》的情況都漸漸增多，如《舊唐書·經(jīng)籍志》（亦稱《舊唐志》）、《新唐書·經(jīng)籍志》（亦稱《新唐志》）均著錄了《金樓子》。其中，《舊唐志》稱：“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并略之，但紀篇部?！?sup>由此可知《舊唐志》中保留了《古今書錄》中的“篇部”，而這之中就有蕭繹的《金樓子》十卷。《群書四部錄》完成于開元九年（721）十一月，《古今書錄》則稍晚于《群書四部錄》，可知在唐開元中《金樓子》仍然收藏于秘府中。又，《新唐志》亦著錄了《金樓子》，此志反映的是唐代開元以后的藏書狀況，此亦可為開元中《金樓子》存于秘府的證據(jù)，且此時所存的《金樓子》仍當(dāng)是足本。

至于文獻征引的情況，從今存文獻可知，至晚在中唐元和以后，《金樓子》流傳范圍增大，段成式《酉陽雜俎》、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及崔龜圖注《北戶錄》等皆曾引及《金樓子》內(nèi)容，其中甚至包括了今本《金樓子》不存的內(nèi)容，如《酉陽雜俎·廣知》中“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一條。又，段公路《北戶錄》卷一“蚺蛇牙”條“亦如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句下有崔龜圖注云：“《金樓子》云?！冻o》云：‘蛇有吞象，厥大如何？’”今本《金樓子》中確有“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一語，不過《山海經(jīng)》中亦有此句，且崔氏注中數(shù)引《山海經(jīng)》的內(nèi)容，然此處卻引《金樓子》為證，又崔氏注中數(shù)引《金樓子》內(nèi)容，是知其對該書內(nèi)容之熟悉與重視。段公路、崔龜圖，新舊《唐書》俱無傳，據(jù)陸希聲序稱段公路為段文昌之孫，則段成式即非其父，亦為其伯叔，此說明段成式家當(dāng)藏有此書。而《北戶錄》中提到咸通十年（869）事，則書當(dāng)成于是年之后，崔龜圖的注顯然更在其后了。崔龜圖官職前為京兆府參軍，后為登仕郎，皆下級官吏，由此可以想象《金樓子》流傳之廣。

此外，《楓窗小牘》中記載了今可知最早的《金樓子》本子，而此本上限亦可及于元和時期：

余嘗見內(nèi)庫書《金樓子》，有李后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shù)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后一轍也。詩以概之，曰：‘牙簽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睍斫匝埶?，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后書竟如讖入金也。

引文中所提到的內(nèi)庫書《金樓子》是可知的最早的《金樓子》版本，這并不是一個普通的本子。所謂“書卷皆薛濤紙所抄”中的“薛濤紙”當(dāng)即為“薛濤箋”，故此，鐘仕倫稱此本為“薛濤箋本”。鐘氏據(jù)本段引文認為，“自唐元和以后，《金樓子》便在文人中傳抄”，并指出這是有記載的最早的抄本。鐘氏并沒有對“元和以后”這一時間節(jié)點作具體說明，想來應(yīng)是從薛濤箋出現(xiàn)并流行的時間推導(dǎo)而來的。

關(guān)于《楓窗小牘》作者的考辨雖多，但是證據(jù)似都不足，唯知此書所記為北宋徽宗崇寧（1102—1106）至南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間事，而引文所及的內(nèi)容可與《宋史·南唐世家》所記相互印證?！端问贰つ咸剖兰摇吩疲?/p>

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

趙匡義之所以將李煜叫去崇文院觀書，是因為其中有李煜在江南時的藏書，也就是說如果李煜曾藏有《金樓子》，則此書確有可能進入宋代的內(nèi)庫之中。又，四庫館臣在為《欽定天祿琳瑯書目》所撰提要中提到“宋徽宗有《題南唐舊本金樓子》一篇”，正可與《楓窗小牘》中“徽廟惡之”云云相發(fā)明。由此說明這一用“薛濤紙”所抄的“內(nèi)庫書”《金樓子》確當(dāng)存在過。

值得注意的是“薛濤紙”這一載體。樂史《太平寰宇記》中云：“舊貢薛濤十色箋?！痹ⅲ骸岸潭M，才容八行?！?sup>也就是說，這種紙箋又短又窄，每張僅能寫八行字，原是用來書寫詩的，現(xiàn)在卻用來抄寫十卷次的《金樓子》，即便拿來抄寫今存的六卷本內(nèi)容也算得上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恐怕不會出自一般文人之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曾述及宋代內(nèi)府所收李煜的收藏：

李后主才高識博，雅尚圖書，蓄聚既豐，尤精賞鑒。今內(nèi)府所有圖軸，暨人家所得書畫，多有印篆曰：內(nèi)殿圖書，內(nèi)合同印，建業(yè)文房之寶，內(nèi)司文印，集賢殿書院印，集賢院御書?。ù擞《嘤媚??；蛴H題畫人姓名，或有押字，或為歌詩雜言。又有織成大回鸞、小回鸞、云鶴練鵲、墨錦褾飾（今綾錦院效此織作），提頭多用織成縚帶，簽貼多用黃經(jīng)紙，背后多書監(jiān)裝背人姓名及所較品第。又有澄心堂紙，以供名人書畫。

從這一段描述中不難看出，李煜在收藏中尤重外觀之美，也因此，他的收藏中有用薛濤紙抄寫的《金樓子》也就不足為怪了。而作為藝術(shù)家的宋徽宗會重視裝幀精良的這一版《金樓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惜薛濤箋本《金樓子》的命運不佳，先是隨著南唐的滅亡流入到宋代的皇家圖書館中，直到徽宗時仍在，而后又隨著北宋為金所滅而流入金朝?！稐鞔靶返淖髡唠m曾有幸見到了這個本子，卻也慨嘆此本最后不知所蹤。

總的來說，薛濤箋本《金樓子》的出現(xiàn)上或及于唐元和終，下不晚于南唐時期，比之唐初，此時《金樓子》的流傳范圍要廣得多。而精裝本的出現(xiàn)說明此書在流傳中成為賞玩的對象，這無疑是《金樓子》在流傳中得到重視的表現(xiàn)。

而北宋時期，除了薛濤箋本藏諸秘府，還有其他關(guān)于《金樓子》流傳情況的線索，如官修《崇文總目》的著錄、《太平御覽》的大量征引等。而北宋末年黃伯思的《東觀余論》中《跋〈金樓子〉后》一篇尤其值得注意，黃伯思說：“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制，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裒萃傳記，殊無衿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sup>所謂“余久欲見之”，可知《金樓子》在當(dāng)時還是有一定聲名的。

至如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皆著錄此書，而三部目錄皆記作者親見之書，且晁公武著錄此書為十卷十五篇，而陳振孫亦稱此書有十卷。可知，盡管薛濤箋本《金樓子》不知所蹤，足本《金樓子》仍在流傳。

元代以后，關(guān)于《金樓子》的記載漸漸少了起來，盡管這個時代有今本《金樓子》的祖本——至正三年（1343）葉森整理本《金樓子》，但這個本子僅有十四篇，且未分卷，以晁公武所著錄的十卷十五篇推之，恐非足本。此外，關(guān)于這個本子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如整理者葉森的身份為何，今人鐘仕倫、陳志平皆曾加以考證。又如，《永樂大典》所錄《金樓子序》后有“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二月望日葉森書于西湖書院大學(xué)明新齋”的落款，四庫館臣據(jù)此稱《永樂大典》所據(jù)為元至正（1341—1368）間刊本。

元代的西湖書院不僅僅是讀書學(xué)習(xí)的所在，還是一個刻書的場所。西湖書院原址在杭州，原為宋代岳飛的故宅，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后改為太學(xué)，也因此，南宋國子監(jiān)雕刻的書板片亦存于此，至于元代仍有“凡經(jīng)、史、子、集，無慮二十余萬”片。宋亡以后，這里一度改為肅政廉訪司治所，后被廉訪使徐琰改建為書院。書院改建完成后，曾對原宋國子監(jiān)所雕刻的板片進行整理工作，這些都被記錄在《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中。除了修補了南宋國子監(jiān)舊板，西湖書院也刊刻其他書籍，較為有名的有《文獻通考》與《國朝文類》。

關(guān)于前者，元人余謙為《文獻通考》所作序中有“俾儒士葉森、董正梓工”云云。無獨有偶，在刊刻《國朝文類》的過程中，因為太常禮儀院對西湖書院申交的書板質(zhì)量不甚滿意，因而下令修補書板，于是“委令本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將刊寫差訛字樣比對?？泵靼?，修理完備，印造起解”。由此可知，葉森在西湖書院長期擔(dān)任修整圖書的工作，且當(dāng)有不少圖書是經(jīng)他整理后付刻的。而從上文所引的落款可知，葉森曾整理、書寫過《金樓子》，這雖然不能說明《金樓子》必然刊行于世，但大致來說，筆者認為葉森或西湖書院至少是有刻印此書的打算的。又，王國維先生在《兩浙古刊本考》中《文獻通考》與《國朝文類》二書后均注有“明初板入南監(jiān)”的說明，由此推知，西湖書院所雕書板最后被送往南京國子監(jiān)的恐不在少數(shù)。當(dāng)然，《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并無《金樓子》，這恐怕是因為西湖書院所藏南宋監(jiān)本中并無《金樓子》，故而葉森整理的至正本《金樓子》恐有其他來源。但不管其來源為何，此書在明初極有可能同西湖書院所存其他板片一起被運往南京，也因此得以成為《永樂大典》的采擇對象。當(dāng)然即便如此，恐怕也不是《永樂大典》唯一的采擇對象，此容后再敘。

而盡管因為《永樂大典》的采擇，《金樓子》得以流傳至今，但在明代并無關(guān)于《金樓子》的著錄，就連官修的《文淵閣書目》中亦不見《金樓子》的蹤跡，這說明約在此時葉森整理的《金樓子》原稿恐怕已不存了。而《永樂大典》一直藏于秘府，并未刊行于世，這也導(dǎo)致民間并無《金樓子》的傳本。與這一情況相應(yīng)的是，今可見明人著述中征引《金樓子》內(nèi)容者雖然不少，但征引的內(nèi)容相對較為集中，這說明其所據(jù)未必為其原書，恐怕是從他書中轉(zhuǎn)引而來。

可以說，入明以后，《金樓子》的興亡系之于《永樂大典》。如果不是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金樓子》，恐怕此書仍無法流傳于世。據(jù)汪輝祖《書〈金樓子〉后》可知，今傳六卷本《金樓子》最初由周永年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輯佚及整理工作完成之后，是書順理成章地進入《四庫全書》之中，即今所謂《四庫全書》本，或謂庫本。相較于此本，更為人稱道的是鮑廷博得周永年所抄錄輯本并受其所托而加以整理并進而刻入到《知不足齋叢書》的版本，即《知不足齋叢書》本，或謂鮑本。鮑本與庫本同源，不過所作之整理更為精當(dāng)。此外，朱文藻、吳騫、孫詒讓等亦對《金樓子》有所整理。朱文藻對《金樓子》內(nèi)容附訂的廿六條以及吳騫附訂的四條皆列在鮑本正文之前。孫詒讓對《金樓子》的整理涉及五篇中七條內(nèi)容，收在其《札迻》卷十。又有謝章鋌（1820—1903）之手校本。謝章鋌自言未知其底本為何人所錄，稱與周永年抄本不同，其書雖用鮑本對校，不過亦有參考“庫本”，此由其正文前所錄《提要》可知。至于后來的《子書百家》本、《龍溪精舍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皆祖《知不足齋叢書》本而來。自四庫館臣于《永樂大典》輯出《金樓子》并厘為六卷至于今，其流傳軌跡較為清楚，前人于此也頗多論述，此不贅言。

綜上，自蕭繹歿后，《金樓子》至晚在唐初已經(jīng)復(fù)現(xiàn)，且已有民間傳本。中唐以后征引情況大增，至唐五代時期，則出現(xiàn)了今可知最早的且制作精良的薛濤箋本《金樓子》，此本出現(xiàn)表明該書在流傳中得到了相當(dāng)?shù)闹匾暋伤螘r期，關(guān)于《金樓子》的著錄與征引委實不少，至于南宋，不但晁公武、尤袤、陳振孫等目錄學(xué)家皆曾親見此書，說明此書仍以足本流傳于世，且此時已有節(jié)略本《金樓子》出現(xiàn)，相關(guān)情況將在下文中作進一步的探討。元代至正年間，葉森曾整理過《金樓子》一書，不過此時僅存十四篇，可知此書已逐漸散佚。入明后，葉森整理本雖為《永樂大典》采錄而得以保存，但民間恐無傳本。直至清人自《永樂大典》中輯出，《金樓子》才又在民間廣泛流傳起來。不過，因為《永樂大典》自身的編撰體例及漸趨散佚，清輯本《金樓子》的內(nèi)容不要說跟足本如十卷本的薛濤箋本相比較，便是跟至正三年葉森整理本相比，恐怕也少得多。

第二節(jié) 《金樓子》的存佚狀況

如上文所論，所謂六卷本《金樓子》實為清人的輯錄本，且為殘本。而要討論《金樓子》的思想內(nèi)容，我們就不能不面對其殘本能否傳達蕭繹的思想這一問題，故此，我們須對《金樓子》的存佚狀況稍加說明。

關(guān)于足本《金樓子》，無論是最早著錄它的《隋志》，還是后來的《南史·梁元帝紀》、《舊唐志》、《新唐志》、《宋志》、《直齋書錄解題》、《崇文總目》等書，均著錄其為十卷。至于足本《金樓子》的具體情況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得知，幸好宋代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為我們多留了一些記錄：“《金樓子》十卷。梁元帝繹撰。書十五篇，論歷代興亡之跡、箴戒、立言、志怪、雜說、自敘、著書、聚書。通曰‘金樓子’者，在藩時自號?！?sup>也就是說，晁公武所見足本《金樓子》為十卷十五篇，不但如此，其“論歷代興亡之跡、箴戒、立言、志怪、雜說、自敘、著書、聚書”諸語一般認為都是《金樓子》的篇目名稱，其中，“箴戒”以下當(dāng)為篇目原名，而“論歷代興亡之跡”則當(dāng)指《興王》。遺憾的是，晁公武僅僅提到了八個篇目的名稱，無意中使得后來者在考察今本《金樓子》的內(nèi)容時少了重要的參照對象。

關(guān)于今傳六卷本《金樓子》最早的介紹來自葉森所書之序，鮑本保留的《序》較為完整，比庫本多了十四個篇名與葉森的署名，清輯本無疑采納了葉森所列十四篇之名。也就是說，今傳《金樓子》僅有十四篇之?dāng)?shù)，較之原書少了一個篇章，而所缺內(nèi)容至今無從得知，恐怕以后也無法得知。

至于對六卷十四篇清輯本的介紹當(dāng)首推四庫館臣。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尚頗載其遺文。核其所據(jù)，乃元至正間刊本。勘驗序目，均為完備。惟所列僅十四篇，與晁公武十五篇之?dāng)?shù)不合。其《二南五霸》一篇與《說蕃》篇，文多復(fù)見?；騻骺陶呦齺y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綴別卷而本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脫逸。然中間《興王》、《戒子》、《聚書》、《說蕃》、《立言》、《著書》、《捷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雖攙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謹詳加裒綴，參考互訂，厘為六卷。

又，庫本《二南五霸》下有這樣一條按語：

按，此篇僅存三條，與《說蕃篇》同，疑《說蕃篇》中有二南、五霸之事，后人因誤分之，非原有之目也。觀晁氏《讀書志》亦無此目可見。今存其目而刪其文，謹識于此。

從這兩段記錄中可以看到，今傳的十四篇中，雖然其他十三篇的狀況也不是很好，但是有目無書的那一篇顯然情況更特殊，我們就來看看這有目無書的《二南五霸》。

結(jié)合兩段記錄，館臣以《永樂大典》本《金樓子》中《二南五霸》所存三則與《說蕃》已有內(nèi)容相近，又因《說蕃》“首尾完整”——所謂“首尾完整”當(dāng)是輯錄此篇時，今存內(nèi)容當(dāng)逐一錄在某韻之下，其他“首尾完整”的篇目當(dāng)亦如此——據(jù)以略去《二南五霸》內(nèi)容，僅存其目。雖然因為內(nèi)容無存，我們僅能從理論上推測“二南五霸”的面貌，但一來從篇名看來，可知所涉應(yīng)為周公、召公和春秋五霸七人之事，二來《說蕃》開頭七條所記正是這七人之事，若果有其篇，內(nèi)容是可以獲知的。不過，我們自然也看到，對于此篇是否存在，四庫館臣是頗有些懷疑的，他們不是認為“傳刻者淆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就是認為這篇是“后人因誤分之”。而這兩種說法之間也是大不相同。所謂“傳刻者淆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二南五霸》篇目應(yīng)存，但非所見之內(nèi)容；而所謂“后人因誤分之”，則恐怕是連篇目都不曾存在過，是后人誤分而成。而不論是哪一種意見，四庫館臣甚或可以說是輯錄者周永年的處理方式是將原存三條并入《說蕃》中，由此我們不能不產(chǎn)生困惑：《二南五霸》作為單獨篇章存在是否有可能？何以出現(xiàn)同一條目歸屬不同篇章的情況？

要回答《二南五霸》作為單獨篇章存在是否有可能，首先得承認把《二南五霸》的內(nèi)容放在《說蕃》中完全說得通，更何況從館臣的記錄來看，《說蕃》諸條或逐一抄錄在某韻之下，故此有“首尾完整”一說，但我們恐怕也無法因此就認為《二南五霸》一篇絕無獨立存在之可能。而一旦后一種情況存在，那么《說蕃》中周公七條的位置就頗為可疑了。且看《說蕃》在講河間獻王劉德事時的表述：“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sup>同篇之中先有周公后有劉德的情況下，蕭繹卻把“蕃屏之盛德”加在劉德的身上，這實在很難讓人信服。不必說周公在儒家是何種地位，即使是在本書中，蕭繹亦有“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之語，可見周公對于蕭繹的意義。且“說蕃”之“蕃”正是“蕃屏”之意，而周公七人與劉德之后諸人相比，顯然后者與篇名更合。又且，如果說《二南五霸》原無篇名，如果其內(nèi)容原皆為《說蕃》所屬，則何來此篇名？故把《二南五霸》內(nèi)容盡歸《說蕃》中，恐怕不妥。

至于同一條目歸屬不同篇章的情況，至少有兩種可能：一則如《四庫提要》所言，當(dāng)為“傳刻者淆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其二則很可能是文獻來源不同的緣故。雖然我們同意《永樂大典》中所采《金樓子》的內(nèi)容當(dāng)多來自葉森的整理本，但這并不意味著其為《金樓子》的唯一來源。當(dāng)然，即令葉森整理本非為《永樂大典》本的唯一來源，也并不意味著有另一種版本《金樓子》的存在，亦有可能是轉(zhuǎn)引自他書。

總之，清輯本《金樓子·二南五霸》雖有目無書，筆者以為，還是應(yīng)當(dāng)將相關(guān)條目還歸到該目之下。如此，《二南五霸》與《說蕃》也算各自相對完整。

至于其他十二篇，從目前來看，存佚狀況頗為不同。除了所謂“首尾完整”的《興王》、《戒子》、《聚書》、《立言》、《著書》、《捷對》、《志怪》七篇可以不必再說外，尚有《箴戒》、《后妃》、《終制》、《雜記》、《自序》五篇內(nèi)容相對較為混亂，整理者雖然認為這五篇“條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但這五篇的散佚情況卻是很難確定的，尤其是《雜記》與《自序》二篇。而在后二者之中，《自序》所存雖然相對較少，但大致內(nèi)容卻更易推得，這實在是因為蕭繹有意模仿司馬遷著述。而從《自序》開篇自述身世來看，這種可能性極大。文雖殘損，但后半內(nèi)容中必有介紹相關(guān)篇章的部分，此從各篇現(xiàn)存內(nèi)容及蕭繹的點評之筆可以推測一二。至于《雜記》一篇，雖然所存內(nèi)容很多，但從以“雜”名篇可知，所記內(nèi)容當(dāng)極為駁雜，這反而不好推測其內(nèi)容了。又加上《自序》不完整，使得我們很難從作者的自述中推測其撰作意圖，因此本文在討論蕭繹的理想人格時雖會借用其中的部分條目，但不會將此篇整篇列為重要討論對象。

與這兩篇相比，《箴戒》、《后妃》、《終制》的情況要好得多。其中，關(guān)于《終制》，館臣雖然懷疑它“前半或有缺文”，但所幸后半部分內(nèi)容還比較完整，可惜的是《永樂大典》本未具篇名，現(xiàn)在的名字是整理者根據(jù)內(nèi)容推敲出來的。不過，由現(xiàn)存內(nèi)容分析，即令原篇名并非如此，恐怕也相去不遠，而關(guān)于此文的編撰體例與內(nèi)容，后文將作詳細說明，此不贅言。又，《箴戒》雖不完整，但可據(jù)《興王》推測該篇之面貌，而從現(xiàn)存的敘述也可以稍加推測蕭繹原來要書寫的對象，因此，此篇的不完備對于蕭繹著書立說的意旨的影響相對有限。相對而言，《后妃》是較為特別的，此篇內(nèi)容佚失得較為嚴重，本來很難用以討論蕭繹的思想，但因蕭繹親撰的母親傳的留存，加之篇端小序的完整，反而使得此篇頗可表現(xiàn)蕭繹的思想，本書甚至因此以其為討論的重點。

綜上，清輯本《金樓子》計有六卷十四篇，較之足本少了四卷、一篇，其中卷數(shù)乃據(jù)內(nèi)容重新厘定，而所佚的篇章因為材料實在不足，皆無可論之處。至于所存十四篇，我們認為，除《雜記》實在很難推知作者表達意圖外，其余諸篇存佚情況雖差異極大，但或多或少都還是可以據(jù)以分析作者意圖的，尤其是與本書所要分析的蕭繹理想人格關(guān)系密切的《后妃》、《終制》、《戒子》諸篇。

第三節(jié) 《金樓子》的編撰體例

古今很多學(xué)者都討論過《金樓子》是否稱得上是立言之作的問題，其中不乏持有肯定觀點的學(xué)者，不過否定者亦不在少數(shù)。當(dāng)然也有學(xué)者持謹慎的立場，如曹道衡就曾指出《金樓子》那些大部分采自他書的篇目中有時也能體現(xiàn)蕭繹的真實用意，而這些觀點的得出往往是基于對《金樓子》編撰體例的分析。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相關(guān)研究包括了對編撰體例特點的研究，如劉咸炘就說蕭繹是“抄八纂二”，興膳宏則說《金樓子》是抄撮而成，這方面亦有學(xué)者做過更細致的研究，較早的如鐘仕倫就曾將之分為全取前人著述，輯綴前人句子加入個人意見以及純粹自作等三種情況，又或是最近的如陳志平所說：“《金樓子》今存十四篇，共549條，現(xiàn)在可以尋得出處的共345條，抄襲比例高達62.84％?！?sup>他還把《金樓子》的編述方式總結(jié)為四種，這在他的《〈金樓子〉研究》中都有詳細說明，此不贅引。此外，我們還會看到有學(xué)者去探討這種編撰方式的成因，如興膳宏就認為《金樓子》的編撰受到了當(dāng)時抄書風(fēng)氣的影響，他指出蕭繹的思想體現(xiàn)在該書對于征引文獻的組織上；或者是討論這樣編撰的結(jié)果，如田曉菲就說這是一種私人化的寫作。

本書要借《金樓子》來探討蕭繹的思想，照例也要討論該書的編撰體例與其成因，乃至其編撰目的。對于已有過的較為細致的研究，本章不再作重復(fù)的說明，只在后文具體研究涉及時再作論述。此處，我們先要考察的是《金樓子》的編撰體例。前揭《四庫提要》中有一段表述非常重要：“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脫逸?！边@當(dāng)然是對《永樂大典》本《金樓子》的情況所作的一種描述，但同時也包含了館臣的判斷，那就是各篇恐皆有篇端序述，這種判斷是非常有意味的。且來看《后妃》的首條：“夫以坤維厚載，實配乾道；月以陰精，用扶陽德。故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亂興乎周室。其所以卜世隆長，誠有以矣?！边@顯然是蕭繹對于后妃價值的總論。且不說館臣提到的幾篇，我們可以再看看《說蕃》中那句“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比绻挥嬑覀冋J為應(yīng)該歸入《二南五霸》中的前七條，這條當(dāng)為本篇之始，然而從文意看來，卻并非如此，此條前似應(yīng)有小序。由此，我們認為四庫館臣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即使并非全部，《金樓子》中的很多篇章應(yīng)是有小序的。

由此生發(fā)出去，會不會《金樓子》的各篇章也是有小結(jié)的呢？《金樓子》的散佚，使得我們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但作此大膽猜測卻是因為書中尚有一些痕跡可見，不妨先從《興王》的收尾句“蓋虞舜、夏禹、周文、梁武，萬載之中，四人而已”說起。今傳各本中，此句是附在梁武帝傳之后的，其與上文之間的確關(guān)系密切。此前，蕭繹正在極言父親之孝：“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落遷貿(mào)；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慚；垂拱巖廊，風(fēng)樹之悲逾切。齊潔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fā)而涕零，容弗改而傷慟。”至于本句，在《續(xù)高僧傳》中，“萬載之中”作“萬載論孝”，確實是緊承前文。但是，我們也得說，蕭繹在這里可不僅僅講了他的父親，同時還論及舜、禹與周文王，可見其要論孝，不單單為了證明父親的孝道，而是要為帝王們立一個道德標準，而這也才符合作者立言的主旨，從這個角度看，這句話亦可看作是《興王》的小結(jié)。還可以一說的是《聚書》。該篇最末一句是：“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矣?！边@是對自己聚書情況的總結(jié)，是全篇小結(jié)無疑。又，今本《著書》實際上是匯集了文獻中可見的蕭繹著作的序言附在文后，而《永樂大典》中《著書》的最末一句是“已上六百七十七卷”，這自然是總計全部著作的數(shù)量，可視為篇末結(jié)語。由此可知，即令不是全部的篇章都有小結(jié)，但部分篇章有結(jié)語應(yīng)不假。

現(xiàn)在讓我們來看看這種篇端有序述，正文或整合他人文字，或自撰，有時加以評論，文末或有小結(jié)，以此來表現(xiàn)作者觀點的編述方式的意義所在。我們當(dāng)然無法證明《金樓子》全部的篇章都采用了這樣的體例，至少篇末有小結(jié)這個問題就只是出于一種假設(shè)，但我們相信這恐怕是蕭繹所欲達成的體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sup>《金樓子》為人所詬病的“抄八纂二”豈非正是“拾遺”之意？而《史記》中傳記的體例，傳前時有序言，如《外戚世家》之類，正文是人物傳記，末附“太史公曰”。固然，《金樓子》的體例與之不完全一致，但很多篇章卻頗為相似，以蕭繹對于司馬遷的推崇不能不有此懷疑。如蕭繹在《金樓子》中也說要“成一家之言”，這句話正是出自司馬遷，除了上引一段以外，司馬遷還在《報任安書》中言明《史記》的編撰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金樓子序》中有“今纂開辟以來，至乎耳目所接”之語，這話聽上去簡直是要說“通古今之變”。又，蕭繹還曾說過：“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這話濫觴于孟子，但顯然是承繼司馬遷而來，要繼的也不是孟子的道統(tǒng)，而是周公、孔子、司馬遷這一系的道統(tǒng)?？梢姡捓[的《金樓子》無論從編撰體例上，還是從“成一家之言”的編撰目的上，都與司馬遷的《史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如果推回到蕭繹成就一家之言的理想上來說，那么重點就不僅僅是“言”的問題，恐怕也有“家”的問題。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確提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鬃幼浜笾劣诮裎灏贇q，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sup>如果蕭繹要繼承的是這樣一種道統(tǒng)的話，那么《金樓子》以儒家思想為主線，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

《隋志》將《金樓子》歸入子部雜家類，與之并列的有《傅子》、《博物志》、《皇覽》，以及《高僧傳》等各式書籍。從蕭繹的本意來看，這顯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可是，受個人才能與時代風(fēng)氣的限制，《金樓子》的編撰體例未能超出時人，這是實情，只不過如果不以后世“一家之言”的觀念來揣度前人，而是以六朝的編書方式來看，蕭繹的《金樓子》自然可視為“一家之言”。也是在此基礎(chǔ)上，我們來看蕭繹在這部書中所建構(gòu)出的理想人格。

第四節(jié) 《金樓子》的成書時間

諸家書錄中，除《宋志》著錄作者為湘東王繹，余多著錄為梁元帝，而《直齋書錄解題》則謂此書乃蕭繹“為湘東王時所述也”。明王世貞著《藝苑卮言》中曾錄《金樓子》為十卷，不過顯自前人書中抄出。清以后的書錄中已皆著錄是書為六卷，知所見皆清代之輯本。

宋代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稱《金樓子》是梁元帝為湘東王時所述，清人錢侗亦持此觀點，他甚至提出“諸家書目竟題為元帝撰，失其實矣”。而清代王鳴盛則持不同意見，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據(jù)《金樓子·興王》中謂梁武帝“即位五十年”認為這是蕭繹即位后語，從而提出《金樓子》當(dāng)成于承圣元年（552），蕭繹即位之后。

近代以來關(guān)于《金樓子》成書時間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余嘉錫在《目錄學(xué)發(fā)微》中以《聚書》不及平侯景所得書，并指出篇中“河間之侔漢室”為未即位時語，又結(jié)合《序》中“晚居外相”、“今成介胄之士”等語，推斷此書當(dāng)作于未平侯景之亂以前，斷未至蕭繹在篇中所自稱的四十六歲，更進一步提出“今年四十六歲”與“聚書四十年”為傳寫之誤。而幾乎同時的劉汝霖卻恰據(jù)“四十六歲”諸語判斷《金樓子》當(dāng)成于承圣二年（553）蕭繹四十六歲時。

上述研究中，學(xué)者考慮的更多的是《金樓子》的完成年代，現(xiàn)階段學(xué)者則普遍認為《金樓子》是一部經(jīng)歷了長期編撰的作品，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鐘仕倫。關(guān)于這個問題，鐘仕倫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金樓子》一書并非一時一地所述，全書各篇的絕筆時間也先后不一”，并考證了部分篇章的成文時間，指出《聚書》當(dāng)成于554年，而全書的絕筆大概也在這年。在后來的研究中，鐘氏又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指出蕭繹自“年在志學(xué)”即開始搜纂《金樓子》，而至遲在中大通二年（530）即開始撰寫此書，由此年至承圣三年（554）絕筆，此書前后耗費二十五年時間，是蕭繹一生追求的目標之一。

《金樓子》并非成書于一時一地這一觀點的提出很有建設(shè)性，解決了諸篇之中存在的年代相異的問題，稍后曹道衡、劉躍進《南北朝編年史》、劉躍進《關(guān)于〈金樓子〉的幾個問題》、興膳宏《梁元帝蕭繹的生涯和〈金樓子〉》等研究皆持相同的觀點。其中，興膳宏更指出《金樓子》寫于蕭繹為湘東王時期，但是在他成為皇帝以后，他還在繼續(xù)寫作，并以《聚書》所提到的承圣二年（553）這個時間點作為蕭繹寫作的最后一年，不過興膳宏先生也指出“如果假以時日，他還會一直寫下去”。相比之下，杜志強卻認為《金樓子》雖然經(jīng)歷了“一個材料的積累和思想的豐富過程”，但其“成書卻并非歷時‘二十余年’”，在分析了《序》等八個篇目的創(chuàng)作時間后，將《金樓子》的編撰時間考定于552年至553年間，即蕭繹登基之后。杜氏的結(jié)論雖然與前所列諸君有所不同，但其觀點可以說正是受到了其影響，二者的不同在于是否將積累的時間算在了編撰的時間之內(nèi)。

現(xiàn)在看來，《金樓子》的編撰確當(dāng)經(jīng)歷了近三十年的時間，而各篇成立的具體時間也很不同，目前《序》、《興王》、《后妃》、《聚書》、《說蕃》、《立言》、《雜記》、《自序》等篇章中有相對明確的時間提示，如《序》中以謚號簡憲稱呼張纘，而簡憲是蕭繹即位后追加給張纘的謚號，《興王》、《說蕃》皆稱蕭衍為高祖，可知皆成于承圣元年（552）之后，而如《后妃》則明確提到“乙丑歲之六月”，“乙丑歲”實即大同十一年（545），或如《雜記》中批評廬陵威王蕭續(xù)時曾提到“兇寇濟江而憑陵京邑”，此當(dāng)在侯景之亂（548—552）中，等等。不過，就像《自序》自當(dāng)完成于書成之時，時必在篇中明確提到的“大兒南征不復(fù)”（“大兒”指蕭方等，卒于太清三年）這一時間點，所以對這些篇章我們也只能說該篇成立于提示之前或之后，不能作進一步的判斷。至于全書成立的時間，我們認為當(dāng)以《聚書》為據(jù)立論，即不早于承圣二年（553）。

說到這里，順帶一提，關(guān)于興膳宏先生“如果假以時日，他還會一直寫下去”的判斷，筆者曾經(jīng)是非常贊同的，不過現(xiàn)在卻持有疑義。今存《金樓子》最末一篇是《自序》，連序言都已經(jīng)寫好，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說明了蕭繹結(jié)束全書之意。更何況在《聚書》中，蕭繹一面說自己“今年四十六歲”，稱“聚書四十年”，按時間推算已是蕭繹稱帝的第二年，另一面卻以河間獻王一介藩王自比，這其中是有非常明確的個體意識的，而這種個體意識實際上與他的帝王身份是有抵牾的。當(dāng)然，前后花了三十幾年來編撰的以圖不朽的著作，如果有充裕的時間卻不加以修改、完善，似乎也不可能，但一來修改、完善不等于“一直寫下去”，二來假如蕭繹真的一直修撰下去，那后世得到的《金樓子》與今日所見的將有很大的不同，畢竟帝位如能穩(wěn)固，身份的不同自然會有眼界的不同。

《金樓子》的全貌，今日已無法窺見，不過從流傳的六卷本來看，《金樓子》的原書能不能有一個清晰的理念在其中，也是很值得懷疑的。這倒不僅僅是要考慮蕭繹的個人才華這個方面，而是準備資料的時間雖然很長，但是最后收尾的時間恐怕不足，太清之亂后留給蕭繹安心編撰此書的時間畢竟不長，也是因此，本書才會以《后妃》、《終制》、《戒子》等與蕭繹個體乃至家族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三篇為核心，借助其他篇章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來看看蕭繹在這部書里所建構(gòu)的理想人格。

1. 《東觀余論》：“但裒萃傳記，殊無衿臆語。”黃伯思著《東觀余論》，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0年，第170頁。
2. 譚獻著《復(fù)堂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7頁。
3. 劉咸炘：“統(tǒng)觀全體，竟是書抄文集，陳言累累，絕少胸中之造，謂之纂言可耳，何謂立乎？”劉咸炘著《劉咸炘學(xué)術(shù)論集·子學(xué)編（下）》，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458頁。
4. （唐）魏徵等撰《隋書》，中華書局，2000年，第1006頁。
5. 同上，第908頁。
6. 王重民著《中國目錄學(xué)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第89頁。
7. （唐）釋道宣撰《續(xù)高僧傳》，收在［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以下簡稱《大正藏》）第50冊，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第427頁。
8. 《金樓子校箋》，第209—210頁。
9. （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1964頁。
10.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队详栯s俎》，中華書局，1981年，第108頁。
11. （唐）段公路纂，（唐）崔龜圖注《北戶錄》卷一，《叢書集成新編》第91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109頁。
12. （宋）袁褧撰，（宋）袁頤續(xù)，尚成校點《楓窗小牘》，收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53—4786頁，引文在第4765頁。尚成在《點校說明》中引述前人關(guān)于《楓窗小牘》作者的諸種說法，云之所以稱“袁褧撰”，乃從《唐宋叢書》本，詳該書第5455頁。
13. 參見鐘仕倫著《〈金樓子〉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第38頁。
14.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2011年，第13862頁。
15.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23頁。
16.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7年，第1463頁。
17. （宋）郭若虛撰，米田水譯注《圖畫見聞志》，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0年，第251頁。
18. 《東觀余論》，第170頁。
19. 《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收在《叢書集成續(xù)編》第67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760頁。
20. 轉(zhuǎn)引自《王國維全集》第七卷《兩浙古刊本考》“文獻通考”條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21. 《叢書集成續(xù)編》第67冊，第762頁。
22. 分別見于《王國維全集》第七卷，第50、55頁。
23. 汪輝祖《書〈金樓子〉后》有“啟而讀之，不惟雙節(jié)贈言無恙也，太史從《永樂大典》輯錄《金樓子》六卷，命致鮑君以文者，亦儼然在焉”之句，是文收在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金樓子》之后，引自《金樓子校箋》，第1383頁。
24. 鐘仕倫在《〈金樓子〉研究》中提出朱氏附訂了25條（詳原書第42頁），劉洪波在《〈金樓子·興王〉校讀札記》中指出應(yīng)為26條，從劉氏說。
25.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卷十二“雜家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6頁。不同版本的《郡齋讀書志》關(guān)于《金樓子》篇數(shù)的記載有所不同，如衢本就記為“書十篇”，孫猛考校諸本，核之以《四庫全書總目》所敘，以為“（《金樓子》）原本當(dāng)為十五篇，近是，疑原本、諸衢本脫‘五’字”。本文取“十五篇”的說法。
26. 《四庫全書總目》，第3038頁。
27. 《金樓子校箋》，第549—550頁。
28. 《金樓子校箋》，第603頁。
29. 語出《立言上》，見《金樓子校箋》，第798頁。
30. 《金樓子校箋》，第444頁。
31. 陳志平著《〈金樓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38頁。
32. 見《關(guān)于梁元帝的〈金樓子〉》。
33. 田曉菲撰《諸子的黃昏：中國中古時代的子書》，載于《中國文化》，2007年27期，第71頁。
34.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中華書局，2000年，第3319—3320頁。
35. （漢）班固撰《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36. 《史記》，第3296頁。
37. （宋）王堯臣等撰，（清）錢東垣等輯釋，（清）錢侗補遺《崇文總目輯釋》，《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1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4頁。
38. 鐘仕倫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討論首見于發(fā)表于1993年的《讀〈金樓子〉書后》，在后來的《〈金樓子〉研究》中，他進一步完善了他的推理，但觀點基本未變，說詳原書第一章第一節(jié)“《金樓子》的成書時間”，第4—7頁。
39. 鐘仕倫撰《讀〈金樓子〉書后》，《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3年第4期，第74—79頁。
40. 見《〈金樓子〉成書時間考辨》，《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4年第5期，第149頁。
41. 興膳宏著，戴燕譯《梁元帝蕭繹的生涯和〈金樓子〉》，《異域之眼——興膳宏中國古典論集》，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158頁。此文日本版原載于《六朝學(xué)術(shù)學(xué)會報》第二集，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