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妃之德性
在中國古代，后妃非一般的女性可比，她們的出身、在婚姻中的地位、對于子女的教養(yǎng)，等等，在政治上都有著相當(dāng)?shù)挠绊懥?。因此，歷來的史書，無論是否設(shè)立專門的篇章，都不能不處理后妃的問題。蕭繹身為皇家子弟，自然是很懂得這個道理，他的《金樓子》中就寫及歷代的后妃，更設(shè)《后妃》專章，其中對于后妃的書寫頗可玩味。而正因為蕭繹的特殊身份，我們可以想見的是其后妃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其女性觀念重合的，因此要討論蕭繹的后妃觀乃至女性觀，我們恐怕都得從《后妃》說起。
第一節(jié) 殘破的《后妃》
就清輯本《金樓子》來說，《后妃》還算是篇幅較長的一篇，僅蕭繹親為母親撰寫的小傳就有近1900字（不計標(biāo)點），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的是整個篇章殘損得比較嚴(yán)重，其中有些條目只剩下幾句話，更可推想的是，原文中必定還有其他的條目，只是那些條目已經(jīng)徹底散佚了。我們現(xiàn)在能做的是，在現(xiàn)有《后妃》特別是相對完整的《阮修容傳》的基礎(chǔ)上來考察蕭繹的思想觀念，這也是現(xiàn)代學(xué)者通常采用的研究方式，如日本的興膳宏先生在《由兒子寫的一篇母親傳——關(guān)于〈金樓子〉后妃傳》那樣。而《金樓子》本身材料來源的復(fù)雜，和它并非足本的前提，使得我們要探討作者的思想，就必須先來探討該篇能否反映作者的思想或者說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思想，這就要求我們對該篇的存佚狀況與編撰體例作簡要說明。
一、清輯本《后妃》的基本面貌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nèi)皂毾瓤此膸祓^臣關(guān)于《金樓子》的介紹：
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脫逸。然中間《興王》、《戒子》、《聚書》、《說蕃》、《立言》、《著書》、《捷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雖攙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謹(jǐn)詳加裒綴，參考互訂，厘為六卷。
從這段文字不難看出，四庫館臣在輯錄《后妃》時，此篇條目雖分明，但已不是首尾完整，只有篇前小序還算保留完好。而所存的條目計有七條，除第一條為“篇端序述”，其余六條分別敘舜有虞二妃（二妃事在一條）、湯妃有
氏、東漢光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梁宣修容等六人事跡，其中，敘有虞二妃、湯妃有氏、梁宣修容事之三條，首尾完整，而敘光烈陰皇后事二條、明德馬皇后事一條則明顯為殘文。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阮修容傳》。與《興王》中稱道父親的德性一樣，這篇文字也極言母親故去產(chǎn)生的影響以表達(dá)母親的德性，不過，對母親的感情明顯更為細(xì)膩而深摯。對于“生自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尤其是患病之時母親始終不離左右照顧自己的蕭繹來說，與父親的感情自然是不能與對母親的感情相比的，也因此，相較于對父親史傳式的記述，蕭繹對母親的記述更像是一篇悼文。如《阮修容傳》中曾自述：
繹始學(xué)弱年，患眼之始，衣不解帶，冬則不近炎火，夏則不敢風(fēng)涼，如此者離寒暑也。
要照顧一位冬天不能近炎火，夏天不能被風(fēng)吹的孩子，阮修容所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然而直到寫到母親過世以后，蕭繹方才寫出母子間這些細(xì)膩而動人的細(xì)節(jié)，可知蕭繹是有意將對母親生平的敘述與對母親的思念分開的。在本篇的大半文字里，蕭繹一直試圖以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敘述母親的生平。加之，此篇與其他后妃的傳記同歸于《后妃》，基于對蕭繹撰寫《后妃》意圖的揣測，我們在分析中仍是將其作為傳記而非悼文處理。
最后還要說的是，《后妃》之末沒有小結(jié)。無論是該篇原就沒有小結(jié)，還是如我們假設(shè)的，小結(jié)在流傳中散佚了，對于我們要弄清楚蕭繹撰寫《后妃》的意旨都增加了困難，它使得我們必須分析現(xiàn)有的內(nèi)容以推測作者的意圖。
二、《后妃》的編撰體例
今存《后妃》有缺文，這對于解讀蕭繹的思想無疑造成了障礙，好在不僅有虞二妃、湯妃有氏的傳記有跡可查，便是僅存片言只語的陰、馬二皇后的事跡也并非無跡可尋，現(xiàn)在我們就從現(xiàn)存內(nèi)容出發(fā)，試著從編撰體例入手查找諸條內(nèi)容的材料來源，為完整理解蕭繹的撰作意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一）“有虞二妃”條
歷來關(guān)于有虞二妃事跡的記載很多，然而以內(nèi)容論之，《金樓子·有虞二妃傳》與劉向《列女傳·有虞二妃傳》所記最為相近。以涂廩事為例，今傳文獻中除《列女傳》外，《孟子》、《史記》亦載此事，今錄諸書所記如下：
瞽叟使涂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涂廩，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彼醇戎螐[，瞽叟焚廩，舜飛去。（《金樓子·有虞二妃傳》）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sup>（《孟子·萬章上》）
瞽叟尚復(fù)欲殺之，使舜上涂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史記·五帝本紀(jì)》）
使涂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列女傳》）
不難看出，關(guān)于這件事，《孟子》只寫了父親瞽叟的謀害，沒有說到舜的應(yīng)對，《史記》則僅描述了舜一人的行為，整個事件與二妃無關(guān)。而在《列女傳》、《金樓子》中則有了有虞二妃的輔佐。這至少說明《金樓子》中這段材料與《列女傳》有相近的材料來源。
而觀兩書今所存文獻，對同一件事的記載也略有差異。再對照《金樓子》中的文字，不難發(fā)現(xiàn)二女的回答并不相同?！读信畟鳌穬H有“往哉”二字，《金樓子》則為“衣鳥工往”，后者明顯帶有神話特色，而前者則無。關(guān)于“浚井”的記載亦如此。今傳《列女傳》中沒有的信息，當(dāng)然不意味著過去的版本中沒有，宋人曾慥《類說》所錄的《列女傳》中就存有這段記載的異文：
瞽叟使舜涂廩。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往哉。鵲汝衣裳，鳥工往?！狈?，使舜浚井。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sup>
所謂“鵲汝衣裳，鳥工往”與“衣鳥工往”意思相同，后者恐正是從前者簡省而來。“衣龍工往”亦同。曾慥為北宋末南宋初人，其所見《列女傳》有“衣鳥工往”之類頗似神話的記錄，這就更加說明《金樓子·有虞二妃傳》內(nèi)容與《列女傳·有虞二妃傳》關(guān)系緊密。盡管以內(nèi)容記，蕭繹所記要較劉向所記為少，如《列女傳》中有對舜家庭情況的介紹，而《金樓子》無；又有瞽叟詔舜飲酒而乘醉殺舜之事，《金樓子》亦無；又有舜妹“與二嫂諧”及舜在田里哭父母欲害己之事，亦無。不過，蕭繹素喜節(jié)略材料以表達(dá)自己的意思，而從所記事件之豐富、敘事之宗旨等角度來看，蕭繹此條內(nèi)容當(dāng)摘抄自《列女傳》。
（二）“湯妃有氏”條
《金樓子·有氏傳》云：
湯妃，有氏之女也。殷湯娶為妃，生三子，太丁、仲壬、外丙，亦明教訓(xùn)、致其功。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妃領(lǐng)九嬪，后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伊尹為之媵臣，與之入殷，卒致王功。君子謂有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毖再t女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之謂也。
今傳《列女傳·有氏傳》云：
湯妃有者，有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xùn)，致其功。有之妃湯也，統(tǒng)領(lǐng)九嬪，后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对姟吩疲骸榜厚皇缗雍缅?。”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之謂也。
上引兩段文字，內(nèi)容差別極小，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湯妃有氏”條同《列女傳》一樣用《詩經(jīng)》“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其他相關(guān)資料中不見引詩，而以《詩經(jīng)》中句子作總結(jié)則是《列女傳》一大特點。
又，《太平御覽》引《列女傳》云：
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伊尹為之勝臣，佐湯致王。訓(xùn)正后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
《太平御覽》在引書時雖然有時并不照抄原文，且此條內(nèi)容與今傳《列女傳》、《金樓子》記事順序并不一致，但是其較今傳《列女傳》多出“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一句，而此句亦見于《金樓子》，這不但是說其所據(jù)恐非今傳《列女傳》內(nèi)容，且可為《金樓子》省抄《列女傳》的側(cè)證。
總之，“湯妃有氏”條亦當(dāng)摘抄自劉向《列女傳》。
（三）陰皇后事二條
《后妃》中陰、馬二皇后的傳記已經(jīng)殘損，今以其所記陰皇后事二條為例，試將其與現(xiàn)存蕭梁或更早時代的相關(guān)記載作以對比。
《后妃》云：
光烈陰后麗華，南陽新野人也。初，漢世祖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后至長安，見執(zhí)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dāng)作執(zhí)金吾，娶妻當(dāng)?shù)藐廂惾A?！?sup>
僅從所記內(nèi)容出發(fā)，查檢諸書，得相似記載如下：
上微時，過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后至長安，見執(zhí)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dāng)作執(zhí)金吾，娶妻當(dāng)?shù)藐廂惾A?！备荚晁旒{后于宛。（《東觀漢記》）
陰后，南陽新野人。（袁宏《后漢紀(jì)·光武皇帝紀(jì)第七》）
光武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名麗華，宣思（《后漢書》作“恩”）哀侯陸女也。陸卒后，女年十九，兄識嫁與世祖，納后于宛當(dāng)成里。以后性寬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dāng)。男為東海王。十七年，郭皇后廢后，立為皇后。十九年，太子強廢，東海王為太子。（司馬彪《續(xù)漢書·后妃傳》）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后至長安，見執(zhí)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dāng)作執(zhí)金吾，娶妻當(dāng)?shù)藐廂惾A。”（范曄《后漢書》）
因所見材料有限，所得諸條皆來自后漢諸史。上引諸條中，《后漢紀(jì)》中無“仕宦當(dāng)作執(zhí)金吾”之句，顯然與《后妃》不同，而《東觀漢記》與范曄《后漢書》則與《后妃》所載較為相似?！独m(xù)漢書》輯自《太平御覽》，此節(jié)首尾完整，似亦無“仕宦”之嘆。
又，《后妃》云：
漢世祖時，追爵，謚陰貴人父為宣恩哀侯。
相似記載如下：
光武封新野主子鄧泛為吳侯……后父陰睦為宣恩侯。（《東觀漢記·光武皇帝紀(jì)》）
建武三年，追尊貴人父睦為宣恩侯。睦，皇后父也。（《東觀漢記·陰睦傳》）
追爵謚后父隆為宣恩侯，以兄識為侍中，封原鹿侯，識弟興為期門仆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后漢紀(jì)·光武皇帝紀(jì)第七》）
光武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名麗華，宣思哀侯陸女也。（《續(xù)漢書·后妃傳》）
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弟訢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后漢書·陰后紀(jì)》）
上錄五條中，前二條皆出自《東觀漢記》，然一出《光武皇帝紀(jì)》，一出《陰睦傳》（或曰《陰識傳》），而《陰皇后傳》則無此內(nèi)容，或在散佚文字中，今不得而知。以《后妃》言及謚號之事看來，其所記更近于袁宏《后漢紀(jì)》與范曄《后漢書》。
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云：“至于《后漢》紀(jì)傳，發(fā)源《東觀》。”則后漢諸史內(nèi)容上皆祖于《東觀漢記》，故《后妃》中所存陰、馬二皇后三條故事并見于《東觀漢記》也就不足為奇了。又，形式上，后漢史有紀(jì)傳、編年二史，劉知幾《史通·六家》中云：“為紀(jì)傳者則規(guī)模班、馬，創(chuàng)編年者則議擬荀、袁?！?sup>紀(jì)傳體中陰、馬二皇后自然入傳體，而編年體至袁宏也發(fā)生了重大變革，即“《后漢紀(jì)》在編撰方法上除具有編年記事的基本要求外，還有自身的特點，這就是它吸收了傳記體記人的優(yōu)點，以容納眾多的人物的言行。具體說來，就是在記事的同時，把與此事有關(guān)的、時間相近的一些人物連帶著寫出，或把一人發(fā)生于不同時間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寫出，此即袁宏稱作‘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也就是說，即便是在編年體后漢史中，陰、馬二皇后亦以傳記形式出現(xiàn)。
雖然看上去諸條之間差異不大，有時候這幾種記載更相似，有時候那幾種記載又更相似，然而只要將二條并看就會發(fā)現(xiàn)，二事在他書中多在兩傳之中，唯范曄《后漢書·皇后紀(jì)》并敘二事。
（四）馬皇后事一條
《后妃》云：
漢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發(fā)。
因內(nèi)容查檢諸書得兩條相似記載如下：
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發(fā)。（《東觀漢記·明德馬皇后傳》）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發(fā)。（《后漢書·明德馬皇后紀(jì)》）
《東觀漢記》中有“青白色”一語，而范曄《后漢書》無。純以內(nèi)容計，蕭繹《后妃》似更近于后者，這與陰皇后事跡的可能來源頗為相近。
固然蕭繹不必盡抄范曄《后漢書》，且如前所述，后漢諸史祖述《東觀漢記》，雖然其中不少史書都散佚了，以至于其中是否有陰、馬二皇后傳記或是傳記中是否近于《后妃》所記亦很難確定，不過，如果我們稍退一步，約略可以得出蕭繹所敘陰、馬二皇后事當(dāng)來自后漢諸史之結(jié)論，這確是沒有異議的。我們不妨先從梁代人對于后漢諸史的整理工作說起：
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xù)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后漢事四十余卷。（《梁書·裴子野傳》）
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xué)，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庇植杀娂摇逗鬂h》，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子顯所著《后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梁書·蕭子顯傳》）
緬少勤學(xué)，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后漢及晉代眾家……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余卷。抄《后漢》、《晉書》，眾家異同，為《后漢紀(jì)》四十卷，《晉抄》三十卷。（《梁書·張緬傳》）
以上三家，蕭子顯（487—537）與張緬（490—531）皆有考證諸家后漢史異同之舉，而裴子野（469—530）“抄合后漢事”似亦有考證異同之意。然后者只有抄史之事，而張緬、蕭子顯更在考證異同的基礎(chǔ)上編撰漢史。在《隋志》中，除張緬《后漢略》尚有二十五卷外，蕭子顯《后漢書》一百卷雖見著錄但也標(biāo)明已亡，而裴子野的后漢史抄并無記錄，想來他只進行了抄合，而未作進一步的工作。三人之中，蕭子顯為蕭繹族叔，裴子野更被蕭繹稱為知己，至于張緬則是蕭衍舅父張弘策之子，算來是蕭繹的表叔，且其弟張纘被蕭繹目為知己。
又，《梁書·王規(guī)傳》云：
規(guī)集《后漢》眾家異同，注《續(xù)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王規(guī)（492—536）所注漢史為《續(xù)漢書》，似即司馬彪所撰。王規(guī)本就出身高門，自身為昭明太子所禮，其妹即簡文帝蕭綱王皇后，雖曾以“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回絕蕭繹屬為酒令之事，但也曾一同被蕭綱召集起來編纂《法寶連璧》，且其子王褒亦為蕭繹所重。
初，昭伯父肜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jì)》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都⒑鬂h》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梁書·劉昭傳》）
均注范曄《后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xù)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梁書·吳均》）
方等注范曄《后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于世。（《梁書·蕭方等傳》）
劉昭、吳均（469—520）、蕭方等（528—549）所注者均為范曄《后漢書》。其中，方等即蕭繹之子。
不難看出，在蕭梁時代，后漢史得到了相當(dāng)?shù)闹匾?，像劉昭、裴子野這樣幾乎可以算是生活在史學(xué)世家中的人都對后漢史的采集工作很感興趣，并積極投入到注后漢書的工作中去。而雜采諸家，考證異同以注后漢史的人中，直言注范曄《后漢書》的就有三家，內(nèi)中就有蕭繹的兒子蕭方等。即便放大到抄合、考證、注釋、編撰后漢諸史的人中，與蕭繹關(guān)系密切至少有往來者又占了多數(shù)，因此蕭繹采后漢諸史而撰《后妃》乃至整部《金樓子》也是很正常的事，更不要說在他自己所聚集的圖書中亦有后漢史的存在，其《聚書》云：
又聚得元嘉《后漢》并《史記》、《續(xù)漢春秋》、《周官》、《尚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余卷。
又云：
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后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后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xì)。
從上引兩條材料中可知，蕭繹不但曾收集了《后漢書》，且收集了不止一種。兩條材料中，前云“元嘉《后漢》”，后云“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xì)”，于前者強調(diào)其時代稍遠(yuǎn)，于后者則強調(diào)其版本精細(xì)，且不論此二書是否為范曄《后漢書》。以蕭繹所用之口吻看來，對二書必當(dāng)十分重視。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蕭繹“躬自搜纂，以為一家之言”之意。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為后漢史作注者一樣，蕭繹很可能就是在相關(guān)資料中尋一范本，略考異同，各成故事然后匯成一篇。陰皇后事是如此，馬皇后事顯然亦應(yīng)如此。
綜上，今傳《后妃》中首尾二條以外的內(nèi)容當(dāng)是對前人傳記的摘抄和改寫。雖然今傳《后妃》并不完整，但是從現(xiàn)有諸條來看，其他部分的編撰亦當(dāng)與現(xiàn)存諸條的編撰方式相近，而此篇當(dāng)為后妃類傳無疑。
而從今存數(shù)條來自《列女傳》與后漢諸史看來，作者在材料的來源上當(dāng)是有所選擇的，此不但與作者重史之思想有關(guān)，亦與后妃類傳的淵源有關(guān)，此將在下文進一步說明。
第二節(jié) 《后妃》的內(nèi)容
《后妃》現(xiàn)存六人傳記中，陰、馬二皇后的傳記已殘損，而有虞二妃、湯妃有氏與梁宣修容等三人的傳記基本上首尾完整，尤其后者為蕭繹親撰，最能體現(xiàn)出作者的意圖。蕭繹在傳記中說母親有“賢明之稱，女師之德。言為閨門之則，行為椒蘭之表”。不難想象，在蕭繹的心目中，母親以其賢明堪為女師，其言行不但可以為閨門女子垂范，更是后宮女子的代表。也因此，要分析《后妃》的內(nèi)容與主旨就不能不以《阮修容傳》為線索，并與《有虞二妃傳》、《湯妃有氏傳》對讀，再以后漢諸史所記陰、馬二皇后事為輔，以分析《后妃》記述的重點。為了方便討論，本文打算照儒家對于女性人生軌跡分段的策略，按以下三個階段來探討。
一、未嫁之先
《阮修容傳》一開篇先介紹了阮修容的家世背景，這在傳記一體中比較常見。其祖父石元恭為武騎常侍，劉宋時，散騎常侍位在三品，尚不算低，至修容父親石靈寶則為奉朝請，據(jù)《南齊書·百官志》云“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余人”，從這里大概可以知道其家本為寒門，躍升到三品是偶然的事件。不過阮修容卻生在祖父為散騎常侍前后，算是趕上了家里光景最好的時候，而她自己也的確很不普通，不但生而靈異，且自幼聰明，“年數(shù)歲，能誦《三都賦》，《五經(jīng)》指歸，過目便解”。按照后漢諸史的記載，馬后曾得筮者和相者必當(dāng)大貴之?dāng)嘌?，而在范曄《后漢書》中更記載了馬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之事。阮修容出生時的靈異事件及小時候的讀書狀況與此頗可對應(yīng)。
當(dāng)然，阮修容也并不是一個書呆子，在父親“永明之朝，密勿王事，與茹法亮、紀(jì)僧真對直，多在禁省，不得休外處分家計”之時，作為長女，阮修容負(fù)責(zé)打點家里上上下下的事務(wù)，照顧母親，愛護弟妹，而使家庭和睦。在有虞二妃、湯妃有氏、陰皇后的故事里，極少寫及她們在家時之狀況，尤其不寫她們處治家事，不過馬皇后卻不同。范曄《后漢書·馬皇后紀(jì)》在介紹了馬皇后的身世以后，再敘其父馬援死后，其兄客卿早夭，母親藺氏因而悲痛欲絕，精神恍惚，在這種情形下，馬皇后雖年僅十歲，卻“干理家事，敕制僮御，內(nèi)外咨稟，事同成人”。雖然家世不同，一出身低級武官之家，一為罪臣之女，但二者卻都有“干理家事”之能。中國人常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從她們年少時的能力也不難想象她們?nèi)蘸笤谔幚矸蚣沂聞?wù)上的表現(xiàn)。
隆昌元年（494），阮修容因為有了齊武帝的寵妃荀昭容的推薦，在齊武帝的首肯下得以入宮。關(guān)于阮修容入宮前后的具體細(xì)節(jié)，筆者擬于下節(jié)展開討論，這里只作一個說明，即阮修容大約是經(jīng)過了后宮遴選女子的一般過程，最后憑借良家子的身份進入了后宮。《后妃》中，除了湯妃有氏的入宮未有記錄外，有虞二妃的出嫁是她們的父親堯想要借考察舜的治家能力以了解其治國之能故而將女兒嫁給他。而陰皇后的出嫁雖然在本傳中記載得較為簡略，但是我們只要將在這前后發(fā)生的事情聯(lián)系起來就會發(fā)現(xiàn)這并非一個簡單的事件。
盡管劉秀曾發(fā)出過“仕宦當(dāng)作執(zhí)金吾，娶妻當(dāng)?shù)藐廂惾A”的感嘆，余英時在《東漢政權(quán)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guān)系》中卻提出：“陰氏亦為大族，觀陰識所率宗親子弟之多可知。故疑光武娶陰麗華亦兼有交結(jié)之意，不僅因陰氏之色也?！?sup>王莽地皇四年（23），劉秀的兄長劉演被殺害。當(dāng)初劉演起兵時，陰識帶領(lǐng)子弟、宗族及賓客隨附，劉演起兵時一共也不過糾集了七八千人，而陰識帶來的部眾就有千余人之多。在這種情況下，劉演之死對于陰識來說是一個災(zāi)難。劉秀因劉演之死轉(zhuǎn)去了宛地，陰識也在宛，而恰恰是在這個月，劉秀娶了陰后，聯(lián)姻之意，不言而喻。
相較之下，阮修容的進宮則顯得更接近于范曄筆下的馬皇后，馬皇后是在光武帝的首肯下得以入太子?xùn)|宮。因為卜筮者的占卜結(jié)果和從兄馬嚴(yán)的建議，太夫人藺氏退掉了陷害馬援的竇家的婚事，而求進三女于掖庭，馬嚴(yán)即上書光武帝請求允許馬皇后姐妹三人參與后宮女子的遴選活動。正像阮修容得了荀昭華的推薦，馬皇后顯然也得了光武帝的“法外開恩”，得以列入備選名單之中，最終入宮。
至此，我們看到的是幾位后妃出嫁前的狀況。《后妃》于湯妃有氏出嫁前的情況未有說明，對于娥皇、女英二妃則一筆帶過，今所存諸條中唯有阮修容出嫁前的情況保存得非常詳細(xì)。至于陰、馬二皇后，借助后漢諸史的記載，我們會發(fā)現(xiàn)對于前者未嫁之前的介紹也并不多，但是對于后者的介紹卻是相當(dāng)詳細(xì)的，甚至晚于其后近五百年的阮修容出嫁前的情況在很多方面都可與之對應(yīng)起來。
按《儀禮·喪服》的說法，“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后妃們自也當(dāng)同尋常女子一般，未嫁之先理應(yīng)從父，如有虞二妃為父遣嫁，陰皇后幼年喪父，出嫁之事，則有兄長陰識做主，然而，馬、阮二氏卻并非如此。我們當(dāng)然可以從她們的家庭環(huán)境中分析出她們與眾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如馬皇后父喪母病，而阮修容父親忙于公干不得回家處治家事。也就是說，這兩位后妃不守禮法“干理家事”的背后有著不得不的原因。不過，無論是袁宏、范曄還是蕭繹，對于他們來說，這并不是敘述的重點，他們所要強調(diào)的是馬皇后掌管后宮之能，阮修容為蕭遙光掌理家事、為兒子蕭繹治家之能皆可從她們幼年“干理家事”中一窺端倪。
二、出嫁從夫
在進入具體的分析之前，我們先不妨以現(xiàn)存相對完整的三篇傳記為例，來看看《后妃》記事的重點：
《有虞二妃傳》中先后言及有虞二妃、堯、四岳、舜、瞽叟、象等人物。內(nèi)中涉及堯嫁二女于舜、二女助舜逃廩事、二女助舜逃井事、二女助舜嗣位事等，不難看出所及之故事主要是圍繞有虞二妃與舜展開的。
《湯妃有氏傳》中先后言及湯妃有氏、殷湯、太丁、仲壬、外丙、伊尹。此傳涉及有氏為湯育子、明教訓(xùn)、整治后宮、引伊尹入殷諸事，所及故事之核心顯然是有氏與湯。
《阮修容傳》內(nèi)容非常豐富，所及人物、事件眾多，此不一一贅舉。不過，以文字計，自阮修容入郁林王后宮以后事顯然遠(yuǎn)超過修容在家時之記述，而記隨蕭繹出藩后事之文字又更多些。
至于陰、馬二皇后之記載雖已殘損，不過觀后漢諸史之記述重點也與上三條狀況相似，即記在家事相對少些，出嫁事多些。詳及范曄所記馬皇后諸事，則為太后事又較他事為多。雖然后漢諸史中陰、馬二皇后的資料未必盡為蕭繹所取，但是至少在蕭繹可見的史料中是有分量的。
綜上，正如歷來后妃傳記一樣，蕭繹《后妃》將后妃出嫁而為人妻的身份作為記述的重點，其小序已明言如下：
夫以坤維厚載，實配乾道；月以陰精，用扶陽德。故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亂興乎周室，其所以卜世隆長，誠有以矣。
在這一段文字中，蕭繹所要表達(dá)的是他對于君主和后妃關(guān)系的認(rèn)識。首先，他以“坤”對“乾”、以“陰”對“陽”的從屬地位來表達(dá)他對君主、后妃關(guān)系中后妃地位的判斷，顯然他也是以后妃來配天作和“輔佐天子”的。緊接著，蕭繹提出后妃有“求賢審臣”的作用，這可以看作是“輔佐天子”的一種方式。而在最后一句中，蕭繹表示虞、周王朝的興衰與有虞二妃、文王之母大任有著莫大的關(guān)聯(lián)，這也就從正面肯定了賢妃“輔佐天子”的結(jié)果。蕭繹正是抱持著這樣的態(tài)度來書寫后妃的事跡，而本文則要從每一位后妃的事跡中，尋找她們“輔佐天子”的部分。
仍從阮修容事說起。
將《梁書》、《南史》、《建康實錄》本傳與《金樓子·阮修容傳》對照讀來，阮修容先后事齊郁林王蕭昭業(yè)、始安王蕭遙光，遙光敗后入東昏侯后宮，又于梁武天監(jiān)元年（502）被梁武帝納為臺采女。四傳之中，前三者記載較略，且多以阮修容生子為主要內(nèi)容，而后者則遠(yuǎn)較前三傳詳細(xì)，不過即便如此，其中亦無關(guān)于阮修容入東昏宮后具體故事的記載，是知阮修容在遙光敗后入東昏宮的兩三年間，其過程幾可忽略不計。也因此，蕭繹在寫母親為人妻的身份時，以其與蕭昭業(yè)、蕭遙光的故事為主，稍及于入蕭衍后宮之故事。
按蕭繹的記載，阮修容入蕭昭業(yè)的后宮是在隆昌元年（494），這一年阮修容十八歲。在蕭昭業(yè)后宮時，阮修容并未獲得任何封號，而且這一段經(jīng)歷對于歷史的影響也較小，故南朝諸史對這一段全無記載，但是蕭繹身為兒子，卻得以了解史家所不知道的秘辛：
時值少主失德，好為虐戲，手刺禽鳥，必斂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嚴(yán)憚，乃反賜金錢，前后無算。
興膳宏說：“阮修容本人也往往因他蒙受了很多災(zāi)難，可是她很耐心地努力糾正這個青年皇帝的糜爛生活?！?sup>指的大概就是這件事。其實關(guān)于阮修容在蕭昭業(yè)后宮的經(jīng)歷，蕭繹主要寫了三件事情，一為此事，而另外一件則見于《箴戒》中“齊郁林王既嗣位，嘗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xí)浴?sup>事。此條為《太平御覽》所引：“《金樓子》曰：齊郁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xí)?，每夜輒得十籃?！贝撕蠓灿袅滞醮淌笫露嘧槌鲎浴督饦亲印?。這一條極有可能就是阮修容告訴蕭繹的，而阮修容恐也如興膳宏所說因為蕭昭業(yè)遭受了很多災(zāi)難。不過，阮修容也并不因此就參與到蕭昭業(yè)的行為中去，蕭繹用“斂容正色”四字來表現(xiàn)阮修容的態(tài)度，而從“少主非直深加嚴(yán)憚”一句看來，阮修容大抵還對他有所勸誡，可惜這并不能感動蕭昭業(yè)，他仍然過著荒唐的生活，最多也就是為她的勇敢獎賞些錢財罷了。第三件正是往家里寄錢之事，即將蕭昭業(yè)賞賜的金錢寄給父母以作家用，這一點充分體現(xiàn)出阮修容對于父母的孝順與對家人的關(guān)心。
及為蕭遙光所聘后，阮修容曾兩度向蕭遙光建言，一為東昏侯向遙光求金事，一為遙光欲謀逆事，都不被接納。以第二事為例。蕭繹記之曰：
后遙光還東第，又諫曰：“駟馬高蓋，其憂實重。少主貪虐，不過欲得州城，不如稱老歸第，于事為善。若其不爾，悔將何及！”
《南齊書》云：“潛謀將發(fā)，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fù)入臺……”蕭遙光等謀逆之事已為東昏侯所覺察，在這種情況下阮修容建議他退隱，他沒有接受，并且在東昏侯要召見他時，臨時起兵，結(jié)果兵敗后在東第被殺。又及，蕭遙光死后，“其子詡等并多躓弊，悉皆贍恤，饑寒俱解”。阮修容的所為真算是仁至義盡了。以上諸事記阮修容對于丈夫的諫言，郁林王事中顯其正氣，而遙光事中見其智慧。
除了諫言以外，蕭繹記錄了母親在遙光府中的另外一項活動——“專掌內(nèi)政”，其傳曰：
專掌內(nèi)政，承上接下，莫不得中。遙光非王氏不被禮遇，每因哂戲之際，同類多侮慢王氏，修容每盡禮謹(jǐn)肅，王氏恒釃酒酹地曰：“將使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在歷次嫁人的經(jīng)歷中，唯在蕭遙光府中，阮修容得到了重用，所謂“專掌內(nèi)政”說明其地位已經(jīng)相當(dāng)于正妃了。而她也發(fā)揮了自己治理家事之能，從“承上接下，莫不得中”一語中可以看出她在處理家庭關(guān)系上的能力。而面對不被禮遇的遙光妃王氏，阮氏并不與其他人一樣侮慢她，反而盡禮謹(jǐn)肅。
與阮修容相比，有虞二妃的身份要高貴得多，可是她們也并不“驕盈怠慢”，反而“謙讓恭儉，思盡婦道”。從“驕盈怠慢”與“謙讓恭儉”的對比中，也不難想象有虞二妃的“思盡婦道”中也有“承上接下，莫不得中”之意。而《后妃》稱湯妃有氏“領(lǐng)九嬪，后宮有序”顯然亦有此意。
又，范曄《皇后紀(jì)》中敘述了馬皇后同樣的作風(fēng)：
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
從這句話中，我們不但看到馬皇后遵守上下有別、尊卑有別的禮法，也不難發(fā)現(xiàn)諸人事跡中，馬、阮二氏事仍最為相像。
綜上，有德性的后妃在后宮之中要遵守禮法，能對上奉承長輩，對待同列則有友與之情，從而使后宮上下有序，內(nèi)外有別。
至于阮修容在梁武帝后宮經(jīng)歷的相關(guān)記載本就不多，《阮修容傳》所記也很有限：
天監(jiān)元年，選入為臺采女。賜姓阮氏，進位為修容。于是辨物書數(shù)，詔獻種稑。
在梁代，修容雖為九嬪之末，但阮氏“進位為修容”后，身份已不低。按《周禮》，后宮女子因身份不同，需要掌握不同的知識，而所謂“辨物書數(shù)，詔獻種稑”，就是一種阮氏進位修容以后所須進行的相應(yīng)的活動，其中“辨物書數(shù)”屬于一種學(xué)習(xí)活動，內(nèi)中所及多與禮制相關(guān)，而“詔獻種稑”則屬于一種示范性活動。其實，阮修容對于禮制一貫是重視的。待到為梁武帝所納后，她對于禮法更加重視，《后妃》所謂“家人有善，莫不仰則”就是說當(dāng)有下人熟悉禮法時，阮修容會主動請教?？傊?，阮修容的“辨物書數(shù)，詔獻種稑”實際上是在克盡后妃之職能。
禮儀以外，阮修容也開始修習(xí)佛經(jīng)：
初習(xí)《凈名經(jīng)》義，備該元理，權(quán)實之道，妙極沙門。末持《雜阿毗曇心論》，精研無比，一時稱首。三十年中，恒自講說，自為《雜心講疏》，廣有宏益。繹始習(xí)物名，示以無誑。及在幼學(xué)，親承慈訓(xùn)。繹始習(xí)方物名，示以無誑。初受《孝經(jīng)》、《正覽》、《論語》、《毛詩》。
阮修容所修習(xí)的《凈名經(jīng)》是什么呢？《梁書·武帝紀(jì)》說梁武帝“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制《涅盤》、《大品》、《凈名》、《三慧》諸經(jīng)義記，復(fù)數(shù)百卷”。梁武帝篤信佛法，尤其擅長闡釋佛典，而在所撰的闡釋佛經(jīng)的作品中，就有《制旨凈名經(jīng)義記》。又，據(jù)《出三藏記集》將《皇帝敕凈名志上出入記第七》置于《皇帝天監(jiān)五年四月八日樂游大會記第八》之前，則梁武帝修習(xí)《凈名經(jīng)》的時間當(dāng)不晚于天監(jiān)五年（506）。此外，梁武帝的另一個妃子丁貴嬪的修習(xí)佛法，尤其是修習(xí)《凈名經(jīng)》也是受了梁武帝的影響。這些都說明阮修容的修佛在相當(dāng)程度上受到梁武帝的影響。
而蕭繹在說及母親對自己的教育時，提到了《孝經(jīng)》、《正覽》、《論語》、《毛詩》等四部書籍。這其中《孝經(jīng)》、《論語》在當(dāng)時是常見的蒙書，蘭陵蕭氏亦如此，詳見于下文中關(guān)于《戒子》的討論，此不贅言。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武帝諸子并習(xí)的《孝經(jīng)》、《論語》之外，蕭繹亦受《正覽》、《毛詩》。
據(jù)《梁書·武帝紀(jì)》載：
雖萬機多務(wù)，猶卷不輟手，燃燭側(cè)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jīng)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開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zhì)疑，高祖皆為解釋。修飾國學(xué)，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jīng)》博士。
武帝的作品中，《孔子正言》大概與《論語》有些關(guān)系，其余二書觀其書名即知所闡釋的當(dāng)為《孝經(jīng)》、《毛詩》。又，先言“雖萬機多務(wù)，猶卷不輟手，燃燭側(cè)光，常至戊夜”，后云“立五館，置《五經(jīng)》博士”事，知文中所引諸書當(dāng)造于此前，而梁武帝“立五館，置《五經(jīng)》博士”事在天監(jiān)四年（505），彼時蕭繹尚未出生。由是，阮修容為蕭繹選擇的蒙學(xué)書籍不但合于潮流，更合于梁武帝的偏好。
其實，蕭繹幼時并非僅僅學(xué)習(xí)了他所羅列的四部書籍。據(jù)《梁書·元帝紀(jì)》云：“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fā)。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嘆。”可以說，誦《曲禮》是蕭繹幼年時候的得意之事。又，《金樓子·聚書》云：“初出閣，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經(jīng)》正副本?！?sup>所謂“初出閣”即指蕭繹被封為湘東王，事在天監(jiān)十三年（514），時蕭繹七歲。而“蒙敕旨賚《五經(jīng)》正副本”則是說蕭繹在七歲出宮時，父親賜給他《五經(jīng)》正副本之事。蕭繹誦《曲禮》在出閣之前，亦在梁武帝賜書之前，然而蕭繹卻并不提及《曲禮》或《禮記》，不但不在“初受”之書中提及，甚至也不像《昭明太子傳》那樣，后寫“五歲遍讀《五經(jīng)》”之語，這就更令人懷疑蕭繹羅列《孝經(jīng)》、《論語》、《毛詩》等三部書籍正是為了說明阮修容在這方面受到了梁武帝的影響。
此外，《正覽》是其中比較特殊的一部書籍。《隋志》錄有“《正覽》六卷，梁太子詹事周舍撰，梁有《三統(tǒng)五德論》二卷，曹思文撰，亡”。許逸民據(jù)此書列于子部儒家類下及附注內(nèi)容，推測“周撰當(dāng)亦是采擇‘圣人之教’（《隋志》語，下同）、‘助人君明教化’之作，成為皇室子弟的啟蒙讀本，當(dāng)不無可能”。又加之周舍在梁武帝朝的特殊地位，《梁書》稱周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nèi)，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yù)機密，二十余年未嘗離左右”?？梢娭苌釣榱何涞鬯匾暤某潭戎?。
綜上，蕭繹筆下母親所選擇的這些蒙學(xué)書籍，《正覽》以外不必非為梁武帝所作，甚至，如果更激進一點，阮修容在做選擇時也不一定顧慮到梁武帝在復(fù)興儒學(xué)上所作的努力，只要想想蕭繹對于所受四部書的書名的特意申明，大抵亦可知道他這樣的表述重點是要突出父親對于母親的影響。
除了上所及遙光妃王氏事外，《阮修容傳》在記述阮修容的婚姻生活時極少涉及同列之事，這固然與其經(jīng)歷有關(guān)，也與阮修容的個人修養(yǎng)有關(guān)。在寫及阮修容幫助自己治家之時，蕭繹也寫及母親對于妒婦的批評：“且妒婦不憚破家，況復(fù)甚于此者也！”“妒婦不憚破家”一句或來自《申子》“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之中。這一句中所提到的“妒婦”表面來說指的是蕭繹的妻子徐妃，實際上也或多或少地暗示了梁武帝的正妻郗氏，這一點后文中將有進一步的討論。至于“況復(fù)甚于此者也”則是說妒婦的所為不但可能會導(dǎo)致家破人亡，恐怕還有比家破人亡更嚴(yán)重的后果。而從阮修容的這一評語看來，至少在她自己的眼中，她并非善妒之人。
從被蕭昭業(yè)虐待卻仍試圖勸誡，從幫助蕭遙光掌理家事，縱然建議不被采納，因受連累而入東昏侯宮仍不遺余力地照顧蕭遙光的子孫，從進位修容后努力地學(xué)習(xí)禮儀，追隨梁武帝的腳步修習(xí)佛經(jīng)、儒典中，我們不能不感受到這位阮宣修容在為人妻子的身份上所付出的努力。而無論是被虐待、被錯待還是被漠視，她都不改初衷繼續(xù)努力，我們從中不難得出阮修容即是蕭繹所極力要塑造的“配天作和”的后妃的典范。
與阮修容相同，有虞二妃及湯妃有氏的事跡也都體現(xiàn)了各自在“出嫁從夫”上所作的努力，以下對二傳稍作總結(jié)。
如上文所及，《有虞二妃傳》的敘事重點在于二妃出嫁后的生活，而這之中就包括了她們屢次助舜避難之事：
瞽叟使涂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涂廩，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叟焚廩，舜飛去。舜入朝，瞽叟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龍工往?！彼赐＞?，石殞于上，舜潛出其旁。迨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林木入于大麓，每事常謀于二女。
面對著瞽叟的惡意要求，二妃從沒有試圖阻止過舜，而是想辦法幫助他避免災(zāi)禍，并因此得到舜的尊重，他因此“每事常謀于二女”。劉向曾在《列女傳·有虞二妃傳》后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祜。”也就是說，盡管有虞二妃出身高貴，但因為妻子的身份，在帝舜面前她們使自己處于從屬地位，不但如此，她們還竭盡所能，從幫助舜處理家庭關(guān)系，盡力維護其與父母兄弟的關(guān)系，直到助舜治理天下。
再來看湯妃有氏之故事，《后妃》云：
妃領(lǐng)九嬪，后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伊尹為之媵臣，與之入殷，卒致王功。君子謂有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毖再t女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之謂也。
所謂“妃領(lǐng)九嬪，后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講的是有氏不僅自己不善妒，而且在她的管理之下，后宮井然有序，毫無善妒之人，這一部分主要是突出有氏對內(nèi)和諧家庭之功。而所謂“伊尹為之媵臣”，則是說有氏為湯求得賢臣，而最終成就了殷商的天下，于內(nèi)于外皆有裨益。而蕭繹在贊揚有氏“和好眾妾”之下，恐怕也隱含了對善妒行為的批評。
至于陰、馬二皇后的事跡，仍須借助后漢諸史。陰皇后對于光武帝劉秀成就帝業(yè)及江山的穩(wěn)固還是很有貢獻的，這仍須從二人的聯(lián)姻說起。更始二年（24）春天，距離娶陰后入門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為了在河北站穩(wěn)腳跟，劉秀娶了真定郭昌的女兒郭圣通。郭氏背后所代表的力量使得劉秀可以控制住河北的大局，也因此機會登基稱帝?？墒?，當(dāng)劉秀在建武元年（25）稱帝之時，問題也就來了，他須在陰、郭二氏之間選擇一位立為皇后。按娶妻的順序，自然應(yīng)是陰氏立為后，然而陰氏卻把后位“讓”給了郭氏。此時，新建立的東漢王朝形勢仍岌岌可危，而郭氏背后的力量更有助于劉秀解決危機，且不論“讓”這個動作是否迫于無奈，這一動作本身確實解了劉秀的圍。據(jù)范曄《后漢書·光武十王傳》記載，劉秀十一個兒子中，除了楚王劉英系許美人所生外，其他十子陰氏和郭氏各有一半，從這里不難看出，劉秀對于陰、郭二后的重視度大概相差無幾。而如果陰后不是帶有主動性地“讓”出后位的話，只怕也得不到這種待遇。又，建武九年（33），劉秀追封陰后父親和弟弟的詔書中提到“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dāng)，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這說明在劉秀的心中始終記得陰皇后“讓”這一舉動。
除了“讓”德之外，陰皇后也不仗勢弄權(quán)。《后漢書·陰興傳》中云：“帝后召興，欲封之……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sup>對于劉秀這樣一位經(jīng)歷了王莽篡漢的人來說，對于外戚的勢力，他是非常忌憚的，他曾經(jīng)嚴(yán)懲西京外戚賓客，時與陰興、陰就交結(jié)的馮衍就由此獲罪。也因此，陰皇后的不仗勢弄權(quán)想來正合了他的意。
另，陰皇后也非善妒之人。陰皇后的不妒優(yōu)點是同被劉秀廢黜的郭皇后比較出來的，《皇后紀(jì)》云：“后以寵稍衰，數(shù)懷怨懟。”而廢后詔書還說郭后“不能撫循它子，訓(xùn)長異室……既無《關(guān)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fēng)，豈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劉秀的廢郭后原因恐不止于此，不過從詔書的語氣之中，就可以讀出劉秀對于郭后的不滿更多地在于她心懷嫉妒并且對非親生的孩子不夠好，擔(dān)心自己死后出現(xiàn)呂、霍之禍。劉秀對于呂后的行徑是深惡痛絕的，他甚至在中元元年把呂后從高廟之中移了出去。相應(yīng)的，陰皇后既然肯讓出后位，在這方面大抵也不會有過激的行為，對于劉秀來說也就“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了。
總之，自嫁劉秀之初，陰皇后便為其穩(wěn)固了陰家的勢力，而在劉秀稱帝之后，更靠退讓緩解了劉秀的困境。她讓出皇后之位，維護了家庭的和諧，不為宗親求位則是對劉秀限制外戚行為的呼應(yīng)。
后漢諸史把馬皇后的形象塑造得非常正面，尤以至今保存完整的范曄《后漢書》為甚。首先，她遵守禮制。如前文所及，馬皇后謹(jǐn)守上下有別的分寸，入太子宮后，上至陰太后，中至劉莊的嬪妃們，下至侍御們，馬皇后皆以誠相待，但又不逾禮制，因而得以使上下各安其位。當(dāng)她母親落葬，起墳微高于制時，她便請家人減削。又，當(dāng)劉莊減封諸子時，她的第一反應(yīng)是“于制不已儉乎”，可見她重視禮制的態(tài)度。其次，她能夠以身垂范。馬皇后曾說：“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而為了要起到這樣的示范作用，馬皇后做事自然非常謹(jǐn)慎。比如在生活上，她非常注意上下有別，《后漢紀(jì)》說她“未嘗與侍御者私語”，可謂審慎之至。又，范曄《后漢書·馬皇后紀(jì)》云：“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后殿。太后以為己過，起居不歡。時當(dāng)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慚見陵園，遂不行?！币宰従暤慕嵌瓤磥?，火災(zāi)是上天降兆?！度龂尽じ咛寐鳌份d：
崇華殿災(zāi)，詔問?。骸按撕尉蹋坑诙Y，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zāi)變之發(fā)，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jié)，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zāi)?！巳司堬棇m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yīng)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
蕭繹在《立言篇上》中亦曾提起此事：
往者承華殿災(zāi)，詔問高堂?。骸按撕螢?zāi)？”隆曰：“殿名崇華，而為天災(zāi)所除。是天欲使節(jié)儉，勿復(fù)興崇華之飾也?！?sup>
而新平公主家失火，禍及皇宮北閣后殿，故此，馬皇后認(rèn)為是自己的過錯，于是“起居不歡”，甚至無顏面對明帝的陵園，因而連祭陵一事也沒有參加，這說明馬皇后時時自省。不過顯然，她也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做事很講究方法，如《東觀漢記》云：“明德馬后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shù)往來觀視，內(nèi)以為娛樂，外以先女功。”本為檢查女紅，卻托以娛樂之名。而且她賞罰分明，廣平王等車騎樸素，她便大加賞賜，自己的哥哥家奢侈，她就絕其用度。對于劉莊的態(tài)度更是如此，雖然常按劉莊之意志行事，但當(dāng)劉莊游玩之時，她卻極少陪同，還常常勸誡一番。
如果從“扶陽德”的角度出發(fā)，大概可以把她的事跡劃分為兩大類：一是在家庭內(nèi)部對于劉莊的支持，即為其和諧家庭；二是在政事上為劉莊分憂解勞。她把處理家事的勁頭帶到了宮中，將后宮也打理得井井有條，理順了與陰太后、其他嬪妃及劉莊諸子的關(guān)系，而這顯然為她處理自己最重要的人際關(guān)系——與劉莊的關(guān)系提供了重要支持。她積極地配合劉莊的身份，形象端莊，能在政治上提出好的建議，同時又協(xié)助控制外戚的干政。總之，這位能干的皇后照顧到了她與劉莊關(guān)系方方面面的細(xì)節(jié)，而一旦如此，她與自己的家族，或者說，其為人妻與為人女的身份之間的沖突也就表現(xiàn)了出來，而在沖突之中選擇站到自己丈夫的立場正是史家所強調(diào)的。
如果將馬皇后與陰皇后相比就不難發(fā)現(xiàn)，馬皇后的行為多是主動自覺的，她積極地站在了劉莊的身邊支持他幫助他，這一點是蕭繹比較重視的，因為他筆下的母親也是這樣一個積極主動的人。又如前文曾提及阮修容對待遙光妃王氏的“盡禮謹(jǐn)肅”與馬皇后的遵守禮法，阮修容面對蕭昭業(yè)荒唐之舉的“斂容正色”與馬皇后在明帝熱衷娛樂活動時的不隨波逐流，阮修容對遙光的諫言與馬皇后的諫政之舉，皆頗可對應(yīng)。唯獨《阮修容傳》不及防患外戚之事，而這恐怕與阮修容的地位及其娘家門第較低相關(guān)。
從以上的分析中，不難看出，一旦進入帝王的后宮，出于為人妻子的身份，后妃們要謹(jǐn)守禮制，別上下、內(nèi)外，為此，她們要克制自己的嫉妒心，努力和諧家庭關(guān)系，要不斷修習(xí)與身份相應(yīng)的知識，要盡量順從帝王的意趣，但是在必要的時候還要保持正直的態(tài)度，提出意見和建議，等等。史家在表現(xiàn)有德后妃善盡為人妻的職分時，總是使她們主動站到了丈夫的立場上，蕭繹也不例外。不過，史家通常還會論及外戚干政之事，而已經(jīng)殘損的《后妃》中沒有這樣的內(nèi)容。
三、母以子貴，子以母貴
建康城平，高祖納為彩女。天監(jiān)七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為修容，常隨世祖出蕃。（《梁書·阮修容傳》）
天監(jiān)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修容。（《南史·梁本紀(jì)下》）
天監(jiān)元年，選入為臺采女。賜姓阮氏，進位為修容。（《金樓子·阮修容傳》）
上文中曾經(jīng)提到過阮修容的經(jīng)歷，這樣一位經(jīng)歷豐富的女子最后得以進位修容，是因為她為梁武帝生下了蕭繹，才得以從地位低下的采女一躍而為修容。
我們當(dāng)然不能說后宮女子皆可以憑借生子獲得很高的地位，上文提到的楚王劉英之母許美人即是一例。然而許美人雖未入九嬪之屬，卻因為楚王劉英而被記入后漢諸史，其雖無寵，但因為生了劉英，只要劉英有封地，不管劉秀是否尚在，她都老有所歸。
正因為子息的重要性，沒有子息的皇后都要想辦法抱養(yǎng)一個后代，西漢的孽嬖之后趙飛燕如此，東漢有德的馬皇后亦如此。馬皇后在嫁給漢明帝后一直未有子息，明帝于是授意她抱養(yǎng)章帝劉炟，馬皇后欣然從命，也終于得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而阮修容的幸運之處在于她所遇到的恰恰是特別重視子息的梁武帝。因為一直未有子息，不得已武帝過繼了弟弟蕭宏的三子蕭正德為兒子，當(dāng)齊和帝中興元年（501）九月昭明太子蕭統(tǒng)出生時，武帝已經(jīng)三十八歲了，這也就難怪他對生育子息的事情特別看重?！赌鲜贰ざ〉肋w傳》云：
貴嬪父道遷，天監(jiān)初，為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fù)育一男。”答曰：“莫道豬狗子?！笔廊艘詾樾?。
廬陵威王蕭續(xù)是蕭衍的第五個兒子，不過顯然梁武帝對他的出生依然頗為重視。
《公羊傳·魯隱公元年》云：
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子以母貴”與“母以子貴”當(dāng)然是有所區(qū)別的，這里我們僅僅以子息的多寡為前提討論這個問題。子息眾多的情況下，以母貴在先，而在子息薄弱的情況下，則母以子貴。正是因為梁武帝早年子息薄弱，所以阮修容才能憑借生育蕭繹而“進位修容”。
成為修容以后，阮氏的時間更多的是給了自己的兒子蕭繹。除了前文提到的教導(dǎo)蕭繹學(xué)習(xí)“方物名”及《孝經(jīng)》、《正覽》、《論語》、《毛詩》等蒙學(xué)書籍外，阮修容還教導(dǎo)兒子為政之道：“及隨繹，數(shù)番指以吏道。政無繁寡，皆荷慈訓(xùn)。時值水旱，變食深憂。”
與此相應(yīng)，《金樓子·雜記下》云：
余好為詩賦及著書，宣修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爾其勖之！”余每留心此處，恒舉燭理事，夜分而寢。
可見，阮修容確實常常提點兒子為政之道。而“時值水旱，變食深憂”則說明阮修容不僅僅是教導(dǎo)兒子以生民為本，她自己更是以天下之憂為憂，而這也可以看作是阮修容對兒子的身教。這與下文的“居常儼敬，無喜慍之色。恭儉仁恕，未嘗疾言親指”以及“居家恤隱，不嚴(yán)而治。御下以和，而傍無游手。刀尺綺縞，各盡其業(yè)”，顯然是有密切關(guān)系的。正是因為阮修容更注重以身垂范，“御下以和”，而不是疾言厲色地指責(zé)，她不但使兒子懂得為政之道，也使家人勤懇做事，各盡職能，而身邊無一游手好閑之人。對于自己不懂的，比如“醴酏品式，衣裳制度”之類，如果有下人懂得，她也認(rèn)真請教，即所謂“家人有善，莫不仰則”。而對于下人偷竊等行為，阮修容也不急于懲戒，《阮修容傳》曾記阮修容左右竊取物品之事：
嘗有銀帶被匣，左右就邊敭之，將近盈把，乃笑而言曰：“此人后身，會當(dāng)更屬我。”初無一言呵責(zé)。值吉日良辰，大小萃聚，并令相次起舞，感恩流惠，爰及童稚。每戒繹曰：“言出于近，千里必應(yīng)。士之生世，束修而已。廣則難周，無勞交結(jié)。玉尚待沽，而況人乎？勤營功德，恒事賑賜，此為上也?！?sup>
“銀帶被匣”是說阮修容有一個為銀帶所覆蓋的匣子，銀帶為身邊人所竊，一來二去被阮修容所發(fā)現(xiàn)，不過她也并不直言呵責(zé)。再者，在良辰吉日眾人聚集的時候，阮修容會對身邊人加以賞賜，“士之生世，束修而已”與“勤營功德，恒事賑賜，此為上也”之語更清楚明白地昭示了這一點。而在這一過程中，阮修容再一次對兒子進行了身教。
這些行為除了顯示阮修容對兒子教導(dǎo)有方外，更體現(xiàn)了修容治家乃至為政之能，與在娘家處理家事，在遙光府中“專掌內(nèi)政”等皆有一脈相承之意。
接下來，蕭繹就寫了母親的重情，上至父母，連姨母也一并愛戴，因此在父母及姨母過世時，阮修容都悲痛欲絕到不能持禮，又且效丁蘭刻父母像，朝夕敬拜，到祭祀之時更是痛哭流涕；中至弟妹，包括庶生之妹；下及子孫，甚至包括弟妹的后代。正是阮修容這樣的重情義，在家中有了徐妃這樣善妒的女子后，阮修容不但不加以責(zé)罰，反而“愛接彌隆”。此又與上所言言教與身教并舉相承。
又，在寫及阮修容隨自己出藩后，蕭繹云：“隨繹歸會稽……詢求故實，贍恤鄉(xiāng)黨，扶老攜幼，并沐恩猷。”從這段話不難推知，阮修容不惟愛護自己的家人，并能及于鄉(xiāng)黨。而鄉(xiāng)黨之外，阮修容又更周濟他人：“性好賑施，自春及冬，無日而怠。往年谷粒騰涌，蒙袂而濟者，不可勝言?！?sup>
顯然，阮修容樂善好施，其重情由家人而及于天下，這些都表現(xiàn)出阮修容作為一位后妃母儀天下的情操。在有虞二妃及湯妃有氏的相關(guān)記載中并無類似的故事，陰皇后的相關(guān)記載中則僅及于回憶父親時傷心流淚的故事，至于馬皇后的相關(guān)記載中恰有類似的故事，不妨摘錄如下：
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绷鶎m莫不嘆息……太后詔曰：……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系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
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jīng)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上引內(nèi)容以敘述重點不同而分列三條。首條中所展示的馬皇后以身垂范治理后宮之法，與蕭繹《后妃》所敘阮修容事最為相似，不過后者的傳主與作者本是母子，所記細(xì)節(jié)非后漢諸史所能比。至于阮修容“變食深憂”與馬皇后以“惻然”之心言及因楚元王謀反而牽連甚廣之事亦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jīng)書”，實即馬皇后教育明帝諸子的狀況。阮修容教導(dǎo)蕭繹讀書與為政，撫養(yǎng)弟妹之后代，接濟遙光之后人，乃至贍恤鄉(xiāng)黨，周濟天下等種種行為累積起來，與馬皇后相比，毫不遜色。
而接下來蕭繹描寫的是阮修容所擅長的各種伎術(shù)。她以許負(fù)之術(shù)看到了臨川王蕭宏及昭明太子之事，又以望氣之能看到了劉敬躬（按，今本《阮修容傳》作劉敬宮，實即一人）謀反之事。蕭宏死于普通七年（526），這一年蕭繹二十歲，《金樓子·自序》中云：“余將冠，方好《易》卜。及至射覆，十中乃至八九?！?sup>想來兩事恐怕有所關(guān)聯(lián)，或是因為蕭繹自己開始好《易》卜之術(shù)而開始注意母親的占卜之能，也可能是受母親卜事準(zhǔn)確之影響而好《易》卜，當(dāng)然蕭繹也可能受了他人的影響。而蕭繹之所以記阮修容精確地預(yù)測了臨川王蕭宏之死，其中一個目的恐怕是為其對昭明太子蕭統(tǒng)之死的準(zhǔn)確預(yù)測作一個鋪墊。相對來說，昭明太子之死影響重大，其直接或間接地導(dǎo)致了此后梁朝局勢的變動，諸王之間力量的消長，乃至梁朝的滅亡。而如果說蕭統(tǒng)之死對于蕭繹的影響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的話，那么劉敬躬謀反之事顯然與蕭繹有著最直接的聯(lián)系。大同八年（542）正月，劉敬躬謀反，二月初二蕭繹就被派去平定劉敬躬，而三月初二即擒得劉敬躬送還建康。顯然，阮修容的預(yù)測與兒子的仕途息息相關(guān)。
如前所論，《后妃》小序中“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是蕭繹所強調(diào)的重點，阮修容所擅長的這些伎術(shù)顯然就有“輔佐天子，求賢審臣”的功效。當(dāng)然這也與蕭繹個人為政生涯中對于伎術(shù)的重視有關(guān)，《三國典略》云：
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還都建康。領(lǐng)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懔、御史中丞劉諫等曰：“建業(yè)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渚宮洲數(shù)滿百，當(dāng)出天子。陛下龍飛，是其應(yīng)乎？”梁主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左仆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無定處，其如黔首萬姓，未見輿駕入建業(yè)，謂是列國諸王。宜順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東人，志愿東下，恐非良計?！焙胝嬲壑唬骸叭魱|人勸東，謂為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梁主笑之。又于后堂大會文武五百人，問之曰：“吾欲還業(yè)，諸卿以為何如？”眾皆愕然，莫敢先對。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庇谑亲筇徽哌^半。武昌太守朱買臣入勸梁主，云：“建業(yè)舊都，瑩陵猶在，荊鎮(zhèn)邊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弗疑，致后悔也。臣家在荊州，豈不愿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蹦苏俨氛叨啪昂溃瑳Q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本昂劳硕栽唬骸按苏诪楣碣\所留也?！?sup>
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蕭繹即位之前，眾臣關(guān)于還都建康還是定都江陵的討論。從引文所描寫的畫面不難看出，眾臣意見相左，而導(dǎo)致出現(xiàn)了僵持的場面，無奈之下，蕭繹召卜者杜景豪加以占卜?！赌鲜贰芬嘤涊d此事，然而并不提及“召卜者杜景豪，決其去留”之事，而《三國典略》的記載卻告訴我們，在眾人各持己見之后，杜景豪占卜的結(jié)果是“未去”，即反對還都建業(yè)而支持定都江陵的意見，顯然這在實際上影響到了蕭繹定都的決定。綜上，蕭繹寫阮修容善于伎術(shù)之事，正是要強調(diào)后妃“求賢審臣”之能。
之后蕭繹又寫了母親恭敬禮佛及捐建寺廟之事，有意思的是上文所提到的阮修容周濟窮人之事就放在捐建寺廟之后，這似乎是要說明母親的捐建寺廟在信仰之外也有施舍之意，而從蕭繹總結(jié)母親一生時所提到的“每大官供進，并以準(zhǔn)取錢，纖毫已上，皆施宣業(yè)寺。數(shù)年之中，僧徒眾食，并是豐飽”更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這一點。正是因為阮修容一生的功德，在其去世后，武帝才會下詔言阮修容可以“宣”為謚號，取“能施盛德”之意。
我們能看出蕭繹極言母親之德，他將母親塑造為一個可以將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色——女兒、妻子、母親等都完成得非常出色的女性，而顯然，在這些不同的角色中，他更重視的是塑造承擔(dān)母親這一角色的修容，這除了因為他最熟悉的是作為母親的修容以外，恐怕更是因為他相信也在一定程度上體會到母親的教導(dǎo)獲利的不僅僅是作為兒子的自己，在她將以生民為本這一思想教給自己以后，獲利的則是天下蒼生，而她的“求賢審臣”之功亦有助王治。她的教導(dǎo)獲利的不僅僅是作為兒子的自己，當(dāng)母親將以生民為本這一思想教給自己以后，獲利的則是天下蒼生，而她的“求賢審臣”之功亦有助王治。
與《阮修容傳》相比，《后妃》尚存的另外兩篇相對完整的傳記在寫及后妃教養(yǎng)子孫問題上就薄弱了些，如《有虞二妃傳》中不及舜的子嗣，而湯妃有氏雖有三子，且其二得天下，可是相關(guān)記載卻非常簡略。這其實也很好理解，在儒家的觀念中有虞二妃的時代實行的是禪讓制，故早期的故事中實不必有子嗣的存在。湯妃有氏的事跡頗類于此，在她的時代，兄弟的傳承順序在先，而父子的傳承順序在后，因此也不會特意強調(diào)兒子的問題。而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嫡長制確立后，《公羊傳》中所提及的“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依存關(guān)系越來越影響到歷史對于后妃的要求，阮修容與蕭繹之間就存在著“母以子貴”的關(guān)系，而陰皇后與明帝劉莊之間則具有“子以母貴”的關(guān)系。
光武帝即位之初，陰皇后讓出皇后位子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郭圣通已經(jīng)育有一子。而隨著郭皇后被廢，陰氏被立為皇后，劉莊得以因嫡長子身份被立為太子，這種身份上的變化實據(jù)“子以母貴”而來。而因為郭皇后被廢，其子劉強被迫上書讓出太子之位，這就是“子以母貴”的反例了。劉莊繼承了皇位，并且維護了東漢的穩(wěn)定，撫育之功必然也是要記在陰皇后的名下的。
馬皇后無子，劉莊令其抱養(yǎng)賈貴人之子劉炟。在馬皇后，除了劉炟與自己的血緣關(guān)系（劉炟母賈貴人實為馬皇后的外甥女）而外，如果不盡心對待劉炟，日后他人升位，自己前途堪憂；而在劉炟，如果不是借著馬皇后之地位，從一個貴人之子要升為天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是，自嫡長制確立后，母子之間的這種依存關(guān)系在后妃的世界里是無法避免的，而這也引發(fā)了后妃如何與帝王的其他子息相處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相反的例子。
馬皇后的例子是比較正面的。如前所引，“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乃教授諸小王，論議經(jīng)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皇后與劉炟討論政事，而與明帝的其他孩子“論議經(jīng)書，述敘平生”，內(nèi)中有所區(qū)別，但是馬皇后這樣的態(tài)度顯然是要算在善待一類里的，而其重要原因恐怕還是她自己無子。又，明帝封諸子而封地減半之時，馬皇后追問因由，彼時的劉炟已被立為皇太子，可見其對諸子的關(guān)心。
另一個例子是劉秀的第一位皇后郭圣通。前文中曾引及劉秀廢郭后之詔書，在范書之中這個廢郭后的詔書是放在《皇后紀(jì)》中的。而從“不能撫循它子，訓(xùn)長異室……既無《關(guān)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fēng)，豈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中，不難看出，做不到“撫循它子，訓(xùn)長異室”的并不只郭后一人，既不會空前，也不會絕后，而這也是后妃為人母的身份中很難避免的問題?？傊?，因為“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這樣的依存關(guān)系，后妃在為人母的身份上必然要竭盡所能對待自己的兒子或養(yǎng)子，而如果是有德的后妃則不僅愛護自己的子女，也會兼及她人之子。
綜上，本節(jié)以《阮修容傳》為線索，在為人女、為人妻與為人母的不同身份上分析了后妃們的品德，或者說后妃們被表現(xiàn)出來的品德。試將諸位被表現(xiàn)出來的高尚的品德依《后妃》的記述次序簡述如下：
有虞二妃德性的主要表現(xiàn)是不以天子之女的身份而驕橫跋扈，能盡婦道，輔佐帝舜。
湯妃有氏則為殷湯和好妻妾，并為他帶來了賢臣伊尹，最終成就了殷湯的天下。她為湯育有三子，而其中的二子后來得到了天下。
對于陰皇后，史書的記述重點在于她能支持自己的丈夫，維護家庭的和諧，并撫育后代。
諸后漢史對于馬皇后的記載相對要多一些，這大概是因為她進宮極早，大部分的事情都發(fā)生在宮闈之中。這位馬皇后謹(jǐn)遵禮法，在家思盡孝道，入宮以后能將后宮打理得井井有條，能在政治上向劉莊提出好的建議，能和劉莊談治國之道，同時她更積極協(xié)助控制外戚的壯大。
除阮修容而外，蕭繹所刻畫的幾位有德后妃一直是歷來史家著意表現(xiàn)的重點，有虞二妃、湯妃如此，她們不但出現(xiàn)在史家的筆端，也成為儒家經(jīng)典中極力褒揚的女性，而馬、鄧二后聲名遠(yuǎn)播，《南齊書·后妃傳》末“史臣曰”中便有“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yuǎn)燮，則馬、鄧風(fēng)流，復(fù)存乎此”之辭，足見馬、鄧二后在當(dāng)時的聲名。而蕭繹在此基礎(chǔ)上刻畫了自己的母親阮修容，相較于此前諸位后妃，他筆下的阮修容是毫不遜色的。在兒子的筆下，她是一個遵守禮法的人，孝敬長輩，友愛弟妹，照顧子孫，能將全部的情意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來，但又能做到上下有別，內(nèi)外亦有別。而對待自己的丈夫們，她總是能夠竭盡所能地貢獻自己，能管理好家庭內(nèi)部生活，能對形勢提出有價值的判斷。她一生大半的時間都陪在兒子的身邊，并通過言傳身教來對他產(chǎn)生影響，不但有利于兒子的為政，也對王朝的未來有預(yù)見之功。而最后一點實為《后妃》彰揚的重點。
不能不說，蕭繹的《后妃》是具有史的性質(zhì)的，但他本人終究不是一般的史家，他有皇家成員的身份，有宗族的立場，更何況他還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里，這就使得他筆下的后妃難免有一些與眾不同之處，而這就必須要回到作者本身，回到他的家族乃至他的時代去。
第三節(jié) 后妃觀與女性觀成立的背景
可以肯定地說，蕭繹在編撰《后妃》時是有表達(dá)自己的后妃觀乃至女性觀的訴求的，而無論是這種訴求本身還是該篇實際反映出的后妃觀念乃至女性觀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從本章第一節(jié)對《后妃》可能來源的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蕭繹《后妃》的編撰實從之前的后妃書寫中獲益良多，因此后妃書寫尤其是后妃類傳的發(fā)展與成熟就在相當(dāng)程度上促成了《后妃》的成立。至于蕭繹個人的后妃觀點，一方面與當(dāng)時的或是更早的后妃觀念，主要是來自儒家經(jīng)典，尤其是禮學(xué)與史家后妃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與當(dāng)時社會風(fēng)氣，主要是與婦女尤其是后妃相關(guān)的部分的影響，以及蕭梁皇室女性的大致狀況相關(guān)。其中蕭梁皇室中的女性對于蕭繹后妃觀的形成有著最直接的影響，我們擬在下一節(jié)中重點分析。而本節(jié)則主要從大的背景出發(fā)，即從后妃書寫的層面、蕭繹個人的知識構(gòu)成，以及社會風(fēng)氣對于女性的寬容等方面來分析《后妃》成立的背景。
一、后妃書寫的成熟
這里所說的“后妃書寫”指的是描寫后妃個體經(jīng)歷的文學(xué)作品，這些作品涵蓋了詩歌、傳記、小說等眾多體裁。不過通過對今存《后妃》所用材料及其編撰方式的考察可知，該篇至少抄取了作于不同時代的四種后妃傳記。至于蕭繹所親撰的母親故事也受到了此前后妃書寫的影響，加之具有雜家著作性質(zhì)的《金樓子》取史家記述后妃的褒貶之意本就不足為奇，因此，不論是從今傳《后妃》的編撰目的，還是編撰體例看來，傳記一體對其都具有很深的影響力。
關(guān)于傳記文學(xué)的發(fā)端，李祥年曾經(jīng)把它推到上古時代的文化實踐中，他說：“獨重世系、言辭簡略的帝王譜牒和想象豐富、文學(xué)性強的英雄史詩是作為初級形態(tài)之傳記創(chuàng)作的兩種最基本的形式?！?sup>確實，恰恰是在具有史詩意義的《詩經(jīng)》里的某些詩歌中保存了關(guān)于后妃的早期的記載，且其在后世常被認(rèn)為表現(xiàn)了后妃之德。這里我們不妨以特別有代表性的《大雅·文王之什》組詩中的《大明》與《思齊》為例。《大明》與《思齊》并不是專門描寫后妃的詩歌，但或多或少地論及周室的幾位后妃，其中對大任、大姒的描寫尤多，如《大明》云：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這八句描寫的是大任嫁給王季并生下文王的故事。就大任自身而言，詩歌僅交代了她的出身與懷孕生子之事，并稱贊她有德，對于她的其他方面則無任何描述。同詩又云：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這一段敘述的是文王娶大姒為妻生下周武王的故事。在娶親細(xì)節(jié)的描寫上雖然較王季為多，但對于其人的介紹仍停留在出身、出嫁與孕育后代等簡單的幾個方面。這時候的后妃書寫自然還談不上形象塑造的問題，這一點要到《左傳》中才發(fā)生重大改變。
一般認(rèn)為，《左傳》是在《春秋》的基礎(chǔ)上加以擴展而成。雖然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但是《左傳》在記人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其“雖然尚不能以‘傳人’為主，而只能專享善敘事的美譽，然而，任何生動的歷史畫卷必然亦將是一座生動鮮明的人物長廊”。的確，《左傳》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恰恰就是在敘述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件或者是一系列歷史事件的某個片段中完成的，對于后妃形象的塑造也是如此。以魯隱公元年（前722）“鄭伯克段于鄢”為例。眾所周知，“鄭伯克段于鄢”是鄭莊公稱霸道路上的一個事件，在這個事件中，莊公消滅了弟弟共叔段，解決了國內(nèi)矛盾，這其中就涉及到了莊公的母親武姜。武姜因為偏愛共叔段，與之里應(yīng)外合企圖篡位，事敗后被莊公流放，后因為潁考叔的勸解，終于與莊公于“黃泉”中相見。對于武姜，《左傳》既有正面描寫，又有側(cè)面烘托，將語言描寫、動作描寫等結(jié)合起來塑造了一個生動鮮活的后妃形象。當(dāng)然，盡管《左傳》將后妃形象的塑造又推進了一步，但是其終究是一部以敘事為主的編年體史書，故此后妃書寫僅存在于片段敘事之中。在這一點上，《戰(zhàn)國策》與之相似。
現(xiàn)存的《戰(zhàn)國策》是經(jīng)過西漢劉向整理的，不過其書原就記載了各國史事，尤其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戰(zhàn)國策士的故事。其書在刻畫人物方面較《左傳》又更進一步，不過其中對于后妃的刻畫仍以片段式記載為主，如《齊策四》中“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即是如此。
在先秦時代，從《詩經(jīng)》、《尚書》到《左傳》、《國語》，再到《戰(zhàn)國策》等，后妃書寫無論是在描寫對象重要性的提升上，還是在后妃形象的塑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nèi)匀荒芮宄乜吹郊词故窃谂c后妃關(guān)系密切的片段式的敘述中，后妃也常常不是敘述的中心，并不被視為專門甚至主要的書寫對象。至《史記》開創(chuàng)了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史書體例以后，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
與此前的史書僅在相關(guān)事件中有對后妃的描述不同，《史記》專門設(shè)立了《外戚世家》來記錄漢興以來的后妃，開篇的序言中稱：“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nèi)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sup>
基于司馬遷對于外戚地位的認(rèn)識，今人在討論外戚傳的成立時亦常從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方面討論外戚權(quán)力與地位問題，如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蘇鎮(zhèn)《〈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徐沖《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quán)力起源》等，即皇帝與外戚之間存在的一種支持關(guān)系。誠如徐沖所論，《外戚世家》在《史記》“世家”中位列第十九，“但在西漢王朝的諸世家中卻是居于首位的。像《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這樣的宗室和《蕭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這樣的功臣尚居其后，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西漢王朝的‘世家第一’”。
關(guān)于《外戚世家》的寫作宗旨，司馬遷說：“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sup>
顯然，漢高祖薄氏、文帝竇皇后、景帝王皇后、武帝衛(wèi)皇后等四位后妃正是司馬遷重點刻畫的對象。將眾位后妃括于一傳之中，這可以說是后妃類傳的起源。對此，劉知幾曾在《史通·題目》中評論道：
若乃史傳雜篇，區(qū)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guī)。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jì)，可乎？
從上下文不難判斷，雖然劉知幾將《外戚世家》歸類為“史傳雜篇”，不過他也并不否認(rèn)其“區(qū)分類聚”的特點，只是對于司馬遷以“外戚”命名篇章頗有微辭，他認(rèn)為這不過“隨事立號”，并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規(guī)則，在此基礎(chǔ)上他更進一步提出《外戚世家》雖名為“外戚”，實際上就是“皇后傳”。劉氏的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在司馬遷重點描述的幾位后妃中，竇氏、王氏、衛(wèi)子夫皆被立為皇后，而薄氏只是高祖的姬妾，是在文帝即位后改尊為皇太后的，并無皇后的稱號，可見名之為“皇后傳”也還不夠精確，不過其為后妃類傳之始則毋庸置疑。就體例而言，《外戚世家》不僅記述了后妃的事跡，還記述了外戚的事跡，這當(dāng)然與司馬遷立篇的本意有關(guān)，不過也影響了后來的史書在敘述后妃時亦不免敘述外戚之事。
而除了《外戚世家》外，《史記》中另有一篇《呂太后本紀(jì)》。高祖呂后本人無疑當(dāng)在后妃之列，《外戚世家》中雖有些微之記述，不過卻是為了迎接薄太后的出場，其主要事跡在《呂太后本紀(jì)》中。然呂后之所以入本紀(jì)是因為自高祖死后至文帝立之間，天下諸事都系于這位臨朝稱制的女主身上，即司馬遷所謂“既科條之矣”。此外，在敘述相關(guān)歷史事件時，司馬遷亦有對后妃的描寫，如在《齊悼惠王世家》中便數(shù)及呂后。
《史記》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一點也體現(xiàn)在對后妃形象的塑造上。如在塑造文帝竇皇后時，司馬遷就敘述了竇皇后入代的始末，起先呂后打算賜與諸王每人五個宮人，竇皇后就在名單中。為了離自己的老家近些，她跑去求主管發(fā)遣宮人的宦者將自己放在去趙王封地的隊伍里，不想因為宦者的失誤而被置于賜給代王的宮人中。當(dāng)?shù)玫皆t令之時，“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司馬遷僅用了十六個字就描寫出竇皇后對于宦者的怨憤，對于去代地的不情愿卻又不得不去的情勢。此外，司馬遷還寫道：“竇皇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shù)?！边@又將竇皇后與當(dāng)時社會流行的黃老學(xué)說一事聯(lián)系在一起，而因為竇皇后本人的愛好，致使景帝及太子皆受影響乃至“尊其術(shù)”，這就簡單而形象地寫出了后妃（尤其是太后）以其身份對于帝王乃至社會產(chǎn)生重大影響這一事實。
司馬遷自言作《史記》有繼踵《春秋》之意，故此在塑造人物時就有所褒貶，在后妃書寫上尤其體現(xiàn)了倫理方面的褒貶。不過也因為強調(diào)傳記的倫理教化作用，《史記》不免有局限，這一點在塑造呂后時尤為明顯。呂后的故事分見于《呂太后本紀(jì)》、《外戚世家》、《齊悼惠王世家》等數(shù)處，這就使得如果僅僅閱讀其中的任何一篇，就很難全面了解呂后其人。當(dāng)然這種褒貶引發(fā)的另一后果就是在后來的后妃類傳中，更為強調(diào)后妃在倫理教化方面的意義，蕭繹的《后妃》對此也有所繼承。不過，盡管蕭繹一再表達(dá)對于司馬遷的推崇，其后妃觀念受到司馬遷影響這一點也可以想見，但二者的后妃觀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稍晚，劉向受到了《史記》類傳體例的影響，按照人物類型完成了最初的幾部雜傳，這其中就有《列女傳》，從而開辟了單獨以女性為對象的雜傳的先河。盡管傳主并不全然是后妃，但是后妃在其書寫對象中占了較大比例，因而要考察后妃書寫的發(fā)展就不能繞過《列女傳》。與《史記·外戚世家》相比，《列女傳》的敘述范疇有所擴大。除了書寫了后妃以外的其他婦女，《列女傳》還突破了時代的限制，將上限提至有虞二妃的時代。對于書寫的對象，劉向又按照一定標(biāo)準(zhǔn)加以分類，今傳本中就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jié)義、辯通、孽嬖等七種，但是將女性群體獨立觀照并加以分類這還是第一次，比之于《史記》無疑更進了一步。與此同時，《列女傳》又在塑造后妃形象上前進了一步，其中不但增加了人物肖像描寫，而且在心理描寫、語言描寫、動作描寫上也進一步提高，另外劉向?qū)τ诩?xì)節(jié)描寫尤其重視。不過囿于編撰目的，《列女傳》中后妃的形象也很難得到完整充分的描述，有類型化、符號化的傾向。
在《史記》、《列女傳》的影響下，東漢時代的后妃書寫已經(jīng)臻于成熟，在史傳中尤為突出，劉珍等撰寫的《東觀漢記》、劉曄的《后漢書》中都對后妃作以描述，二者更多的是繼承了《史記》的傳統(tǒng)。在體例上，班固《漢書》省“世家”入“列傳”，于是外戚入列傳為《外戚傳》，又改《呂太后本紀(jì)》為《高后紀(jì)》，更在此基礎(chǔ)上添《元后傳》一篇，敘漢元帝王皇后事跡。就內(nèi)容而言，《漢書·外戚傳》中亦后妃、外戚兼敘，而其以后妃為主線，外戚事跡為輔的情況更甚于《史記》。至于《東觀漢記》，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曾云：“于是又詔史官謁者仆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jié)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由是可知，《東觀漢記》原設(shè)《外戚傳》，延續(xù)了《史記》、《漢書》以來之傳統(tǒng)。《東觀漢記》中《外戚傳》的位置已不可知，但是《漢書》中《外戚傳》卻已幾乎位于傳記篇目之尾部，除了排在最末《自敘傳》以外，《外戚傳》之后僅有《元后傳》與《王莽傳》二傳，而此二傳某種角度來說仍可視為“外戚傳”之列。對于后妃傳記從《史記》“世家之首”移到了傳記之末，徐沖認(rèn)為“這種編排方式當(dāng)反映了班固及其背后的東漢朝廷對于西漢王朝之終結(jié)的歷史認(rèn)識，卻也從反面證明其在整部書中本應(yīng)占據(jù)的位置”。
在兩漢時代，在史傳與雜傳的共同努力之下，后妃書寫進入了嶄新的局面，其作為一個群體受到了廣泛的關(guān)注，而后妃形象也隨之漸漸豐滿起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史部地位的提高與雜傳的進一步發(fā)展以及當(dāng)時社會婦女地位的變化，后妃書寫也發(fā)生了重大改變。雖然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著作已經(jīng)失傳，但仍然能從史傳的撰作中一窺端倪。
應(yīng)該說后來正史后妃書寫在類例上的進一步發(fā)展得益于華嶠《漢后書》中的《皇后紀(jì)》的創(chuàng)設(shè)?！稘h后書》早已失傳，不過《晉書·華嶠傳》尚有對其書體例的說明，錄之如下：
初，嶠以《漢紀(jì)》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jì)十二卷、皇后紀(jì)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jì)，以次帝紀(jì)。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后書》奏之。
華嶠對于班固《漢書》中“外戚傳以繼末編”的狀況甚為不滿，認(rèn)為“非其義也”，他提出皇后是帝王的妻子，應(yīng)該“配天作合”，因此更作《皇后紀(jì)》。華書已佚，難以知其貌，不過，因為其書作為范曄書的藍(lán)本，其類例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為范曄所繼承。
而在進一步討論范曄對于正史后妃書寫的貢獻之前，值得一說的是與華嶠時代相近，較范曄卻早得多的陳壽《三國志》中的后妃書寫。《三國志》分為《魏書》、《蜀書》、《吳書》三部分，其中，《魏書》中有《后妃傳》，《蜀書》中有《二主妃子傳》，《吳書》中有《妃嬪傳》。以篇名看來，自然是《后妃傳》最高了；以內(nèi)容觀之，則《蜀書·二主妃子傳》雖名曰“妃子傳”，然所記但云“前主甘皇后”、“穆皇后”、“后主敬哀皇后”、“張皇后”，等等，以“后”稱之顯然有與《后妃傳》分庭抗禮之意。至于《吳書·妃嬪傳》則等級最下。以后人對于陳壽將魏作為正統(tǒng)一事多加詬病看來，《后妃傳》這種級別上明顯較《二主妃子傳》為高的篇名想來并非后人添加上去的，據(jù)此推測，以“后妃”為篇名，括后妃于一傳約當(dāng)始于此。
不過，相較于命名，范曄對于正史中后妃書寫的定型做出了貢獻。范曄在《后漢書》帝紀(jì)之末列傳之前設(shè)《皇后紀(jì)》，所強調(diào)的亦是皇后“配天作合”的身份與地位。而在《皇后紀(jì)》的序言中，范曄曾對本卷的編撰體例加以說明，他強調(diào)自己所記載的一定是“同居正號者”，而非“以私恩追尊”者，也就是說他要記載的一定是帝王本人冊封的自己的皇后，那些生前未獲所奉，死后由帝王因生養(yǎng)等各種原因追尊以皇后之號的妃嬪則不記入此紀(jì)。這與《史記·外戚世家》稱高祖薄姬為文帝即位后追尊的薄太后大為不同，可以說范曄的做法有創(chuàng)例之意義。隨后，范曄又對《皇后紀(jì)》中所涉及的“親屬”事跡作以說明，并特意指出“以纘西京《外戚》”，即繼承班固《外戚傳》的做法。然而，這種繼承的前提是“其余無所見”，也就是說只有當(dāng)后妃親屬事跡不能單獨立傳書寫時，方放入《皇后紀(jì)》中。
此后正史中的后妃類傳在內(nèi)容上大概延續(xù)了范曄的做法，如稍早于蕭繹的沈約的《宋書》中有《后妃傳》一卷，而蕭子顯所撰《南齊書》則有《皇后傳》一卷。值得注意的是，二書同《三國志》一般，將后妃置于列傳之中。自此以后，正史中后妃皆入列傳一類，不復(fù)入紀(jì)，且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后妃類傳居于列傳之首，而這類傳記的篇名大部分也就直接命名為“后妃”。
當(dāng)然，我們相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興起的雜傳，如皇甫謐《列女傳》中對于女性尤其是后妃的書寫對蕭繹《后妃》亦當(dāng)有所影響，囿于材料缺乏，不作進一步展開。
而隨著后妃書寫的日臻成熟，其不論是在內(nèi)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對《金樓子·后妃》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內(nèi)容方面如蕭繹的《后妃》中相當(dāng)一部分內(nèi)容就直接采錄了前代后妃傳記的內(nèi)容。至于形式方面，前代后妃書寫中所形成的類傳體式、類傳篇名、類例等方面都為蕭繹乃至后來的后妃書寫提供了范例，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曄的《后漢書》。在上一節(jié)的論述中，筆者一直試圖將蕭繹所作的《阮修容傳》與范曄《后漢書·馬皇后紀(jì)》對讀，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是從敘事的大體順序，突出德性的方法，還是從行事作風(fēng)看來，二文都有相似之處?？傊?，蕭繹的《后妃》的成立離不開魏晉南北朝時期后妃書寫成熟的背景。
二、后妃觀念的變化與影響
自從漢代儒家官學(xué)地位確立后，后妃觀念在很多情況下基于儒家思想的價值判斷。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xué)雖然一度式微，但在梁代，在武帝的提倡下儒學(xué)得到了復(fù)興。如前所引，葛洪在《抱樸子》中對于婦女行為的評論正是受到了儒家觀念的影響。受儒學(xué)思想影響的道士尚且如此，何況雖然受多家思想影響卻往往以儒家為正統(tǒng)的蕭繹？因此，本文在考慮蕭繹后妃觀念的影響因素時，首先考慮來自儒家經(jīng)典尤其是禮學(xué)相關(guān)著作中后妃觀念的影響。
儒家經(jīng)典之中，除了記載周代禮儀的《禮經(jīng)》中有明確論及后妃的內(nèi)容外，其他四部經(jīng)典也表達(dá)了一定的后妃觀念。如《尚書·堯典》中所記載的內(nèi)教思想，如《詩經(jīng)·大明》中對于后妃生育等德性的贊揚以及《正月》中“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對于天子寵幸婦人而不德的批評，《春秋》的褒貶與《易經(jīng)》中強調(diào)的陰陽協(xié)和，等等，相關(guān)事例眾多，此不一一列舉。簡而言之，經(jīng)孔子編定的《五經(jīng)》吸納了周代的禮法觀念，最終形成了儒家思想中評判后妃的標(biāo)準(zhǔn)和基礎(chǔ)。
隨著儒學(xué)地位的確立，漢儒對于儒家經(jīng)典的解讀與研究興起，其中東漢末的鄭玄為“三禮”所作的注，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禮學(xué)發(fā)展影響最為深遠(yuǎn)。魏晉南北朝時期，“三禮”之學(xué)在當(dāng)時已成顯學(xué)，南朝時期更是禮學(xué)的大發(fā)展時期，雷次宗、劉瓛、王儉、賀玚等皆是禮學(xué)大家。梁武帝本人對于禮學(xué)亦頗有研究，《南齊書·禮志》中載有梁武帝參與討論郊堂是否共日之禮。對于蕭繹個人來說，家學(xué)的影響不容小覷，故此《南史》載有他五歲即能誦《曲禮》之事，而出藩后武帝為他選擇師、友、學(xué)，在禮學(xué)上也對他頗有影響。如他的侍讀賀革即是禮學(xué)專家賀玚之子，不但通《三禮》，還遍治《孝經(jīng)》、《論語》、《毛詩》、《左傳》。又及，《金樓子·聚書》中記載的蕭繹藏書中赫然就有“三禮”之書，故此可以說，蕭繹受到了良好的儒學(xué)尤其是禮學(xué)的教育，而這是他認(rèn)識后宮制度、評價后妃等的一個重要前提。
與禮學(xué)發(fā)展平行的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在梁代，禮制得到了重大發(fā)展。大的方面說來，禮制的形態(tài)從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冠、婚、喪、祭、鄉(xiāng)、相見等所組成的“六禮”發(fā)展成為吉、嘉、軍、賓、兇等所組成的“五禮”，這五個方面或多或少都與后妃制度及禮儀相關(guān)。據(jù)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分析，五禮制度的框架在魏晉之際已基本確立，但初期具有不成熟的特點，“從西晉到南朝蕭齊，五禮的分類及內(nèi)容一直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就是這個特點的顯著表現(xiàn)”。五禮制度的成熟是在梁武帝時期。自梁代建立之初，武帝即興辦國學(xué)，治五禮，而所選的皆是當(dāng)時的禮學(xué)名家，如令明山賓掌吉禮、顏植之掌兇禮、何玚掌賓禮、陸璉掌軍禮、司馬褧掌嘉禮。此外，梁武帝還組織編寫了五禮制度，總計1176卷。蕭繹的《后妃》正當(dāng)作于禮制基本成熟的武帝時期。
漢代儒學(xué)地位確立以后，后世在對后妃加以批評時，越來越以“五經(jīng)”構(gòu)建起的相關(guān)禮儀與制度為評價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后妃》的重要來源——諸正史中所體現(xiàn)出的史家的后妃觀念正體現(xiàn)出了這一過程。
開創(chuàng)了后妃類傳的《史記·外戚世家》中即載有對于后妃的看法：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nèi)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guān)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diào)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tǒng)也?？刹簧髋c？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況卑下乎！即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在表達(dá)了對于外戚歷史作用的重視之后，司馬遷即從正面舉以涂山氏、有娀氏、姜嫄、大任之例為證，反面舉以末喜、妲己、褒姒之例為誡。從論述中不難看出，司馬遷對于外戚對歷史能產(chǎn)生影響是充分肯定并引以為鑒戒的，這是后妃類傳成立的重要前提。
緊接著司馬遷考諸《六經(jīng)》以說明天子須得謹(jǐn)慎處理外戚關(guān)系，即所謂“《易》基《乾》、《坤》，《詩》始《關(guān)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雖然方式不同，但《六經(jīng)》對于婚姻關(guān)系尤其天子婚姻的重視態(tài)度如一。而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春秋》譏不親迎”一事，目前的研究認(rèn)為現(xiàn)有的文獻中“西漢確無天子親迎之事”，那么司馬遷提出這一條恐怕就有借《六經(jīng)》以論政之意。
此后，司馬遷又論述了妃匹之愛與繁育后代二事。《史記·外戚世家》僅記載了漢代的后妃，這二事可以看作是司馬遷對漢初以來至武帝獲麟為止關(guān)于后妃史事的總結(jié)。以后者為例，繁育后代在周以來的禮儀制度與歷史描述中都被視為后妃重要的職能，正如前揭《公羊傳》中“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論述，然而司馬遷卻提出“即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筆者以為，這一點不是對后妃生育職能的否定，而是針對漢初以來歷代帝王皆不能避免的繼承人問題。如呂后為保障自己的地位，遍殺高祖諸子，又偽取他人之子為惠帝子；又如文帝三子皆短命故有景帝之繼位；以及武帝陳皇后花費巨資求子，“與醫(y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等等。
司馬遷雖然崇拜孔子，但他并不僅僅以儒家的立場來作是非評價，在《外戚世家》中即體現(xiàn)出這一點。如他并不像儒家經(jīng)典那樣強調(diào)女性在繁育后代上的重要責(zé)任，他甚至將后妃是否能養(yǎng)育歸之于“命”。
司馬遷對于這一問題的判斷為班固所繼承，班氏在《漢書·外戚傳》中采錄了不少《史記·外戚世家》中的記載，且《漢書》成書于東漢，其所記載的內(nèi)容較司馬遷為多。又，相對于司馬遷，班固對于西漢的興衰更為了解。尤其東漢政權(quán)建立后，對西漢政權(quán)經(jīng)驗的批評與繼承都無法不對其產(chǎn)生影響，而他關(guān)于后妃的態(tài)度載于后妃類傳后的史論之中：
《易》著吉兇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寵著聞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從“女寵之興”開始，班固表達(dá)了對于后妃以色事君的不以為然。他指出后妃憑女色獲得寵愛，并由此享受至尊的地位，不必憑借任何勛勞就可以獲得極大的富貴，正是災(zāi)禍的根源。而后他就將自高祖至于平帝之間以女色而獲寵愛的人作以區(qū)分，指出凡能謙遜自處，不敢任意胡為的家族方能得到保全，其余的嚴(yán)重的被滅族，輕的也要遭到流放的命運，由是提出要以前事為鑒。
此外，漢代尚有劉向編次的《列女傳》，其書中對于后妃的態(tài)度無論是從時代上，還是從內(nèi)容上來說，都具代表性。《漢書·劉向傳》記之曰：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wèi)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nèi)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為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是知西漢元、成之間，后妃僭越禮制、穢亂后宮，外戚專權(quán)、掌握朝政，劉向?qū)Υ松罡袘n慮，因而序次了《列女傳》，其目的在于“戒天子”。劉向主張王教是可以由內(nèi)及外的，因而天子如果能夠?qū)ι磉呌H近之人（包括外戚們）加以整治，就能“興國顯家”，否則會造成亂亡。《列女傳》所載雖以后妃事為主，但也涵括了其他女性的事跡，當(dāng)然這是以“戒天子”的目的為核心的。而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從《詩經(jīng)》、《尚書》以來的記載中選擇貞婦的例子以為榜樣，選擇孽嬖的例子以為鑒戒。原書分八篇，今傳版本則被厘為母儀、賢明、仁智、節(jié)義、辯通、孽嬖七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身份?！读信畟鳌吩趥鹘y(tǒng)目錄中常列在史部“雜傳”類，然而對于劉向這位漢代宗室來說，作《列女傳》不惟有史家的立場，更兼有宗室的立場，即鞏固劉漢之江山。
如前所論，《列女傳》中相當(dāng)多的篇章在結(jié)論部分都會引及《詩經(jīng)》的內(nèi)容，這無疑是受到儒家學(xué)說影響的表現(xiàn)。加之，該書具有“戒天子”的目的，可知劉向在《列女傳》中受到了儒家學(xué)說的影響，從而將后妃們置于從屬的地位來加以討論。
與之相異的是，班固在討論時卻并未完全將后妃們放在從屬的位置上，如他吸收了司馬遷關(guān)于妃匹之愛是無法以理性來控制的論述，即所謂“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這雖然并未否定天子在處理后妃問題上的絕對權(quán)威，但是對后妃們對于天子影響力采取的是較為客觀甚至正面的態(tài)度。此外，班固還注意到了后妃家族的存續(xù)與否，與她們及她們家族能否保持謙遜有關(guān)系，由此要她們以前車為鑒，班固的《外戚傳》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站到了后妃的立場上。班固之時，對于儒家經(jīng)典的遵奉是遠(yuǎn)超過司馬遷所處的時代的，他對于后妃的態(tài)度恐怕與東漢女性地位相對較高不無關(guān)系。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對于后妃的態(tài)度漸漸嚴(yán)格起來。除了前文提到的華嶠《漢后書》以后妃“配天作合”之外，稍晚的陳壽也持相近的態(tài)度，其《三國志》各后妃傳后皆有關(guān)于后妃的評論，即：
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jù)，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于斯為美。追觀陳群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guī)典，垂憲范乎后葉矣。（《魏書·后妃傳》）
《易》稱有夫婦然后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jì)之隆，莫尚于此矣。是故紀(jì)錄，以究一國之體焉。（《蜀書·二主妃子傳》）
《易》稱“正家而天下定”?！对姟吩疲骸靶逃诠哑?，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闭\哉，是言也！遠(yuǎn)觀齊桓，近察孫權(quán)，皆有識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吳書·妃嬪傳》）
陳壽對于后妃的評價采用的是與劉向相近的方式，即引用儒家經(jīng)典來加以評價，而他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正是基于禮制基礎(chǔ)上儒家經(jīng)典中的后妃價值評判標(biāo)準(zhǔn)。
至如范曄則云：
東京皇統(tǒng)屢絕，權(quán)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于云臺之上，家嬰縲紲于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辀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对姟?、《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jì)》。
范曄首先譴責(zé)了“皇統(tǒng)屢絕，權(quán)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的情況，指出這是導(dǎo)致東漢亡國的重要原因。范曄《皇后紀(jì)》中有和熹鄧皇后的傳記，這位兩度臨朝稱制，“科條”天下的女主雖在紀(jì)中，但是《后漢書·皇后紀(jì)》與《史記·呂后本紀(jì)》畢竟不在同一層次。這一方面說明東漢以后內(nèi)教日趨嚴(yán)格，另一方面范曄是劉宋時人，此時史家心目中后妃地位較之晉時更低一些。
又，范曄《皇后紀(jì)·贊》云：
坤惟厚載，陰正乎內(nèi)。《詩》美好逑，《易》稱歸妹。祁祁皇孋，言觀貞淑。媚茲良哲，承我天祿。班政蘭閨，宣禮椒屋。既云德升，亦曰幸進。身當(dāng)隆極，族漸河潤。視景爭暉，方山并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咎集驕滿，福協(xié)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釁。
這一大段論述仍不可避免地利用了儒家的學(xué)說，此后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皆同此類。我們當(dāng)然承認(rèn)，在蕭繹所處的南朝時期，史作為一個學(xué)術(shù)門類，其社會地位早已發(fā)生了變化，而此時史書的撰作亦未完全被政府控制。加之，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今文經(jīng)學(xué)地位衰退的時代，按說史家在撰作中可以保持一種相對超然的立場，能夠較為客觀地針對歷史事件做出評判，但今文經(jīng)學(xué)衰退不等于全部儒學(xué)一蹶不振，更何況當(dāng)時著史者多自幼學(xué)習(xí)儒家經(jīng)典，代代相因，這就使得他們在評價社會事件時總不免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這也包括了評價后妃之事，蕭繹在作《后妃》時自然也受此影響。
三、社會風(fēng)氣的變化與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
要分析蕭繹的后妃觀念乃至女性觀念，就不能不對女性社會地位上升這一背景尤其是齊梁間的情況重作交代。實際上，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的社會地位是相對較高的，也因此當(dāng)時婦女的行為不但引來了后人的批評，便是時人也有對此大加批評的。葛洪在《抱樸子》中就曾對當(dāng)時社會婦女的習(xí)氣發(fā)表過不少意見，其《疾謬》云：
抱樸子曰：《詩》美雎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nèi)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fù)肀纹涿?。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圣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
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于內(nèi)，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于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之變?？灼薏幻軡搼敉ィ云鹑A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yán)，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yè)，廢其玄紞之務(wù)。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
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吊。開車褰幃，周章城邑，杯觴路酌，弦歌行奏。轉(zhuǎn)相高尚，習(xí)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愿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
引文從“《詩》美雎鳩，貴其有別”開始，對傳統(tǒng)禮法中男女有別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作以說明，以述圣人防微杜漸之意。接著，從“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至于“有杜門之辱”，表明即便親近如夫妻，也要堅守男女有別的規(guī)定，并舉反面事例說明女子如不幽居內(nèi)戶將可能導(dǎo)致門庭受辱。而第二段引文自“今俗婦女”以下，至第三段“生致因緣，無所不肯”，則皆描述當(dāng)時婦女背棄這傳統(tǒng)婦德的狀況，說明當(dāng)時的婦女不再以“蠶織”、“玄紞”、“績麻”、“中饋”等為務(wù)，違背了傳統(tǒng)婦女幽居的生活，而相從訪親戚，游戲佛寺，甚至于夜不歸宿。過去婦女出嫁以后回娘家，甚至不能與親兄弟雜坐，可是現(xiàn)在出門游玩之時，竟然把馬車的帷簾都掀開了，還一路飲酒聽樂。葛洪認(rèn)為這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對此提出了嚴(yán)正的批評。事情既然已經(jīng)發(fā)展到要嚴(yán)正批評的地步，就說明這已經(jīng)不是一人一家之所為了。
與此相應(yīng)的，《晉書·謝道韞傳》中就記載了謝道韞與外人雜坐閑談之事：
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帳中，柳束修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fēng)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钡理y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sup>
關(guān)于謝道韞的故事，歷來的記載委實不少，而引文中所描寫的謝道韞恰好可與葛洪所批評的女性作對照，則謝道韞自當(dāng)在葛洪所批評的對象之中。然而，《晉書》將謝道韞記入《列女傳》，而《世說新語》又謂之“賢媛”，這與葛洪的態(tài)度頗為不同。又，如《晉書·鐘琰傳》云：
王渾妻鐘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shù)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辩υ唬骸叭羰剐聥D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眳④?，謂渾中弟淪也。
鐘琰出身高門，《晉書》稱贊她“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也就是說她對于禮法的尊崇已經(jīng)可以當(dāng)作準(zhǔn)則了。然而作為王渾的妻子，她卻跟自己的丈夫說，如果當(dāng)初嫁與的是小叔子王淪，生出的孩子會更漂亮。與此相應(yīng)的是，《世說新語·賢媛》記載了謝道韞嫁給王凝之后回娘家，向謝安表達(dá)了對嫁與王凝之一事的不滿，她竟發(fā)出了“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的嘆息，可見其不滿的程度。這也都記載在《晉書·列女傳》中。從以上二事作為“列女”、“賢媛”的事跡被贊嘆，不難看出當(dāng)時人對于婦女評鑒標(biāo)準(zhǔn)的改變。我們不妨再引一段《世說新語·賢媛》的內(nèi)容：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并游張、謝二家。人問其優(yōu)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fēng)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sup>
從濟尼的回答中不難看出，謝道韞與張玄之妹張彤云高下立現(xiàn)。而有“林下風(fēng)氣”的謝道韞顯然占了上風(fēng)，使得具備傳統(tǒng)“閨房之秀”的張彤云屈居于其下。
從魏晉時期的婦女的才識得到賞識，也不難看出社會對她們采取了更為寬容的態(tài)度，這也使得她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婚姻自由。如《晉書·王濬傳》云：
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于內(nèi)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
故事記載了徐邈讓女兒從內(nèi)室之中觀察適婚男子來擇偶之事，而當(dāng)女兒選擇了王濬時，徐邈毫不猶豫地將女兒嫁給了她。又，《世說新語·惑溺》記載了賈充的小女兒與韓壽私通，賈充發(fā)現(xiàn)后將女兒嫁給了韓壽的故事。這個故事與徐邈嫁女一樣，都說明在當(dāng)時社會婦女在一定程度上是享有婚姻自主權(quán)的。
更不要說到了南朝時代皇室中女子又有再嫁之事，如《南史·何瑀傳》云：
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shù)。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于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勖等并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疏戚莫不沾被恩禮?，r位右衛(wèi)將軍，公主薨，瑀開墓，孝武追贈瑀金紫光祿大夫。
這里，這位公主先嫁給徐喬，又嫁給何瑀，且與何瑀感情很好，從而使何氏一門受益。
又，《南史·謝朓傳》云：
朓及殷睿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睿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為雍州，二女并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nèi)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嘆恨，為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婦終不得還。
這位被再嫁的永世公主正是蕭衍的女兒，蕭繹的姐姐，因丈夫“門單”而被父親改嫁。且離婚之后，前夫謝謨竟然還能與之通書信。
又，《宋書·蔡興宗傳》云：
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jié)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并不許，以女適彖。
蔡興宗的女兒嫁給南平王劉敬猷，敬猷被前廢帝害死，其女因此寡居，然而當(dāng)時的“名門高胄，多欲結(jié)姻”，明帝亦“敕適謝氏”，顯然都不認(rèn)為寡婦再婚是一件羞恥之事。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蕭繹在為母親所作傳中記載的母親數(shù)次改嫁之事遭到了清人的批評。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云：
又言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及隆昌中，少帝失德，太后以端正反獲賜與；建武中，遙光聘焉。又歷敘在遙光府諸善行，是太后先事二帝一王，然后為梁武帝所納。《金樓子》初不諱言，而無入東昏宮事。
又，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云：
《后妃篇》歷敘其母宣修容（云本姓石，揚州會稽上虞人，武帝賜姓阮，《梁書》作余姚人）。之為齊少帝（舊郁林王）、始安王所寵幸；可謂不識羞恥。
按，王鳴盛稱“太后先事二帝一王，然后為梁武帝所納”，實際上，《金樓子》中并未講及阮修容入東昏宮事。王氏《十七史商榷》本就是對史書的考訂和?？保浣Y(jié)論是綜合了《金樓子》與正史的記載。
對比王、李二氏對于阮修容的批評，不難看出，王氏語氣稍緩，只謂“初不諱言”，李氏則直斥“不識羞恥”。眾所皆知，在中國古代，對婦女道德的要求是越來越高的，到了明清二代幾已到了嚴(yán)苛的地步，所以王、李二氏才會如斯評價。如果回到阮修容的時代，她所得的評價就不致如此。
要討論何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不同，首先恐怕就得從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的社會地位說起。而值得一說的是，蕭繹如何對待家中真正失德的女性——他的妻子徐妃?！读簳ば戾鷤鳌分胁o任何徐妃失德之事，但是后面的“史臣曰”中卻有“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一句，想來姚察必當(dāng)知道徐妃的“無行”之事，但卻并未進行詳細(xì)的記載。而李延壽在《南史·徐妃傳》中則記載了不少徐妃之事：
（徐妃）與荊州后堂瑤光寺智遠(yuǎn)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
引文中記載徐妃與人私通之事便有三件，這實在是悖德之舉，蕭繹對此是否知情呢？
《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傳》云：
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fù)何憂?！毙戾淮?，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
顯然，蕭繹對于徐妃淫亂之事是有所了解的，可是他也沒把這當(dāng)作是很嚴(yán)重的事，如果不是因為“徐妃不答，垂泣而退”這一行為使他憤怒的話，他也不會“疏其穢行，榜于大閣”。
又，《南史·梁本紀(jì)下》云：
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fēng)大起，發(fā)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后果不終婦道。
《金樓子》中的確有一段類似的記載，錄之如下：
余丙申歲婚。初婚之日，風(fēng)景韶和，末乃覺異。妻至門而疾風(fēng)大起，折木發(fā)屋。無何而飛雪亂下，帷幔皆白，翻灑屋內(nèi)，莫不縞素。乃至垂覆闌瓦，有時飛墜，此亦怪事也。至七日之時，天景恬和，無何云翳，俄而洪濤波流，井溷俱溢，昏曉不分。從叔廣州昌住在西州南門，新婦將還西州，車至廣州門，而廣州殞逝，又怪事也。喪還之日，復(fù)大雨霔，車軸折壞，不復(fù)得前。爾日，天雷震西州廳事，兩柱俱時粉碎，于時莫不戰(zhàn)栗，此又尤為怪也。
上引兩段相似的記載尤其是后者，讀來令人頗覺費解，因為其中涉及了很多讖緯災(zāi)異之事。像“帷幔皆白，翻灑屋內(nèi)，莫不縞素”還算好理解，只要看到“帷幔皆白”，看到“縞素”，就知道這準(zhǔn)是個不吉利的事。而蕭繹又記載，因為徐妃七日回門時經(jīng)過蕭繹從叔蕭昌家門口，蕭昌就死了，這當(dāng)然就更不是什么好事了。當(dāng)然，這之中有一個問題，即按照《梁書》記載，徐氏于天監(jiān)十六年（517）拜為湘東王妃，而《南史》又載蕭昌死于天監(jiān)十七年（518），故此，鐘仕倫疑“丙申”或為“丁酉”之誤，的確有此可能，不過，此處我們更強調(diào)的是蕭繹對于讖緯征兆的態(tài)度。
至于內(nèi)中所及“疾風(fēng)大起，折木發(fā)屋”之類，雖然看上去似乎是寫災(zāi)異內(nèi)容的套話，但是對于蕭繹這樣一個父親擅于“陰陽緯候，卜筮占決”等伎術(shù)，母親“善許負(fù)之術(shù)”又“兼善云氣”，又有“曉仰觀”一類家學(xué)淵源，而他自己又會卜算的人來說，這樣的記載自當(dāng)是別有深意了。
《開元占經(jīng)·八谷占》中有一段記載是將“大風(fēng)寒”乃至“折木發(fā)屋”與貴賤聯(lián)系在一起的說法，而貴賤的程度不但與風(fēng)寒的大小有關(guān)，也與發(fā)生事件的日子有關(guān)，由此看來蕭繹這段記載之中恐怕也包含了跟“不終婦道”有關(guān)的暗示，所以李延壽才會將二者聯(lián)系在一起。換句話說，蕭繹自己并不介意將這樣的事情寫在自己以圖不朽的著作《金樓子》中。
其次，還須從阮修容的個人經(jīng)歷說起，《金樓子·阮修容傳》云：
隆昌元年，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時值少主失德，好為虐戲，手刺禽鳥，必斂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嚴(yán)憚，乃反賜金錢，前后無算。每對之而泣，人問之故，答曰：“朝請府君、陳夫人在家，供奉未足，用此何為？”有諸尼入臺齋會，乃密以達(dá)之，徑寄南金數(shù)百兩還家，此人仍負(fù)之而趨。其人后肉袒銜璧，乃云：“不憶有此?！奔敖ㄎ渲畷r，始安王遙光聘焉。專掌內(nèi)政，承上接下，莫不得中……天監(jiān)元年，選入為臺采女。賜姓阮氏，進位為修容。
又，《梁書·阮宣修容傳》云：
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為彩女。
又，《南史·文宣阮太后傳》云：
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
《梁書》和《南史》的記載幾乎一模一樣，言修容先后事始安王蕭遙光、東昏侯蕭寶卷及梁武帝蕭衍，而《金樓子·阮修容傳》則不言阮修容入蕭寶卷后宮事，而記其入蕭昭業(yè)后宮事。為什么會有這樣記述的區(qū)別呢？
這就涉及對于阮修容身份的判定。上面摘引了《金樓子》中關(guān)于阮修容在蕭昭業(yè)宮中的狀況。蕭繹先說阮修容的進宮是得了齊武帝蕭賾的令。蕭賾死于永明十一年（493），阮修容于隆昌元年（494）進宮，只要把得令和入宮分作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步驟，這也就可以理解了，問題是：為什么要加上是齊武帝詔令阮修容進宮這一事件呢？
永明十一年，蕭昭業(yè)父親文惠太子死去，蕭昭業(yè)因而升為皇太孫，被蕭賾賜居?xùn)|宮。在這一前提之下，蕭賾為他斟選了一批女子進宮也就不難理解了，而阮修容大約就是此時獲得的詔令。蕭繹書寫這樣一個事件，等于是在說阮修容的進宮是在蕭賾的授意下，以良家子的身份進去的，與蕭昭業(yè)即位后詔美色進宮的荒淫無道之事無關(guān)，有為母親正名之意。再看那個“手刺禽鳥”的故事，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阮修容進了宮，身份上這位廢帝就是她的丈夫，可是她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大概只相當(dāng)于一個宮女，沒有任何身價可言。直到嫁與始安王蕭遙光以后，她的身份才得到認(rèn)可。
隆昌元年七月，蕭昭業(yè)見殺，蕭鸞議立文惠太子二子即蕭昭業(yè)的弟弟蕭昭文為帝，是月丁酉即位。冬十月，昭文見廢，蕭鸞自立為帝，歷史上把他稱作齊明帝。而自蕭昭業(yè)被廢至齊明帝即位，雖只數(shù)月，但帝號卻已改了兩次，而即便史無明文，我們卻不難推測在這段時間內(nèi)阮修容一直身處后宮之中。只不過這一次她不再是遴選入宮的，而是像任何一個王朝更替故事里的后宮女子一樣，被作為先帝的所有物看待，在主人被殺之后，作為戰(zhàn)利品被接收。
蕭鸞即位后改元建武，蕭遙光常常入宮，而所謂“及建武之時，始安王遙光聘焉”大約就是指這個時候。蕭遙光在蕭鸞后宮中見到了阮修容并延娶了她。對于這件事，《梁書》用“納”字，而《金樓子》則用“聘”，“聘”自然是比“納”要高級些了，而以阮修容彼時之身份、地位，用“納”這個字其實更合適。好景不長，永泰元年（498），蕭鸞死，其子蕭寶卷即位，政事的變遷也給這個家庭帶來了變動。蕭遙光暗自打起了廢帝的主意，因為劉暄告密致使計劃落空，又在蕭寶卷召他入宮時擔(dān)心被殺而倉促起兵，終于敗而被殺。阮修容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進入了東昏之宮，就如蕭昭業(yè)被殺以后的情形一樣。天監(jiān)元年（502），蕭衍平建康，阮修容自然也就進了蕭衍的后宮。值得慶幸的是，她至少還獲得了采女的身份。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梁書》、《南史》之所以要記載阮修容為蕭遙光所納事，當(dāng)與所據(jù)史料有關(guān)。將兩史中阮修容的傳記相比較，內(nèi)容相近，而《南史》本就有增刪《梁書》之意，故《南史》此處當(dāng)據(jù)《梁書》而來。至于《梁書》資料的來源，清人趙翼曾考證“《梁書》悉本國史，國史所有則傳之，所無則缺之也”，故這段記載實本自梁代國史，此史只從蕭遙光記起，而不記郁林王宮中事，這是因為如果不記載阮修容曾嫁與蕭遙光，就無法說明阮修容入蕭衍后宮的原因和過程。至于為何不從隆昌元年記起，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修國史者對于阮修容入蕭昭業(yè)宮中事并不清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嫁與蕭遙光才是阮修容身份得到承認(rèn)的開始。而蕭繹則不同了，他的記錄很可能就來自母親的口述，他記錄了母親在郁林王宮中的遭遇，是為了突出母親直諫的形象。如果阮修容在東昏宮中有類似之事，相信蕭繹也會不吝筆墨加以記錄的。
總之，阮修容的數(shù)次改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作為失敗者的所有物為勝利者獲得，這在動亂的南朝是屢見不鮮的。至少在蕭衍的后宮之中，就不只阮修容一人如此，如蕭綜之母吳淑媛亦是蕭衍從東昏宮中納取。
綜上，范曄《后漢書·列女傳》中“貞女亮明白之節(jié)”的德性并不為蕭繹所看重，想來其《后妃》原文也不會特意贊嘆這種婦德。對于蕭繹來說，母親再嫁并非失德，即令是以一個堪為女師的后妃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也無須諱言。
從《抱樸子》所批評的女性生活方式到《世說新語》、《晉書》所反映的“林下風(fēng)氣”更勝于“閨房之秀”的社會風(fēng)氣，再到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婚戀的自由，這些都在告訴我們魏晉南北朝女性所受到的束縛相對較弱，社會地位相對較高。而蕭繹的《金樓子》得以無須避諱母親的再嫁、妻子的失德，自然正是受到社會風(fēng)氣的影響。
第四節(jié) 蕭繹的后妃觀與女性觀
有梁一代，除了最后一個皇帝蕭方智外，其余三位皇帝皆無在位之后，尤其是蕭繹本人，未立皇后，先有出妻，這位出妻即是他的妻子徐妃。據(jù)《梁書》、《南史》中的相關(guān)記載，蕭繹與徐妃關(guān)系并不好，因此雖然原書《后妃》已殘損，但其篇止于敘述蕭繹的母親阮修容是確定無疑的。他的母親阮修容歷經(jīng)三朝后宮，而他本人更生于深宮之中，這種特殊的背景使他在編撰《后妃》時不僅持有史家的立場，還持有宗室的立場，而啟發(fā)他后妃觀念的直接因素即是他所處的家庭。而以《阮修容傳》完成并被收入《金樓子》的時間來看，蕭繹在編撰此篇時面對的主要還是他父親的后宮狀況。
梁代后宮制度承齊而來，略有更動，不過大體仍是一后、三夫人、九嬪的建制，九嬪以下又設(shè)五職、三職，東宮又設(shè)良娣、保林二職。據(jù)《梁書》、《南史》的相關(guān)記載，在梁武帝的后宮中，封號在三夫人以上者唯丁貴嬪一人，吳淑媛、董昭儀、阮修容、葛修容等皆列九嬪之屬，至丁充華則為五職之屬。梁武帝后宮的一大特點是無在世之后。梁武帝正妻郗氏卒于齊東昏侯永元元年（499），在武帝即位后被追崇為皇后。郗氏以妒聞名，《南史》、《建康實錄》都記載了她在死后還化身為黑龍，攪得梁武帝合體不安，不但終身未再立后，每有所御，還要向她祝祀。這一則故事雖不必盡信，但郗氏的好妒恐怕不假，《梁書·丁貴嬪傳》中還記載了丁貴嬪在嫁與梁武帝后被郗氏折磨的故事。
梁武帝在位期間，真正執(zhí)掌后宮的是丁貴嬪。丁貴嬪先后育有蕭統(tǒng)、蕭綱、蕭續(xù)三子，而因為蕭統(tǒng)被立為太子，她的地位也隨之上升。梁武帝即位后，最初欲封她為貴人，未受，后拜貴嬪。拜貴嬪后，其地位在三夫人以上，又居顯陽殿，其實際上享受的是皇后的待遇。而在昭明太子蕭統(tǒng)過世后，梁武帝在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在太孫蕭歡與丁貴嬪的第二個兒子蕭綱之間猶疑，這也充分說明了丁貴嬪的地位。史書對這位貴嬪的評價很高，她處理后宮事務(wù)得宜，不好華飾，也不干政。此外，丁貴嬪似也不好妒忌，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阮修容得幸是借助于她的力量。及武帝崇佛后，她也開始或者進一步確立了佛教信仰，此后便不沾葷腥，終年茹素，于眾經(jīng)之中尤其擅長《維摩詰經(jīng)》，又將所得供賜都拿來奉養(yǎng)三寶。
至于丁貴嬪以下諸后妃，正史中記載較多的是阮修容與吳淑媛，二者皆是梁武帝自東昏侯后宮中納取。其中關(guān)于蕭繹母親阮修容之事將于后文中再作分析，這里重點討論一下蕭綜之母吳淑媛?！读簳な捑C傳》云：
初，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
據(jù)《南史·蕭綜傳》，吳淑媛本是東昏侯的寵姬，“寵在潘、余之亞”，由此可知其頗具姿色，因此建康城平，蕭衍在東昏侯宮中臨幸了她，沒想到僅過了七個月，她就生下了蕭綜，于是宮中謠言四起，都懷疑蕭綜不是蕭衍的兒子。
本來吳淑媛七月而生蕭綜事在當(dāng)時已經(jīng)惹人非議，不想后來她因為失寵而心懷怨望，竟將此事告知蕭綜。蕭綜由此開始懷疑自己不是蕭衍的兒子，而是東昏侯蕭寶卷的兒子，從而對蕭衍充滿了憤恨，不但在鎮(zhèn)守彭城時陣前倒戈，還叛逃到魏去，自己改了名字倒也罷了，還堅持為東昏侯服孝。可是，蕭衍對他一直很好，他出生以后獲得的待遇和蕭衍別的兒子沒什么區(qū)別。在蕭綜鎮(zhèn)守彭城與魏將元延明相持時，蕭衍因為擔(dān)心他打敗仗吃虧還想調(diào)他回來，可是蕭綜一心以為自己是蕭寶卷的兒子，接到蕭衍的敕令，不但沒有如令開拔，反而倒戈叛逃了，甚而連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蕭衍知道他將自己的名字改了，還要為蕭寶卷服喪的時候，非常生氣，《梁書》記之曰：
綜乃改名纘，字德文，追為齊東昏侯服斬衰。于是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為悖氏。俄有詔復(fù)之，封其子直為永新侯，邑千戶。
蕭衍雖然一怒之下絕了他的屬籍，可是不久便又下詔恢復(fù)了，甚至還給他的兒子蕭直封了侯?？偟恼f來，比之阮修容，七個月就生了兒子的吳淑媛一度還更受寵些。
比之郗氏的妒忌，吳淑媛怨望的原因恐怕有所不同。郗氏的好妒產(chǎn)生于蕭衍風(fēng)流好色之時，而吳淑媛的怨望則與蕭衍的斷絕房事不無關(guān)系。對于蕭衍的后妃來說，蕭衍斷絕房事這一決定的影響顯然是很大的，它直接改變了這些嬪妃生活的重心，如丁貴嬪此后便開始以佛教信仰為生活的一大重心，而有子的嬪妃如吳淑媛、阮修容等尚可隨兒子出宮，安養(yǎng)晚年，其余的則地位堪憂。也因為蕭衍的斷房事，梁代的政治生活也受此影響，上文提到的蕭綜事件豈非正與此相關(guān)？
最后，蕭衍雖追崇郗氏為后，但是在位期間終身未立后，這一點不但使得眾嬪妃之間因為受寵與否存在著爭斗，更使得蕭統(tǒng)死后的政局發(fā)生了混亂。而因為蕭衍在蕭綱與蕭歡之間選擇了前者，這就造成了蕭綱兄弟間對于皇位的爭奪，如蕭綸就曾有“時無豫章，故以次立”之嘆。這里，“豫章”指的是豫章王蕭綜，他在眾兄弟之中排行第二，蕭統(tǒng)亡后如果按照“兄終弟及”的繼承順序該當(dāng)蕭綜立為太子，然而當(dāng)時蕭綜已經(jīng)叛逃，故此輪到了蕭綱。可見，蕭綱被立為太子一事，諸兄弟都不服氣，因此不但有大同十年諸王“權(quán)侔人主”之事，便是作為太子的蕭綱也對此心中不安。不得不說，如果丁貴嬪擁有皇后的身份，蕭綱作為嫡子的身份就會強化，至少“時無豫章”之論就不會有了。
總之，在梁武帝的后宮，無論是后妃的個人品格，還是梁武帝對于后妃們所施行的舉動，最后都通過后妃們的行為顯示了后妃們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影響了諸王力量的對比，乃至直接或間接造成了這個王朝的滅亡。而對于作《后妃》時的蕭繹來說，他也許還未看到侯景的叛亂，但他至少看到了蕭統(tǒng)的死、蕭綜的叛逃以及蕭綱的太子之立，而其《后妃》顯然正是在這些直接與間接原因的影響之下成立的，這也使得他的《后妃》甚至整部《金樓子》中對于后妃的批評都不能不受到這一環(huán)境的影響。
當(dāng)然，蕭繹在《金樓子》中對于女性的批評不僅僅涉及帝王的后妃，還包括了王侯的妻子乃至普通婦女。綜合分析《金樓子》中的這些記述，我們擬從如下三個方面分析蕭繹的后妃觀念，并由此試看蕭繹的女性觀。
一、對以色事君的批評
以德事君，而不以色事君，這幾乎是歷來史家的共識。而從有虞二妃的“事瞽叟，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讓恭儉，思盡婦道”、馬皇后的“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阮修容的“承上接下，莫不得中”，皆可知蕭繹對于以德事君的重視。而蕭繹更在《金樓子》中載悖德之事以為鑒戒，以東昏侯潘妃事為例：
齊東昏侯寶卷，潘氏服御，極選珍寶，琥珀釧一只，直百七十萬。
齊東昏侯嘗為潘妃御車，制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
齊東昏侯潘妃嘗著裲襠褲。
儒家重禮法，違背禮法自然不能稱之為德，而潘妃在服制上顯然是違背禮法的。蕭繹載之于《箴戒》，可知他對于這些行為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又，《說蕃》載：
（曹袞）性尚儉約，教敕妃妾紡績，習(xí)為家人之事。病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忝寵，天命將盡。吾既好儉，而圣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wù)奉詔書。衛(wèi)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遺風(fēng)。愿托賢靈，以弊發(fā)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碧贸?，名之曰遂志之堂。
蕭繹在此顯然將曹袞以禮而終視為其有德的表現(xiàn)，這從側(cè)面體現(xiàn)出蕭繹對于以德事君的重視。與此相反，以色事君向來受到批評，《金樓子》中也不例外。而由以色事君又不免涉及女子善妒的情況，下文將就蕭繹對于這兩方面的態(tài)度加以討論。
（一）好德與好色
首先來看以色事君的問題。蕭繹在《阮修容傳》中很少直接描寫母親的形貌：
（阮修容）必斂容正色……修容每盡禮謹(jǐn)肅……乃從容諫曰……居常儼敬，無喜慍之色。恭儉仁恕，未嘗疾言親指……見者不復(fù)能識……攀號慟絕……言必隨淚下……纏悲愈切……必流涕忘食。及采女告殂，因此感氣……乃笑而言……又躬自禮千佛……
除了“見者不復(fù)能識”勉強算是對容貌的描寫外，其余都是對神情的描寫，而即便是這一句也毫無細(xì)節(jié)可言。
如此避談母親的容貌，恐怕正是因為蕭繹要極力贊揚母親的德性?？鬃永显缇驼f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中“好德”的“德”說的當(dāng)然不是“婦德”，但是卻也側(cè)證了“德”和“色”常常是有所矛盾的，而蕭繹就在《金樓子·雜記下》中自言：
主有三惡：不修文德而尚武力，不明教化而枉任刑，是一惡也；妃妾以百數(shù)，黔首多鰥寡，是二惡也；男不耕耨，女不紡績，杼軸既空，田疇蕪穢，是三惡也。主有三殆：倍德而好色，親諂諛，遠(yuǎn)忠直，嬖子眾多，嫡嗣無立，是一殆也；嚴(yán)刑峻法，是二殆也；犬馬啖黍，民不厭糟糠，是三殆也。
蕭繹所謂的“三殆之一”便是“倍德而好色”，“倍”通“背”，這就等于在“背德”與“好色”之間畫了一個等號。這在《箴戒》中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如：
末喜，桀之妃，美于色，薄于德，亂孳無道。女子行丈夫志，身常帶劍。桀嘗置末喜于膝上。喜謂桀曰：“群臣盡憎妾之貴，乃以益慢于君。君威衰，令多不從，皆以妾為亂君，愿賜死。”桀于是大怒，行苛法，賜與嬖妾，侈益無度，府藏空虛。譽者昌，諫者亡，群下杜口，莫敢正言。造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于酒池醉而溺死者無數(shù)。于是末喜笑之，以為樂。
此條言桀惑于末喜之色而實行苛政，賞賜后妃無度而使國庫空虛，近小人而遠(yuǎn)諫者等一系列昏庸之舉。而在一開始，蕭繹即言“美于色，薄于德”，顯然有意將色與德區(qū)別開來。
又，云：
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廢太子而立之，用褒姒為后。
這一條言周幽王因?qū)檺郯?，而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正應(yīng)了蕭繹所謂“嬖子眾多，嫡嗣無立”這一“殆”。而蕭繹不僅在《金樓子》中多舉昏君好色亂政之事，更將好色亂政的后果展現(xiàn)出來：
當(dāng)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
又，對不好色的君主大加贊揚：
漢世祖文叔……耳不聽鄭衛(wèi)之音，手不持珠玉之扇。無私愛，左右無偏恩。
司馬泰廉靜，不近聲色之宴。
這種贊揚亦包括那些一時為色所惑但能幡然悔悟者：
宋高祖德輿……平關(guān)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
不難看出，蕭繹對“德”與“色”是有所取舍的。不過，對于蕭繹好德不好色的觀點，后人卻并不買賬。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梁元帝集》云：
帝不好聲色，頗有高名，獨為詩賦，婉麗多情，妾怨回文，君思出塞，非好色者不能言。
所謂“妾怨回文，君思出塞”即“妾怨回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出自蕭繹的《蕩婦秋思賦》。張溥要說的實際上是蕭繹既然能將這樣哀怨的情緒寫得如此婉轉(zhuǎn)綺麗，可見其揣度女性的心思之細(xì)密，一個不好色的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rèn)，這樣的作品本是當(dāng)時風(fēng)氣使然。宮體詩是在南朝詩歌趨向儷辭韻語、描寫細(xì)致特別是對于女性細(xì)致的描摹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而即使是更為浮艷的宮體詩作，蕭繹的作品留存至今的也并不多，相較于父兄都要少得多，這從《玉臺新詠》的收錄狀況可以窺其一二。
在好色這個問題上，蕭繹的人生之中的確有一個污點，《南史·蕭續(xù)傳》云：
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xù)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于簡文，簡文和之得止。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nèi)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xù)薨，元帝時為江州，聞問，入合而躍，屧為之破。尋自江州復(fù)為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shù)而遣之，吏人失望。
蕭繹離開荊州竟然將李桃兒帶走，這顯然違反了宮禁，而從蕭繹對于蕭續(xù)上報此事的反應(yīng)亦可得知此事的嚴(yán)重性。如果不是有色心之人，怎會冒險行此事。
張溥所說的“帝不好聲色，頗慕高名”來自《南史·梁本紀(jì)下》。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在當(dāng)時人心目中，因其地位與身份的關(guān)系，蕭繹還算不上好色?！督饦亲印ぷ孕颉分校捓[自言：“余性不耐奏對，侍姬應(yīng)有二三百人，并賜將士?！?sup>所謂“性不耐奏對”其實就是不好“聲”，而“侍姬應(yīng)有二三百人，并賜將士”乃是說不好色，這正是走向了“妃妾以百數(shù)，黔首多鰥寡，是二惡也”的反面，表現(xiàn)了蕭繹有意追求德而非色。而以蕭繹的地位動輒有侍姬二三百人，他的好色與否自然不能用尋常人的標(biāo)準(zhǔn)去評判。
事實上，在蕭家比蕭繹更為好色的大有人在。首先是他的父親蕭衍在破東昏侯的后宮后，本欲連其寵姬潘、余二美一并接收，然為立聲名先不得已殺了潘妃，后被范云逼著去了余妃。而之所以發(fā)生后面這件事情，按照《梁書·范云傳》的說法是：“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sup>這豈非是上文所引及的劉裕寵姚興從女的翻版?？梢姡瑢τ诘弁鮼碚f好色的后果是顯而易見的。更為荒唐的是，梁武帝的女兒永興公主為了與叔叔蕭宏亂倫之事，竟然要殺自己的父親梁武帝。
而如果將視野放到整個南朝，不但以色進幸之事多，便是淫亂后宮之事也屢見不鮮?！端螘ず箦鷤鳌酚浢鞯墼?jīng)“宮內(nèi)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而《南齊書·皇后傳》則記郁林王何皇后性淫亂，為南郡王妃時便與人私通，在后宮甚至與楊珉之“同寢處如伉儷”，《南史》更增宋武帝亂倫等事，凡此種種，不一一贅舉。
以其家族乃至整個南朝的好色之風(fēng)為背景，也就不難理解蕭繹對于“倍德而好色”的批評了。
（二）對于妒的批評
除了以色事君以外，蕭繹對于妒婦也極力批評。蕭繹在《后妃》中曾引《列女傳》贊有氏“領(lǐng)九嬪后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又，在《立言下》說：“夫一妻擅夫，眾妾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弊。其可忽哉！”將“一妻擅夫”與“一臣專君”并提、家與國并言，這是蕭繹一貫的態(tài)度。從他的立場來說，國事與家事很難截然分開。
他的父親梁武帝的斷房事，斷酒肉，促成了后宮女子生活的重大轉(zhuǎn)變。就阮修容而言，則是得以提早跟隨兒子出藩生活?！度钚奕輦鳌分校捓[在抒發(fā)對母親的思念時曾云：“東入禹川，西浮云夢，冬溫夏清，二紀(jì)及茲?！彼^“禹川”指的揚州會稽郡，從阮修容的卒年——大同九年（543）向前推二十四年即是天監(jiān)十八年（519），這一年蕭繹出為會稽太守，而自此阮修容一直跟著兒子一起生活。而早在天監(jiān)十五年（516），蕭繹便娶徐昭佩為妻，阮修容自然也與兒媳婦徐妃生活在一起。然而徐妃卻不像阮修容一樣道德高尚，歷史對她的評價并不高。前引《南史》本傳，《梁書·蕭方等傳》（《南史·蕭方等傳》所記與之相似）皆已提及她的淫亂之事，不過歷來對徐妃的批評并不僅僅基于淫亂一方面的問題，《南史·徐妃傳》云：
酷妒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
從這一段記載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只有見到不受寵的妾室才會與之親近，如果知道哪一個有了身孕即動手加害的善妒女子。而《梁書·蕭方等傳》中更是直言“初，徐妃以嫉妒失寵”，可見徐妃善妒已經(jīng)到了足以導(dǎo)致自己失寵的程度?！度钚奕輦鳌分杏涊d了一個與徐妃善妒相關(guān)的事件：
方諸、含貞等婚嫁，皆躬自經(jīng)始。旬日之中，內(nèi)外眾事，爰及禮儀，一時舉辦。公家發(fā)遣，啟臺悉停。外及饋人失禮，接之彌篤。每語繹曰：“吾垂白之年，雖親所聞見，然而‘德不孤，必有鄰’，且妒婦不憚破家，況復(fù)甚于此者也?！庇谑菒劢訌浡?。
關(guān)于這段記載，許德平及許逸民二氏并以為有脫誤，雖然這并非不可能，但是從今存《后妃》的內(nèi)容來看，也不是完全讀不通。蕭繹先言“內(nèi)外眾事，爰及禮儀，一時舉辦”，后言“外及饋人失禮”，一“先”一“后”可知這里敘述的是同一件事?！梆伻恕敝钢骼碇叙伿聞?wù)之人，而婦人主理中饋之事，自古而然。顏之推《顏氏家訓(xùn)·治家》曾云：“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可知，蕭繹所說“饋人”即是徐妃。事件的起因是阮修容為蕭繹的兒子方諸與女兒含貞辦理婚禮這件事。方諸是王氏所生，蕭繹既寵愛王氏，又偏愛方諸；而含貞是徐妃所生，史書對于蕭繹女兒的記載很少，不過從其母失寵可以推想到這個女兒不受重視。而從阮修容的“妒婦不憚破家”之語倒推過來，籌備婚禮的過程中所發(fā)生的“饋人失禮”一事正因徐妃的嫉妒而起。不過，當(dāng)徐妃做出了失禮的行為后，阮修容雖然對此多有批評，但是后面卻接了一句“于是愛接彌隆”。筆者認(rèn)為這一句或可從“德不孤，必有鄰”尋其旨意。殷仲堪解釋說：“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yīng)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而阮修容的“于是愛接彌隆”正有“推誠相與”之意，顯然她正打算用自己的行為來感化徐妃。
阮修容自十八歲入蕭齊后宮，所見者皆后宮女子，善妒之事比比皆是，所聽聞的只會更多，這之中恐怕就包括了本節(jié)開頭提到的因善妒而聞名后世的女子——梁武帝的正妻郗皇后?！赌鲜贰ほ屎髠鳌吩疲?/p>
后酷妒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后宮井，通夢于帝?；蛞娦?，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又，《南史·丁貴嬪傳》云：
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yán)，益小心祗敬。
《南史·后妃傳》中所言郗后善妒之事，并不見于《梁書》，許嵩在《建康實錄》中述郗皇后事時卻明顯采用了前者的內(nèi)容，不過卻對丁貴嬪受郗皇后虐待而“日舂五斛”之事并不照錄，但同時他又在《建康實錄·郗皇后傳》下注引韋述《兩京記》云：
案，《東京記》：皇城西南洛水北有分谷渠，北隋朝有龍?zhí)焱蹯簟Ｋ讉髁何涞圹笮远始?，武帝初立，未冊命，因忿懟，乃投殿庭井中。眾赴井救之，已化毒龍，煙焰沖天，人莫敢近。帝悲嘆久之，乃冊為龍?zhí)焱?，使井上立祠，朱粉涂飾，加以雜寶，每有所御，必厚祭之，巡直灑掃。自梁歷陳，享祀不絕。陳滅，乃遷其祠于京城道德寺。大業(yè)初，又移于此地，置祠。祠內(nèi)有星辰日月、閻羅司命、五岳四瀆大龍神象。蔣州沙門法濟嘗住祠中，以事龍?zhí)焱跎?。濟有二豎子，一善吹笙，一善方響，每日以朝暮作樂。濟為神所感，著衣鼓舞而不自覺。今向北，即上陽宮也。
《兩京記》時代稍晚，又記郗后死于武帝登基之后，而《梁書》記郗后卒于永元元年（499），則這一記載準(zhǔn)確性頗可懷疑。然《兩京記》中以“俗傳”記郗后性好妒忌事，又記天王祠自建康遷至長安，又自長安遷至洛陽，這都說明郗后已經(jīng)從一個歷史人物變成了一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其故事經(jīng)歷了如此長的時間，變形是在所難免的，然而其善妒之說與《南史》所載頗相符合，則說明此說其來已久。
即便不計《兩京記》中郗皇后善妒到梁武帝“每有所御，必厚祭之”之說，單以《南史》所記“帝卒不置后”一事，阮修容雖與郗皇后沒有接觸的機會，但對郗皇后善妒之事恐怕不會沒有耳聞。
在梁武的后宮中，善妒之后妃，郗皇后是一例，吳淑媛亦算一例。她之所以向兒子“陳疑似之說”，是因為“寵衰怨望”，這也逃不脫妒忌之心作怪，而吳淑媛的妒為梁武帝帶來的麻煩也不小，甚至讓自己的兒子蕭綜最后客死異鄉(xiāng)，只有尸骨得還。
后宮女子善妒，其來久矣。《說蕃》中記載了劉長的母親自殺之事：
劉長母，本張敖美人，坐貫高事，系之河內(nèi)。弟趙兼，因辟陽侯告呂后，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厲王，恚，即自殺。
劉長的母親受牽連而獲罪，本可活命，卻因為呂后的妒忌最終無辜而死。因后宮女子嫉妒而引發(fā)的禍?zhǔn)聦嵲诓簧伲覀儾环猎僖欢巍端螘の牡墼屎髠鳌分械挠涊d：“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jié)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后潘淑妃有寵，愛傾后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fù)見上?！?sup>袁后還算得寵，然求錢僅得數(shù)萬，若是不得寵的后妃，只怕數(shù)萬也無。對后妃們來說，顯然有比金錢更大的利益，因此要后妃不善妒也并不容易。阮修容從所見所聞中深知善妒的結(jié)果，所謂“妒婦不憚破家”說的是妒婦不怕破家，而作為德性高尚的后妃，阮修容當(dāng)然是以維護家庭的和諧為第一要務(wù)，這同《湯妃有氏傳》中“妃領(lǐng)九嬪后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賢女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之謂也”顯然是一致的。
或許正是因為母親善待徐妃，試圖感化她以維護家庭的和諧，蕭繹雖然對她諸多不滿，卻終未有行動，直到他們共同的兒子蕭方等戰(zhàn)死，才有蕭繹逼死徐妃、還尸徐家并謂之出妻等一系列事件。
恐怕正是因為生活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時代，蕭繹在寫及母親之時，一方面正面標(biāo)舉她的德性，另一方面回避她的容貌，且在表現(xiàn)母親寬容大度的同時，借母親之口對于妒婦提出了嚴(yán)厲的批評。蕭繹在《后妃》中不僅僅要展現(xiàn)母親道德之高尚，亦同時寄寓了對帝王不重色的鑒戒，對后妃以德事君的期許。
二、輔政之功
在目前傳世的作于南朝的史書之中，范曄以前有陳壽《三國志》，其后妃傳雖然記載了多名后妃的生平，但每一篇傳記的篇幅并不長。劉宋以后，《宋書》、《南齊書》中后妃類傳皆內(nèi)容簡單。成于唐代的梁、陳二史與《南史》中的“后妃”類傳亦復(fù)如是。“孽嬖”之妃自不待言，便是有賢德之稱的后妃，或記其“不為親屬請謁”，或記其撫養(yǎng)子孫，等等，皆忌言后妃輔佐政事之功。這里我們所說的輔政指的并不是上文所提到的以德事君以使后宮安寧的情況，而是直接干預(yù)政事。而與同時代史家不同的是，蕭繹的《后妃》所強調(diào)的卻正是后妃的輔政之功。
（一）后妃的文化修養(yǎng)
《阮修容傳》稱阮修容“年數(shù)歲能誦《三都賦》，《五經(jīng)》指歸過目便解”。而在差不多同時代的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記載：
德林幼聰敏，年數(shù)歲，誦左思《蜀都賦》。（《北史》）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jīng)》、《論語》。（《周書》）
不難看出，年數(shù)歲能誦左思《三都賦》在當(dāng)時可以作為一項異能寫入史書，尤其蕭大圜還是蕭繹的侄子，更可以看出蘭陵蕭氏的價值取向，因此蕭繹特地將此事記在了母親傳記之中。
翻檢《史記》以來至于《金樓子》成書之間的正史后妃類傳，景帝母竇太后大概是第一位記錄了讀書狀況的妃嬪，今錄上所述諸史中后宮女子的閱讀情況如下：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shù)。
（孝成班婕妤）誦《詩》及《竊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
以上出自《漢書·外戚傳》。
（明德馬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自撰《顯宗起居注》。
（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jīng)書，兼天文、算數(shù)。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于東觀受讀經(jīng)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xí)誦，朝夕濟濟。
（順烈梁皇后）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于左右，以自監(jiān)戒。
以上出自范曄《后漢書·皇后紀(jì)》。
吳郡韓藺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xué)，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
此條出自《南齊書·皇后傳》，這位韓藺英雖然算不上是后妃，但是“世祖以為博士”，使她得以掌教后宮，顯然是一位“女師”了，而蕭繹稱母親有“女師之德”，故亦錄其事跡。
又，《晉書》雖造于后，但所記故事發(fā)生在先，其《后妃傳》中記曰：
（文明王皇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
（左貴嬪）芬少好學(xué)，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
從以上諸條中不難看出，史書與儒家經(jīng)典及解經(jīng)之書是后妃們的熱門讀物。讀史的諸后妃之中，馬皇后能自撰《顯宗起居注》，而鄧皇后則不惟自己讀史，還詔令近臣讀史。至于儒家經(jīng)典之中，《詩經(jīng)》、《論語》和禮書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先說禮書，按照《周禮》的規(guī)定，后妃們?nèi)雽m以后會有專人教習(xí)禮儀。當(dāng)然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身份問題，不同等級的妃嬪所修習(xí)的禮儀是嚴(yán)格規(guī)定的，所以阮氏直到生下蕭繹，進位修容以后才得以“辨物書數(shù)，詔獻種稑”。又，前引《金樓子·阮修容傳》中謂阮修容能誦《三都賦》，對于《五經(jīng)》指歸過目能解，在蕭繹入幼學(xué)的時候教習(xí)他《孝經(jīng)》、《正覽》、《論語》、《毛詩》。后所言諸書皆儒家經(jīng)典或解經(jīng)作品，而《三都賦》屬于辭賦一類，其閱讀范圍還是相當(dāng)廣泛的。就閱讀書籍而言，可與阮修容相比擬的有漢成帝班婕妤、明帝馬皇后、《南齊書》所記的韓藺英（又作韓蘭英）及晉代的左芬了，不過，班、左、韓能作賦，而馬、阮則好讀、誦。另外，女教類圖籍也開始進入后妃們的視野，如班婕妤讀《窈窕》等篇，而梁皇后則以《列女圖》自誡。
相較于早期諸史所及之后妃，佛教進入中國后，后妃們有了新的讀物。蕭繹曾記阮修容“初習(xí)《凈名經(jīng)》義……末持《雜阿毗曇心論》……三十年中，恒自講說，自為《雜心講疏》，廣有宏益”。與此相應(yīng)的，《梁書》云：
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jīng)義，皆得其指歸。尤精《凈名經(jīng)》。
此即前文所謂丁貴嬪學(xué)佛是受梁武帝影響的證據(jù)。從丁貴嬪和阮修容的狀況不難得出，因為南朝帝王對于佛法的提倡，諸后妃的修養(yǎng)中又多了學(xué)佛一項。
丁貴嬪和阮修容都修習(xí)了《凈名經(jīng)》（即《維摩詰經(jīng)》，又稱《無垢經(jīng)》，以下非引用原文的情況下皆統(tǒng)稱為《凈名經(jīng)》），丁貴嬪十四歲即嫁與武帝，其一切修佛行為大概都是受了武帝的影響，但阮修容的情況要復(fù)雜得多，其信仰佛教，至少接觸佛教是在更早的時候。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曾有“尼媼出入宮禁及貴人閨闥，為劉宋政治上頗顯著之事”之論，而《阮修容傳》記曰：
有諸尼入臺齋會，乃密以達(dá)之，徑寄南金數(shù)百兩還家，此人仍負(fù)之而趨。其人后肉袒銜璧，乃云：“不憶有此?！?sup>
這即是上節(jié)中提到的阮修容將蕭昭業(yè)的賞賜寄回家的事情。所謂“諸尼入臺齋會”即湯用彤所說的“尼媼出入宮禁”的情況。這說明至少在二十歲的時候，阮修容已經(jīng)在生活中與佛教尼師有所接觸。又，阮修容的從母凈粲法師即為出家之人，她或許也受到了影響，不過其從母何時出家無從得知，故即便受到了從母的影響，時間起點卻難以追溯。
而稍后，阮修容嫁與蕭遙光為妻，據(jù)慧皎《高僧傳·義解·法度》記載：“度與紹并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sup>可知蕭遙光本人是信仰佛教的，而阮修容受到蕭遙光的影響信仰佛教不是沒有可能。
蕭繹在傳中并沒有寫及阮修容是何時參加宗教活動的，而是直接講述了母親修習(xí)《凈名經(jīng)》義，并且所言及的一系列修行皆在母親進位為修容以后，這應(yīng)該不是無意的。
武帝本人接觸《凈名經(jīng)》的時間可以追溯到蕭齊永明之時。竟陵王蕭子良和文惠太子蕭長懋都崇尚佛理，而蕭子良更是常請人到西府中講佛經(jīng)，《凈名經(jīng)》又恰恰是蕭子良所倡導(dǎo)的，這從《高僧傳·齊安樂寺釋僧辯傳》中提到永明七年蕭子良于佛前詠《凈名經(jīng)》一事便可得知。蕭衍在西府的時間可能并不長，也或許未必西府的每一場活動都可以參加，但是以他當(dāng)時與西府人員過從之密，蕭子良主持的講經(jīng)活動對于他應(yīng)當(dāng)不會毫無影響，不過這時候恐怕還談不上佛教信仰的問題。
根據(jù)《梁書》的記載，梁武帝曾研究過《凈名經(jīng)》，并撰寫了《制旨凈名經(jīng)義記》，而唐代窺基《說無垢稱經(jīng)疏》中更引及梁武帝對于“如是”的解說，這就說明梁武帝確曾解《凈名經(jīng)》，而至晚在唐代還可見到梁武帝的解經(jīng)之語。正是因為他本人對于《凈名經(jīng)》深感興趣，梁代皇室之中維摩詰信仰一度非常盛行。據(jù)何劍平在《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中考證，蕭梁皇室之中，除了丁貴嬪、阮修容外，昭明太子蕭統(tǒng)、簡文帝蕭綱乃至蕭繹自己都有維摩詰信仰。又，《阮修容傳》云：“備該元理，權(quán)實之道，妙極沙門?！?sup>由此可知，阮修容的《凈名經(jīng)》修養(yǎng)也是比較深入的，甚至“妙極沙門”。
很快的，阮修容開始修習(xí)另一部佛典——《雜阿毗曇心論》?！度钚奕輦鳌吩疲骸澳┏帧峨s阿毗曇心論》……三十年中，恒自講說?！?sup>據(jù)蕭繹的說法，阮修容卒于大同九年（543），則其修習(xí)《雜阿毗曇心論》之時顯然至少得往前推三十年。據(jù)柏俊才考，《斷酒肉文》作于天監(jiān)十二年（513），而《梁書·武帝紀(jì)下》云：“五十外便斷房室。”梁武帝五十歲這一年正是天監(jiān)十二年。又加之，在敘述了母親所修習(xí)的兩種佛典后，蕭繹云：“繹始習(xí)方物名，示以無誑。及在幼學(xué)，親承慈訓(xùn)?！?sup>按，蕭繹在《金樓子·自序》中云：“余六歲解為詩，奉敕為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fā)稍稠。風(fēng)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xué)為文也?！?sup>又，《梁書·元帝紀(jì)》云：“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fā)。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嘆?！?sup>蕭繹六歲的時候即是天監(jiān)十二年。而“始習(xí)方物名”顯然是更小的時候了。因此阮修容修習(xí)《雜阿毗曇心論》的時間至少在天監(jiān)十二年以前。
按蕭繹的說法，阮修容不僅僅是修持《雜阿毗曇心論》那么簡單，其交通的程度達(dá)到了能在“三十年中恒自講說”的層次，更甚者她還撰寫了《雜心講疏》。從天監(jiān)十二年到大同九年，大概就是蕭繹所說的三十年，此中這個年數(shù)歲能誦《三都賦》的女子再一次發(fā)揮了她的天賦，將《毗曇》之學(xué)修習(xí)得頗為精通，而她開始講說此經(jīng)正當(dāng)在天監(jiān)十二年前后。
自東晉末年，僧伽提婆譯出《阿毗曇心論》以后，毗曇之學(xué)曾風(fēng)行一時。至于《雜阿毗曇心論》，呂澂認(rèn)為此書“可以說是《阿毗曇心論》一書較遲而又較好的一種注解……由于《雜心論》的翻譯，聯(lián)系到以前的《心論》，重又引起了學(xué)者對毗曇的研究興趣”。雖然到梁武帝之時，毗曇學(xué)已經(jīng)走過了最盛的時候，不過這不代表著彼時毗曇學(xué)就無人問津，《成實論》七處破《毗曇》，二者關(guān)系如此密切，這也就難怪有些成實師也兼講《毗曇》，如梁代的智藏、僧旻、法云等三位“成論大乘師”皆同時精通毗曇學(xué)與成實學(xué)。
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開善寺的智藏法師。他與梁武帝的交往非常密切，唐代釋道宣《續(xù)高僧傳·梁鐘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云：“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竦敬。圣僧寶志遷神，窀穸于鐘阜，于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敕藏居之。”又云：“又于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并是茅茨容膝而已?；侍勇劧斡[，各賦詩而返?！?sup>智藏法師卒于普通三年（522）后，又云：“新安太守蕭機制文，湘東王繹制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志?！?sup>從蕭衍造開善寺敕智藏入住這一點，便可知智藏法師與梁武帝的關(guān)系很不一般，更不要說梁武帝還請他講經(jīng)，而其諸子皆與智藏法師有所往來，并于其卒后為立史上有名的“三蕭碑”。而早在蕭子良的西府中，智藏法師就因敷述《凈名經(jīng)》義理，無人能與之抗衡而得名?！独m(xù)高僧傳》記他所講經(jīng)論之中就提及了《阿毗曇心論》，又說他著有義疏行世。而《雜阿毗曇心論》本就是補注法勝《阿毗曇心論》頌本之作，都是《毗曇》學(xué)的重要論著。而從智藏與當(dāng)時宗室往來的情形看來，阮修容極有可能就聽過其講《毗曇》學(xué)。
又，吉藏《維摩經(jīng)義疏》云：
問：“《成實》若小，梁武崇大，何猶稟學(xué)？”答：“梁武初雖學(xué)之，后遂彈斥。著《大品經(jīng)序》，呵成實師云：‘若執(zhí)五時之說，謂《般若》、《凈名》未圓極者，無異窮子反走于宅中，獨姥掩目于道上。法水所以大悲，形山所以流慟?！何涑鯇W(xué)《成實》、《毗曇》，聞攝山棲霞寺高麗朗法師從北山來，善解三論，妙達(dá)大乘，遣智寂等十人，就山學(xué)之，而傳授梁武，因此遂改小從大?！?sup>
吉藏就是引文中提到的梁武帝“遣智寂等十人，就山學(xué)之”的“攝山棲霞寺高麗朗法師”的弟子。按他的說法，梁武帝早期崇尚《成實》、《毗曇》之學(xué)。又，如前所證，梁武帝尊奉的人當(dāng)中有善講《毗曇》的，尤其與他關(guān)系密切的智藏還是《成實》、《毗曇》合講的，故此，梁武帝即便未主動修習(xí)佛教學(xué)《毗曇》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阮修容之末持《雜阿毗曇心論》自然也不免與其有關(guān)。
不過阮修容除了精于這些經(jīng)典，還有其他的禮佛行為，《阮修容傳》記曰：
又躬自禮千佛，無隔冬夏，人不堪其苦，而不改其德。常無蓄積，必行信舍。京師起梁安寺，上虞起等福寺，在荊州起禪林、祗洹等寺，潯陽治靈丘、嚴(yán)慶等寺，前后營諸寺佛寶帳百余領(lǐng)，躬事后素，親加雕飾，妙于思理，若有神功。
當(dāng)時人禮佛每多施舍，起寺造塔更是不在話下，梁武帝本人便曾四次舍身入寺。相比較，阮修容的供奉自然也就不奇怪了，而她還“躬自禮千佛，無隔冬夏”，這卻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了，而即便身體不堪其苦，阮修容卻仍然堅持這樣的信仰。
在梁代因為大乘信仰的盛行，《成實》、《毗曇》之學(xué)漸漸式微，但阮修容的《毗曇》學(xué)研究卻堅持了三十余年。不難看出，在記述的過程中，蕭繹不僅僅贊嘆母親所具備的天賦，他更看重母親所付出的努力。而蕭繹之所以如此重視母親在文化修養(yǎng)上的努力，固然有當(dāng)時社會文化風(fēng)氣的原因，恐怕還在于他考慮到了其有助于政事的一面。
（二）后妃的輔佐政事
在蕭繹的筆下，阮修容曾向蕭遙光諫言，又在做了修容以后學(xué)習(xí)“辨物書數(shù)，詔獻種稑”，而在跟隨蕭繹出藩以后，“時值水旱，變食深憂”，又，“隨繹歸會稽……詢求故實，贍恤鄉(xiāng)黨，扶老攜幼，并沐恩猷”，又，“性好賑施，自春及冬，無日而怠。往年谷粒騰涌，蒙袂而濟者，不可勝言”，等等，都體現(xiàn)了阮修容輔佐政事之能，而這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都與阮修容的所學(xué)有關(guān)，如禮學(xué)知識，如佛學(xué)修行，等等。這里，我們僅以與蕭繹直接相關(guān)且尤為蕭繹所重的方伎之能為例。
在蕭梁建國之初，讖緯曾一度風(fēng)行?！读簳の涞奂o(jì)》載：“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并明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sup>又，《金樓子·興王》中記載了齊高帝夢到梁太祖蕭順之的子孫會得天下之事。又，《梁書·陶弘景傳》中則記錄了陶弘景“援引圖讖，數(shù)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之事。顯然，這些都意在說明梁武帝踐祚是上天降兆。因此當(dāng)沈約以“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征，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茍是歷數(shù)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之辭勸梁武受禪時，武帝便欣然接受了。
不過，梁武帝雖然接受了圖讖征驗這一登上皇位的絕佳理由，他對于讖緯之說還是保持著警醒的態(tài)度的，天監(jiān)四年（505）曾下詔省《鳳凰銜書伎》，其詔云：
朕君臨南面，道風(fēng)蓋闕，嘉祥時至，為愧已多。假令巢侔軒閣，集同昌戶，猶當(dāng)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于名實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銜書伎》，至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fù)興乎前代，率由自遠(yuǎn)，內(nèi)省懷慚，彌與事篤。可罷之。
《鳳凰銜書伎》之樂在宋齊兩朝都有，宋代歌辭作：“大宋興隆膺靈符。鳳鳥感和銜素書。嘉樂之美通玄虛。惟新濟濟邁唐虞。巍巍蕩蕩道有余?！?sup>齊初詔中書郎江淹改歌辭為：“皇齊啟運從瑤璣。靈鳳銜書集紫微。和樂既洽神所依。超商卷夏耀英輝。永世壽昌聲華飛。”從這兩種歌辭的內(nèi)容猜想，梁代的《鳳凰銜書伎歌辭》也應(yīng)與此相差無多，都是歌功頌德之辭。歌名皆是鳳凰銜書而至，顯然是取符瑞之兆。梁武帝所謂“嘉祥時至”說明梁初的瑞兆較多，然而當(dāng)此之際，梁武帝卻自覺“為愧已多”從而要罷此樂，說明他并未沉湎于臣子們利用圖讖所構(gòu)筑的世界，而“況于名實頓爽，自欺耳目”更說明他還保持著相當(dāng)程度的警醒。從武帝的罷樂中看出，他對百官利用讖緯的做法還是有所警醒的，但彼時“嘉祥時至”，所以大體來說還談不上排斥。
普通（520—527）年間，梁武帝應(yīng)已有禁止讖緯之意?！端逯尽份d：“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jiān)已后，又重其制?！?sup>按照這個記載，梁武帝禁圖讖當(dāng)在天監(jiān)（502—519）以后，約在普通中。與這個記載相對應(yīng)的史實是，普通二年（521）琬琰殿起火，燒去后宮房屋三千多間，普通三年（522）又發(fā)生了京師地震，這兩件都是比較嚴(yán)重的禍?zhǔn)?。而就在前事發(fā)生之后，武帝下詔云：
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diào)玉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慚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葉辰和，遠(yuǎn)臻冥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從詔書開篇的“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一句可知，直到普通二年，仍有大臣向蕭衍上表賀瑞。然而，當(dāng)國家災(zāi)禍連連發(fā)生，梁武帝果斷地下詔停止賀瑞之事，這可以看作是禁止讖緯之始。
蕭衍究竟何時下詔禁畜讖緯，史無明文，《南史·阮孝緒傳》曾載：
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笨陀星笾鹪唬骸凹核挥?，豈可嫁禍于人?！蹦朔僦?。
這一段記載直接聲稱“武帝禁畜讖緯”，從阮孝緒“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的說法，以及還有人明知禁令仍向其求取讖緯一類書籍看來，武帝的禁令恐怕并沒有那么嚴(yán)格。當(dāng)然，其禁令也不僅僅是擺擺樣子，不然也不至于還有人勸阮孝緒將書藏起來。更甚者，阮孝緒為了不遺禍于人，最后還一把火燒了這些圖讖之書。阮孝緒卒于大同二年（536），則“禁畜讖緯”應(yīng)在此之前。值得一說的是，阮氏曾于普通四年（523）撰成《七錄》十二卷，其中內(nèi)篇第五“術(shù)伎錄”中有“讖緯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這就說明至少在普通四年以前，梁武帝尚未有“禁畜讖緯”的命令。
除了禁畜讖緯以外，梁武帝或亦有禁言妖祥的命令?！督饦亲印ぶ竟帧吩疲?/p>
浣紗女死，三蛟至葬所。竇武母窆，蛇擊柩前。含涂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解語。合浦桐葉，飛至洛陽；始興鼓木，奔至臨武。樂安故市，枯骨吟嘯。遼水浮棺，有人言語。鬼來助張林驅(qū)使而致富；神女為董永織縑而免災(zāi)。懷德郡石解語，臨川閑山能嘯。泗水卻流，蓋泉赴節(jié)。蟲食葉成字，鵠口畫作書。狐屈指而作簿書，貍?cè)航卸v經(jīng)傳。黿頭戴銀釵，豬臂帶金鈴。成彪之魚號慟，華隆之狗涕零。武昌郡閣杖有蓮華，長安城門斧柯生葉。黃巾將走，草作鳥獸之形；董卓欲誅，葉為人馬之狀。有莘氏女，采兒于空桑之中；水濱浣嫗，得子于流竹之里。陸機引軍而牙折，桓玄出游而蓋飄。隕石于宋都，雨土于薄邑。取董奉之杏，去即值虎；持歸美之橘，還輒遇蛇。益陽金人，以杖筑地而成井；遁水竹王，以劍擊石而出水。夫差之女死，以玉壺送葬；茂伯之女亡，以金罌贈別。石言于晉國，石立于泰山。神降于莘，蛇斗于鄭。子文受於菟之乳，魏顆獲結(jié)草之功。龍戰(zhàn)于夏庭，樹生于殷廟。會稽城門之鼓，擊之聲聞洛陽，遂得號為雷門。是何怪與？妖祥之事，可殫言乎？
按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說法，在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錄《金樓子》時，《志怪》一篇首尾完整，也就是說，上引內(nèi)容在明代或更早以前，即列于《志怪》之末。此條在敘述了“浣紗女死，三蛟至葬所”等四十七事后言“是何怪與”，意在以“怪”概言前所述四十七事。蕭繹以所列諸事為“怪”并不稀奇，甚至以此“怪”字籠罩全篇亦說得通，畢竟本篇的題目即為“志怪”。且蕭繹曾在篇前小序中稱：“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為不然也……諒以多矣，故作《志怪篇》。”也就是說，蕭繹從內(nèi)心深處是接受世界上就是有這樣或那樣的怪事的。但是，除了將前述諸事定義為“怪”以外，蕭繹更在篇末以“妖祥之事，可殫言乎”作結(jié)，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末句為反問句，從其語氣可以推斷當(dāng)時應(yīng)有禁言妖祥之事，而蕭繹對此持反對態(tài)度。結(jié)合前述四十七事，這些“怪”事中有“妖祥之事”，而這些“妖祥之事”又都是有所應(yīng)驗之事。按照蕭繹的意思，這些事應(yīng)該加以重視，而不是“殫言”。蕭繹前為皇子，后為帝王，能使其“殫言”的當(dāng)是蕭衍的旨意，故此疑在蕭衍的禁令中恐有禁言妖祥之內(nèi)容。而從普通二年的停止賀瑞到普通四年以后的“禁畜讖緯”，以及可能存在的禁言妖祥的命令，不難看出梁武帝的禁讖當(dāng)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然而，蕭繹對此卻頗不以為然。他本人善于伎術(shù)。史有明文，《南史·梁本紀(jì)下》就曾載：“帝于伎術(shù)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dāng)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sup>如前所論，蕭繹的好《易》卜之術(shù)與母親善于伎術(shù)或有關(guān)系，而梁武帝本人亦擅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之術(shù)，在這樣的家庭中，蕭繹好讖緯自然也就無可厚非。他的藏書中即有《地鏡經(jīng)》三種，《金樓子·志怪》云：
《地鏡經(jīng)》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jīng)，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游名山，尋丹砂，于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秘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
按，《隋志》子部五行類中有“《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guī)鏡經(jīng)》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據(jù)此《地鏡》應(yīng)為圖讖之書。據(jù)前引《南史·阮孝緒傳》可知，梁武帝曾經(jīng)“禁畜圖讖”，與此相對應(yīng)的是，蕭繹不但收藏有《地鏡經(jīng)》，還有三種不同版本的《地鏡經(jīng)》。固然可以說蕭繹收藏此書事在禁令之前，然而以蕭繹對于聚書癡迷之程度，即便有了禁令，他也不會將此書從收藏中剔除，亦不可能因為禁令就將之毀去。更何況蕭繹對此書還抱有一種期待，這從蕭繹“三家之經(jīng)，但說珍寶光氣”的語氣中也不難看出。蕭繹所謂“但說珍寶光氣”有大失所望之意，這說明他對此書的期待是不僅僅寫“珍寶光氣”而已。當(dāng)然，這句話似乎亦有另一層含義，即暗指自己的收藏在某種程度上并非是讖緯之書。為此，蕭繹還在《金樓子·志怪》中引及“凡有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南；西枝枯折者，寶在樹西也”等至少三條《地鏡經(jīng)》的內(nèi)容。
更有甚者，蕭繹在《金樓子》中多處利用讖緯的幽微之言。如記自己大婚前后的各種怪事顯然意有所指。又，《興王》記載了不少發(fā)生在梁武帝身上的神異之事，而相關(guān)之事在其他文獻記載中或多或少有些差異，試舉例如下：
永明九年，出為鎮(zhèn)西咨議。西上述職，行過牛渚，直暴風(fēng)卒起，入泊龍瀆。既波浪不可靜，登岸逍遙，四望梁山，瞻眺墟落。見一長老，披儒服至，揖上曰：“君龍顏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四海未一，安蒼生者，其在君乎？”上笑之曰：“觀公長者，不容見戲?！倍矶L(fēng)靜，此夕竟屆姑熟。永明十年，太祖登遐。上始承不豫，便即言歸。輕舟仍發(fā)，州府贈遺，一無所受。齊隋郡王苦留一宿，不許。得單艇，望星上路，犯風(fēng)冒浪，兼行不息。雖狂飆地發(fā)，高浪天涌。船行平正，常若安流。舟中之人，皆稱神異。及舟漏臨沒，叫不輟聲，鵲頭戍主周達(dá)奉上一船，奔波就路，至京不逾二旬。（《金樓子·興王》）
累遷隨王鎮(zhèn)西咨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職。（《梁書·武帝紀(jì)》）
累遷隨王鎮(zhèn)西咨議參軍。行經(jīng)牛渚，逢風(fēng)，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尋以皇考艱去職，歸建鄴。（《南史·梁本紀(jì)上》）
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隋郡王子隆鎮(zhèn)撫陜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dāng)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fēng)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為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jīng)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梁武帝《孝思賦》）
以上四段引文中，第一段先講了梁武帝為隋郡王咨議參軍時遇長老言其有安天下蒼生之能一事，其后則言及永明十年武帝返鄉(xiāng)途中所遇到的神異事件；第二段則僅交代了梁武帝在隨王府中任參軍及去職之事，內(nèi)容只有兩句話，不涉及任何神異事件；而第三段雖有梁武帝遇長老事，卻無武帝在乘船回家奔喪時所遇到的神異事件；至于第四段《孝思賦》的文字中梁武帝自言回家奔喪之事，只言旅途兇險，并不及神異之事。其中，梁武帝遇到穿儒士服的長老事，以《金樓子》與《南史》最為相像，但是《南史》的作者李延壽不但在書中著錄了蕭繹的《金樓子》，且其書與《梁書》記載相異之處又有相當(dāng)一部分與《金樓子》相近，這就不免使人懷疑《南史》的這一段文字可能就參考了《金樓子》的記載；而就回家過程來說，《金樓子》與《孝思賦》所記大體一致，只不過前者多了神異色彩。也就是說，同一段故事，《梁書》僅簡略地加以記載，梁武帝自己雖細(xì)數(shù)其過程，但并不及于神異的色彩，《南史》記取了一部分，但是很有可能就來自蕭繹所撰《金樓子》本身。當(dāng)然，這并不是說梁武帝的這些神異之事是出于蕭繹的創(chuàng)造，與阮修容不同，以梁武帝彼時的身份，這樣的故事恐怕早已在流傳，蕭繹不過將之記錄下來罷了。
蕭繹為父親所作傳中，稱父親為“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被追尊為武帝及廟號稱高祖是在承圣元年（552）蕭繹即帝位以后，也就是說此傳當(dāng)作于蕭繹登基以后。至于其為母親所作傳則是更早的事情了，即“乙丑歲之六月”，也即大同十一年（545）。在《阮修容傳》中，蕭繹在一開篇先寫了阮修容的家世，她的祖父石元恭仕至武騎常侍，父親石靈寶官至奉朝請，都是低級的官職，遂知修容出身低微?？墒沁@出身低微的人卻是帶著靈異的色彩降生的，即：生而紫胞。有意思的是，梁武帝的后妃之中生而神異的并不只阮修容一人：
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dāng)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nèi)，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于水濱祓除之。（《梁書·郗皇后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為名。（《梁書·丁貴嬪傳》）
雖然巫認(rèn)為郗皇后“光采異?！辈皇鞘裁春檬拢贿^放到蕭梁的后宮中卻反而正常了起來。對比郗皇后出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nèi)”，丁貴嬪之生則不惟有“神光之異”，還有“紫煙滿室”，至于阮修容則“生而紫胞”。有意思的是，在梁武帝的三位生而靈異的妻妾中，郗、丁二氏的感生故事均見載于《南史》中，唯獨阮修容之事不見史冊。
不過，《南史》雖不載阮修容之神異，倒是記載了跟蕭繹出生有關(guān)的兩段神奇故事。先說后一則，《南史·阮太后傳》云：“在孕，夢龍罩其床。天監(jiān)七年八月，生元帝于后宮?！?sup>則在蕭繹出生之前，其母有感龍之夢，這個胎夢內(nèi)容并不稀奇，且《梁書》亦載，稀奇就稀奇在第一個胎夢上。與第二個胎夢相比，第一個胎夢故事發(fā)生在阮修容未孕之先，時間上較第二個為早，且第二個胎夢不見于《梁書》，不過倒見載于《三國典略》。內(nèi)容與《南史》所記略有差異，但大體內(nèi)容、敘述次第基本一致，故此處僅錄《南史·梁本紀(jì)》的相關(guān)記載：
初，武帝夢眇目僧執(zhí)香爐，稱托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fēng)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jiān)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
引文中所謂“有紫胞之異”正是“生而紫胞”之意。將此與《金樓子》對照，則母子二人俱為紫胞。實際上阮修容紫胞之事，既不見載于《梁書》，也不見載于《南史》或是《建康實錄》，今存《三國典略》中亦無相關(guān)記載。再結(jié)合《南史》記蕭繹紫胞來看，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就不免使人懷疑，這個神異的故事如不是阮修容講述的——當(dāng)然這并不能排除阮修容編造此故事的可能性——便是蕭繹按照自己的故事杜撰的，盡管連他自己的故事也未必是真的。
對于蕭繹這個愿意接受讖緯的預(yù)示的人來說，這個故事的價值不在于其真實與否，而在于它能提升阮修容的地位，而使他人也同蕭繹一樣接受這個故事的暗示，即阮修容是一個生而神異的人。至于《后妃》中所寫到的阮修容在伎術(shù)方面的才華，則是出于有資于政事的立場，而這一點恐怕正是蕭繹在小序中提出“故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上，蕭繹心目中有德的后妃不以色事君，且有助于政事，其中后者尤其體現(xiàn)出蕭繹個人的關(guān)懷來。
三、教養(yǎng)子女
對于我國古代的女性來說，生育并教養(yǎng)子女是一項重要的職分，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母教尤其發(fā)達(dá)，說明母親的教育職能在當(dāng)時是獲得認(rèn)可的。而就后妃來說，他們所生養(yǎng)的子女即便不是未來的繼承人，也必將承擔(dān)重要的政治責(zé)任，這就使得后妃的教養(yǎng)工作顯得尤其重要。蕭繹亦曾多次談及后妃教養(yǎng)子弟的問題，如《立言》云：
哲人君子，戒盈思沖者，何也？政以戒懼所不睹，恐畏所不聞，況其甚此者乎！夫生自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憂懼之所不加，寵辱之所未至?；涀札f齔，便作邦君……
又，《著書》載《忠臣傳·諫爭篇序》云：
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刳斮，用之以逋逃……
所謂“生自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所指顯然是諸侯，而這里“婦人”指的是后宮之人，雖未必盡為后妃，但亦相去不遠(yuǎn)。而蕭繹不止一次提起“生自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以他的身份，這種感嘆必然與日常所見相合，而由此他對于后妃教養(yǎng)子女的責(zé)任之看重也可想而知了。于是，《金樓子》中不止一次地描述了后妃教育子女之事，按其教養(yǎng)目的，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對于子女身體的愛護
阮修容對于蕭繹的照顧自不必說了，這里僅以《說蕃》所記司馬攸事為例：
初，居文帝喪，上以攸至孝毀甚，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塵墨，貌不可識。太后留攸宅，撫慰旬日。及還中，詔勉攸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fù)如何！宜遠(yuǎn)慮深計，不可守一意，以陷于不孝。若復(fù)不從往言，當(dāng)遣人監(jiān)守飲食?！?sup>
這一段記載本是要突出司馬攸的孝，但是文明皇太后王元姬更看重的無疑是司馬攸的身體，不但親臨撫慰，回到宮中還下詔書叮嚀兒子要進食，甚至威脅說如果不聽話，就派人監(jiān)視其進食。
（二）教育子女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與妻子和睦相處
仍看王元姬例子：
文明皇太后臨崩，謂武帝曰：“桃符性急，汝宜宏之?！?sup>
司馬攸在西晉聲望很高，對于晉武帝是一種威脅，而這種威脅最后也導(dǎo)致了他因讒言致死。他們的生母王元姬雖然未必料到了這個結(jié)局，卻希望晉武帝兄弟和睦相處，所以臨終囑咐晉武帝要對司馬攸寬宏。
再來看劉子業(yè)的例子：
宋景和子業(yè)，孝建之太子也。即皇帝位，興改制度，或取之前史。謝莊為誄宣貴妃文，曰“贊軌堯門”，方之漢鉤弋也，帝下莊于獄。乃發(fā)貴妃墓，縱糞于孝建冢，曰：“齇奴，何意生我？”孝建多昏縱，故有“齇奴”之目。太后臨卒，遣人召帝，帝曰：“病人間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其不孝皆此類也。
以上二例從結(jié)果看來都是教育失敗的例子，當(dāng)然這不能僅僅歸因于母親，但是未來君主教育的失敗對于國家來說是非?？膳碌?，而劉子業(yè)的經(jīng)歷尤其反映了這一點。
（三）教導(dǎo)子女學(xué)習(xí)及為政之道
《金樓子》中與此相關(guān)的例子皆在《后妃》中，前文已及，此不贅言。
值得一提的是，作《后妃》之時的蕭繹不會料想到太清之亂會成就自己的帝業(yè)。對于此時的他來說，立言立功才是他的追求，他遵守禮法，努力經(jīng)營自己的聲譽，也因此獲得了《梁書》本紀(jì)所謂的“高名”。也因此，我們可以想象在蕭繹的眼中，母親的教育是成功的，他的批評正是建立在肯定母親教育的基礎(chǔ)上，而這是考量《金樓子》中后妃在教育子女的成敗問題不能不考慮的背景。
附帶一提的是蕭繹的立場問題。蕭繹對于孝道的重視貫穿于《金樓子》全書，對于后妃自然也有這樣的要求，而從《阮修容傳》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談及母親對于父母長輩的孝敬與對于弟妹的友愛亦不難得知。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后妃應(yīng)該對于娘家無限付出，身為皇家子弟尤其要防范外戚干政，遺憾的是《后妃》殘損，現(xiàn)存的部分并不涉及這樣的內(nèi)容。不過有趣的是，今存《金樓子》中恰有一條涉及后妃因外戚而干政之事：
秦穆公任好即位……發(fā)兵襲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賣之，因見秦兵，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jǐn)修守備，令臣以牛勞軍士?！鼻厝龑④娤嘀^曰：“將襲鄭，鄭人已覺之，往無及已?！睖缁?，晉之邊邑。當(dāng)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墨缞绖發(fā)兵，遮秦兵于殽。擊，大破之，虜三將。晉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曰：“繆公怨此三人于骨髓，心愿歸之，我君得此，快意烹之?！睍x君許，三將歸。歸至，繆公素服郊迎?？拊唬骸肮虏挥冒倮镛伞㈠渴逯?，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復(fù)官秩，益厚之。
這段文字出自《說蕃》，從字句考量，更近于《史記·秦本紀(jì)》。不過在錄入到《金樓子》時經(jīng)過了蕭繹的整理，因而只留下了蕭繹心目中事關(guān)秦穆公稱霸的主要環(huán)節(jié)。而我們想討論的是其中與晉文公的夫人文嬴相關(guān)的記載。作為晉文公的夫人，文嬴本應(yīng)站在晉國的立場上，但她卻勸服晉襄公將三位將士送回秦國，最終成就了秦國的霸主之位。盡管我們可以設(shè)想，這個故事如果出現(xiàn)在《后妃》，蕭繹恐怕會對她大加批評，但在《說蕃》中，蕭繹并未對其人作任何評判，這固然是因為引文的目的在于敘述秦穆公稱霸的故事，文嬴的襄助只是其中一環(huán)。而恰恰也是這個原因，讓我們相信蕭繹對于后妃的評斷會因自己的立場而發(fā)生變化。我們只要將在大半生中都積極努力塑造一個符合儒家道德或者說符合一般世俗道德形象的蕭繹與那個在太清之亂中為了帝位，置父兄于不顧，甚至發(fā)出了“六門之內(nèi)，自極兵威”那樣命令的蕭繹作為參照，便可知這其實只是因為蕭繹的立場發(fā)生了變化，而他的價值判斷只不過是在立場變化的同時發(fā)生了變化而已。
而由此回到《后妃》中，首先我們看到蕭繹有意將自己的母親塑造為后妃的典范。阮修容當(dāng)然不僅僅是后妃的身份，她還是蕭繹的母親，更為蕭繹掌理家事，一身兼有數(shù)重身份，因此蕭繹從她身上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有德的后妃的形象，亦是一個有德的母親以及有德的妻子的形象，所以蕭繹稱母親有“賢明之稱，女師之德。言為閨門之則，行為椒蘭之表”。也就是說，蕭繹在表現(xiàn)后妃德性的同時，也為天下的女子提出了行為范式。換句話說，當(dāng)蕭繹在建構(gòu)母親形象時，他所建構(gòu)的實際上是他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這一形象雖然外化為母親，但卻并不與理想女性（如妻子）的身份相矛盾。
而如果更進一步將《金樓子》中關(guān)于后妃女子的記載與本書《立言》中蕭繹所引及的《孝經(jīng)》“自家刑國”的觀念結(jié)合起來，就會發(fā)現(xiàn)蕭繹更重視的是后妃對于社稷的意義，這背后藏著蕭繹追求事功的心態(tài)。其對于后妃的贊揚與批評都沒有離開有助于政事這一著述之旨，正如《后妃》開篇所提到的，“月以陰精，用扶陽德。故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亂興乎周室。其所以卜世隆長，誠有以矣”。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伴隨著母親作為有德后妃形象一起出現(xiàn)的，不僅是蕭繹所構(gòu)建的理想女性伴侶的形象，更是他塑造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面。
- 《四庫全書總目》，第30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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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漢紀(jì)校注》，第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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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吳樹平等輯錄、校注的《東觀漢記校注》中將此條置于《陰睦傳》中，并稱據(jù)《書鈔》卷四十七輯錄，查考《北堂書鈔》（中國書店據(jù)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影印，1989年，第134頁）卷四十七《追封五》中“追尊陰睦為宣恩侯”條下注中云：“《東觀漢記·陰識傳》云：‘建武三年，追尊貴人父睦為宣恩侯。睦，皇后父也?！癜?，聚珍本卷十一《陰睦傳》‘三’作‘二’，陳俞本同，但無末句。又，聚珍本卷六《陰皇后傳》云：‘君孟名睦，后之父也?！?/li>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年，第285頁。
-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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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樓子校箋》，第583頁。
- 同上，第5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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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漢書》，第409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0頁。其中“不得休外處分家計”，許德平校本作“不得休外，處分家計”，見許德平著《金樓子校注》，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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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樓子校箋》，第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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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樓子校箋》，第381頁。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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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書》，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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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書》，第165頁。
- 《隋書》，第999頁。
- 《金樓子校箋》，第406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2頁。
- 語出《申子·大體》，收在呂效祖、趙保玉編《群書治要考譯》第三冊，團結(jié)出版社，2011年，第411頁?！渡曜印ご篌w》原作：“夫一婦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弊。故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倍督饦亲印ち⒀云隆吩疲骸胺蛞黄奚梅颍婃詠y；一臣專君，群臣皆弊。其可忽哉！”見《金樓子校箋》，第908頁。聯(lián)想到《阮修容傳》中“且妒婦不憚破家，況復(fù)甚于此者也”，故疑蕭繹此語當(dāng)出自《申子》原文。
- 《金樓子校箋》，第362頁。
- 《列女傳補注》，第2頁。
- 《金樓子校箋》，第372—373頁。
- 《后漢書》，第405—406頁。
- 同上，第1131頁。
- 同上，第403頁。
- 《后漢書》，第406頁。
- 《后漢紀(jì)校注》，第245頁。
-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第709—710頁。
- 《金樓子校箋》，第844頁。
- 《東觀漢記校注》，第193頁。
- 《梁書》，第163頁。
- （唐）李延壽撰《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第234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1頁。
- 《南史》，第340頁。
-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浦衛(wèi)忠整理，楊向奎審定《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13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1頁。
- 同上，第1334頁。
- “敭”即揚，有飛舉的意思。吳騫以為“‘?dāng)恕蕖`”。許逸民認(rèn)為：“‘?dāng)m含舉義，然謂‘就邊敭之’亦難圓通，疑其字或當(dāng)作‘剔’，剔者剜挑也。”見《金樓子校箋》，第425頁。蕭旭在《〈金樓子〉校補（一）》中借實例指出“‘煬’、‘揚’可同音互借也?！贝藯l見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900。而陳志平、熊清元則以為“敭”為輕侮、怠慢之意，“剔”為挖出，往外挑，所以“敭”應(yīng)改作“剔”。
- 《金樓子校箋》，第382—383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1—382頁。
- 同上，第383頁。
- 《后漢書》，第409—411頁。
- 同上，第410頁。
- 《后漢書》，第413頁。
- 《金樓子校箋》，第1358頁。
- 轉(zhuǎn)引自《太平御覽》，第758—759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4頁。
- 李祥年著《漢魏六朝傳記文學(xué)史稿》，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第2頁。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dá)疏，龔抗云等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967—969頁。
- 《毛詩正義》，第970—973頁。
- 《漢魏六朝傳記文學(xué)史稿》，第20頁。
- 《史記》，第1967頁。
- 徐沖著《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quán)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8頁。
- 《史記》，第3311頁。
- 《史通通釋》，第92頁。
- 《史通通釋》，第341頁。
- 《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quán)力起源》，第128頁。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1264頁。
- 前引《晉書·華嶠傳》中稱華嶠“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也就是說華嶠是在晉武帝泰始（265—274）年間任中書著作郎的時候開始撰寫《漢后書》的。而陳壽自蜀入晉，為張華薦為著作郎也差不多是這個時候的事情，故其作《魏書》恐稍晚于華嶠。
- 范曄關(guān)于《皇后紀(jì)》書寫對象的說明見于《后漢書》，第401頁。
- 《元史》的情況較他史不同，其列傳第一篇為《后妃第一》，列傳第二篇則記睿宗、裕宗、顯宗、順宗事，因此，其列傳第三篇名為《后妃第二》，記睿宗、裕宗、顯宗、順宗妻事。
- 后之正史中，《魏書》、《北齊書》、《周書》之中，皆有后妃傳，名曰《皇后傳》，至《新五代史》，編撰者以為“至于唐、晉以后，親疏嫡庶亂矣”，故將《后妃傳》名之為《家人傳》。
- 《毛詩正義》，第714頁。
- 梁滿倉著《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5頁。
- 《史記》，第1967頁。
- 陳戍國著《中國禮制史·秦漢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0頁。
- 《史記》，第1980頁。
- 《漢書》，第4011頁。
- 《漢書》，第1957—1958頁。
- 《三國志》，第169頁。
- 同上，第909頁。
- 同上，第1203頁。
- 《后漢書》，第401頁。
- 同上，第456頁。
- 楊明照撰《抱樸子外篇校箋》，中華書局，1991年，第614頁。
- 《抱樸子外篇校箋》，第616頁。
- 《抱樸子外篇校箋》，第618—619頁。
- 《晉書》，第2516—2517頁。
- 《晉書》，第2510頁。
-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biāo)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2007年，第820頁。
- 同上，第822頁。又，《晉書》亦載此事：“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zhì)，適于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fēng)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見書第2517頁。
- 《晉書》，第1207頁。
- 據(jù)劉孝標(biāo)注與余嘉錫箋疏，與韓壽私通者或為陳騫女，陳騫知真相后將女嫁與韓壽，故事的主人公雖與今傳《世說新語》所記不同，但是故事的內(nèi)涵不受此影響。詳書第1079—1080頁，“韓壽美姿容”條下注與校箋。
- 《南史》，第324頁。
- 《南史》，第535頁。
- （梁）沈約撰《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1584頁。
- （清）王鳴盛著，黃曙輝點?！妒呤飞倘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457頁。
- 《越縵堂讀書記》，第42頁。
- 《梁書》，第164頁。
- 《南史》，第342頁。
- 《梁書》，第619頁。
- 《南史》，第342頁。
- 《金樓子校箋》，第1158—1159頁。
- 說詳《〈金樓子〉研究》，第67—68頁。
- 《梁書》，第96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2頁。
- 據(jù)蕭繹的記載，阮修容的先祖石鑒以曉仰觀見知于王隱，詳《金樓子校箋》，第380頁。
- 詳（唐）瞿曇悉達(dá)撰《唐開元占經(jīng)》，《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7冊，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第971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0—381頁。
- 《梁書》，第163頁。
- 《南史》，第340頁。
-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1年，第193頁。
- 《梁書》，第823頁。
- 《南史》，第1315頁。
- 《梁書》，第824頁。
- 《南史》，第1326頁。
- 據(jù)《隋書·五行志》載：“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是時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jì)并權(quán)侔人主，頗為驕恣，皇太子甚惡之，帝不能抑損?！币姟端鍟?，第627頁。
- 據(jù)《南史·蕭范傳》載：“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wèi)宮內(nèi)。兄弟相貳，聲聞四方?！币姟赌鲜贰罚?296頁。
- 《金樓子校箋》，第356頁。
- 同上，第357頁。
- 同上，第358頁。
- 同上，第627—628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0—383頁。
- 出于《論語·子罕第九》，見（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墩撜Z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349頁。又見于《論語·衛(wèi)靈公第十五》，第625頁。
- 《金樓子校箋》，第1316頁。
- 同上，第238頁。
- 同上，第263頁。
- 同上，第129頁。
- 《金樓子校箋》，第180頁。
- 同上，第635頁。
- 同上，第196頁。
- （明）張溥著，殷孟倫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0年，第215頁。
- 引自《梁元帝集》，收在（清）嚴(yán)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第3038頁。
- 《南史》，第1321—1322頁。
- 《金樓子校箋》，第1350頁。
- 《梁書》，第230—231頁。
- 《宋書》，第1295頁。
- 《南齊書》，第393頁。
- 《金樓子校箋》，第908頁。
- 《南史》，第342頁。
- 《梁書》，第619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3頁。
- 王利器撰《顏氏家訓(xùn)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6年，第47頁。
- 《論語正義》，第159頁。
- 《南史》，第339頁。
- 同上。
- 轉(zhuǎn)引自（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第719頁。
- 《金樓子校箋》，第667頁。
- 《宋書》，第1284頁。
- （唐）李延壽撰《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2504頁。
-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中華書局，1971年，第756頁。
- 《漢書》，第3945頁。
- 同上，第3984頁。
- 《后漢書》，第409—410頁。
- 同上，第419、424頁。
- 同上，第438頁。
- 《南齊書》，第392頁。
- 《晉書》，第950頁。
- 同上，第957頁。
- 《梁書》，第161頁。
- 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307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0頁。
-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第331頁。
- 同上，第503頁。
- （唐）窺基撰《說無垢稱經(jīng)疏》，收在《大正藏》第38冊，第1003頁。
- 說詳何劍平著《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第四章第一節(jié)“梁代王室的維摩詰信仰”，巴蜀書社，2009年，第145—152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1頁。
- 同上。
- 見柏俊才著《梁武帝蕭衍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0頁。
- 《梁書》，第97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1頁。
- 同上，第1345頁。
- 《梁書》，第135頁。
- 呂澂著《中國佛學(xué)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第127頁。
- 鳩摩羅什語，見《高僧傳》卷六《僧睿傳》，第245頁。
- （唐）釋道宣撰《續(xù)高僧傳》，收在《大正藏》第50冊，第466頁。
- 見《大正藏》第50冊，第467頁。
- 同上，第467頁。
- （唐）吉藏撰《維摩經(jīng)義疏》，收在《大正藏》第38冊，第912頁。
- 《金樓子校箋》，第383頁。
- 《梁書》，第29頁。
- 《金樓子校箋》，第209頁。
- 《梁書》，第743頁。
- 同上，第234頁。
- 同上，第41頁。
- 《隋書》，第303—304頁。
- 《南齊書》，第196頁。
- 《南齊書》，第196頁。
- 《隋書》，第941頁。
- 《梁書》，第65頁。
- 《南史》，第1895頁。
- 《金樓子校箋》，第1200頁。
- 同上，第1131—1132頁。
- 《南史》，第245頁。
- 《金樓子校箋》，第1188頁。
- 《隋書》，第1038頁。
- 《金樓子校箋》，第1189頁。
- 同上，第207—208頁。
- 《梁書》，第2頁。
- 《南史》，第168頁。
-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5895—5896頁。
- 《金樓子校箋》，第206頁。
- 《梁書》，第157頁。
- 同上，第160頁。
- 《南史》，第340頁。
- 《南史》，第234頁。
- 《金樓子校箋》，第788頁。
- 同上，第1055頁。
- 《金樓子校箋》，第631頁。
- 同上，第631頁。
- 同上，第317頁。
- 《金樓子校箋》，第581—582頁。
- 《金樓子校箋》，第8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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