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引】

研究者、評論家常常以曹雪芹與英國的“劇圣”莎士比亞（Shakespeare）相比并舉。如此，則雪芹可稱為“稗圣”（稗指說的別名“稗官”“稗史”）。但莎翁一生寫出了三十七八個劇本，他的眾多角色人物是分散在將近40處的；而我們的偉大作家曹雪芹的幾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貴賤等，卻是集中在一部書里，而且是有機(jī)地“集中”“聚會”，而非互不相干。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學(xué)史上唯一創(chuàng)例，無與倫比！這么多大小人物，生活在一處，生死休戚，息息相關(guān)，是一個大整體，而不是依次上場，戲完了沒他的事，退入幕后，又換一個“登場者”的那種零碎湊綴的章法。此為一大奇跡、一大絕作。

詩曰：

著書全為女兒心，亦有高年嫗可欽。

濁物也須一言及，無違大旨義堪尋。

風(fēng)流人物在英才

一提起《紅樓夢》與中華文化這個大題目，便有如剝春蠶千頭萬緒須繅，如寄音書千言萬語難盡之感。在此文中，我只想就其一端，粗明鄙意，我要從東坡名作《念奴嬌》說起。

東坡這首詞的頭一句是什么？他道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fēng)流人物！”可知東坡心中意中關(guān)切追慕的，不是其他，乃是華夏從古以來為人傳頌的風(fēng)流人物。誰當(dāng)?shù)闷疬@樣四個字的一種稱號呢？東坡寫得清楚，那便是三國周郎，凡我中華之人，誰個不曉，公瑾英年將略，顧曲名家，真可謂風(fēng)流絕代，才藝超群。這樣的人才，這種的風(fēng)流人物，似乎以前未聞（至少未顯），比如先秦諸子，兩漢名流，大智鴻儒，高風(fēng)亮節(jié)，全是另一種風(fēng)范。到得三國之時，這才由周郎樹立起了頭一個儀型。東坡乃許以“風(fēng)流”二字。但是，仍有一樁遺憾，就是周郎不曾留下翰藻文詞，人家都知道他是位高級的將才和藝術(shù)家，卻不能承認(rèn)他是文學(xué)作家。真是風(fēng)流未足。且再看同時代又出現(xiàn)了何等人物？

三國之中，東吳、西蜀，人才濟(jì)濟(jì)，各有千秋，但一色是帝王將相之資，卻少見詩人情種之質(zhì)。唯獨地處河南的魏，卻產(chǎn)生了那種與帝王將相全不相同的人物——即我所說的“詩人情種”型的人物。魏武曹瞞，雄才大略，且置另論，出名的三曹父子中，以曹植子建特為佼佼。以我管窺蠡測之人觀史，竊以為自從有了曹子建，我們的文化史，實實打開了嶄新的一章，論人論文，皆與以前不侔。這真是里程之碑，紀(jì)元之表。大書特書，猶恐不足以表出他的身份地位，價值意義，作用影響！

那么，對這一嶄新類型的風(fēng)流人物，是否又有嶄新的詞語來表白他呢？完全有的。有四個字，在《紅樓夢》里雪芹也曾用過的，最為恰切、最為高明……

哪四個字？——哪四個字？

你且打開《紅樓夢》，翻到第十八回，看眾姊妹奉元妃之命題詠新園時，那李紈題的匾額是什么？她道是：

文采風(fēng)流

這還不算，她的詩又說：

秀水明山抱復(fù)回，風(fēng)流文采勝蓬萊！

我說，凡屬學(xué)人，要識得，這“風(fēng)流文采”四字，方是曹子建這種類型的文曲巨星人物的題品和寫照，方是中華文化史上的一條最為璀璨奪目的脈絡(luò)與光輝。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2月1日），雪芹病逝，好友敦誠，作詩痛挽，其句云：

開篋猶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yī)竟負(fù)君。

鄴下才人應(yīng)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

他時瘦馬西州路，衰草寒煙對落曛。那第五句“鄴下才人”是指誰而言呢？正是以曹子建來比擬雪芹。

我們中華文化史，論人論文，特別講究這個“才”字，這是文化學(xué)術(shù)界要注意探討的一個巨大的課題，如今只說“才”的代表人物，端推曹子建。這一點，是自古同然，從無爭議的。因為從南朝的大天才詩人起，便許他獨占了“八斗才”之美譽。我們第一流驚才絕艷的詩人李義山說“宓妃留枕魏王才”，這也是獨以“才”字評于子建。以后，“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小說戲本里的“標(biāo)準(zhǔn)語言”。這只要不拿“陳言套語”的眼光去看待，就會深體其間的重要含義了。曹子建在鄴都（今河北臨漳地），于西園與諸詩人聚會，其時有應(yīng)玚、徐幹、劉楨、阮瑀、王粲等，號稱鄴中七子——即是敦誠所說“鄴下才人”之義。這實際上乃是后世吟盟詩社的先河。子建作《洛神賦》，應(yīng)玚作《正情賦》，他們把漢代的“類書”式鋪敘性的大賦變?yōu)槭闱樵娦缘亩藤x，連同五言詩，為文學(xué)史開辟了一條重要無比的發(fā)展道路。中華的詩史，雖說要以《詩經(jīng)》《楚辭》為始，但那實在都與風(fēng)流文采一路有別?？梢哉f，曹子建等“西園才子”，才是中華詩史的源頭、正脈。這條脈，縱貫了數(shù)千年之久，不曾中斷，關(guān)系之鉅，略可見矣！

敦誠挽吊雪芹，用了“鄴下才人”一詞，他雖然是以同姓同宗相為比擬之旨，但無意中卻道著了我們文化史上的這一條脈絡(luò)：若論文采風(fēng)流這個類型的天才文學(xué)人物，正以子建為先驅(qū)，而以雪芹為集大成，為立頂峰，為標(biāo)結(jié)穴！

《紅樓夢》有多方面的意義和內(nèi)涵，但它的文采風(fēng)流的這一文化特征，識者道者極少。講中華民族的文化，而不能認(rèn)識這一重要特征及其脈絡(luò)源流，便不免令人欲興寶山空入——至少也是買櫝還珠之嘆了。

我們文化史上，論文論人論事，都講才、學(xué)、識、德，兼者為難，而才則居首。才之與材，有同有異，有合有分，所以不能完全代用（舉一個有趣的例：“詩才”與“詩材”，絕不容混）。對于《紅樓夢》來說，雪芹明白地記下了一句話“女子無才便有德”（注意：坊本妄改“有德”為“是德”），這意思極為明顯，就是那時候人，正統(tǒng)觀念，是把“才”與“德”看作“對立物”的！才，本來是極可寶貴的質(zhì)素，可是一有了才，便容易受大人先生的“另眼看待”，加之白眼，予以貶詞。雪芹一生遭此冤毒——其實，子建又何嘗不是如此！千古才人，多被誣蔑為“有文無行”者，才之“過”也！

然而，在《紅樓夢》中，李紈是自幼奉守“女子無才便有德”的青年孀婦，但是題出“文采風(fēng)流”的，卻正是她。這件事，雪芹或許是寓有深意的吧。

涉及這些，便絕不是文學(xué)史的小范圍所能解說的，所以要講清《紅樓夢》，非從文化史與國民性的大角度大層次去深入檢討不可。

要說的難以盡表。真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種悵憾之懷，大凡執(zhí)筆為文者，定都會有同感罷。

偉大的思想家

欲究雪芹思想，似不妨即借小說中賈雨村評論賈寶玉時所用的一句：“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不能知也！”

雪芹因是以小說為體裁，故語氣時有半莊半諧之趣，但其本旨卻是鄭重、嚴(yán)肅，以致沉痛悲憫的——亦如冷子興之言“見他說得這樣重大”，確實此間是包括了一個非常巨大重要的哲理課題。如今試為粗探，以供討究。

“字字看來皆是血”“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紅樓夢》，并非為了供人消閑遣悶，也不是為了“情場懺悔”或“解脫痛苦”，乃是作者對于宇宙萬物、社會人生的一個巨大的、深邃的思索與觀照。小說從女媧補天，遺石通靈，幻形入世，一直寫到了“離合悲歡，炎涼世態(tài)”，展示了一位哲人的全部智慧與精神的高度造詣，代表著中華文化精華的特色與價值。實際上，他以當(dāng)時的形式思索了天、地、人的生成與進(jìn)化，探究了生命、性靈、才干的可貴，譜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理想關(guān)系，以及人才的遭遇與命運。他是18世紀(jì)早期時代呼喚中華知識界重新來思索探討這種重大課題的思想巨人，他是形將步入近代的中國人的啟蒙者，意識革新的先驅(qū)者。

今日要想了解作為思想家的曹雪芹，“致知格物，悟道參玄”八個字卻是一個透露消息的“窗口”，因為這正說明了他認(rèn)識宇宙人生的步驟和層次的“方法”問題。

“格物致知”原是儒學(xué)中“正、誠、格、致、修、齊、治、平”眾多步驟層次中的一個做人積學(xué)的必由之路，必要的階段功夫，接近于今時所謂探求科學(xué)知識，認(rèn)識客觀世界。然而中華文化思想又認(rèn)為，這是必要的，但并非最高級的認(rèn)識，也非終極的目標(biāo)。要從這種對客觀事物的認(rèn)知而上升到更高層的領(lǐng)悟——尋求它的本源本質(zhì)、本身變化規(guī)律、相互關(guān)系等等巨大深奧的道理。這就是“悟道參玄”的本義，而不可拘執(zhí)于“悟”指釋家功夫，“玄”指道家理論等死義?！獙ξ疫@樣理解，最好的證明，即用來闡釋那八個字的具體例證乃是“正邪兩賦”而生人之論，卻與釋、道都無直接淵源關(guān)系。那“道”與“玄”，不過是指“器”“物”的具體之外之上，還有一層“形而上”的（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的）微妙之理。

正是遵循了這樣的步驟與層次，雪芹達(dá)到了他自己對于“人”的理解與認(rèn)識，關(guān)切與憂思。

所謂“人”的問題，大體包括：①人是怎樣產(chǎn)生的？為什么人有價值？②人分什么等類？哪類最可寶貴？③這類人遭遇與命運如何？④人應(yīng)該怎樣互相對待？⑤人生目標(biāo)是為己？還是為人？……對于這幾個重大的問題，雪芹都于長期人生閱歷中深思細(xì)究過，并在小說中一申所見所感。

現(xiàn)今傳本第一回開頭（本系批語，后混為正文）引據(jù)作者自云“因歷過一番夢幻，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與稍后的“此書大旨談情”“歷盡悲歡離合，炎涼世態(tài)”等語，說的即統(tǒng)統(tǒng)都是對于“人”的問題的思索與感發(fā)。

對“人”的巨大思索

曹雪芹的哲思，全部托體于稗史小說，故與學(xué)者的論文不能一樣，所謂“說來雖近荒唐，細(xì)按則深有趣味”（“甲戌本”作“細(xì)諳”），此言表明，他的小說的措詞聽起來像是荒言假語，但實含巨大意義，貴在讀者能否細(xì)加玩索罷了。所謂“荒唐”，首先指的就是從女媧煉石補天的古史話說起的。此義至關(guān)重要，它決定了全書的精神命脈。

女媧是何如人？她是重建天地，創(chuàng)生“人”群（中華民族）的偉大神力慈母，也是婚配的“高禖”之神?！痘茨献印贰读凶印返葟V含古事的書，記載她為傾壞的天穹用五色石補好，止住淫雨洪水，并“斷鰲足”為破裂的九州大地修整定立了四極；而《風(fēng)俗通義》又記載她用黃土“摶”造人群的故事，這乃是中華的“創(chuàng)世紀(jì)”，含義最富。雪芹獨取媧皇為全書之來源，已可見其旨趣，與“荒唐”只是“貌合”的表面文章而已。

漢代大師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注釋說：“媧，古之神圣女，化萬物者也?！薄盎狈亲兓恕盎敝x，此又可見先民視女媧為創(chuàng)生萬物之神，還不只是人類之祖而已。那么，煉五色石，這“煉”實亦含有“化”之意味在內(nèi)；這就無怪乎雪芹說她煉而未用之石，也是“靈性已通”的了。

這樣，便對女媧的偉大意義明確到一點上：她的偉大固然在于建天地、化萬物，創(chuàng)造了世界；但更在于她能賦予“物”以靈性！她把靈性給了人，人遂成為萬物之靈；而經(jīng)她化煉的石頭，也能脫離冥頑而通徹靈性——這個想象（即雪芹之哲思）饒有意味可尋。這大約表明，在雪芹想來，物是由“無機(jī)”而進(jìn)化到“有機(jī)”的，由初級靈性而上升到高級靈性的，在《石頭記》中，其“公式”即是：石→玉→人。

這一“公式”的含義，與“妖精變?nèi)恕薄皩O悟空七十二變”等類是性質(zhì)不同的兩回事，需要細(xì)辨：石是有了靈性（知覺、思維、情感、才智……）之后才有了做“人”的愿望，并且是經(jīng)過“玉”（古民視為瑞物，物之精體，具有神性靈性）為之“過渡”才化為“人”的，此即由低向高的三部曲。這分明帶有一種樸素的物類進(jìn)化思想，這一思想自然比不上英國生物學(xué)家達(dá)爾文那么精細(xì)，但要想到，達(dá)氏確立“種源進(jìn)化論”是在1858年，時為相當(dāng)于清代的咸豐七年，比雪芹晚了一個世紀(jì)之久了呢！這就不能不對雪芹的思想之高度稱奇呼異了。

當(dāng)然，作此對照，還只是一種比喻，我并無意拿雪芹與達(dá)爾文牽合比附，這種東方的“進(jìn)化論”未必即與西方的一模一樣。比如石頭能說話（石言）見于《左傳》，石頭聽高僧竺道生說法，能領(lǐng)悟而點頭信奉，見于唐人《蓮社高賢傳》。天下有許多著名的奇石，尚難解釋，表明它并不是完全“冥頑”無知的“死物”一塊，這也仍待研究。正如雪芹還說那株絳珠草后來“修成女體”，則草木也能“進(jìn)化”為人。這些當(dāng)然與達(dá)爾文的理論異趣，西方科學(xué)家會哂笑的。但萬物之有靈性者，畢竟以“人”為首，萬物的最高“階級”，則是殊途同歸的，里面確又含有一種東方式的“進(jìn)化”思想在。

“兩賦”的新哲思

雪芹是在認(rèn)真探究“人”的本源本質(zhì)，進(jìn)行嚴(yán)肅的哲理思索，而不是只為寫“荒唐”“無稽”的“小說”。他引女媧造人是其一例而已。

有人會問：他寫的是女媧煉石，與造人何涉？這就是不懂得雪芹的明筆與暗筆之分。他寫“造人”是用的暗筆：說男人是泥做的，女兒是水做的，這正是由媧皇摶黃土造人的神話暗暗接聯(lián)煉石而來的文脈，豈可對此一無理會？

但他對“人”的本源本質(zhì)還有神話以外的理解與闡釋，他的一個更重要無比的哲學(xué)新說是“正邪兩賦”論。

“兩賦”者何？是指人之所生，不僅取決于有形的“水”“土”形骸，還更在于所稟賦的無形的“氣”，氣才決定其本質(zhì)性情。此所謂“氣稟”學(xué)說。自唐宋時代以來，文家學(xué)者，皆已宣述此論，非雪芹所創(chuàng)，雪芹的“兩賦”新說，雖然來源也出于“氣稟”之說，但他的識解卻與前人有著極重大的差別。約略言之，可列三端：

第一，過去的氣稟論者，似可稱為“機(jī)構(gòu)分類法”：正氣所生為圣賢、為忠孝、為善良、為穎慧；邪氣所生則為奸佞、為邪惡、為鄙賤、為愚昧（可參看拙著《曹雪芹小傳》第十一章，今不繁引）。而雪芹之意則不然，他以為正、邪二純氣之外，還有一種“合氣”（與古人所謂“雜氣”并非同義。似乎接近“間氣”），即正、邪二氣本不相容，但相逢之后所激發(fā)而生出一種新氣——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者皆無大異……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ㄐ皻猓┡贾奠`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fù)妒正，兩不相干……必致搏擊掀發(fā)后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fā)泄一盡始散。

是為“兩賦”氣稟說之本義的論述（第二回）。

第二，前人曾有過“雜氣”的名目，但以為那是最卑微鄙陋之人所秉的，甚至以為連蚊蠓蟻蚤等細(xì)蟲也就是這種氣所生之物。雪芹則大大不然——

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萬萬人之下！

這就是說在雪芹（借賈雨村之口）評議中，這種“兩賦而來”之人，乃是極可貴重的一種“新型人才”，因為那所謂的“乖僻邪謬，不近人情”，語雖貶抑，意則贊揚：這種新型人才方是人類的英華俊秀——與前人的“雜氣觀”正為相反的識見。

第三，前人的“氣稟”論中的另一陋見謬識即是“氣”決定了人的貴賤貧富的身價命途，是為統(tǒng)治階層制造“先天合法論”。雪芹則又大大不然——

（兩賦人）若生于富貴公侯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總（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qū)制駕馭，必為奇優(yōu)名倡。

以下他羅列了許由、陶潛、嵇阮……又列了陳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又列了大詩人詞人，又列了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云……這就表明，在雪芹的人物價值觀中，這么些貴賤懸殊的人，都是一樣的，“易地皆同”的——人的才質(zhì)并不受政治經(jīng)濟(jì)條件的割裂分離。所以者何？因為這些是異樣珍奇的人物、人才，他（她）們是與庸人俗物相對立的！

由此方能曉悟：原來，他所說的“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也就是這些世俗庸人對新型珍奇人才不能認(rèn)識、不能理解，而只用世俗尺碼來稱量他們的“估價”。那兩首“嘲諷”賈寶玉的《西江月》，字字是貶，句句是譏，而骨子里正是大贊深褒，這大約也可歸屬于雪芹告訴讀者讀此書要看“反面”的一義之內(nèi)吧。

此種特異人才，不為人識，不為世知——是為作者雪芹一生的“慚恨”（“脂批”說“無才補天，幻形入世”八個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見第一回）。

這在我們思想史上，難道不是堪稱為“革命”的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偉論奇論嗎？

“才”的意義與命運

才，人才，是雪芹最為關(guān)切的主題，一部《石頭記》即為此而作。這人才，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他“親見親聞”的一群“異樣女子”。

作者一生慚恨的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此語何義？書中已有解答，即：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誰記去作奇?zhèn)鳎?sup>

這說的是：“前身”為石，是無才而未能入選于補天的大功大業(yè)；“身后”托生，下世為人了，又是毫無建樹，虛生枉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此兩番經(jīng)歷，皆為人視為“棄物”，故深自慚恨，不得已，故將才華抱負(fù)，傾注于一部稗史，十年辛苦，鍥而不舍。此乃為“才”而痛哭流涕之言也。

雪芹對于他人，其重才惜才，書中用語時時流露，如：

“小才微善”——評諸女兒（謙抑之詞）。

“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的“判詞”。

“都知愛慕此生才”——鳳姐的“判詞”。

“氣質(zhì)美如蘭，才華阜比仙”——妙玉的“判詞”。

“女子無才便有德”——李紈所受父訓(xùn)（引來作為反語者）。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寶玉贊寶琴、李紋、李綺、岫煙等語。就連元春之“才選鳳藻宮”，也確切表明她是因“才”而被選的。

換言之，雪芹所寫諸女兒，一一具有過人之才，只是表現(xiàn)方式、機(jī)會，各個不同罷了。

才，到底是什么？今世似乎只知才與文人詩家有聯(lián)，才華、才調(diào)、才思、才情……大抵如此；而不究“才”之本義實甚弘廣?！墩f文》中解之為“草木之初也”，可知這是指植物萌生的生命力量的表現(xiàn)，如與“英”對比，則英為外相之發(fā)揮至極至美，而“才”乃內(nèi)部蘊蓄待展的強(qiáng)大生機(jī)生力。在舊時，對官吏的“考語”（鑒定），通常以“德、才、功、贓”四者為次，此才亦曰“才具”。如上司說某官是“才具平?！?，即是指他的為政辦事的識見太平庸，不堪大用。此種舊例對我們理解“才”之真諦，卻很有用處。

這樣，“無才補天”的才，鳳姐、探春理事治家、興利除弊的才，當(dāng)然就得到確識，而不再與“文才”“詩才”“風(fēng)流才子”等意味混同牽合。

中華文化對“才”的認(rèn)識與崇重，是來源最為古老的。如今還能看到的、反映在典籍中的重“才”思想，可舉《周易·說卦二》：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中華先民哲士，以天、地、人為“三極”。此三者各有“性命”，而各有其“才”之蘊涵（內(nèi)在能量）。是以不妨稱呼我們中華的一種文化思想為“三才主義”。三者之中，人為萬物之靈，所謂“天地之心”者也，故人之“才”亦即天地人合一的最高級智能顯示。

而按照雪芹的哲思，則人之“才”尤以“兩賦”之“才”最為可羨可貴。但此可羨可貴之“才”，不為世俗庸人所知，故其遭遇命運，總歸于不幸與悲劇結(jié)局。此即《水滸》與《紅樓》的貌異而實同的共識與“和聲”。其意義之偉大，殆未易充分估量。

明代人將《三國》與《水滸》兩部小說合刻而名之為“英雄譜”，是已打破了帝王將相與草寇強(qiáng)人的政治界限了，一視同仁，許之皆為“英雄”，即超眾的人才。此一識見非常了不起，即在今日思之，令人猶覺驚嘆；但其時文化意識還不能識及“脂粉隊中”亦有同質(zhì)同才的“英雄”——是以那時也就還沒有《紅樓夢》之產(chǎn)生的可能，這一點最值得深思了。

若能從這一重大意義上來看雪芹的小說，那就會真正理解這位作家的偉大，是空前稀有的。

這個偉大，并非我們的虛詞泛頌，那是令我們的心神震撼、令人類一齊警醒領(lǐng)悟的一種特別輝煌的思想之偉大。

“創(chuàng)教”的英雄哲士

《紅樓夢》作者雪芹痛切關(guān)注的是人、人物、人才，總括這樣巨大的主題，具有這樣宏偉崇高思想之人，絕不會是為了一個狹隘的“反滿”的民族之事而流淚著書，這里思想層次、精神世界的差別是太大了，豈容縮小歪曲？

至于王國維的“痛苦解脫”論，是其“無欲”即等于“無生”，故必然與佛家的“涅槃”之說終相契合，亦即與某些“紅學(xué)家”的“色空觀念”論是一致的誤解。即如卷首敘及空空道人時，說他因見石頭之記：

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

試看，原先是由空到空的“空空”道人，至此竟棄“空”而從“情”，此為何義？豈可以閑文視之。蓋四句十六字，兩端是“空”，中含兩個“情”字，是即明言：宇宙人生，情為主因，而雪芹之書，以談情為“大旨”者，正乃反空之思也。又何容以佛家之“空觀”曲解其真意？

雪芹的“文人狡獪”是慣用現(xiàn)成的舊詞來巧寓自己的新意，如那四句十六字，若“譯”成今日的語言，則大致應(yīng)是下列的意思：

“空空”道人（古漢語，“道人”與“俗人”相對，即修道之人，有別于世俗之群民，多指沙門，并非“道士”之義）本是身入“空門”的，以為人間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甲戌本”有此文出僧道之口）；可是當(dāng)他讀到了并抄回了《石頭記》之后，卻由原先認(rèn)為的“空”境而領(lǐng)會到了人生萬象——即所謂“色”者是，他因此而發(fā)生了思想、感情，而以此有情之心之眼再去觀照世界萬物人生，這才悟到：所謂的“空”，原來就是這些有情世界的假稱，它實際是個充滿了感情的境界，一切的“色”皆因情而得其存在。

因此他給自己改取了一個新名：情僧——有情、多情、癡情的修持者，一個“唯情主義”的大智慧者。

這番意思，當(dāng)然是與只看字面的“色空觀念”論的解釋大相徑庭的，這也就是難為世俗所理解的一個最好的說明了。

但是，什么人才最有情？在雪芹看來，最有“才”的才最有情。是以，“兩賦而來”之人也就最有情。唯其有情，故不會成為出世者，而一心熱情愿為世用，所以渴望具才，切盼補天。但不幸的是：“有命無運”，非但不能見用，抑且橫遭屈枉冤抑，至于毀滅。

“有命無運”，又是雪芹借用“子平學(xué)”的術(shù)語而來巧寓其深刻痛切的哲思的一例。這四個字，雪芹用來加之于全書出場第一位女子的身上——香菱，她是全書一百零八個女子的代表或象征人物。所以特以此四個大字點醒全部的意旨，不妨說，《石頭記》的靈魂即此四字。

當(dāng)僧道來到甄士隱面前，見他懷抱英蓮愛女（真應(yīng)憐也），便說出：你將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在此，脂硯連加數(shù)批，其一則云：

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雪芹）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數(shù)，況天下之男子乎？

又一則云：

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托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于一“情”字耶？

又一則云：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賢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芥乎？

所以這一切言辭意念，都集中在一點：人才不得盡其展用而抱恨以終，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三十功名（南宋人謂克敵復(fù)國之大業(yè)為‘功名’，非一般科舉俗義）塵與士”者，其痛一也。

若能曉悟了這些，怎么還會把一部《石頭記》說成是什么“色空”“解脫”“情場懺悔”“愛情悲劇”等之類？

當(dāng)?shù)诙貙懙綄氂裼邝?、湘等人之間各受責(zé)怨，乃自思“目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yīng)酬妥協(xié)，將來猶欲為何？”脂硯便批云：

看他只這一筆，寫得寶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閨中紅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然女兒戲，視世道如虎狼矣！誰云不然？這是憤世反語，其本懷原為入世用世，尚不彰明乎？寶玉，作者自況也。至于女子，則有一回尾聯(lián)，題曰：

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

這是盛贊鳳姐協(xié)理秦氏喪事的才干的感嘆之言，那么請問：雪芹寫書為諸女之才如此感嘆，不是用世之思想，難道反是為了一個“色空”“解脫”之道？

書中寫探春之興利除弊，同屬此旨?！捌菪虮尽庇幸粍t回后總評，說道：

噫，事亦難矣！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賈母之愛，以王夫人之付托，以鳳姐之未謝事，暫代數(shù)月，而奸奴蜂起，內(nèi)外欺侮，錙銖小事，突動風(fēng)波，不亦難乎？以鳳姐之聰明，以鳳姐之才力，以鳳姐之權(quán)術(shù)，以鳳姐之貴寵，以鳳姐之日夜焦勞，百般彌縫，猶不免騎虎難下，為移禍東吳之計，不亦難乎？——況聰明才力不及鳳姐，權(quán)術(shù)貴寵不及鳳姐，焦勞彌縫不及鳳姐，又無賈母之愛，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撐前達(dá)后，不更難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業(yè)，每讀至此，不禁為之投書以起，三復(fù)流連而欲泣也！

我愿天下關(guān)切“紅學(xué)”者深思而熟審，那種能引起批者這樣一種巨大感慨的一部書，難道其本旨只是為了一個“空”和“脫”嗎？悟“空”而能“脫”的人，大約不會再灑淚研血而十年辛苦地去寫這“稗”史吧？

雪芹正是惜才痛才，深嘆才之難、才之貴與才之不幸，故此他將一部小說的主眼化為一個美詞，題之曰“沁芳”。

“沁芳”者，“花落水流紅”之變換語言也。他痛哭閨中脂粉英才，一個個如殘紅落水，隨流而逝，是一大象征、一大詠嘆、一大抒寫。

然而，世人于“沁芳”（主景主脈之總命名）卻以為是并無所謂的“香艷”之飾詞，文人之綺習(xí)。豈不大可悲乎。

胡適之先生于20世紀(jì)20年代之初，始作《紅樓夢考證》，提出了“自敘傳”之說（此說清代早已盛行，胡氏不過是恢復(fù)，而非創(chuàng)始），而此考出后，“索隱派”眾多著述紛紛出版，以強(qiáng)大勢力表示反對，而30年前又遭到激烈批判；只有魯迅先生一家在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論著《中國小說史略》中給以肯定；最近國外研者承認(rèn)此說者較前增多了，是非歷久始明。但以“自傳”之眼光讀《紅樓夢》者又易落于一個狹隘觀點：以為雪芹不過因身世坎坷，抱才不遇，故著此小說以發(fā)其牢騷不平之氣?？傊?，既屬“自傳”，便劃定為“個人”之喜怒哀樂了。此則雖也初獲正解（寫己，非罵人），卻又迷失了大旨深義——為人類“兩賦”異才之不幸而灑淚走筆。此即十分嚴(yán)重地縮小降低了雪芹的思想精神的廣度高度，說得嚴(yán)重些：也變成了一種錯解或“歪曲”。

胡先生那時還只把雪芹的小說看成是一部敘寫“坐吃山空”“自然趨勢”的個人經(jīng)歷。對于事物的認(rèn)識，原本都有時代的階段層次的遞進(jìn)與提高，對胡先生在20世紀(jì)20年代的見解本不須多加非議，但也要想到：《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鐵云，卻早就識透了雪芹的“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大痛與深恨，在其自序中把這一要旨作為結(jié)穴（所謂“沁芳”者，亦即同義變換語）。兩相對照，就不能不佩服劉先生的高出一籌了。

在劉氏之后，又歷百年而至今，不少人還是從哥妹“愛情”上來看待這部小說，的確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個最大的文化悲劇。

但是，更大的文化悲劇發(fā)生在乾隆朝的后期，即乾隆帝與其寵臣和珅等人合謀密計，將雪芹原稿八十回后的書文毀掉，另撰四十回，拼成偽“全”本，欺騙天下后世讀者，徹底篡改了原著的整體情節(jié)結(jié)構(gòu)，而使之變成了一種“三角”式的“戀愛婚姻”小鬧劇，用以掩沒原書的不得已而涉及抄家入獄、賈氏家破人亡這一事件背后所隱示的政治情由，他們以為這對大清朝廷是不利的。其詳可看拙著《紅樓夢“全璧”的背后》一文。

這一事實，早在1794年（即程、高偽本初版之后兩三年）俄國赴華的教團(tuán)團(tuán)長、漢學(xué)家卡緬斯基，已經(jīng)在一部程本上批注：“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書館出的?！贝思疵髦府?dāng)時為《四庫全書》設(shè)立的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活字刷印成了此書。這是皇家設(shè)備專用“印刷廠”，程偽本若非乾隆特許，焉能對一部小說如此特例寵幸？此本出后，士大夫“家置一部”（過去《石頭記》是禁書，并不敢公開流布），原是“官方批準(zhǔn)”的了，方才大行其道。這種歷史真相，今世知者甚少，尚所不論，最奇的是近年有人公然宣揚“偉大的是高鶚（偽續(xù)本出籠作序的代表人物），不是曹雪芹”！

這，豈不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個更大的文化悲??？

但尋繹到深處，真正的、最大的悲劇是什么？既非索隱派、王國維、胡適之等人的解釋，也非捧高貶曹之流的卑陋之見，而是乾隆、和珅等人也并不能理解雪芹的博大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誤以為只不過是一種政治“抒憤”之作，故而殘酷陰險地將原著徹底損壞變質(zhì)。

這就是曹雪芹《紅樓夢》的多層悲劇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巨大悲劇性之所在。

雪芹文化思想，在18世紀(jì)初期，對中國文化是一種啟蒙和革命的思想，其價值與意義和他的真正歷史位置，至今還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90年前陳蛻盦先生提出了雪芹是一“創(chuàng)教”的偉大思想家的命題。創(chuàng)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崇偉博大異乎尋常而又前無古人，如孔子、釋迦等人方能膺此光榮稱號者也，陳蛻盦所見甚是。而90年中，并無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響應(yīng)支持，則不能不為民族文化識見之趨低而興嘆致慨。本文不揣淺陋，聊貢愚衷，希望拋磚引玉，不勝企幸之至。

1. “作奇?zhèn)鳌?，?dāng)是后改筆，因“楊藏本”舊抄原作“作傳神”（失韻），明系“作傳神”之誤導(dǎo)，本為“傳神寫照”之義，非重在“奇”也。詳見《石頭記會真》。
2. 大觀園之地，全為“沁芳”一義而設(shè)，亦即“脂批”所謂“諸艷歸源”之所，實眾釵總命運之挽詞也。近年余英時在香港倡“兩個世界”之說，以為大觀園乃一虛構(gòu)的“理想世界”，蓋對“沁芳”點睛之筆略無領(lǐng)會而致錯解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