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顛沛

少時尚義氣，原野任戲嬉。

登高懷書劍，攜手笑揚眉。

——《憶瑤姊》選句，2007年

人生于世，將會何往，將做何事，成就會如何，無人能夠預知。對于第一個問題，有的人終其一生，皆局限于其出生地不遠；有的人足跡卻覆蓋廣袤，本人即屬后者。我在數(shù)學和物理的世界中走過了既寬且遠的路，在現(xiàn)實世界中亦然。

我是客家人。也許漂泊是命中注定，同時也是家族的傳統(tǒng)?？图疫@族群來自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千百年來因多次戰(zhàn)亂而被迫南遷，從此向各地流播。許多世界著名領導人，比如孫中山、鄧小平、李光耀，都是客家人。

今天，全世界約有八千萬客家人。顧名思義，作客別家，和游牧民族不同，他們的遷徙是為勢所迫，為了逃避戰(zhàn)爭或饑荒，有的也純?yōu)橛懮??？图胰嗽谶@過程中篳路藍縷，打造了堅忍不拔的性格。他們當中不少人，初時還夢想回到家鄉(xiāng)，但當時機來了，他們也會留在各地，即如我的祖輩，世世代代居于蕉嶺，已超過八百年了。

不過，客家人無論在哪里安定下來，他們往往只能分得山上最貧瘠的農(nóng)地。地面河谷那些肥沃的土地，早已有人開墾耕耘。在比較干旱貧瘠的土地上，農(nóng)夫沒法大量種植主要的作物如稻米和小麥，只能種些玉米和番薯，有時連這些作物也種不好。土地的種植條件差，好處是離開時不會依依不舍。由于戰(zhàn)亂或其他緊急情況，客家人往往被迫再次流離。

我的一生亦是如此，也曾幾度遷徙。小時候為生活所迫，搬了幾次家，長大后因工作的改變而遷居，那是學術界常見的情況。我出生于中國南方的城市汕頭，時維1949年4月4日，上面有三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瑤，和一位兄長成煜。六個月后，父親和母親帶著我們五人來到香港。

跟其他人一樣，我的父親丘鎮(zhèn)英當時相信留港也是暫時的，歷史已證明這種想法的錯誤了。在較親的親戚當中，有的移民北美，有的移民英國，很少人回到中國內地定居。

在成長期間，父親跟母親梁若琳多以客家話交談，這種方言今天已很少聽到了。父親和學生溝通時，則以普通話為主。離開了家的范圍，我在學校則講粵語。父親飽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為抱負。大家都認為必須努力讀書，學習出色，才會有機會出人頭地。從學問而非財富上說，他自身便是個成功的例子。他是個受人尊敬的學者，著書立說，并教授哲學、歷史、文學、經(jīng)濟和其他科目。

直至今天，父親在我心中還占有著重要的地位，我深深地受到客家文化的影響，也曾試圖將這種文化傳給兒子明誠和正熙。同時，我也喜歡旅行，旅行除了是工作上所必需外，它亦能讓我接觸到無論是在學術領域內，還是在“象牙塔”外的新事物和新思想，這都是極有裨益的。

父親嚴格要求孩子努力讀書，他自己小時候即是如此。他生于廣東省的蕉嶺縣，那時讀書可不容易。因為家貧，沒錢買書寫用的紙張，只好到寺廟撿拾拜神用的紙張。他努力學習，成績出眾。

五歲時，他已能默記《論語》中的章節(jié)，也能默記《孟子》中的篇章。七歲時，他進了西式學校，整個中學階段的成績都名列前茅。十八歲時，他考進了軍校，但不久因健康問題退了學。后來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二十二歲時拿到碩士學位。

1941年，父親丘鎮(zhèn)英和母親梁若琳的結婚照。^[2]

母親則沒有父親那么幸運，中學畢業(yè)后，就沒有機會念下去了，只得在圖書館當職員。（她父親梁伯聰，即我的外祖父，是受人欽敬的學者，以書畫詩詞著名，20世紀中國畫壇的巨匠林風眠便是他的學生。）必須指出，母親本應升讀大學的時代是1930年的后期，那時中國乃至世界各地，女大學生寥寥可數(shù)。我不能肯定母親對于上不到大學是感到失望，還是根本沒想過。當時社會傳統(tǒng)的想法是，不管對或不對，為了光耀門楣，女性都要為丈夫和兒子的成功做出犧牲。

在今天看來，這種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和男女平等的概念相左。但那是不同的年代，母親勇敢地完成了她的任務，令人難以置信地把一生都奉獻給丈夫和兒女，為此我永遠銘記于心，雖然我希望她能和我們一樣，擁有學習的機會。

父親的學術生涯開始得不錯，1944年三十出頭，即在廈門大學出任講師，教授歷史和哲學。父親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介書生，他不懂做生意，缺乏生意頭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他替聯(lián)合國救濟總署工作，由于辦事清廉，得到政府頒發(fā)的不少養(yǎng)廉獎金。母親用這些獎金買了土地、漁船及其他生財工具。我們全家去了香港后，這些東西就都放棄了。父親以為我們很快便可以返回汕頭，但是最終這些財產(chǎn)都沒有辦法拿回來了。

1949年我家到香港時，父親和成千上萬的難民一樣，一職難求。包括他自己在內，一家七人需要生存（還有三名子女將要來臨），此外還有一個名叫妹妮的收養(yǎng)的姐姐負責家事。母親那邊還有八位成員，她母親、三位兄弟、三位姊妹和一位妹夫，要養(yǎng)活的人可真不少。一家之主必須負責全家的生活，這在傳統(tǒng)上是無法逃避的責任，所以父親要照顧的人很多，錢卻很少。在困難面前無法回避，在中國，年幼的要尊敬年長的，年長的要照顧年幼的，而所謂年幼的可能是一大伙人。

這便是父親剛到香港，落腳在元朗西面農(nóng)村時所面對的景況。他把帶來的大部分錢辦了個農(nóng)場，以為這樣便可以養(yǎng)活大伙兒。雖然這個想法很好，奈何他是學者而非農(nóng)夫，農(nóng)場只辦了兩年便倒閉了，這意味著他從汕頭帶來的一生積蓄，差不多都付諸流水了。我們不得不把家當都拿到當鋪押了，但僅僅得以應付生活。

現(xiàn)在父親可說是一文不名了，已無法支撐整個大家庭。一個舅舅回到內地，另外兩個在香港找工作，外祖母及姨母都要搬走，以減輕經(jīng)濟上的負擔。

經(jīng)營農(nóng)場失敗后，我們家搬到元朗一處叫作李屋的地方。這個居所是和許多家庭合住的，沒有電力供應，我們用油燈照明。家里也無自來水，我們只得到附近的山溪擔水及洗澡。山溪的水位時高時低，寒冷時洗澡很不舒服，但沒有法子。高或低，暖或凍，衛(wèi)生總要先行，澡總是要洗的。

父親在九龍和港島找到一些教書的差事。那兒離家甚遠，他每天很早便起來，先坐別人的腳踏車后座到巴士站，然后乘巴士再轉渡輪，行程超過兩小時。工作和通勤占據(jù)了他大部分時間，父親難以抽時間和我們在一起，有時甚至整天都看不見他。

很不幸，這便是父親在香港的生活，雖是為人敬重的學者，但從未得到匹配的高薪職位。他不會說英語，因此不可能在和英國有關的學校找到教席，那里的薪水相對較高。他只能身兼數(shù)職，常常多至三份，可惜酬金是論鐘點計的，都不算高。因此之故，他頻頻為工作奔波，留在家中陪伴母親和我們的時間就不多了。

母親也是由朝到晚地忙個不停，她早上五六點便開始工作。當供應足夠時，準備饅頭或粥，給我們做早飯。她照顧我們，保證我們吃得飽，穿得暖，催促我們準時上學，生病時安慰我們，并看著我們做作業(yè)。除此之外，她還要打掃庭院，縫紉衣服，時常忙到午夜才上床。有時更會熬通宵，以完成平時沒空做的瑣事。

除此之外，她還靠替人縫補、刺繡或做其他針線活來幫補家計。她編織毛衣及其他東西，在枕頭或床單上繡上花朵，然后拿到市場去兜售。她也制作塑料花，穿上珠子，再拿去賣。生活如此艱辛，可她從不叫苦，有尊嚴地熬過來了。然而，她的收入和父親的加起來，錢還是不夠用，全家依然過著饔飧不繼的日子。

母親也養(yǎng)了些雞，但并不足以成為營養(yǎng)的穩(wěn)定來源。有時我們從附近教會拿到些食物，那里常常派送米、面粉和其他美國救濟品。當教會沒東西供應時，我們便找其他救濟機構和慈善團體，但這些物資也不是常常有的，住在附近的窮人不少，人人都有需要。

盡管如此，我們兄弟姐妹卻努力生活，苦中作樂?？陀^來說，我們在貧窮中成長，但因沒有更好的生活做比較，便不覺其中之苦。生活充滿趣味，足以抗衡金錢上的匱乏。我們整天歡笑，一如其他小孩，到處尋樂子。除了穿上平價的鞋子和衣服，貧窮給我們最深的印象乃是沒有東西吃，隱約的饑腸轆轆的感覺，有時或會成真。

因此，我們常往屋外跑，往往是在附近的田地中尋尋覓覓。我家四周都是農(nóng)地，收割后能吃的東西，如番薯之類會遺留下，我們便把它們撿起來。我們也翻找附近的稻田，有時會看見荸薺，那是美味的零食。我們也捉田雞，那很好玩，煮得好時還很美味，尤其是大只的，田雞也可以用來喂雞。在稻田出沒的水蛭最危險，有時會吸附在手腳上。蛇也是很可怕的，要盡量避開，因為不一定知道它有沒有毒性。

我的正規(guī)教育是從五歲開始的。首先，每個打算上學的孩子要先通過測驗。測驗的一部分是數(shù)學，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場數(shù)學考試。題目中有一道要求從1數(shù)到50，然后把數(shù)字按順序寫在紙上。我從父親那兒看過，以為中國人的書寫習慣是從右到左的；但是我并不知道，書寫數(shù)字乃是按西方的習慣，是由左向右的。因此，當我用自創(chuàng)的方法書寫13時，它就成了31，其他兩位數(shù)除11、22、33、44外，通通都倒過來了，結果考試不及格。

這次錯誤的后果很嚴重。高分的小孩會被分派到正式的公立學校，而我卻被分派到鄉(xiāng)村小學，那是給水平較差的小孩念的。人們對這類學校沒什么指望，學校的水平也不怎么樣。

但這還不算倒霉。不久之后，我們搬家，新鄰居都是農(nóng)民，他們利用牛糞制造肥料，周圍整天都是牛糞的味道。當風沿著“正確”的方向吹時，干糞粒有時會飄進屋里，我們稱之為“牛屎屋”。

更要命的是，現(xiàn)在我要多走一點路，才能到達那鄉(xiāng)村小學。對一個五歲的小不點兒來說，三公里多的路程算是不短的距離。我獨個兒上學，夏天炎熱，母親給我雨傘擋日光。我矮小的個兒，頂著半圓形的蓋兒，人人都叫我“冬菇”。我不喜歡這花名，但沒法子改變它。

有時，在上學或回家的途中，“冬菇”會在外祖母的家中歇上一會。外祖母讓他第二天來吃午飯，他便幻想到時會有什么美食。但事實上，每次都離想象很遠，只不過是一小碗拌了點豉油的飯。你可以想象我們當時是何等貧窮，一小碗飯已經(jīng)很隆重了，難怪家中的孩子都惦記著食物。我們都渴望過新年，因為可以吃得好一些。事實上，每個節(jié)日都值得期待，可以嘗到一兩口雞肉或豬肉，或一塊餅，比平時的主食白飯和清水般的湯強多了。

我個子既小，身子又單薄，簡直像個垃圾堆里的小矮子。絕大多數(shù)一同上學的孩子，個頭都比我大和強壯，脾氣也暴躁。他們動不動就打架，有次還說是我引起的。那次鬧得特別厲害，有人還傷得很嚴重。老師時常站在這些孩子的一方責備我。我憂心忡忡，不知會如何受罰。有一天終于病了，父親決定讓我留在家中休養(yǎng)（今天看來，這種病情或與壓力或焦慮有關）。

幸好不久，我們就搬了家。1954年底，父親決定搬到沙田去，那是香港靠北的小鄉(xiāng)村。崇基書院剛剛搬到沙田，父親將在那里擔任講師，教授經(jīng)濟、歷史、地理等不同的科目。

那時候，市鎮(zhèn)的商業(yè)區(qū)極小，只有三條街，現(xiàn)在沙田是六十萬人的市鎮(zhèn)了，人口還在增加。我們剛到沙田時，住在一個叫英霞別墅的齋堂的樓上。與佛寺為鄰，四周都是樹木，本來是不錯的，只是樹木令屋子黑暗，潮濕陰森。從這里走路上學，也差不多三公里多。我不斷訴苦，說不再上學了，奈何無人理睬。在那屋子的頭一年，大家都病倒了，發(fā)高燒，而我更在夜間胡言亂語，噩夢連連。

我們一直沒法找到患病的原因，也許是屋子太潮濕，有時太涼，有時又熱得使人難受。無論怎樣，父親決定搬家。1955年遂搬到另一間較理想的房子，地址是鳳凰臺六號，和其他三家人合住。房子也在山上，能遠眺不遠處開闊的大海。要走路到海濱也方便得很，游泳或拾取貝殼、海星和蟹，悉隨尊便。

我最年幼的妹妹成珂已經(jīng)出生，妹妮又出嫁了。家中十個人住在兩個房間，可以說是童年住過最好的地方。鄰居相處和睦，環(huán)境清幽。一年四季，周圍高高的樹木開著花，院子里滿是玫瑰、茉莉和其他花卉。無論走到海灘或爬上山都很方便，即使是在家遠眺，美景一一送入眼簾，使人煩慮盡消，一切是如此完美。

丘家全家福，1955年攝于香港沙田。前排左起：成桐、成煜、母親梁若琳（抱著成珂）、父親丘鎮(zhèn)英（抱著成棟）、成琪、成瑤。后排左起：成珊、成瑚。

雖然這房子比以前的居所優(yōu)越得多，但也稱不上奢華。它很單薄，四面泥墻。風暴來時，整間房子都會震動，我們都怕它被風吹散。事實上，部分房子在一次強烈的臺風吹襲時倒塌了，只留下破爛的地基。

房子也是沒有自來水的，我們從附近的山泉取水用。有一次，一個自私的鄰人用草和泥土堵塞了流向我們蓄水池的水道，把溪水全部引進他家的蓄水池中，于是其他人就無水可用了。我們幾個小孩就把這些草和泥土清理掉，使山溪恢復原來的流向。那鄰居是個高大的漢子，他和他的母親和我們對峙，在我家門口不遠處，高聲大罵臟話，達兩個鐘頭之久。這時來自另一家庭的十個潮州小伙子，同樣給斷了水源的，拿著棍子圍著他們，和他理論。最后，那人退讓了。

小溪到了某些時節(jié)便會枯竭，這時就只能到附近的道觀取水了。我們要背十加侖水行八百米上山，對小孩來說不是輕活。我們用擔子挑起水桶，一人一頭，這樣受力比較均勻。在我成長期間，打水始終是苦差。在美國，水是理所當然的，故此不免浪費。只有當缺水，或者要經(jīng)過一番努力才能得到一點時，人們才會發(fā)覺它是那么珍貴。上科學課時老師說水是人體所必需，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有切膚的感受。

尋找水源也帶來意外收獲，我們因此進了山，在溪澗的石上玩耍和捉魚，有時會把魚兒養(yǎng)在后院的大缸中。同時又收集灌木上的莓果以解饞，或采摘野花——我們買不起花店的花。

母親每天都會到市場買菜，偶爾她把我們也帶上，遇見的情景頗堪回味。早上，小販在路旁做買賣，但他們是沒有牌照的，警察不時會來驅趕。他們慌忙向四面逃跑，情況十分混亂。有些小販在“走鬼”時，貨物丟得滿地都是。有些跑不動的，貨物被充公，我看了十分難過。

沒錢購買食物的家庭，不只我們一家。貧苦人家會互相接濟，共渡難關。這種和衷共濟的做法，使大家在困難的日子中都不虞匱乏。母親和父親即使手頭緊絀，也會接濟親友。他們古道熱腸，給我樹立了一個慷慨好義的榜樣。

每天都為生活奮斗的同時，我們也向往節(jié)日。節(jié)日到來時，就能把擔憂暫置一旁，盡情享受節(jié)日的歡樂。農(nóng)歷新年便是這樣的大日子。記得1956年的新年，雖然窮困，但母親已為此準備了整整一個月，親自釀了米酒，做了年糕，還有其他糕點餅餌，拿來饋贈一眾親友。

過年前的一天特別重要，我家和其他家庭一樣大吃一頓。父親把祖父祖母放大的照片供在桌上，燃起香燭，告訴我們祖先從哪里遷來，然后大家向祖先行三鞠躬禮。

到了次日，先燃響爆竹，通常我?guī)ь^點火。然后，父親母親把孩子叫到一塊兒，我們向他們鞠躬，說“新年快樂”及其他吉利話。母親給每個孩子一點錢，通常是一港元，放在紅封包內，紅色代表好運。（錢不多，大概等于當時的十五美分，但已足夠買一碗面了。）新年是重要的日子，為了給我們發(fā)紅包，父母有時要向別人借錢。

新年期間，父親會帶我們坐巴士去親朋處拜年。有錢的親友會給紅包，我們會上交給母親。通過這種互訪，我認識了父親的許多熟人。聚會時小孩子有時會一起玩撲克牌，除了節(jié)日期間，父母是不許我們玩撲克的。

另一個節(jié)日是在9月或10月的中秋節(jié)，母親會買一些不同餡料的月餅。孩子們在山間拿著自己用柚子皮做的花燈玩耍，直到很晚?；艨赡軙禄馂模院芪ｋU，但也很好玩。

回想這些節(jié)日，可見就算是最艱辛的歲月，辛勞和貧困之間也點綴著快樂。

每個星期，父親給我們兄弟和附近的男孩講授書法詩詞。他相信每個自重的學者必須寫得一手好字，這是長久以來的傳統(tǒng)。我們要熟記著名詩人的杰作，并抄寫在廉價的紙上。他教導我們，學者必須用硯磨墨。我們依法照辦，這可是費勁的功夫。不過這種磨出來的墨，要比從店里買的墨油亮得多。

再進一步就更難了。父親要我們熟記長篇的詩作，并且在他面前背誦，抑揚頓挫，不能讀錯字。他說：“只有高聲吟誦，才能細味詩歌?！?/p>

雖然背誦詩詞比派對的吵耳喧鬧聲好些，但也有鄰居投訴孩子念詩時的聲浪。父親給的作業(yè)，有的很難，但我依然從這些作業(yè)中，學到了不少中國文學和歷史的知識。

那時候，我在學校不算用心，對父親的課卻認真得很。他是我那時，甚至直到現(xiàn)在最重要的老師。早期受他的訓練，我養(yǎng)成了對中國歷史、文學，特別是詩歌的興趣，一生受惠。他甚至影響了我在數(shù)學方面的工作。我不是說具體如何解決問題，而是如何去看問題。從他那里，我學懂了必須了解問題的歷史背景，總結過去，足以為未來提供線索。

在更廣的層面上，我得益于父親對我的厚望。年輕時并不知如何去實現(xiàn)它，到了知道時，很可惜，他已去世了。除了父親親授的課和日常的對答，我還喜歡旁聽父親和他的學生熱烈的討論。這些大專生時常上我家，有時他們會談到哲學，其中的內容非小孩子的我所能掌握，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們話語中的興奮，從而知道哲學思想的迷人之處。

這就是我部分非正規(guī)的教育。在元朗上小學一年級被人欺負，而又輟學近半年。搬到沙田后，我進了另一間學校，老師和同學都是新的。有時同學會取笑我單薄的鞋或自制的衣服，但玩笑不算大。我并不太在意這些，況且我對時尚什么的也不感興趣。

和舊學校明顯的區(qū)別是，我在新學校上課比以前更認真了。到了小學二年級，我漸漸知道何謂學習了。老實說，我的表現(xiàn)并不好，到了三年級也是如此，只是僅僅及格。來回學校，要花上個把小時的步行太辛苦，有時確實吃不消。而我依然沒有擺脫“冬菇”這個令人討厭的外號。

回家時，半途覺得太累，只好坐下來。父親有時讓三姐成瑤陪我回家。步行往返并不是唯一難挨的事，上課前的運動時間也不好受。我身形瘦小，打籃球不行，其他比賽也無法參加。

他們在玩球時，我只好在校園內四處閑蕩。學校在小山上，有次我還看見了人骨的殘骸。那是因為學校本來就建在墳地上，土層風化時骨骼就露出來了。

學校唯一的廁所，要步行六七分鐘才到。有些大人躲在那里吸鴉片煙，差不多每次上廁所都會碰到這些人。當時我們很聰明，把楊萬里的田園詩改為：有條老嘢想升仙，下有屎渠繞糞田。成日掛住食鴉片，被警追到岸旁邊。^[3]

下學期快完結時，成瑤碰見我正和同學田漢放學后在鐵軌上走，便問這個學期過得如何。我靦腆不敢回答，因為成績在水平之下，但田漢說我的表現(xiàn)非常不錯。

“有多好？”她問。

“哦，他考第三十六名！”我朋友夸道。他自己在四十多人中名列四十。

到了四年級，我的成績漸見進步，到了五年級就更好了，年級第二，父親非常高興。我的數(shù)學很好，雖然那個水平的數(shù)學不算什么。五年級開始有英文課，在此之前，我未聽或講過一個英文單詞。這時，一件和英文有關的事發(fā)生了，它對我一生都有影響。當時香港是歸英國管治的，學校的經(jīng)費有一半來自政府。學生都要向政府注冊，那些表格都是英文的。由于不懂英文，老師會替我們填寫表格。我的姓用普通話念是Chiu，這是父親一直用的寫法。但老師用了粵語來填寫我的姓，于是我變成姓Yau。（無論Chiu或Yau，都是孔子的名?？鬃由诠?51年，是多產(chǎn)的作家和思想家，強調只有努力學習才能獲得真知。父親在我們很小的時候便教授孔子的道理，因此我們和孔子除了姓名雷同外，也受到他的啟迪。）

多年后，我兩個小孩的姓都用Chiu，以繼承家族的傳統(tǒng)。不過那時候，父親根本不在意我在小學用Yau作姓氏。我當時還是小孩子，也沒有理會。我從不知道這英文姓氏會這樣重要，沒有人會猜到我最后會立足于美國，并以Yau姓為人所知。

五年級時我沒怎么學英語，到了六年級，我和其他同學卻因一次意外，引發(fā)了學習英語的需要。當時來了個姓馬的新老師，他剛從香港大學畢業(yè)。他宣布，在班上大家只能說英語，這么一說，把我們都驚呆了，我們對英語所知實在有限。在開始的兩星期中，沒有人知道老師在說什么。“你明白嗎？”他用英語發(fā)問，重復而又兇巴巴地問。很少人知道他在問什么。對一些學生來說是大災難，因為馬老師很嚴格，會毫不猶疑地給予差評。有些人忍無可忍，有一天帶了刀子回校。放學后，當馬老師走向巴士站時圍上去，狠狠地打了他一頓，由此可見同學的野蠻。經(jīng)此可怕的事故，馬老師終于改變了他的教育方法。

六年級時的大事，乃是升中學的公開考試。所有小學生都要參加考試，以決定他們進哪一所中學。故此升學考試變得非常重要，況且在香港，中學和高校是連在一起的。為升學考試做準備，變成了六年級學年前半部唯一的大事，至少大家都認為如此。老師把我班四十五人，分成七個學習小組。我在前一年考第二，因此被選為其中一個學習小組的組長。當然，我自己只是個十一歲的小孩，根本沒資格去督促那些不時頗為頑劣的同學的學業(yè)，我也不覺得有責任去管他們。

就在第一天“沒有墻的學?！保ㄈ繉W生自主分組學習），我和同學一起如常上學。但我們不知要做什么，沒有書本，也沒有公共圖書館可供我們坐下來學習。因為感到無事可做，兩名組員先走了，留下的四人跟著我。我們不知道如何運用這時光，只好在沙田到處走。最后，竟然當了一小段時間的青少年罪犯。

這段時間的活動時而平和，但有時就難說了。我們在市場閑逛，機會來時即順手牽羊偷些東西。有時會和其他“童黨”碰頭，那就不一定和和氣氣了。有一次，我們在鐵軌附近碰到一群壞小子，說著粗話，怒氣沖沖地向我們沖過來，同伴都嚇呆了。估量過形勢后，我決定出擊。我拿起鐵軌上的一大堆石頭，不斷地向他們擲去。很驚奇地，把他們都嚇跑了。同伴都認為我夠勇武，是個出色的領袖。我并不為那一刻感到特別威風，但認識到自己雖個子小、氣力弱，卻擁有對著一幫（和我們差不了多少的）歹徒站起來的勇氣。這種精神的力量，在將來碰到困難時會顯露出來。即如在學術特別是數(shù)學上，所用的武器不再是棍子或石頭，而是更微妙曲折的手段時，也是如此。

我們幾個頑劣小六生，有時會和別人大打出手，但更多的是做些頑皮事，例如玩彈珠，在沙灘上玩耍，上山捕鳥捉蛇，等等。如此這般，無所事事過了半年，我們在學業(yè)上毫無長進。

在這段日子里，我早上七時半離家，下午五時回來，就像平時上學一般。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對這些課外行為一無所知?？墒遣挥锰?，清算的日子便來臨了。到了春天，我們要參加期中考試，我的組員差不多全都不及格。在學年完結前，政府公布考試的結果，并將及格的名單刊登在報紙上。那天下午，我正和附近的孩子玩得興高采烈，三姊來了。她神情凝重地說：“父親要和你談談?！?/p>

回到家里，看見父親。我從未見過他如此憤怒，只因報紙上找不到我的名字。他說：“你完了！”情況是再清楚不過了?？尚疫€有一點兒希望，我發(fā)現(xiàn)報紙的次頁有我的名字，那是后備位之類的東西。學生考不到官立的中學，但仍然可以考取私立中學。

本來，父親已準備重重地罰我一頓，但從這里看到希望，他松了一口氣。他過去教授詩詞和歷史時所花的努力，畢竟沒有白費。所幸的是，他很熟悉培正中學，有人說這是香港最好的中學。培正的校長敬重父親，曾打算聘用他，他跟學校的秘書長也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我不知這些關系如何發(fā)揮作用，但無論如何，他們給了我一個機會，學校讓我參加入學考試。意識到這是最后的機會，我非常用心地備考。幸好，這個機會并未白費。我通過了入學考試，進入了培正就讀。

更好的是，學費會由政府全資支付，不然的話，我們或會負擔不起。唯一的問題是，經(jīng)濟資助一般在學年結束時才發(fā)放，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在學期初便交學費。因此，每年我都會問校長，是否可以收到政府的資助后才交學費。年年如此問，可說頗難為情，但最后都沒有問題。

能夠入讀培正這樣一流的學校可說是幸運。比我早十屆的畢業(yè)生崔琦，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約有七位校友，包括在下，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蕭蔭堂，我哈佛的同事，知名數(shù)學家，也是培正出色的校友。我的同班同學鄭紹遠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系主任。

由此可見培正的實力，我入讀后也脫胎換骨了。這是命運，如果不是荒廢了半年的學業(yè)，升學考試的成績必然不俗，那我就會入讀比不上培正的官校。我的兄長成煜便是如此，他是好學生，沒有把六年級的日子懶懶閑閑地浪費掉。我只能說，現(xiàn)在我意識到自己是如何地幸運，故此下定決心來補救了。

我在培正六年，度過了初中和高中的日子。班上雖然以中文授課，但除了地理和中國文學、歷史外，大部分書籍都是英文的。唯一不用中文授課的科目是英文課。英文課的作業(yè)自然都是英文的，所以到了畢業(yè)時，大家對英文已習以為常了。

培正的數(shù)學老師尤其突出，絕大部分的水平奇高，我對數(shù)學的興趣愈來愈濃了。物理學的老師則平平，我沒有成為物理學家，這或是一個原因?；瘜W老師也十分出色，可惜這門科目吸引不了我。開始時對數(shù)學并不特別鐘愛，但時間花得愈多，我的興趣就愈濃厚。父親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的學業(yè)，身為哲學家的他，每每用抽象的眼光看世界。無論在數(shù)學或哲學上，邏輯都處于中心的位置，父親欣賞數(shù)學，這便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對數(shù)學的興趣日濃，他十分高興。事實上，他常常鼓勵子女尋找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方向。

培正的同學在聊天中常常會提到蕭蔭堂，他比我大六歲，在校時早已成為傳奇人物。大家對他的數(shù)學能力嘖嘖稱奇，他在公開考試中的等級和分數(shù)之高，皆是前所未有的。多年后我在美國和他打過交道，我們的關系有時有點緊張，但當時并不如此。生活很簡單，人際關系也是如此。

1899年創(chuàng)立的培正中學位于何文田，那是九龍西面的一個小區(qū)，現(xiàn)在已十足城市化了。在那兒上學不算麻煩，而且謝天謝地，沒有人再叫我“冬菇”了。我每天早上七時十五分走路到火車站，和幾個同學一起乘車，十五分鐘后便到了九龍，再從車站步行十五分鐘便到達學校。

培正是由浸信會創(chuàng)辦和管理的，校長林子豐在教會中很有名望。學校八時半開始上課，通常早上上幾節(jié)課，中午午飯，下午又上幾節(jié)課，三時十五分便放學了?；疖嚾龝r半準時開，所以我們要跑得很快，不然就趕不上了。

開始時，我對學校重視學術的氣氛有點手足無措，它和以前沙田的舊學校不同，那時同學多是鄉(xiāng)下小孩，對讀書漫不經(jīng)心?，F(xiàn)在的學校比較高級。我穿著陳舊衣服，帶了母親準備的飯菜當作午餐，而非在附近的食肆吃，這些都曾遭到同學的嘲弄。

學校的老師中也有不喜歡我的，只因我在課堂上喜歡說話。學校分四個學期，每個學期結束時學生都要把老師的評語給家長看，然后簽名確認?！岸嘌远鄤印笔俏业谝粋€學期的評語，第二個學期差不多，到了第三個學期，變成了“略有改進”。

在培正的頭一年，我比以前努力多了，但從老師的報告來看還是不夠。表現(xiàn)最差的兩科是音樂和體育。在課堂上我唱得很差，永遠荒腔走板。老師通常都會叫唱得最好和最差的人向著全班一起唱，令差別更為明顯。我的獨唱大家都受不了，沒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唱，怕等級被我拖低了。

老師對我的音盲一點同情心也沒有。當時我的頭發(fā)常常豎起來，怎么也弄不平。音樂老師紀福伯不滿地說：“你看這孩子多么懶散，歌唱不好，連頭也不梳。”

我努力地練習歌唱，每個星期六跟一個當鋼琴教師的表姐練習，但頭一年還是不及格。雖然在暑期重考中及格了，但成績表上還是留下紅色的印記，令人很沮喪。

體育科的成績也是紅色的。五十米要九秒半才跑完，那太慢了。引體向上做不到兩次，仰臥起坐只能做三十次，但五十次才及格。這些成績沒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我已努力了，也算值得吧。

頭一年的數(shù)學課并未引起我的興趣，可能是因為毫無挑戰(zhàn)性。老師易少華只有二十歲，對我們來說，像一個大姐姐多于老師。由于缺乏經(jīng)驗，她講課不夠生動。幾年后我也當上老師，開始時也手忙腳亂，對她倒同情起來。

到了初二，我開始嘗到數(shù)學的真正滋味。老師梁君偉非常棒，他教授歐氏幾何，由五條簡單的公設出發(fā)，竟然能走得那么遠，證明了那么多條定理，令我驚奇得說不出話來。出于某種當時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這種做法令我非常滿足，甚至嘗試自己創(chuàng)造一番。

自以為前人所未見，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只能使用直尺和圓規(guī)，如果給出下面任何三種數(shù)量，即三角形的邊長、角度、中線（從中點到對面頂點的線段）的長度或分角線的長度，能否唯一地作出這三角形？這種做法是否一定可行？從開始我便知道最少有一個例外的情況：三個角度并不能唯一地決定三角形，存在無限個大小不同但具有相同角度的三角形。

其他所有可能的情況我都考慮過了，只有一個情況令我苦思不解。那就是：給出三角形的一條邊長、一角和一分角線的長度，僅用圓規(guī)和直尺，能否把三角形畫出來？我花了很多時間想這問題，但進展甚慢。走路上學時，乘火車時，都在苦思，但總不能解決它。表面看來這令人喪氣，但同時也惹人思量，我熱切希望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同班同學中有些很頑劣，他們會在吃中飯或運動會時嚇唬我。有個肥仔常常捏我前臂，直到刺痛甚至麻木為止。他的動機不可考，但他的手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過有一事使我不再受這類麻煩事的困擾，那就是當發(fā)現(xiàn)我能在數(shù)學上幫他們時，他們便對我友善起來了。

有次踢球，足球猛地打到臉上，我差不多暈死過去，其他人卻覺得很好玩，他們總拿這件事或其他事來取笑我。有次被他們煩到受不了，我說：“你們這么厲害，這里有道題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看看你們能不能解它?！蔽野涯堑览_多時的題目講給他們聽，當然沒有人能做出來。后來，連教高一的數(shù)學老師黃逸樵也聽說了這道題，可是他也沒能解答。

星期一至星期五和星期六上午都是上課的時間。星期六放學后，離火車到站之間有些空當，有時我會在九龍一間書店流連。因為買不起書，我只會站在那里看一些數(shù)學書。有一天，發(fā)現(xiàn)有本書竟在討論我一直在想的那個問題，我一直以為它單純是自己的創(chuàng)造。原來那問題是不能解的，這令我松了一口氣。書中引用了一個較晚近的論據(jù)，說明不能夠用圓規(guī)和直尺來構造滿足這三個條件的三角形。

知道“我的問題”曾難倒不少人，而它是新近才解決的，我很興奮。我亦意識到這個問題原來跟一個幾百年前的老問題相似，那就是：只用直尺和圓規(guī)，能否三等分一角度？那是不能的。另外一個古老的問題是“化圓為方”，即只用直尺和圓規(guī)構造出一個正方形，其面積等于給出的圓，也是不可解的。看見自己提出的問題，竟然和這兩個經(jīng)典的難題同屬一類，我感到飄飄然。我解不了這問題并非慘逢敗績，正好相反，解不了的大有人在。

提起這段往事，不過想從側面說明，在培正的第二年，我是如何熱愛數(shù)學，而且成績也不俗。但音樂還是不及格，英文也岌岌可危。教中文的潘燕霞老師很年輕，只有二十二歲，她一臉嚴肅，所有同學見到她時都提心吊膽。我還記得她戴的是帶棱角的眼鏡。多年后再見到她，她已不戴那副眼鏡了。我問她當時為什么這么兇，她說培正的學生出名地頑皮搗蛋，因此她想用那副棱角眼鏡來震懾不守規(guī)矩的孩子。

那年，有次校長在周會中要向所有學生訓話。走上講臺時，臺下喧嘩大作，他開不了口，于是大怒，訓斥我們，又囑咐老師必須管好學生。他還說，很多學生都蔑視學校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沒有系上領帶。那時我正好沒有系領帶，班主任潘老師當然留意到了。我穿了制服，但沒系領帶，不過我有一個頗為合理的借口。我的氣管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領帶令我難以呼吸，故此一般只有上課之后才系上。可是那天火車誤了點，我從車站跑回來，領帶雖然放在口袋里，但并無機會在周會前系上。當校長責罵時，我立時系上領帶，奈何已經(jīng)太遲了。

潘老師要我放學后見她。見面后，她說我衣冠不整要受懲罰。學生犯錯是要記過的，不系領帶是對校長大大的不敬，冒犯了整間學校，故此要記過兩次。如果記過九次，就要給踢出校了。她還會把此事通知父親。我當然知道有什么后果，想著即將發(fā)生的處分，不知道有何后果，我不禁焦急起來。

潘老師看著我一臉愁苦的樣子，好像從未見過我一般。正當要接受“宣判”時，冷不防她問我為何穿得如此單薄，我說我沒有其他衣服了?？赡芤姷轿沂菹鞯纳碜雍蜕n白的臉，好像營養(yǎng)不良的模樣，她又問我吃的情況。我告訴她每天吃什么和多少，她說：“你父親是教授，但你穿不暖吃不飽？”于是我把家里的情況都一五一十地告訴她。她對我大大地起了同情之心，甚至送奶粉和其他食物給我補充。

這次事件竟是我的轉折點，我被潘老師的好心腸感動了。這么多年來，在記憶中極少有老師或學校人員關心過我，我決心不讓她失望，發(fā)誓努力做個更好的學生。我的表現(xiàn)愈來愈好，父親高興得不得了。初二的學業(yè)，從那一刻開始就飛躍了，除喜愛數(shù)學外，我也開始學習基本物理。

雖然下了決心，但初三那年是災難性的，非人力可阻擋。二姐成瑚原本在澳門上高中，卻染了重病。母親只好放下一切專心照顧她，不幸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終于在1962年去世，享年十九。我們都驚愕而深深地哀痛。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令人神傷。我也感到一種失落，這是從未有過的。

但這不過是連場不幸的序幕而已。那時候，父親是香江書院（后已停辦）哲學、中史、中文部的系主任。這所大專是他和一個叫陳樹渠的人創(chuàng)辦的，陳是原廣東軍閥陳濟棠的侄子，也是學院的院長。父親的事業(yè)看來頗為順利，他不久前才完成了一本關于西洋哲學的書，正要著手寫中國哲學。但出了些狀況，香港的政治形勢十分復雜，當時像我家南來的逃難者人數(shù)眾多，亦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情報人員。據(jù)父親憶述，當時臺灣方面特別接觸了香江書院的高層，陳樹渠等人都認為“反攻大陸”很快便會成功，臺灣官員告訴他們，只要讓特務滲透進香江書院，便可在“光復”后獲得豐厚的高位，如擔任某個市的市長之類。

父親強烈反對這樣做，但陳樹渠則覺得并無問題。他因此想除去父親，找傾向臺灣做法的人來取代他。父親有合約保障，陳樹渠要立即解約并不容易，但父親眼見學校高層如此腐敗，憤而辭職，以示不滿，這是1962年11月的事。

差不多同時，他在崇基書院的教席也不保。事緣院長凌道揚正在人事的傾軋中被迫辭職，而他是凌的親信。這連串的事件使我家的收入劇減，事業(yè)上的打擊，加上女兒的病逝，使父親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

約兩個月后農(nóng)歷新年期間，父親病了，非常不舒服，晚上不能入睡。我們以為是吃了不新鮮的蟹所致。誠然，這或許是其中因由，但更嚴重的病因仍未確診。由于手頭拮據(jù)，他服用廉價的中草藥和藥物以自療，可是并無起色，身體每況愈下。母親向大舅求救，大舅辦了一所天主教中學，頗為成功，身家也豐厚起來。父親早年曾慷慨資助過他。母親問他借點錢，想找好的大夫給父親看病，但他拒絕伸出援手。

母親的自尊心很強，不愿求人垂憐，但為了丈夫，也無法不四處求助。1963年4月，父親的一些學生來了，合力把他送進醫(yī)院，找西醫(yī)來治他。很快就知道那是腎內的腫瘤引發(fā)了尿毒癥。雖然沒錢，父親還是進了醫(yī)院，但不到幾個星期，他就說不出話來了。眼見思維敏捷、口齒清晰的人如今竟無法言語，真是心如刀割。

我常常往醫(yī)院探望，那并不容易，從培正過去要轉幾次車。到了病情最危急時，父親的一個學生在醫(yī)院附近找了間旅館給我們落腳，以方便探視。這是我第一次住進旅館，可惜并無任何值得慶祝的理由。6月的一晚，在旅館休息了一會，我回到醫(yī)院，只見母親淚流滿面，不用問也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我崇敬的父親，一位高貴的學者，視學習和榮譽為至高無上的人，離開了人間。整個家立時陷入一片愁云慘霧之中，就如地震夷平了房子，只留下頹垣敗瓦。剎那間所有事情都永遠改變了，變得很差，我家昔日的生活一去不返了，也不知明天的日子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