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德國事件的浪漫主義（代譯序）

“浪漫主義屬于公認具有永久現(xiàn)實意義的世界文化現(xiàn)象?！?⁽¹⁾俄羅斯學者加比托娃《德國浪漫哲學》的“中文版序”，這樣起首。這論斷似合常識，不易引人發(fā)難。但薩弗蘭斯基此書題名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re（直譯為“浪漫主義——一個德國事件”）與此抵牾。因為它給“浪漫主義”⁽²⁾貼上了一個特定的德國標簽。

“浪漫主義”果真是個“德國”事件？倘若深究，確有根據(jù)。以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為例，在其《浪漫主義的根源》一書中，他視歐洲范圍內(nèi)的浪漫主義為一種反啟蒙運動的思潮，但真正意義上的“反啟蒙運動思潮，其實源自別的地方，源自那些德國人”⁽³⁾。在此書另一處，他又強調(diào)：“無論如何，浪漫主義運動起源于德國?！?sup>(4)依此看來，德國人薩弗蘭斯基，將浪漫主義當成一個特殊的“德國事件”來講，并非無由。

這是一本專論德國浪漫主義的書。何為浪漫主義？還是要回到伯林。他那本書第一章的題目就是：“尋找一個定義”。但這只是虛晃一槍。此章首句為：“也許你們期待我演講一開始就給浪漫主義做些定義，或者試圖做些定義，或者至少給些歸納概括什么的，以便闡明我所說的浪漫主義到底是什么。但我不想重蹈這種窠臼。”⁽⁵⁾原因是，“浪漫主義是一個危險混亂的領(lǐng)域，許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之后，他通篇講述浪漫主義的發(fā)生史及某些“形式和癥狀”⁽⁶⁾，就是不下定義。

德國人卡爾·施米特也有討論浪漫主義的專著，題為“政治的浪漫派”。涉及浪漫主義的概念時他也說：“誰要從混亂中尋找客觀明晰性，都會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了一場永恒的交談和毫無成果的喋喋不休?！?sup>(7)所以，在書中，他也未扼要界定浪漫主義，而是代之以詞語的溯源和現(xiàn)象的羅列。

薩弗蘭斯基另有寫法。在此書中，他避開繁復(fù)的概念溯源和現(xiàn)象鋪陳，于前言中就直面定義問題。但他自己退在一旁，援引浪漫主義作家諾瓦利斯：“當我給卑賤物一種崇高的意義，給尋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樣，給已知物以未知物的莊重，給有限物一種無限的表象，我就將它們浪漫化了?！保ǖ?3頁）并稱此為浪漫主義的“最佳定義”。其中的關(guān)鍵詞“崇高”、“神秘”、“莊重”和“無限”等，雖屬浪漫主義的特征，但遠非浪漫主義的全部。盡管如此，棘手的概念定義問題暫作交代。

在以上薩弗蘭斯基所設(shè)諾瓦利斯的“定義”中，重要缺漏之一，似為浪漫主義的關(guān)鍵要素“反諷”。薩弗蘭斯基此書第一章借助赫爾德的航海哲思，講德國浪漫主義之肇始；第二章作為主題的鋪墊，述席勒及其“游戲論”；第三章即順勢討論“反諷的發(fā)跡”。

反諷，在修辭或文學方法史上并非浪漫主義的獨創(chuàng)。但在他看來，正是席勒的“游戲論”，“在施萊格爾那里，從中產(chǎn)生出反諷的游戲”。他還以為，“反諷那至今為人熟悉的基本修辭手段”是，“某個陳述被移入另一個，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中，由此被相對化，甚至更正”。但施萊格爾反諷理論的獨特點是，“他每次都用有限代替某個陳述，又用無限代替相對化和更正……在一場這樣的游戲中，一切相關(guān)的、輪廓分明的陳述，都會被送入漂浮……”（第69頁）。由此，“知識型游戲者”得到造就，而席勒的游戲理論在此產(chǎn)生“鼓舞性的效果”（第93頁）。

在德國文學史上，席勒通常被歸于狂飆突進運動和古典主義，非但不屬于浪漫主義作家陣營，實際上還與這些作家多有齟齬。但在薩弗蘭斯基的筆下，浪漫主義卻同席勒有脫不了的干系。

除了他的游戲論與浪漫主義反諷的關(guān)系，薩弗蘭斯基在第三章，討論浪漫主義神秘的“社團小說”時，還曾提到席勒的神秘主義小說《招魂喚鬼者》。對神秘莫測和奇異怪誕之事的興趣，是浪漫主義抵制啟蒙理性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⁸⁾霍夫曼、蒂克等浪漫主義作家，在這方面均有不俗表現(xiàn)。而席勒以其《招魂喚鬼者》，對浪漫主義秘密社團小說的繁盛，起到了引領(lǐng)作用。

其實，就反諷手段的運用來看，狂飆突進運動和古典主義文學的旗手歌德，與浪漫主義也有瓜葛。筆者多年前曾譯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人、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的小說《慘敗》，有如下情節(jié)。主人公從書架上取下一書，讀到以下文字：

1749年8月28日，正午，鐘敲12點的時候，我在美因茨河畔的法蘭克福出生。星座位置是吉利的；太陽在處女座的標記中，一天天地到達中天；木星和金星友好地凝視著太陽，水星不晦氣；土星和火星取無所謂的態(tài)度；只是月亮……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段文字摘自歌德自傳《詩與真》，是歌德描述自己出生時的一段話。凱爾泰斯隱沒出處，代以嘲諷：

好吧，人得這樣出生，作為瞬間的人——但在這樣的一個瞬間，誰知道還有多少人同時來到這個地球上。只是別人沒有在身后留下書的霉味；也就是說他們不算。那幸福的瞬間被宇宙的法則僅為惟一的一次出生所預(yù)定。那位天才，偉大的創(chuàng)造者，作為神話英雄踏上地球。⁽⁹⁾

初見凱爾泰斯對歌德這位“天才”、“偉大的創(chuàng)造者”和“神話英雄”之自負的巧妙諷刺，幾乎拍案叫絕。而今讀到薩弗蘭斯基關(guān)于浪漫主義反諷的文字，則恍然有悟。歌德以其睿智，應(yīng)該不會如此虛榮，這樣神化自己的出生。他所運用的，應(yīng)當就是通過“給尋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樣”，而后讓人從這“神秘的模樣”出發(fā)，拉開距離，重估對象的反諷手法。結(jié)果則是，事物進入含有審美意蘊之不定的“漂浮”狀態(tài)。以此反觀歌德自傳之名《詩與真》，得獲新解。此著德語原文為Dichtung und Wahrheit，直譯可是：虛構(gòu)與真實。歌德足夠智慧，在書名中就讓虛構(gòu)與真實互相戲仿，同時宣告，此為詩性之作，并非歷史紀實，但同時也未放棄對于真實的要求。結(jié)果是，自傳真假互現(xiàn)，作者本人則“漂浮”于作品之上，贏得詩意的創(chuàng)作自由。這正是那個時代浪漫主義作家借助反諷所追求之目標。如此看來，百年之后，凱爾泰斯將“游戲”當真，無異于自找沒趣。面對反諷，任何嚴肅都失卻鋒芒，轉(zhuǎn)為可笑。這是反諷之效力。

然而，薩弗蘭斯基并未將這種修辭方法，歸于席勒或歌德，而是將它回溯到蘇格拉底那個故作謙恭的名句上：“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钡聦嵣?，他解釋說：

……蘇格拉底知道一大堆事，但他首先知道這點，即其他人知道的事，要比他們以為知道的少。蘇格拉底式的反諷是故作姿態(tài)，它表面上認真對待他人號稱的知識，實際卻將其卷入自身的自負中，以至于那人最后不得不發(fā)覺自己的空洞——倘若驕傲沒禁止他做到這點。（第69頁）

當然，將蘇格拉底當作反諷方法之發(fā)明人之一，并非始于薩弗蘭斯基。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論反諷概念》，上卷題目就是“蘇格拉底的立場，理解為反諷”。⁽¹⁰⁾

薩弗蘭斯基介紹浪漫主義反諷之時，并未述及歌德。以上是筆者插話。但在本書第四章，當他討論費希特的自我哲學與浪漫主義之關(guān)系時，曾引歌德成名作《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一句話：“我返回自身，發(fā)現(xiàn)一個世界”（第90頁）⁽¹¹⁾，以說明對嘗試“感覺自身”的一代浪漫主義作家來說，歌德的典范作用。

德國浪漫主義的產(chǎn)生背景，已熟為人知。以社會史角度觀察，那是“政治分裂、大城市的缺失、社會生活之狹隘形式”（第394頁）等因素作用的結(jié)果?！安贿^，也恰恰是這種所謂狹隘的境況，有利于這樣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內(nèi)向性和堅韌的緊張性。既然缺少一個外部的大世界，人們就用倉儲貨物替自己制造出一個世界。人們只需要擁有抽象和幻想的才能。德國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裝備富足”（第92頁）。真可謂另一種“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就此看來，歌德讓他的維特，大聲叫出上面的話，極具德國浪漫主義或者德意志民族內(nèi)傾性偏好的象征意義。而從思想史觀之，浪漫主義確是抗拒啟蒙理性對個性之羈約，爭取精神自由的嘗試。而其意圖創(chuàng)造“漸進的普遍詩”（第66頁）的綱領(lǐng)，正是這種解放的個體，想統(tǒng)一文學各領(lǐng)域之抱負的充分體現(xiàn)。薩弗蘭斯基此書“前言”的結(jié)語，“年邁的歌德曾說，浪漫是病態(tài)。不過，就是他也不愿撇棄浪漫”（第14頁），當屬精辟。以此觀之，德國文學史上的兩位泰斗，不管本身是否愿意，都與浪漫主義文學有不解之緣。這為薩弗蘭斯基說浪漫主義是一個德國事件，添上了砝碼。

歌德不喜浪漫主義?？梢娎寺髁x流行于德國時，已遭非議。尤其當浪漫主義在德國反拿破侖的解放戰(zhàn)爭時期染上民族主義色彩而開始涉足政治，接著在“一戰(zhàn)”期間變身為所謂的“鋼鐵浪漫主義”，最后在納粹時期被再度利用后，浪漫主義真的成了一個獨特的德國“事件”。法西斯政權(quán)垮臺及“二戰(zhàn)”之后，有人“不是將國家社會主義描繪成它確實曾是的粗暴事件，而是將其描繪成民族的浪漫主義迷途”（第412—413頁），將德國引起的這場悲劇，解釋為浪漫主義精神之過度張揚的結(jié)果，這就引出了阿倫特對這種“聲名狼藉的德國式沉思的表達方式”（第412頁）的批評。以此線索，薩弗蘭斯基在本書中清晰地描述了這個德國“事件”的來龍去脈，論述了浪漫主義作為一個文學或思想運動結(jié)束后，如何以“浪漫主義的精神姿態(tài)”，在德國社會歷史中產(chǎn)生后續(xù)作用，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僅讀譯文，我們其實還無法充分理解這個“事件”的真實涵義。薩弗蘭斯基在此使用的，并非一般對應(yīng)漢語“事件”的德語詞“Fall”或者“Ereignis”，而是出人意料的“Aff?re”。此詞釋義大體有二：一是“令人不快或難堪之事”，二為“私通或者愛情丑聞”。對應(yīng)漢語，直譯一般是“丑聞”。較之“事件”，“丑聞”更具錯綜復(fù)雜、隱晦幽暗的特點，其內(nèi)涵深邃不易探究，其背景糾葛難于廓清。更因為浪漫主義“誤入”政治，被與德國所引起的歷史災(zāi)難扯上聯(lián)系，“Aff?re”這個詞似乎更能反映德國浪漫主義或浪漫之精神姿態(tài)的實質(zhì)。但遺憾的是，由于漢、德語言之間的巨大差異，無論是“丑聞”還是“事件”，與上及德語原文相比，意義多不相值，譯者在此也就同意本書中文版責編的建議，采用“榮耀與丑聞”這樣的表達方式，來解讀原書名中的“事件”（Aff?re）一詞。

近讀涉及漢語“理想”一詞來源的一篇文章⁽¹²⁾ ，說該詞漢語原無，經(jīng)由日語“理想”中介而入中國，其語源為英語“ideal”，又有派生詞“idealism”和“idealist”。以“idealism”為例，該文列其漢語“A類義項”為“理想主義”，“B類義項”為“觀念論、唯心論、唯心主義”。而且在漢語語境中，前者是“正面褒義”，后者屬“負面貶義”。也就是說，無論“理想主義”也好，“唯心主義”也罷，都無法同時給出“idealism”的兩種不同內(nèi)涵。由此下推，漢語的“事件”或“丑聞”，面對德語“Aff?re”的兩個主要義項，也只能各得其半，又各失其半。其實，一旦涉及西文抽象概念的中文翻譯，有眾多案例，可以證明這種必然的顧此失彼。這是翻譯命中注定的悲哀，也屬譯者無法躲開的窘境。這是另話。不贅。

德國浪漫主義在中國，時常被分為“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甚至被貼上“反動”和“病態(tài)”的標簽。⁽¹³⁾這與我們的文學評論，曾深受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立場的影響有涉。如伊瓦肖娃著《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談到德國浪漫主義時，每每冠以“反動”兩字?？梢娤吕?/p>

在文藝方面，貴族階級對于法國革命和法國唯物主義的反動態(tài)度表現(xiàn)為一個流派，這個流派的創(chuàng)始人把它叫做浪漫主義。

德國反動的浪漫主義……它的目的在于直接反對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及其意識形態(tài)。⁽¹⁴⁾

歷史沿革至今，這種以偏概全、僅從階級立場出發(fā)評論浪漫主義的做法，已漸為人棄，而浪漫主義對于精神世界的奉獻，則廣為人識。針對啟蒙運動的明晰，浪漫主義作家倡導攪動人之“幽暗的本能”（第350頁），即世人身上的狄俄尼索斯之力或非理性，來對抗阿波羅的理性及其帶來的“異化的社會機械論”（第92頁）。從本質(zhì)上講，它延續(xù)了人類平衡物質(zhì)與精神、現(xiàn)實與理想、肉體與靈魂、理智與情感之沖突的努力，為人類精神世界的健康發(fā)展，作出有益探索。但這種人世的兩歧，存至今日未亡。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和商品經(jīng)濟所帶來的物質(zhì)主義的繁盛和文化精神的蛻變，還在不斷加深著這樣的不平衡。這始終讓思想家們心神不寧。有報道說，美國約翰·鄧普頓基金會（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每年邀請世界著名學者與公共人物，討論“經(jīng)久不衰而備受爭議的”重大問題。2010年的主題是：“道德行動依賴于理性推論嗎？”從本質(zhì)上講，這是理性與非理性孰輕孰重的老問題。有學者在討論中認為，“啟蒙思想的重大錯誤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這種力量是我們基因遺傳的一部分?！?sup>(15)反觀德國的浪漫主義運動，面對高揚理性主義大旗的啟蒙運動，它大力倡導非理性的革命，不守矩矱，脫略形骸，帶來了文學、哲學和宗教融會一處的一個激情時代，為德國乃至世界的精神文明，留下了豐富遺產(chǎn)。薩弗蘭斯基筆端所現(xiàn)，就是這段歷史。

勃蘭兌斯在其名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說：“原原本本地描述德國的浪漫派，這個任務(wù)對于一個丹麥人困難到令人灰心。”原因是，“這個題目大得嚇人”。⁽¹⁶⁾此話寫于19世紀末。盡管如此，此后比肩接踵，代有續(xù)作。僅是漢譯，也有多種。對此，本譯序借助腳注，盡量多收，以提供參閱的便利。相比之下，薩弗蘭斯基此書特點尤著。他在完整地分梳德國浪漫主義脈絡(luò)之時，并不以綿密的考證見長，卻以通達的見識和宏闊的視野取勝。其表述感性酣暢，充滿靈性，更貼近浪漫主義之生命的本體，以及浪漫主義作家之靈魂的此在，更具可讀性。

盛行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國浪漫主義，作為文學或思想運動，已成歷史。但“浪漫的”思維方式，或者“浪漫主義的精神姿態(tài)”，作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要素，存至今日。薩弗蘭斯基在本書最后，在遍及歐美的1968年大學生運動中，則再次捫其命脈。因為就是在那個年代，“浪漫主義抵抗工業(yè)社會的深層次的傳統(tǒng)，重新爆發(fā)”（第420頁）。他在建立浪漫主義與現(xiàn)代社會聯(lián)系之時，讓歷史的浪漫主義越出文學疆域，再獲社會政治意義。這超出了一般浪漫主義研究的老生常談，彰顯出作者的不凡識見。

不過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的浪漫主義，“這既無益于浪漫主義也無益于政治”（第428頁）。文學藝術(shù)需要浪漫或者幻想，但社會政治更需要妥協(xié)和務(wù)實。這已被歷史多方驗證，也為我們思考當下社會政治，提供良多啟迪。

對于此書內(nèi)容，其實作者本人在“前言”中，已有精到概括，讀者自可領(lǐng)略，無須譯者饒舌。但是一書譯畢，經(jīng)常有些感想，也有余言交代，一如以上序文。

衛(wèi)茂平

2011年寒假記于上海

2014年3月改定

(1)　［俄］加比托娃：《德國浪漫哲學》，王念寧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1頁。

(2)　“Romantik”翻譯上異名甚多。如周作人將此譯成“傳奇派”（周作人： 《近代歐洲文學史》，北京：團結(jié)出版社，2007年）。更經(jīng)常被譯成“浪漫派”。因德語另有“die romantische Schule”，直譯就是“浪漫派”，為示區(qū)別，在此均取“浪漫主義”譯名。

(3)?。塾ⅲ菀再悂啞げ郑骸独寺髁x的根源》，亨利·哈代編，呂梁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40頁。

(4)　［英］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亨利·哈代編，呂梁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131頁。

(5)　［英］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亨利·哈代編，呂梁等譯，第9頁。

(6)?。塾ⅲ菀再悂啞げ郑骸独寺髁x的根源》，亨利·哈代編，呂梁等譯，第5頁。

(7)?。鄣拢菘枴な┟滋兀骸墩蔚睦寺伞罚T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頁。

(8)　這種神秘主義在當時歐洲的主要表現(xiàn)之一是催眠術(shù)的流行，就達爾頓所見，它與其他因素一起，造就了浪漫主義，甚至引起啟蒙運動的終結(jié)。參見［美］羅伯特·達爾頓：《催眠術(shù)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jié)》，周小進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9)?。坌傺览輨P爾泰斯·伊姆雷：《慘敗》，衛(wèi)茂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89頁。

(10)　［丹麥］克爾凱郭爾：《論反諷概念》，湯成溪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其實，德國浪漫主義代表施萊格爾業(yè)已指出，浪漫主義的“自主性”，“是蘇格拉底式的反諷”。參見［美］維塞爾：《馬克思與浪漫派的反諷——論馬克思主義神話詩學的本源》，陳開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1頁。

(11)　源出《少年維特的煩惱》第一編，5月22日的信。

(12)　陸曉光：“兩度反思‘知識者理想’”，載《社會科學報》，2010年12月30日。

(13)　可參見袁志英：“譯本前言”，見［德］富凱等： 《水妖》，袁志英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

(14)?。厶K］伊瓦肖娃：《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第一卷，楊周翰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23頁。

(15)　劉擎：“2010年社科界十大熱點關(guān)注（國外篇）”之四：道德與理性展開跨學科對話，載《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30日。

(16)?。鄣湥莶m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二分冊）——德國的浪漫派》，劉半九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