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歷邊塞考察敦煌

1938年，張大千返回成都后，住進了號稱“天下幽”的青城山上“道家第五洞天”上清宮。

在上清宮住了很長時間之后，張大千臨摹宋元名跡，心中的悲憤之情才漸漸平靜下來。他與道士們搞好關系，不僅可以隨便出入各個道觀，遍觀壁上的、柜中的文物古跡，而且他上山寫生和游玩時，總有道士相陪。

在此期間，張大千在成都舉辦畫展，用收入來試驗造紙。

當時安徽宣紙產(chǎn)地涇縣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宣紙來源斷絕，市面上宣紙極度缺乏。張大千在夾江研究各種宣紙，最后終于在工匠們的幫助下試驗成功了“大風紙”。

徐悲鴻、董壽平、傅抱石、蔣光各等著名畫家試用之后，都稱贊紙質很好。張大千就用自己的“大風紙”，創(chuàng)作了大批作品，辦了一個抗日義賣展。

在青城山一住3年，這3年對張大千很重要，因為無異于和尚坐關，潛修內視，為得道必經(jīng)的階段。作為一個藝術家，必須有所吸收，才能有所表現(xiàn)；而吸收后，又必須經(jīng)過消化、醞釀，反復深思，不斷探索，方能有所創(chuàng)造。

張大千的記性、悟性都是第一等，但不論如何，時間是無可代替的，必須經(jīng)過一定的時間過程，才會到達某一境界。

在北平和上海時，人情應酬常占去了張大千好些時間，藝術的吸收不足，又缺乏足夠的時間來消化，作品中就會略顯薄與俗。

而在青城山這3年的修煉，單從詩詞方面來說，是這段時期的最好。張大千在《青城小居口占》詩中描述他的山居生活：

自詡名山足此生，攜家猶得住青城。

小兒捕蝶知宜畫，中婦調琴與辨聲。

食栗不謀腰腳健，釀梨長令肺肝清。

歇來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從他的作品可以看出，這3年張大千讀了不少史書。張大千坐在高臺山第一峰頭，面對大面山的那座亭子中，心里所想的，除了畫以外，更無他念。在這樣一個可能終日不見行人的幽深之處，正所謂“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張大千目摹心追，胸中不知有多少未畫出來的山。這些胸中之山，后來都成了他潑墨、潑彩的題材。

有一次，張大千還行離家出走的“壯舉”。一天下午，張大千還沒回家，等到日落時仍然沒有一點音信。因為往常他在山上游覽，一般是清晨或上午，斷沒有從下午到黃昏還不回家的。

三位太太都急得不得了，來同張大千的朋友易君左商量。易君左由于四川省政府疏散，上青城山與張大千做了半年鄰居。

易君左先安慰她們不要著急，可能張大千在路上偶遇僧道，聊著聊著就晚了。

但是一直等到二更天時，張大千仍然消息皆無。這一下易君左也不由得擔心起來，于是，兩家男女老少連同上清宮的道士們一同去探索張大千的下落。

大家找了一個通宵，幾十條火把照得滿山通紅，青色的樹木都變成了紫色，依然不見張大千蹤影。幸好當時正是初夏，夜寒不重，人人抖擻精神，翻山越嶺，攀壑入洞，涉澗跨溪，披云拂露，一直到天色大亮。

謝天謝地，在山腰的一座小峰的洞內，張大千正像張?zhí)鞄熞粯?，閉目冥坐，就如面壁9年的達摩祖師，眼觀鼻、鼻觀心，正在那兒修行著呢！

大家欣喜地把他拉到三位太太面前。張大千睜開眼睛一看，不慌不忙地說：“你們干什么大驚小怪的？”

后來張大千說，這次家庭風波，緣于三個太太聯(lián)合起來對付他，黃凝素竟然拿起桌上的銅尺作武器，不小心打到了張大千的手上。因此張大千“沖冠一怒為紅顏”，拂袖而去。

1940年秋，張大千決定去遙遠的西北，前往敦煌臨摹石窟的壁畫。

早在上海的時候，張大千就見到有敦煌石窟流落出來的珍品，他感覺，那種藝術上的天工造化之美是他從未領教過的。后來他也試畫過仿敦煌壁畫筆法的天女散花圖，但他心中一直渴望著能親自去敦煌，探索藝術的奧秘。他相信，如果親臨其境去臨摹，天下無雙的敦煌莫高窟壁畫一定會對他的人物畫有所啟迪。

張大千初步計劃是由成都到廣元，游覽該地著名的千佛巖，欣賞精美絕倫的石刻，然后赴蘭州，轉道敦煌。于是先攜全家去成都，中途回到了內江老家。兒時的回憶與眼前的凄涼景象，使張大千無比辛酸，沒過多長時間，他們就離開內江去了成都。

這時，抗日戰(zhàn)爭正打得如火如荼，張大千出售了部分珍藏的字畫，籌集去敦煌的經(jīng)費。

恰在此時，張大千心愛的兒子張心亮不幸死于肺病。他當時正在外布置畫展，不由得淚濕衣襟，長時間陷入痛苦之中。但為了追求藝術上的更高境界，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到敦煌去，而且一定用自己賣畫的錢。

于是他再次舉辦個人畫展，用售畫收入采購了大量筆墨、畫布、顏料和生活用品，帶上另一個兒子張心智同去敦煌。

汽車走走停停，這天傍晚在廣元歇了下來。

第二天一早，張大千與夫人黃凝素、兒子心智步行4千米路來到千佛巖。

一到那里，張大千就連連搖頭，長嘆道：“可惜，太可惜了！”

原來千佛巖建在嘉陵江東岸，高50米，長約300余米，在陡崖上，有摩巖造像17000多具，但由于幾年前修建川陜公路，造像被炸毀了一半以上，僅剩7000多個。

一連幾天，張大千都泡在這些毫無生命卻又栩栩如生的石像中。

看了千佛巖，更想去看天山的麥積山了。

但在這時，一個突然傳來的噩耗使張大千不得不改變了計劃：二哥張善孖病逝于重慶歌樂山寬仁醫(yī)院。

張善孖這次出國宣傳抗日，歷時近兩年，舉辦畫展達百余次，回國之后，不顧勞累和醫(yī)生勸阻，繼續(xù)奔波籌備賑災畫展和東北難民義賣畫展，不幸積勞成疾，回國僅半個月后突然昏迷不醒，于1940年10月20日去世，年59歲。

人們對張善孖的去世都非常悲痛，當時報紙記載：

國人與先生，不論識與不識，噩耗傳來，孰不傷慟！

張大千更是痛不欲生，星夜兼程趕回重慶，為二哥料理后事。父母先后去世，九弟生死不知，現(xiàn)在二哥又離開人世，張大千痛心之余，萬念俱灰。

事后，他懷揣著二哥臨終前寫下的“勇猛精進”4個字再次返回青城山，過了好長時間，心中的悲慟才漸漸平靜。1941年3月，張大千再次踏上西行敦煌之路。

這次，除了妻子、兒子心智外，還有侄子心德、學生劉力上等人。他們從成都出發(fā)，途經(jīng)蘭州，坐汽車一個月后才進入戈壁灘邊緣的西安，又換乘駱駝繼續(xù)前進，三天三夜才走完最后50千米。

敦煌位于甘肅省的最西部，古稱三危，《尚書》記載：舜流放共工于此?！八囊摹敝械摹拔魅帧?，相傳即是共工的子孫，世世代代，保有其地。

自古以來，敦煌就是沙漠中的一塊綠洲，是中國通往西域及中亞細亞的交通要道。西面是玉門關，與新疆接壤；西南是陽關；東南10千米有座山，三峰峻絕，因名三危山，據(jù)說就是共工當年的住處。

早在漢代，敦煌就成為陸地交通的樞紐，南北朝時期，前秦苻堅為開發(fā)西域，并把它作為征服西域的前沿陣地，移民至此，并開始興建莫高窟。

1500多年前東晉時期，有個法名樂樽的游歷和尚，路過敦煌鳴沙山下，正是夕陽西下、晚霞滿天之時，三危山上突然射出萬道金光，山上的奇巖怪石也仿佛變成了千尊佛像，樂樽驚異之余，伏地膜拜，并發(fā)下宏愿，要在石壁上鑿洞供佛。于是他奔走募捐，終于在鳴沙山上修建成第一個洞窟群。

后來經(jīng)各朝各代修建，形成了后來大小1000多個石窟，也稱“千佛洞”。石窟自南向北沿峭壁排列，有的地方上下4層，綿延兩千米，大的石窟就像一座大禮堂，而小的僅容一人。其中蘊藏著中國古代最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

由于連綿戰(zhàn)亂，昔日繁華的敦煌逐步衰落了。

1900年，道士王圓祿偶然發(fā)現(xiàn)了藏經(jīng)洞，內藏經(jīng)卷甚多，包括漢文、藏文、印度文和闐文、回紇文及龜茲文。但這道士只知是古物而不知其珍貴，隨意送人。

于是許多外國人聽到消息，都趕來了，敦煌石窟許多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物，包括書籍、畫卷、經(jīng)卷、地志、小說、醫(yī)書等，多數(shù)被法國人、俄國人、日本人、匈牙利人或偷或搶或低價買走。只有壁畫及彩塑因無法運走，遺留在洞窟之中，但也遭到少數(shù)損壞。

從敦煌石窟的壁畫及彩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幾千年來藝術演變的過程，補充了歷史文獻中沒有記載的內容，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3月8日，張大千到達莫高窟，在高大的白楊與垂柳掩映之中，層層疊疊的洞窟發(fā)出神秘的色彩。張大千沒有休息就提上馬燈入洞探視，看罷驚嘆不止。金碧輝煌的壁畫與琳瑯滿目的彩塑，比他想象中的還要精美。

早年那個法國人伯希和在盜竊文物的同時，還對石窟進行了編號，不過他編號的目的是為了方便他記住盜竊的進程。

張大千這次除了修路開道之外，也對石窟進行了編號，不過他與伯希和的順序正好相反，伯希和是由北向南，張大千卻是從南到北。他這是根據(jù)歷代工匠開鑿石窟的順序來編的，符合石窟壁畫的歷史創(chuàng)作年代。

在4個月的時間里，張大千從南向北、由底層到上層，為莫高窟不厭其煩地作了科學而系統(tǒng)的編號。他和助手們都是用毛筆在壁上豎寫編號，總計309號。

同時，張大千建議政府在石窟南北兩面筑墻，禁止牲畜進入，并嚴禁過往行人在洞中取火做飯，以使壁畫能長久地保存下來。

張大千此舉，為保護敦煌石窟這一藝術寶庫作出了卓越貢獻，也為后來國際上一大社會學科研究“敦煌學”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礎。凡是中外研究敦煌學的學者都知道“張氏編號”。

完成這些工作之后，由于生活補給不足，吃不好，睡不好，另外更嚴重的是要提防土匪的襲擊，于是他們返回蘭州。

回到蘭州后，張大千召來自己的學生，并親自到青海塔爾寺請派5名畫師，再次進入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