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恩師

一

我到六歲，該念書了。外祖父請隔壁腐儒“錫余以嘉名”，老先生查了劉氏族譜，算我屬“錫”字輩，乃命名曰錫榮，大概期望我這一輩子都能榮華富貴，然后送我進對門何家花園初級小學，讀“人手足刀尺”，描“上大人，孔乙己”。這是一所私立學校，校園雖美，但生源不足，只辦一年，就關門了。父親又送我進鼓樓小學。學校在南京最負盛名的鼓樓醫(yī)院隔壁。這是基督教會辦的洋學堂，除教國文、數學，還重視英語、音體。校園里有木馬、滑梯、雙杠、浪橋，教堂里贊美詩的歌聲不絕。每年到圣誕節(jié)，還有穿著大紅袍的圣誕老人穿過掛滿彩色燈泡的圣誕樹，給每個小朋友發(fā)一袋美味糖果。學生用的課本也印得十分精美，差不多每面都有彩色插圖。但是學校的收費很貴，我只讀到小學二年級，因為家道中衰，就讀不起這個洋學堂了。

躊躇再三，父親把我送到離家稍遠的吉兆營小學就讀。吉兆營，是一條回民聚居的小巷。小學是為小巷中回民的貧苦子弟辦的，校舍就設在回民的禮拜寺里。禮拜寺分內外兩院：內院，環(huán)境幽靜，一道圓門進去，就是一個清靜蔭涼的院落，兩株高大的梧桐，蓋滿了院落上空，左廂是一排衣帽間，右邊是一個宏大的殿堂。每逢周五，回民們都戴著白帽、穿著長袍，虔誠地匍匐在廳堂的地上，同聲誦讀《可蘭經》。我們的校舍只有外院約一畝地大的地方。而且還一半是操場，一半是教室。

操場只不過是個大天井，只有一個排球場大小。教室分成三大間，一間是一二年級合用，一間是三四年級合用，兩個教室中間，就是學校的辦公室兼教師的休息室，還兼外地來的單身教師的寢室，校舍的簡陋由此可見。我在那里讀完了平淡的三、四年級，如今已經沒有留下什么記憶。

二

幸運的是我該升入五年級時，學校來了一位引我啟蒙的恩師，他就是新來的校長金皎鶴先生。

聽說他才從南京師范畢業(yè)，原名金延壽，因為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不滿意他這個名字的陳腐氣息，因而改名為凌空高翔的“皎鶴”。他英姿勃發(fā)，敦實精壯，臉型就像羅丹的雕塑，激動時往往將頭向右后一甩，頭發(fā)隨之飄拂起來，又像一個演奏命運交響曲的指揮。他仿佛懷有空前的雄心壯志，要把他教的一代少年都培養(yǎng)成振興中華的有用之才。因此他一來就在吉兆營小學增辦了高小，并與校董會協(xié)商，將清真寺后院的衣帽間（更衣室）變成五、六年級的教室，由他親自來教首屆五年級的全部課程。

一開學，他就在我們教室的黑板上寫了八個大字：“不知則學，有疑即問?！庇衷诮淌业囊唤窃O置了一個小小的圖書櫥，櫥里裝滿了古今中外的青少年讀物，我至今還記得其中有冰心的《寄小讀者》《往事》《超人》，朱自清的《背影》、魯迅的《朝花夕拾》、胡適的《四十自述》，中國古典小說《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以及近代章回小說《鏡花緣》《老殘游記》《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有翻譯作品《愛的教育》《苦兒努力記》《木偶奇遇記》。他鼓勵我們多看課外讀物，開闊眼界。

他教國文，選的也多是抒情散文，以震動我們的心弦，激發(fā)我們的感應。比如教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最后一課》、亞米契斯的《少年筆耕》，他那充滿感情的朗誦，引得全班都哭了。特別是我，想起國難家窮，每每淚流滿面。然后他著重訓練我們的口頭表達能力，要求我們學會朗讀和背誦，而且必須用“國語”（即普通話）。他雖然是南京人，但說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為了教我們說普通話，他接著教我們學“國語注音符號”（ㄅㄆㄇㄈㄎ）和查《國語注音字典》，依據字典的注音把普通話說好。又通過舉行國語演講比賽，進一步推廣普通話。我現在說話雖然南腔北調，但基本上還接近普通話。

他教作文，出的題目全是散文小品，例如，“日出”、“雨后”、“霧晨”、“黃昏”……他要求我們寫前，一定要親自觀察、親自體驗，寫自己親眼目睹的景象，比如寫“日出”，一定要早早起來，看太陽如何破土而出、越山而升，站在高處，當時的天空呈現什么景象，發(fā)生什么變化，自己又有什么感受。自己可以聯想，但必須源于所見?，F在看來，他是從小培養(yǎng)我們觀察自然、觀察社會的基本方法。

他教算術，特別重視日常實用的心算和珠算，培養(yǎng)我們快速運算的能力，不但訓練我們通過形象思維來運算，而且訓練我們通過抽象思維來運算。

他教常識，著重培養(yǎng)我們扎扎實實地建立一些基本的概念。例如中國歷史經過哪些朝代？經過哪些分裂與融合？與世界公歷對應相當于公元多少年？并且教我們畫成表格便于記憶。又如教中國地理，則著重教我們畫地圖，從而記住中國分成哪些行政區(qū)劃，有哪些重要的山脈、河流、湖泊和城市，這些城市的位置有什么地理特點。他教自然，重視教我們識別標本，春秋佳日，還帶我們去鄉(xiāng)村遠足，親自采集制作標本。

他不教我們音樂體美，而是聘請了專任教師教我們習字、打球、唱歌。場地太小，但在院壩里掛上橫網，足夠打排球用；圍場一圈也可以訓練跑五十米；院壩的一頭還有沙坑，可以跳高、跳遠。學校沒有鋼琴，但有一架簡易風琴，音體教師不但教我們唱歌，而且教我們彈琴。教唱的都是愛國歌曲，如岳飛的《滿江紅》、古典的《蘇武牧羊》《木蘭從軍》以及蘇軾、辛棄疾、陸游的詩詞譜寫的歌曲，卻絕對不許唱《毛毛雨》《桃花江》！

他還特別重視書法，專請一位許先生每周末教我們寫毛筆字，這位許先生擅長寫錢南園體，常手把手教我們如何執(zhí)筆。我至今字寫得不好，但多少還有一點錢體的影子。

1931年發(fā)生了“九一八”事變，恰逢南京市中小學舉行演講比賽，他隨即派我和同班好友王鵬鳴參加，要求我們自己寫成講稿，他幫我們稍加修改，并在抑揚頓挫、感情起伏上詳加指點，使我們獲得了優(yōu)勝的成績。

三

1932年，我家橫遭不測，雪上加霜，隔壁印刷廠的紙庫失火，我家被付之一炬，生活頓然落入困境。父親說：“你已經十二歲了，現在能寫會算，就不必再上學了，去學個手藝，將來好養(yǎng)家活口?！庇谑俏抑型据z學，父親托人介紹去學廚師。金校長看我好久沒有到校，連忙派同學來問原因，聽說家里要送我學廚，隨即親自趕到我家，說服我的父親：“你這兒子聰明好學，將來能上中學、大學，現在讓他去學手藝，太可惜了，趕快回到學校繼續(xù)上課，絕不要半途而廢！”父親十分為難，幸虧外祖母疼我，答應從火災時搶出的首飾中賣掉幾件，支持我繼續(xù)讀書，這才使我讀到小學畢業(yè)。金校長還竭力輔導我們參加南京全市小學畢業(yè)會考，使我名列前茅，終于可以破例保送直升初中，他欣喜萬分，又到市教育局反映情況，保送我到離家最近的國立中央大學實驗學校中學部就讀。

我進初中以后，他還常常通過他的朋友、我的中學老師朱浩然先生關心我的成長，我也常常去看望他繼續(xù)得到他的指導。但不久他調離了吉兆營小學，離得遠了，交往漸少，直到抗戰(zhàn)開始，我隨中學西遷，從此在四川流亡，聽說他也逃離南京，參加了全國中小學教師巡回服務團，住在永川。1949年我在永川從事迎接解放的斗爭，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永川縣人民政府文教科長兼永川中學校長，到處打聽他的行跡，始終沒有確切的信息，寫信到南京大學去問他的好友朱浩然教授，也說多年失去聯系，不知所往。他比我大十多歲，如果健在，已經年近百歲，我祝福他健康長壽。像他那樣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以最大的熱忱，按“德智體美群”的要求培育少年一代的教師，真是鳳毛麟角，我有幸在幼年就遇到這位啟蒙的恩師，他夯實了我一生為學的基礎，特別是他“不知則學，有疑即問”的教導，我至今銘記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