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古代、近代小說史

（一）古代小說

在歷史上，由于少數(shù)民族多居住在邊遠地區(qū)，交通阻塞，社會發(fā)展相對滯后，經(jīng)濟、文化不發(fā)達，加之文學(xué)的載體——文字的有無，造成少數(shù)民族以口頭創(chuàng)造傳承的民間文學(xué)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而以書面文學(xué)為載體的作家文學(xué)，居于次要地位。在書面文學(xué)中，又以詩歌創(chuàng)作占主導(dǎo)地位，而小說創(chuàng)作相對滯后，只是在漫漫文學(xué)長河中偶爾閃跳出的幾朵耀眼浪花。到了清朝，一些民族的小說之花才相繼綻放，逐步走向繁榮。統(tǒng)觀少數(shù)民族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實績，大致可分為傳奇小說、志怪小說、喻世小說、寓言小說、人情小說和歷史（戰(zhàn)爭）小說幾個門類。下面按照小說作品產(chǎn)生的先后和文體發(fā)展軌跡，予以歸類論述。由于古代少數(shù)民族小說數(shù)量少，原著不易看到，故對重點作品的內(nèi)容、情節(jié)做了較為具體的描述，以便于了解作品的原貌和意義。

第一章 傳奇小說——元稹《鶯鶯傳》

一、《鶯鶯傳》在唐傳奇中的地位

“‘傳奇’是指一種小說體裁，即中國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創(chuàng)作的一種寫人敘事的文學(xué)作品，相當(dāng)于近現(xiàn)代的中、短篇小說。”唐傳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說。

小說發(fā)展到唐代，除了原有的志怪小說、軼事小說外，又新產(chǎn)生了傳奇小說。作者大多以記、傳名篇，以史家筆法，傳奇聞異事。明代胡應(yīng)麟說：“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shè)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魯迅也轉(zhuǎn)引了傳奇作者“盡幻設(shè)語”、“作意好奇”、“有意為小說”之語，并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傳統(tǒng)的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主要是“記異”、“記事”，是對傳訛中的鬼神或人事的忠實的“記錄”，而傳奇小說雖源于志怪，離不開搜奇記逸、傳寫奇事，但它卻以人物傳記為多，其內(nèi)容又以言情為主，是作家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突破了史傳文學(xué)紀實的影響和束縛，主要從現(xiàn)實生活中取材，經(jīng)過加工或“虛構(gòu)”釀制而成。所以，它的出現(xiàn)，使我國小說由筆記體發(fā)展到了一個高級階段，產(chǎn)生了質(zhì)的飛躍。

“傳奇”小說作為一種文學(xué)體裁，在藝術(shù)手法上有其自身的特點。宋代洪邁《唐人小說·序》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絕?！濒斞笇Υ艘灿腥嬷锌系母爬ǎ簜髌妗拔墓P是精細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簡古者詬病；所敘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瀾，不止一點斷片的談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顯示著事跡的虛構(gòu)，以見他想象的才能了”。這樣，情節(jié)委婉曲折，結(jié)構(gòu)首尾完整，文辭生動華艷，通過對情事的想象、虛構(gòu)表達一定的思想觀念，便構(gòu)成了傳奇小說鮮明的藝術(shù)特點。

由盛唐到中唐（763—859），傳奇小說發(fā)展到了鼎盛階段，作家多，作品數(shù)量多，題材廣泛，諸如官場現(xiàn)象、黨派紛爭、朝野軼事、人情事態(tài)、俠客義士、婚姻愛情、精怪傳說、生活瑣事，等等，無所不包，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面不僅廣闊而且深刻；藝術(shù)也臻于成熟，形式漸趨完備。其中，反映世俗間愛情婚姻題材的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問題，蔣防的《霍小玉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和鮮卑族作家元稹的《鶯鶯傳》則被譽為三大傳奇，秀出于林，代表了唐傳奇小說的最高水平。由上可見，此類作品以寫實為主，很少幻設(shè)之筆，頗類史傳，善于刻畫人物。唐傳奇的這種從內(nèi)容題材、語言文字、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到創(chuàng)作方法的根本變化和發(fā)展進步，是與唐代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綜合影響和作用密不可分的，這些在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現(xiàn)。

二、元稹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

元稹（779—831），中唐詩人，文學(xué)家。字微之，拓跋氏鮮卑族后裔，后魏建國后，改姓元氏。河南河內(nèi)（今河南沁陽）人，世居京兆萬年（西安）。自幼喪父，家境貧寒，隨母刻苦自修。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十五歲，明經(jīng)及第。貞元十八年（802），二十四歲，中進士。歷任左拾遺、河南尉、四川監(jiān)察御史、江陵士曹參軍，于穆宗長慶二年（822），四十四歲，拜相。不久罷相，出任同州刺史，移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829），五十一歲，為尚書左丞。大和四年（830），五十二歲，任武昌節(jié)度使。大和五年（831），五十三歲，暴卒于武昌任所。

元稹與白居易友誼深厚，他們倡導(dǎo)“新樂府運動”，主張文學(xué)作品要“為時”“為事”而作，應(yīng)植根于現(xiàn)實生活土壤，反映人民的疾苦，指責(zé)時政弊端，反對粉飾太平和無病呻吟，強調(diào)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詩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著有詩文百卷，集為《元氏長慶集》。元稹以詩著稱，傳奇僅《鶯鶯傳》一篇，但卻在唐傳奇中穎脫擢秀，顯示出深厚的文學(xué)功力。魯迅說他“所作不多而影響甚大，名亦甚盛”。從目前的史料看，在我國少數(shù)民族小說史中，《鶯鶯傳》當(dāng)數(shù)最早的一篇。

三、《鶯鶯傳》故事梗概

《鶯鶯傳》原題《傳奇》，又名《會真記》，約作于貞元二十年（804），一說貞元十八年（802），是中唐早期作品，寫崔鶯鶯與張生的愛情故事。其大致情節(jié)是寫：唐德宗貞元年間，張生游于蒲（蒲州，唐郡名，州治在今山西省運城市蒲州鎮(zhèn)），寓于蒲東十余里之普救寺。有富室崔家之孀婦鄭氏夫人帶子女去長安途中亦暫留居寺中，敘及家事，知為張生之遠房姨母。此時，蒲地忽遭兵匪變亂，大掠蒲人。幸張生與蒲軍之將軍有舊誼，請求庇護，方使崔家母女以及所攜帶之豐厚財物得以保全。鄭氏夫人為感謝張生便以恩人兼親戚之禮宴請張生，并令幼子歡郎與愛女鶯鶯出拜。張生一見鶯鶯便心生愛慕，后委其婢女紅娘傳送書信，幾經(jīng)波折，兩人終于私相結(jié)合。后張生兩次赴長安應(yīng)試，皆因“文戰(zhàn)不勝”，“遂止于京”。其間偶有詩文往來，不久兩人的情緣便完全斷絕。后歲余，“崔已委身于人，張亦有所娶”。但張生仍耽于舊情，“適經(jīng)所居”，曾以“外兄”名義求見，鶯鶯“終不為出”，并兩次贈詩以絕之。小說對鶯鶯與張生相見、相悅、相歡、相離、終竟相棄的愛情悲劇的全過程以及人物心理、情感的變化，作了細膩的、凄婉動人的描述。

四、《鶯鶯傳》人物形象塑造

鶯鶯是唐人小說中具有獨特命運和性格的人物。她首次出現(xiàn)，便以“垂鬟接黛，雙臉銷紅”，“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的天然麗質(zhì)打動了張生。她“常服睟容，不加新飾”，且“凝睇怨絕”，張生“以詞導(dǎo)之，不對，終席而罷”。鶯鶯出身名門望族，自幼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禮教的熏陶，儀態(tài)端莊、靜雅、嬌軟，矜持內(nèi)向，自是閨中淑女。面對“性溫茂，美風(fēng)容”又兼才情富贍的翩翩少年張生，雖已萌生相悅之意，卻又極力克制，不輕易暴露內(nèi)心私密。張生以《春詞》二首通意，激起她感情的波瀾，遂答以“待月西廂下”之約。然而見面之時，她“則端服嚴容”，斥責(zé)張生以“淫逸之詞”妄圖“掠亂以求之”；并曉以大義，“特愿以禮相持，毋及于亂！”鶯鶯的前后兩重態(tài)度，正是她長期積淀的封建意識在突如其來的愛情襲擊下所產(chǎn)生的沖動、猶豫和矛盾的表現(xiàn)。經(jīng)過內(nèi)心的情與禮的激烈沖突后，她終于沖破了禮教的防線，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斂衾攜枕”至張所，主動投入張生的懷抱，在月光如洗的西廂，共度良宵，“曩時端莊，不復(fù)同矣”。然而，她的“終夕無一言”，離去時的“淚光熒熒”，以及“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復(fù)知”的不再相會，又反映了在向張生“自獻”后她內(nèi)心的羞懼與迷惑不安。直至她見到張生的《會真詩》三十韻后，才“自是復(fù)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幽會于西廂下，盡享愛情之歡娛，成為一個戰(zhàn)勝舊禮教的叛逆女性。在“人”的自由心靈上，在真實的人生意義上，顯示了愛情壓倒封建禮教的力量。

小說情節(jié)的大轉(zhuǎn)折，發(fā)生在張生兩次離蒲去長安赴試之際：對第一次張生入京，鶯鶯雖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而當(dāng)張生再次“以文調(diào)及期，又當(dāng)西去”時，鶯鶯“已陰知將訣矣”。于是，她“恭貌怡聲”，慢慢對張生說：“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shù)聲，哀音怨亂，不復(fù)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噓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边@種難以遏止的生離如同死別的悲傷之情，使她“趨歸鄭所，遂不復(fù)至”。深情、柔弱的外表下，奔涌著激情的潛流，包裹著一個堅強的靈魂?！懊髂?，文戰(zhàn)不勝，張生遂止于京?！柄L鶯在給張生的回信中，冷靜地分析了二人相愛、相離、相棄的過程，明知“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卻贈以貼身之物，其中玉環(huán)一枚，“玉取其堅潤不渝，環(huán)取其終始不絕”，“兼致彩絲一”，“因物達情，永以為好耳”；句中的“絲”與“思”諧音，更傳達出她細膩的、絕望的感情世界；然而，她自我解脫為“命也如此，知復(fù)何言！”明知所托非人，仍對那段出自內(nèi)心的真摯的愛情十分珍惜、眷戀，絲毫不悔，正是“骨化形銷，丹誠不泯”。這是一封情文并茂、迸淚瀝血，感人至深的信。它既有對張生的愛戀，又有對被棄絕命運的幽怨；它含有對張生的企望與規(guī)勸，又不愿過分貶抑自己的心志；它是對自己悲劇命運的逆來順受的坦然相承。這種與愛情共生死的決心，表現(xiàn)出了她自然生命意識中純潔而堅貞的力量。

這場悲劇的結(jié)局是一個“委身于人”，一個“亦有所娶”；可謂人離情絕，水天陌路。作品的尾聲是，張生適經(jīng)鶯鶯所居，“求以外兄見”。而鶯鶯“終不為出”，僅“潛賦一章”相贈，詞曰：“自從清瘦減容光，萬轉(zhuǎn)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dāng)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奔热槐荒銙仐?，現(xiàn)在還能說什么？只是希望你善待新人，不要讓她再像自己那樣去吞咽人生和愛情的深層悲苦，在感傷的懷念和深情的善良里，保持了她人格的尊嚴。作家用含蓄蘊藉、簡樸靈動的筆觸，從人物對愛情的內(nèi)心體驗著力，幽微曲折地層層揭示出一個上層社會出身的叛逆女性，由于出身、教養(yǎng)和環(huán)境所造成的性格悲劇的特點，描繪出她從矜持、凝重、寡言、內(nèi)斂，到踟躕、疑慮、愁怨、凄惻，到勇敢堅定的心路歷程，真實、準確、多層次地把握住了一個涉世未深的純真少女的美好情懷。這也是在中國敘事文學(xué)史上首次出現(xiàn)的青春少女的成功形象。明代著名回族思想家、文學(xué)家李贄對元稹刻畫的鶯鶯微妙的心理情狀有這樣的評價：“嘗言吳道子、顧虎頭（顧愷之），只畫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狀，無形無象，微之畫來的的欲真，躍躍欲有。吳道子、顧虎頭，又退數(shù)十舍矣”。當(dāng)代一位論者做了這樣的歸結(jié)：“曲終人散，唯有鶯鶯用她生命的律動所譜寫的戀情哀歌，不絕如縷地回響于人類永恒的精神王國，讓人們深切地感受著一個東方女性靈魂所蘊含的情操和道德，能夠升華到何種優(yōu)美和純凈的境界?！?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3/05/12362156934692.png" />由此，《鶯鶯傳》不僅是唐代傳奇小說的代表作，也使它成為千年以來中國最為著名的愛情小說之一。

關(guān)于張生的形象，歷來見仁見智，褒貶不一。張生初見鶯鶯，就因其“顏色艷異，光輝動人”而“幾不自持”，以致“行忘止，食忘飽”，“自是惑之，愿致其情”。鶯鶯“善屬文”，具有詩人情愫，是個多情而又涉世未深的宦門之女。張生以兩首《春詞》和《會真詩》三十韻便使她傾心相待，兩人以詩文贈答溝通了情感的渠道。他們相愛的基礎(chǔ)，是張生的翩翩風(fēng)度、能詩善文和鶯鶯的貌比傾城、多才多藝，他們才與色相配，可謂“郎才女貌”、“才子佳人”，這在一般人眼里被視作美好的姻緣伴侶，并不是處于低層次的感性欲望。然而，美好的愛情有始無終地走向分離，必然有其深層的社會原因，小說作者卻隱而不寫，除了手法上有意留下空間供讀者品猜外，亦當(dāng)有難言需諱之處。

當(dāng)然，社會生活是復(fù)雜的、多層面的。在唐代，門閥制度盛行而嚴苛，崔、盧、李、鄭、王五大姓被視為海內(nèi)第一高門。時人以能娶五姓女為最大榮耀，因為借助婚姻關(guān)系可以得到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的切實利益。“婚”與“仕”的關(guān)系十分密切，時有“‘仕’必由進士，‘婚’必與高門”之說。一旦失婚配偶，將一生為社會所輕，政治前途也就一并丟棄。鶯鶯是崔姓之女，其母亦出自鄭門，都是無比榮耀的門閥望族。但崔父已故，家道中落，母老弟幼，昔日權(quán)勢已不復(fù)存在，在社會上難以產(chǎn)生影響。而從張兩次文戰(zhàn)敗北看，可見其求仕之心極為熱切，是什么力量導(dǎo)致他無情割斷與鶯鶯間的情愛，似亦可從中見出端倪。小說中的張生對鶯鶯是付出過真情的。他曾不顧封建禮教的束縛，熱情、勇敢地追求愛情的實現(xiàn)，然而，他對自己癡心愛戀的人竟然“始亂之，終棄之”，而且是那樣的絕情，大發(fā)女人之為“尤物”、“妖精”，是“禍水”的惡論為自己作辯，到底原因何在？小說中并未交代，正是這個大空白，引發(fā)出后人對男主人公的另有難言的隱情做出種種推斷評說，或是在嚴苛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禁錮下，私奔女子是無權(quán)成為正式妻子的；或是張生在對“文戰(zhàn)不勝”的原因進行利害思索后，為個人前途計，在情與利的沖突中選擇了后者，“忍情”與鶯鶯絕交；甚至，如有人所推斷的那樣，鶯鶯的真實身份是煙花女子，她被棄的原因蓋在于此；等等。這些雖與小說本身無關(guān)，即小說中無明顯證據(jù)可論，但卻也留給讀者一些品味、遐想的空間。關(guān)于私有制時代的婚姻和愛情，恩格斯有過這樣一段論述：“結(jié)婚是一件政治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lián)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愿”（《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鶯鶯的遭遇也同樣地證明了恩格斯論斷的正確性。她和張生只是私相約會，并沒有家長的認可，也沒有牢靠的婚約，悲劇的發(fā)生是難免的?？傊?，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愛情和婚姻并不是一回事，一對才情并茂的青年男女，他（她）縱然可以把整個生命交給愛情，卻不能把幸福的婚姻交給自己。從這個角度說，張生由自己親手扼殺了純潔的愛情，又何嘗不是和鶯鶯一樣，被看作是另一種類型的受害者呢？這種愛情悲劇，實際上是一個含義深廣的社會悲劇。

五、元稹和張生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作者和張生的關(guān)系，也眾說不一。自宋代起，就有人根據(jù)元稹的詩和年譜，推斷小說即為作者元稹自述其親身經(jīng)歷的一段艷史，張生即元稹自己。此說被后世諸多論者（文章）所沿用。不過，把小說中的人事完全理解為作者的真實經(jīng)歷，總嫌牽強。張生、鶯鶯只是元稹塑造的一種藝術(shù)形象。作為文學(xué)作品，它既有作者親身體驗的生活素材，也有作者的精心結(jié)構(gòu)和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

當(dāng)然，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里，婦女的地位是低下的，往往被視為“玩物”和“禍水”。士大夫?qū)η嗄昴信诒舜讼鄲偟淖杂山Y(jié)合，一般只作為一次艷遇而終必斥之為非禮。張生與鶯鶯的行為，當(dāng)屬越“禮”之列，遲早會使張生陷入不幸。作者在小說結(jié)尾處借張生之口，就宣揚了這樣一種輕賤女性的觀念：“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粢笾粒苤?，據(jù)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并說“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稱張生的行為是“善補過”而為他辯解、開脫，這便是該小說墮入惡趣之所在了。但是，小說在寫張、崔二人相遇、相知、相愛悅時所散發(fā)的濃意真情所產(chǎn)生的感染力，卻逸出了“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這個宣揚道德操守所設(shè)定的主題。正因為作者對鶯鶯愛情悲劇情感有著獨特的體驗，才使之用發(fā)自內(nèi)心的、如泣如訴的詩人筆致，抒寫了鶯鶯這位純真少女痛苦矛盾的真摯感情和高尚靈魂，塑造了鶯鶯這個獨具個性色彩的審美形象。從字里行間透出作者對鶯鶯本人和這段愛情的肯定，也透出張生對被拋棄的初戀情人的深深眷戀和負疚心情，表現(xiàn)了作者對這種超逸、純潔的理想愛情的發(fā)自心底的渴慕?？梢姡。◤埳﹥?nèi)心深處并不是一個漠視愛情、漠視生命的無情浪子。而作者在篇末借張生之口所宣揚的陳舊理念，只不過是一塊破舊的散發(fā)著霉味兒的禮教補丁，是時代風(fēng)氣的一方焦褐的烙印而已，并無損于作品的藝術(shù)魅力。

六、《鶯鶯傳》的藝術(shù)價值及影響

《鶯鶯傳》被認為是唐以前小說史上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節(jié)、純粹寫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在小說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魯迅先生對之評價說：“唐人傳奇留遺不少，而后來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傳》而已。”

有學(xué)者認為，小說的詩化，由來已久，但在唐傳奇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意象的選擇，人物形象抒情氛圍的營造，“著文章之美，傳要眇之情”（沈既濟《任氏傳》）的主觀感情的流露，以及對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哲理思考等等，都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這在《鶯鶯傳》中也有出色的表現(xiàn)。元稹是著名詩人，《鶯鶯傳》中穿插著許多情韻兼勝的詩句，這些詩句一般不是作者的敘述語言，而是人物語言，成為作者塑造人物性格的一種重要手段，且全篇文字簡練優(yōu)美，含蓄蘊藉，情韻悠長、哀怨，可謂“文詞佳妙”，具有詩的特質(zhì)；并借鑒六朝小說和講唱佛經(jīng)等變文的形式，形成一種詩歌與散文并舉，敘事、抒情與議論結(jié)合的獨特風(fēng)格。誠如宋代洪邁《唐人小說·序》所贊嘆的那樣：“小小情事，凄婉欲絕”，記“閨閣事，咸卓有情致”，所以能夠深深地扣動著人們的心弦，就在當(dāng)時，該作品一出，便有作者的好友楊巨源的《崔娘詩》、李紳的《鶯鶯歌》與之映襯呼應(yīng)。及至后世，在文壇上更是響者如云。

例如，在小說方面，有宋代話本《鶯鶯傳》（收入羅燁《醉翁談錄》傳奇一類），明代馮夢龍擬話本《玉嬌鸞百年長恨》（《警世通言》），明人《剪燈新語》等文言小說中的愛情故事，明清之際一系列的才子佳人小說，幾乎均以《鶯鶯傳》為濫觴。直至曹雪芹的《紅樓夢》，曾多次提到張生與鶯鶯的故事，在人物關(guān)系中也影影綽綽透露出《鶯鶯傳》式才子佳人的色彩。有的論者甚至稱它為后來才子佳人小說的始祖。在戲曲方面，有宋官本雜劇《鶯鶯六幺》，趙德麟《元微之崔鶯鶯商調(diào)蝶戀花》鼓子詞十闋，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diào)》，元初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明代周公魯《翻西廂記》，以及李日華、陸采分別寫的《南西廂記》。清代查繼祖《續(xù)西廂雜劇》，程瑞《西廂印》，碧蕉軒主人《不了緣》，研雪子《翻西廂》等，不一而足。其中有的作品，如王實甫的《西廂記》，則成為家喻戶曉、經(jīng)久不朽的經(jīng)典。直到今天，除了昆曲、京劇和各種地方戲?qū)χ嵫萃猓嘘P(guān)電影、鼓書、彈詞等等，也都是對《鶯鶯傳》的重新解讀和對崔、張愛情故事的重新結(jié)構(gòu)。直到二十世紀末，這部著作還被學(xué)者們所注目，對作品的寫作時間、創(chuàng)作動機、人物原型、藝術(shù)成就等問題，仍在展開深入的探討。這些，都說明了《鶯鶯傳》對后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因之，它在中國小說史上享有一定的承啟作用和價值。

第二章 志怪小說

第一節(jié) 元好問《續(xù)夷堅志》

一、作者生平與創(chuàng)作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元間著名詩人。南北朝時期，鮮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因推行漢法而改為元姓。元好問即北魏鮮卑族拓跋氏后裔。金宣宗興定五年（1221）中進士，后歷任鎮(zhèn)平、內(nèi)鄉(xiāng)、南陽縣令，尚書省掾，左司都事，吏部主事，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等職。蒙古軍攻破金都汴京后，隨被俘官民北渡黃河，先后被羈管于山東聊城、冠縣。金亡后不仕，歸鄉(xiāng)隱居著述，編成金史籍《壬辰雜編》、金詩總集《中州集》，著有《遺山集》《續(xù)夷堅志》等?！督鹗贰酚袀?。元憲宗七年病卒于河北省獲鹿寓舍，享年六十八歲。

元好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涉及詩、詞、文、散曲和筆記小說各個領(lǐng)域，而以詩的成就為最高?！独m(xù)夷堅志》是他唯一的一部文言短篇志怪小說集。夷堅，是遠古時傳說中的人物，與大禹、伯益并稱，以專門記載傳聞的怪異故事而著稱?！读凶印珕枴分杏小耙膱月劧局敝Z。因宋代文學(xué)家洪邁（字景廬，1123—1202）曾著有志怪小說集《夷堅志》，所以，元好問便以《續(xù)夷堅志》為書名。此處的“續(xù)”，實際上并不具有續(xù)書的性質(zhì)，只是在體例上摹擬原著，在故事情節(jié)、人物形象上卻是“另起爐灶，與原著毫不相干”。這是繼洪氏之后獨立創(chuàng)作的又一部搜奇志怪的力作。該書總為四卷，共二○八篇。

二、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

元好問生活在金亡元興之際，其兄在戰(zhàn)亂中被蒙古軍所殺，他攜家輾轉(zhuǎn)逃亡，親身經(jīng)受了國亡家破之慘痛遭遇。“《續(xù)夷堅志》所記之事，上起宋仁宗統(tǒng)治時期（1023—1063），下訖蒙古憲宗蒙哥元年（1251），前后達二百年左右”。其中，多為中原陸沉?xí)r金泰和、貞祐年間“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廬演義寓言也”（石巖《續(xù)夷堅志·跋》）。但文多志怪，畢竟不能與“純史料”等量齊觀。書中諸如神鬼精靈、災(zāi)降變異、因果報應(yīng)、山川風(fēng)物、文化古跡、藥方相術(shù)、詩文逸事、世態(tài)人情等等，涉及面既雜且廣。所記之事，生活氣息濃厚，既有社會現(xiàn)實矛盾的反映，也有自然現(xiàn)象的實錄，以及一些學(xué)術(shù)考證?？傮w看來，大多寓含著某些人生的道理，具有勸善懲惡色彩，起到了知風(fēng)俗而見人心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dāng)時“父老哭向天”的動蕩、變亂的社會現(xiàn)實，但有些篇幅則因虛幻詭誕而有思想性不強之弊。下面僅就其為后人所稱道的篇章作分類評介，以見一斑。

1.反映戰(zhàn)爭給百姓帶來的災(zāi)難

如卷一的《包女得嫁》，寫宋代諍臣包公的孫女為金兵擄至北方，拷打凌逼欲高價賣之為娼，鄰里同情其遭遇而無力救助。一女巫竟挺身而出，利用巫師“合法”身份和世人迷信心理，裝神附體對主家進行威脅，使包女得嫁良家。全文如下：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泰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娼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奔丛勚骷?，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tài)。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俯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為娼？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過，不數(shù)日，嫁之。

文章揭露了金兵擄掠販賣人口的罪行，贊許該女巫的正直和智謀。文章言簡意蘊，敘述曲折有致，人物神態(tài)畢現(xiàn)，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傳奇性與現(xiàn)實性，達到了有機的統(tǒng)一。

這類作品還有卷二的《原武閻氏犬》、卷四的《泗州題壁詞》《邊元恕所記二事》等，它們從不同角度，揭示戰(zhàn)亂給百姓帶來的痛苦和不幸，抒發(fā)了作者的興亡滄桑之感，也為歷史、為后人提供了有力的實證。

2.贊揚人民的反抗斗爭精神

如卷一的《戴十妻梁氏》，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全文如下：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后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為業(yè)。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yǎng)。就令殺此人，于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眾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眾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

事情發(fā)生在元滅金的戰(zhàn)亂之后的癸卯（1243）八月，殺人者為蒙古兵營中的通事（即翻譯），稱其為“貴家奴”，當(dāng)系仗勢欺人為虎作倀的漢人。梁氏丈夫戴十系佃戶，被在其豆田中放牧的豪奴無故打死。梁氏陳尸營中，不畏官兵威脅利誘而只求公道：“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弊詈?，梁氏雖不能手刃兇手，亦飲其血而去。梁氏“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剛烈性格，被刻畫得栩栩如生。它正是人民群眾對暴戾者不滿情緒的強烈反映。從“通事”的狐假虎威、草菅人命的暴行中，不難想見蒙古貴族占領(lǐng)中原后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災(zāi)難。

又如卷一的《王增壽外力》：“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泰和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去聲）駝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駝至代州。州守信以為然，增壽復(fù)負之而歸。”金以武力征服中原，實行了“括田”（即奪田）、“簽軍”（即抓兵）、“括駝”（即搶牲畜）等一系列暴政，斷絕農(nóng)民的衣食之源，不斷激起農(nóng)民的反抗。王增壽用計將駝足釘跛，背負到代州，騙過州官后，又將駝背回，最后躲過了官府的搜刮。這種聞所未聞的反抗方式，雖然以農(nóng)民戰(zhàn)勝官府作結(jié)，但它卻給讀者留下沉重的思考：王增壽以膂力著稱，可以背負巨大的駱駝來回村府，而更多的農(nóng)民不是王增壽，他們的命運不是只能由官府任意地宰割嗎！這是一篇無聲的控訴。

3.揚善懲惡以示勸誡

《續(xù)夷堅志》中許多作品借談鬼狐、果報、人事，或曲折或直接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含有某種社會的或哲理的意蘊，以起到勸善懲惡的教化作用。如卷二的《范元質(zhì)決牛訟》，全文如下：

范元質(zhì)令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于財。彭李三水牯生一犢，數(shù)日死，棄水中。鄰張氏水牯亦生一犢。李三為牧兒所誘，竊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撻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之?！睆垚逯佟Ｔ|(zhì)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亦刺之，犢血瀝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zhì)名天保，磁州人。

范元質(zhì)采取簡便易行而又極具說服力的血型“化驗”法，對一樁難斷的公案做出正確公允的判定，讓是非大白于前。文章用簡筆勾勒出一個正直、精明的賢吏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類似文章還有卷一的《蕭卞異政》《石公陰德》等，人們對清官的稱頌，就是對污吏的鞭笞，客觀上反映了作者的鮮明立場。

書中還寫到狐妖為祟，與人相爭的故事。如卷二的《狐鋸樹》，記大定末年（約1186—1189間）獵戶鐵李炸狐的故事。全文如下：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為業(yè)。大定末，一日張網(wǎng)溝北古墓下，系一鴿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后，群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群相似，不肯做莊農(nóng)，只學(xué)殺生。俺內(nèi)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卻。今日天數(shù)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愭鑊煮油，當(dāng)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為。顧腰唯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shù)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fù)往。未二更，狐至，泣罵具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藥火發(fā)，猛作大聲，群狐亂走。為網(wǎng)所罥，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這是一篇人獸之間較力斗智的故事，充滿荒誕，但寓意頗深。獵戶鐵李以捕狐為業(yè)，群狐懼且恨，伺機報復(fù)。待鐵李張網(wǎng)系鴿，上樹誘捕時，群狐乘夜而至，圍樹惡語相罵相脅，揚言要鋸倒大樹，支鍋熬油，活烹鐵李。鐵李初懼后思，識破狐性的狡詐與“變幻無實”，次夜又至。狐果泣罵恫嚇如昨。于是，鐵李引爆火具，擲之樹下，那群黔驢技窮的妖狐只能東西亂竄，盡落網(wǎng)內(nèi)，被鐵李亂斧砍死。文章語言通俗生動，活畫出妖狐性格的狡詐與兇狠，同時寫出鐵李智勇兼?zhèn)?、“勇必降惡”的積極人生態(tài)度。

又如卷二的《胡公去狐》中寫道：“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舉為即墨令?？h廨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jù)，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為獄卒，縱遣囚系；或為官妓，盜驛傳被襥，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馀五十年矣！”彥高到任后，經(jīng)過調(diào)查，采取果斷措施，針鋒相對，以正壓邪，將狐盡逐，保住一方平安。即墨父老為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文章通過妖狐作亂之狡、之狂、之肆、之惡，與胡公治狐之良策、之威勢、之堅定、之勝利，在尖銳的矛盾沖突和鮮明對比映襯中，將胡公的膽識和正氣，表現(xiàn)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

戰(zhàn)亂時期，社會動蕩，沉渣泛起，污吏惡豪等不法歹徒對良民的傷害，實不亞于妖狐而竟過之。以上兩篇故事寫的是妖狐，實則照出了當(dāng)時社會上的妖人。試看卷四的《王生冤報》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全文如下：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為業(yè)。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為尉司跟捕急，避死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身得免，愿與君父子平分之?！蓖跻蚰浔I窯中，滿室坯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fā)火。不移時熏九人死。即攜金貝還鄉(xiāng)。數(shù)年，殖產(chǎn)甚豐，出鄉(xiāng)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興善鎮(zhèn)，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為物所憑。扶舁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fā)惡心，都將我輩燒死！尋之?dāng)?shù)年，乃今見汝，償命即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qū)逐之。何至，作法，鬼復(fù)憑語辨訴。何知冤對非法箓可制，教以作黃箓超度，或可解脫。胡陳狀齋壇，吐露實情，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

呲窳叟云：“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榫皬]《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xù)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間耳?！?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3/05/12362156934692.png" />金章宗泰和、貞祐年間，正是中原陸沉、災(zāi)變頻仍之時，政治腐敗，社會動蕩，奇事怪象層出不窮。所謂“妖孽”，當(dāng)泛指那些趁亂世興風(fēng)作浪的惡人、惡勢力。元好問作《續(xù)夷堅志》正是他飽經(jīng)憂患的晚年，對世事的滄桑，人生的真諦，王朝的興廢，命運的無常，有了更為深刻清醒的認識，作者正是借助狐鬼妖孽等制造怪事亂象來暴露現(xiàn)實的黑暗，以抒發(fā)胸中的憤懣與不平！

再如卷一的《玉食之禍》《王確為兄所撻》、卷二的《王叟陰德》，或?qū)懮莩蘩速M給子孫帶來的厄運，或?qū)懖蝗什恍⒃獾降膽土P，或?qū)懼擞谖ｋy獲得的善果，等等，則具有“勸善懲惡”的教化作用。誠如石巖所言：“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遺山之心也?！?/p>

4.其他

《續(xù)夷堅志》涉獵廣泛，如卷一的《明月泉》、卷三的《鏡辨》《古錢》《永安錢》等，是對古代文物和地名的考辨，卷二的《救熏死》《神人方》《背疽方二》、卷三的《揩牙方》、卷四的《夢靈丸》等，記述的是醫(yī)藥方劑的配制和效用，這兩類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和參考價值。卷一的《產(chǎn)龍》、卷三的《三姑廟龍見》、卷四的《廣寧山龍斗》以及卷一的《康李夢應(yīng)》、卷三的《呂內(nèi)翰遺命》《潼山莊氏》、卷四的《宣靖播越兆》《蚩尤城》等等，其中有的象征統(tǒng)治者之間為皇權(quán)爭斗的情狀，有的是對民間信仰、風(fēng)土民情的寫照，有的使用迷信的觀念來解釋諸如化石、海市蜃樓等一些自然現(xiàn)象，而更多的則是讖語、征兆，因果報應(yīng)等亂世怪象，作品多為客觀記錄，展示了那個時代方方面面的社會心理現(xiàn)象。其中，有些隱含著某些“勸善戒惡”或“知風(fēng)俗而見人心”的作用，也有一些是宣揚一種荒誕不經(jīng)、封建迷信的觀念。這類作品的特點是，荒誕之中裹挾著史料珍品，奇情怪事中蘊含著民俗風(fēng)情，精華與糟粕混雜，當(dāng)仔細鑒別取舍。

三、藝術(shù)特色

《續(xù)夷堅志》篇幅短小，內(nèi)容博雜，文體筆調(diào)簡凈雋永，豐富多樣。其主要的藝術(shù)特色是傳奇性與現(xiàn)實性的有機結(jié)合。超凡的形象和離奇的情節(jié)是構(gòu)成傳奇性的主要因素。《京娘墓》寫人鬼之戀，《狐鋸樹》《胡公去狐》寫人與狐的糾葛，而《天賜夫人》等寫的卻是“人間所不常有”的人和事。小說中的這些藝術(shù)形象和生活畫面所具有的超凡性和超現(xiàn)實性，又都借助離奇曲折、起伏跌宕的情節(jié)得以生動的展現(xiàn)，具有“奇異而又可傳示”的特征，使魏晉志怪與唐宋傳奇的敘寫方式熔于一爐，從而構(gòu)成元氏小說篇幅短小、曲折無窮的獨特創(chuàng)作風(fēng)貌。

當(dāng)然，情節(jié)的傳奇性不能脫離現(xiàn)實性。而是以怪言真，往往以怪事、異事，小事、細事而言國家社會大事，《戴十妻梁氏》《包女得嫁》直接寫現(xiàn)實生活，即使是對狐鬼故事的荒唐離奇的描寫，也能從中折射出某些社會現(xiàn)象，蘊含某種哲理，或寄寓著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悲歡憂樂、理想期望。

第二節(jié) 和邦額《夜譚隨錄》

一、作者生平與創(chuàng)作

《夜譚隨錄》是清代和邦額撰寫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說集，共四卷，計一百四十一篇。成書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五十四年（1789）初刊于濟南。

和邦額，字閑齋，號霽園主人。滿族。鑲黃旗人。其生卒年月尚無定論，然據(jù)作者于“乾隆辛亥夏六月”所作之《自序》中有“予今年四十有四矣”之句，可推知其生年當(dāng)在1736年，卒年殆不可確考。和邦額祖父和明，雍正元年（1723）武進士及第。乾隆初年，在陜、甘兩省的綠營兵中任職，合家隨軍遷居陜西宜君縣。乾隆十年（1745），和明擢升甘肅涼州鎮(zhèn)永昌協(xié)副將（從二品），其后又署理陜西固原提督靖遠協(xié)（烏蘭）軍務(wù)。據(jù)載，和明“整軍有法，待士有恩，工字能詩，雅號儒將”。這對和邦額的成長具有重要意義。乾隆十五年，和明再升閩、浙汀州鎮(zhèn)總兵（正二品）。乾隆十七年，和明卒于任上，和邦額隨父扶櫬回京。回京后不久，和邦額被選入咸安宮（在皇城內(nèi)）八旗子弟官學(xué)讀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考中順天舉人。后曾任山西東平（今昔陽）縣令和鈕祜祿氏副都統(tǒng)。

和邦額的一生，除京師外，足跡遍及陜西、青海、甘肅的朔方以及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帶，這些經(jīng)歷，豐富了他的知識，磨礪了他的心性，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刻印。除《夜譚隨錄》外，還撰有《蛾術(shù)齋詩稿》和戲劇作品《一江風(fēng)傳奇》等。他是清代著名的小說家之一。

二、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

和邦額在《夜譚隨錄》“自序”中說：“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友朋，于酒觴茶榻間，滅燭談鬼，坐月說狐，稍涉匪夷，輒為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這部書就是他平時所記神鬼狐怪故事的結(jié)集。他在“自序”中又陳述了自己的寫作動機，聲明是“非怪不錄”、“世人于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聞之，鮮不知為怪者”，指出世人不但少見多怪，而大多又不窮事理，繼而引出“圣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人見以為怪者，視之若尋常也”，表明他錄怪志怪的目的，是在于拓廣見聞，務(wù)求事理于人情、怪異之中，并進而闡明一定的哲理。

細讀本書，誠如作者所期，初則多見滿篇狐鬼妖異，然而細究其理，則大多是以怪異反映現(xiàn)實，描繪人生，針砭時弊。這種初以為荒誕不經(jīng)，繼則恍然其意在言外，進而終有所悟的見怪而睹之如常的過程，亦將帶給讀者一種精神上的享受與快意。該書是一篇篇小故事小作品的集成，每在篇章結(jié)束之后，作者便遠效司馬遷《史記》之“太史公曰”，近學(xué)蒲松齡《聊齋志異》的“異史氏曰”的寫作手法，都有一段“蘭巖曰”的評說，其中多點睛之語，亦頗可發(fā)人深思?，F(xiàn)將該書的內(nèi)容與藝術(shù)特點歸述于后。

1.揭露社會黑暗，抨擊邪惡勢力

康熙年間，社會動亂，百姓流離失所，亂兵乘機掠賣婦女，獲取暴利。卷一中的《米薌老》就尖銳地反映了這一社會現(xiàn)實：“康熙間，總兵（實為提督——引者）王輔臣叛亂，所過擄掠，得婦女，不問其年之老少，貌之妍丑，悉貯布囊中；四金一囊，聽人收買?！比h村民米薌老“年二十未娶，獨以銀五兩詣營，以一兩賄主者，冀獲佳麗”，不料買回去的卻是一個“滿臉瘢耆，年近七旬”的“老嫗”。而另一被賣的葛氏女年僅十七，“秋波凝淚，態(tài)如雨浸桃花”，她向老嫗哭訴：“父母兄弟，皆被賊殺。奴獨被擄，逼欲淫污，奴哭罵，群賊怒”，于是四兩銀子便將她賣給六十七歲的白發(fā)老翁。身遭離亂的老嫗，此時卻極為鎮(zhèn)靜，既出于自救，也是珍惜痛不欲生的葛氏女子的青春生命，巧妙地采用“李代桃僵”的方式，經(jīng)過力斗和說理，啟開了白發(fā)翁的自知之明，最后，葛氏女隨米薌老去，翁載老嫗歸。故事以濃郁的悲情始，結(jié)尾處亮出淡淡的喜氣，給底層群眾以一線生機。對比鮮明，筆法簡練，以喜寫悲，更見悲之深重。此外，作者也著意抒寫底層百姓在重壓苦難中仍然相互體貼關(guān)懷，閃現(xiàn)出人性的光輝，較之叛將亂兵之喪盡天良，相去何異霄壤！

《夜譚隨錄》中這類內(nèi)容，還有不少篇章，作者從不同角度，通過怪誕的人事鬼異，或直書或曲筆地對社會惡勢力，上至皇帝將相，下至縉紳勢要、擔(dān)夫走卒，只要所行不義、所為不法，都加以抨擊，并責(zé)之以“獸心人面”“人中妖孽”，對善良率直者示以同情。如《陸水部》《陳守備》《張五》《貓怪》《倩霞》等，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卷一的《張五》，寫某知縣“貪財好色，濫殺酷刑”，陰司的鬼卒借助陽世活人以賣豆腐為業(yè)的張五之手，將其拘執(zhí)而死，為民除了一大禍害。故事之后蘭巖評曰：“惡貫滿盈，天奪其祿……之所以假手于張，非鬼卒不能也，張目擊之，以暴其惡耳”?！顿幌肌穭t是揭露王府上至王爺，下至少子、寵妾之淫亂、兇狠和殘暴。

卷二的《陳守備》，寫四川提督岳鐘琪，聽說部下陳守備得一古鏡，便強索之，“不與，欲坑之”?？梢娊y(tǒng)治者的貪婪霸道。《貓怪三則》的第一則故事，借貓忽作人言，怒斥其家老主人的比比劣跡：“出知二州，愈事貪酷”、“做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真“所謂獸心人面”、“人中妖孽”。第二則故事寫“護軍參領(lǐng)舒某，喜詠歌”，行立坐臥，無不引聲高唱，于是，引得“一貓人立月中，既歌且舞”，細聽之，唱的竟是“敬德打朝”。故事中說舒某時時詠歌，但所詠內(nèi)容未置一字，貓僅一唱，卻是以下犯上、敢犯龍顏的尉遲敬德大鬧朝堂之曲。其中寓意，不言自明。貓能作人言、能詠歌，自是荒誕無稽之至，而作者揮動貌似荒誕之筆，借寫怪之名，通過“貓怪”凸顯貪官罪惡、朝廷腐敗，反而可以無所顧忌、痛快淋漓地大加抨擊，作者之心亦良苦矣！

卷三的《陸水部》，尤見作者的膽識。水部主事陸公榮（字生楠），本是清代的一樁文字獄案中的案犯，史書記載，雍正年間，陸生楠“以論前史獲罪”。作者以陸為故事的主人公，看似只為寫他被流放途中遇狐的一段軼事，并無意涉及文字獄本事。但在故事的頭尾處卻都暗藏玄機。故事開頭處交代陸生楠被貶斥去察哈爾戍邊的原因時，只用了四個字“不謹于言”；故事結(jié)尾處寫陸被處死的原因，而是“性愎而直，口不擇言”，也只用了八個字。一樁震驚朝野的文字獄案的主犯，卻只是因為性急耿直、口不擇言而被處死，作者于看似無意信筆揮寫之中，道出了歷史的真實與無情！對欽犯陸生楠的遭遇寄以同情，無異于對皇帝親手炮制的文字獄案進行直面抨擊，這在當(dāng)時民族矛盾一觸即發(fā)無比尖銳的情況下，盡管作者是滿洲貴族后裔，也是需要有膽氣的。試看清宗室禮親王（昭梿）對和邦額小說的斥責(zé)：“其中有記與狐為友者云：‘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楠之事，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者，亦僥幸之至矣?！?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3/05/12362156934692.png" />昭梿的話，正顯示了和邦額這位滿族作家所具有的正義感和過人膽識?！蛾懰俊饭适?，無論寫人述事以及其中所透露出的思想，都熠熠生采，堪為該書中之優(yōu)秀篇章。

2.寫朔方景物與市井生活

（1）記述朔方景物

描畫朔方奇景異風(fēng)的《蜃氣》《怪風(fēng)》《來存》《獺賄》等，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卷一的《蜃氣》寫平遙商人陶某，販貨去新疆巴里坤，路過西海時巧遇海市蜃樓的情景：“雨初霽，海中籠重霧，山色皆失”，“俄而霧散，隱隱見海中，有兩山并峙，中間一抹云氣，橫如白練。云漸闊，忽現(xiàn)一浮屠頂，金光四射，瞬息高出云表，數(shù)之得五級，俄九級。一餉時，得十三級。色如虹，繞塔盡現(xiàn)樓閣，千層萬疊，悉如五色玻璃。出沒隱現(xiàn)，須臾變化”?！按箫L(fēng)忽起，波浪拍天，樓閣浮屠，片片吹如破錦，頃刻都滅”。這種變幻莫測的奇異景象，使初見“蜃氣變幻事”的陶某，驚怪不已。作者歷歷記述，亦如親見。

卷二《怪風(fēng)》中所記，則是另一番景象：游擊將軍塔思哈，因公“以兵三十五騎從”，路經(jīng)涼州古戰(zhàn)場松山大漠之中，“白草黃云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約數(shù)千仞，色蒼紫，中有火星，萬點如螢，蔽日而來，有聲若千雷萬霆。眾皆失色，馬亦驚嘶。塔驚疑，謂此必山移矣。俄而漸近，不及回避，乃同下馬，據(jù)地閉目，互相抱持，自分齏粉。頃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滾跌，不由自主，馬踣人顛，逾時始定。次第蘇醒，彼此驚呼，幸不失一人，但皆脫帽露頂，滿面血流，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抉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驚定知痛，超乘即馳，回望高山，已在數(shù)十百里之外矣?！彼^“山移”，即一股拔地而起的大旋風(fēng)，刮得天昏地暗，飛沙走石，人物易位，沙石相互撞擊摩擦閃出萬點火星。文章通過人物突遇狂飆的切身感受，寫出了飆風(fēng)的氣勢、威力、危害，那種天崩地陷、白晝?nèi)缁薜捏@心動魄的場面，雖是他人述說，但在作者筆下卻如同親身經(jīng)歷。篇末處點及戍邊將士的艱辛生活：“非宦途不能遭此險者，亦不能及此怪異”。這類怪異，實是大自然的特殊氣象。

其他篇章如《獺賄》記“涼州多獺，腌而貨之”，“味似南方果子貍，而肥大過之”；《落漈》寫澎湖入漈者的奇遇，“船飄入落漈者，其迅如飛，瞬息不知行幾千里”；《呂琪》記嶺南桂子歷經(jīng)百年，終成仙丹；《段公子》寫平陽奢飾豪華的窯洞，等等，這些異鄉(xiāng)勝景名物，風(fēng)情奇趣，往往給人以博聞詫異、耳目一新的審美愉悅。

（2）描繪市井生活

乾隆年間，“八旗生計”問題日益嚴峻，下層旗人官兵和百姓大多苦熬于貧困境地。和邦額在作品中屢屢描繪他們“破壁通鄰”、“貧不能活”的情狀，抒發(fā)了對他們的關(guān)切和真摯的同情。

卷一中的《紅姑娘》寫的是狐貍報恩的故事，卻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八旗下層官兵的窘迫生活：下級軍官赫色，他壯年時曾為驍騎校，從征噶爾丹，年老則在北京內(nèi)城為守城門的步軍校，“一身貧病”交加。他“上城值宿，獨坐鋪中，思酒不得”，只能靠狐女紅姑娘時時周濟；他的兒子結(jié)婚，“苦無杯盤”，也由紅姑娘為他籌措。可見下級軍官生活的寒酸。此類作品還有《某馬甲》《伊五》《塔校》《永護軍》《多前鋒》《譚九》等多篇，而《譚九》最具代表性。

卷三的《譚九》，寫的是譚九旅途借宿時的一段奇異見聞。京城以種花為業(yè)的譚九，出遠郊探親，日暮，寄宿在一老婦家中。呈現(xiàn)在譚九眼前的景象是“矮屋兩椽，土垣及肩”、“室中空無所有，惟篝燈懸壁”；老婦的兒媳，“年可二十”，正是妙齡少婦，但卻“淚睫慘黛，殊少歡容”，身著旗裝，衣鞋“敝甚”、“露一肘一腓并兩踵焉”。小兒饑寒，在床頭“呱呱啼”，老婦“探袖出胡餅一枚，付之，啼始止”。繼而，老婦人招待譚九用飯，“婦陳列酒肴，瓦器絕粗，折稊（細樹枝——引者）為箸，以盆為壺，而肴皆魚肉，但冷不中啖”，從老婦口述方知媳婦本是主人巴參領(lǐng)家的婢子，按每年過中元節(jié)的慣例，這些酒肴魚肉都是主人家吃剩賞給下人的。老婦說自己的丈夫叫郝四，已經(jīng)年老力衰，不能再為主人做重活，只能“傭于野肆中，為人提壺滌器”，并囑咐譚九“明日過肆，茍見我家老翁，煩為致聲，促其急送數(shù)緡（一千文錢為一緡——引者）錢來，但言家中吃著都盡矣”。譚九疲極，倒頭便睡，老婦人家也無“被襥”提供。一夜凄冷，天明醒來，但見“古冢頹然，半傾于蒿萊枳棘之中而已”。原來譚九夜來所遇的竟然是窮得一無所有的三代“鬼魂”，為報留宿之恩，譚九找到了這三代鬼魂留在世上的親人郝四，他因“老朽無容身處，故傭工于”酒肆，為人洗滌器皿，還在為活下去苦熬。譚九感嘆久之，乃解囊贈以“青蚨（指錢幣——引者）五百”，“郝泣謝”。作者借鬼蜮寫人世，具體、生動地反映了乾隆盛世時京郊貧民的悲慘境遇，從另一個角度展現(xiàn)了八旗子弟破落的圖景。這篇作品雖然大量文字是寫死去的鬼魂，但究其重點還是在關(guān)注活著的苦苦掙扎的窮人身上，試看結(jié)尾處“蘭巖”的評說，其中有“嗟乎！鬼而貧也，尚有陽世以為不時之需；人而貧也，其將告助于誰氏耶？”反映出作者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思想。

作者游歷過西北、東南沿海等地，后又長期居留北京，對各地的風(fēng)俗習(xí)尚、自然景觀、世態(tài)人情，均有真切了解，所記事物，不僅名目繁多，筆致亦靈雋生動，使讀者宛如親見，感同身受。誠如魯迅所云，“記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觀”。

3.贊美青年男女純潔的愛情

《夜譚隨錄》中人狐之間的情愛故事，寫得多而且美。在作者筆下，狐有天狐、妖狐和情狐之分。所謂天狐，系指道業(yè)高深潛居不出的仙狐，如《香云》中的“太君”，不過是位“曲背老嫗”，但暴戾跋扈的扈十郎（黑雄狐所化）卻“觳觫而出，俯伏于太君之前”聽候斥責(zé)。妖狐，如《邱生》中化名為美女衛(wèi)素娟的老狐，這類狐本性淫亂，善施幻術(shù)以媚迷人，“采取元精，以恣其欲”，故事中強調(diào)“為其迷媚而死者，指不勝數(shù)”。第三類情狐，雖狐而非妖，講貞節(jié)，重情義，忠愛情，感恩圖報，《夜譚隨錄》中動人的愛情故事，多發(fā)生在這類狐女身上，如《梁生》《香云》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dāng)數(shù)《香云》，其大致內(nèi)容如下：

零陵喬某，“少孤貧”，“依外舅為操舟”。一日入山伐竹迷路，遇由狐幻化的老媼引領(lǐng)家中，媼有女香云，遂招喬為婿，感情甚篤。后被掌領(lǐng)一山野狐的“主姑小娘子”得知，怒責(zé)“香云婢子，何事大膽至此，不告而嫁”，便將喬禁錮，將香云“褫其衣，縛之樹上”將嚴懲；喬私解香云縛將她放走?！爸鞴眯∧镒印贝笈氨迒虜?shù)十，血流被踵”，問喬“知過能改乎？”“尚思香云否？”喬回答說“雖死九幽不忘（香云）也”。而“香云走匿山谷中，為扈十郎所得，逼欲污之，不從，錮石室，不與飲食”以逼之，香云終不屈服。香云后被天狐“太君”救出，并玉成喬與香云的“夙世緣”，送二人出山。出山后的香云因貌美被某太守公子看中，誘以榮華富貴也毫不動心，只愿做操舟為業(yè)的喬生婦。作品將人與狐的情愛隱現(xiàn)在起伏跌宕的情節(jié)中，極盡磨難、波折，更襯托出愛情的堅貞與可貴。同時，作者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與人類社會同構(gòu)的野狐“社會”——野狐之外，有掌管一山的狐主，有無惡不作的狐中敗類黑雄狐（扈十郎），還有懲惡佑善的天狐——展示出各類狐的性格，使作品內(nèi)容更趨充實、飽滿，引人入勝。

《夜譚隨錄》不僅寫人狐之戀，也寫人之戀，如《倩兒》。潮州富人江翁之子江澄，與舅母王氏之女倩兒青梅竹馬，萌生戀情。倩兒的婢女在王氏面前撥弄是非，王氏痛責(zé)其女不規(guī)，江翁亦“撻澄數(shù)十”。倩兒羞憤投環(huán)而死，“澄旦夕追思，神昏形瘠”，恰值中元節(jié)，江澄“得至女墓，撫冢一盡其哀”。作品最后寫因得一“行乞僧”以藥醫(yī)救，竟使倩女又得還魂，成全了這對癡男怨女的美好姻緣。該故事對封建禮教釀成的悲劇進行了深刻揭露。盡管故事以傳統(tǒng)喜劇方式大團圓結(jié)局，但仍給人一種沉重感，作者對江澄、倩兒生死不渝的愛情，充滿同情和贊頌。

這類作品尚有《秀姑》《阿穉》《碧碧》《小憐》《王侃》《小惠》《梁生》《藕花》《倩霞》《霍筠》《阿鳳》等多篇，塑造出一批各具性格特點的藝術(shù)形象，反映了當(dāng)時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青年男女沖破封建婚姻制度的種種桎梏對理想愛情的追求，表現(xiàn)了作者崇尚天然、純潔、無私、俠義等的審美情趣。

4.諷刺世態(tài)炎涼，呼喚美好人性

作者不以金錢權(quán)勢論賢愚，認為“村翁野老多不失其赤子之心?！睂Ω髯迦嗣裰g的真摯友情、傳統(tǒng)美德進行贊美，對人情冷暖、趨炎附勢的世風(fēng)進行鞭撻。

卷一的《崔秀才》，寫奉天一世家子劉公，性豪爽，“倜儻好客，揮霍不吝”，家產(chǎn)富有時“車馬輻輳，門庭如市”，達官、貴族、富紳之外，也有一位崔秀才來做“食客”，“崔率十余日一至，至則必有所借貸”，劉“每如其愿”，“如是者二年余”。后劉公“迭遭大故，資產(chǎn)蕩盡”、“一貧如洗”，竟至“無以卒歲”的地步。此時，親朋故舊無一恤問，皆“白眼相向”。他無奈之下，先后求告于“莫逆之交”“宦囊頗豐”的朱知縣、“總角之交”的富商城北楊君和自詡為“道義之交”“田園遍畿輔”的南城靳公子，結(jié)果這些人不是推說自己“囊無一文”、“無囊可解”，便是假意敷衍說“心與力違，束手無策”，竟無一人肯出半文相助。作者在這里寫盡了世態(tài)炎涼、人情澆薄之情態(tài)，生動地刻畫出朱知縣、城北楊君、南城靳公子這類嗜錢如命、被銅臭蝕去人性的偽善、丑惡者的嘴臉。劉公在貧困潦倒“束手待斃”之際，崔秀才突然而至，助他擺脫困境，重振家業(yè)。劉公亦因這番教訓(xùn)，一改往日的無謂的揮霍，多從經(jīng)濟上去周濟貧困無告的鄉(xiāng)鄰。為感謝崔秀才相助之恩，劉公提出要與崔秀才結(jié)為姻親，此時，崔才吐露真言，說“不可”、“自愧非人，實艾山一老狐也”。辭劉公去，永不復(fù)至。作者于故事結(jié)束后，借“蘭巖曰”寫出“富貴則趨附之，貧賤則速避之”，是俗情之常事，并再次發(fā)出“人而不如狐也”的疾呼！

卷一中的《梁生》寫“汴州梁生，少失怙恃，家極貧”，處處受人揶揄、凌辱，被人戲呼為“梁無告”，蓋譏其窮而無告之意。后在其美麗賢惠的狐妻的幫助下，由貧變富，原來那些鄙薄他的富豪如劉、汪之輩，竟又競相趨奉，垂涎其妻之美，結(jié)果一個個都受到狐女的戲弄懲戒，丑態(tài)百出，自取其辱。這篇故事與《崔秀才》可謂異曲而同工，把那些勢利小人與仗義疏財、扶困濟危的狐作對比描寫，鮮明地刻畫出嗜錢如命、情薄如紙的冷酷世風(fēng)。

作者還通過自然界其他有情有義的動物，來反襯人類社會某些人的忘恩負義、手辣心狠。卷二的《來存》專記異地的異獸、奇木，其中寫了一個“人同”的故事。西北巴里坤一帶，有一種“似猿非猿，似猴非猴”被呼為“人同”（或稱“野人”）的動物，能與人相處，做簡單的勞動。李某“曾負販于”該地，與一“人同”相處一年，“每莝豆樵汲等事，喚之悉能任使”，李“治任將歸”時，“人同”“啾唧馬前，捉銜捩鐙，淚下如沈。李亦為之酸鼻。相從十余里”后，“始悲鳴而去”。相處日久，“人同”雖是獸類，但與人也結(jié)下難分難舍的情義。又如同卷中的《獺賄》寫獺的故事，涼州多獺，且喜腌而食其肉，味甚肥美似南方果子貍。有武生名折蘭，“虬髯偉質(zhì)，食兼數(shù)人，而尤喜啖獺”。他從軍出塞，在山路上遇獺十?dāng)?shù)頭，折蘭下馬追逐，計欲獲捕?！矮H翻身返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蘭“大以為異，遂舍去”。于是，奇跡出現(xiàn)，“是夜，露宿于野，聞帳外有簌簌聲，出視，見群獺各挾草葉、裹沙棗，置榻畔而去，收之得二斗。折誓不復(fù)食獺”。寫獺獸有義，尚知報不殺之恩，但人中卻有遠不如獸者。如卷三的《馮勰》，寫商人馮勰在陳某窮困潦倒時，慷慨解囊相助，而陳某在捐得官后，反而喪盡天良地將馮勰害死。卷四的《王侃》中，寫王侃兄妹幸得狐女之助，“家賴之已富，子賴之以育，妹賴之以適君子”，可謂恩重如山，當(dāng)知恩善待了，而王妹得知其為狐女后，竟殘忍將其滅絕。忘恩負義、恩將仇報，人心之險惡竟至如此。何止“人不如獸”，竟是更惡于獸了。

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在《三官?！贰锻豕印贰吨茜贰赌程亍返任恼轮校瑢χ^能改的精神加以贊揚，鼓勵一念之善，重新振作起做人的尊嚴。試看卷三的《三官?！?，寫旗人三官保，外貌秀如好女子，“皓齒明眸，雪膚華發(fā)”，但卻暴躁之至，“負氣凌人，好勇逞力，往往于喧衢鬧市間，與人一言牴牾，或因睚眥小怨，必至狠斗兇毆”“破腦裂膚”，“鄰里畏憚，號為‘花豹子’，以其美而暴戾也”。后三官保又與綽號叫“城北之市虎”的佟韋馱及城南的張閻王暴戾相投，結(jié)成朋黨，恃力逞強“愈縱橫無所忌憚”，被人稱為“土霸”。一次夢中，三官保與威震京師的山東回人余斑龍的鬼魂較力，竟然在余斑龍舉手投足之間，三官保便如同風(fēng)卷落葉般被拋置墻外，“瞠目僵臥”，“右足五指俱折”。經(jīng)過這一番教訓(xùn)，三官?！搬θ欢冢煺酃?jié)讀書”，暴戾之氣頓消，不再做恃力逞強為害鄉(xiāng)里之事。“后入籍為羽林軍，從征緬甸，陣歿。年甫二十有零”。故事之后有評云：“一跌輒悟，改過如決，若三官保，真勇者也”。又蘭巖曰：“茍非保有從善之機，斑龍有靈，亦將奈何？”這些評說都是極中肯的。作者的這篇作品與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中改過自新的周處有異曲同工之巧，是諄諄鼓勵“有過勿憚改”，改惡從善的杰作。

又如卷四的《某太守》，寫某太守為攀附朝中權(quán)貴，竟曲意奉迎某大僚的家奴，呼其父為叔，“其父出入，太守每為執(zhí)鞭捉銜”，奴性十足，為人所不齒。他卻自以為尋得升官進階之道，處之泰然。后遇狐女，與他一席長談，責(zé)他“趨炎附勢”，是“蠅之逐臭，蚊之慕膻”，指出“奴顏婢膝”、“以達夤緣之路”，則“官位高而人品低”，“巾幗尚以為恥，須眉反不為愧？”這些話切中時弊，擊中要害，使太守如大夢初醒，“慚汗如雨”，人格復(fù)蘇，重新喚起做人的信念。

這些文章，反映了作者對人性問題的思考，表現(xiàn)出一種鮮明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具有一種催人從善向上的力量。

三、作品的藝術(shù)特色

《夜譚隨錄》的藝術(shù)特色，可概括如下：

1.內(nèi)容多講狐鬼妖異的故事，以虛幻的情事，運用超現(xiàn)實的想象，深刻地反映當(dāng)時的社會現(xiàn)實，針砭封建腐朽的邪惡勢力，贊頌平民、士子之間的誠摯友誼，謳歌青年男女忠貞不渝的愛情，表現(xiàn)出一種鮮明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和愛憎分明的情感力量。

2.大量記錄、展示西北特有的自然景觀、奇珍異獸、風(fēng)俗習(xí)尚，給人耳目一新的審美愉悅。對京都的市井生活，尤其是下層旗人官兵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了生動準確的勾勒，留意于市井語言的運用，人物的言談舉止，無不與其身份地位性格相吻合，對滿族“京味”小說的發(fā)展歷史，提供了形象的資料。

3.想象奇特，情節(jié)曲折跌宕，文筆亦簡亦繁，簡繁得當(dāng)。如《梁生》寫梁生得狐女為妻后，驚動了他的同學(xué)刺史闊少爺劉某與家資巨萬的汪某，二人不信以梁生之貧能娶美婦，便相約登門去羞辱梁某一番。這里有兩處筆墨值得注意：一處是“遂各具分金五星，標曰‘賀儀’，華服高車以往”?！敖鹞逍恰奔次逍墙?，“星”作為金錢的重量單位，約介乎“分”與“厘”之間或以下，作者僅以此三字點出，這一點兒“賀儀”，本意是要羞辱梁生，但客觀上卻自取羞辱，寫出劉、汪二人依富恃強、刻薄為人的本性；另一處是寫劉、汪二人既見梁妻狐女之后，女“捧爵以進，手指纖纖如削玉，二生顛倒，如提傀儡”，這“如提傀儡”四字，真精妙之極，既把劉、汪二紈绔炫于美色、失魂落魄、丑惡狼狽之相刻畫入骨，也以對比映襯手法將狐女之美活脫脫顯示出來?？芍^簡潔之極！

再看《陸水部》故事中，寫陸公榮（字生楠）因“不謹于言”被罷黜遠戍察哈爾這一段時，足足用了三百多字寫駝夫趙某的為人，由表及里，一層層推進：先寫趙要陸公賃他兩匹駱駝，一乘人，一馱物；繼而又要陸公付三匹駱駝的價，因他要一路伺候陸公；出發(fā)時，他又用一匹馬取代一匹駝，說騎馬上下方便，實則因駝價四倍于馬。這只是初露趙某貪小便宜的端倪。一天之后，趙便以又放牧、又炊事太忙，要陸公放牧；又幾天后，他推有病，要陸公既炊且牧，自己坐享，且挑肥揀瘦，把殘羹冷炙推給陸公。這已透出趙某得寸進尺、欺軟怕硬的狡詐與不善。最后竟發(fā)展到因“食無肉”而罵陸公，且辱及陸公的父母，以至陸公忍無可忍，“正色曰：‘吾縱不才，曾忝朝籍，況年倍汝，奈何至是’！”責(zé)備得可謂有理有據(jù)，誰知趙更為變本加厲地大罵：“吡！罷職即民耳。老去死來，螻蟻引領(lǐng)入矣，尚以此傲我乎”？至此，徹底揭示出趙某勢利小人的惡毒本性。作者不惜筆墨成功地刻畫出一個市井無賴、落井下石的刁民形象，十分生動，使讀者如見人聞聲。

總之，作者以白描見長，在作者筆下，不論是狐、是妖、是怪、是真人，書生、縣令、惡吏，皆栩栩如生，別有情致，尤其是對女性人物的刻畫，或潑辣野性，或文靜典雅，或聰慧、或質(zhì)樸、或刁鉆，都寫得有血有肉，呼之即出。

4.作者博采眾長，不拘一格，既有鮮明的筆記小說、傳奇小說的特點，也有某些通俗小說的韻味，體現(xiàn)了清代小說的綜合性的藝術(shù)特色，在文言短篇小說史上繼《聊齋志異》之后，具有承前啟后的創(chuàng)新意義。

第三節(jié) 尹慶蘭《螢窗異草》

一、作家生平與創(chuàng)作

《螢窗異草》為清代文言志怪小說集。作者慶蘭（1735—1788？）章佳氏，字似村，自號殿試秀才，化名為長白浩歌子。遼東人。滿族?！栋似焖囄木幠俊肥詹卮藭?，在《螢窗異草》題下注云：“滿洲慶蘭著。慶蘭字似村，庠生，尹文端公子?！币亩斯匆^善（1695—1771），長白（遼東）滿洲鑲黃旗人，姓章佳氏。雍正進士，累官至文華殿大學(xué)士兼軍機大臣，為雍正、乾隆間重臣，卒謚文端。慶蘭是文端公的第六子。祖父尹泰，為清代大學(xué)士，兄弟也皆為朝中顯宦。慶蘭自幼聰穎，酷愛讀書，在取得“殿試秀才”之名后，一生未仕，跟隨父兄轉(zhuǎn)任大江南北幫辦家務(wù)，得以遍游國內(nèi)各地，眼界十分開闊。父兄過世后，過著家居生活，終老林下。據(jù)其父生活的年代推知，慶蘭大約活動在乾隆年間，因之魯迅有此書“似乾隆中作”之說。慶蘭能文工詩，與當(dāng)時江南著名文學(xué)家隨園老人袁枚、詞曲獨步的江右名士蔣士銓以及京城的明義等滿族作家群友誼深厚。今研究者多認為長白浩歌子即是慶蘭的化名。除文言小說集《螢窗異草》外，慶蘭尚有詩集《小有山房詩抄》《絢春園詩抄》等，并素有畫名。

《螢窗異草》共分三編，編前均有序言，每編四卷，共十二卷，收小說一百三十八篇。該書脫稿于乾隆年間，但一直是以手抄卷流傳，至清光緒年間才由上海申報館鉛印發(fā)行。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以申報館為底本點校出版。

二、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

《螢窗異草》通過記敘明末清初的異聞奇事以及口耳相傳的神妖狐怪，揭露社會黑暗，歌頌真摯愛情，描寫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特別是中下層市民生活狀況，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藝術(shù)形象。

1.針砭時政，揭露社會陰暗面

《鐘鼐》中寫道：明朝云南鬧饑荒，“歲饑則盜起，滇南六詔以次稱兵，居民遂不能安枕?！碑?dāng)時嚴嵩父子擅權(quán)，重用小人，陷害異己，以權(quán)當(dāng)?shù)?；《玉鏡夫人》寫五湖之長、河溪之神以及南海小龍王等，均是嗜賭好淫之徒，或因賭“失其身棄其位”，或因淫亂興波作浪，“淹斃無辜數(shù)命”，危害一方；《虢國夫人》提到唐玄宗時楊國忠及其姊妹的以色亂國；《斗蟋蟀》涉及宋平章（按：參知政事，宰相職）賈似道的玩物亂政，等等。這些作品，均有影射當(dāng)時朝中權(quán)貴、地方要員，借古喻今，針砭時政的積極意義。

有些作品，如《黃灝》，寫太學(xué)生黃灝逢迎邑宰，一味投其所好，多方羅致美女奉獻，結(jié)果遭到狐女的移形懲治，先后陪伴邑宰的竟是黃的愛妾、堂妹和一只“獰毛巨犬”，邑宰最后被巨犬撲傷。狐女留詩一首，其中有“以色悅長官，應(yīng)得風(fēng)流穢；居位思邪行，當(dāng)遭韓盧（按：春秋戰(zhàn)國時古韓國良犬名）吠”之句，不啻當(dāng)頭棒喝！《子都》寫河南某邑宰，因好男色而貽誤公事，上官屢戒，竟不能奪其所好。這兩篇作品，客觀上起到了諷刺諂佞無恥之徒和貪淫好色的下層官吏的作用，揭示出官場風(fēng)氣的敗壞。

有些作品，如《假鬼》，寫社會離亂、民不聊生的背景下，一個和“龍鐘殘疾”的老母相依為命的弱質(zhì)少女，求助無門不得不扮成“惡鬼”，“被發(fā)吐舌”、“啾啾長嘯”，恐嚇過往商旅，目的是“綴拾遺物”，維系母女生命?！躲y箏》寫一少女，怕遭流兵污辱，只好毀容裝瘋，“先以炭漆其身，繼以垢泥，重以溲便”，“竟體污穢”，人稱“穢物”，方賴以茍活于亂世?？梢妱觼y時期下層百姓人生之艱辛。兩篇作品的結(jié)局雖是“鬼女”“瘋女”都找到了本應(yīng)屬于她們自己的生活和伴侶，喚醒自我人格意識，恢復(fù)了做人的尊嚴；但裝鬼裝瘋背后，含有多少血淚，多少人生悲劇啊！它們的確是社會黑暗的無情寫照。

以上作品，從幾個不同層面，記敘了社會上層腐化淫佚，底層百姓尤其是婦女所經(jīng)歷的屈辱和磨難，活畫出封建末期病入膏肓的畸形世態(tài)，令讀者看到了社會人生的某一個側(cè)面。

2.描寫愛情生活

《螢窗異草》中所記鬼狐神怪故事，多以愛情婚姻題材為主，描寫愛情生活的作品，占了較大比例，表現(xiàn)為人之戀、人狐戀、人鬼戀、人仙戀等多種內(nèi)容，且各具特點，大都寫得個性鮮明、美麗動人，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合理愿望和獲得美滿愛情的艱辛歷程。這類作品繼承了《聊齋志異》傳統(tǒng)，以詩筆寫情事，其“新穎處骎骎乎升堂入室”（梅鶴山人《螢窗異草·序》），極富《聊齋》韻致。

（1）人之戀

人和人相戀的故事，在《螢窗異草》中所占篇幅不多，卻寫得文辭清麗，凄婉動人?！妒按洹肥菍懧渫匚娜撕透患倚〗阋晕纳榈墓适?。湯汝亨工于詞、善詩賦，獨不能文，屢試不中，年屆三旬仍孑然一身?！奥渫刂?，其詞愈工”，受到市井和仕女的喜愛，時有“柳七”之美譽。丹徒巨富孫某有女貌絕倫，尤嗜湯詞，“凡有所吟，悉和湯韻”，以至思慕成疾。湯某讀到孫女譽己、和己的詞作，“乃拍案狂呼曰：‘女鐘期顧在此耶？’”亦為之傾倒。但門戶懸殊，一為巨室小姐，一為落拓寒士，雖然孫女不顧上流社會的偏見和門第懸殊，寧愿“舍甘就苦”，只求心靈的契合。但其父母卻將女兒許配豪門。終賴侍女拾翠的機智斡旋，舍身冒險為之撮合，才成就了孫女與湯生的良緣。

《仙濤》中的仙濤，為廣陵貧家女，聰穎殊麗，寧可“以白練自戕”，也不愿入富室為妾做“畫屏”中人。一猛虎為報前世之恩，助她脫出火坑，使她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秦吉了》寫男女相戀受惡勢力阻撓，得到小鳥秦吉了舍命相助的故事。情節(jié)曲折離奇，十分感人。

中國封建社會的婚姻關(guān)系，雖無明確的條文規(guī)定，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門當(dāng)戶對，等等，都是約定俗成的條件。這對青年男女無疑是枷鎖禁錮。要想自擇婚配獲得理想的愛情，就要對這些禁錮進行直面的挑戰(zhàn)。以上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主觀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叛精神和人格意識的覺醒，敢于沖破“門當(dāng)戶對”、唯父母之命是從的封建藩籬，追求與自己心靈默契、情感相投的情侶，他們也借助“媒人”從中作和，如《拾翠》中小姐的貼身侍女拾翠，《仙濤》中的老虎，《秦吉了》中的小鳥，這些“媒人”，他們與男女主人公心氣相通，凝聚成一股合力，去沖決封建婚姻制度的羅網(wǎng)，最終取得自擇婚配的自由。其中沖破重重阻撓，解決一個個矛盾，經(jīng)歷諸多曲折、磨難，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等等，構(gòu)成了作品中的曲折動人的情節(jié)，凄惻哀婉，形象鮮明，有著較為深刻的反封建思想意義和浪漫精神，極具藝術(shù)魅力。

（2）人狐之戀

在描寫愛情的作品中，人狐之戀占有較大比重，內(nèi)蘊豐富，情趣各異?！肚嗝肌贰兑丝棥贰毒G綺》《鏡兒》《桃葉仙》《弱翠》《住住》《銀針》等皆是。

《青眉》寫狐女青眉和皮匠竺十八的愛情生活和所經(jīng)受的磨難。皮匠竺十八，年僅十六歲，“貌姣好如女子”；青眉與竺同歲，“色尤姝麗，見者疑為畫圖”?！皟扇藲g愛，生死弗渝”。但竺十八卻因年輕不諳世故，屢被市井無賴所誘，變得游手好閑，沉溺賭博，最后竟墮入壞人所設(shè)圈套，將青眉輸給富家子為妾。狐女青眉機智而清醒，她對竺的錯誤不是簡單的訓(xùn)斥，而是耐心地一次一次讓他從親身經(jīng)歷中汲取教訓(xùn)，對富家子的陰謀詭計，青眉早就洞若觀火，但她并不急于戳穿，而是先“嫁”后“死”，再讓幻化的替身身藏血書留示官府，使富家子受到法律嚴懲。竺十八也在磨煉中去掉惡習(xí)，恢復(fù)勤勞本性。這樣，兩人經(jīng)過種種磨難建立的愛情，就更顯珍貴、恒久。青眉的形象被刻畫得十分鮮明，她美麗、勤勞、機敏、賢惠，而且富有經(jīng)商頭腦和才能；她敢作敢為，任勞任怨，通過自食其力、艱苦經(jīng)營，幫助窮苦的皮匠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這個藝術(shù)形象的塑造，體現(xiàn)了城市勞動者的生活理想和審美觀念，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宜織》寫柳家寶與狐女宜織相知相愛，而寶之父母卻為寶另聘陸家女兒。柳家寶為爭取幸?；橐觯阋浴靶⑿摹睘槲淦髋c父母及陸家智斗，成功地運用連環(huán)妙計，既不荒唐悖理，凸顯了“孝心”，又達到了實現(xiàn)美滿婚姻的目的。作品寫得撲朔迷離，委曲有致，表現(xiàn)了人物純潔、爽朗的性格和為追求愛情無所顧忌的堅定態(tài)度。應(yīng)該指出的是篇末的幾行文字。由于“寶所賄卜者稍稍漏言”泄露了實情，寶的“孝”實為托辭，“寶之名遂以稍減，竟困于青衿，不克騰達，咸謂為棄妻所致”?？梢姡饨ɑ橐鰧η嗄昴信異矍榻d的嚴酷程度，爭得自主婚姻之難、之可貴！

《綠綺》是寫李生父子與二狐女間生死相戀的故事。作品表層寫李生“不以嗣續(xù)為念，而唯佳麗是求”的婚姻觀，終得狐女綠綺而如愿。深層卻寫“新姨（狐女）”與李父之間伴讀十年，“兩情眷眷”，但不及于亂。因為她自尊自愛，不愿破壞別人家庭和夫妻關(guān)系，直到李父死后，才在陰府結(jié)為生死相依的伉儷。表里映襯，相得益彰。

《弱翠》寫狐女弱翠不僅貌美動人，才情亦超群拔萃。固安的王立猷，浮躁、狂傲，自恃有才，但卻屢試不中，“居恒輒郁郁不樂”。狐女弱翠適時出現(xiàn)，對其文章嘲笑、戲弄以除其狂傲之氣，又耐心開導(dǎo)，促成他潛心苦讀，兩人遂結(jié)成文字莫逆，昵稱弱翠為“掃眉才子”。王生最后也考取了功名。這篇作品一掃男尊女卑的封建積習(xí)，為“頭發(fā)長，見識短”的女子吐氣揚眉，指出婦女的才能并不遜于男子。

《桃葉仙》《鏡兒》是兩篇值得重視的作品。以往在寫人與狐鬼情戀的小說中，道士與和尚多是以降妖捉怪的面目出現(xiàn)，充當(dāng)干預(yù)、破壞的角色，使男女雙方化為離魂怨鬼，遺恨人間。而在《桃葉仙》和《鏡兒》兩篇作品中，道士與高僧則“甚諳人情”，有“惻隱仁恕之心”，成為男女雙方愛情的支持者和促成者，以“成此一段奇緣”。小說從傳統(tǒng)的觀念和套路中翻出了新意。足見作者對男女自由相戀是持開放和贊許態(tài)度的，也體現(xiàn)出作品問世的那個時代里，在婚姻領(lǐng)域反封建傳統(tǒng)的民主意識已日趨活躍的現(xiàn)實。

值得注意的是，人狐之戀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方，多是情狐。情狐除了有幻化等特殊功能外，她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并沒有脫離當(dāng)時社會生活的實際，倒是她們敢于沖破封建禮教束縛，自擇婚配的開放型女性形象，給追求自由婚姻、尋找理想愛情的青年男女以鼓舞和力量，她們所追求的愛情生活，實際上是我國封建社會末期青年男女愛情關(guān)系的一種折射，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一種凝聚和升華。

（3）人鬼之戀

《螢窗異草》中寫人鬼之戀的作品不多，其中的《裊煙》《田鳳翹》《梁少梅》《桃花女子》等，寫得卻各有特色。

《裊煙》寫的是女鬼裊煙與鄧生的一段戀情。這篇小說有兩點值得提說：一是具有較深刻的思想意義，一是藝術(shù)上有所創(chuàng)新。裊煙是一個自尊自愛、善良柔弱的女孩子，先是受到惡嫂的虐待，熟睡時被卷進席筒拋置荒野，后又被壞人拐賣進妓院，受到鴇母的凌辱，為保住名節(jié)和不玷辱先人，便自縊而死，受盡人間的苦難和摧殘。她的悲劇命運，在封建社會被壓迫的婦女中是有典型意義的。在情節(jié)安排上，先是高郵鄧生找到了夢中所見裊煙不堪凌辱要去尋死的真實場所，繼而告到官府，老鴇招供，為裊煙申了冤，之后裊煙的鬼魂便隨鄧生歸去，日夜相聚，超越了生死。這樣，小說將夢境成真、官府?dāng)喟浮⑷斯砬閼偃吻楣?jié)，連綴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使女鬼報恩之類小說的老套路，得到了更新。

《田鳳翹》的故事是寫多情女鬼田鳳翹，不忍盧孝廉無辜被一群千年猬精所害，仗義將他救出，而自己卻與猬精結(jié)仇無地存身。她想成為盧妻而隨其還家，遭到婉拒。后田鳳翹投胎盧家，與孝廉成為兄妹。小說用細膩的筆法刻畫了一個心地善良、美麗多情的女鬼形象。她救人于危難，不能做人妻、也要做人妹的鐘情特異的個性，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桃花女子》寫靈鬼桃花女子與鄭生的生死之戀。他們互不睹面，只是采用“扶鸞之術(shù)”，有事便“懸乩”召之。通過懸毫寫在乩盤上的詩句來表達彼此戀情，桃花女子執(zhí)著認真，竟至“蓋生不死，女之筆亦不輟也”。不久，鄭生死去，他們終于在冥間結(jié)為伉儷。這種新穎奇特的戀愛方式，真可稱之為古代的“網(wǎng)戀”，反映出作者超前的幻想才思。

以上作品，也同樣寫得起伏跌宕、凄惻哀婉，自有其新意和情趣。

（4）人仙之戀

在《螢窗異草》中，還時有一些人仙情戀的作品出現(xiàn)。這類作品，有的在藝術(shù)上頗具特色，而作為愛情小說卻并不成功，故事中只有神人玉成，并無真情可言。如《金三娘子》《瀟湘公主》《玉鏡夫人》《柳青卿》等，均屬此類。

《金三娘子》寫周玉聲與金三娘子的姻緣。生“少奉呂仙（呂洞賓——引者）甚虔”。赴京趕考前禱告呂仙，呂仙指示曰：“功名只問三娘子，不待朱衣暗點頭?！比镒邮巧辖缦膳?，她給周生黃金百斤，并請解、楊二神護送入京。解仙在途中救了“都中巨宦”的溺水公子，并示生以重金資助，公子之父為感謝周生便運用官府特權(quán)讓生“以北籍登鄉(xiāng)薦”。臨考時，楊仙又安排周生以重金籠絡(luò)王孝廉“為生代庖”，使生得以“廷試首列詞林”。接著，解、楊二仙又讓周生“議婚于巨族”，而巨族之女正是金三娘子之化身。周生既高中榜首，又與金三娘子喜結(jié)良緣。故事中寫盡了拉關(guān)系、走后門、找人捉筆代考種種惡習(xí)，而周生的功名、富貴、神仙美眷等等，亦是他虔誠地供奉呂仙所得到的回報。《瀟湘公主》中的瀟湘公主，為衡山大帝第四女，她與邵生的婚姻，更由其父王、母后一手包辦而定，二人只是俯首聽命而已。

《玉鏡夫人》中的玉鏡夫人，本為上帝任命的苕溪女神，為取回玉鉤與豪賭者王友直下賭，結(jié)果把自己輸給王為妻。她對身邊女官說：“予以一念之貪，墮落色界，今將從郎去，不得仍蒞是方?！薄读嗲洹穼懺赖鬯鞠闩嗲湓瓉砼c進士戴敬宸相愛，戴因醉酒而失去了柳青卿為他加在身上的修飾皮囊，在眾仙女面前暴露了大腹便便、滿臉胡須的丑陋形態(tài)，柳青卿便棄戴而去，移情予風(fēng)流倜儻、儀表堂堂的郭指揮，并大言不慚地對戴說：“自君露形，數(shù)見笑于僚輩，以故難堅舊好?！弊髡咦屵@位司香神女毫無掩飾地道出了心聲，成為重外表，無真情，“以貌取人”的世俗人物的典型代表，也是對這種不良現(xiàn)象的無聲貶斥。

在寫愛情方面，人仙情戀的作品之所以寫得最為乏力，原因在于人與仙的結(jié)合僅憑宿緣、偶然，或由神仙一手撮合，既然“佳偶由天”，而神仙又法力無邊，那就無須追求，也無力反抗，只有順從。這種“愛情”既無堅實的感情基礎(chǔ)，自然也就顯得虛浮、蒼白，缺乏美感。

3.別具一格的公案小說

《螢窗異草》中有一些類似公案的小說，從一個特殊角度揭示出復(fù)雜的人情世態(tài)，《折獄》《定州獄》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折獄》寫十八歲的縣令在老父協(xié)助下，偵破人命案件的故事。一天，縣令因公出城，遇某大戶出喪，便避讓道旁觀望。一陣風(fēng)起，撩起年輕孀婦的喪服，內(nèi)里“別有紅裳，且色甚鮮艷”，十分驚疑，便令棺木暫停放于某寺，待檢驗后方許下葬。其父聞之，喜憂參半。喜者，子能見微思著，眼光敏銳；憂者，“一衣”畢竟微小，且面對巨紳，稍一不慎便會惹火燒身。但這既非一家之私，定要秉公辦案。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獲得確鑿證據(jù)，一發(fā)破的，父子協(xié)力，為民跋履、為國馳驅(qū)，展開周密的深查細訪，寢食俱廢；頂住來自上司和巨紳家族的壓力，發(fā)出“如不得其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的誓言。終于探清案底，使兇案告破。對縣令政績，官民各有評說。小民認為，“敝邑數(shù)年來，頗遭悍吏之虐”，而“邑侯雖甚少，獨能體恤小民”，如果離任，“后有來者，恐難克繼美政也”，并為之“心戚”，可見貪官污吏之多，百姓災(zāi)難之重，清官之可貴難得；而其上司也以治下有此能吏為榮，“將飛章薦揚”。正當(dāng)官民交口同贊，飛黃騰達有望之時，該縣令卻“即日以養(yǎng)告歸，奉父旋里”。但年紀輕輕，便功成告退，愿做孝子回鄉(xiāng)侍奉老父頤養(yǎng)天年，他內(nèi)心里又藏有多少威壓？使人不能不為之感嘆，為之沉思！

隨園老人認為此篇小說中父“老成持重”，子“年少聰察”，皆可立傳。慶蘭出身于仕宦之家，對官場內(nèi)幕，自然知之甚詳，身為布衣，他又能從普通百姓角度對官場進行剖視，這樣從上下內(nèi)外多方面看問題，就比較客觀公正。這也許就是他能寫出此類文字的深層原因吧。該作品情節(jié)起伏跌宕，張弛有度，有較強的邏輯性和思辨性。

《定州獄》寫一位定州知府緝兇斷案的故事。小說以一只女鞋為聚焦點，案件由此生發(fā)，又由此歸結(jié)，一波三折，案中套案，寫得集中而緊湊，是比較規(guī)范的公案小說?！犊伎彼尽穼懥诉@樣一個故事：多公掌管刑法，“斷案明敏”，倍受尊重。某年審判一起重案，因處決主犯的同時又處決了一個年僅十二歲的小丫頭，罪名是“開門揖盜”，引發(fā)各方爭議。為此，陰曹地府的“考勘司”將多公請至，專門組織官員對此案進行“考勘”。多公以“戶不開，則主不死”為據(jù)，“眾皆首肯曰：‘是其罪也’?！边@篇故事，是寫人命關(guān)天，“鬼神且為之留心”，對多公雖無貶詞，但對那些“喜怒任己、曲直從心”手中握有生殺大權(quán)的官吏們，無疑是一記警鐘。小說選材角度新穎，所揭示的問題對今天仍有啟示作用。

有些非公案小說，如《裊煙》《瀟湘公主》等，卻在中間插進一段公案情節(jié)，用以揭示人物命運。在《鐘鼐》《姜千里》等篇幅較長的小說中，案情所涉及的社會面廣闊且復(fù)雜，諸如權(quán)奸的陰險殘暴，官府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動蕩，治安的混亂以及底層百姓的苦難生活狀況，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和反映。由于案情的插入，使矛盾變得尖銳復(fù)雜，情節(jié)跌宕起伏，人物個性突出，增強了作品的生動性和吸引力。

他如《陸廚》《貨郎》等，案情復(fù)雜，情節(jié)離奇，或淫亂兇殺，或枉殺無辜，雖揭示出現(xiàn)實黑暗之一角，但人物卑瑣，情趣低下，其思想藝術(shù)價值，便等而下之了。

4.其他小說

《螢窗異草》中有些小說，如《瓢下賊》《落花島》《翠衣國》《花異》《天寶遺跡》等，雖無以歸類，卻寫得各具文采。

《瓢下賊》寫一個慣賊，趁村夫外出，便潛入其家行竊。被村婦設(shè)計反鎖于室內(nèi)。竊賊狡詐無比，待鄰里持械趕來，但見屋內(nèi)除一只水瓢在甕上搖動外，一切正常，反怪村婦戲弄他們，悻悻而去。村婦先是為自己的機智擒賊“意頗自矜”，后又懷疑自己是否在“做夢”。結(jié)果是賊從甕中瓢下鉆出，將村婦殺死，財物被席卷一空。作品文字簡短，情節(jié)卻委曲盤旋，變幻莫測，類似寓言小說，富有哲理意蘊。

《落花島》寫申翊出海經(jīng)商死于船上，靈魂登上落花島所經(jīng)歷的情景。小說極寫島上花與人的關(guān)系及對人的靈魂的凈化。文筆流暢，想象奇特，意境幽美，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得到一次美的愉悅。《花異》寫王仲宏花園中的異事。王愛花成癖，園中種植各種珍稀名花數(shù)百株。自春至秋，爛漫無比，濃淡相間，燦若云錦。一天，紅白二花化作妙齡少女，披掛戎裝，在月光下，列隊對壘，操演陣勢。“一樹赤幟，旆旌亦無雜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幢，衣甲皆類霜雪，瞻之如荼”?！皟绍娊允G裳，修眉媚臉，色艷肌香，實屆閨中麗質(zhì)”。兩軍統(tǒng)帥揮動令旗，士卒“皆挺白刃，與月爭輝，喧呼酣斗”。場面壯觀，如火如荼。隨園老人評說道：花都能讀懂排兵布陣的文章，“左盲丘明將香艷千古矣！”文章情節(jié)跌宕奇幻，敘事狀物生動細膩，文筆優(yōu)美流暢，幾可與《聊齋》比肩。慶蘭文章想象的瑰麗多彩，憑此也可見一斑。

《翠衣國》寫了這樣一個故事。蔣十三養(yǎng)了一只鸚鵡。一天，他聽到一只鴝鵒（八哥）與鸚鵡對話，呼鸚鵡為“能言公”，詢問他的來歷。能言公鳴說自己本是航海商人，不幸死于島上，游魂入翠衣國，他被招為駙馬，獲贈一身翠衣，穿上“遂能飛舉”。后欲歸視故鄉(xiāng)，途中為人所獲，“羈于茲不能返。每思主愛，如割寸心”。遂低吟一絕：“雙飛何日向晴皋，每為卿卿惜羽毛。最是舌尖消瘦盡，繞籠猶自語叨叨”，請鴝鵒為他捎去。蔣十三“聞其語甚為慘然，乃起辟其籠而縱之”。后蔣病危，翠衣國將其魂魄請去，為之延壽，贈以厚禮，以報重恩。故事之后，外史氏有懇切的評說，認為此文之異，“異在間關(guān)對話，儼有鄉(xiāng)人話舊、知己談心之狀。而吟詩一段，尤為慘動心脾。宜乎，蔣子不忍聞而縱之歸也”。所以有識之士認為，不宜捉鳥入籠以為娛悅，因籠中鳥的鳴唱，其言是“凄楚”的?！罢Z雖迂而實切于理”，“惻隱君子所宜深戒焉”。